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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法制和审判



中译本序言


  马克西米利昂·罗伯斯比尔是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伟大的责产 阶级革命者”①,是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和雅备宾政府的领导人。
  罗伯斯比尔于 1758 年5 月 6日生于法国北部阿尔士瓦省阿腊斯城的一个 律师家庭里。在中学读书期间,他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卢梭的思想 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参加检察工作,做过律师,担任过阿腊斯科学艺术 研究院的院士和院长。1789 年他被选为阿尔士瓦省第三等级出席三级会议的 代表。在国王召开的三级会议上,第三等级的代表和贵族、僧侣的代表破裂 以后,于 6 月 17 日宣布另行成立国民议会(7 月 9 日,这个议会为了制定宪 法而改名为制宪议会。罗伯斯比尔先后担任国民议会议员和制宪议会议员。 当时法国国内已经发生革命,但是制宪议会仍为一些大资产阶级代表和君主 派代表所把持。他们顽固地维护着封建专制法制,竭力反对司法改革。因此, 罗伯斯比尔在制宪议会上曾经多次发表重要演讲,要求废除国王的特权,制 定“理智和正义的水恒法律”,建立维护人民(即第三等级)利益的陪审法 庭。这些演讲虽然没有得到制宪议会多数代表的支持、但是他并不因此气馁。 到了立法议会期间,根据制宪议会所通过的关于制宪议会议员不得当选为立 法议会议员的决定,罗伯斯比尔把自己的活动转到雅各宾俱乐部和出版《宪 法保卫者》周刊上,以它们作为对吉伦特分子进行斗争的讲坛和阵地。1792
年 8 月 10 日,巴黎革命群众发动了起义,推翻了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废除了
1791 年宪法。这次革命对罗伯斯比尔影响很深,使他放弃了对君主立宪的幻 想,成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
1793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革命以后,雅各宾疯掌握了政权,罗伯斯
比尔也就成了雅备宾政府的领导人。为了巩固雅各宾专政,继续取得城乡劳 动群众的支持,他一方面于 6、7 月间先后颁布了三个土地法令,部分地解决 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另一方面则在城市贫民的坚决要求下,颁布了“普遍最 高限价”的法令,惩罚了投机商,对生活必需品实行了限价。在城乡群众的 革命积极性进一步高涨的情况下,他对公安委员会进行了改组,严惩了国内 反革命分子的猖狂活动,击退了外国侵略者的进攻。这样,到 1793 年底,雅 备宾政权获得了暂时的稳固。但是,罗伯斯比尔却把这种稳固看作是革命的 终结,因而对广大革命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也就不再予以考虑,同时,对雅 各宾内部反映群众利益的左派又错误地进行了清洗,结果使自己失去了群众 的支持,陷于孤立。1794 年 7 月 27 日,伺机反扑的大资产阶级实行了反革 命政变,在第二天就把罗伯斯比尔及其战友处以死刑。
  本书是罗伯斯比尔从 1783 年至 1794 年 7 月所发表的一部分重要论文和 演说的集子。全书共有二十三篇,按发表的时间先后排列,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罗伯斯比尔的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在本书中,罗伯斯比尔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出发,首先对专制制度 和专制法律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专制制度是以贵族为基础而同时又 服务于贵族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所追求的只是贵族的“优遇”和“奖赏”, 而不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在 F 这种制度下,所谓“国家”、“祖国”, 只是对于窃取主权的君主和贵族来说,才有真实的意义,而对于人民来说,



①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97 页。

则是风马牛不相反的。至于专制法律,他认为不过是君主意志的表现,而“惩 罚和奖赏与其说是犯罪或善行的结果,不如说是君主愤怒或宠爱的表示”。① 他指出这样的法律实际只是贵族、僧侣和高官显宦用来维护自身利益,压迫 和奴役人民的工具。
  在法国责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前和革命胜利初期,罗伯斯比尔能够大胆地 对专制制度和专制法律展开批判斗争,揭露它们的反革命、反人民的反动本 质,无疑是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的。因为从十五世纪路易十一统治起到大革 命爆发为止,法国一直是个极端的君主专制国家。数百年来,专制制度和专 制法律始终是国王用来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因此,罗伯斯比尔反对封建 主义法制也就是从根本上打击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同时也拆穿了大资产阶级 利用封建法制来为自己利益服务的阴谋。
  其次,罗伯斯比尔对于责产阶级革命法制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他着重 指出,“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庄严的表现”②,是“自由表达??符合于 民族权利和利益的共同意志”。③因此,任何法律必须反映人民的意志,体现 人民的愿望。只有真实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的法律,才能称之为真正的 法律,才能名副其实地像一个“合伙企业”,使每个公民在这种“合伙企业” 中都有自己的一份,切身感到它和自己的利害关系,从而来共同加强和改善 这种“企业”——法律。据此出发,他认为所有法律的制定也只能具有一个 目的,即维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确保社会的安宁和秩序。凡是符合这个目 的的法律,人们就应该尊重它们,服从它们。反之,那些只反映君主和贵族 的意志,用来“侵害不可剥夺的人权”的专制法律,人们不但不应该服从它 们,而且有权举行起义来反对它们。当然,罗伯斯比尔这里所说的“人民”, 主要指第三等级中的中、小资产阶级。
为了建立革命法制,罗伯斯比尔认为除了进行法院改革,建立陪审法庭
以外,所有政权机关都必须遵循下列四个原则:(1)人民主权原则。他说: “人民是主权者,政府是人民的创造物和所有物,社会服务人员是人民的公 仆。”①这就是说,政府和政府的一切公职人员都必须对人民负责,执行他们 的意志:而人民则根据自己的决定,有权罢免政府和他们所委任的一切公职 人员;(2)立法团体和政权机关的会议对群众公开的原则。这就是说,政权 机关必须尽可能地吸收广大人民参加政权工作,使他们出席公共集会,倾听 他们的呼声和意见,使其工作经常处于他们的监督之下;(3)三权分立原则。 他所以提出这一点,是为了强调立法团体在立法的时候,必须自由行动,不 受行政和司法方面的约束和影响;(4)法官、陪审员和证人的意见一致原则。 在审判工作中,如果三者的意见不一致,法庭就不能对案件作出最后判决。 据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铲除一切公职人员和法官的“特殊作风”,使广 大人民、尤其是贫者、弱者和被压迫者的权利和利益得到确实保障,免受“非 正义和狡猾手段的侵害”。②
然而,在雅各宾专政建立以前,罗伯斯比尔的关于资产阶级革命法制的



① 见本书第 4—5 页。
② 见本书第 138 页。
③ 见本节第 58 页。
① 见本书第 138 页。
② 见本书第 26 页。

这些进步论点,却没有被历届议会和政府所采纳,因而也就没有能够起到它 们应有的作用。只是从雅各宾专政建立以后,国民公会在他的领导下,才依 据这些论点制定了资产阶级最民主的 1793 年宪法,规定了公民的自由、平 等、选举、财产、信仰、教育等权利。可是由于当时受到对敌斗争十分尖锐 的情况的限制,这部宪法也始终未能实施。
  最后,关于列刑和革命恐怖问题。在革命胜利初期的 1789 年至 1791 年 间,罗伯斯比尔曾引证希腊历史的一些实例,主张从法国刑法典中删去关于 杀人的条款,废除死刑。他认为社会的各种权利原来就属于每一个人的,而 死刑在“一切人的力量都来对付一个人”的社会环境下,是极端不公正的, 它既不能防止犯罪,反而会使犯罪的事件增加。在当时来说,他从资产阶级 反封建的人道主义观点提出的这个主张,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客观上于广 大劳动群众也是有利的,因为在大资产阶级掌权的情况下,被处以死刑的人 绝大多数还是劳动人民。
  后来,随着革命的深入和发展,罗伯斯比尔的这个主张有相应的改变和 发展。在 1792 年底审判路易十六的时候,国王的反革命,罪行从反面教育了 他,使他完全放弃了关于废除死刑的主张,坚决要求议会立即审判国工,处 以死刑。到雅各宾专政时期,鉴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猖狂活动和进攻,他毅 然地采取了革命恐怖措施,来镇压反革命分子,保护革命和人民的利益。他 说:“必须镇压共和国的内外敌人,不然就会与共和国同归于尽。在目前情 况下,你们政策的第一条,应当是依靠理智来管理人民,借助恐怖来统治人 民的敌人。”①他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恐怖就是“迅速的、严厉的、坚决 的正义”。②
应该肯定,罗伯斯比尔能够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相应地改变他的思想,
从主张废除死刑的思想发展到坚决采取革命恐怖的思想,是有极其重大的意 义的。它不仅符合革命群众的要求和利益,而且符合革命向前深入发展的实 际需要。在雅各宾政权岌岌可危的时候,正是由于罗伯斯比尔采取了革命恐 怖措施,坚决镇压了反革命分子,才使革命政权得到了巩固。因此,恐怖政 策在当时是既正确而又十分必要的。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经指出说:“在 那时,为了使罗伯斯比尔能在当时的国内条件下保持住政权,使恐怖达到疯 狂的程度是必要的。”①列宁在评定雅各宾党人的革命恐怖的意义时,也曾指 出:“法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 125 年以前就对一切压迫者、地主和资 本家采取了恐怖手段,而使革命成了伟大的革命!”②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罗伯斯比尔作为革命民主派的代表,在经
济和政治方面比先前的吉伦特派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措施,把反封建的革命推 进到更加彻底的阶段,对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可是他毕竟是代表资产阶 级的利益的,他不能而且也不可能使这个革命越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范围。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他所提出的政策措施中仍然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的阶级 局限性。在经济方面,虽然他在许多演说中屡次谈到对社会财富不均的“悬



① 见本书第 176 页。
② 见本书第 176 页。
① 恩格斯:《恩格斯致维·阿德勒(1889 年 12 月 4 日)》。《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311—312
页。
② 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46—347 页。

殊现象”的不满,要求消灭这种现象,铲除“大富”和“大贫”的差别,但 是在 1793 年宪法中,保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仍然是他最为关心的 一点。宪法虽也规定了社会有责任关心其一切成员的生活、富者应帮助贫者、 对富者将实行财产累进税等等条文,在阶级社会中,这些只不过是一些不能
实现的空话。 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解决农民最迫切需要的土地问题。是革命的
中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雅各宾政权虽然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但是并 没有把那些先前属于封建主的或者被他们占领的村社土地无偿地分配给农 民,而是通过拍卖方式出售,结果仍然是使利了富有的资产者获得这些土地。 对于忿激派提出的最高限价的要求,罗伯斯比尔起初也是不同意的,甚至对 其领袖扎克·卢进行迫害,后来只是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才被迫同意实行 最高限价,但是也没有贯彻始终。
  在政治方面,罗伯斯比尔虽然对专制制度下人民群众的无权现象作过尖 锐的批判,提出要维护贫者的政治权利,但是即使在他执政期间,实际情况 也并非如此。当他需要劳动群众支持的时候,他可以满足他们的一部分政治 要求;而在群众的要求一旦真正触犯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时候,他便反过来对 劳动群众应有的权利施行种种限制。在 1793 年宪法中,尽管也规定了公民的 自由和平等,可是它们是以财产不平等为前提的,因此这些规定也只不过是 一句空话。至于对工人和其他下层群众的权利,那他更是无动于衷的。关于 这一点,马克思在谈到勒萨佩里的反工人法律时就曾指出过:“在以 1789 年的议会精神而言是‘符合宪法’的一切东西都被看做应当送上断头台的罪 行的时候,这个议会的一切反对工人的法律却依然有效,这是很能说明罗伯 斯比尔的特点的。”①
总之,罗伯斯比尔对革命法制的观点虽然在某些方面也代表了群众的利
益,但毕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也就是限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所允许的范围之 内,至于群众的根本刊益,是他不曾而且也不能代表的。然而,我们不能就 因此贬低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反对封建专制制度、鼓励人民的革命斗志中所 起的进步作用。这本书对我们了解罗伯斯比尔的政治观点和研究法国资产阶 级革命的历史,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陈 森
1965 年 4 月


















①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 年 1 月 30 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51 页。

革命法制和审判

论文和演说

论羞辱性刑罚


  诸位先生,不倦地从事研究各种对社会利益至关重要的问题的各个学术 团体,都借助于最诱人的奖赏激发才智来与各种破坏社会福利的谬见作斗 争,这是何等宏伟的情景。那种使遭到法律谴责的不幸者的亲属注定要蒙受 耻辱的根深蒂固的偏见,显然至今没有引起这些学术团体的注意。诸位先生, 你们首先把那些想得到学院荣誉的人们的劳作引向这一值得注意的目的,是 令人钦佩的。这样重要的题目已经唤起大众的注意,已经引起著作家之间的 崇高竞赛;谁要是具有足够的天赋才能,能把这个题目处理得符合它的意义, 并且得到提出这个题目的光荣学会的重视,该是多么荣幸!我并不觉得自己 有这种才能,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不揣冒昧向诸位提出我的菲薄贡献:促使我 向诸位提出这点贡献的,是力求有益于人的愿望和对人类的热爱;这点贡献 不可能是完全不值得诸位一顾的。我所要研究的三个问题当中的第一个问 题,乍一看来,可能觉得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怎样来揭露在远古时代就已产 生的这种观点的起源呢?怎样来弄清这种偏见可能与许多不知道的情况和许 多难以理解的原因所保持的看不见的联系呢?再说,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否可 能只是偶然的现象呢?这种研究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想从荒诞无稽的怪癖中寻 找规律呢?我脑子里最初出现的念头就是这样。但是我考虑到,你们既然提 出这个问题,那就是认为它是可以解决的;是你们的威信说服了我,使我敢 予执笔撰写这篇著作。
首先我觉得,从我观察到的一个很简单的现象中,可以看出这里所谈的
偏见的一些重要线索。尽管善良行为和不良行为都是主观的东西,但我发觉, 人们到处都喜欢把某人的功绩或错误扩大到同他有密切联系的人们身上。显 然,德行使我们产生的爱慕和赞美,在某种程度上也扩大到跟这种德行相联 系的一切东西上,而恶行所引起的愤恨和轻蔑有时也落在同这种恶行有关的 人们身上。常有人说某人是自己家庭的光荣,而另外某人则是自己家庭的耻 辱。这种概念甚至被应用到更一般的从而也是更疏远的关系方面;人们有时 把某一个人的行为看作是某一个民族的光荣,甚至看作是全人类的光荣,我 又能说什么呢?难道图拉真、安东尼不是被称为人类的光荣吗?难道尼禄、 卡里古拉不是被斥为人类的耻辱吗?
这种说法是一切语言、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所固有的;它们表明一切民
族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我认为,正是在这种自然的趋向中孕育着我所探讨的 这一观点的萌芽。
  这种观点在不同民族那里由于不同情况而有不同的发展,有的取得较大 的势力,有的取得较小的势力:在这一地方它停留在自然界和理智给它限定 的范围以内;在另一地方它则压倒正义和人道的原则,而产生了那种使全家 由于一个人犯罪而蒙受耻辱、甚至使无辜者丧失荣誉的可怕偏见。
  要想详细说明可能影响这种观点发展的一切个别原因,那是极其艰巨 的,这种意图甚至是难于实现的;我在这篇文章中只探讨一般的原因。
  我觉得,其中最重大的原因,是政体的本质。在专制国家里,法律不过 是君主的意志,而惩罚和奖赏与其说是犯罪或善行的结果,不如说是君主愤 怒或宠爱的表示:当他施行惩罚的时候,他的公正性本身总是与暴力和压迫
  
没有区别。 这不是法律,不是铁面无私的,然而是明智的、准确的、公正的法律。
这种法律对被告的审判具有那种证明它尊重人的荣誉和生命的外部特征,它 只有在证据确凿而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判处一个公民的死刑。也正是由于这 个原因,它才使被它所谴责的人蒙上洗刷不掉的污点。这是不可抗拒的权力, 它没有意识地和无规律地给人以打击。这是猛烈发作的暴风雨,它破坏和毁 灭它所遇到的一切;在这种政体下,死刑的耻辱微不足道,不会影响到被处 死者的家庭。
  况且,这种偏见是以具有精细入微的荣誉概念为前提的。但是在专制国 家里荣誉是什么呢?大家知道,这些国家对荣誉是那样陌生,以致在其中有 些国家里,例如在波斯,语言中甚至没有表达这一概念的字眼;受到奴役屈 辱的人们怎么能够在这方面过分讲究呢?
  这种看法可以得到经验的充分证实。因为不仅在波斯,而且在中国、土 耳其、日本以及受专制政治支配的其他各国人民那里,都找不到我所探讨其 起源的观点的迹象。
  这一观点就是在真正的共和国里也表现得如此暴虐。在真正的共和国 里,公民的地位极其重要,不能任凭别人摆布:在每一小个人都参加国家管 理、都是主权的一员时,他不可能由于别人的罪过而被剥夺这一崇高的特权, 而且只要他还保有这个特权,国家的利益和尊严就不容许这样轻易地借助偏 见来凌辱他:共和国的自由会对这观点的专制性感到愤怒;这种自由不但不 允许荣誉拿公民的权利做它的癖好的牺牲品,而且责成它使公民的权利服从 于法律的效力和风俗的影响,得到它们的保护。
况且,在荣誉和尊严的大门总是对有才能的人敞开着的各国人民那里,
由于可能通过我们所能做出的光辉事迹而使人忘却那些与我们无干的犯罪行 为,是不可能产生这里所谈的羞辱现象的:单是把犯罪者的亲属看作出色人 物的习惯,就足够消除这种偏见了。
还有一个论据能证实我的关于政体种类的基本论点。正如《论法的精神》
的作者所证明了的,共和国的主要工具是品德,即不过归结为爱法律和爱祖 国的政治的品德;共和国的宪法本身要求一切私人利益、一切个人关系都要 不断地让位于公共福利。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每一公民都构成主权的一部分; 因此,他有义务关怀那把权利授与他的祖国的安全。当为挽救共和国必须惩 罚罪犯的时候,他不应当宽恕这个罪犯,即使是他最亲爱的人也不例外;但 是如果对他忠诚履行这种义务的奖赏是使他受到羞辱的话,那他怎么能够尽 到这一艰巨的天职呢?相反地,他不是会被迫破坏法律来力求从法律手中救 出牺牲者吗?假如让布鲁图来接受这种可怕的考验,难道你们以为他会有足 够的勇气,用两个犯罪儿子的鲜血来巩固罗马的自由吗?不会的。一个高尚 的人能为国家牺牲财产、生命、甚至本性,但是牺牲荣誉则万万不能。
  这里我还有一个优越条件,即我的理论丝毫不会受到事实的驳斥。只要 看一下古代共和国的历史,就可以确信我所说的偏见在那里是被铲除得一干 二净的。
  例如,在罗马,十人团委员阿皮乌斯·克罗狄乌斯被证明犯有压制人民 自由的罪行,并且染有椎尔吉尼亚的无辜的鲜血,他因为罪恶多端正准备接 受惩罚的时候,忽然死在狱中。这是否使克罗狄乌斯的家庭蒙受耻辱呢?没 有。我看到,在他死后,他的叔父卡伊·克罗狄乌斯还是在地位高贵的公民
  
当中赫赫有名,毫无愧色地维护元老院的特权,以他的祖先在公共事业中一 贯表现的世代相传的自豪气概,奋起反对护民官的侵害行为。我觉得特别能 说明一个民族在所谈的这个问题方面的精神的,是共和国的历史家们认为是 克罗狄乌斯所说的话。他们说这个罗马人不害怕向人民提到以他的侄子为首 的十人团。
  不但如此,我还看到,尽管这个阿皮乌斯是共和国的压迫者和牺牲者, 但是他的儿子在他死后却以共和国军团司令官的身分执政。
  十人团其他委员所受的惩罚,也没有妨碍他们的家庭得到尊敬。杜伊利 被判罪以后,人民不久就选出了杜伊利家族的、与他同名的一位公民充任护 民官。法比伊·魏布兰、M.谢尔维利和 M.柯尔矗利因受到判决而丧失了荣誉 之后,仅仅过了几年,他们的后辈或者亲人就在军团和民政官暑里得到提升。 马·曼里乌斯被控犯有阴谋反对共和国的罪行,而被判处从塔尔贝斯山 悬崖上投到崖下的刑罚;在他被处死十四、五年之后,罗马人民就把公民可 能追求的最大的权力建同独裁官的称号赋予他的一个后裔普伯利·曼里乌
斯。
  如果我要详尽无遣的举出历史提供给我的这类事例,是说不胜说的;我 在这里仅仅再举出邻国人民的例子就完了。他们的风俗是我的理论的新证 明。大家知道,英国虽然名义为君主国,但这不妨碍它按照宪法是真正的共 和国,这个国家已经摆脱了我们正在探讨的这种观点的束缚。
那末这种观点究竟在什么地方盛行呢?它在君主国里盛行。在那里,这
种观点得到政体本质所抬予的便利,受到风俗习惯的支持,受到共同精神的 熏陶,它的枕治地位显然有不可动摇的基础。
正如我已经引证过的那位伟人所证明的,荣誉是君主政体的灵魂。这不
是指哲学的荣誉,这种荣誉只不过是一个知恩的和纯洁的心灵由于自已的尊 严而体验到的高尚情感,它以理智为基础并与天职揉和在一起。它甚至在远 离人们的视线,只有上天作证人、良心作法官的时候,也能存在。这是指政 治的荣誉,它的本质在于追求优遇和奖赏,它使得人们不满足于成为值得尊 敬的人,而主要想使自己受到器重,力求使自己的行为赋有更多的威严而不 是正义,更多的光彩和尊严而不是理智;它所包含的虚荣至少同品德一样多。 但是它在政治方面能完全代替品德,因为它能借助于最简单的方法迫使公民 在觉得只是追求个人私欲的目的时走向公共的福利;最后,这种荣誉往往按 其规律来说极其奇怪,而按其效果来说却极其伟大,它产生出那么多的高尚 情戚和荒谬偏见,那么多的英雄行为和狂妄行动;它通常以尊重法律自夸, 而有时也认为违反法律是它的天职;它无条件地命令人们服从君主的癖好, 然而也允许认为自己因不公正的隔爱而受到屈辱的人拒绝为君主效力;它命 令人们既要用宽宏大量的态度来对待祖国的敌人,又要用公民的鲜血来洗雪 耻辱。
让我们只在刚才描述的这种情感中探求所说的偏见的根源吧。 这种荣誉孕育着任性妄为,总是倾向于过分的讲究,它看待事物与其说
是按照事物的真正价值,不如说是按照外表的光彩,而看待人物与其说是按 照他们的个人品质,不如说是按照外部的特征,按照与他们不相称的职位称 号。只要对这种荣誉的本质仔细研究一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可以轻蔑地 来对待某一个被社会唾弃的恶棍的亲人了。
由于还有其他一些与我所说的政体的本质有关的情况也有利于这种偏见

的形成,所以这种偏见就更容易养成了。 君主国家必然要求有高官显爵、等级差别,特别是贵族等级。这个等级,
按照培根所首先发挥的那个“没有贵族就没有君主,没有君主就没有贵族” 的原则,它被看做是君主政体的基础。在这种政体下,社会舆论极为重视门 第的高贵是对的。但是这种根据某一公民的门第古老、家庭显贵、婚姻关系 高贵而对他表示尊敬的习惯本身,跟我所说的偏见已十分相像。这个迫使人 们只因为某人出生于高贵的父亲而予以尊敬,只因为某人的父母是无名之辈 而予以轻视的观点,自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如果某人的生命是一个丧失 荣誉的人所赐予的,或者他的后人是个恶棍,他就要受到轻视。
  而在现今的君主国家里,尤其是在法国,不知有多少其他的特别情况可 能扩大这种一般原因的影响啊!
  古时的法国法律对贵族犯罪的惩罚,只是剥夺他们的特权;体罚只适用 于不属于贵族的各等级和农奴。后来,僧侣由于自己的特权也被免除了这种 惩罚;这样一来,使被判处死刑者的家属受到羞辱的偏见,还会遇到什么阻 碍呢?它所损害的,只是世世代代受到最残酷和最无耻的奴役的那一部分人 民。
  如果这种偏见触犯了在国家里占有统治地位的两个等级,如果它只威胁 了那些当时应受尊重的公民的荣誉,那么它一定很快就会被铲除了。
下述情况使我们更加有权这样设想:这种偏见从来没有能够把它的势力
扩展到王国的望族身上去;现时贵族虽然受体刑,但显贵罪犯的家庭还是不 会受到羞辱。绞架使平民的亲属永远蒙受耻辱,而砍掉显贵人物头颅的大刀, 却不给他的后裔带来任何污点。
但是由于另一个原因,这种残酷的偏见在野蛮时代毫无困难地盛行起
来。那时它毫无阻碍地打击被奴役的人民,这种人民在压迫他们的强大僧侣 和骄横的贵族的眼中是极其卑贱的。
我还要稍微谈一下这个问题,想指出这种偏见可能由于在欧洲许多民族
那里长期盛行的一种奇怪风俗而变本加厉。我所说的是司法决斗。当用这种 荒谬制度来解决一切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时候,被告的亲属在决定被告命运的 诉讼中有时必须自己变成当事人:在被告体弱、有病,特别是他的性别不容 许他手持利剑去证明自己无罪的时候,他的亲人就加入争议,替他决斗;因 此诉讼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个人的事情;被告所受的惩罚也是他的亲人 失败的结果,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就要分担他的耻辱,特别在尚武的民族那 里是如此。
  在揭示了我们所探讨的偏见的起源以后,我应当来讨论第二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可能还要更加有趣,它就是:这种偏见是否利多而弊少?
  我承认,我一直不能理解,对于一个可以由健全的理智和人道感加以明 确判断的问题,怎么可能存在两种意见。因此,当我得悉王国最著名的学会 之一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并不以为这个学会只是想要人们解决一个争论 的问题。我认为它的意图是要同有害的谬见作斗争,消灭野蛮的风俗,医好 社会的溃疡。
  这种观点使无辜者必须忍受对罪行的惩罚中的最沉重的东西,照我看 来,它不公道这一点是毋需证明的了;但是既然是这样,那么问题就已解决; 既然这种观点是不公道的,那么它也就是没有益处的。
在一切道德规则之中,最深刻的、最崇高的、同时也可能是最正确的一

条,是这样的:只有正直的东西才是有益处的。 最高存在物的法律不需要在自然后果以外有别的制裁方法,因为最高存
在物本身已经把自然后果同破坏法律的傲慢行为或尊重法律的忠实行为连结 起来了。品德带来幸福,正如太阳带来光明一样,而不幸是由罪行所产生, 正如蛆虫是由腐烂产生一样。
  只有正直的东西才是有益处的;这条在道德上正确的规则,在政治上也 同样是正确的。分散的人们和团结成整个民族的人们,都同样服从于如下的 法则:政治社会的繁荣必然建立在秩序、正义和理智的坚固基础之上;凡是 损害天赋权利的任何非正义的法律、任何残酷的制度,都是直接与其保护公 民的人权、幸福和安宁的目的相抵触的。
  如果政治家们往往不承认这个原则,那么这是由于他们根本轻视道德, 由于世界总是受暴力、傲慢、愚昧和野心的控制的缘故。
  而且,如果我需要用一个特别显著的例子来证明我刚才所叙述的那条规 则的真实性,那么我就要选择这里所探讨的偏见给我提供的例子。
  但是这时我听到有人赞同这种偏见的呼声;大概,我立刻会碰到一种拥 有相当大量拥护者的流行的诡辩说法。
  据说,这种偏见对于人类是有拯救作用的;它能预防大量的犯罪行为, 能迫使亲属们互相监视彼此的行为,能迫使家庭为它的成员担负责任。
啊!一个公民为另一公民的犯罪行为担负责任!因为别人的罪过而受到
凌辱!我正是要同这种可怕的社会秩序作斗争。要堵塞犯罪的道路,就应该 借助明智的法律,遵守比法律更加强大的道义精神,而不是借助残酷的风习。 残酷的风习总是比它们可能防止的犯罪行为本身更加有害于社会的幸福。
在中国,发明了建立那种人们向我们夸口说有优点的保障的惊人方法:
在那里,如果子女犯了应判处死刑的罪行,法律把他们的父亲也判处死刑。 为什么我们不也采用这种法律呢?这个念头使我们不寒而栗,可是我们还是 把它实现了!不要自以为我们还没有达到夺去罪犯亲属的生命的程度,我们 所做的,即使按照我们自己的原则,也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我们是耻于 把生命和荣誉等量齐观的。但是这种偏见是否真能把许诺给我们的对损害的 微薄补偿给与我们呢?它怎样减少犯罪行为的数量呢?是否从能够犯罪的那 些人方面来减少呢?我不能想像,一个人卑鄙下流到能践踏最神圣的法律, 然而却这样富于感情,这样宽宏大量和关怀他人,以致害怕使自己的家庭蒙 受他本人都无所畏惧的羞辱。这种偏见是否会对亲属产生较深的印象呢?也 许,它会使父亲们更留心教育自己的子女吧?
  如果他们的智慧能够看到这种偏见给他描绘的可怕情景,如果极易于变 成溺爱的父爱能够真正认识到,他所抚爱的孩子,可能是将来要受到法律严 厉制裁的恶魔,那么这种奇怪的动力至少会是多余的;因为没有一个父亲, 他的关怀只限于不让自己的子女将来死在断头台上。
  可能有人会反驳我,说这种动因至少可以促使亲属们请求官署来管教可 能使他们将来受到羞辱的堕落子女。
  但是,且不谈属于低层阶级的公民没有必需的资财来获得这种烈性药 物,请问什么时候父亲们才会决定使用这种药物呢?那就是当恶行已经成为 不治之症的时候,当迫使他们使用这种药物的人已经坏到顶点的时候,当许 多的谬误行为(他们往往是最后,而且是这些行为已该受到惩治的时候才会 得知)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严厉办法的时候,而这种办法总是要在他们心爱
  
的子女身上留下污点。 而且,父亲们刚一剥夺掉子女所滥用的自由,就往往以为子女立刻会改
邪归正(这只有他们才能如此希望),于是又力求取消他们自己所苦苦求到 的严厉命令。而在被关押以前已经变坏的犯罪子女,可能由于受到惩罚而变 得更加狠心,因而在回到社会怀抱的时候,会毫不在乎地犯一切罪行来破坏 这个社会的安宁。
  可见,这就是我所说的偏见给我们提供的优点:算得上非正义的和残酷 的东西!
  此外,要想至少有个理由使父亲对于子女的行为负责到这种程度,就得 赋与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管束子女。
  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比我们彻底:他们的法律赋予父亲对于自己家庭有无 限的权力。据说,他们的法律对父亲不行使这种权力而予以惩罚。但是我们 呢,子女的人身和财产差不多完全不受父权的支配,子女在年龄很小的时候 便独立自主——我们怎么能要父亲对他们无力防止的那种过错担负责任呢? 在对他们采用这种丑恶的严厉办法以前,我们至少要把属于他们的一切 权利交还给他们;我们要把古代人民正确认为是保障道德的家庭审判制度恢 复起来。这种明智的制度很快就会向我们证明,为了减少犯罪的人数完全不
必要去压迫无辜者和侮辱人道。
  但是,即使我们能够用某种漂亮的借口来掩盖我们对待父亲们的不公正 态度,可是,我们怎样能够证明对待罪犯的其他亲属的不公正态度是正确的 呢?兄弟有什么样的权力来管教兄弟呢?儿子对于自己的父亲能行使什么样 的权力呢?温柔的、羞怯的、善良的妻子,是否由于她没有制止法律要她服 从的丈夫所犯的错误就变成有罪的呢?我们有什么权利使她的破碎的心感到 悲观失望呢?我们有什么权利强迫她甚至把她由于过度不幸所流出的眼泪都 作为羞耻的悲痛证物而掩藏起来呢?
我想方设法,力求找到哪怕一点点对我所揭露的偏见的有用的东西以冲
淡一下它的不公正性,但是枉费心机;我比较容易找到的,是这种偏见所引 起的数不清的灾难。
为了真正认识这种灾难,需要抛开(哪怕极短暂地也好)使我们对这种
偏见习以为常的习惯势力,并用较远大的眼光来进行观察。 我们来假设一下,有一个从不知道我国习俗的遥远国度里来的人,在我
们当中旅行了一番以后,回到自己的同胞那里,并对他们这样说道:
  “我看到盛行着一种奇怪风俗的国家;那里每次把罪犯判处死刑时,总 要使另外几个公民受到羞辱。这不是意味着责备他们犯有什么罪过;他们可 能为人公正、禀性善良、宽宏大量,可能具有许多才干和美德,但是这都不 能使他们免于羞辱;他们完全无辜,因此还享有受到自己同胞同情的最感动 人的权利。例如,一个无所慰借的家庭被法律把自己的家长和支柱夺去漫上 断头台,但是如果这个家庭能够只是为了这场灾祸而痛哭一场,那还算是太 幸运了:他们全家都要蒙受永久的耻辱。心灵正直而敏感的不幸者,不得不 负起只有恶棍才能承受的那种可怕惩罚的全部重担。他们由于怕看到周围人 们的带着轻蔑神情的脸,再也不敢抬起头来;一切阶层都在轻蔑他们;一切 团体都排斥他们;一切家庭都害怕由于同他们通婚而玷污自己;整个社会都 拒绝他们,使他们陷于可怕的孤立状态;连那些帮助过他们的慈善家,也很 难克服那种严重侮辱他们的傲慢而残忍的感情。友谊??我忘记了,对于他
  
们已不可能再有友谊了。最后,他们的境况是那样可怕,甚至引起那些应对 此负责的人的怜悯,怜悯他们受到自己对他们的轻蔑,同时却继续使他们受 到羞辱;他们把刀子刺入这些无辜受害者的心脏,同时连自己也多少被这些 无辜者的喊叫声所感动。”
  我所说的人民听到这种使人惊奇的,但是真实的故事以后,将要说些什 么呢?他们首先是否会设想这种偏见只能在某些野蛮国家里盛行呢?如果要 说具有这种偏见的人民也是正义的、人道的、文明的;他们有文明的风俗、 明智的法律、美好的制度;他们比任何别的民族都更善于尊重人权和承认社 会幸福的基础;他们已经把艺术和科学推进到世界上其他地方所不知道的完 善地步——那会是徒劳无益的。我所说的人民决不愿意相信可能存在这样不 可思议的矛盾;他们由于不知道我们有抵消这种旧日野蛮残习的一切优点, 可能认为我们是最不幸的人,他们会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那样的国度里,那 里无辜的人完全受不到保护,公民随时可能由于与自己无关的事件而遭到丧 失人生最可贵的荣誉的可怕危险。
  这就是这种荒谬偏见足以使我们恐惧的主要不安之处;凡是破坏我们所 有制的巩固性的一切,我们郁认为是动摇社会福利基础的致命现象;没有荣 誉,其他一切福利就毫无价值,连生命也等于死刑,可是有一种偏见甚至将 荣誉置于偶然机会的摆布之下,我们将怎样看待这种偏见呢?我们每天都重 复这样一条正义的规则,即宁可宽恕一百个有罪的人,也不可冤枉一个无辜 的人,而我们自己每惩罚一个罪犯,总要断送几个无辜者!我们说,惩罚一 个恶棍能警告其他恶棍,而杀死一个可尊敬的人会给整个社会造成恐惧;可 是我们每天都给社会提供可怕的景象,这种景象必定使每一个人都感到恐 惧,因为没有什么能保障我们有一天下会成为这种可怕景象的悲惨对象,没 有什么东西能保障今天的压迫者明天不会成为被压迫者。
而这么多的公民受到羞辱,会给国家造成什么害处呢?
  文明的立法者们在能够为祖国保全血液的时候,他们对于血液,甚至最 可鄙视的血液都是非常珍惜的;凡是祖国能够从对违反它的法律的罪犯的惩 罚中得到的一切好处,他俩丝毫都不愿意使它丧失。那些迫使某些罪犯从事 公益劳动的惩罚就来源于此,甚至我们的法律也采取了这种明智的原则;但 我们的偏见却公然破坏这种原则,使那些不幸同罪犯有亲属关系的清白公民 成为对于国家毫无用处的人。
如果不使这些公民对于他们亲属的过错负责,而认为他们和他们的亲属
不同是他们的功绩,那么对他们亲属的判罪对于他们就会成为一种强有力的 刺激,使他们努力以自己的个人品质来迫使人们忘却那被判罪的亲属。但是 偏见使社会永远失去了这些公民对社会可能做出的贡献。偏见剥夺了他们的 荣誉,就是消灭了他们;它使他们受到类似褫夺公权终身的惩罚,而这与法 律对罪犯本人所判处的死刑是同样致命的东西。
要是这些人只是无益,而不造成危险,那还算上天保佑! 耻辱污损人的心灵;一个人要是被判定应受轻蔑,他就不得不成为该受
轻蔑的人。不能再指望受到自己亲友尊敬的人,能够指望什么高尚的感情和 什么宽恕的行为呢?既然已永远丧失与品德相联系的一切优点,他就必定要 到邪恶的享受中去寻求满足。
  如果羞耻没有夺去他的全部力量,他会变得更加危险,他的精力会转化 为仇恨和绝望,他的心灵会起来反对那种使他成为牺牲品的残酷的不公道的
  
事物,他将成为压迫他的那个社会的隐蔽的敌人;如果他最后没有坏到该受 他起初不该受的那种惩罚,如果法律将来不必去惩罚他居然犯了他的同胞们 的这种野蛮行为促使他去犯的那些罪行,那还算幸运的!
  诚然,这些不幸的人们往往决定逃出本国,到远方的国家里去掩藏自己 的耻辱,但是这么多的公民被我们迫使去把自己的财富、自己的技能、自己 的才干和对使他们受迫害的祖国的憎恨带给别的民族,难道这种损失对于我 们说来没有什么关系吗?
  这种致命的偏见显然成为纷争不和的信号。它使得准备缔结亲密关系的 家族之间突然发生不可克服的障碍;它使得轻蔑、鄙视、悲哀和绝望来代替 尊敬、友爱、喜悦和幸福的陶醉;它把一对本应缔结美满良缘的情人拆散, 令一方背弃前言,而使另一方永远不能履行公民的最神圣的义务之一。
  正是这种偏见引起许多严重的争吵;它的受害者所遭到的轻蔑,使这些 人不断地受到侮辱,而这种侮辱是他们并不总是甘心忍受的;使他们受羞辱 的原因,是怀有仇恨的、无耻的、粗暴的、爱好虚荣的人们最喜欢用以进行 侮辱的话题;于是便产生争吵、打架,特别是决斗;这样一来,这种偏见就 给另一种荒唐的偏见提供养料,并且成为维护这另一种几乎同它一样致命和 野蛮的习惯的主要支柱之一,而它当然是配充当这个角色的。
这种偏见还会引起另一种不便之处,这可能不那末容易感觉出来,但实
际上确实存在着:这种偏见削弱父权的力量。 我曾看到,堕落的子女察觉父母的命运是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便利用这
一可耻的优势来向父母要求不合理的宽容,迫使软弱的父亲们向他们投降,
忘掉必要的严格,由于恐惧而推动他们走向可能辱及家庭的错误途径。他们 就这样把我们所说的偏见变成他们发泄私欲的工具和放荡不羁的护符。这是 极其平常的事,我们只要留心,就能看到。
还不止于此:为了给我所反对的这种偏见一个完全的评价,我还要证明,
它不仅是无辜者的灾难,而且是罪行的庇护者。 把儿个正派人的命运同一个恶棍的命运联系起来,这不是意味着使恶棍
有许多方法来逃避他所应受的惩罚吗?
  严厉的秩序要求处他以死刑,但社会的同情却由于死刑必将引起一些无 辜者的遭殃,而力求把他赦免。威胁清白家庭荣誉的每一起刑事案件,都要 引起反对法律的新阴谋;被吓坏了的父母会利用自己的全部影响和一切可 能,力求把该伏法的人从这种法律手中救出;父母的努力,受到仁爱为怀的 呼声的支持,往往压倒社会利益而占了上风;敢于依靠这种必定会迫使有势 力的家庭保证自己子女不受惩罚的绝对原因而犯罪的人,谁能计算出有多少 呢?由于那些被迫分担罪犯耻辱的不幸人们苦苦哀求而得到君主仁慈赦免的 罪犯,谁能计算出有多少呢?
  我们这种毫无意义的偏见就这样破坏了法律的效力;我们就这样由于自 己的残酷而几乎使自己丧失了主持正义的权利。
  我们所说的这种偏见还有一种使家庭习惯于请求当局下令限制个别人自 由的不便之处,即使只有这一点就足以使它成为最可怕的社会灾难之一,虽 然求助于这种危险的手段有时是正当的顾虑所迫使的,但这种借口往往不只 是滥用君主信任的一种方法吗?它不是常常成为家庭报复的工具吗?不公正 的父亲、残酷的继母、嫉妒的弟兄、背信的妻子的憎恨或贪欲,不是往往成 为当局力求惩罚的那些不幸者的唯一罪行吗?
  
  我认为我所说的,已经足以使一切有头脑的人对所说的偏见是否弊多而 利少的问题作出判断。
  但是,面对着社会的愤怒来说这种话,有什么意义呢?它不是注定要战 胜理智的一切努力吗?难道能够希望有一天治好人们这种根深蒂固的恶习 吗?
这是庸人的议论。能思想的人是会抛弃这种有害的预感的。 不可克服的偏见只是在愚昧时代才能存在。那时候,受惯了束缚的人认
为古代的一切风俗习惯都是神圣的,因为他既没有鉴别这些习俗的能力,甚 至也没有讨论这些习俗的念头;但是在文明时代,一切都是经过衡量、分析、 研究的,理智与仁爱的呼声是异常强烈的,同时,我们由于知识的日益扩大 而变得更加敏锐聪慧,因而不断地力求减少我们的祸害和增加我们的欢乐, 所以,残酷的习俗只有在受到希望永久保存它的大量公民的私欲或信任的鼓 励的时候,才可能长期有害地存在下去。但是我所说的这种偏见对任何人都 没有好处,它对一切人都是可怕的,整个社会都要求消灭它。教育的成就现 在已经大大削弱了这种偏见,毫无疑义,仅通过教育就能把它消灭。但是, 诸位先生,人类的利益驱使我来实现你们的善良意图,寻找使这一愉快事件 早日到来的方法。
同这里所说的弊害作斗争,不应该借助于专门的法律。也不应该借助于
权力来进攻它,因为权力是不能使观点屈服的。这类措施决不能消灭我们所 说的偏见,而只能使它更加根深蒂固。正如我已经证明的,这种偏见的根源 是荣誉,而荣誉不但不会向暴力让步,而且把不畏暴力视为它的天职。荣誉 原是自由的和独立的,它只服从于它自己的规律。对它来说,只存在着一个 法官和一个主宰,这就是它自己。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变更我们的整个立法制度,不需要在往往是危险的
普遍革命中寻求医治个别恶习的药物。看来,我们有着更简单的,更容易的、 也可能是更正确的方法。
但是,如果我能够设想,我所谈到的观点真正能够减少犯罪数目,如果
实际上正是这种原因促使我们采取这种观点并使得我们牢牢抓住它不放,那 末我就要设法用某种可以给我们带来同样好处的制度来代替它:例如,我会 建议扩大父权的范围,赋予父母一切必要的权力来奖励自己子女的善行或惩 罚他们的败行。但是,由于道德的利益在这里只成了成见往往力求借以掩盖 我们的不公正现象的借口,所以我认为,恢复父权的确是防止腐化堕落的最 有力的羁绊,但不是消灭这里所说的误谬思想的方法。
  但是,我希望废除一些显然纯粹是旨在保存这种误谬思想的法律。例如, 最好是不再没收被判处死刑者的财产,因为这与其说是对犯罪者的惩罚,不 如说是对他的继承人的惩罚。这种惩罚本身似乎就是对于家庭的一种羞辱。 一个家庭为了减轻它所受的轻蔑,是非常需要普通人民对于财富所表示的那 种深刻的敬意的,而没收财产则由于它对家庭所造成的贫困更增加了家庭的 屈辱。
  我还希望法律不要再增加非婚生子的任何污点,不再由于父亲的缺点而 惩罚他们,不让他们担任高级民政职务以及神职;我希望取消宗教法规中认 为非婚生子女父母的把堕落习性随同血液一起遗传给非婚生子女的条款;最 后,希望消除能使所有一切公民觉得有时可以有意识地使人对他未犯过的过 错负责的习俗。
  
  但是我们所说的偏见的性质本身,似乎给我们指出了另一种同样简单 的,并且还更能使它削弱的方法。我们看到,这种偏见把羞辱不仅同死刑联 系起来,而且也同死刑的形式联系起来:车磔和绞刑,像我已经指出过的, 是辱及死于这种刑罚的人的家庭的,但是砍掉犯人头颅的斩刑,却丝毫不使 罪犯的亲属受到侮辱,而且它对后代来说几乎成为高尚的特征。难道不能从 人们这种心理中吸取益处,并把这最后一种形式的刑罚扩大到一切等级的公 民吗?我们要消灭侮辱性的差别,这种差别显然增加成为偏见攻击靶子的人 们所受的耻辱,并把另一些人所能摆脱的羞辱全都加到他们身上;我们要取 消这种在同死刑不可分的耻辱以外还要加上它所固有的羞辱性质的刑罚,而 规定另一种刑罚,这种刑罚应该使人习惯于在想像中把它同一种公开的宣布 联系起来,并把它同关于家庭羞辱的观念分隔开来;这种本身虽然是无关重 要的代替办法,也许能给我们关于这一问题的概念带来极为有利的改变。也 许成功的试验会使我们知道,在主要是以意见为转移的一切问题中,最简单 的方法往往也是最有益的方法。
  但是我还知道另一种更加无比有力的方法,单是用它就足以根除这一恶 习,而且我觉得它的效果是完全有保证的。
  这种方法掌握在君主们自己的手中。为了消灭这种看来是根深蒂固的致 命偏见,他们既不需要耗费自己的财富,也不需要运用自己的全部权力;他 们只要认真地去做就够了。愿他们的正义和仁慈来帮助与被判刑者有血统关 系的那些不幸的人们;愿他们不容许堵塞这种人走向成功和荣誉的道路。如 果这种人的功绩值得奖赏,愿他们对这种人表示自己的赏识,或者更好是抓 紧一切适当的机会给他们以奖励;愿光荣的职位、光荣的称号、赏识的眼色 以及赞美的言语,经常告诉人们:君主不记他们亲人的过错,而只看到他们 个人的功绩;君主是鄙视那种竟敢诋毁善行的卑鄙偏见的。这样一来,君主 的行为很快就会成为他的一切臣民的法律。
看到君主以不畏惧这种偏见自负,并且把消灭它作为自己的天职,谁还
肯仍旧做这种荒谬见解的奴隶呢?在一个国家里,君主的恩惠是一切臣民崇 拜的东西,凡是能得到恩惠的人们都成为别人赞美和嫉妒的对象,君主的赞 许和奖赏被认为是最高的光荣和无上的荣誉,对荣获君主尊重和眷顾的清白 的人,谁还会轻视呢?我已经证明,荣誉是我们所说的偏见的基础。正是那 些受荣誉支配最大的人,最重视辉煌的爵位和君主的宠幸;如果君主以身作 则来反对偏见,那末,这种武器在同偏见进行斗争中的不可战胜的威力就将 是无可怀疑的了。
  啊,但愿上天保佑我的这部拙著能够上达于统治我们的青年君主!对他 陈述这种有利于人类的思想,不会是徒劳无益的。一个废弃旧日审判实践所 尊崇的野蛮习惯,使被告人免除了无益的残酷刑罚的人,是足以使无罪的公 民免除本来是为犯罪行为所规定的那种耻辱的。战胜引起这样多灾难的可怕 偏见,将是一种新型的胜利,这种胜利的光荣不是任何一个君主能与他分享 的。这种胜利的光辉在后代的眼目中也不会由于那些为他的统治时代增光的 伟大事件而黯然失色。还不止于此。这个极其宝贵的方法,并不是我们为了 摆脱这种灾难所能采取的唯一方法,还有另一种同样正确的方法。诸位先生, 这是你们自己所发现的。你们唤起作家们来与构成这次讨论的对象的致命偏 见进行斗争,就是向社会提供了消灭这种偏见的可靠保证。
促使公众注意这种既荒谬又野蛮的风俗,是根除这一风俗的最正确的方

法之一。理智和辩才,这就是应当用来攻击偏见的武器:在我们这样的时代, 它们的胜利是不容怀疑的。
  我越思考就越确信,我们所说的偏见在今天所以还能存在,只是由于还 没有人研究它,由于哲学精神还没有接触到这一问题,由于对这一问题的思 考不够,在许多人的头脑里甚至还存在一种虚假的和荒谬的观念,以为这种 偏见是给社会带来很大益处的。但是如果我们的优秀作家们老早就使公众看 到在这种偏见之中存在着可笑的、非正义的、残酷的和有害的东西,那时难 道它还能保存它的全部势力吗?
  啊,你们,有卓越天才的人们,赶快消灭这种偏见吧;显然,上天把教 育自己亲人的崇高事业委托给了你们,正是要你们来指导社会舆论。在今天 这个渴望精神享受的时代,你们的著作已经成为无数公民的事业和安慰,因 而使你们对于人民的风俗和理解发生着极大的影响,而过去你们几时有过这 样大的权力呢?尽管恶习深固的根蒂,似乎没有任何希望加以动摇,可是你 们不知消灭了多少有害的风俗,消灭了多少野蛮的偏见呢?可惜!如果天才 堕落到维护错误的地步,那末天才是甚至可以使错误的东西取得胜利的。如 果你们向人们指出真理,不是吓退热情、增加义务、要求牺牲的冷酷真理, 而是柔和的、动人的、维护最宝贵的人权的真理,是帮助一切敏感的人达到 愿望,并发现一切人都乐于接受的真理,那时,你们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 当你们用全部的天才力量来摧毁这种卑劣的偏见的时候,你们会遇到什么抗 拒呢?只要你们用少许适当的彩色来描绘这种偏见,人们对于自己为什么要 屈服于它就将大吃一惊了。
让大家对于光荣的学会致以永恒的感谢吧,正是它首先提供了把作家的
努力和竞赛指向这一目标的范例!这种卓越而新颖的思想使加入这学会的人 们无论在感情上和智慧上都增加光彩;这种思想保证它同时获得人民的感激 和颂扬。
我已经尽心竭力地把自己的一片忠诚献给了人类的福利!愿上天保佑与
我志同道合的许多人们,用更能取胜的武器来与我们共同反对的有害的谬见 作战!即使我不能获得我所敢于企求的荣誉,我的作品也不会是毫无报偿的: 我将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找到另一种可以十分自慰的报偿,这是任何一个竞赛 者都不能够从我身上夺去的。

关于陪审法庭的设立


  为了解决你们应否同意采行陪审制度的问题,只需对这种制度加以确切 描述就够了。
  什么是有陪审员参加的诉讼程序?这里不用详细说明这种制度可能有的 各种不同形式,只需明确它的本质,指出它的基本属性就行了。
  我们所习惯的常设法院,解决关系到我们全部利益的、无论有关法律还 是有关事实的一切问题时,一贯专横独断地支配我们的命运。假设不用这种 常设法院;而任命一些得到社会的信任一视同仁地从社会各阶层中选出进行 短期服务的公民,来首先判断作为诉讼争论的根据的事实;再假定法官的责 任只是对头一次裁判所认定的这种事实应用法律——我所理解的陪审员就是 这样。
  我认为,这种制度与我国现在通行的制度,以及现时人们想用以跟它相 对立的制度(因为宪法委员会只是改变了现在法院的名称和所在地点)之间 的区别,在于下述两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把关于事实的判定和关于法律的判定分开,会使判决比 起在那种要法官乱七八糟地既讨论事实问题,又讨论法律问题的制度下更加 可靠得多和清楚得多,会使判决的一切部分都更加公正得多。因为谁要是只 对别人的裁判应用法律,他就不会企图使法律迁就他对争讼事实所形成的看 法。
第二个特点还要来得重要,它就是:在我所建议的那种程序下,我们再
也不会看到,赋有过大权力的某个固定集团由于人类的天生弱点,沾染上任 何赋有大权的集团所固有的那种特殊作风,即傲慢、骄傲和专制的作风。只 要想到会采行陪审制度,我就至少不再因有把自己最宝贵的利益信托他人的 危险而感到害怕。因为我的利益至少是委托给与我平等的人们,即由人民选 出的普通公民,他们不久就要回到群众中来,将要服从他们刚才对我实行过 的那种同样权力;可作为我的担保的,是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利益,以 及那种在群众中能说明人们的、只有私人利益才能改变的那种正义感;如果 法官后来应用法律,不管他是什么样人,我也不怕他敢于用同法律与引起应 用法律的事实背道而驰的情况来激怒社会的舆论。
这种制度对维护自由的必要性是如此明显,连那些最激烈反对它的人也
同意在刑事方面采用它!那么为什么不在民事方面也采用它呢?生命和名誉 跟名誉和财产有什么区别呢?难道公民的一切权利不应当受到同样的保护 吗?负责保护全部这些权利,是社会的神圣天职,你们怎么能够对我的财产, 对使我的生活愉快或者过得去的一切东西,提出一种本身不够充分和不能维 护我的其他权利的担保呢?
  我们这里有一种反对意见,是说这种制度不可能存在,但是它已经在英 国存在了整整一个世纪;它在美国也同样扎下了根。而这两个国家努力维护 这种制度的情况,同时既证明了它的重要性,也证明了它的生命力。
  有人说这种制度不可能存在,而你们却要在刑事方面采用它。你们认定, 它只是在民事方面不可能存在;这只能意味着,受社会信任来承担这种责任 的开明的,或者被认为开明的人们,既不能察觉也不能知道成为有关我们财 产的争讼的根据的事实(因为我决不能设想,公民会设法选出无能的和愚蠢 的人们来代表自己的利益)。你们说,我们的法律很复杂,但是英国大致在
  
同样问题上的法律也很复杂。而且,这种反对意见是由于概念模糊,把事实 问题和法律问题混为一谈所引起的。
  在法律复杂的地方,应用法律较为困难;但是判定事实是否存在的困难 是与这点无关的。在一切国家里,在一切立法制度下,罪证都是属于事实的 范围;借以发现罪证的概念和推理是相同的。为了看到和认知罪证所必需的 能力也是相同的。无论你们如何增加法律、法典、决议和买卖契约的解释员 的人数,像是否有过买卖,你是不是卖主这样一些事实问题,是不会因此而 变得较为复杂的。无论你们如何挖空心思想出各种困难的事例,我既不能同 意它们的识别能力与某种方式或某种职业有关,也不同意这种能力是超过有 理智的人,甚至于受社会信任来承担这种责任的有识之士的理解力的。
  有人对你们说,我们的政治形势不容许尝试这种制度。我们的政治形势 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这是正在沿着走向自由的道路迅速迈进的人民的形势, 这人民怀着能克服一切障碍的崇高热情,他们可能正逢着他们注定要取得为 巩固自己的自由所必需的一切有利制度的千载良机。
  有人对我们说,司法人员会对此表示不满,他们会增加你们敌人的数目。 我首先要答复的,这是对他们当中最可尊敬的人的不该有的侮辱:我在这里 请求所有那些给法院不是带来奴隶式的因循习惯和各种偏见,而是带来别的 东西的人们作证,因为他们选择了这种有益的职责,只是为了维护贫者、弱 者、被压迫者免受非正义和狡猾手段的侵害,所以他们的主要愿望始终是要 看到这种现象的消灭。有人向我们说,另一些人将要抱怨。那就更好,人民 将祝福你们;你们在社会舆论和国家利益的力量支持下沿着消灭一切弊害和 一切暴政的道路前进,难道你们每次都要害怕敌人吗?如果这种想法得胜, 那你们不是还停留在自己道路的起点上??不然,就是已经不复存在人世上 了。
但是,无论人们怎么说,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比那种总是以想像的困难
同必需的神圣权利相对立,以想像的政治体面同最明显的社会秩序原则相对 立的畏缩心理更危险的了。如果我们没有力量成为完全自由的,我们就该倒 霉;半自由状态不可避免地要恢复专制主义。如果我们在面前一切阻碍已经 一扫而空的时候再给自己制造阻碍,我们就该倒霉。我们在习惯于把人民权 利和社会幸福所依赖的所有这些永恒真理看作只是仅仅适合劝谕性书籍的无 益理论。最好是想一想,正义和理智的不变原则是社会自由和社会幸福的唯 一的根据;凡是违反它们的一切宪法都只是对人类所犯的罪行,几乎一切立 法者的荒谬语言力图用英明和政策的虚伪名义来加以掩盖,都是枉费心机。 历史和理智都告诉我们,各民族都只有一个成为自由民族的短暂时机;我们 的这个时机已经来临了。为了人民的复兴和幸福来利用这个时机——这是天 意给你们所作的安排!
  勇敢、理智、对人权和应该成为你们号令原则的最高立法者的意志的崇 敬——这就是你们的地位所需要的唯一的行为准则,这就是你们能够借以战 胜自由和美德的一切敌人的唯一武器。
  
关于上诉法院的组织


  为了确定上诉法院的组织规则,必须对于它的性质和目的有一个明确的 概念。上诉法院的作用,不在于对私人争讼应用法律,或就案件的实质发表 意见,而在于维护立法规定的形式和原则不受法院方面可能的破坏。它不是 公民的法官,而是法律的维护者,法官的监督者和检查员。总而言之,它被 置于审判程序的范围之外和审判程序之上,以便把它保持在宪法所规定的界 限和规则之内。
  那么,为了使它能够达到自己存在的这个最主要的目的,究竟需要什么 呢?显然,需要使上诉法院这样组织起来,使它不能玷染特殊风气,或者为 自己建立与立法者利益对立的或与之不同的利益。因为不然的话,它会使用 自己的权力来达到自己意志的统治地位,它不但不维护法律,而且可能纵容 它所应当防止的法院的侵害行为而促成法律的毁灭,并且成为与它联合起来 的其他权力可能利用来反对立法权的危险工具。而你们怎么能够防止这种困 难呢?如果上诉法院是与立法团体不同的特殊机构,同时又是最高的和独立 的机构,那末它怎么会不能采取与立法者原则不同的原则呢?要知道,事物 的本性就是如此:任何一个有道义的生物,任何一个机关,任何一个人都有 自己的意志;当他们握有大权的时候,尤其当这种权力不服从于一种不断地 使它回复到已确定的秩序和法律的更高权力的时候,他们就会不断地力求使 自己意志取得统治地位。你们要注意到,你们的上诉法院不可避免地要成为 最高的和独立的机构,因为在重新审理判决的时候,终审撤销原判决的权利 应属于被赋予全权进行这种审理的机关,因为我关于前者所说的一切对于这 后者也可能适用。因此,如果上诉法院的意图和意志与立法者的意图和意志 不同,它就能够使立法者服从于它:上诉法院终于会成为立法的主宰,它将 能够恣意滥用自己的独立权力,变更法律或者依照自己的癖好破坏法律。由 于不可能指望它的意志总是与立法者的意志吻合,显然,事物的本性使得我 们不得不采用罗马公法所不感到陌生的,甚至我们旧日政府也采用过的一条 规则。罗马立法所遵循的规则是:法律的解释权属于创制法律者(ejus est interpretari legem,qui condidit legem)。罗马人懂得,如果不是立法 者的权力才能解释法律,那么别种权力最终会变更法律,并将自己的意志置 于立法者的意志之上。不言而喻,当法律本身遭到司法权力的破坏的时候, 更应当应用这条规则。我国的旧有制度也承认了这条规则的必要性:虽然当 时国王对于公民私人案件没有应用法律的权力,但是他有权力把不遵守法定 程序和力图公开侵犯法律的法官免职;在国王实行立法权力的制度下,这一 规定是明智的。如果立法权不具有权力和手段来击退司法权方面的侵犯,立 法权就会成为软弱无力的或无足轻重的,它的全部力量就会转到司法权方 面。既然立法权只是规定一般的规则,而应用这些规则的只是法院,法律就 会成为空洞的公式,法律的效力会完全以法官或被赋予权力重新审理判决的 机关为转移了。
  请不要说,我在这里把两种权力混为一谈,把立法权和司法权合并在一 个机关中。我已经指出,应该监督法院和不断提醒法院注意立法原则的人, 不是司法权力的一部分。他们的职能是立法权力的附属物和不可缺少的条 件。为了宪法原则的稳定、纯洁和统一,这种职能应该由立法者执行。我还 要指出,司法权划分的规则不应该过分严格遵守,因为这种规则是为了自由
  
而规定的,它要服从于保证维护自由的手段的必要性,而且司法权力之间有 一些接触点,它们应该在这些接触点上联接起来。我得出的结论是:上诉法 院应当置于立法团之内。因此我提出建议,赋予由立法团选出的立法团委员 会以权力来建议、审查和报告属于它的权限内的案件,并使这些案件依制宪 议会的法令加以解决。

关于海军刑法典


  我发现在为水兵规定的刑罚和为军官规定的刑罚之间,有令人惊奇的不 相一致的情形。犯同类罪行对于兵士就要判处死刑,对于军官只是降级,这 种做法是否符合平权的原则吗?
  如果这种原则是正确的,如果这是正义和自由的原则,那么我就要求使 同样的罪行受到同样的惩罚;如果认为这种刑罚对于军官过于严厉,那么对 于兵士也应当不使用这种刑罚。
  这里所说的罪行是在军事勤务上可能犯的最危险的罪行之一;如果你们 由于水兵犯了普通纪律上的过错而要把他判处死刑,那么上述罪行难道不应 孩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吗?
  
关于刑事审判的组织 关于书面审埋程序的必要性


  法官决定刑事被告人命运的意见所应依据的证据和供词,要不要作书面 记录呢?还是只应鼓让它们成为转瞬即逝的话语,从证人口中直接传到法官 的脑海和心灵中,然后在那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呢?
  不管这个问题乍一看来多么简单,它同社会的最大利益保有虽然不易察 觉然而却是极其重要的关系。只有一种方法能够说明并迅速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回到一切刑事立法的真理性的原则上来。 刑事诉讼程序,一般说来,不过是法律对于法官弱点和私欲所采取的预
防措施而已。 如果法官是天使,如果他们是不会犯错误的和完美无缺的人,那么法律
就会向他们说:你们面前是被控诉的公民;你们认为为了弄清真实情况需要 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你们想怎么审判他们,就怎么审判他们。诉讼程序 由你们规定,使你们信服的就是证据,你们所判定的就是真实情况。这样, 任务会很简单,只需设置法官的职位就够了。
  但是无论法官怎么样,他们总是人。明智的立法者决不把法官当作抽象 的或铁面无私的人物,因为法官作为私人的存在是与他们的社会存在完全混 合在一起的。明智的立法者知道,再没有人比法官吏需要立法者进行仔细的 监督了,因为权势的自豪感是最容易触发人的弱点的东西。
立法者由于是通过一般法律处理事物,而不是通过个别判决处理人,因
而不会怀抱偏见。他应当用明确的和固定的规则指导负责对人和私人利益作 出判决的法官。因此,也就产生了刑事调查一向都得遵守的诉讼程序形式。 所以,法律决不把判定有罪或元罪的事情,只是听凭法官的良心和法官 随心所欲的意志未决定,而是坚决对法官说:”如果你们没有确凿如山的证 据,你们就不要判罪。”法律所做的还不止于此:它还规定了证据的种类, 确定了一些取得信念的规则(法官若没有这种确信就不允许判罪)。既然法 律规定了这种规则和这种条件,就必须有一种使它们保证得到遵守的方法。 这种方法就是记录。没有纪录,决定刑事判决理由和被告人命运的证据就会
消失得毫无踪影,剩下的只是一团糊涂账,只是任意摆布和专断独行。
  这寥寥数语,对于解决你们所关心的那个重要问题大概已经够了。不过 我们还没有从各个最有趣的方面对它进行最全面的研究。
如果说法律应该要求具备一定种类和一定程度的证据,法官没有这种证
据就不能判罪,那么还不能因此便得出结论说,只要有了这种证据就必定要 判罪。在这种证据之上还必须加上法官的个人信念。法律应当要求这一点来 制止任意摆布;在这方面法律所定的规则,是明智和无私的结果,因为这种 规则是一般性的,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这些规则在实践中往往被特殊情 况所推翻,这种特殊情况是立法者涌见不到的,不能做详细的规定的,而是 只有法官才能知道的。因此,必须用法官的知识和个人信念来补充法律一般 预见所不能包括的东西。
  两个人的证明,是法律所规定的这种证据的一种。但是假定说,在某一 起案件当中,两个证人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讲述,而法官知道他们头脑不清 或者不够诚实,或者是看出了他们没有信心和犹豫不决的情形,最后,被告 人的性格、他的无可寅难的声望、以及在法官面前暴露出来的许多情况,都 在形成一个比两个证人的供词更加令人满意和更加有力的证据。法官在这种
  
场合能否判罪呢?不能,因为那会意味着宁愿要虚幻的证据而不要真实的证 据,那会意味着宁顾要真理的影子而不要真理本身,那会意味着用法律的宝 剑盲目地刺死一个无辜的牺牲者,那会意味着破坏法律的精神和妨害法律的 目的。
  根据上述一切理由,我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没有法定证据,法官不能够 判罪;我还得出另一个结论,如果法官的个人信念与这种虚构的证据发生矛 盾,他也不应当判罪。真理和社会福利正是建立在这一点上,因为这一点能 调和委员会的草案和反对草案的那些人的意见,能防止他们双方都感到的真 正的和有危害的不利之处。我举出一个高于一切论证的实例,来结束这场是 非已十分明显而不必继续进行的争论。
  有一个公民被控犯有重大的罪行;有许多不利于他的证据,所有法官都 确信不疑,只有一个陪审只对大家认为当然的事情表示怀疑。他坚决不肯附 和自己同僚们的意见。可是正是他了解了这一罪行的实质。如果野蛮的法律 迫使他表示黄成把被告人处死,难道你们认为这种法律是明智的吗?
  如果一个法官承认某人无罪,为他惋惜、为他的命运战栗,可是仍然把 他置于死地,难道你们不一想到这种法官内心就感到愤慨吗?法律可以这样 侮辱理智、正义和良心吗?
我把上面说的归纳为如下三点建议:证人的供词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如
果没有法定的证据,陪审员不能宣布犯人被证明有罪;如果陪审员的知识和 他们的个人信念同这种证据有矛盾,他们就可以而且应该宣布犯人未被证明 有罪。

陪审法庭的组织原则


  各位先生,“陪审员”一语大概使人产生关于一种人类最宝贵的社会制 度的概念,但是它的本质却远非一切人都知道和理解的。无论如何很明显, 这个名称可以被理解为按其本质和作用截然不同的东西。大多数法国人把这 个名称只是同关于他们不很清楚的英国制度的某种模糊概念联系起来。但 是,对我们说起来,更重要的,不是知道在别的地方搞些什么,而是找到在 我们这里可以实行的东西。宪法委员会和法官委员会即使能够准确地抄袭英 国的陪审制度作为它们所建议的草案的一部分,也还丝毫不能求得民族的福 利,因为某种制度的优点和缺点差不多永远是以它与立法的其他部分、本国 的风俗习惯和许多其他的地方条件与特殊条件的相互关系为转移的。而且, 可以使陪审制度做这样的改变,使它同这样的情况联系起来,以致它在我们 这里不但不能产生英国人所收到的良好结果,而且只会产生毁灭自由的毒 素。我们要看看事物的本质,看看一切良好法院组识和陪审制度的原则。
  陪审制度的重大特点,就是公民是由与他们平等的人们来审判的。它的 目的是要使公民受到最公正和最无私的审判,保证他们的权利不受法院专制 作风的打击。我们先把两个委员会的草案同这些原则来比较一下。为了得到 真正的陪审员,我要证明两个委员会在这个草案中向我们建议的,只是假仁 假义和空中楼阁。
在一省境内,只从纳税数额够格当选担任行政职务的人们当中选出二百
个公民。这二百人由省政府的总检察长挑选。从这二百人当中再用抽签方法 选定十二人:这十二人就称为刑事判决陪审团,由他们未决定是否有过犯罪 行为和被告人是否有罪。只是应当指出,公而人和被告人都各有同等权利从 列入陪审员名单的二百名当选人当中请求二十人回避。
现在,为了了解整个制度,为了掌握它的精神和确定它的后果,必须把
那种应当审理刑事案件和决定刑罚的法庭组织,同这种陪审法庭的组织对比 一下。
刑事法庭在每一省设立一个,由法官二人组成,从全省各州法庭成员中
轮流指派,每届任期三个月。 常任法官一人,充任法庭庭长,领导这种法庭,任期十二年,除法官的
职务以外享有无限广泛的权力,关于这种权力我们以后再谈。
现在我们仅只谈一下在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些规定当中所隐藏的缺点。 这些陪审员,这些鱼有使命未解决判定被告人有罪或无罪问题的人,是
一些什么人呢?是由省检察长挑选出来的二百名公民。因此只有一个人,即 某一个行政官员有权按照自己的专断来给人民指派法官。
  这就是立法的天才为保证最神圣的人权和公民权利所能发明出来的一 切,这就是检察长的智慧、意志和巧妙的思想所完成的一切。我知道,从这 二百人当中将以抽签方法选定十二人,并且被告人能够请求二百人当中的二 十人回避。但是中签的人永远只能是检察长所挑选出来的二百人当中的人; 但是在请求回避以后所剩下来的将永远只是那些其当选最多不过证明对检察 长的信任的人而归根到底毫无疑义的是,你们赋予了检察长一种影响公民的 名誉、自由,甚至可能影响生命的奇怪而又可怕的权力。我还可以指出,你 们赋予被告人的萧求狈避的权利被你们赋予公诉人的权利给抵销了。因为如 果从一方面被告人可以排除他觉得可疑的二十名陪审员,那么从另一方面他
  
的对方能够夺去同样数目的他所最信任的陪审员。如果赋予检察长的这种权 力本身就是最有弊害的东西,那么在我们考察了我们民族和我们革命所特有 的,当然是唯一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情况以后,又该怎样看待它呢?
  现在民族被这么多相互抵触的利益和这么多的党派所分开,尤其是,它 被划分为两大部分,大多数的公民是势力最小、最少受到命运和旧政府照顾 的公民。他们被称为平民,我也这样称呼他们,因为我必须用我的对手们的 语言来说话,因为我觉得这个称呼同时也很庄严和动人。我说,现在国家好 像被人民和许许多多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和损害自己的自由而要恢复旧日的 弊政或者重新建立弊政的人分成为两半,现在国家最危险的敌人不是那些自 己公开暴露自己身分的人,而是那些用忠于祖国的假面具和新宪法的形式掩 盖自己的罪恶意图的人——在这种时候,阴谋和误解往往使这种公民爬到最 高的行政职位,难道这不是可能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和符合经验的吗?难 道这种检察长不是很自然会倾向于要那些与他们赞成同样原则和属于同一党 派的人来当陪审员吗?难道他们不能把这种人同若干数量最机灵的和有威信 的微不足道的人物参杂在一起而甚至无损于自己的意图吗;如果他们愿意这 样做,难道这对于他们是困难的吗?难道他们在全省范围内寻找二百名这样 的人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吗?因此,难道说人民尤其是最热诚的爱国人士,不 会被交给徇私的和充满敌意的法官去审判吗?我不想根据这种理由肯定说, 人民的敌人会急于首先用刑事判决的威力来反对那些在广阔的领域里竭力维 护民族和人类的权利的人们,但是我看到,太热心于人民事业而受嫌疑的软 弱无力的公民,在法律和公共秩序的名义下遭受迫害;我看到,团长期受侮 辱而产生的坚决抗议、反抗行为,或者说,真诚的但还没有掌握新法律知识 的爱国行为,被看作是叛逆行为和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而受到惩罚;我看到, 在与自由的敌人不断散布的反人民的诽谤稍有牵连的一切被控案件当中,假 爱国者的一切成见、一切假仁假义的恶毒手段、多疑和愤怒的贵族的全部复 仇心情都在为所欲为地蹂躏最优秀的公民。
还不止于此:好像单有一些预防办法不足以防止这种弊害,两个委员会
不是还向我们建议只止那些可以被选人行政机关的人,即最富裕和最有权势 的公民享有被检察长挑选的权利吗?难道这是受你们所谓的与自己平等的人 的审判吗?这些唯一有权担任行政官和陪审员的公民,也许是平等的,但是 他们甚至还占不到全民族的四分之一;至于说到其他的人,那么实际上他们 将由自己的官长审判,他们的命运将交给另一等级的人去决定,他们和这些 人之间隔着一道很深的鸿沟和很长的距离。这段距离把政治、司法权力与完 全无权,把最高权力与服从地位,或者说奴隶地位远远隔离开来。
  我姑且不说权利平等,不说不可剥夺的人权,可是,那条任何陪审法院 组织的基本原则,那种这类组织应有的公正无私的性质,我们民族怎样能够 重新去认识呢?所有处在你们特权阶级以外的人们,难道不必担心会看到这 种陪审员对他们同等级的人表示较多的宽客、尊敬和关切,而对他们惯于轻 视的人刚表示较少的人道和尊敬吗?
  我绝对不是希望刑事被告人由法庭来审判。但是,当然,我不怕肯定说, 这种制度远没有现在向我们建议的那种制度那样危险,那样与自由的原则相 抵触。至少公民是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法官审判。在另一种制度下,决定他们 命运的是由一个公职人员,也许是他们的敌人所委任的人们。
在前一种制度下,权利平等至少是受到尊重的,因为一切人都是由一切
革命法制和审判的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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