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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经济谋略



邓小平 经济谋略

发展生产,巩固敌后根据地


43 年前,抗日战争的烽火还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 持久的战争需要经济作后盾。 五十年来最严重的旱灾降临晋冀鲁豫根据地。 邓小平感慨地说:“敌后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 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率领下,根据地军民团结奋战,掀起了生产自救的
热潮。
1986 年 10 月的一天。北京中南海邓小平办公室。 身着藏青色中山服的邓小平倚在办公桌旁的圈椅上陷入沉思,左手食指
和中指夹着的那枝香烟已燃掉了一半,案前铺开的稿纸上,一行行苍劲有力 的毛笔字墨迹未干,跃然于纸上:
  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 为悲痛。
??
时光倒推到 43 年前?? 那是抗日烽火在中华大地上正熊熊燃烧的 1943 年。
这一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关键的一年,也是中国的抗日
战争走出困境、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关键的一年。
  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经过 1942 年以来的斗争,根据地严重退缩的局面已 大有改观,但由于敌人连续不断地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根据 地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面临空前的困难。
除了敌人的破坏,从 1942 年到 1943 年又发生了 50 年来最严重的旱灾。
晋冀鲁豫一些地区的农业收成只达常年的二三成,有的村庄甚至颗粒无收。 全区需要救济的灾民约达 160 万。
1943 年夏秋,发生了规模空前的蝗虫灾害。这次毁灭性的灾害波及了大
半个边区。飞蝗来时,一落地就是几座山,几道沟。黑压压的蝗虫,铺天盖 地地涌来,使太行地区 46%的地区受灾严重。受灾面积达 3000 平方公里, 受害庄稼 60 万亩,其中被吃得颗粒无收的就有 27 万亩!
这年八九月间,又遭暴雨。太行浊漳河和清漳河两岸冲走了大量滩地,
冀南、冀鲁像的卫河、运河、滏河等河流多处决口,不少县区一片汪洋,淹 没村庄三四千个。
这一年邓小平 39 岁,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
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共太行分局会议,专门研究太 行区的经济建设问题。
  邓小平在分析了当时形势后指出:“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 绝不亚于军事战线。”他提出了克服当前财政经济困难和救灾的办法:一是 发展生产,二是精兵简政,三是厉行节约。
  在太行山上,刘伯承、邓小平号召晋冀鲁豫边区各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 动。邓小平亲自作了动员报告。他提出:“去冬今春,大行区的旱灾面积占 根据地的五分之一,而敌占区流入的灾民还有很大数目。这是几年来最困难 的关头。??我们救灾的办法,除了部分的社会互济之外,基本上是靠生产。”
要靠生产救灾! 刘、邓一声令下,全区立即施行。在太行,在太岳,在冀鲁豫,在冀南,

在整个晋冀鲁豫大地上,掀起了生产自救的热潮。 在救灾中,边区政府除了尽最大的能力向灾民发放救济粮款外,还帮助
农民逐户制定生产自救计划,有效地克服了他们的迷信观念和悲观失望,调 动起人定胜天、战胜困难的积极性,还在有条件的地区帮助农民组织生产合 作社。
邓小平亲自抓生产,还亲自带头参加生产劳动。
  1943 年 8 月初,久旱之后下了一场雨,邓小平指示边区机关学校全体动 员,帮助群众补种改种,并亲自组织和指导机关工作人员帮助群众抢收。
  在邓小平的办公室里,支起了一台土造的手工纺线车。他亲自动手,带 头学纺线。他的夫人卓琳和其他女同志也都下地种粮,在家纺线,还用纺出 的线为部队编织线衣。
在刘伯承、邓小平的带头作用下,仅太行区,各部队于 1943 年即种地
10 万亩,其中开垦荒地 8 万多亩,总收入达 1500 万元以上。而且自制的香 烟自给有余,布匹、毛巾等自产物品还可往外运运销。
  从 1942 年以来,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共进行了三次大的精兵简政运 动。
  邓小平告诫一二九师全体指战员:由于长年不断的战争和日本强盗的掠 夺,天灾人祸,生活困难。但是,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就应该特别关心民间 疾苦,厉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人民才能更好地支援我们打败日本侵 略者。
邓小平就精兵简政作出了三条规定:一,调整编制紧缩机关,减少人员
马匹,充实战斗连队,并规定了比例;二,调一批相当有才能的本地干部, 到地方武委会去,加强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三,安置老弱战士、荣誉 军人从事学艺生产,半工半读。
他还带领一个极其精干的小组,到武安、沙河一带的大行军区第六分区
具体指导精简工作。 由于邓小平政委身先士卒,从而带动和促进了其他领导,尤其是机关。
他们组织机关人员分头下到军分区、旅,进行深入动员。由于刘邓的重视和
亲自抓紧,精简工作顺利完成,部队加强了战斗力,基层领导工作的力量得 到了充实,机关提高了效率;同时,节约了人力和财力,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在太行山和整个晋冀鲁豫边区,在发展生产、精兵简政的同时,还厉行
节约。部队的小米供应,主力部队由一斤半减到一斤,机关人员由一斤减到 十三两(旧制十六两为一斤)。从战士到师级干部,每人每月只发一元五到 五元的津贴费。办公费、菜金一律停发。由各单位从生产中自行解决。粮食 不够吃,以野菜充饥。刘邓二人以身作则,一样节约用粮。
  当时整个的部队和干部,都处于半饥饿状态,但是纪律严明,对群众秋 毫无犯。1943 年秋天,太行山满山遍野的成熟了的柿子挂在枝头,红彤彤的, 实在诱人,但八路军的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采摘。
  入冬了,部队好不容易才筹措到土布和棉花,由于来不及集中缝制冬装, 就把土布、棉花发给各单位,动员大家自做自穿。没有染料,就找草木灰和 树根染色;不会剪裁,就请老百姓帮忙。一双双拿惯了枪支的大手,此时却 拿起了针线??
刘伯承、邓小平也和大家一样,穿的是深一片浅一片的灰土布棉衣。有

一回,供给处的同志给他们每人做了一套细灰布的棉衣,被刘邓坚决退回, 还被斥责道:这不是对我们的爱护,是要我们脱离群众。
  刘邓和大家穿得一样,吃得一样;干部和战士穿得一样,吃得一样,有 福同享,有难同当。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军民,心能不齐,劲儿能 不往一处使吗?
  在刘、邓的领导下,我八路军和根据地的人民发展了生产,战胜了灾害, 井在反”扫荡”斗争中努力保卫夏收和秋收,保证了征粮任务的胜利完成。
  1943 年 7 月 2 日,邓小平在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上的《太行区的经 济建设》一文中总结道: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 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 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在敌人伪摧残之下,人 民创伤极其深重,”如不采取有效办法,一旦入侵元气耗尽,一旦军需民食 没有保证,敌后抗战的坚持是不能设想的。太行区就在这样的警惕下,加强 了对于经济战线的注意。”
  
用严格的税制保证根据地的经济



太行山,一道坚强的民族抗战的脊梁,在华北傲然挺立。 将军能理财否?邓小平不仅会打仗,也会管理经济。 用严格的税制来保护根据地的经济,照顾了群众的负担能力,又照顾了
抗战的需要。 “打击伪钞,保护法币”、“对外管理和对内自由”原则。
  四年中,“刘邓大军”没有得到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却坚持对 敌作战并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太行山,由北向南,绵延七百多公里,巍峨矗立在华北大地之上。在它 的西面,是山西那山岳纵横的高原山地;在它的东面,是河北、河南那一望 无际的广袤而丰饶的华北大平原。
  在这里,由于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创立、保卫和巩固 了各个抗日根据地,才籍制了日寇在华总兵力的一半,减轻了大后方正面作 战的负担,使太行山像一道坚强的民族抗战的脊梁,在华北地区做然挺立。
  1943 年 7 月,邓小平说:以八路军这样窳劣的武器,四年来没有得到一 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 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
那么,创造这个奇迹的秘诀在哪里?
  邓小平的回答是:秘诀在于,我们不仅成功地进行了军事战线的斗争, 而且获得了经济战线斗争的胜利。他说:“我们的经验是:第一,敌后的一 切离不开对敌的尖锐斗争,我们每一点经济建设的果实,都是用血换来的。 第二,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订定,必须以人 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第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 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第四,将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 经济战线上去,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
而上述经验中,其中一条成功的做法,就是“用严格的税制来保护根据
地的经济”。 在太行区抗日根据地,邓小平参与制定的税收贸易政策包括下述一些内
容:
  第一,实行统一累进税的办法;既照顾人民的负担能力,又照顾抗战的 需要。
  1943 年 4 月,边区临时参议会颁布了《晋冀鲁豫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税 则》。统一累进税这种税制,把农村同时征收的几种资产税和收入税统一在 一种税中,税率按纳税富力分等累进。实行的是“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 原则。这种税制,
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扩大了税负的负担面,使负担人数达到总人数的
80%。同时,又颁布了“存粮存款不负担”等法令,以奖励发展生产。统一 累进税实行后,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调动了各阶层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奠 定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基础,既照顾了人民的负担能力,又照顾了抗战的需要。 第二,与实行统一累进税相联系,在税收贸易的管理体制上,把税收和 贸易两个部门置于工商管理局的单一领导之下。用严格的税制来保护根据地
的经济。

  为了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并使对敌斗争容易得到胜利,邓小平制定的税 收贸易政策,是采取“对外管理对内自由”的原则。所谓“对外管理”,就 是对根据地以外的地区的贸易采取管理的办法。如:禁绝一切奢侈品,限制 非必需品的输入,同时组织根据地非必需品和多余物品(如药材、草帽等) 的输出,以换取外来的物资;组织群众性的缉私工作,给缉私者以较高的奖 励,严惩舞弊营私,等等。所谓“对内自由”,就是在根据地内部实行“贸 易自由”的政策,以繁荣市场,保障人民的需要;同时,对于商人的投机行 为,则利用公营商店和合作社的力量,加以压抑。
  由于在税收贸易上实行了“对外管理对内自由”的原则。用严格的税制 来保护根据地经济的发展,这就使得太行、太岳等地区的物价在很长一个时 期内保持稳定,而且大大低于其他地区的物价水平。尤其在 1943 年发生严重 灾荒的情况下,根据地政府采取的粮食调剂和棉布交易的政策措施对克服困 难起了极大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实行这种办法的结果,大大加强了 对敌斗争的力量,增加了税收,繁荣了市场,保障了人民的需要。”
  第三,实行“打击伪钞,保护法市”的货币政策,使之成为发展生产和 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
  国民党政府为了控制全国金融,禁止银元流通、从 1935 年 11 月 4 日起, 实行法市政策,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 发行的纸币为法定的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简称“法币”。
抗日战争中,在日寇控制的敌占区,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中国人民的物
资和财产,在货币政策上采取大量发行伪钞来兑换法币的办法,以通过掌握 法币来大量掠夺中国人民的物资和财产。
为了挫败日寇的阴谋,晋冀豫边区政府采取了“打击伪钞,保护法币”
的货币政策。其具体办法是:由晋冀豫边区冀南银行发行冀南钞票(简称冀 钞),作为根据地的法定货币。冀钞于 1939 年 10 月开始在冀南、太行地区 发行,以后又在整个华北地区流通,对于保障和促进华北地区生产、贸易的 发展和经济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保障冀钞的信用,边区政府要求冀南银行限制冀钞的发行额,因而
使冀钞在相当长时期内保证了巩固的信用(直到 1948 年 12 月中国人民银行 成立后,发行全国统一使用的人民币,冀钞才停止发行和流通)。由于冀钞 的信用是巩固的,边区政府银行把冀钞大批地贷给人民和投入生产事业,因 而赢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护,并给了伪钞以相当的打击。所以邓小平高兴地说, 冀钞“实行的结果,打击了敌人利用法市的阴谋,缩小了伪钞的市场,强化 了对敌经济斗争的阵容,给了根据地经济以有力的保障。”
  由于刘伯承、邓小平正确地领导了敌后军事战线和经济战线的斗争,并 有效地抓住了对敌展开经济斗争和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这两个敌后经济战 线“不能分离的环节”,因而使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到 1945 年抗日 战争胜利时,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已控制了 80 多座城市, 拥有 2400 万人口,军队发展到 30 余万人。“刘邓大军”已成为一支不可战 胜的力量。
  
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 孙中山说:以农为经,以商为纬。
历代封建王朝的开明君主,无不以”扶助农耕”为其治国之基。
  邓小平 28 岁当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提出独具一格的治县方略:抓春耕, 促革命。
“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
  49 年后,78 岁的总设计师对一位外国客人说,要”重视发展农业。不管 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都好办了”。
  中国是一个农耕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在中国的历史上,早 就流传着“民以食为天”的说法??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历代统治者,稍微开明一点的,都无不懂得“以农 为本”的治国方略对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重要性。
远的不说,就说近代以来——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就提出过“以农为经,以商为纬”的治国
方略。
  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提出过“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 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
邓小平与前两位伟人相比毫不逊色。早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统率千
军万马与敌寇作生死搏斗的邓小平,在忙于军机要务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根据 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他在总结太行区经济建设的经验时说,“经验告诉我 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
邓小平说这话的时候,时年 37 岁。
历史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点??
  那是 1931 年 8 月,邓小平被中共中央派往以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为中心 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时,正值红军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形势尖锐 复杂。
不久,邓小平担任了瑞金县委书记。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三次“围剿”被
粉碎后,瑞金召开了几万人的祝捷大会,群众表现了很高的热情。邓小平担 任一年多的瑞金县委书记以来,成绩卓著 61932 年冬季,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李富春找邓小平谈话。一方面,他们都是法国勤工俭学时期的同学,相互都 比较了解;另一方面,也由于邓小平在瑞金任县委书记时已经表现出杰出的 才华,因而季富春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共会(昌)寻鸿网安(远)中心县委书 记,领导这三个县的工作。
  会昌、寻邹、安远三具都是中央苏区的边缘地区,赤白对立很厉害,红 军力量较薄弱,每县只有一个独立营,赤卫军的枪支也很少,再加上”左” 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财政经济也很困难。这些情况,对苏区的经 济发展是很不利的。
  当时邓小平年仅 28 岁。他从瑞金到会昌后,一切从零开始。他以小学生 的态度,不耻下问,调查研究,彻底摸清三个县存在的问题和产生的原因。 经过深入周密的调查研究后,邓小平认为会、寻、安的工作之所以搞不上去, 主要是“左”得太厉害,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认
  
真学习马列主义、正确对待实际存在的问题,才能明辨是非,把革命推向深 入。在他的带动下,军分区和中心县委机关学习马列主义蔚然成风。他还经 常抽时间给大家讲解,分析,使大家的认识得到提高。
  邓小平为了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还领导三县人民办了很多 夜校、列宁小学、扫盲班、读报小组等。他不但组织好教员,还亲自去夜校 讲课。他在这里工作半年多来,就办起了几百所学校、几千个扫盲班,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
  在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以后,邓小平重点抓了农业生产。他分别主持 召开了会、寻、安三县的党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策。各 县又在后来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再次提出了要加强县委、县苏维埃政府、 各级区、乡苏维埃对农业生产的具体领导。根据邓小平的布置,1933 年春, 会、寻、安三县都成立了春耕生产委员会,各村成立了生产突击队,还成立 了妇女劳动委员会。这样,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春耕生产高潮便在各 县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邓小平不仅领导农业生产,而且还身体力行,经常参加劳动。他亲自犁 田、耘禾、耙田、施肥,最艰苦的时候还以人代牛,拉动犁烨。县委书记的 举动,鼓舞了三县人民。会昌、寻邬、安远三县所有机关干部在邓小平的带 动和号召下。每周星期六下午都参加了义务劳动。会昌中心县委机关除留下 伙夫一人看守外,不管刮风下雨,不论烈日当空,一到星期六邓小平都会带 领大家去参加劳动。他们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甚至连儿 童团的孩子们也跟着学习,主动到烈军属家帮助干活。为此,邓小平还专门 写下一首儿歌:
共产儿童团,
实行礼拜六, 做好半天工, 帮助烈军属。
邓小平还专门指示县儿童团书记刘凤祥请人谱曲,负责教会儿童团员演
唱。不久,这首儿歌便不胫而走,在会、寻、安三县唱开了。 由于邓小平和会、寻、安三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正确领导,以及广
大群众的艰苦努力,三县的粮食产量都大幅度上升,仅会昌县的粮食总产量
就比上一年增产二成以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革命的积极性也就日益 高涨。同时,也因为地方武装在邓小平的具体领导下顺利地开展了剿匪工作, 消灭了残存在这个地区的地主武装,红色政权也稳定下来了,各项工作的开 展也更加顺利了。
  会昌、寻邬、安远三县在邓小平领导下取得的成绩,引起了当时担任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和注意。1933 年毛泽东一 行人到会昌检查工作时,看到这里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不禁诗兴大发,填 下《清平乐·会昌》一词。词云:“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 老,风景这边独好??”
  也许从那时起,邓小平就从会、寻、安三县工作的成功经验中,悟出了 “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的道理。
  因此,当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 太行山上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短兵相接、艰苦卓绝的抗战斗争时,邓小平始终 没有忘记粮食生产、农业生产对于坚持抗战,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性。
  
他在 1943 年 7 月 2 日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中对 6 年来的敌后经济战 线的工作、特别是农业生产总结道:
  我们确定了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 自足经济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战时粮食普遍缺 乏。我们处在农村只能以农业生产为主。
  发展生产,不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需要正确的政策和精细的组织工作。 农业生产是贯穿于全年而又富于季节性的事情,严格说来,无所谓农闲 时间。??我们在春耕、秋耕、夏收、秋收的时候,都做了巨大的工作。我 们发动人民的生产热忱,反对懒汉,组织劳动力并实行调剂,改良种子,解 决牲畜农具的需要,发动儿童拾粪,号召妇女参加生产,调解租佃关系和主 雇关系,以及发动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事业??正因为我们注意了 生产的组织和领导,人民许多困难被克服了,“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准备 反攻”的口号,响遍了太行山的每个角落,获得了生产战线上年复一年的胜
利。
  39 年后,78 岁高龄的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 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 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都好办了。”
如果我们联系到 28 岁的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抓农业的经历,联系到 37 岁
的一二九师政委亲自抓根据地农业生产的经历,来理解 78 岁高龄的邓小平所 说的上面一段话,我们就不难理解这段话中所包含的深厚的历史底蕴!


搞不好工商业,解放区经济无法建设



  中原形势取决于两座山,一座是大别山、一座是伏牛山。大别山更重要, 中原要大定,就要控制大别山。
千里挺进大别山。刘邓大军挥师南下,逐鹿中原。 拿着钱买不到东西,有东西卖不出去,几十万大军怎么维持? 邓小平说:要善于利用原有的私人工商业。搞垮了工商业不是打倒了资
本家,而是打掉了人民的生计?? 邓小平说: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大别山,一个是伏牛山。大
别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 刘邓大军挥师南下,逐鹿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邓小平说:搞垮了工
商业不是打倒了资本家,而是打掉了人民的生计?? 大别山是一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它靠近长江,东西一
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 大别山,那连绵巍峨的崇山峻岭,那郁郁葱葱的山林野莽,既可以成为
据守生存的良好的天然要塞,也可以成为吞噬军事劲旅的虎口险地。
  1947 年,刘邓大军从太行山挺进大别山,黄河到长江南进一千里,一下 子把战争引向国民党控制的中原地区。由此,国共两党逐鹿中原之战揭开了 序幕。
次年 4 月,当时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政委的邓小平分析形势说:这个跃
进的意义可不要小看了,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 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下剩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 垮台了??
要知道,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并且能够在大别山站稳脚跟,是来之不
易的。因为仅在红军时期,共产党的军队就曾先后三次在大别山建立了根据 地,又先后三次撤出过那一地区??
对于刘邓大军来说,要想在大别山上站稳脚跟的特殊困难在于:第一,
这里与太行山不同,山高路窄,地形复杂。我军从北方到南方,由平原到山 地,饮食不习惯,言语不相通,地形不熟悉,穿不惯草鞋。如之常常夜间行 军,使部队极不适应。第二,这个地区过去虽然曾经是红军的革命根据地, 但红军走后,国民党对当地群众进行了极其残酷的镇庄,使当地群众不敢同 我军接触。刘邓大军到大别山后,反动势力威胁群众,断我军粮,绝我生存 之路,使我部队吃不上饭,找不到向导,常常陷于饥饿、疲劳、迷途之中。 第三,我军面临二十三个旅的敌人重兵,连续作战,已极度疲劳,产生了一 些畏难情绪。
邓小平后来回忆这段往事说:“我们逐鹿中原,四面都是敌人!” 当时,刘邓大军远离后方,整天背着几十万敌军在这里转,弹药、粮食、
被服得不到补充,战士们不服水土,很多人生病闹疟疾,伤病员得不到很好 的治疗,群众基础、物资供给都远不如解放区??
  1947 年 10 月的大别山,秋犹未过,但早晚已是寒气袭人,由于刘邓大 军远离后方,供应不及,指战员们穿的还是夏天的单衫单裤??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集结大别山北麓的七个整编师的兵力,对我

军进行合围?? 战事险,军情急。但在大别山的斗争,又岂止军事斗争!
当时邓小平面临的任务,除了指挥部队作战外,还有复杂的经济斗争。 那还是在 1947 年 10 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一个热
火朝天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共产党的各解放区中开展起来了。 鄂豫皖解放区也不例外,区内各地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
分浮财的土改运动。但是,大别山与别的解放区是不同的。在这里,敌情严 重复杂,群众疑虑甚多,加之共产党曾三次从这里撤走,如果这次再走,者 百姓能承受得了吗?在土改中,一些地区的干部又犯了严重的“左”倾急性 病,在政策和策略上发生了失误。这些作法,非但不利于发动群众,反而脱 离了群众,甚至侵犯了群众的利益。
邓小平及时地觉察了这些问题。 他说,“‘左’的倾向,表现在土改中划阶级‘左’,把地主富农同样
对待,侵犯中农,对中农采取拒绝态度;新区工作中犯急性病,打击面宽, 工商业政策‘左’??现在如果不克服‘左’的倾向,就不能把上改搞好, 也不能把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好。”
  他指出,“新区和华北不同,华北有大批的公营合作社,有将近十年积 蓄的力量,六年以上的经验,新区则没有这样的基础和条件。所以我们要善 于利用原有的私人工商业,逐渐组织好自己的经济,在群众运动中就要注意 这个问题,包括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内,一律不准没收,不准停业,如群众 分了的,要赶快组织恢复生产??组织经济不是一天的事,要不断检查税收 标准和工商政策,把着眼点放在战争供应和人民生计上面。”
他针对“左”倾急性病提出的“不让资本家剥削”的口号批驳道:说不
让资本家剥削,听起来是革命思想,一算帐就知道这不是革命思想,并可使 革命遭受失败。资本家做生意,当然要赚钱,而且要有剥削,但是一个商号 倒闭了,或者我们把它没收了,要影响到比资本家剥削所得多得多的人民的 生计。我大军在中原,几十万人要吃饭,要穿衣,不注意工商业,根本不能 维持。在新区,不管哪方面的工作,如果不知道利用私人工商业政策,就不 可能解决供应问题。
邓小平还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政策有失误,就
会导致革命的失败。 他举例说,如果对工商业的过“左”的错误政策不加以纠正,就会困难
重重,有钱买不到东西,有东西(如大别山的木头)出不了口。把油坊搞掉
了就买不到油。大别山的锅厂,以及与锅厂有联系的煤窑、小摊贩等,能养 活三万人,锅厂一停工,这三万人就立刻无法生活了。像鲁山街上这个小市 场,如果倒闭了,起码有一万人失掉生计,马上向你伸手要饭吃。我们这个 区有三万人靠种植烟草生活,如果纸烟厂垮了,不能出口,这三万人马上没 有饭吃,没有衣穿??
  邓小平在例举了大量的事实后反问道:上述种种作法,如果不加以制止 和纠正,这究竟是打倒了资本家,还是打倒了老百姓?我看这不是打倒了资 本家,而是打掉了人民的生计。
  他尖锐地指出: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搞得不好,解放区的经济无法 建设,人民的生活要受影响,那时国民党不叫我们走,我们也得走,革命就 要失败。所以要解决好工商业政策问题。私人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要扶助它发展。 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果没有政策和策略,
党的路线就是空的。他总结道:不要多树敌,应该中立的中立,应该麻痹的 麻痹,凡是今天不反对我们的,对我们都有利。正确的路线一定要用正确的 政策和策略来保证。全党同志都要学好党的政策和策略,这样,我们才会无 比的强大,谁也不能战胜我们。
  由于邓小平及时地纠正了土改工作中出现的“左”的作法,保护了包括 工商业在内的大别山的经济发展,同时在军事上又成功地击败了蒋介石对根 据地的合围,因而使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1948 年初,邓小平向中 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
  
在搞建设这个向题上。我们还是小学生



1949 年,45 岁的邓小平第一次到北京。这是他政治生涯的新起点。
  7 年后,年轻的邓小平当上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全国挂 7 个人的像; 其中一个就是他。
战火熄,江山立,刀剑能否铸犁?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是一个热情
多于理智的岁月。 他说:搞建设并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 公元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健步登上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7 年后,邓小平进入中国党政最高领导层。他说:搞建设并不比搞革命 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
1949 年,中国那具有五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这一年,邓小平在其 45 年的生涯中,第一次来到北京。 他第一次到北京,就参加了新中国的两大盛事。 一个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1949 年 9 月 21 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
召开。
  各界各阶层人士的杰出代表从四面八方而来,在胜利喜悦的气氛中欢聚 一堂。人人脸上挂着喜庆的笑容,个个心中充满了对新生活万般憧憬的激情。 在会上,毛泽东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
了。”
  会后,为祭奠在人民革命战争中牺牲的无数先烈,毛泽东率领全体代表, 挥锹撒土,庄严肃穆地为将要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了奠 基礼。
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国大典。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这些开国元勋们并肩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注视
着广场上那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在阳光下冉冉上升,倾听着《义勇军进行曲》 那雄壮有力的乐曲的鸣奏,俯看着广场上三十万欢呼雀跃的人民群众和威武 雄壮的游行队伍。在他们心中,领略的,是一派胜利的豪情壮志;感受的, 是对未来新的国家、新的事业充满信心的渴望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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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邓小平整整 45 岁。
45 年,近半个世纪的时光。
  当年那个满脸稚气、年方 16 岁的邓希贤,从他走出四川广安县的那一刻 起,便迈向了他漫长的人生旅途。他由一个有爱国心的青年,走进了共产主 义理想的殿堂。他出洋求学,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而回到祖国。他参加了大 革命的浪潮,经历了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他走上了战场,和军阀势力,和
  
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军队,整整打了二十年的仗。
  在他 45 岁的时候,他的名字——邓小平,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历 史,和我党我军建党、建军的历史,和整个中国人民的革命史紧紧相连,密 不可分。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邓小平和其他的开国元勋们,在战争年代, 为开辟中华民族的新纪元,立下了汗马功劳和不朽功勋。邓小平,作为他个 人来说,也由一名青年革命者,成长为一位叱咤风云的革命家,成为独挡一 面的战场指挥官。
  新中国建立了,仗打完了;在邓小平面前摆着的,是搞建设这一新的历 史任务。
45 岁,成为邓小平政治生涯的一个新的起点。
  1949 年 11 月,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成为“封疆”大 员而坐镇西南。
  1952 年,邓小平奉中央调遣,到北京工作,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后又先 后兼任过财政部部长、交通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
  1954 年,邓小平被任命力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 委员会副主席。
1955 年,邓小平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6 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从此,邓小平进入了中国党政最高领导集体。
  作为总书记,他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成为毛泽东主席的重要助 手。
作为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他根据工作分工,成为周恩来总理的左
膀右臂。
  正是在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以后不久,他在 1957 年 4 月在 西安干部会上明确指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
他说:我们前一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从去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 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就是要调动一切积 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 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
邓小平清醒地预见到: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
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 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
  他提醒大家说,“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问题上犯大错误,栽大跟头,并 不是没有先例的,以为在建设问题上不会栽跟头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如 果不好好学习,不总结经验,我们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跟头。”
后来的事态发展,不幸被邓小平言中。
  1958 年,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 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 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 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
  
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三年内超英赶美!” “亩产万斤放卫星!”
?? 在掀起一阵又一阵喧嚣的口号热浪之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建国
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一句妇孺皆知的四川谚语, 表达了邓小平经济谋略的真谛。
  在“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时期,邓小平提出“猫论”,开始对中国 经济发展之路的探索。
毛泽东对此不满意:“他这个人从来不讲阶级斗争,总是黑猫白猫的”。 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的理解是:他是为了使中国在 2000 年达到技术
合理化,准备采纳不管哪里来的技术、办法、发明创造和意见。
  1959 年至 1961 年,中国人民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工业生产陷于半 瘫痪状态。农业歉收。从 1959 年起,全国粮、棉、油产量连续大幅度下降,
到 1961 年,粮食产量比 1957 年减少 1000 亿斤,农用役畜甚至低于 1949 年。
1960 年城乡人均粮食消费量比 1957 年减少了 19.4%。全民族营养不良浮肿 病流行,死亡率上升到新中国建国后前所未有的高度??
导致中国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何在? 刘少奇一语中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三分天灾”,指的是从 1959 年起,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
灾害。
  “七分人祸”,则要从毛泽东 1958 年在南宁会议上严厉批判反冒进说 起。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
六亿人,泄了气不得了!” “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
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
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1956 年 6 月 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 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 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
这是在 1958 年 1 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面对九省二市和中央各部
委负责人嘻笑怒骂,激烈地批评 1956 年的反冒进。会上,周恩来、陈云等人 因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受到了指责,召来了诸如“右倾”、 “促退”等帽子。刘少奇曾指示中宣部起草了毛泽东“不看”的那篇社论, 也遭到了批评。
  会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工业产值,在 5 至 10 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 产值,要求在 5 至 8 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提出苦战三年使大部分面貌基 本上改观的口号。
“大跃进”的号角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吹响。 在一片“层层加码,步步提高,指标修改又修改,突破再突破”的热浪
中,一股以高指标、浮夸风为标志的飓风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刮 起来了。
8 月,中共中央北戴河扩大会议。“钢铁元帅”正式升帐。 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并公开宣布 1958 年钢的产量要比 1957 年翻一番,达
到 1070 万吨。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实有的开采、冶炼、运输能力所不可能达

到的指标。
  “以钢为纲”,为 1070 万吨钢而奋斗!全国 9000 万人一齐上阵,一个 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把“大跃进”推向了新的高潮。原料不足, 就砸铁碎铁,甚至连犁头、锄头也投入士高炉;燃料不足,就砍树毁林,千 山万岭,扫荡一空;材料不足,就扒民房,拆砖瓦。上层上马,大炼钢铁, 群众运动。全国城乡炼铁炉星罗棋布,漫山遍野,炉火日夜不熄??
全国处于一片热昏的海洋中。 生产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更大规模的公有
制形式过渡。
  8 月,毛泽东视察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一些办了”人民公社”的农村, 发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
  8 月下旬,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践,已经不 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 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当时风行的口号是:“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 一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竞赛开始了。 全国农村一哄而起。没有经过试验,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在全国基本
实现了公社化。到 1958 年底,全国 74 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 2.6 万个人民
公社,全国农户的 99%以上参加了公社。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会一、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体制。所有制以公社为
核算单位,分配是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实行平均分配,土地。物资和劳
动力无偿调用,生产上实行“大兵团作战”,瞎指挥成风。 人民公社化运动刮起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造成对生产力的大破坏,
结果导致了中国农村的大饥荒。而”大跃进”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在
1200 亿元以上! 这就是刘少奇所说的“七分人祸”。
1961 年 1 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正式通过“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试图对 1958 年以来煽起的“左”倾冒进狂热 有所反拨。
3 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的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这一条例规定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 大队,并允许社员有 5%的自留地。
农业六十条颁布后,一些农村在实际执行中进一步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
到生产小队一级;有些农村开始实行“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 自负盈亏、包产到户,要求放松对农业生产的控制。这些措施调动了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缓解了粮食饥荒。
  然而,“包产到户”很快受到毛泽东的批判。他认为,包产到户必然导 致“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就是走资本 主义道路。这是“中国的修正主义”。
  在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广大农民群众遭受饥荒之苦的非常时期,邓 小平出于对党和人民负责的考虑,果敢地站出来讲话了!
  邓小平积极支持农民群众创造的包产到户形式,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粮 食问题,尽快恢复农业生产。
怎样才能恢复农业生产?

  1962 年 7 月 2 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猫 论”。他说:”恢复农业,群众相当多的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 了此道理,意见是好的。??现在是,所有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 管白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就用哪一种方 法??”
  五天之后,他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提出:农业要恢复, 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政策。一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农民能够积极发 展农业生产,多搞点粮食,把经济作物恢复起来。二是工业支援农业。
怎样才能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邓小平认为: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就是要“从体制上来解决”,
“改变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现有关系”。 他主张,应当让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都“合法起来”,只要能恢复农业
生产,就应该给以承认和支持。“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 的形式,看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他还借用一 句四川谚语说明自己的观点:”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邓小平的这番话,向全体在场的团中央委员,也向全国的党员、人民群 众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在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以后, 邓小平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引导中国摆脱困境、谋求发展的思路:
摆脱困境、谋求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发展
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在于改革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状况的方面和环节。改革 生产关系所持的基本态度应当是,哪种生产形式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 产力,就采用哪种生产形式;哪种生产形式为群众所乐意接受,就采用哪种 生产形式。并且要使这种生产形式在理论上、制度上合理合法起来。
当我们立足于当今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来重温邓小平 34 年前的这
番讲话时,我们不难看出:二、三十年后,邓小平用以指导中国改革和发展 生产力的基本思路,在这番讲话中已初露端倪。
正如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在其所著《天下风云一报人》中所评述的
那样:
  邓小平说过:“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他的意思是:为 了使中国在 2000 年达到技术合理化,准妥采纳不管哪里来的技术、办法、发 明创造和意见。如果这样做要放弃毛的蓝蚂蚁式的公社而代之以个人耕作和 个人利益的办法——好,那就这样做吧。我在循着长征路线深入中国内地的 过程中,看到了效果:兴旺的市场城镇,而后春笋般新盖的私人房屋,密如 柳枝的电视天线,涂红嘴唇的姑娘匆匆来往于稻田之间运谷子,5000 年来, 农村从没见过那么多的钱。如今的口号是:“让农民富起来——让中国强起 来”、“致富光荣”。
  
我是中国第二号:“走资派”



磨难和痛苦是成就事业的必修课。 毛泽东对一位来访的外国首脑说:我的接班人,一是刘少奇,二是邓小
平。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个接班人成了全国第一、二号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9 年的“一号命令”。被隔离两年多的邓小平被押送江西?? “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但邓小平当时思考
得最多的是: 这场灾难为什么会发生?该怎样结束它呢?
1987 年 4 月 30 日。 宽敞的会客厅内,宾主在坦率的气氛中交谈。客人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
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主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 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
  邓小平语调平缓、慢条斯理地谈到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一 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一九五八年经 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一九五九,一 九六○、一九六一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一 九六二年开始好起来,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 果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 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
那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被打倒??
日历翻回到 1969 年 10 月 23 日。 那天清晨,一辆载着邓小平、卓琳夫妇和卓的继母夏培根三人的汽车,
从中南海向首都机场风驰电掣般地疾驶,没有任何人送行,子女一个也不在
身边?? 邓小平胸中翻动着汹涌的波涛,但看上去仍然沉着、镇静、坚毅。
在 1966 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就同刘少奇一起,被
认为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而受到猛烈批判。从 1956 年党 的八大到 1966 年期间邓小平在党中央总书记任上的工作,从《关于修改党的 章程的报告》,到《工业七十条》,到为在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运动中 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干部甄别平反,到支持包产到户、主张 “白猫黑猫”,到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都遭到猛烈的批判,被指责为 “翻案风”、“单干风”、“修正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现在,1969 年 10 月 23 日清晨,邓小平在被隔离了两年以后,在林彪发 布的 1969 年“一号命令”的威逼下,正在被押送往江西??
  汽车在急速地向机场奔驰着。印入邓小平眼帘的,是一张张“打倒”、 “火烧”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叫刘邓永世不得翻身的巨幅标语。可悲可叹, 在这凄凉的离别时分,送行的不是亲人友人,而是这铺满京城的大标语?? 仿佛整个北京、整个中国都被这无边的标语糊满了。
飞机起飞了。

  升空,一声声引擎的轰鸣,把邓小平从漩涡的中心牵向激流和浪潮。他 坐在靠窗口的座位上,双目炯炯,看着北京远去。他心里有好多话要说,但 碍于两个护送他们去江西的解放军军官坐在不远的位置上,不便开口。
  卓琳同继母夏培根两人坐在一起絮絮细语。她们心中最不放心的是老二 胖胖。去年五月,正在北大物理系读书的邓朴方,被“乱世狂女”聂元梓操 纵的红卫兵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脊椎骨严重折裂。幸有一位工人师傅 在逆境中挺身而出,伸出了救死扶伤之手,把昏迷中的邓朴方送进了医院。 年仅 24 岁的邓朴方便开始了残疾人的生活。卓琳一想起病卧在 301 医院的儿 子,大小便失禁无人照看,生活无着落,心如刀割,愁泪涟涟。此番匆匆离 京,连告别一声都不可能。老大邓林在大学毕业后还未分配工作,不知是否 仍在被迫没完没了地交待父亲的所谓“罪行”。邓楠、邓榕、邓质方也受父 亲株连,尚未成年便被下放到边远的安徽、陕西、山西农村,连信也没法写 一封。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别恨啊!
  邓小平此刻似乎没有陷入撩人的儿女情长之中,他稳如泰山般地闭目沉 思,在考虑着比儿女情长更大、更多的事情。他在考虑,这场“文化大革命” 到底起什么作用,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场破坏力如此之大的运动?他不理 解,他这个“文革”前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当年曾指挥过第 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下江南的党的前委书记,为什么会被打成“党内第 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究竟犯了什么样的“路线错误”??? 个人的灾难,家庭的变故,人民的不幸,国家的动乱,一桩桩,一件件,不 停地在邓小平脑海中翻腾。一个国家不搞经济建设,使整个国家如风雨之舟 岌岌可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飞机在南昌市郊的向塘机场着陆。
  三天后,邓小平三人被安置住进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步兵学校原校长的 一座两层红砖的小楼,被警卫人员严密看守着。不久,邓小平被安排到新建 县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半天劳动,当钳工,直接与工人接触。下午,则到自家 院内的菜园里耕作。黄昏时,绕着院子散步。晚上,每每读书至深夜。
1971 年,经邓小平夫妇申请,他们的高位裁瘫的儿子邓朴方来到了父母
身边,邓小平的生活中又增加了照顾病人,为儿子擦澡、翻身等内容。 邓小平这一去江西就是三年。在这三年中,他过着同中国下层老百姓一
样的最普通的生活。被“文化大革命”打下去的邓小平作为旁观者,目睹了
这段“文化大革命”中形形色色的做法,使他更真实、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 人民所遭受的灾难。1984 年 3 月 25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 时曾经谈到:“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使邓小平 感到最痛苦的,当然不仅是他个人的遭遇,也不仅是当时大多数干部被打倒 所遭到的不幸。显然,使他深感痛苦的,是中国人民的灾难,是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失。痛苦使人思索。邓小平这时不能不痛苦地思考 这一切错在哪里,错误从何而来,错误怎样才能得到纠正?对“文化大革命” 他不能分担责任,因为他已经不在负责的领导岗位上。但是,他也不能不痛 苦地思考“文化大革命”前他应该分担责任的党中央的工作,哪些是搞得好 的,哪些是搞得不好的,那时候的哪些错误成为导致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的前因。——邓小平后来多次与人谈过(例如他在 1986 年 9 月 2 日在接受美 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就谈过), “文化大革命”那件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未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 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虽然说的是七十年代未的情况, 但是可以想见,“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江西劳动的邓小平,不能不开始了这 方面的深刻思考。
  1971 年,发生了林彪叛逃、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机毁人亡的“九·一三” 事件。
  林彪自我爆炸后,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立即进行了传达。邓小平和卓琳 以普通职工的身份同工人们一起听了厂领导的传忒邓小平端端正正地坐在全 厂一百多个职工中间,身板挺直,两手摆在大腿上,两眼平视,一动不动, 与会场活跃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直到文件传达结束,回到修理车间,邓 小平一直静静地听着工人们的讨论,没讲一句话。
  尽管邓小平在听传达时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他的心中已经掀起了巨澜。 林彪是少数利用“文化大革命”起家的阴谋家、野心家之一,对这种趁火打 劫之徒;邓小平是极端愤恨的。他们为了达到自己向上爬的目的,不惜把国 家搞乱,把军队搞垮,把党的优秀干部往死里整。林彪的自我灭亡,是邓小 平心中早已希望的,正如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父亲 听说林彪自我爆炸后说道:‘林彪不死,天理难容’。”可见邓小平对林彪 的深恶痛绝。
为了庆祝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邓小平全家十分高兴地坐在一起打
扑克,一直玩到深夜。
  1971 年 11 月和 1972 年 8 月 3 日,邓小平两次写信给毛主席,表示愿意 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些工作。1972 年 8 月 4 日,邓小平给毛主席的信, 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给了毛主席。
从此,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开始有了新的转机。

各方面都要整顿



1973 年 4 月的一个夜晚,邓小平戏剧性地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 邓小平复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成了“国务院副总理”。与国内报
道的低调相反,海外舆论对此事大加渲染。 毛泽东终于发话了: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各方面都要整顿!”,他返回舞台的第一句话,道出了的中国人民的
心声。 历经磨难的中国见到了复兴的希望。
1973 年 4 月的一天。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正在这里举行?? 席间,当毛泽东主席的侄女工海蓉领着昔日那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邓小平径直走向座位时,所有的来宾都吃惊得目瞪口呆?? 就在这次宴会上,邓小平被宣布为国务院副总理。 匈牙利著名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回忆说:在这次宴会上,我第一次见到
了他。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 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 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 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引起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
思索,也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 “文革”中被林彪迫害的陈毅元帅,在终于看到了林彪的灭顶之灾后不
久,于 1972 年 1 月 6 日愤然离开了人世。1 月 10 日,为陈毅元帅举行了隆
重的追悼仪式。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追悼会。毛泽东在接见陈毅的夫人张酋时, 不仅肯定了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而且表示,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 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并说,邓小平与刘少奇不一样,属于人民内部 矛盾。在场的周恩来立即暗示陈毅的子女想办法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传 出去,同时,利用毛泽东讲的话,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偏差。从此,在 周恩来力主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努力下,一些中央领导干部又 纷纷被恢复名誉,重新工作。
1973 年 2 月 20 日,在江西经历了三年多被监督劳动的磨难后,邓小平
携全家乘火车离赣返京。3 月 10 日,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 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8 月,邓小平当选为 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邓小平开始协助周恩来总理进行整顿和恢复国民 经济的工作。
邓小平复出后,面对的是满目疮痍、百废待举的局面。
  ——在“全面夺权”的动乱中,经济工作的指挥、调度和管理系统陷于 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使国民经济的运行失控。
  ——企业内部过去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当作“修正主义”的“管、 卡、压”而遭到践踏。
  ——企业管理混乱,产品质量下降,成本上升,劳动纪律松弛,工伤事 故增加??
——交通运输阻塞,物资供应困难,协作关系中断,全国大批工矿交通

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
?? 面对上述局面,邓小平心里十分明白:只有从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工
作秩序、社会秩序入手,对交通、工业、农业、科技、军队等各条战线进行 全面的整顿,才能扭转国民经济的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才能使国民经济得到 恢复和发展。
  然而,邓小平为恢复正常秩序、恢复国民经济所作的种种努力,都遭到 “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
  邓小平抓整顿劳动纪律,抓恢复正常生产;“四人帮”们就大造舆论说 “不要为错误路线生产”。邓小平整顿铁路,要求火车“安全正点万里行”; “四人帮”们就大造舆论说“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 邓小平要求学生读书,学习文化知识,提出升大学要考试;“四人帮” 就制造出“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要反教育战线的回潮,并利用他们 手中的舆论工具,拍摄电影《决裂》,宣传“一双老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格”?? 邓小平要起用一批有经验的老干部,“四人帮”就大搞“反经验主义”,
“批林批孔”,说什么“还乡团回来了”?? “四人帮”这伙祸国殃民的丑类,成天实事不干,专门摇唇鼓舌。邓小
平所做的每一件利国利民之事,在“四人帮”那里一经他们的“政治分析”、
“上纲上线”,就成为“复辟资本主义”或“搞修正主义”的“事件”。 请看——
“蜗牛事件”、为了发展我国的彩电工业,1973 年经国务院批准,准备
从国外引进彩电显像管生产线,四机部派代表团去美国考察。美国康宁公司 赠给我代表团成员每人一件玻璃蜗牛工艺品作为纪念礼品。1974 年“批林批 孔”运动一开始,四机部第十设计院一个名叫许文彬的人就此事给江青打了 小报告。江青借题发挥,一口咬定美方送蜗牛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 们爬行”。狂叫:“那个蜗牛在哪里?拿来我看,中央要它作展览!”大骂 国务院搞“卖国主义”,并责令四机部把蜗牛退到美驻华联络处去,提出抗 议。她还信口开河地说:“美国这条生产线,我们不要了。”
“‘风庆’轮事件”:“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
轮。1974 年 5 月 4 日,“风庆”轮首次由上海港远航欧洲,战胜艰险,胜利 返航。交通部派遣干部李国堂、顾文广到船上协助工作。他俩分别担任政委、 政治干事。“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对李、顾二人歧视打击,提出要他们批 判国务院、交通部在造船问题上的“洋奴哲学”、“崇洋卖国”,被李、顾 拒绝。“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整理了近万字的诬告材料,江青等便借此将 所谓“李、顾事件”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
  在“风庆”轮返航后,把李、顾二人扣留在上海,进行批斗,并且扩大 事态,扬言要“揪后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和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 邓小平。
?? 这一期间,接踵而至的“张铁生事件”、“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黄
帅事件”,“《三上桃峰》事件”??等等,件件都是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 为什么? 因为当时四届人大召开在即,周恩来因病情恶化住进医院,“四人帮”
想置邓小平于死地,由张春桥当第一副总理,并待周恩来去世后接管国务院

的大权。 毛泽东对江青等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图谋有所察觉,并对他们
多次进行批评。1974 年 7 月 17 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 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
10 月 4 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10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眼看决定国家领导人的四届人大就要召开,“四人帮”一伙认为, 决定人选的问题迫在眉睫。为此,在 10 月 17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首先 发难。她拿出“风庆”轮的传阅材料,质问邓小平: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 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邓小平说:对这个材料要调查一下!江青进一步 逼问邓小平,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小平针 锋相对地批驳江青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的意 见吗?说完,愤而退场。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早就知道他要跳,果然跳出 来了。
邓小平与“四人帮”的斗争进一步尖锐。
  1974 年 11 月邓小平到长沙看望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汇报前一段的工 作。毛泽东首先说:邓小平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坦率地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他们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泽东说:“我赞成你!他们强加于人,我也是不高兴的。” “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我这是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可见邓小平斗争的决心和意志。 面对“四人帮”对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种种干扰,毛泽东终于发话了。
1974 年 12 月 13 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和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邓
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 长三个职务”。
1975 年 1 月 5 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
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在 1 月上旬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 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 1 月 13 日到 17 日召开的四届 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病情更加沉重。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
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 示,明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

         铁路必须整顿



“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到处都是混乱。 铁路运输——国家的动脉,在混乱中艰难地维持着。 当时的高论:“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张春桥
讥讽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的火车最准点,分秒不差???” 铁路必须整顿,要反派性,抓生产。
邓小平亲率 6000 名军人,前往徐州与“造反派”谈判。 万里受命出任铁道部长。老百姓说,“铁路正点万里行”。 “火车司机不能下车吃饭,要带饭盒在车上吃,这是老章程,是有道理
的。现在随便下车吃饭,经常误点。” “值班不准喝酒,这是历来的规矩,现在也不严格执行了。喝醉了酒扳
错道岔,就会造成火车相撞的重大事故。”“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 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 “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
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 1975 年 3 月 5 日。复出以后的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正在全国 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上,发表《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 搞上去》的重要讲话。
当时,由于闹派性、打派仗,造成徐州、南京、南昌等铁路局的运输长
期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他铁 路干线的运输,“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
当时的铁路秩序,许多列车经常晚点;按实际装车能力,每天可装 5.5
万车,可 1973 年每天只装 4 万多车;1964 年铁路只发生 88 次严重事故,但
1974 年竟高达 775 次,邓小平要整顿铁路秩序,要火车安全正点。但“四人 帮”却煽动派性,叫嚷“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宁 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张春桥还嘲讽说:“第二 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的火车最准点,分秒不差,怎么能比那个。”??
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人们搞空头政治搞惯了,空喊政治口号喊惯了,形
成了一种“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意识。仿佛一抓生产就是搞修正主 义,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斩钉截铁地指出:“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 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锗的。” 他提出,要敢字当头,不能怕这怕那,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 要坚决扭转铁路秩序混乱的局面。
  对于闹派性,邓小平毫不退让地说:必须停止派性斗争。对那些被派性 迷了心窍的人,教育得过来,可既往不咎。对少数利用派性混水摸鱼,搞投 机倒把、升官发财的坏人,不处理不行。要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当 然是调头头。调动后又钻出个新的头头怎么办?钻出来再调??闹派性的头 头不服从调动怎么办?不服从调动就不发工资!
  为了扭转铁路运输工作中的混乱局面,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和全国工业 书记会议讨论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明确
  
指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铁路秩序,同各 种破坏行为作斗争,确保运输安全正点。
  1974 年到 1975 年间,徐州地区闹派性十分严重,发展成了搞武斗的“内 战”,严重地影响了铁路运输和工业生产,以致有一段时间杭州旅游区不能 对外开放。
  邓小平决定徐州铁路局首先开始整顿。他亲自带领 6000 名解放军战士到 徐州整顿铁路秩序,井同闹派性的“头头”谈判,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结 束了混乱。同时,逮捕了 3 个破坏铁路运输的造反派头头,对蓄意制造交通 事故、煽动哄抢物资、盗窃铁路器材的犯罪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打击。
  邓小平对于清除派性是十分坚决、毫不手软的;同时,他也十分注意政 策。“文革”中清查“五一六”分子时,徐州市搞了 6000 多个“五一六”分 子。邓小平说:徐州市搞了 6000 多人,这是很吓人的数字。如果按五口之家 来算,再加上他们的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涉及的面就有好几万人。他说: 搞了那么多人,不给他们落实政策,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吗?我们讲 落实政策,不光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 牵连的人的问题,必须使他们很快把包袱放下来。在落实政策时,还要注意 这样的情况:有些人虽然没有戴帽子,但是批评或者斗争过他们,伤了感情; 有的地方虽然没有清查“五一六”,但是也干了一些类似的事情。这些问题 都要妥善解决。
为了恢复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发展生产、发展经济,邓小平恢复、
起用了一批富有实际工作经验、敢抓敢管的领导干部。他把 31 名老同志安排 到部长的职位上,58 名安排为司局级领导,44 名获得了省级领导职务。他甚 至成功地任命 7 名过去被诬为“走资派”的同志为省委第一书记。
为整顿铁路交通,邓小平任命万里为铁道部长。万里受命出任铁道部长
后,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 1975 年 2 月下旬主持召开的全国主管工业的书记会 议的精神,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他顶着“四人帮”批“唯生产力论”的逆 流,派出工作组,并亲自到一些问题严重的路局,会同有关地方党委,对这 些路局进行重点整顿。工作组发动群众批判派性,撤换一批捣乱的、派性严 重的坏头头,平反错案,坚决调整领导班子,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
由于万里贯彻执行邓小平的指示措施得力,深得广大铁路职工的拥护,
铁路运输状况迅速好转。 到 1975 年 4 月份:
——堵塞严重的几条铁路都疏通了,全国 20 个铁路局中的 19 个超额完
成运输计划。
  ——全国铁路日装车平均达到 53700 多车,比 2 月份平均日装车多 10000 多车。
——煤炭日装车达 7800 多车,是 5 年来第一次完成计划。 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的整顿。1975 年前四个
月,全国欠产钢 195 万吨,包钢、武钢、鞍钢、太钢等大钢厂欠产严重。中 央于 5 月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钢铁生产立刻显著回 升。6 月份,钢的平均日产量达到 72400 吨,超过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 始补还日产。
  邓小平、万里整顿铁路交通所取得的显著成绩,被老百姓誉为“铁路正 点万里行”??
  
不上班就不发工资



  整顿初见成效,却遇到“四人帮”的干扰。“反对经验主义”的背景复 杂。
  毛泽东又说话了,“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 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邓小平得 到了支持。
邓小平要求干部大胆整顿,不要怕这怕那。 “我这个人像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一抓就几个。”
1975 年,国民经济在整顿中获得明显增长。
  1975 年 4 月,经过整顿,全国铁路日装车数创历史最好水平,列车安全 正点率也大大提高。经毛泽东 4 月 22 日同意,中央作出了《关于一九七五年 国民经济发展草案的报告》,提出了要制定十年远景规划,进一步研究经济 管理体制问题。报告虽然在某些地方带有严重的“批林批孔”色彩,然而, 从总的方面说,根据这些文件的精神,全国各条战线都开始了整顿工作,中 国的经济形势眼看着在好转。
但是,“四人帮”不甘寂寞,这时又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口号。他
们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目的,是要用这个口号重新把群众“轰”起来, 对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进行又一次围攻,从而把中国的 局势搞乱。
显然,如果听任“四人帮”发起的这场“反对经验主义”的波澜扩展开
来,无疑会对四届人大确定下来的国务院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体制产生巨大 的冲击,使中国刚刚好转的经济形势发生逆转。
毛泽东当时看出了这一点。他非常清楚,进行了八年多“文化大革命”
的中国当时需要的是安定。他不能让对经验主义的批判过于膨胀。为此,1975
年 4 月 23 日,毛泽东在姚文元呈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 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作了如下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
正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 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
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提政治局一议。
为盼
  在毛泽东批示的促动下,1975 年 4 月 27 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会上,江青作了自我批评。
  5 月 3 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 的作法。他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 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因为经验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 人家作,自己不作”。毛泽东还强调,“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 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 数人不好,历来不好。”对江青等人的问题,毛泽东说:“上半年解决不了,
  
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之后,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数次帮助。6 月 28
日,江青给“毛泽东,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的信中说:“几次政治局会 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得好”。 “我在四月二十六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当我认识到‘四 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 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表 面上也承认了错误。张春桥曾写道:“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要 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四人帮”利用“反对经验主义”干扰破坏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中心的 国务院正常工作的阴谋被粉碎了。邓小平遏制了“四人帮”的猖狂活动,赢 得了时间。为了使整个中国早日从“文化大革命”的疮痍中恢复过来,邓小 平继续大刀阔斧地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
  在解决了铁路问题以后,邓小平下一步的着重点是整顿工业。而整顿工 业的重点又是整顿钢铁工业。
  邓小平认为,要把钢铁生产搞上去,重点要解决四个问题:一是必须建 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二是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三是必须认真落实政 策;四是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
1975 年 5 月 21 日,邓小平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 5 月 29 日在人民大会
堂东大厅接见钢铁工业座谈会代表的两次讲话中着力强调:
  ——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这样 的班子,“一不是软的,二不是懒的,三不是散的。”
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干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不敢摸
老虎屁股。一个部门、一个企业的领导,不能怕这怕那。要找一些不怕打倒 的人进领导班子,条件是中央支持他们,省委支持他们”。
邓小平还风趣地作了这样一个比喻:“我这个人像维吾尔族的姑娘,辫
子多,一抓就几个”。他鼓励干部要敢于坚持原则,大胆进行整顿,不要怕 别人抓辫子。他传达了毛泽东最近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 上去的三条重要指示,指出“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今 后的工作重点是“搞生产”。要求大家加强对生产的领导,把钢铁产量搞上 去。
——要把生产搞上去,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
  邓小平语气坚硬地强调,“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 要坚决反对。有的人把党的事业闹得乌天黑地,你还等他觉悟,你能等得及 吗?要敢字当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 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他说,要发动群众斗派性,“寸步不让”, 造成一个强大的声势。
——必须认真落实政策,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邓小平特别强调;在落实政策时,“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
老劳模,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些该回到领导岗位的要调回 来,摆到适当位置上”。
——必须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起来。 邓小平指出:过去一个时期,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出了不少问题。
邓小平经济谋略的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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