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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政治评传



中文版前言


  在中国出版本人撰写的《邓小平政治评传》既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又 是多少有点胆怯的事。这本书一是写给那些母语是英语的读者,他们中的大 部分人对中国尤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详细历史还不大了解,再就是写给那些 随着传统文化逐渐成长起来的中国读者。中国与西方除了其它方面的不同 外,在传记的撰写和历史研究的方法方面也有所不同,所以中国的读者和诸 如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读者比起来,期待的事物是不同的。
  我对邓小平的兴趣不是就他个人而言,而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产生 的。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和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 用是本书的中心。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既是邓小平的传记,也是一部中国共 产党的传记,邓小平的个人习惯、爱好和心理状态——比如,他对足球的爱 好、打桥牌和勤奋地工作是广为人知的——这些东西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们 显示了邓对中国改革的某个侧面。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领导人中,很少有人在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象邓小平这样重要的作用。从少年时代起、邓小平就 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一名早期成员了。邓小平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同 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的关系都很密切。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是这些人中的两 位。他们两人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起了主要作用。
  从二十年代二十世纪后期开始,领导中国共产党战胜重重困难直到 1949 年夺得全国最后胜利的许多功绩都应当归功于毛泽东。如果把中国自二十世 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的经济迅速增长也归功于一个人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 是邓小平。
  1994 年 8 月 22 日是邓小平诞生 90 周年纪念日,他的女儿邓榕说:不能 让这个日子平平常常的过去,因为这个日子不仅仅是对他父亲生日的庆贺, 而且也是对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一代人的承认。
  在 1990 年,我写了一本短篇的邓小平传记,已经正式出版了。然而, 在这本书上市不久,该书的出版商们却由于一些与本书完全无关的原因而陷 入了困境,廉价出售存书后,停止了再版。邓小平 90 岁的生日为我提供了再 版扩编和经过认真斟酌的修订版的好机会。中国朋友的鼓励的支持,比四年 前更丰富翔实的资料和有机会利用更长的版本对一些史料进行全面的修订, 所有这一切都太诱人了。
  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和邓小平离休以来,在中国可以得到大量的 有关他生活和著作的资料。文献性资料从 1989 年以来都可以搞到,这一点在 这本传记中有所体现。此外,从我上次写的那本邓小平传记的过程中我发现 中国的学术界和官员们比以前更愿意接受采访了。在该书的许多地方,他们 的谈话已被加注在正文的参考书目中。然而,也有些时候他们提供的是一些 笼统而不具体的信息,这些信息仅给人以某种启示,不适于直接引用。我非 常感谢那些我曾经访问过并与之谈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们,但同时声明,
  
他们对该书的出版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 这本书是写给母语是英语的西方读者。我是一个澳大利亚人,这本书的
英文版正在英国伦敦出版,将在澳大利亚、欧洲、美国和东南亚发行。本来 我可能会改变这本传记的写作方法和某些内容以便使中国读者更容易理解和 接受,然而我却没有这样做。这并不是因为我傲慢或者对中国与西方之间的 文化差异缺乏了解,我很清楚把这本书展现给中国读者会陷入什么样的困 境。然而我希望除了中国读者能从该书中了解一些情况外,这本书还有一个 作用就是让中国人知道西方学术界有关人士关于中国的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总之,中文版的邓小平传还没被重写或者说没有被 明显地修正,其目的恰恰是为了勾通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我希望中国诱者 将会欣赏这个观点,原谅我的缺点,喜欢这个真实的原文。
  在该书中读者将会清楚地看到,我对邓小平的学术兴趣与对华北地区特 别是抗日战争中的太行山区社会变迁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在过去的几年我 一直潜心于这方面的研究。当我最初在中国境外被这个课题吸引时,有关邓 小平在太行山区活动的范围和性质大都鲜为人知,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人 们甚至就是邓小平的孩子们也认为他们自己,用邓榕的话来说,是“太行山 的子弟”。然而我被太行山区一方面惊人的贫困和贫瘠的土地与另一方面跟 着共产党干革命的高昂的革命激情所形成的显明对比所吸引。当时邓小平不 仅在那个地方,而且在这个充满了显明对比的故事中扮演着重大角色。
  一本书的问世离不开众多热心人的帮助,这本书也不例外。在中国有两 个人——太原市政府的翟凤伦和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的田西如——在指 导我对太行根据史的研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和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此我向 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还要感谢其他许多同事和朋友,他们十分慷慨而且 又积极主动地向我提出了许多建议,给了鼓励和帮助,为丰富该书的内容和 为使该书得以顺利出版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他们是:约翰·克拉克、陈 叔平、陈云发、詹姆士·科顿、马克·爱尔文、冯崇义、李锐、瑞雪·墨菲、 凯·普恩、格里·塞格尔、费雷德·特韦斯、田西如、魏宏运、吴安家和尤 基。特别是陈顺妍一直是我的支持者和鼓舞者。


大卫·S·G·古德曼 悉尼科技大学

古德曼简介


  大卫·S·G·古德曼教授,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学院院长,1948 年生,曾就读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伦敦大学和中国北京大学,出版和发表 过许多有关中国政治与社会方面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其中有《邓小平传》、
《变化中的华南》、《中国静悄悄的革命》、《亚洲的新富人》等,是澳大 利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多次应邀到中国访问和从事研究工作。他是《中国 季刊》、《共产主义研究》、《太平洋评论》等刊物的编委。目前正从事抗 日战争期间太行根据地社会变革的研究。

第一章 邓小平,共产主义与革命


  在中国,通常把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的时期认作是改革时代或邓小平的时代。然而,在这段时期,邓小平既不是 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也不是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尽管他在“文化大革 命”前曾担任过书记处的总书记,并两次担任过国务院代总理的职务,但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他就不再担任这些职务了。1989 年 11 月,邓小平的退休 要求被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正式批准之后,他就不再担任任何的正式职务 了。人们认为 1980 年华国锋辞掉共产党的主席之后,邓小平就以中国最高领 导人的身份对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开始了领导。然而实际上 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①
  在国内外,邓小平要比那些曾经正式担任过高级职务的那些人影响要更 大。人们几乎都认为整个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到 90 年代,邓小平是中国唯 一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人物,与毛泽东和周恩来齐名。邓小平完全有理由被认 作是中国共产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位主要人物之一。邓小平取得了比其他任何 人都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他领导了对毛泽东晚年在政治和经济上所犯的错 误进行的拨乱反正;领导了把中国带入 21 世纪的现代化进程。
  在西方,邓小平在人们的心目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形象是资 本主义世界完全可接受的共产主义的维新派。这种形象,首次出现在西方人 的眼中是在 70 年代未和 80 年代初。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苏联的解体和 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之前的那些年中,邓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抛弃了“文化 大革命”中毛泽东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那种政治枷锁,制定了现代化的蓝图 和政治改革方向。中国急需在国外和对外关系中改变它的形象。邓小平在这 种努力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联合国发表演讲,以政府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 访美国、日本、西欧和东南亚各国,在休斯敦,邓小平戴着宽边高顶的牛仔 帽在电视上露面,使人们觉得他的中国不再具有危险了。邓小平,一个圆脸 的矮个子,就像一个和霭可亲的大叔一样受到了大家的喜欢。对于美国政府 来说,在对苏联的战略中,邓领导下的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同盟,美国政府随 时可以打中国牌,1979 年邓甚至被提名为美国《时代》杂志本年底的世界风 云人物,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首次获得此项殊荣②。邓的第二个形象,西方 一些人不大喜欢,就是 1989 年 6 月 4 日天安门事件所留给西方人的复杂印 象。
  这本传记对邓小平这两种形象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解释。与实际情 况相比,这两种形象可能是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任何矛盾的表面现象大 都超越了其真实性。在西方,有一种倾向,认为经济现代化运动一般与民主 政治的出现是形影相随的,这种情况可能最终在中国发生,但并不一定说那 些在毛后的时代倡导经济现代化的人肯定就是政治上的开明人士,只是这些 人更愿搞经济发展而不愿搞阶级斗争。
  
  邓小平的青年和中年时代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共产主义者。他这种理想 的追求可能同样也是他的一种组织活动和他的社会责任;他 16 岁在法国时与 那些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团体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这些人中的一些人 没多久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从那时起,党不仅支配了邓的 生活,而且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中国共产党派他去莫斯科,把他培 养成为一名政治组织者,然后又返回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在共产党 1949 年取得政权之前,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战斗的足迹遍布了全中国。尽管共产 党可能在形式上没有决定他应该与谁结婚,但是肯定对他婚姻的选择和离婚 有关,在他女儿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说:邓的所有三次婚姻都是由共 产党的同事作媒,就是明显的证明。③
  在 1949 年后,邓不仅有荣升为高级官员的资格——特别是成了中央政治 局委员和 50 年代中期担任了党的总书记,而且也有受迫害和诽谤的资格。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邓被撤了职,作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 派的第二号人物(仅次于刘少奇之后)受到了严厉批判,在 1976 年毛的最后 的那些日子里,邓又遭到了“四人帮”的迫害,又一次遭到批判并被撤了职 务。由于叶剑英和广州军区的暗地保护和支持,邓的这次离职没有遭到太大 不幸,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可没有这么幸运。然而,就像在 1933 年邓受到纪律处分时所表现的那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这两次,邓也 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尽管这种批评绝对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接受了党的纪律处分,他是以近乎禁欲者的方式接受处分的,等待有机会对 他的案子重新申诉。
  邓小平也是一位热心的现代化的制定者和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决心使 中国在世界上成为经济和政治上的强国。他对马列主义绝不盲从,显然他认 为社会主义发展成功的道路,并不总是在马克思、列宁或毛泽东的著作中。 甚至到了 90 年代,邓始终还是号召中国人民紧跟毛泽东·和高举毛泽东思想 的旗帜,④但他并不是毛式共产主义政治模式的翻版。邓认为在毛泽东思想 中重要的是精神实质和毛所期望的中国的发展方向,而不是那些书面上的文 字。
  在毛逝世后和粉碎“四人帮”之后,准确他讲,如果不是邓对毛泽东思 想认识的解释,那么毛泽东思想将是邓复职的主要障碍。因为毛泽东亲自选 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一段时期曾以“两个凡是”为口号发动了一场攻势。这 “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 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邓在其政治流放中,就强调指出这种论 调太僵化了。这是对毛泽东思想错误的解释。1977 年 7 月,邓复职后不久, 在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三中全会上所做的讲话,以他自己的观点阐述了对毛泽 东思想的正确解释。⑤
  事实上,邓在他的讲话和著作中也反复强调具体时间、具体情况要具体 对待。邓有句蜚声中外的比喻:“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尽管这句话直截了当,简明易懂,但是人们对它更深层的含义并不太清楚, 某些人还认为这种话是邓的实用主义的具体体现,甚至在中国有人把这句话 还作为课题研究。然而当资深的党的领导人薄一波问邓对“黄猫黑猫”这个 说法现在怎么看?邓回答: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1962 年)的情况说的。⑥
  后来一些评论家说邓从来就没有什么原则和政治见解,照此推论,邓在 “文化大革命”前是一个“遵章守纪勤奋的职员”,他把自己的责任只看作 是为党和党的领导服务并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邓对 如何进行中国的现代化,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共产党应起什么作用,肯定有 一种独到的见解,正因为如此,使他党内的对手有了罢兔他职务的机会和借 口。邓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认识起源于 30 年代初在江西他和毛第一次共事的那 些日子里。后来就是在延安制定和执行的那些政策,抗日战争期间,邓结合 具体情况成功地把延安经验应用于他所领导的太行区时,他对社会主义发展 的认识得到了首次全面的具体体现。
  30 年代在江西,毛从中国的最低层展开了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那 时的毛对革命事业既不是教条的墨守成规,也不是急于求成,他知道改造中 国需要时间,这场革命的每一阶段所需要的是民众的参与和支持,同样也需 要一个合理而又坚固的经济基础,比如在上改过程中并不是所有农民的土地 都被剥夺了,土改的目标仅仅是剥夺那些大富翁的土地,然而在当时甚至这 些大富翁也允许从上改中获得某种好处。绝大多数人,其中包括那些相对来 说相当富有的中农,绝对不会感到共产党运动的威胁。以这种方式毛和后来 的邓都希望既可最大限度地获得民众的支持又可极大地提高经济的增长。这 些能够导致缓慢而又稳定发展的原则正是毛后来在四十年代开展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和共产党在战争条件下接管全国政权的政策雏形。实际上这些原则在
1949 年之后的一段时期也还行得通,直到毛的个人权威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 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时才结束。
  总之,邓是一个注重实效的人而并非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他整个政治 生涯中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为确保共产党夺取政权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一直在不懈地奋斗。在邓小平看来,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力 量,而且也是解决二十一世纪中国所面临问题的最明智的办法。现在所需要 的是一个统一的中国,强有力的领导和人民的力量,邓认为,所有这一切只 有依靠共产党才能获得,这种观点虽然不一定对,然而这正是邓小平的观点。 中国写人物传记的传统方式不同于在西方已经通用的那种方式,其目的 不是进行有分寸的客观评估而是在进行大量说教,由此写成的人物传记往往 是偶像化的传记,并且缺乏属于西方传记肩华的那种科学煦分析方法。趣闻 轶事、甚至还有马路新闻传统上讲一直是中国传记的主题。西方的传记是靠 个人的回忆录,靠采访亲戚、朋友和有关人士;靠个人或公开的文件写成的。
一般通用的办法是等到被写的人物死后再写。

  正如本书的文献书目显示的那样,80 年代后半期和 90 年代在中国为版 的资料和文件为传记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出版了大量有关邓小平个人 的回忆录(尽管这些回忆录并不完全可信),甚至还能对有关的人进行采访, 尽管不可能采访邓小平本人。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 1993 年 8 月也出版了《我 的父亲邓小平》的上卷。实际上在邓小平 1989 年退休之后,出版有关邓小平 书籍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熟悉西方政治家的那些人往往把这种情况联想为 一场夺取政治权力的运动,而不是邓的退休。然而正如派伊等人所说的那样, 这种解释是对文化差异的一种误解: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真正的权力 往往处于幕后,而位置显赫的权力往往有名无实。⑧
  从实际的和学术的高度来看,这是一部政治传记。尽管在中国国内和国 外开展了对邓的研究,然而目前能够获得有关邓个人情况的材料还很少。特 别是缺乏有关主人翁政治经历和历史背景的资料,这是撰写政治评传的一大 障碍。比如:很难搞清楚邓在参与某项政治活动或某一政策制定的过程中, 他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种情况在改革时代成了更突出的问题,因为这 时中国国内有一种一切功劳都应归功于邓小平的倾向。据认为,人们曾试图 弄清邓到底亲自参与了哪些事情并在这些事情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但如果 没有充足的资料就无法作出合理的推论。关于邓个性方面的资料,由文件和 新闻报导提供的极其有限,所提供的都是邓的政治活动和邓的讲话,关于他 的情感和态度方面几乎没有。因此,邓个性的大部分资料只能从公开报导的 他的那些活动中推断。甚至邓的女儿在她的书中也说邓本人曾明确地表示不 同意写他的传记??不管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因此他女儿的这本书无疑 成了目前获得关于邓小平个人轶事的一个重要来源。
  然而,本书也是一本政治传记,因为人们对邓的生活感兴趣,是由于他 的生活能揭示中国的政治特别是中共内部政治的发展变化。尽管邓到了 40 年代才成为中共领导层的一名主要人物,但他却参加了共产党初建时期的活 动。1949 年以后他的生活经历实际上也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缩影。此外,邓小 平在政治命运上戏剧性的大起大落不仅需要解释,而且显而易见对中国的政 治进程具有更普遍的启示。几乎没有一个政治制度——尤其是共产党统治的 政治制度——会允许在三个不同时期被指控犯有政治“罪行”的人,不仅能 够幸存下来,而且还能够连续地重新掌权,最终竟会成为“至高元上的领导 人。”
  本书之所以是一本政治传记,就是因为这本书用了大部分的篇幅记叙了 邓在 1937 年之后,也就是当他成为中共和中国政界的一名重要有影响人物的 那段时期的生活。本书几乎没有涉及邓在十六岁之前的早期生活,在十六岁 之前他在四川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学生时代,但是本书却记载了 1920 年邓到了 法国和 1937 年之间的那段时期,这段时期为他后来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 在这些年里他是党的一名官员和政治组织者,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兴衰一 样,邓在这些年中也有沉有浮,他的失宠包括在 1933 年被降职,正是在这些
  
年月邓与决定他后来命运的两个关键人物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事实上这 种关系保证了他今后的政治命运:首先邓在法国结识了周恩来,然后是 19 刀年结识了毛泽东。
  还有一个重要关系,也许更确切他说是一个关系网,这种关系是在 1937 年邓担任了太行根据地军政主要领导人之后形成的。在大行根据地他和另一 个四川人刘伯承合作领导八路军的一二九师,该师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三 个主要军事力量之一。刘领导的一二九师一开始在太行山区开辟了根据地, 随后进一步发展扩大了根据地的范围,最后建立了山西——河北——山东—
—河南(即、晋、冀、鲁、豫)边区,这个边区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成了共 产党政府的一个行政区。同时,邓和刘还在一起创建了人民解放军最强大的 军队之一——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作为政委的邓小平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需要做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因为这是一个贫困地区,新兵的体质都很虚弱, 当时军队装备也很落后。
  1937 年到 1952 年间,邓与中共军队发展的关系很密切,在他后来的生 涯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文化大革命”后,这种关系发挥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40 年代后期的国共两党内战中邓在两个大的战役中发挥了 主要作用,这两大战役直接导致了共产党在 1949 年获得了全国政权。第一个 战役是刘邓大军突破了蒋介石的黄河封锁线,挺进中原,揭开了战略进攻的 序幕;第二个战役是决定性的淮海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共产党部队最终打 败了退守长江和国民党首都南京的国民党军队,刘邓大军继续挺进占领了西 南地区。然而,邓在太行根据地和后来在军队中的经历,不仅仅使他成为军 队中的德高望重的人物,而且这些年的经历也给他获得了解决各种问题的第 一手的丰富经验,这些问题包括动员群众、向政府一些重要的人事岗位推荐 一批干部,这批干部在 90 年代之后成为中共政府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干部。 本章剩下的部分,是这本邓小平政治传记的基本背景,它概述了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它的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共产党在 1949 年夺取政权之前所走的道 路;第二部分讨论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生活:第三部分讨论了共产党 内斗争的主要特点和这些斗争给中国政治带来的后果;最后一部分的重点主 要探讨了这些斗争的特点是如何帮助邓确定了他在中共历史和政治生活中的
地位。

中国共产党与夺取政权的道路


  1920 年当邓离开中国去欧洲时中国正在酝酿着建立共产党。中国封建帝 制的解体,迅速导致了中国中央政府的垮台,由此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到了 地方军阀的手里。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了协约国,但是在签订《凡 尔赛条约》时,该条约规定把德国以前在山东的殖民地不是归还给中国,而 是转让给日本,于是在 1919 年5 月 4日爆发了由北京学生举行的一次反对《凡 尔赛条约》的民族主义的游行示威运动,后来这场运动被称之为“五四运动”。 正是在这场运动中,一些中国人不可避免地向新成立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寻 求救国之路。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立刻就 开始鼓动“东方被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主义。 俄国人许诺归还中国从前被沙皇割让的全部土地,与中国共同享有横贯西伯 利亚铁路的使用权,该铁路其中有一条干线经过蒙古直达北京。他们还通过 共产国际给中国人民提供组织上、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帮助。(共产国际是列 宁为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政权而创建的。)
  在中国也相继出现了各种马克思主义讨论小组,其中北京大学的小组是 最重要的小组。北京大学曾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在各种救国会、自救 会、研究学会等组织的基础上,在共产国际的组织者的帮助下,1921 年 7 月 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强大的国民党进行了密切 的合作,这两个党实际上都是由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新发生的事件激发 起来的民族主义党派,两党的目的都要恢复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因此,两党 优先考虑的首要任务都是重新统一全国和结束军阀割据。此外,共产国际在 孙中山的邀请下在 20 年代初期也担负起把国民党重新组建成为一个革命政 党的重任。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一度有点紧张,后来,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 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国共两党之间冲突的起因是意识形态上的不同, 当孙中山在世时,他设法使两党保持联盟,但 1925 年他去世后,他的接班人 蒋介石越来越认为共产党是个威胁,同时,他还寻求和大军阀和解。原来国 共两党并没有组成两党的联盟,而是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这种 安排不仅使中共能在国民党的保护伞下扩大它自己的影响和组织,而且能有 效地从内部瓦解国民党,邓小平 1927 年的回国就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因为 他去了西安为北方的军阀冯玉祥做事。国民党在和共产党合作的问题上变得 越来越极端化了,1927 年,蒋和国民党中的右派人物对共产党开始了公开宣 战。
  中共和共产国际冲突的起因是由于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把它和中 国共产党的作用都看作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个延伸,这是引起冲突的一个方 面;另一方面是因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争夺苏共领导权的斗争中他想向托洛 茨基表明他领导的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与国民党的
  
联盟,当中共在上海的党员遭围捕时,他们应该把武器藏起来逃跑而不是抵 抗。命令共产党搞土地革命的农民组织不要侵犯国民党党员和他们的家庭。 在西安,以邓希贤的名字在冯玉祥的部队(国民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 他离开西安转赴中共中央所在地汉口,留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后来到了上 海从事地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邓希贤改名为邓小平是很必要的。⑨1927 年,开始是国民党中的右派,然后是国民党左派都把矛头对准了共产党,由 此证明了斯大林政策的失败。
  斯大林为中国共产党急需在中国获得成功,指示当时已与国民党决裂的 共产党在中国城市举行一系列武装起义,起义的目的是攻取城市推翻国民党 政权。然而当时中共的军队大部分是在农民协会基础上组建的又没有受过任 何军事训练的农民。这些起义中最成功的是在八月初攻占了江西省会南昌的 那次起义,但起义军在南昌仅仅占领了 4 天时间,其他地方的起义都遭到了 失败。而共产国际仍坚持他的观点,迫使中共在广州举行了一次起义,结果 又遭到失败,这次起义使中共在城市的力量受到了威胁。当时中共中央设在 上海,邓也在那里,他们都处于地下。到 1927 年底,中共的力量或者说是它 的剩余力量,逐渐地聚集到了农村的游击地区,也就是被称之为“苏维埃” 的地区。
  中共一时很难从 1927 年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从 1927 年到 1935 年,党内 发生了一系列争权的斗争,再加上国民党蒋介石三番五次的围剿,毛吸取了 已往的教训,认为依靠农民革命,游击战和运动战,用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手 段来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是十分重要的。作为共产党当时所采用的发动农民 起义政策的一部分,邓被派往广西,支持那些农村的苏维埃,但工作并不一 帆风顺,党内的其它人继续坚持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在 1930 年又进行 了一次城市起义的尝试,另外,邓也受命离开了他在广西的农村根据地,去 了包括广州的许多城市搞武装斗争,这是完全不现实的一着棋,所以没有达 到预期的目标,于是很快就放弃了这着棋。其他一些地方也试着搞夺取城市 的斗争,结果都遭到了和 1927 年同样惨重的失败。
  中共的领导权现在转到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或“留俄学生集团” 手中。这些中国学生在莫斯科受教育后,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被送来领导中 国的革命,他们承认中共工作的重点必须从城市转到农村,然而他们不准备 把中共领导权让给在江西建立并发展了农村苏维埃根据地的毛和毛的支持者 们。1931 年他们把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转移到了江西苏维埃的首府——瑞 金,邓也去了瑞金。整个这些年,反对毛的那些人三番五次地批评毛从实际 出发的观点,但由于毛的成就和他的威望,他们不可能彻底清除毛的影响, 但他们试着通过攻击毛的支持者和与毛持同样观点的人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1933 年在一场主要针对毛但由于某些政治原因而又不能直接攻击毛的运动 中,邓小平成了受害者之一,解除了他的职务并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同时,蒋介石也对中共造成极大威胁。他把顽固的军阀和日益严重的日

本对华侵略问题搁在一边,欲集中力量对中共的农村苏维埃政权发起一系列 军事“围剿”。在 1934 年之前,中共能依靠游击战术粉碎蒋的“围剿”;另 外,也由于蒋的一些其它问题,使中共能坚守住江西苏维埃根据地。但在 1935 年国民党军队采取了一种新的更有成效的“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封锁战 术,同时,中共在共产国际顾问的指挥下,放弃了游击战而采取了阵地战, 结果造成了惨重的损失,由于面临着又一个惨重的失败,所以中共选择了战 略撤退,最后终于开始长征。
  长征以其无可非议的英雄主义精神而举世闻名。用埃德加·斯诺的话来 说,它是“人类战胜差异人类战胜自然”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⑩中央红军 开始出发大约 9 万人,他们也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避难所,经过一年多的长 途跋涉,行进了 1 万多公里,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穿过了山脉、沙漠、沼泽 等世界上最荒凉的地带,最后剩下大约 5000 人,终于到达成为他们终点的陕 北。
  对于共产党来说,长征取得了三个重要的政治结果,首先是基本上结束 了共产党内部的冲突和斗争,在毛和他的支持者的政策指引下,党比以前更 团结了。长征的转折点,实际上是 1935 年:月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大家不再信任共产国际的顾问了,许多以前反对毛的人现在都改变了观点, 那些和邓一起支持毛的人都得到提升。长征的第二个结果是它的终点陕北为 中共提供了一个较安全的根据地,一开始在保安,后来又迁到更著名的延安, 从这里向全国辐射。到 1935 年,蒋介石又一次忙于应付军阀和处理因日本侵 略所引起的各种问题。第三个结果是长征后幸存下来的红军,不仅创造了惊 人的团结友爱的集体主义精神,而且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神话。
  在中共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另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是 1937 年日本对华的 侵略。1936 年,面临日本人侵略的威胁,蒋介石手下的将领们强迫他又一次 和共产党合作。当日军最后打进来时,他退到西部的重庆,留下共产党在华 北抵抗日军。这样一来,不仅巩固了共产党的地位,而且还扩大了共产党在 日军后方的农村抗日根据地,并被广大民众认为是一支有效的民族抗日力 量,随着动员农民群众的政策之后,中共尽其所能地建立了许多根据地和边 区政府。比如,邓在抗日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延安,而是在以太行山 为中心的山西;河南和河北省交界的边区度过的。截止抗日战争结束时,在 共产党控制下的人口,己超过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曾试图避免发生对抗。但这些努力很快就失 败了。在随后的内战中,中共的成功,不仅因为他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发展形 成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赢得了极好的声誉和广大民众的信赖,而且还由于 国民党的许多弱点:军队士气的日益低落,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越来越严重的 腐败现象。1948 年底,中共军队夺取了两次决定性的胜利:一次是在东北, 这次胜利对华北的国民党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并导致了北京国民党守军
  
的投降。另一次胜利——即淮海战役,邓小平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次 战役使共产党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和华中地区。到 1949 年 4 月,中共的胜 利已成定局。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俯视着北京中心的天安门 广场,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邓小平作为中共领导集团中的一 员,当时就站在毛的身边。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共终于夺取了国家 政权,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最紧迫的是恢复全国统一,控制通货膨胀, 确保中共的政治统治,特别是在那些还没有完全解放的地区。当共产党军队 夺取了整个中国的控制权时,中共为了解决当时的一些紧迫问题,所采取的 措施是组建了军政委员会——这个机构不仅在所辖地区实施临时性的军事管 理,而且其组成人员大部分和邓一样都是在军队工作了很长时间的中共干 部。解放军的六大军区分别控制着中国的一个地区,同时,建立了六个军政 委员会,邓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地区在 1949 年以前共产 党力量较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期;中共更关心的是巩固它的地位而不是进行各种 彻底的变革,虽然中共一直不懈地追求着它的革命目标,但从中国的经济和 社会问题的大小来看,中共的观点仍属于一种渐进主义。在农村虽然实行了 土地改革,但在城市仍极力主张资本主义企业可以继续生产经营。在爱国主 义的呼吁下,鼓励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合作,中共的主要目标是恢复经济的稳 定和扩大党的队伍。总的来说这些目标都成功地实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和苏联结成了联盟,其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
1949 年前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不融洽的历史关系。为了像东欧各国那样创造 出一个斯大林主义国家的模式,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和建议,中国的经济和 政治结构及所采取的政策,都是依苏联设计的,到了 1954 年中国共产党已经 巩固了它的统治,新的经济与政治结构基本到了位。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它 的基础结构,都由五年计划来决定;制定出了一套新宪法和新的政府制度。 然而,苏联的发展模式,由于思想意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原因,难以 适应中国的国情和中共的领导人。苏联的发展模式是高度集中的、高度强调 重工业的发展,强调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的需要。中共的领导人不是那种城 市的持有专家治国论的精英人物;到了 50 年代中期,这种计划经济开始导致 全国范围的各种物资的短缺和生产的停滞不前。此外,苏联的模式产生了一 种不平衡的发展战略,扩大了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斯大林死后,
也许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共越来越不愿意承认苏联的经验和领导方式的优越 性。所以到了 1955 年,使苏联顾问感到极为不满的是中共开始寻求另一条可 供选择的“中国式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苏关系的破裂本来是可以避 免的,然而当时要补救已为时太晚了。
  在 50 年代中期党内在讨论应用什么样的模式来代替苏联模式的过程 中,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关于经济发展的观点。这些在党内讨论的基础上 形成的观点一直延续到 1976 年毛去世。一种观点是毛泽东的观点,他越来越
  
多地认为经济发展应该依靠发动群众和群众的积极性在各条战线上尽快地进 行。另一种比较渐进的观点是由陈云提的——陈云从 1949 年一直到 80 年代 一直从事计划经济的工作,也是 1978 年改革规划的一个主要设计师——他认 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慢一点,应建立在一个合理的经济原则基础上,以发 展农业为先导。同时,毛用来论证他的观点并最终按他自己的观点来行事, 所采取的那些措施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大约 1955 年中 开始,毛的个性逐渐地支配了中国的政治生活。(11)
  在决策过程中毛的权力和中心地位的影响在 1955 年集体化政策的形成 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起初,包括毛的中央领导层,都特别小心谨慎,步 子迈得很慢。到了 4 月下旬,毛不仅改变了主意,实行比原来快得多的集体 化方案,而且开始滥用权势。只有一个人,邓子恢,敢于对他的观点表示异 议,毛盛怒之下对邓子恢进行了批评,并鼓励省一级的领导人在 1955 年结束 之前完成集体化方案的第一阶段,这样一来要比原来党中央计划的政策提前 了好长时间。不久,毛又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能够在四年内完成,提前了一 年时间,共产党应该在制定未来的计划中胆子再大一点。然而,在 1956 年的
1 至 3 月份,毛过热的经济结果清楚地表明所采用的他的经济战略被放弃了。 (12)当几年之后评论这些往事时,毛对那些当年作出此项决定的人进行了严 厉的批评。邓在 1952 年已从西南调回来任副总理,到那时他已经成为中共中 央政局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在 1956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党选出了一个新 的领导班子,邓被选为总书记,而不是他在八大之前所担任过的中共中央委 员会秘书长的那个职务。这次大会,很可能经过了毛的同意,重新确定了集 体领导的原则。作为中共明确指导原则的毛泽东思想被正式从党章中取消 了,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成为 1958 年开始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础。
  这次党代表大会同意开展一次党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主要是针对那些 变革派人士。毛设法通过提前整风的日程,通过论证这次运动应该根据他的 发动群众的思想而不是以比较正统的方式来加速经济发展的步伐。他想实现 他所说的“扩大的民主”,那就是谁都可以对共产党的干部进行直言不讳的 和公开的批评,不论他们的职位有多高,用毛的话说就是:“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从毛的观点来看,这样做将会对共产党有好处,将会把共产党和 那些潜在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家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毛认为当时共产党已经打 下了很好的社会基础,因此在共产党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受到批评,党的统治 是不会受到威胁的。在党内尽管遭到许多反对,但在 1957 年 5 月还是发起了 一场被称之为“双百运动”的整风运动,这场运动是一次灾难,因为几乎所 有的方面都对共产党进行了公开的谴责,这次运动很快就结束了,紧接着取 而代之的是一次更为正统的整风运动,这次运动的目的是从严惩处那些直言 不讳大胆提意见的人。
1949 年到 1956 年期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有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谜,

为什么中共领导层中的其他人允许毛为所欲为,对他们的经验和意见横加指 责。正是他们这种对毛的纵容导致了他们自己的毁灭。尽管毛对于普通人来 讲似乎就像上帝一样,但对于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其他人来说,他仅仅是一个 同事,而且是一个很难相处的同事,在 1949 年之前的斗争岁月中,他们曾是 一个来自五湖四海,在一起并肩战斗的集体领导班子。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
20 年代末期和 30 年代早期,毛所提出的战略战术的观点屡次都被证明是正 确的,而当时大多数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所提出的战略战术都被证明是错误 的。因此就导致了他总是高人一等,他过去一贯正确的声望和坚持领导班子 的团结使他赢得了许多对他持怀疑态度的同事们的信任,这些人在当时和后 来成了他忠实的支持者。
  1957 年底,毛又一次试图把他的发展设计付诸于实践。在几个省一级领 导人的帮助下,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有四分之一多 的农民参加了这场运动。至少在统计的数字上来看,成果是很大的,水利方 面的大跃迸很快演变成为全面的经济大跃进。毛认为中国应该依靠劳动力代 替资本投资,在 15 年之内实现工业化。新的大规模的农村生产单位——人民 公社——两个月之内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来了,到处都在开展大炼钢铁, 甚至有人声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社会—马上就要实现了。在所有这些左 道邪说中,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这当然是最使苏共感到恼火的,因为 苏联作为第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它认为必须应该在苏联首先建立共产主 义。
  到了 1959 年,党内一些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一切并不是那么顺利。然 而,当以彭德怀(当时的国防部长)为首的人对毛的一些作法和设想提出反 对意见时,毛把他们都批成了反党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 跃迸又延续了一年。但到了 1960 年底,经济状况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 中共不得不停止了“大跃进”,毛从政府日常工作中退了出来,把政府的日 常工作留给了副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和邓处理。同时,中苏关系的破裂 便中国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地位。然而,在 60 年代的前十段时期中,在陈云 的渐进主义战略和一个比较团结的中央领导班子的指引下,中国开始了卓有 成效地解决“大跃进”造成的各种问题。
  然而,毛仍然没有放弃他的设想,而且整个 60 年代初期,他对“修正主 义”的危险变得越来越担心了。中国的情况正处于放弃对革命事业追求的危 险境地中,如果不加以制止很可能走向资本主义。甚至有可能如毛在“文化 大革命”中所说的那样,他越来越多地感到他已经被挤出政权之外。依照毛 的观点,决定中国发展的应该是政治而不是经济。这实际上就是概括了毛在
1966 年发起“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毛的斗争目标是共产党本身,通过 一系列逐步的升级最后把斗争矛头一直指向诸如刘少奇和邓小平这样的党的 高级干部,他们都被打倒了。毛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最初求得党内一 小部分人的支持,其中包括他的妻子江青,后来又求得了政治化了的学生组

织红卫兵的支持和当时国防部长林彪领导下的解放军的支持,尤其是红卫 兵,受到鼓励去推倒所有的各级政权,攻击他们的老师和几乎所有的知识分 子,那时的知识分子被作为反动的学术权威受到了批判。“文化大革命”初 期的斗争十分狂热,大获全胜。几乎所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都被“揪出来” 受到批斗,学校和教育机构都关了门,比较幸运的是那些没有被囚禁、没有 被杀害、或没有被逼迫自杀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生产第一线去,在工 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当中对他们的错误路线进行反省检讨。邓也遭到了这样的 命运,他 1966 年被撤职,1969 年被下放。
  “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导致了全国的一片混乱,正常的秩序不得不由 解放军来维护,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后来的发展中,在政治上发挥了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到了 70 年代初,由于解放军在地方政治中的地位逐 步加剧了党内的冲突,这个冲突最终是由于林彪和其他几位军官在蒙古上空 的飞机失事遇难后才得以解决。据说他们曾策划了一次反对毛的军事政变, 这个阴谋败露后他们本来是要逃往苏联的,林彪的死却为“文化大革命”的 进程进行反思提供了一个机会。尤其明显的问题是缺乏管理国家的高级行政 人才。1966—1968 年期间党委和政府已被改组;解放军也正逐渐地返回兵 营。比较稳健的领导人周恩来,不顾中共激迸派的反对,设法使“文化大革 命”中一些被打倒的领导干部重新恢复了职务。1973 年,这些重新复出的领 导干部中最主要的一个人,就是邓小平。
  在毛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激烈的党内斗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一方 面,激进派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想保持住那些被他们认作是“文化大革命” 成果的东西,这是他们获得政治权力的资本。另一方面,一些人,主要是周 恩来和邓,他们强调把经济现代化作为实现中共政治目标的先决条件。1976
年 1 月,周恩来去世后,对邓的批判达到了一个高潮,4 月,为纪念周恩来 和反对激进派所举行的群众性的示威活动,为激进派又一次打倒邓提供了一 个借口,华国锋接替周成为总理,毛去世后,华国锋又接替毛成为中共中央 主席;华发动了一次反对中共领导层中极端激进分子江青为首的“四人帮” 的行动。这次行动为邓重新复职、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的平反铺平 了道路,同时也是经济现代化得以展开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的政治关系


  邓小平能够几次被打倒又几次复出,往往使外国的评论家们感到困惑。 面对这样一个明显不可思议的人,一些人提出的解释是邓只是一个行政官 员,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他能够而且也愿意和几乎任何人一起工作。比如, 比德斯基说“他不是伟大的政治空想家,他是一个调停者,一个组织者和一 个改革者。”(13)无疑邓主要的政治力量是他的组织能力。另一方面,正如 已经显示的和后来清楚表明的那样,虽然他可能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空想 家”,但他对未来确实有一种相当明确的政治远见。对邓的这种大起大落的 政治经历,可以从中共政治领导的特点中而不是那些有关邓的文件档案材料 中找到更多合理的解释。
  中共领导层内的斗争及解决的方式具有其自己的特点(一个明显的区别 是中国的清洗在涵义上与斯大林在苏联和东欧沿用的那种血腥的清洗截然不 同)。(14)实际上,尤其是在毛统治中国政治的时代,领导层的斗争经常导 致暴力和致人于死地,但在 50 年代前,中国的传统并不是这样。尽管在毛的 统治下这种传统多少有点改变,但是,领导干部能够被逼迫接受再教育认识 到他们的错误,始终是中国式清洗的出发点。
  无论是否完全由于这种原因,显而易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 原先共产党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和解放军的领导人,周期性的失宠是司空见惯 的事情。很明显,邓小平的情况是最引人注意的,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因 为各级领导层中的绝大部分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还在位,但在 1966—
1968 年间被打倒了,到 1978 年又都重新回到了至少与以前同样高的职位。 “大跃进”开始时打倒了一些干部,原因是由于他们公开反对或被怀疑反对 毛泽东思想。到 60 年代初期又恢复了这些干部的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 这些干部又被撤职,在 70 年代初期或末期这些干部再次恢复职位。(15)
  从 1949 年到 70 年代末期极不稳定的中国政治生活,总是相应地配有一 个强有力的领导,这里的领导不是指某些具体的个人,而是指一个领导集体。 在那些年里,每四五年就换一次,随着每一次变化而产生的不仅有新的政策, 而且有新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变动。但是,在一起扛过枪,打过仗,在 1949 年夺取天下的那些老一辈革命家,只有当生理和政治因素都成为必须要考虑 的问题时,在 1985 年才开始放弃他们手中的权力。在此之前,领导班子的调 整几乎没有吸收年轻的或有着不同背景和经历的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模 式正是那种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提出的吸收新鲜血液给领导班子注入新 的活力的模式。(16)
  对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解释是由于 1949 年时中共领导班子的年龄结 构,当中共夺取政权时,它的领导人在中国或世界上来说都是相当年轻的, 比如,毛是最年长的之一,才仅有 56 岁,邓是 45 岁。因此当时他们不需要 培养接班人,也没有一个领导层的新旧梯队建设的全面规划。到了大约 17
  
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正如毛明确说过的那样,虽然培养接班人是非常 必需的,但这个问题被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淹没了。除了其他一 些原因之外,主要是“文化大革命”耽误了这个问题的解决。
  另一种解释认为接班人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中共内部的派性和地方主义。 (17)中共的领导层往往是高度集中的某一派系组成的。这样志同道合的人们 在一起进行互相保护和互相帮助。派别组织是由于忠诚关系、生活背景、友 谊、思想观点,对某些具体政策性问题或个性的看法等因素形成的。然而, 共产党内的派别活动是极易变化的,不像日本自由民主党内的派别活动那样 制度化和有高度的组织性。由于传统的和当代的原因,高度的统一和团结, 成为中共领导的一贯作风。中共继承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这 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的是在西方不可想象的那种以和为贵。同时,中共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儿得到的遗产是,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是真理的唯一正确 的解释者。
  由于派系活动的纵横交错、复杂多变,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因此使得 一件事的决定变得很难,即使是在中央政治局这样小的范围之内也是如此。 (18)与个人之间有必要建立某种联盟,但由于没有人想自找倒霉,所以这样 做是不可能的。在毛统治中国政治的时代,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对站在“错 误”一边的惩罚往往是相当严厉的。在领导层内部有一种维持现状的内在倾 向。通常情况下变革是以试验性的和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的,并且还要在察 觉不到权力平衡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给领导层巧妙地施加压力,然而,随着外 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比如,一个主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一个可察觉到的外 来的威胁,或者领导层自己内部由于有人去世或得了重病而发生的变化,这 些变化都会迫使领导层做出某种决定,于是很快地会激发起派系组织的重新 组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显著的、突然的、更广泛的变革。
  邓在 1966 年和 1976 年被解职都表明了对他政治远见的否定,至少也是 暂时否定。然而,从邓的思想中无法找到有关他经历的详细解释。事实上, 很明显思想体系从来都不是党内派别活动的唯一决定因素。有些领导人根本 不清楚思想体系、政策或派系和个人经历之间的关系,领导班子的变化可能 引起政策的变化,但派别活动几乎并不是只以政策为基础的。事实上,同属 一个派别的成员甚至可能并不持有同样的思想观点或政策选择。有一个例子 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那就是邓小平和陈云在“文化大革命”中显明的命 运对比。在这两个人中,邓和毛的关系更密切,在“文化大革命”前他们俩 的关系大约已有 30 年的历史了。陈云和毛的关系尽管也好,但根本算不上密 切。在 50 年代的辩论中,陈是反对毛的发展观点的主要代言人——有时是唯 一的代言人。邓往往也有不同意毛的观点的时候,但决策一经作出,尽管他 也有保留意见,但他会毫不犹豫地支持毛,有时还热情地发言。而且,他对 毛个人的忠诚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两人都受到了批判, 但邓被作为“走资派”打倒了。
  
  似乎忠诚关系比政治见解更能决定某些领导人未来的前途。在个别人的 经历中形成的忠诚关系把他们和某个特定的领导人或同事结合在一起。正如 本章中下一节也就是最后一节所提出的,邓成功的一个主要秘密是他的忠诚 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他的年龄对他的成功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在 16 岁受到 政治的影响,开始和中共初创时的一些领导人交往。在那之后,由于参与各 地各方面的党务工作,他建立了各种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为他日后直到他退 休提供了广泛支持。所以,邓和其他领导人不同,如果一些人不支持他,他 总是能够找到另一些支持他的人,尤其是当他被卷人到任何一种形式的斗争 中时。建国时他的年龄是领导班子中较年轻的一个,由于他年轻,因此与其 他大部分战争年代的幸存者相比,他能够在共产党内度过的时间更长、经历 更丰富、工作更有活力。邓似乎并不像毛和周那样有明显过分的雄心。然而, 他除了是一名极好的政治组织者之外,还是一个极其能干的政治家,他用双 手抓住了他所遇到的每一个机会。
  
争论与人际关系


  说邓有一段争议的生活经历,这种说法对他来说不合理,也不是这本传 记的目的。然而,他在党内外的斗争有亲身的体验。他曾多次受到过纪律处 分,众所周知他在 1933 年、1966 和 1976 年被正式免职,无论是他自己受批 判,或者是受他人牵连而被批判,在他的生活历程中总有许多插曲,这些插 曲总是有点模糊不清。这一节的要点是指出邓生活中的一些插曲,并解释他 个人的政治关系和他过去新交往的人是怎样帮助他克服困难的。当然关于这 些事情,还没有打算提供任何的判断——最终的或其他的判断:很明显,当 这些事情是一些当代政治生活中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时,解决是很困难的。 这一节的许多部分,实际上整个传记的许多部分都不得不以推测或人所共知 的设想为根据,更确切他说,其目的是要突出邓的生涯中容易能引起争论的 一些事情。这样,既可说明在传记后面出现的那些没有把握的事情,又可从 一个更广的意义上来了解这些事情。
  假定在 1931 年早期对邓的支持,是来自上海中共中央委员会尤其是周恩 来的活,那么这似乎是合理的。周曾在 1924 年吸收邓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的刊物《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他们俩不仅工作关系很融洽,而且个人 关系也很密切。按照邓的话来说,他“对我来说始终是个兄长”。(19)当邓
在 1927 年离开冯玉祥的部队南下时,周又让他到汉口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 室工作,在那儿他在另一位也曾留学巴黎的党的积极分子李维汉的手下工 作。当中共中央委员会迁到上海时,邓和李还有周也都去了上海。邓榕对周 和他的妻子邓颖超与邓和他的新婚妻子张锡瑗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住在同一 幢房子里的亲密关系作了生动的描写。(20)
  1933 年发生的事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1931 年,邓随着中共中央委员 会也到了中央苏维埃地区,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发现自己成为苏维埃边区所辖 三个县的党委书记,当时那儿共产党的统治还不稳固,其中寻乌县曾是毛泽 东在形成他的动员农民思想的过程中调查过的一个地方。不管是由于这个原 因还是由于党内的争论,使邓从毛的思想中体会到了更多的道理,所以邓和 毛站到了一起。由于在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中丧失了寻乌及周围地区, 邓被指责为失败主义,另外的三个人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和纪律处分。(21) 肯定是历史混淆了邓应负的责任。
  给予邓明显支持的那些人有:毛泽东。事实上,毛对邓小平的信任可以 追溯到 1933 年这个时候,因为毛泽东才是那次运动的真正目标,而不是那些 被打倒的所谓“罗明路线”的毛的追随者们。除了和毛之外,邓还能依靠其 他一些人,这些人是他在党的活动的早期结交下的朋友。尤其是王稼祥,邓 和他初次结识是在莫斯科,那时他们都是学生。当邓被下放到中央苏维埃地 区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时,正是王帮助了邓,给他在红军总政治部找了个工作, 并很快成了总政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他就是在这个职位上开始了长征,
  
在周恩来的推荐和毛的支持下,他参加了 1935 年 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22)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邓和毛泽东的关系既复杂又难于分析。对“文化 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后的历史的修订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价值 的资料,但这些资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可能还无 法知道。“文化大革命”前,邓被看作是“毛的人”——是忠于毛的、最受 毛信赖的和最能干的毛的追随者。当邓在 1966 年成为“中国的第二号走资 派”时,这一切都不存在了。自 1978 年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中央在 1981 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前那些 年的历史问题做出了一个标准的解释后,有人曾试图把邓和毛区别开米,尤
其应该区别开来的是自 1957 年以来毛的一些政策的糟糕的过火行为。 邓在“文化大革命”前走过的路表明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个人关系的重
要性,毛对邓的态度明显是很重要的。毛曾多次表露,他没有用对刘少奇和 其他反对过他的那些人的眼光来看待邓。1972 年,毛尽管没有原谅邓的“严 重错误”,但也指出他“没有历史问题”。(23)可能是他们 1966 年之前如此 长期的亲密关系促进了邓的复职。邓与周恩来早先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邓
1973 年复职后,两人在工作上一直亲密合作。此外,在 70 年代初期,中共 领导层内的人员组成中,来自抗战期间太行区的邓的同事和部下占了相当大 的比例。1973 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 16 名成员中就有 6 名是来自八路军的 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老干部。(24)
  邓在 1976 年被解职和在后来的1977 年复职似乎是 70年代中期中共高层 的两极分化所导致的。当时的毛泽东是在别人的控制下,不能正常地行使职 责,还是他本人犯了明显的错误,这一点可能永远不会被人知道。然而到了
1975 年,邓提出今后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结果时,很明显并不是 他一个人在作那种努力。1976 年 1 月他被解除了所有职务,天安门事件为他 的正式免职提供了借口。这时邓受到了人民解放军元帅叶剑英的保护,被迭 到广州军区,当时广州军区的司令员是许世友,在毛去世和逮捕了“四人帮” 之后,邓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是一个胜利的标志,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活动赢 得了各方面的支持的结果。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最高领导层中,从 1949 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邓 小平退休这段时间内仅仅有 87 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尤其是 1966 年之前, 战争年代同甘苦、共命运的经历减缓了政治斗争所带来的残酷后果,使人普 遍感到有一种“大家庭”的温暖。在邓小平的经历中,这种“大家庭”的感 觉和某些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性结合更为突出。在中共和它的领导班子内部 也有些人和邓的关系很不好——林彪和江青就是明显的例子。


注释


①作为“最高领导人”,邓提出辞职在时间和实际的执行中还有点模糊

不清。在 1980 年提出了让邓担任中共主席的职务,但是邓拒绝了。胡耀邦在 回忆中说,在那以后中央所有的人都认为邓是政策的“总设计师”。在 1989
年 5 月与戈尔已乔夫的谈话中,据报导赵紫阳指出:作为“最高领导人”邓 提出的辞职更准确地说是从 1982 年党的十二大开始的,赵还说:“总设计师” 这个称呼不是为了好听,而是在政策的最后决定过程,邓确实发挥实际的作
用。
  ②在 1986 年,邓还被提名为同样的荣誉的称号,正如派伊报所指出的那 样,有两次介绍性的文章没有把他们所赞誉的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和邓小平本 人联系起来。见:L·派伊《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载在《中国季刊》1993
年 9 月第 135 期第 416 页。
  ③邓在莫斯科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张锡瑗,1928 年在上海,他们在周 恩来的支持下结了婚。张锡瑗在 1930 年生孩子时死了。当时邓小平正在广西 工作,正好在张锡瑗死的时候他回到了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广西的情况。1931 年,中共中央撤到瑞金时,邓和金维映一起乘船离开了上海,在后来的几个 月中,他们结了婚。邓在 1933 年受到李维汉的批判后,阿金和他离了婚,嫁 给了李维汉。这引起了人们的猜测,认为邓和李之间达成了某种交易:以妻 子作为交换的代价,邓也许受到较轻的处罚。(江直锋:《王牌处境的中南 海桥局》旧金山,民主中国书林,1990 年第 43 页)虽然这完全是有可能, 但一个更有理的解释应该是阿金要离婚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邓的失宠给她 带来的牵连。根据“文化大革命”中邓在其他方面的一些经历表明,当时完 全可能是邓为了保护他的妻子,主动提出了离婚。显然,邓是通过同事的介 绍和他的第三个妻子相识的,他们俩结婚后,共同生活了 50 多年。(根据一 条消息来源见杨中美:《胡耀邦传》纽约,M·E 夏普出版公司,1988 年第
113 页。) 可能是胡耀邦把卓琳介绍给了邓小平。邓的女儿说:邓和卓琳相识邓发
起了主要的作用。接着又说:在促使邓和卓琳结婚的过程中,中央的其他领 导也起了作用。当时党的高级干部在婚姻中作媒肯定不是什么新鲜事。邓榕:
《我的父亲邓小平》北京,中 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217、277、288、117、
431 和 432 页。
  ④例如,1991 年 6 月邓为第二版《毛泽东选集》1—4 卷题写书名。尽管 在邓的女儿写的书中毛不是主人翁,但书中许多地方引用和参考了毛泽东思 想。
⑤《“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 年 5 月 24 日,载自英文版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51 页;《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 年 7
月 21 日,载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55 页。
  ⑥钱听涛:《邓小平关于黄猫、黑猫比喻的出处》载自《中共党史通讯》 第 12 期,1990 年第 6 页。
⑦这个观点主要见于 L·派伊:《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载在《中

国季刊》1993 年 9 月第 135 期,特别是见随后的第 428 页。这也是中国许多 人热讽冷嘲所持的观点。
⑧L·派伊:《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第 415 页。
  ⑨叙述了邓的地下工作,虽然很平凡,但是随时都有危险。见邓榕《我 的父亲邓小平》第 189 页。
  ⑩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二版)伦敦,戈朗兹出版公司 1968 年第 190 页。
  英语描述优点流畅,但需花费很长时间阅读的书是:Harri-son 哈里 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纽约,哈普尔·罗出版公司,
1985 年。
  (11)1955 年关于农业合作化辩论的重要性,往往受到忽视,主要是由于 中共自己的判断——见 1981 年 6 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毛在 1959 年偏离中共中央循规蹈距的纪律约束。见 F·C·泰维斯 和瓦伦森:《毛、邓子恢与农业合作化政治》载在《中国的法律与政府》1993 年第 3—4 期第 26 卷。
  (12)罗德瑞克·麦克法克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伦敦、牛津大学出 版社,1974 年第 26 页。
  (13)R·彼德斯基:《邓小平的政治观点》载自《亚洲的思想与社会》1988 年 1 月第 37 期第 13 卷第 3 页。
(14)论述中国清洗的权威著作是 F·C·泰维斯:《中国的政治与清洗》
(第二版)纽约,M·E 夏普出版公司,1994 年。 (15)省一级干部这种上下交替的有关细节可见于大卫·S·G·古德曼:
《1949—1985 年中国的省级领导》卡迪夫大学出版社,1986 年。 (16)关于省一级干部的这一点或有关特点的研究可见于大卫·S·G·古
德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省委第一书记传略,1949—1978 年》载自《英国 政治学杂志》1980 年 1 月第 1 期第 10 卷第 39 页。
  (17)有关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派系活动或关系的论著特别的多,最重要的 那些论著可能是:卢西恩·派伊:《中国政治的动力》剑桥出版社,1981 年; 安德鲁·内森:《中共政治中宗派主义的一种模式》载自《中国季刊》第 53 期第 34 页;W·维持森:《中共军事政治中的野战军》载自《中国季刊》第
37 期第 1 页。
  (18)K·里伯赛尔和 M·奥克斯伯哥:《中国政策的制定:领导、组织与 程序》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 年;大卫·S·G·古德曼:《中国政治的 变化:权力、政策与程序》载自《英国政治学杂志》1989 年 7 月第 19 卷第
425 页;T·周:《研究中共政治中的非正式组织序言》载自《中国季刊》第
65 期第 98 页。 (19)《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载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第 329 页。

(20)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 193 页。 (21)罗福:(音)《罗明路线在江西》1993 年 4 月 15 日;罗迈:《为
党的路线而斗争》1933 年 5 月 6 日均见于中共中央书记处编的《六大以来: 党内秘密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351—355 页和第 362—367 页。 (22)本杰明·杨:《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员》科罗拉多,威斯特约出版
社,1990 年第 107 页。 (23)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 318 页。
(24)陈锡联、纪登奎、李德生、刘伯承、苏振华和许世友。

第二章 童年时代、青年时代(1904—1937)


  邓小平与其他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同,他的青年时代是在漂泊中度 过的。1920 年他离开四川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后来去了莫斯科。1927 年回国 后即投入到中国共产党活动的主流中直到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些年对于 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动荡不定的,事实证明,他在这些年中,通过 与两个人的交往所建立起来的友谊,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后来他的事业发展的 过程中都是极其重要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早期在法国,后来回国后,二十 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早期他数次和周恩来一起工作;三十年代早期在江西苏 维埃代表大会上他初次和毛泽东密切交往。
  
家庭背景与早期生活


  邓小平于 1904 年 8 月 22 日生于中国西部的四川省,取名邓先圣,然而 当他五岁时在一家私塾上学时,他的新教师认为这个名字(意思是圣人的先 辈)不合适,是对孔子的侮辱,马上把它改成了希贤①。
  与其他许多革命者一样,邓小平这个名字当时采用的是化名,这在 1927 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内战初次爆发时,在那种情况下他这样做已是 司空见惯。1929 年,他作为一名政治组织者去了广西。又一次改了名字改为 邓斌——尽管是暂时的。邓小平的童年时期,中国仍然是一个未受民主政治 影响,而是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闭塞的社会。虽然现代教 育正在引入,但邓小平所受的启蒙教育仍是在一所传统的古典式的私塾—— 一种通常为地主的儿子们所开办的封建科举制度的普通教育学校。旧的传统 在日常生活中影响很大。甚至当邓小平到达法国在马赛进行侨民注册时,宁 愿根据中国的农历来把他的生日定于 7 月 12 日(即农历七月份的第 12 天), 而不愿根据西方的阳历来计算。②
  邓小平的家在广安县协兴乡的牌坊村,在重庆以北约一百公里处。重庆 是长江沿岸从上海逆流而上的最后一个大城市,距上海约 2500 公里,是历史 上的一个大都市。但是,与四川省成都西面毗邻的一些地方相比,它并不怎 么富裕。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出租土地的小地主,他后来 在地方政府做一名小官度过了他的后半生。
  邓家是在明朝第一代皇帝时期从江西迁到广安的。据邓格所述,邓家的 家境一直很贫困,直到邓小平的祖父成为手艺高明的手工业者才积存了一点 财产。③一些评论者曾经提出邓小平的祖籍是广东省的客家人,借此充分显 示客家人的勇猛、顽强、好斗的名声。④但据可考证的情况来看,如果这个 家庭曾经是客家人的话,他们好像早已丧失了这种特性。当然也没有任何特 别的证据能把邓小平和客家人的背景联系起来。例如,他似乎不说客家话, 而说的是明显带有四川口音的汉语。⑤事实上,我们通常用四川人的而不是 客家人的特点来描写邓小平,比如对于四川人我们往往用他们以吃辛辣食物 闻名的特点来描述他们。四川人的性格比较暴躁——导火线很短,很快就着 火,但平静下来后,不记恨人也不害人。
  邓文明另外形式的一种财富在他的家庭规模上可以反映出来:他共有 4 个妻子、7 个孩于——4 个儿子、3 个女儿。⑥他的第一个妻子姓张没有孩子; 第二个妻子有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第三个妻子姓萧,在他的儿子出生后不 久就去世了;第四个妻子名叫夏伯根,带过来一个女儿,又生了两个女儿。 邓小平是由邓文明的第二个妻子所生的长了,但不是最大的孩子,有一个姐 姐叫邓先烈,邓小平的亲生母亲在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便早早地去世了,似 乎邓小平同他父亲的第四个妻子夏伯根的关系比较好。几年之后当邓小平在 “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时,夏伯根随着邓小平和他的妻子去了江西,邓小
  
平和孩子们都把夏当作他们的奶奶,尽管实际上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邓小平离家后,尽管他很想同家里联系,但都始终没有联系上。有趣的
是直至 1993 年,他的许多兄弟姐妹——包括他的姐姐——都还健在。邓小平 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和他的继母夏伯根在一起。邓小平的一 个弟弟邓垦,生于 1910 年,起初在广安县任小学教师,后来成了一名报刊编 辑,他于 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去了延安,在新生的新华社工作,1949 年在重庆市任副市长,后来调任武汉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中作为“走 资派”受到了批判,——无疑是受到家庭牵连的一个典型事例——后来得到 平反,1982 年退休时任湖北省副省长。
  邓小平的另一个弟弟邓蜀平却没有这么幸运。邓蜀平生于 1912 年,在他 父亲死后,成了一家之主,在国民党政府中任一地方官员。1949 年后在大学 里攻读法律,先后在贵州省(在四川省南面)、重庆市任职,“文化大革命” 中因接受不了红卫兵的批判——可能由于他早期在国民党内的经历和与邓小 平的关系双重缘故——在 1967 年自杀了。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于 1936 年去
世。
  1909 年,邓小平 5 岁,就进了私塾,开始走上了传统的封建之路,接受 孔子经典著作的教育。然而随着科举制度的解体,随着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 了清朝政府,那种科举教育已对他毫无意义,于是邓进入一家教授现代课程 的小学上学,后来毕业于广安县中学。不久,他去重庆求学,然后又去了法 国。留法学习的动力来自他的父亲,那时他父亲在重庆,鼓励邓小平和他的 弟弟(邓小平的叔叔)还有另一个亲戚来到重庆,进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 学校”进一步学习。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二十世纪早期的几十年是一个动荡的时期,他 们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列强和日本对中国的挑战,努力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尽 管许多问题都是由十九世纪殖民者入侵中国而引起的,但由于当时形成的一 种与西方互补的依赖关系,有些中国改良主义者提倡把西方的观念和教育体 系作为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和重新富强起来的一种方法。李佑英就是其中的一 员,他曾经留学巴黎南部的蒙达尼,1912 年在蒙达尼市的市长和其他几位法 国知名人士还有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李佑英创立了“留法俭学会”。
  到 1919 年,已经有许多中国人出国留学,尽管像李佑英等这样的留学生 起先很可能是靠他们的父母支付其学费,但很快就证明这是不切实际的,代 之而起的是半工半读运动的发起——用中国话来说即“勤工俭学”,字面上 的意思是“勤奋地工作,节俭地学习”——实际意义是在国外的中国学生的 学习是靠一边打工一边学习的。随着“五四”运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诞生, 许多中国青年被这既能出国旅行又能显示爱国热情的好机会——出国勤工俭 学——所吸引。
  如果中国学生要在法国居住生活,他们就必须学习法语,1919 年,吴玉 章,中国革命党的成员之一,在重庆为四川学生开办了一所留法预备学校,
  
邓小平和他的亲戚进入了这所学校。⑦1920 年,邓小平的班里大约有 90 名 学生通过竞争性的考试后被选送去法国。邓小平和他的叔叔都被选中了。1920
年 9 月 11 日,这群学生离开上海,登上了开往马赛的法国海上邮政船盎特莱 蓬号,直到 1920 年 12 月 13 口才到达马赛⑧。戴维·鲍那维在他的传记中推 测邓小平离开故土到法国,暗示了邓与他的家庭之间可能有一些磨擦,因为 邓小平是长子,家中至少希望他能呆在家里,准备将来在邓文明死后继承父 业,支撑起整个家庭而不是去法国⑨。然而本杰明·扬提出的观点正好相反
——邓小平的父亲希望儿子追求更崇高史伟大的事业,追求他自己没有完成 的事业。⑩
邓小平政治评传的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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