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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前言


  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之托,我选编了这本《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本书共收录论文 15 篇,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对邓小平关于当代中国外交 的战略思考及实践进行了探讨。其中大多数文章是作者们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的选编和统稿工作由宫力负责。对于入选论文,力求保持原貌,在此基 础上,对一些标题和文字作了必要的修改。
  本书在选编和定稿过程中,得到每个作者的大力支持;在出版过程中, 得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宫力
1996 年 6 月 10 日于哈尔滨

总序
            姜长斌 张文达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成就、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风云中国际地位
的迅速提高,是激发我们写作《当代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丛书》的原动力。
而 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的出版,中国近 几年的外交实践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更是我们编写工作的“加速器”。
  令中国人民感到鼓舞的是,中国正在稳步地、不可逆转地步入世界强国 之林。这种新形势,相应地要求大力提高国人的外交意识和国际意识水平。 世界科技革命浪潮的持续发展,高新信息手段的飞速进步,正在日新月 异地改变着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各种联系,地球确实是“变小”了。国际 政治和外交舞台上的联合与分裂、纠纷与妥协、胁迫与对话的现象呈现出空 前频仍的局面,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正在层出不穷的利益较量中加速推
进。每个国家、每个地区似乎都在寻求各自的新位置、新发展、新方向。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时,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世界的发展
也离不开中国。对此,我们的理解是:第一,中国要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和 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第二,中国要发展,就必须更积极 地、更高效地吸取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 第三,中国要发展,还必须让世界更多地、更切实地了解中国,了解社会主 义中国是真心诚意地希望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了解中国坚决反对国际上 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目的,只是为了求得世界的安宁、公正与进步。
我们痛感到,在上述三个方面不论是国人还是世人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本质,特别是对中国新时期的外交方针和实 践,都还了解得十分不够。反过来,中国对世界的了解也亟待加强。
我们编写的本丛书的出发点可以用邓小平的三句话加以概括:(一)“我
是一个中国人”;(二)“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三)“我是实事求是 派”。我们正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看待世界、研究世界的。具体他说,我们是 站在邓小平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立场上研究“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主题、“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全方位开放”、“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和建立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
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使中国的研究工作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历史重
任。我们既反对妄自尊大,也反对妄自菲薄。我们有能力、有水平同国际学 术界进行平等自由的交流,我们不但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原则,我们还乐 于博采众人之长,丰富自己的知识宝库。
  我们这套丛书追求的目标,是向国人宣传、普及中国人的外交思想,使 理论原则尽快转化为国人普遍的行为指导准则,使国人获得对世界的更确 切、更系统的了解。我们同时追求的另外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能以自己的研 究成果昭示国外学界,消除他们当中某些人对当代中国的误解与偏见,破除 国际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散布的“中国威胁论”的荒谬论调。
  这套丛书的内容重点,完全放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关系和对各国 国际战略研究上面。我们也交代了一些历史背景,但那只是为了服务于“当 代”送个主题。
我们这套丛书的读者对象是具有高等文化水平的干部、学生、涉外人员

以及一切对国际问题感兴趣的国人;同时,我们也预期同国外人士开展更多 的交流。
我们真诚期待着专家、学者的批评与指导。
1996 年 11 月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论邓小平的外交 战略理论及运作

姜长斌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所收全部 119 篇文章中,有 97 篇谈到了中外关系 和国际问题,73 篇是同国际或境外人士的谈话,其余是国际问题专论。这些 著述说明:第一,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理论和外交政策思想,是邓小平理论 不可分割的极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二,邓小平提出的关于时代主题的概 括和一系列新的国际关系准则,不是只对某些国家适用,而对另一些国家不 适用。因为,它们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思想界对时代进程、世界格 局的变化、世界政治经济矛盾的发展,进行精辟分析的结果,是覆盖“东西 南北”的科学结论;第三,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路线已经奠定了牢靠的理 论基础,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地研究它,在实践中运用它,发展它。
  在我看来,邓小平的外交战略理论与运作可以概括为:以“和平与发展” 为旗帜;以全方位改革开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霸反强权为支点的一系 列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准则;其运作则是以中央决策层为核心,以智囊库和 涉外执行机构为支撑,并有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实现机制。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中国国际战略的根本原则


  “和平与发展”,既是当代世界形势的主流,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客观实际和时代特征,又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客观实际的科学认识的结 果,是主观认识能力的集中反映。
这里,还特别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全
新认识。
  1920—1921 年苏俄进军华沙失败和里加条约的签定,标志着以列宁为首 的俄共对世界格局和时代特征开始了新的探索。但 1924 年斯大林发表的《论 列宁主义基础》,把时代特征重又概括为“一条世界革命战线,反对世界帝 国主义战线”,即通常所说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这个概括一直被苏共 承袭至 80 年代中期。它的核心是立足于打世界大战和暴力输出革命,并且统 帅着苏联的一切内外政策。它僵化成教条主义以后的致命弱点是,完全背离 社会主义的本质,严重落后于世界变化了的实际。因此,二战以后,这条路 线迅速蜕变成了大国霸权主义和“意识形态至上”的双色硬壳。
  直至 60 年代未,中国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受过这条路线的影响。但从 70 年代初开始,中国逐步制订了“三个世界”理论和路线。作为国际战略,它 突出的是中国的安全利益,甩掉了意识形态至上的包袱。到了 80 年代初,中 国工作重心的彻底转移,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世界,认识社会主义,并制订相 适应的国际战略。我们发现:(一)世界大战,特别是核大战不是不可避免 的;(二)中苏对立的程度也不如原先估计得那么严重,关系是可以改善的;
(三)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强劲的崛起势头,但它们的绝大多数与发达国家之 间的经济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它们仍陷于发展危机而不能自拔;
(四)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与主要任务的全新认识,使我们得出了一个最重 要的结论: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正处于极其难得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

关键时期。
这一系列的新思路,在《邓小平文选》第 3 卷里得到了反复的论述。 1985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 问题”这一国际战略思想。
  和平,是相对战争而言的,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危及中国和平建设的 大战、世界大战、核战争打不起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一 开始,只是提“不是不可避免”,后来提“十年打不起来”、“中国需要至 少二十年的和平”,再后来提“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希望至少有七 十年的和平时间”。当然,大战打不起来,不是消极的、静止的,讲的只是 可能和机遇,起决定作用的,是要看绝大多数国家是否真正执行和平的国际 战略。二是,就世界范围而言,绵延不断的局部战争和热点冲突仍未解决, 仍在给人类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意料不到的悲剧和灾难。这个争取 全面和平的问题更为复杂,人类社会必须在长时期内用全新的思路和手段才 能解决。
  发展,是既同和平相联系,又比和平更艰巨的大问题。人类社会需要和 平作保证,作为基本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尽可能快地缩小广大落 后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否则前途不堪设想,世界将不会有什么 安宁可言。和平是为了发展,只有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世界和平。
上述两大问题,被邓小平概括为覆盖世界“东西南北”关系的要害,也
被我国领导人反复申明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 中国提出的这一思想,迅速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所接受。特别是
在世界两霸之一——苏联衰落解体之后,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和各国领导人
都在谈论和平与发展问题。但是,由于各国的利益千差万别,因而动机与目 的也不大相同,有时甚至南辕北辙。
无庸讳言,中国所提和平与发展,首先是出自中国自身的利益要求。与
此同时,它也在不同程度上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利益要 求,即符合当代世界的主要潮流,但是,中国同各类国家存在的诸多利益差 距,要求我们在和平与发展的旗帜下,制订出自己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国际 战略和外交战略。

二中国国际战略的两大支点


(一)反霸反强权与和平促进多极化进程


  两霸对峙格局瓦解以后,世界和中国面对的,首先是多极化问题。怎么 看待这个多极化?这里至少有四大因素必须考虑在内:(一)与两次世界大 战后的凡尔赛格局及雅尔塔格局的定型截然不同的是,这次两霸对峙是在和 平环境中瓦解的,霸权主义虽然还存在,但是美国一家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 都不可能真正地独霸世界。这就决定了世界必然向多极化发展,而且从总体 上说,多极化的定型也只能在和平环境中完成。(二)多极化的具体含义, 是指世界利益合理的多极分配,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要建立一种国际政治新 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可以断言,新秩序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必然 是长时期的充满曲折与竞争的世界进程。 (三)旧格局的得胜霸主——美 国,既是这一进程的最大障碍,又是这一进程的最活跃的客观动力。因为,
  
美国的主观愿望是独霸世界,即它的领导人和精英们公开申明的要“领导世 界”。现在世界上不论什么事情,它都要插上一手。可是,它的能力是有限 的,管不了那么多,因此它在插手各种矛盾和纠纷时就必然采用压一方、捧 一方或控制一方、放纵一方的策略。在客观上,它这是在不断地培植异己力 量,而异己力量的崛起同美国的主观愿望适得其反,当然也就有助于多极化 进程。(四)中国是多极化的一极,这已没有疑问,但它在多极化格局中的 位置和分量还要看它自身的发展情况而定,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用动态的 观点看待这一问题,万万大意不得。
  总之,中国的最大利益在于,既不使多极化进程变成无序化混乱,让不 论什么形式的霸权主义乱中取胜,危害中国的发展与建设;更不可以使中国 在这一进程中最终落得无足轻重,中国必须取得同其幅员、资源及其发展宗 旨相称的一极位置与分量。我们时刻要注意研究的是:
1.全方位开放、主权安全第一与建立国际新秩序 这是矛盾的辩证统一。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最沉痛的教训之
一,就是闭关锁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的最成 功的经验,就是果断地实行全方位开放。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对内搞活, 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 但是我们必须切记,当代中国的全方位开放战略,完全不同于从上个世 纪末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倡议,后被西方列强接受并推行的“中国门户开放 政策”或“门户开放主义”。当时,中国积弱累贫,早已是列强瓜分宰割的 对象、毫无主权和领土完整权利可言。美国主张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 既可充分代表列强中的后起者——美国的扩张利益和价值观,又可充分利用 列强在中国你争我夺的矛盾。正如美国第 28 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一语道破 的那样,“谁以资本供给全世界,谁就应当??管理世界”。美国的对外和 对华战略后来虽然历经变化,但海约翰和威尔逊等人的这套理论至今仍留有
明显的痕迹,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相当的影响。
  饱尝丧权辱国和闭关锁国两方面之苦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今天在实行 全方位开放的内外战略时,牢牢地把握着主动权,非常清醒地、坚决地主张, “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一切其他国家和集团在处 理同当代中国的关系时,首先必须理解中国维护主权和安全的民族感情,并 同样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今天和以后的全方位开放,贯穿着一根实实在在的 主轴,即国家的主权与安全。这根主轴的完整表述,就是中国一向主张并彼 国际社会越来越乐于接受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世界上一切国家,不分它们大小强弱、发达与否,都会带 来长远、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之日, 就是国际政治新秩序建成之时。这是其一。
  其二,中国的全方位开放战略是要在有限的时期内,首先使中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不论从法规上还是从实际运作上同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最 终融人的肯定不是已有或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是一种新秩序;因此,中 国经济的全方位开放战略是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同步”进行的,不可能 一蹴而就。中国在这一进程中是有自己的“序列表”,即轻重缓急的。我把 它称之为“一圈一列一片一点”:
  一圈,是指中国的周边国家。中国真心实意地希望同它们永远保持和睦 相处的关系,这是中国自身执着追求长期和平发展的目标所决定的。
  
  一列,是指世界上一系列愿意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同中国交往的国家。中 国的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投资和先进技术,事实已经证明,中国不是这种交 往的单方面受益者,资金和技术输出国同样也是受益者。
  一片,是指渴望从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中获益的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 处理世界事务时,中国同它们最容易达成共识,最容易用共同的语言说话, 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人类的福祉来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中国同这一大片的关系将会越来越重要。
  一点,是指冷战后影响最大的国家——美国。在目前和今后的一段历史 时期,挟有雄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实力的美国,不仅对整个世界格 局的变化最敏感,反应最强烈,而且对社会主义中国不可避免地会采取特殊 战略。这就迫使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制订自己对美国的特殊战略。
2.“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 这是中国国策非常形象的概括。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一心一意地发展
社会生产力,增强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 水平。中国最怕的就是这项事业受到干扰。但是,怕有什么用?!中国整个 近现代史都告诉我们:怕,只能把事情搞糟。中国谁也不怕的更重要的原因 是,它从事的事业,不论对谁都不会带来损害,中国发展了,不论对谁都会 带来好处。这是第一句话的含义。第二句话是说,中国梦寐以求的是尽快发 展自己,这种发展不能靠别人的施舍或恩赐。在当代,没有什么“无私的援 助”。但是,中国的发展却必须指靠公平合理的互利合作。对于中国的发展 来说,这种互利合作是万万不可或缺的。同谁互利合作都成,只要不损害他 人,——这就是“谁也不得罪”的来由,是中国的国际战略无损于他人的真 实表露。
如果有人认为“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只是一条消极的、无所作为的
外交战略,那就大错特错了。两句话合在一起的中心意思是:为了中国的和 平发展,我们的国际战略必须时时处处“趋利避害”。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按“一国两制”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 1953 年底由中国首先提出的,至今已有 40 多年的 历史了。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五项原则不仅得到了国际上广泛的承认和使用, 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了如下巨大的发展:
1.搁置争议,寻求共同利益
  五项原则提出时,还只是中国同个别邻国就个别问题达成的共识,后来 被许多国际性文件所承认。 80 年代中期以后,冷战格局行将瓦解和瓦解以 后,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与主权争端陡增。如果沿用老办法,动辄使用 武力解决这些争端,那么局部战争就会“遍地开花”,世界不但不会安宁, 而它面临的主要任务——发展经济、缩小南北差距就更无从谈起了。在那种 情况下,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干扰与破坏。为了稳定世界局 势,中国首先提出了搁置争议,寻求共同利益的解决争端的新办法。
  中国在运用这一新办法处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 成就。中国经过努力,同周边国家达成的空前和平局面,保证了中国能够把 最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国内经济建设上。而对于那些现实的和潜在的争端,中 国保持着最大的克制和耐心,有些问题可能要留给后代人去寻求实际解决的
  
办法。
  中国的这一和平外交战略不仅适用于周边国家“一圈”,而且普遍适用 于前面所说的“一圈一列一片一点”。
2.一个世界,多种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遗留有对港、澳、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问题。邓小平
是提出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的首倡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 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中,不是只就中国的内政孤立地谈“一国两制”,他总是 把“一国两制”的思路同解决国际问题的通用原则联系在一起。
  因此可以说,“一国两制”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新发展。“一个中 国,两种制度”的必然延伸,就是“一个世界,多种制度”。这同美国及其 他某些人推行的世界必须照搬一个模式,是鲜明对立的。我们的原则是充分 尊重各国人民的意志,另一个原则却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历史将会 验证这两个对立的原则哪个更有生命力。我们坚信的是“一个世界,多种制 度”。


三一国的国际战略操作是 一门“艺术”


  国际战略理论,不是用于自我标榜的宣传品。它既是一个国家长时期里 对外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又是这个国家在国际生活中所起作用的形象标 志。它应该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这个可操作性,在当代,只能由一整套分 工合理、灵活机敏的机制加以保证。


(一)必须广泛宣传中国国际战略理论的各项原则


  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理论和思想来自何处?毫无疑问,来自邓小平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论对内还是对外,我们都应大力宣传这一划 时代的、全新的理论和思想。但是,不能不遗憾地说,现在我们连对国内宣 传做得都很不够,我们有一些阐述或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文章或辅导教材,很 少甚至根本不提邓小平的国际和外交战略思想,似乎这不是邓小平理论不可 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在国际上最有力的宣传莫过于中国的外交行为,但是舆论工具也
不可缺少。动用舆论工具必须结合实例,有很强的针对性。例如,关于中国 领土台湾、西藏等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人权问题、“中国威胁论”问题, 通常都是美国的一些人挑起事端,中国进行自卫。对于参与这些事端的人和 国家必须区别对待,有些是诚心同中国作对,有些是跟着跑,有些是不明真 相,受骗上当。我们动用舆论进行自卫也必须有理、有力、有节。这一条可 以说普遍适用。即使对于那些诚心挑起事端的人或国家,也要讲策略。如果 事情涉及中国重大或较重大的合理利益,那就只能针锋相对,分毫不让,但 只要事情无伤于中国的筋骨,就让他们叫去好了。这不是软弱,而是表明, 他们介入中国内政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只要我们把国内的事情办好,我们 的对外宣传就会是强有力的。


(二)理论必须变成行为指导原则


理论只有成为行为准则才有意义。
  我认为,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战略布局和目标的产生、 形成、发展和实现,都离不开对动态发展的世界格局、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 以及中国的全面应变能力的增长这两个根本条件。为了使两者相互适应,就 必须使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和策略,深入人心,在各个涉外领域里成为普遍 的指导原则。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必须具有这个“国际”或“世界”意 识,并且不断地提高这个意识水平和应变能力,外交工作极其重要。但是认 为国际战略的运作仅仅限于外交机构或涉外人员,那还是很不够的。因为, 在全方位改革开放的现代中国,同国外打交道的不可能只局限于职业涉外人 员。各级地方领导人、企业家、学者直至普通居民,都有大量机会同国外人 士交往。多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没有全民素质水平的提高,正确的决策以 及职业涉外人员的努力成果,完全可能被冲销或大大减色。
  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应该是现代中国价值观的一部分。只有这样,中 国才能既融人世界,又不被世界“吞没”。
  1995—1996 年处理由李登辉访美所引发的中美关系的严重波折,就是中 国外交贯彻邓小平战略思想的成功范例。毫无疑问,中国今后还会照此模式 行事下去。这一事例充分体现了当代的中国实行的是“和平社会主义”国际 战略,但是这个“和平”不是一味退让妥协,一旦事情涉及国家安全和主权 领土完整问题,中国是坚持原则的。我们衷心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祖国统一 问题,但绝不会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三)强化智囊库作用,完善运作机制


  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国际战略运作机制的突出薄弱环节是智囊库网络 和系列不健全,不发达,特别是高级智囊库问题更为突出。之所以如此,原 因有三:1.底子薄。在闭关锁国时期,对智囊库没有那么强烈的需求。2.而 现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序还处于形成之中。3.研究人员流失现象严 重。但是只要我们重视,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一提强化智囊库作用,就可能被误解为要另起炉灶,扩充人员编制,重
建一个庞大“臃肿”的机构或网络。不是的。这主要指的是外交决策的科学 化、民主化建设问题,是个机制转换、体制改革问题,是要求调整并加强各 研究机构(基本理论和对策研究)对中央的服务功能。要服务得好,就必须 人员精干,覆盖问题面广,反应灵活。最根本的是要进行系统研究,随时反 应,并且应提倡“针对一个问题提出多种对应方案”,供中央决策层选择最 有利、最合适的方案。
  中国的研究人员(除中央职能部门之外)基本上还处于“自由选题”状 态,形不成高水平的、足够与发达国家抗争的有力机制。

四结束语


  “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 何我们管不了。”——这是当代中国内外战略的至理名言。专心致志地搞自
  
己的社会主义建设,充分显示这个制度的优越性,是中国最高最大的利益所 在;别国的制度,别人的事情,我们确实管不了。
  但是,这个“管不了”,归根到底是最合乎情理、最积极地“管”,正 如邓小平说的,中国现在的事业“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 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 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
中国的利益,中国对人类的贡献,就在于此。


(作者姜长斌:中央党校教授、国际政治学博士生导师)

八十年代中国调整 对外方针的由来

宫力


  在 70 年代的时候,美国由于在侵越战争中失利进行战略收缩,而当时处 在军事实力增强阶段的苏联则急剧地开始了它的全球扩张,在这种国际局势 下,中国政府从反对霸权主义和捍卫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毅然决然地调整 外交政策,实行了“一条线”(用毛泽东的话说,是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 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但、伊朗、欧洲)的联美抗苏的国际战略, 组成了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不仅有效地维护了自身的国家安全,而 且有力地遏制了苏联的全球扩张势头。事实证明,中国当时所采取的这种具 有转折意义的重大措施,是符合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 的,也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而进入 80 年代之后,国际局势逐渐发生了变化。美国由于摆脱了越战的 包袱,实力有所增强,特别是里根政府上台之后,提出了“重振国威”的口 号,增加军费开支,实行强硬的对苏政策,志在从苏联手中夺回世界霸主的 地位,为此不借在地区“热点”搞“低热度战争”,从而加剧了国际间的紧 张局势。而苏联由于陷入阿富汗泥潭,四处伸手,又力不从心,逐渐失去了 战略优势,形成了美苏对峙、互有攻守的局面,美国在某些方面甚至重新占 了上风。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产生错觉,认为中国的战略地位下降,有求于
美国,因此中国可以吞下某些损害中国利益的苦果。特别是 1981 年美国共和 党新总统里根上台前后,说了不少有可能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并且在对台 关系上,特别是对台销售武器方面显然比卡特走得更远一些。这一切不能不 引起中国方面去重新审视和评判对方,并且对双方关系的战略价值进行一番 新的估价。
中国政府对于发展中美关系是有诚意的。除了抗衡霸权主义扩张的需要
之外,中国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也需要同美国建 立更多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应该说,中国领导人是从战略的高度来 认识和对待中美关系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涉及到中国主权的台湾问题 上,中国会因此作出无原则的让步。在美国一再出现违反中美建交原则的言 论和行为的情况下,中国方面觉得有必要更加清楚地表明中国政府关于发展 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1981 年 1 月 4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 领袖史蒂文斯和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陈香梅时,从世界格局的战略高 度,有针对性的就中美关系发表了重要谈话。
  邓小平直率地指出:就中国方面来说,我们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坦 率地说,里根先生在竞选纲领中说的有些话确实使我们有所不安。邓小平说, 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报刊和一些人的言论大概有这么四种观点,这些观点 如果不加澄清,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 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邓小平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 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邓小平说,至于说我们穷呀弱呀,我们历来 不回避,我们向来这样讲。中国有它的长处,就是地方大、人多,但确实是
  
穷,装备也确实是落后。可是我们对自己也有一个清醒的估计,我们有“块 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邓小平说,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 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前年我们教训了一下越南。 当时人们判断中国惹不起苏联。这件事情是有风险的,有风险中国独立承担。 结果我们还是做了。据此,邓小平认为,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 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
  第二种观点,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美国报刊中不 止一次地出现过这种议论。邓小平指出,中国是很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 中国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强,还有就是穷日子过惯了。邓小平说:“最典型 的是我们的延安时期,吃饭穿衣都困难。包括那时我们的各个抗日根据地, 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我们都能够生存。现在如果一切国际通道都切断了, 我们也能够生存。即使现在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 也能够活下去。”因此邓小平警告美国,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 错误的决策。
  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 题,中国可以吞下去。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 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 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说中美关系停滞不好,倒退更不 好,但是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我们的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 至于倒退到什么程度,那要看导致倒退的来势如何”。邓小平指出,既然中 美和中日关系正常化都是在解决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后实现 的,那末,以后能否继续发展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关系, 这个问题是焦点。邓小平还强调,我们注意到,有的议论说,里根先生可能 采取向台湾派总统私人代表的形式。今天我坦率地说,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 情况,我们不认为这是什么私人代表,而是一种正式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 系。如果出现了这样或类似的事情,我们肯定会认为美国政府的决策已经改 变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上海公报的原则。它的性质不仅是使中美关系停顿,而 且使之倒退。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
府。邓小平认为,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 80 年代的观点,也不是 70 年代的观 点,而是恢复了 60 年代以前的观点。
邓小平指出:“我们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但不要停滞,而且要发展。
我们对竞选期间和总统就任以前的言论是很注意的,但我们可以对这些言论 作某种理解,我们重视的是美国新政府上任后采取的行动。我刚才说的都是 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我认为,使美国朋友们清楚地了解中国政府的正式立 场,这是很重要和很必要的”。①
邓小平的这番讲话,不是一时的即兴之谈,而是经过前一段时间对中美 关系进行认真观察和缜密的思考总结出的结论。它表明,中国政府在维护中 美战略关系的同时,也决不会拿原则作交易,更不会吞下有损于民族利益的 苦果,只有中美双方共同遵守中美建交协议的各项原则,中美关系才能不断 向前发展,否则,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停滞,甚至倒退。对于这一点中国方 面已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是郑重的,不容忽视的。



① 邓小平的讲话全文详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09、612 页。

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点,为稍后中国调整对外方针奠定了重要基础。 就在美苏关系趋向紧张,中美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波折的同时,苏联的对
华政策开始出现某些积极的变化。1982 年初以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 夫和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先后就中苏关系发表谈话,都强调苏“不寻求同中 国对抗”、愿意采取“具体步骤”同中国改善关系。苏方还提到以科技交流、 互派留学生和恢复边界问题谈判等建议相配合。这是一种新的动向。
  1982 年 3 月 24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 表讲话,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从而把苏方的意图表达得更为明确和具 体。从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来看,在对华问题的语气上是历年来最为缓和的。 过去勃列日涅夫谈到中国都是以攻击为主,偶尔也顺带说一下苏联主张同中 国“关系正常化”,但显得毫无诚意。这次讲话则以强调同中国改善关系为 主,侧重点与从前有所不同。勃列日涅夫还表示愿与中国“商定双方都能接 受的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中国方面注意到了这个讲话,并以此为契机提 出了双方举行磋商的倡议。经协商,中苏确定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两国 副外长级特使的磋商,讨论和解决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问题。
  中美苏三角关系的这些微妙变化,使中国方面在外交上有了更大的回旋 余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原来所奉行联美抗苏的“一条线”国际战略已显 然不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从 1982 年下半年起,中国在对外方针 方面不再公开提及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实质是结成最广泛的反 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取而代之的是,中国方面更加强调独立 自主的对外政策,更加强调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关系。这样,美国也不再被列 入反霸统一战线之内,相反,中国在同苏联举行副外长级磋商的同时还恢复 了对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批评,并且声称不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结 盟。1982 年 8 月 21 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我 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①1982 年 8 月 22 日,中国 外长黄华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 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不会打‘苏联牌’去对付美 国,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②考虑到当时中苏关系尚未正常化, 这里所说的“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主要是指美国而言。中国 对外战略的这种变化有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也有利于保持世界战略力量之 间的平衡。
随后,在 1982 年 9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大会上,中国外交
的新战略正式确立。9 月 1 日,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了中国外交调整 的方向,他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 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 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 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这后一段话显然是针对前一段 的中美关系有感而发,邓小平进而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 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 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 从而表现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生活方式的警惕。最为重要的是,邓小平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15 页。
② 《人民日报》1982 年 8 月 23 日。

在提出党和国家在 80 年代的主要任务时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 人民在 80 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 国内问题的基础”。①由此点明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根本目标,是为国内的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接着,胡耀邦在代表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以“坚 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题,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原则。应该说, 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一贯立场,但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中国所强调的独 立自主有一个新的内容,那就是“不结盟”。胡耀邦明确指出:“中国决不 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适用于我们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关系。”①在谈 到同美国的关系时,胡耀邦认为,中美两国自 1979 年建交以来,发展了符合 两国人民利益的关系。但是“两国关系中一直存在着阴影”。胡耀邦认为产 生这种阴影的主要责任是在美国方面。这是因为美国“通过了一个违反两国 建交公报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把台湾作为一个 独立的政治实体对待。”胡耀邦指出,“中美两国政府经过将近一年的谈判, 不久前发表联合公报,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作出了分步骤直到最后彻 底解决的规定。我们希望这些规定将得到切实履行。中美两国关系只有真正 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才能继续取得健康的 发展。”②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胡耀邦在谈到中美两国关系中的阴影之后,引
人注目地提到了中苏关系改善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的前提条件是要求 苏联“采取实际步骤”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此举既可相对缓和对苏紧张 关系又可牵制美国,是很高明的一步棋。胡耀邦在政治报告中还表现出对第 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倾斜,他认为:“第三世界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是我 们时代的头等大事”,他指出,“今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将 不断扩大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友好合作。”①
胡耀邦的上述讲话表明,为适应新时期的新情况,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对外方针在十二大之后将更加强调“独立 自主”,不再同任何国家结盟或结成战略关系。由此出发,同美国的关系将 会拉开一定距离,不再形成一种战略关系去对付苏联。中美关系要在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正常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将发展经济建设作为解 决一切国内外问题的基础,中国将避免同苏联的关系过分紧张和恶化。当然, 在苏联把改善对华关系的言论变成行动之前,中国对美、苏两国的态度并不 完全是等距离的(虽然胡耀邦在报告中把他们同称为“超级大国”),事实 上,在强调“独立自主”的总前提下,中国重视中美关系仍然甚于重视中苏 关系,这除了中国此时仍对苏联怀有戒心之外,还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 要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这当然也是一种出于战略方面的 考虑。



① 《邓小平丈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 页。


②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第 42、48、49 页。
① ②《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第 44 页。

  中共十二大所强调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在同年十二月召开的全国 五届人大会议所通过的新宪法中得到确认,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一项基 本国策。这部根本大法的序言指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坚持反对帝国主 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 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 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①宪法中有关中国外交方面的这些规定,有 助于中国在新的形势下突出自己不受大国约束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并有利于 中国改善同受美苏影响较大的国家的关系,从而真正作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
(作者宫力: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法学博士)


















































①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第 218 页。

从国际战略的角度看 “一国两制”的构想
              刘建飞 “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为解决中国历史上遗留的台湾、香港和澳门
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而提出的战略方针和决策。如果我们将视野从中
国移向世界,就会发现,“一国两制”构想还具有深远的国际战略意义,它 不仅是依据当今世界的现实而提出的,而且对现今和未来的国际政治和战略 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一国两制”构想产生的国际背景


  任何重大理论建树和战略构想的形成,都是同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 征分不开的。诚然,“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主要是依据 70 年代未、80 年 代初中国的现实情况,从解决台湾和香港澳门问题出发、尊重台湾和香港澳 门的实际和中国大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而提出的,但是,当时国际 环境的特点也是提出这一构想的重要依据。可以说,“一国两制”构想也是 尊重了当时的世界现实。概括起来说,当时国际环境的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体系谁战胜谁的问题一时还
难以解决,两种制度将在同一个地球上长期并存。社会主义制度是作为资本 主义制度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因此,它一出现就遭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反对 和攻击,因而发生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以及后来的祸水东引和遏制政策等 等。而社会主义是以最终战胜并在全球取代资本主义为目的,因此才有了各 种世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较量,双方谁都没能实现 自己的愿望。从资本主义这方面来说,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由最初的直 接出兵进犯的“热战”到实行遏制的“冷战”,这一转变本身就表明它对社 会主义的生命力之强大无可奈何。“冷战”虽以苏联东欧集团的失败而宣告 结束,但社会主义制度仍在一些国家生存下来,尤其是占世界人口 1/5 的中 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机。从社会主义 这方面来说,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始终没有出现,而且资本主义还在相 当程度上表现出了自我调节能力,生产力在某一阶段还能出现高速发展的势 头。就两种体系的力量对比来说,资本主义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都占有明 显的优势,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才能在综合国力 上赶上或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局面的客观存在,使得两种体系各方的国 家领导人和政治家以及战略家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处理两种体系之间的关 系问题。当年“冷战”的主要鼓噪者、“铁幕”政策的发明人丘吉尔,在临 退出政治舞台前就曾大声呼吁要尽快结束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尖锐对峙的局 面。“一球两制”已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地成为现实。既然两种社会制度能 够在同一个地球上长期存在,那么“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两种社会制 度在同一个国家内并存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尽管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先 例。
(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主题。 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后,帝国主义的本性

和特征决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会十分尖锐,进而会发生帝国主义国家 之间的战争;而帝国主义战争会引发无产阶级革命。所以,从本世纪初开始, 世界的时代特征是“战争与革命”。两次世界大战都引起了无产阶级革命和 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30 几年间,虽然没有爆发第三次 世界大战,但是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全世界人民头上,“冷战”几度险些 转化为热战,而且局部战争不断。
  到了本世纪 70 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发展本国的 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首要任务,第三世界发展中 国家为了巩固民族独立的地位,振兴本国经济,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面貌, 迫切需要集中精力求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要想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立于不 败之地,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更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 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不使自己在世界竞争中被挤出先进行列,保 持自己的优势地位,也需要不断发展自己。而要发展,就需要有一个和平稳 定的国际环境。战争是发展的最大敌人。战争不仅破坏有关国家的发展环境 和条件,造成资源、能源和人力的浪费,而且还会使发展计划中断;即使是 战争的威胁也会使相应国家分散精力和财力,甚至制定出畸形的发展规划。 前苏联大力发展军工和重工业,将之放在优先地位,最终使经济发展比例失 调,缺乏后劲就是例证。
另一方面,到了 70 年代未,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与和平形势有了重大转
机,在这种背景下,“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 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①按照邓小平的分析,这种转机主要是由四个因 素引起的:第一,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拥有相 当数量的核武器,一旦打起核大战来,双方将同归于尽,因此谁都不敢先动 手;第二,由于苏美两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和扩军备战活动遇到了世界各国爱 好和平的人民和执政当局的抵制,使得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全球战略部署的努 力受到了挫折,一直未能完成;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 的增长,第三世界、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以及美国和苏联的人民都是要求和 平、反对战争的;第四,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 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使得世界任何国家包括美国、苏联在内都不得不认真对 待。
上述两方面情况的出现,使得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时代
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现 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 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 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①时代主题变换要求任何国家的执政党包括无 产阶级执政党在制定内外政策时都要考虑时代特征,因为时代潮流是不可抗 拒的,顺之者则兴盛发达,逆之者则衰败没落,这是一个十分简单而又重要 的真理。
为了适应时代主题的变换,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内外政策和方针进行了 重大调整。对内将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 对外则由“一条线”战略转为实行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7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5 页。

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与这些转变相适应,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则“不再用
‘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①提出了和平统一的方针。而从中国的历史和现 实情况出发,“一国两制”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最佳方案。这一方案不仅照 顾到了国内大陆和台、港、澳各方的利益,也能使与统一问题有关联的外国 的利益不受损害,从而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三)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正在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在世界近代史 上,欧洲一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第一、二次科技革命都发生在欧洲, 世界列强主要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逐渐强盛起来,取代了欧 洲的世界经济重心的地位,然而欧洲仍然保持着其发达的经济水平,北大西 洋两岸成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进入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一个引人注目 的现象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迅速,在世界经济 发展中地位越来越重要。首先是日本崛起,脐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并超过欧 洲诸强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随后,亚洲“四小龙”腾飞起来;近十多年 来,东盟七国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是拥有十二亿 人口的中国已实现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实力有了明显提高,经济总量 已名列世界前茅。更重要的是,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还相当强劲, 而相比之下,美国和西欧的发展势头则比较软弱。连西欧和美国的学者也都 承认,到下个世纪,亚太地区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 1996 年春的亚 欧会议就表明,欧洲国家已开始重新认识亚洲并重新确立它们同亚洲国家的 关系。这种局面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遇,因此,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 与稳定就显得更加重要。台湾、香港和澳门都地处亚大地区的中心地带,而 且经济都比较发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在实现祖国统一的过程中, 保持这些地方的和平与稳定是中国共产党及有关的政治力量义不容辞的责 任,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亚大地区人民共同的愿望。为此,在解决历史遗留 下来的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时就应该尽可能采用和平的方式,而要实现和 平统一,就应该充分尊重这些地方的现实情况,允许它们保持现有的政治、 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实行“一国两制”,就如邓小平所讲的,“采用‘一 国两制’的办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而且对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和 平稳定,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①


二“一国两制”的精神 实质是和平共处


“一国两制”构想是依据世界现实提出来的,它反过来又对国际社会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①“这个思路可以延 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②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称这一构想是“最富天 才的创见”。美国的半官方机构兰德公司认为“一国两制”构想是在某种意 义上超过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国际战略,而且是不动一枪一炮不花一分 钱的超级战略。



① 《人民日报》,1979 年 2 月 1 日。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7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7、101 页。

  如前所述,“一国两制”构想是在世界时代主题转换为和平与发展,中 国外交总方针变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因此贯穿其间的一个 总的指导思想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最早是由列宁提出来处理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关系的原则。当时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而且在总体实力上处于劣势。 社会主义国家急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因此列宁从 策略上考虑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 党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得到了 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处理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好方式,也是处理相同社 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行之有效的方式。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处理国与国之 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①
  “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对和平共处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将原 来用于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拿来解决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他指出:“现在 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 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 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②可见“一国两制”构 想与和平共处原则之间有着有机的内在联系。“一国两制”构想所蕴涵的精 神实质就是和平共处。
两种社会制度可以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和平共处的思想,反过来又强化了
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应该运用和平共处原则的观念。邓小平论述道:“总结国 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他方式, 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 激化国际局势。”③在这里邓小平以无产阶级大战略家的雄伟气魄,总结了
20 世纪的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指出了以往各种国际战略模式所存在的弊
端,提出了和平共处原则是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最好方式的结论。这里,邓小 平已不再把和平共处仅仅作为一个策略原则,而是上升到国际战略的高度。 这对指导中国的外交政策,开阔人们的视野,改变传统的以“进攻”或“防 范”为基础的对外政策思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一 国两制”与和平共处确实是一个“超级战略”。
三“一国两制”构想为解决
国际争端提供了新思路


  国际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利益不同的国家、民族构成的,在相互交往及各 自发展过程中,难免产生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和争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 战争往往是解决国际冲突和争端的最终手段。然而,战争是残酷的,它是以 无数人的生命和巨大的财产浪费为代价的。而且战争往往并不能使争端得到 有效的解决,反而会加深有关国家和民族的仇恨和隔阂。随着人类社会的进 步、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武器得到不断改进,战争的 规模越来越大,破坏性也愈来愈强。到了核武器时代,全人类都面临着被核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6 页。

大战毁灭的危险。全人类的生存危机促使很多有责任感的政治家和国家领导 人去思考、探索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邓小平这位爱国主义者、马克思主 义者、“实事求是派”,从中国人民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来建设国家的 实际出发,从维护世界和平这一全人类的利益出发,从国际政治的现实出发, 提出了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这就是“一国两制”、和平共处。邓小平指 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 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 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 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 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 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
①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从全人类的利益出发,提出了解决国际争端、稳定 世界局势的新思路、新办法,这是他对国际社会的一大贡献,是他的“最富 天才的创见”。
  在诸多国际争端中最重要、最常见的就是领土和边界争端。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政府不仅在理论上勇于探索,提出了新办法,而且在实践上也作出了 表率。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中俄哈吉塔五国边界问题的解决。1996 年 4 月 26 日,上述五国元首在上海正式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 定。协定规定: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双方不进行针对 对方的军事演习;限制军事演习的规模、范围和次数;通报边境 100 公里纵 深地区的重大军事活动;相互邀请观察实兵演习;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加强 双方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边防部队之间的友好交往等。这一协定是亚太地区 第一份多国双边政治军事文件,它的签置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中国与前苏 联有着长达 7000 多公里的边界线, 60 年代,苏联推行霸权主义和大国沙 文主义政策,在中苏及中蒙边界上陈兵百万,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而且还一度在局部地区爆发了武装冲突,使中苏边界局势异常紧张。中国与 俄罗斯及中亚三国边界问题的解决,使中国东北和西北 7000 多公里的边界线 处于长期稳定的和平安宁状态得到了协议保障。不仅如此,五国边界问题的 解决也促进了中亚和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乃至整个亚大地区甚至世界的和 平与稳定。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行动本身为今后世界各国通过和平谈判、协 商解决边界问题及领土争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同时也说明了和平共处 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和平解决领土和边界争端问题上,邓小平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共
同开发”。他说:“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 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① 他在列举了钓鱼岛问题和南沙群岛问题后说,解决这些问题,“一个办法是 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 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搁置主权问题争议,共同开发的 主张,充分显示了“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① 的坦诚胸怀,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和平外交方针和路线。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9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7 页。


  总之,“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②“一 国两制”就是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在正确把握时代主题的基础上 所提出的既是解决国内统一问题也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新办法、新思路,是和 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 将证明这一构想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


(作者刘建飞:中央党校副教授,在读博士生)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7、88 页。

邓小平时当代中国 外交形象的战略思考

李向前


  1985 年,中国决定裁军 100 万。这项重大举措,震动了世界。引人瞩目 的是,邓小平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百万裁军的战略意义作了下面的阐 述:“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 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①以树立“和平形象”为一个大战略的立足点, 是耐人寻味的。它同当代中国的外交战略演变之间形成了至关重要的联系。 所谓“外交形象”,无非指一个国家要向世界表明什么,以及经过某种 预定的政策和外交行为,为世界留下特定的印象等等。如同人们在社会公共 关系中需要一个与其内在特征相符的形象一样,国家也需要以完美形象出现 在世界舞台上。丑陋、偏私与凶恶必定为人们所疏远和唾弃;而公正、美好
和善良,也必定会得到广泛的拥护和友谊。 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维护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良好形象是十分重要
的。但是,这种对美好目标的追寻,往往要历经坎坷。因而对新中国外交形 象的历史性考察,将有助于对确立中国“和平对外形象”这一重要命题的理 解。

一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


  长期以来,国际上总是流行着一种“中国好战”的观点。显然,这是一 种使中国外交形象深受伤害的舆论。对于居心不良、有意中伤者,中国领导 人曾多次予以严肃批驳。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产生这种舆论的 国际性原因,认真研究造成这种现实状况的国际国内背景。
在很大程度上,“好战”的舆论同中国曾经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某
些不尽确切的表述和观点有密切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坚持着“由 于帝国主义的存在,由于世界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战争不可 避免”的观点。特别是在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我们不仅认为世界性的大战 不可避免,甚至感觉它已迫在眉睫:“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 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 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这种概 括和其后社会上广为使用的一个口号:“团结起来,准备打仗”,把战争可 能性及备战气氛推向了一个炽热点。
同时,在“战争与革命”的问题上,我们也坚持“不是战争引起革命, 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的观点。而且,在宣传上更侧重革命的因素在增长:“越 南南方、老挝、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和亚 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武装斗争日益壮大。‘枪杆子里 面出政权’的真理日益为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所掌握。”①因而,“全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8 页。以下凡引邓小平的话,均出自《邓小平文选》
第 2、3 卷。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9 年 4 月 1 日。

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迫切任务,就是联合起来,埋葬 帝、修、反和一切走狗!”这种并不确切的语言的使用,无疑给我们的对外 形象带来某种不利影响。
  事实上,“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来建设自己的 国家,中国也需要世界性的和平,使整个经济落后国家获得发展自己的机会。 那么,上述极端的语言和过于绝对化的判断是怎样发生的呢?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形成了我们长期以来对 形势的严峻估计。先是美国在朝鲜、台湾海峡发动战争,制造紧张局势,继 而它在日本及东南亚对中国形成包围,最后在越南挑起了一场热战;其后是 前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对中国构成直接的战争危胁。 60 年代末,前 苏联发动了对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捷克的军事入侵,并在中苏边境的东 部和西部挑起武装冲突; 70 年代后期,苏联煽动地区霸权主义者入侵柬埔 寨、直接出兵阿富汗等行径,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警惕,从而对可能针对 中国国的侵略战争作出准备。
  但是,毕竟我们作出的分析只是指出了它的可能。事实证明,针对中国 或世界性的大战并未爆发,这就有可能使我们从另外的方面考虑问题:1.美、 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采取的战略是直接侵占还是军事遏制?2.美、苏两国 是否真的会冒打核大战的风险?3.我们是否对国际形势作了“过火”的反应?
4.当今世界的诸种矛盾是否已经达到必然引起大规模热战的程度?换言之,
这个世界的主流究竟是战争还是和平? 显然,我们当时的答案不够精确。首先,美苏两国对中国的主要战略方
针是“遏制”,而非大规模的侵犯(不排除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国进行小规模
的“偷袭”),至少现有的材料还不足以证明上述两大国有全面进犯中国的 战争计划。其次,如同现在人们所认识的那样,核武器的存在,一方面造成 了战争的危险,另一方面却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战争的发生。因为当人们 意识到核战争的结果只是导致地球的毁灭,而不再分得出胜者和败者的时 候,原子弹也就仅仅成为一种制约性的力量了①(当然,这不等于说,世界人 民已无需承担制止核战争的义务)。第三,危险和威胁都是客观存在的。问 题在于,我们如何作出估计。胡乔木认为,从 50 年代至 70 年代,我们对国 际环境的恶化程度估计过高,作了“过火”的反应:当时“中国感觉全世界 似乎都在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②。因此我们极力与之抗 争,极力试图消除这种危险,从而造成了我们国际国内政策中的“‘左”倾 错误。最后,世界性大战至今未爆发这个事实说明,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世 界尽管动荡不已,但其基本矛盾并未激化到将要引起世界性大战的程度。因 此,即使在当时,世界也仍然是存在着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老一代外交家 王稼祥早在 1962 年就指出过这一点。他当时预言,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 阵营的根本矛盾并不必然导致世界性战争。因而,“不要笼统说,‘只要帝 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 可能性。”③这些观点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并进一步证明了,和平的可能性



① 1985 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出只有美苏两家有资格打世界大战,但“谁也不敢先动手”。
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7 页。
② 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 20 年的“左”倾错误》,《中共党史研究》1992 年第 5 期,第 3 页。
③ 《王稼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50 页。

远远大过了战争的可能性。 至此,研究已经揭示,那些曾经造成我们对外形象中过于绝对化和极端
性的“客观”危险,并不像描述的那样严重。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更深的层 次上,说明我们的“过火”反应。
  胡乔木在他的上述分析中指出,正是我们所处的“某种封闭状态”,造 成了 20 年来的“左”倾错误①。而恰是国内政治和理论意识形态方面的“左”, 又使我们越加封闭,越加对“战争与革命”问题作出过于绝对化和激烈的判 断。两者互为因果,“交相放大”。
  准确地说,夸大“国际阶级斗争”,正是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 例如,我们曾长时期地坚持认为,当今世界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 的时代”,因而“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这两个群体概念被看作是 国际无产阶级的化身——笔者注)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际资产 阶级的化身——笔者注)的斗争”,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两大阶级的决战已 不可避免等等。显然,这是将国内阶级斗争的基本概念推及到了国际,并据 而判断,世界无产阶级战胜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胜利,已为期不远了。 这种夸大国际上战争与革命的可能,夸大国际革命的意义,夸大战胜资 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现实性的“左”倾错误,同 1957 年后国内政治中“左”的 东西的滋长,在时间上大体相平行。本来, 1956 年党的八大已宣布了阶级 斗争的基本结束。但不久出现的反右斗争,却又被认为是国际和国内阶级斗 争开始激化的证据。 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代表了一种对共产主义空 想式的追求,从而也扩大了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大同”及战胜整个世界资本 主义的“信念”。胡乔木称之为“中国发生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①。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中国的对外宣传口号中出现了诸如“打倒帝国主义和
一切反动派”,“将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不恰当的口号,并在实际中支持 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
极左的错误到“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致。在国内动乱最严重的时刻,
中国外交机构基本陷于瘫痪,驻外使馆人员公然起来造驻在国的“反”。 1967
年 8 月,北京竟出现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恶劣事件,造成严重的国际影响。 这一切都是在“革命”的口号下付诸行动的,都是在“打倒帝修反”的狂热 气氛下进行的。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盖洛普测试机构分别于 1966 年和 1972 年对美国公众关于中国的观感进行了测试,其结果是:在 1966 年的主要印象 值中(取两项最高值参数),肯定(努力工作)和否定(好战)面各占其一; 而至 1972 年尼克松访华后的主要印象值中,肯定面(“努力工作”和“进步 性”)则占 100%①。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明,中国的对外形象同我们国内 政治形势及外交战略的相关变化呈对应关系。
造成我们主观上易于偏激处理对外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50 年代中 后期开始形成, 60 年代及以后表面化的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争。这个论争 的焦点,主要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如果说,我们在“战争与和平”问 题上始终坚持“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国际剥削者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 的观点,容易造成我们更强调“战争”的印象的话,那么在激烈争辩中的固



① 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 20 年的“左”倾错误》,《中共党史研究》1992 年第 5 期,第 3 页。
① 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 20 年的“左”倾错误》,《中共党史研究》1992 年第 5 期,第 3 页。
① 科林·麦克尔拉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94 页。

执己见,以至最后演化成为的严厉批判,则又加重了我们思维和言词的片面 性。这表现在,当我们高声呼喊“打倒帝国主义”、“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 争”时,却忽略和淡漠了对世界和平和全球性稳定的争取。当时的逻辑是, 只要强调了“和平”,就是“妥协”、“右倾”,甚至是“修正主义”。这 犹如一场阵线分明、非此即彼的战斗,没有退让软弱可言。正是在这种针锋 相对、鼓角齐鸣之中,减弱和模糊了中国外交政策中本应充分强调的“和平” 性质。
  由此看来,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要改变中国对外形象是不可能的。 因为,很难想像在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我们能够树立起“和平 和发展”的旗帜。
  毫无疑问,外交形象受到损害所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60 年代中 后期,我们不得不在极其困难和危险的局面下面对世界,不得不在孤立的状 态下勉力支撑我们的外交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已无法利用外部环境积极 展开对中国具有绝对意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这种状况直到 1971 年打开对美外交之后,才发生了转机。但真正的历史 变革,出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我们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 的理论和实践,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迈 出了当代中国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整个战略中心的转移,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与判断,提供了新的思
维。而邓小平正是这个思维的倡导者,也是新的外交战略的总设计师。 关于和平问题,是邓小平在 80 年代初那篇题为《目前形势与任务》的讲
话中最先提出的。当时他指出:“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
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 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随后不久,他又在军委 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是 可能的。”那么,就当时的世界形势而言,这可能争取到的不打仗的“一点 时间”究竟有多长呢?邓小平在 1982 年 8 月同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那 个著名谈话中提出:“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如果考虑到我们实现 现代化第二个目标的时间表,即用 30 年到 50 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那么就需要“再加 30 到 50 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 50 年到 70 年的和平 时间”。邓小平当时还以极其肯定的口吻告诉这位秘书长:“有人说中国好 战,其实中国最希望和平。”
但是,世界毕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整体。不仅霸权主义对别国的战争威
胁不会因时间的变化而消失,各个国家之间领土、边界、主权等等的争端, 也将会在很长时间内存在。如何看待这些可能引发战争的潜在问题,怎样认 识和处理这种现实性的矛盾,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对外姿态。 1984 年 2 月 24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学者时,谈了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世 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 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他认为,到目前为 止,采取“一国两制”这类办法解决上述问题“是可取的”。他说,对于争 端,可以先不谈主权,而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可以避免“始终顶着、僵持 下去,甚至发生武力冲突”的情况,他说,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 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而这样做的全部目的,“是要把世界局 势稳定下来”。因为,“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与实践的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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