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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国际人权法



导言


  人权,是当今国际社会最引人注国的重大问题之一。世界各国由于经济 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和国际地位的巨大差异,对人权有着不 尽相同的主张和衡量标准。人权不仅是一个关系列权利的享受或保障的道德 或法律问题,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国际社会中,不 同类型国家间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矛盾和斗争,不仅存在于观念和意识形 态,而且涉及到广泛的国家利益,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产生着重大影响。深 入研究人权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战后,美国将人权上升到对外战略的高度,提出“人权外交”,在世 界上频频指责别国的人权状况,干涉别国的人权事务,导致其在与包括中国 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关系中,人权问题十分敏感,给相互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增添了不少人为的障碍。由此,考察和分析美国的“人权外交”,特别是它 提出的根源、目的、实质以及内在矛盾,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 具有重大的意义。
  近年来,对美国“人权外交”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点 课题。有关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在这方面,西方的研究起 步较早,加上资料条件的便利,在原始材料的整理和诠释,具体案例的分析 和实证考察,人权外交与美国内政、外交、社会、法律等问题的相关分析方 面著述较丰,其中如弗雷德·鲍曼、朱迪斯·邦切尔等人对人权在美国外交 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分析;约翰·汉弗莱、霍华德·瓦塔等人对人权涉及 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问题的相关性研究;以及威廉·查菲、维尔农·范 戴克等人对美国国内人权问题的研究等等,部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 鉴。相对而言,我国学术界对美国“人权外交”的研究起步较晚,从 80 年代 中后期开始才陆续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但近年来发展较快,撰写了大量的 专著和论文,研究触角已涉及“人权外交”的由来、发展过程、社会文化前 景、实质、内在矛盾等各个方面。特别是我的导师、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刘 星汉教授,是国内最早从事这一研究的学者之一,对美国“人权外交”问题 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他从国际人权保障角度出发,对美国提出人权外交 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目的、美国对待国际人权保障的立场,以及美国在推行人 权外交时采取的“双重标准”等问题所作的深入分析,都具有开拓性的价值。 中外学者的现有成果,都对作者从事本课题研究提供了程度不同的启发,增 强了作者完成本课题的信心。
  美国对待国际人权法的政策,是其人权外交的延伸。这是一个实证性较 强的问题,但涉及面又十分广泛,既涉及到国际人权法缘起、发展及作用和 效力的评价和认识,也与美国的国内外环境、对外战略、观念传统有着密不 可分的内在联系。作者试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入手,通过对美国政策嬗变的 操作性分析,来透视美国人权外交和国际人权政策的内在实质与规律性因 素。从本书涉及的两个相关性主体的研究现状看,国外学术界由于起步较早 和资料条件的便利,有较多的类似或相关研究成果问世,如:A·戈尔·小摩 尔所著《美国·联合国·人权》(绿本,1979 年版),着重探讨了美国在联 合国讨论人权的国际保障时的态度和所发挥的作用;约翰·汉弗莱所著《联 合国与人权》(纽约,1984 年版)、迈尔斯·麦克道格所著《人权·国际秩 序与国际人权法的基本政策》(纽黑文,1980 年版)等,虽没有系统分析美
  
国的立场和态度,但较全面地考察了国际人权法在战后的发展情况;纳塔 利·考夫曼所著《人权条约和参议院》(北卡罗莱纳大学,1990 年版)则从 美国国会的角度探讨了美国抵制国际人权法的国内因素。但上述著作均未介 绍到我国,而且它们大多是从西方的人权观念出发研究问题的。国内学术界 近年来对本课题也开始有了一些研究。如刘星汉教授的《美国对待(国际人 权公约》的立场》、《国际人权保障与美国人权外交》、刘文宗的《从国际 法论人权和美国外交》、黄默的《国际人权四十年》、信春鹰的《现代国际 人权斗争中的人权问题》等都从不同角度涉及到了美国对待国际人权法的政 策问题,为本课题的研究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但客观他说,现有的这些 成果还是比较笼统的,尚缺乏系统性和整体的历史感,本书的最大愿望,是 试图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理清自二战后国际人权法成为国际法的一个 重要分支以来,美国政策形成、发展、变化的全过程,及其这一过程中蕴含 的理论性和价值性问题。这是一项目前国内还鲜有人做过的工作,在资料条 件、框架设置、理论把握诸方面都有一定难度,但也正因如此,作者才期望 能使本书兼具资料、理论和现实等多重价值。
  本书是从一个众所周知的矛盾现象为焦点展开分析的。这就是,美国是 最早和最重视使用国际人权武器的国家;但同时,它又是批准有关国际人权 法文件最少的国家之一。对于这一矛盾现象,人们当然可以用霸权、扩张、 实用主义、利益扩张等观点来解释,然而,这种解释难免失之空洞,也不能 令人信服他说清美国为何对这一明显的政策矛盾听之任之、历半个世纪之久 而不加以妥善解决。鉴此,作者将研究的眼光主要投向美国国内,试图通过 战后以来,美国国内对国际环境的反应,不同权力机构、政治派别、思想倾 向、不同党派和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和妥协,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状况的变 化等有关政治、经济因素来说明问题的来龙去脉;所采用的是历史的和实证 的方法,用大量的资料而非抽象地推导来说明问题。由此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美国是用本国的人权标准来衡量国际人权法的;同时人权之于美国不过是服 务于国家根本战略利益的手段性资源。这种观念和操作的双重实质,加上国 会的争权、社会思潮的频繁变化和冷战与反共意识的长期干扰,使美国始终 难以出现接受国际人权法的良好契机,即使政府方面在实施人权外交时几度 试图使批准国际人权法的步伐适应其树立美国“人权捍卫者”形象的目标, 也终因国内阻碍重重而被迫使问题拖延下去。
有必要说明的是,本书在使用人权、国际人权和国际人权法这三个出现
频率最高的基本概念时,不是从其学理性或道德性内涵出发的,而主要侧重 于其操作性的政治含义。在此层面上,我们试首先对这三个概念做一界定: 人权是当今世界上使用十分频繁,但同时也是内涵最混乱的概念之一。 数量众多的国际人权法文件将国际人权保障的触角深入到了人类生活的各个 方面,但至今尚无任何一个对人权下过为各不同类型国家和所有人共同接受 的准确定义。最早提出人权概念的西欧启蒙思想家大多从自然法的角度阐释 人权,将人权解释为人类基于其自然属性而享有的生而有之、不可剥夺的天 赋权利。这一以自然性和法律性为基点的人权认识论构成了迄今西方论述人 权的根本原则。20 世纪西方人权学说的几大流派,无论是社会权利说、法律 权利论,还是新自然法,其主张都没有超越这一思维定势,始终将人权界定 为自然的、伦理的、个人的或政治、法律的权利。如联合国人权司首任司长、
《世界人权宣言》的实际执笔者约翰·汉弗莱认为:“人权这个词仅仅指人

由于其人的属性而具有的个人权利和自由。”[1]英国著名人权学者 A·J·M 米尔恩则将“最低标准的人权”也解释为是这样一种概念:“有一些权利的 最普遍、最低道德标准要求予以尊重的权利。”[2]显然,这些认识都明显 受到传统“天赋人权观”的影响。
  与西方学者从自然属性认识人权相反,马克思始终是从政治属性来揭示 人权的本质。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明确写道:“为什么市民社会的 成员称做‘人’,只是称做‘人’,为什么他的权利称为人权呢?这个事实 应该用什么来解释呢?只有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政治解放的本质 来解释。”[3]马克思虽然没有给人权下一准确定义,但他提出的“人权本 身是特权”[4],“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 发展”[5],“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6]等观点, 对于今天认识人权仍然具有科学性和现实性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本书使用 的人权概念主要具有如下几方面内涵:(1)人权是社会性的权利,具有经济、 政治、社会、文化的多种属性;(2)人权始终是与现实政治密不可分的,更 多的是一个政治而非伦理概念:(3)人权的内涵是发展的。
  所谓国际人权,它是人权问题国际化的产物,主要有两方面内涵:一是 人权具有普遍的国际属性,不仅存在于一国内部,也存在于国际关系之中; 二是对人权的保障和尊重不仅是一国的事,也应受到国际社会的监督和推 动。与人权相比,国际人权是一个实践性和操作性更强的概念,提出它的目 的在于怎样使人权得到更好的保障。
国际人权法,是指经各国协议达成的各国在保障人权问题上的原则、规
则、规章、制度及相互关系的公约、条约、协定等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二 次大战的产物,但其渊源可追溯至 19 世纪。经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目前 它已构成整个国际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对规范国际人权保障事 务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一国对国际人权法的态度和政策,是该国基本人 权立场、外交战略和国内现实的综合反映。
以政策变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性为标准,本书分列五章展开研究:
  第一章,概要分析美国社会的人权传统,探讨美国人权形成的政治动力、 社会背景及其内在蕴含的扩张性和外向性基因,由此透视美国首倡人权保障 国际化和法律化、而后又拒绝认同国际人权法的内在必然性。该章是以后各 章的前提和观念基础。第二章,考察战后初期国际人权立法思潮兴起以来, 美国政府一度采取的积极推动政策,集中分析美国在《世界人权宣言》制定 和《国际人权公约》酝酿和起草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第三章,探讨美国政策的逆转。从国会反对派的出现和政策辩论的展开 入手,分析国内各权力机构和集团对国际人权法的不同态度和相互间的分 歧,从中探讨最终达成抵制政策的内在动因。
  第四章,考察自抵制政策确立以来,美国态度的长期维持态势。分析三 份人权约法文件得到批准的特殊原因。
  第五章,探讨卡特政府提出“人权外交”以来,美国对国际人权法态度 的有限变化。着重考察卡特对《国际人权公约》的批准建议和动机、国会 1979 年听证会上议员们的态度,研究《灭种罪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的批准个案及与之相关的各方面因素的变化。
  结论部分,简要总结作者从整个历史过程考察中得出的几点认识和看 法。
  
注:
[1]约翰·汉弗莱:《国际人权法》,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2 页。
  [2]A·J·M·米尔恩:《人权哲学》,东方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 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37 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29 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2 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37 页。

美国与国际人权法

第一章 美国的人权传统

第一节 美国人权传统的缘起 一、从五月花号公约到《权利法案》

  美国不是人权理论的发源地,但它却是最早将人权理论纳入国家和社会 运作实践,并建立起一整套法律和政治保障机制的国家之一。从欧洲移民来 到北美大陆的第一天起,人权意识就逐渐在这块土地上生根萌芽,进而成为 社会制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构成美国短暂历史中不多的重要观念和文化 传统。
  1520 年 11 月 11 日,102 名在旧大陆饱受迫害、为追求信仰自由和自我 奋斗的独立派清教徒在前往北美大陆途中,制定了一位后来被称为《五月花 号公约》的契约文件。这份文件奠定了美国人权传统的第一块里程碑。公约 是一份短短 200 多字的文件,最后由 41 名家长和成年男性自愿签署。其主要 内容是:
  “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使上述 目的得以顺利进行、维持并发展,亦为将来能随时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本殖民 地总体利益的一应公正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及公职,吾等全体保证遵守 和服从。”〔1〕
从字面上看,公约没有人权的字眼,但其中表现出的浓厚的自然法观念,
宗教契约思想,公正、自治、法制等思想却显然是从当时英国国内著名学者 约翰·弥尔顿、阿里哲尔南·锡德尼等人的自然法和契约思想中引伸出来的, 含有丰富的主权源于人民、保障自治的政治体制及这个体制是为了更好维护 人们利益和权利,以及这个体制将建筑在法治的基础之上等人权立法的内 涵。《五月花号公约》中的人权观念虽然还不够完整和成熟,但它却是启蒙 思想影响下的一种观念和制度上的创举。正如所有熟悉美国历史的人都同意 的那样,后来被马克思称誉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份人权宣言”〔2〕的《独立 宣言》,就明显受到了公约所奠定的传统的影响。两者的差别只不过在于前 者曲折和内在地蕴含着人权意识,后者则将人权意识加以明确化和公开化了 而已。
进入 18 世纪,英王统治下的北美殖民地在不断增强的独立和自由意识的
环境中,逐渐形成了牢固的人权观念和革命精神,以富兰克林、杰弗逊、潘 恩等人为代表的思想家承袭洛克和卢梭等人的人权思想,发展出一套以保障 人权力核心的独特革命理论,为独立革命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在独立革命前奠定了后来美国式人权观念传统的众多理论家和思想家 中,最具有代表性并有革命影响力的是托马斯·潘恩。潘恩虽然在独立革命 前夕才由英国移居北美,但马上就投入了当时风起云涌的抗英运动。1776 年
1 月,他发表了名为《常识》的著名小册子。在这本书中,他从人权的角度 反对君主政体和世袭制度,捍卫人民主权和民主共和制原则。他从“凡不以 共和国原则为基础的政府,或者换句话说,凡不以公共事务力其全部和唯一 目的的政府,都不是一个好政府”〔3〕这一基本原则出发,认为君主政体里 有一些“极端可笑的东西。这个体制首先使一个人无从获得广博的见闻,然 而又授权他去解决那些需要十分明智地加以判断的问题”,因而是“荒唐的

和无用的”〔4〕。对于民主共和国,他盛赞这种体制“体现了自然状态”, 它产生于人们的欲望,促使人们相互合作,“积极地促进我们的幸福”。通 过对比,他提出了坚持独立、反对妥协投降的口号,他宣布:“现在论战已 经结束了。作为最后手段的武力决定着这场争执;诉诸武力的办法是由英王 选择的,北美大陆已经接受了这个挑战。”〔5〕他还向全社会呼吁道:“你 们这些热爱人类的人!你们这些不但敢反对暴政而且敢反对暴君的人,请站 到前面来!”〔6〕“组织我们自己的政府,乃是我们自然的权利。”〔7〕
  《常识》不是一部理论著作,应该说并无多少理论建树,其观念明显受 到西欧大陆思想家如孟德斯鸠、洛克、卢梭等人的影响。但它的价值在于潘 恩用通俗明确的语言,阐释了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从而在北美各阶层中激 起了广泛的反响,唤起了人们追求保障自己权利的强烈意识,成为北美殖民 地革命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武器。《常识》出版后,很快地北美各地广为流 传,成为几乎每一个成年男子人手一册的必读书,使当时许多还未作出最后 抉择的人们走上了拥护独立战争的道路,连乔治·华盛顿在后来也承认,该 书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的心理起了一种“巨大的变 化”〔8〕。
与革命前夕人权主张和革命精神相结合的潮流相适应,北美各地早在
17、18 世纪就在一些地方范围内做了一些建立保障人权制度的尝试,用地方 法规的形式实践人权。1639 年,康涅狄克州《根本法》规定:州权建立在人 民同意的基础之一;1641 年,马萨诸塞州制定了一部《自由法规》,规定人 的生命权不可剥夺,名誉不得污损,身体不受任意逮捕、限制、放逐、损害 或以任何方式惩罚,女人、儿童、奴仆和外国人均应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和 自由:1682 年,宾夕法尼亚州的《施政大纲》也提出,上帝赋予了人以技能 和权利,以及公正使用这些技能和权利的优秀性格,使他们能很好地实现自 治。早期的人权保障实践,与社会中日益发育成熟并深入人心的自由和革命 意识耦合在一起,为日后的宪法和《权利法案》及有关人权的法律提供了规 范和观念方面的借鉴,奠定了人权与美国制度相结合的早期传统。
1776 年 7 月 4 日,正在与英国殖民者进行激烈战争的北美 13 个殖民地
在第二届大陆会议上通过了托马斯·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从而在美 国人权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块史无前例的丰碑。《宣言》开宗明义宣布了“天 赋人权”理论的三条基本原则:第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 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第二,为了 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第三,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 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 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这三条原则,分别从自然 法和社会契约推导出了革命的合理性,简明扼要地涵盖了天赋人权观念的全 部内容。接着,宣言列举了英国殖民统治的 27 条罪状后,正式宣布北美 13 个殖民地“从此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9〕。《独立宣言》是美国人权主张 中革命性因素的最高体现,但从此以后,美国再也没有提出过更具革命性和 政治性的全面人权主张。
  1776 年革命胜利后,美国由人权革命阶段进入人权保障实践时期。随着 形势的变化,美国国内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和不同政治倾向的人们基于 各自的利益和权力考虑,对人权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产生了重 大分歧。正如我国著名学者刘星汉所述:“‘人人生而平等’的抽象观念,
  
一接触到实际问题,就有不同的理解和主张,形成不同的思潮和派别。”〔10〕 在宪法制定过程中,国内各种力量间的激烈斗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以联邦 派和反联邦派为代表的两大政治力量,其分歧的核心,是政治体制、中央与 各州的权力分配以及外交等问题,革命中被奉为圭桌的人权精神遭到冷落。 国会中占据上风的联邦党人公开宣称 1776 年的口号已经过时,反对“过分民 主”才是美国的当务之急。如汉密尔顿写道:“人民的呼声向来就被说成是 上帝的呼声,然而,尽管人家引用而且信奉这一格言,事实上这并不是真理, 人民总是扰攘不安的,他们很少判断或正确做出决定。”〔11〕约翰·亚当 斯也警告说:“请记住,民主政治向来不能维持长久,它很快就会衰败、枯 竭,并终将扼杀自己。从未有过不自杀的民主政治。”〔12〕在否定民主和 人权的思潮下,联邦党人主持制订的宪法中,没有任何一条条文直接规范了 对人权的保障。按美国学者事后的归纳,也仅有 7 处字句中包含了对个人自 由的一定保障。〔13〕显然,这与《独立宣言》相比,是人权精神的重大倒
退。
  在宪法批准过程中,联邦派与民主派围绕个人权利的保障问题再次展开 了激烈的较量。民主派迎合社会大众对宪法中缺少人权保障条款的普遍不满 情绪,提出了在宪法中增列权利法案的主张。杰弗逊在致民主派另一著名代 表人詹姆斯·麦迪逊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要告诉你那些我所不满之处:第 一,没有权利法案,应该毫不含糊和明确地规定宗教自由、出版自由??。”
〔14〕后来,他更将自己一生的主张总结为:“一切都可以变,唯人类固有
的不可剥夺权利不变。”〔15〕在民主派的强烈抨击和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 下,联邦派在这一“关键性问题”〔16〕上做出妥协,同意在宪法批准后以 修正案形式制定一份权利法案。
1789 年 3 月 4 日,第 1 届联邦国会召开之际,麦迪逊提出,“宪法条文
有必要说明美国政府不能剥夺公民个人的政治权利和财产”,在此基础上, 他提交了以《弗吉尼亚州权利法案》为蓝本的 12 条宪法修正案。1791 年 12
月 15 日,其中 10 条得到通过和批准,正式成为以《权利法案》著称的宪法
头 10 条修正案。
  《权利法案》以列举权利的形式规定了应受保障的各项基本人权。其中 主要有信教、言论和出版自由;和平集会和伸冤权;持有武器权;人身、住 所、文件、财物及不受无理搜索与拘捕权;陪审权;律师辩护权;等等。这 些规定,使得北美大陆从移民初期就已萌生出的人权意识最终得到了国家基 本大法的确认和保障。国家权力机构不再能随意侵害人民的权利,人民也有 了捍卫自己权利不受损害的法律武器。但是,从另一角度看,《权利法案》 并不像美国人后来评价的那样尽善尽美。它不仅没有体现出《独立宣言》中 那种强烈追求人权的精神,只是将人权纳入了国家权力下的一种受保障物的 范畴,从而使人权在美国不再是“至高无上”的精神目标,而且从其列举权 利形式本身看,也是不够完善的。它不可能全面规范出人们应享有的一切权 利,也无法使人权真正内化于国家体制和原则之中。实际上,宪法制定过程 中就已经有人意识到:如果一一列举应加以保障的个人权利,以后的官员可 以认为他们有权做宪法未明确加以禁止的事。美国学者威尔逊认为,这方面 的考虑是本来重视个人自由的制宪者们不同意将权利法案写进宪法的重要原 因之一〔17〕。确实,在日后长期的政治和法律实践中,人们可以一再看到 这一缺陷常常为权力阶层所利用,对人权的实践加以限制。
  
  从《五月花号公约》到《权利法案》,美国式的人权观念经历了一个从 萌芽、兴起、传播、高涨到曲折、反复,最终以法律形式得到确认的历史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人权观念逐渐成为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日后美国的人权主张和政策实践虽有一定的补充和完善,但其内在宗 旨和基本思维方式始终没有超越《独立宣言》奠定的原则和《权利法案》确 立的行为规范。人权作为维护现行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功能调节器一代一 代地传延了下来。
二、理论和社会渊源


  美国革命对于人权的意义,在于它将人权运用于政治实践,证实了人权 在反封建专制中的巨大政治价值。但同时应看到,在美国革命及美国人权传 统逐步奠定的过程中,无论是潘恩还是杰弗逊,都没有提出一套全新的人权 理论,只不过是继承了西欧启蒙学者的“天赋人权学说”,并结合美国的社 会现实和政治要求,从而形成了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特色的美国式人权传统 而已。其中的发展、创新抑或缺陷,都是西欧人权理论和北美众多社会性因 素相互耦合和内在作用的结果。
  从理论渊源看,在众多启蒙思想家中,美国较多地借鉴了被誉为“自由 主义的始祖”〔18〕的约翰·洛克和马克思称为“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 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19〕的让·雅克·卢梭的人权学说。洛克人权理 论的基本框架,是从自然状态、自然法推导出自然权利和分权与法治理论的。 在他看来,人类出现“政治社会”之前,处于一种人们“按照他们认为合适 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毋需征得任何人的许 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20〕的自然状态。维持这种自然状态的基本机 制,是“一种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 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 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21〕。受自然法的内在规范,“人民有天 赋的权利”,这种权力“既不能变更,更无从否认”,“如得不到本人的同 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中,使之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22〕, 为了使自然法更有效保护人的自然权利,洛克又引伸出了“社会契约理论”。 一方面,他认为通过契约组成一个共同体并受制于公民社会,由此产生的国 家可以确保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更好地解决相互间的纠纷;另一方面,他 又强调人们交给政府的只是部分权利,任何政府不得违反契约侵犯人们未转 让的固有权利,否则便是违反契约,“人民享有恢复他们原来的自由的权利”
〔23〕。此外,洛克还根据政府权力的来源,提出了政府必须采取适当、合 理的方式,以防止违反契约的三权分立和法治思想。洛克的这一套系统的人 权学说,不仅界定了自由、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基本人权内涵, 奠定了西方人权学说的基础,而且也为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革命和政治体制 建构提供了理论依据。
  与洛克相比,生活于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卢梭在人权主张上更为激进和富 有革命精神。虽然卢梭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也是从自然状态和自然法出 发提出自己的人权主张的,但其更为突出个性,强调“人民主权”论和“社 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的核心是“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24〕。所 谓主权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公正的共同体意志的运用,因此,“每 个个人在可以说是与自己缔约时,都被两重关系制约着:即对于个人,他就
  
是主权者的一个成员;而对于主权者,他就是国家的一个成员”。〔25〕人 民主权有三个原则:主权不可转让;主权不可分割;主权是绝对的。至高无 上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契约论是人民主权论的理论载体和依据,是卢 梭论证封建专制统治不合理的思想武器。按他的说法:“我只依据一般意见, 把政治组织的建立视为人民和他们所造出的首领之间的一种真正的契约,双 方约定遵守其中规定的法律,这些法律构成了他们结合的纽带”,“而且就 契约的性质而论,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契约并不是不可以取消的。因为,如 果没有更高的权力来保证缔约者的信守不渝来强使他们履行相互间的允诺, 缔约双方仍然是他们自己争讼的唯一裁决者,那么两造中的一造一旦发现了 对方违背了契约的条款或者那些条款对他不再适合的时候,他就是随时抛弃 契约的权利”〔26〕。
  洛克与卢梭的学说对美国革命及其建国初期的理论主张和政治实践均有 着巨大的影响,无论从革命时期的反英口号、纲领文件,或杰弗逊、潘恩等 人的思想,还是从建国初期的体制建构、宪法原则中,都可以看到他们主张 的明显痕迹。《独立宣言》对英王统治的控诉虽然受卢梭对暴政批判的影响。 “人人生而平等”与卢梭的“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如出一辙;“生命 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则不过将洛克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略加 改动而已。至于宣言中提出的当“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 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的见解,无非也是洛克,特别 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翻版。至于《宪法》和《权利法案》中奠定的人民主 权和限权政府原则、法治原则、代议制政府原则、权力分立和制衡原则等, 也无疑是从洛克和卢梭那里引伸出来的。相对而言,在革命期间人们较多可 以看到卢梭激进学说的影响;建国后的制宪和体制建构过程中,洛克的主张 则更具建设性。
从社会渊源看,美国人权传统的形成和发育是美国社会经济、政治、文
化和宗教传统的产物。 近代美国与西欧大陆最根本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拥有较完备
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由此造成的独特经济状况。没有封建生产方式的束
缚,是北美赖以成为“天赋人权”理论最理想试验田的奥秘所在。我们可以 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经济因素对美国人权传统的内在决定作用: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运行中必然要求其与自由和平等相适应,马
克思对这种内在相关性做过精辟的分析,他提出,在以商品和交换为基础的 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下,商品交换的稳定进行、商品生产者的相互关系、商 品交换者的所有权,都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顺利实现,因此,“商品是 天生的平等派”,“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 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由、 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 自己的自由意志,??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 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 双方都只顾自己。”〔27〕马克思的论断,无疑适用于我们对美国生产方式 决定人权观念的分析。
  第二,经济增长的动力促使北美为了寻求更为广大的发展空间,努力摆 脱宗主国的束缚、争取平等的经济地位和自由发展的广阔空间。独立以前的 北美 13 个殖民地中,尽管有北部的工商业经济、中部的自耕农经济、南部的
  
种植园经济之分,但其总体经济发展是较为迅速的。18 世纪中期,悬挂英国 国旗的船舶,有 3/4 系北美殖民地所造。作为北芙经济支柱的毛纺织工业和 冶金工业更不仅可以与英国本土竞争,而且还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1771 年,13 个殖民地输往英国国内的铁,己达 2750 吨。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实力 的增长,使北美殖民地己不满足于在英国的卵翼下生存。宗主国已成了进一 步发展的障碍和束缚。在自由竞争的时代,北美当然希望争取独立和平等, 以便在公平的基础上加快发展的步伐。
  第三,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经济压迫和限制是人权意识广泛传播的反作 用力。北美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从正面培养了北美各阶层权利观念的滋 长,同时也加深了北美与英国的经济矛盾。18 世纪英国奉行重商主义政策, 殖民地只能生产英国不能生产的产品,严格限制殖民地的产业竞争能力。对 于北美,英国为保护本国毛纺织业和冶金业,先后于 1699 年颁布法令禁止殖 民地输出毛织品;1750 年,又颁布法令禁止北美建设钢铁工业;1775 年,更 宣布禁止北美织造任何布匹,并指定应由英国输入。这些限制,虽然都是北 美难以容忍的。1764 年和 1765 年,英国连续通过糖税和印花税两个法案后, 最终导致了北美各地的反抗。人权借经济利益的要求成为殖民地的革命口 号。
美国人权传统的确立以经济利益为基础,政治利益则是其直接动力。这
可以从两个阶段加以考察。独立革命前,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 政治地位是人权观念深入人心、建国者们得以用人权口号争得广泛支持的关 键因素。移民远涉重洋来到北美大陆的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在母国没有平等 的政治地位,乃至因信仰遭受政治迫害,到新世界来寻求平等和自由。正如 著名学者托克维尔指出:“可以说移民在离开祖国的时候,一般都没有你比 我优越或我比你优越的想法,认为幸福的人和有权有势的人都不会去流亡, 贫穷和灾难是平等的最好保障。”〔28〕政治迫害造成了移民的迁移和对权 利的向往。但在英国随之而来的殖民统治下。移民追求政治自由的努力和愿 望并未实现,为反抗殖民她的专制统治,革命在所难免。在革命从酝酿到爆 发的过程中,民主、自由和人权不仅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和增强,而且必然地 成了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理论口号。
建国后,在制定宪法过程中,由于建立强大中央政权同保障个人权利之
间,统治阶层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同人民行使主权之间的复 杂矛盾,政治斗争和政治考虑成为核心问题,从而导致宪法中呈浓厚的反民 主和反人权色彩。《独立宣言》中列举的民主权利不被提及,代议机会的地 位被降低,奴隶制被继续默认,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可以表明这种人权 的特殊资产阶级性质的是美国宪法,它最先承认了人权,同时确认了存在于 美国的有色入种奴隶制:阶级特权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种族特权被神圣化 了。”〔29〕同样,出于政权统一和体制稳定的需要,各派别在经过激烈的 斗争后才达成政治妥协,通过了作为美国人权传统象征的《权利法案》。由 此可见,美国人权传统中的革命性抑或保守性,都是与国家政治相联系,受 国家政治决定的。
  最后,美国的文化和宗教特性对塑造其人权传统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内在 促动力。在北美短暂的历史中,其最具特性的社会表征是它主要由来自英国 的遭受迫害的清教徒移民组成。作为清教徒,北美人特别重视信抑自由,对 宗教迫害极为反感和敏感。这是后来美国对信仰自由至为重视的重要原因。
  
作为移民,北美人是为追求个人幸福和自我实现来到新大陆的,由此发育出 了较为完善和成熟的市民社会形态。在这个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各种需 要的整体,并且只是就人人互为手段而言,一个人才为别人而存在,而别人 也为他而存在”〔30〕。按马克思的解释:“所谓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 成员的权利,即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31〕 对于移民特性对人权观念培养方面的影响,托克维尔做过更为直接的阐释, 他认为,移民在语言、民族和宗教意识方面的共同属性是人权意识扎根于北 美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全体移民都说同一种语言,都是同一民族的儿女, 他们出生在一个许多世纪以来一直鼓动教派斗争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各个 教派不得不轮番把自己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它们的教徒在这种激烈的宗教 斗争中接受政治教育,他们比当时的大部分欧洲人更熟悉权利观念和真正自 由的原则”〔32〕;另一方面,“17 世纪初在美洲定居下来的移民,从他们 在欧洲旧社会所反对的一切原则中析出民主原则,独立把它移植到新大陆的 海岸上,在这里,民主原则得到自由成长,并在同民情的一并前进中和平地 发展成为法律”〔33〕。美国现代历史学家罗怕逊也提出,美国的独特性对 于入权的意义“来自于下述信念:美国人民的使命是在一块不存在国家的土 地上创建一个国家;??于是,美国人成了圣战者,将文明和自由带入荒野。 圣战是独特的;它发生于一个新世界,又创造了一个新世界”〔34〕。这种 评价虽然难免带有有意无意的文化优越感,但文化和宗教个性对人权意识滋 长的影响力认识却是客观中肯的。

第二节 人权传统的价值构成与政治遗产

一、人权传统的价值构成


  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在其名著《论传统》一书中提出:传统是围绕 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世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 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 像的积淀。“或许,最重要的是,尽管充满了变化,现代生活的大部分仍处 在与那些从过去继承而来的法规相一致的、持久的制度之中;那些用来评判 世界的信仰也是世代相传的遗产的一部分。”〔35〕确实,尽管美国历史上 从未有任何人,或者任何一份文献对美国主张的人权下过准确的概念化定义
(有的只是对具体权利范畴的罗列),但人权还是作为一种观念传统和政治 传统传延至今。今天的美国人几乎都将人权视为自己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的 当然组成部分,《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也成为当然的人权准则。人权 传统的长期传延及其与现实的融合,常常在美国人心中造成一种错觉,认为 人权是超时空、超国界、超越一切的人类行为的衡量标准,而美国的人权传 统是这一切的最好证明;推而导之,美国人对人权的看法,甚而《独立宣言》 和《权利法案》确立的人权标准似乎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全人类的共同准则。 显然,这是一种错误的判断。为了消除这一甚至在研究者那里也或多或少存 在的误断,认清美国人权传统的实质,我们有必要对美国所主张的人权做一 归纳和概括,分析其作为一种价值观的内在构成,从中解析出其人权传统遗 留给当代的影响。这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代美国对国际人权法政策 的实质。
美国人权传统的核心内涵和“第一目的”是私有财产权。作为一个建立
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私有财产权当然成为各阶层首要关心的权利范畴。 马克思分析道:“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运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36〕 美国“宪法之父”詹姆士·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的一篇文章中,也对 私有财产权的保障问题做了详细的论述。在他看来,“财产权利产生于人类 能力的差异”,“保护获取财产的不同能力,立即产生不同程度的和各种各 样的财产占有情况”,因此,私有财产权是夭经地义、合乎自然的,同时财 产占有的不平等也是不可避免的。他进一步认为,由于财产占有的差别,人 类才出现了不同的阶级、派别和集团,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因而也就对财 产权构成了威胁,有了保障财产权的必要性。他写道:“造成派别的最普遍 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所以我们要探究的重大题 目,是力求公共福利与私人权利免遭这一派别的侵害。”他得出的结论是, “保护产生财产权的人类能力的差异,是政府的第一目的”,“调节这各种 各样又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是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37〕麦迪逊对财 产权起源和保护财产权理由的论述,在理论上是虚构的,因为该理论忽视了 产生财产权的社会根源。但不管怎样,他代表了美国入对作为人权核心的财 产权的普遍看法,被认为是对私有财产权的最好论述。著名宪法学家查尔 斯·比尔德曾评价道:麦迪逊的这篇文章“对政治学基础作了一番最有哲理 的考察”,不仅论述了权利的实质和平衡问题,而且阐释了“一切政府的基 础”〔38〕。
从字面上看,确立美国人权传统的基本文件《独立宣言》、《权利法案》

乃至宪法都并未明确规定过私有财产权及其保障问题。但在《独立宣言》规 定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中,一般公认“追求幸福的权利” 的核心就是洛克的“财产权”。《宪法》第 1 条第 10 款规定的各州不得通过 “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第 3 条规定的“因叛国罪而被褫夺公权者,其后 人之继承权不受影响,叛国者之财产亦只能在其本人生存期间被没收”;第
4 条第 2 款规定的“每州公民应享受各州公民所有之一切特权及豁免”等, 实际上间接规定了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原则。至于《权利法案》第 3 条规定 的和平时期军队未经屋主许可“不得居住民房”,战争时期亦须“照法律规 定行事”;第 4 条规定的“人人具有保障、住所、文件及财物的安全??此 项权利,不得侵犯”;第 5 条规定的人民“不得不经过适当法律程序而被剥 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人民私有产业,如无合理赔偿,不得被征为公用”等 条款,更与私有财产权直接相关,只不过没有像人权启蒙思想家那样明确宣 布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命题而已。
  美国人权传统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价值观和个人权利至上论。正如 马克思所指出:“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 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 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39〕在私有财产权原则支配下,个人及其对财 产的追求和保障是维系美国社会正常运转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作为移 民的美国人来到北美大陆的宗旨不仅仅是个人的发财致富,而且也是为追求 自我精神的解放和个人信仰的不受束缚。在个人主义动机推动下,美国赢得 了独立,独立后,个人信仰、言论、集会等自由权利自然成了人权体制建构 中的重心。《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等文件虽然使用的均是“人民”这 一集合性概念;但显然,这里的“人民”并不是作为社会的人的有机整体, 而是每个单个个人的聚合物,其着眼点是个人,权利的主体也是个人而非其 他。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个人权利构成美国人权传统的观念基础,但其建国
初期也曾有过集体权利的思想。这一看法最初由刘星汉教授提出。他认为: “人们往往忽视独立宣言所提出的两种人权概念:一是国家、民族的权利, 当代学者称之为集体人权;二是个人权利??宣言把这两种人权都说成是‘上 帝赐给的’,是‘自然法则’,是合乎理性的。国家和民族由人们组成,国 家独立和民族自决当然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40〕应该看到,《独立 宣言》的独立和自决主张是美国人权传统中最富革命性的构成,是对“天赋 人权”理论的突破性发展。但是,集体权口号的提出是在特殊的革命条件下 的产物,革命胜利后它也随之失去了存在价值,并没有导致美国将这一思想 用于它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上。从《权利法案》开始,人权逐渐局限为单一 的个人权利,特别是个人的政治和公民权利。迟至本世纪初,威尔逊才出于 扩张的考虑重新抬出了民族自决权。
  在法律层面上,美国传统中将人权划分为两大类型:一是绝对的、天赋 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另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契约的权利”。这是从 洛克的学说中引伸出来的。洛克在其社会契约论中,即将人权区分为“自然 权利”和人们所交出给予政府的用于保护自然权利的各种具体权利。当代学 者马利旦进一步概括为“自然法人权”和“实在法人权”。前者是自然法规 定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取消;后者则是实在法或人定法规定的权 利,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被改变或限制。”〔41〕按此标准,在《独立宣言》
  
中提出的三种权利均属不可剥夺的人权,而《权利法案》中,仅有第 1、2 条中的信教、言论、出版和集会、伸冤,以及持有和携带武器权属此种权利
(由此亦可见人权精神的退化)。后面 8 条列举的权利则都是相对的或有条 件的,均有所例外,换言之,在特定条件下可加诸某些限制。对人权类型的 区分,实际上使大部分人权被纳入了国家法律之下,被异化为国家法律庇佑 和规范附属物。人权的地位仅仅在宪法原则中被抬得很高,在法律实践中则 受权力阶层的任意增减限制。人权的这种异化和降低趋势连绝对人权也不能 例外。特别是 1803 年最高法院确立宪法的解释权和司法审查权以来,绝对的 自然法人权也常常因最高法院的解释而受到某些限制。以美国最受重视的“信 仰自由”为例,建国初期这一权利被公认是绝对的,但在 1878 年的雷诺兹诉 美国案中,最高法院判定:“不能干涉宗教信仰和见解,但是可以干涉宗教 实践。”1940 年最高法院在坎特韦尔诉康涅狄克州案的判决中进一步明确 为:信仰自由、包括两个概念:信仰自由和行动自由,第一个是绝对的,但 是第二个,按事物的性质,则不是绝对的,为了保护社会,行为仍然要受约 束。”〔42〕信仰是通过行动来体现的,既然行动自由受到限制,信仰自由 则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又如:“言论自由”,其命运也与信仰自由一样。
1925 年,最高法院在吉特洛诉纽约州案中明确宣判:“言论出版自由,并不 包含自由扰乱公共安全或推翻政府在内,亦不包含自由出版或讲授具有颠覆 政府或妨碍政府执行职务性质的议论在内??自由立宪制度的保障和维持, 正是出版自由赖以存在的基础。”〔43〕这更直接将人权置于了国家的政治 利益之后。
在人权的各种属性或构成中,传统的美国人权主要强调公民权和政治权
而忽视经济权和社会权,重视自由而轻视平等。《权利法案》的十项条款中 没有任何一项提及每个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权利。《独立宣言》中曾 开宗明义地提出过“人人生而平等”的命题,但它针对的是殖民地与母国的 平等,是政治地位的平等。至于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在美国人那里则被认为是 天经地义的,合乎自然法则的。杰弗逊作为“人人生而平等”口号的提出者, 在后来也对平等作过这样的补充阐释:平等只是机会的平等,追求结果平等 是不道德的。他认为:“因为认为一个人由于他自己和他的先辈的勤奋而得 到的东西过多,就从他那里提取,以补给他人,而后者或其先辈并没有以同 等的勤奋和技术去工作,这就粗暴地违反了我们结成台众国的首要原则,即: 保证人人都能够自由地勤奋工作并享有因而获得的成果。”〔44〕约翰·亚 当斯也曾写道:“人类具有共同本性已成为普遍流行的原则。我希望从这一 原则中引出正确的平等权利及平等义务观念。这一原则永不能产生平等的地 位和平等财产,进一步也不能产生平等的理解力、灵活性、活力式美丽等等 更多的东西,平等的法律是从人类平等原则中能引出的一切。”〔45〕对平 等权利的狭隘理解,导致美国不仅在本质上否认经济和社会权利,而且在法 律上也确立起这样的原则:即只有法律可以界定和规范的政治自由和公民权 利才属于人权保障范畴,经济、社会等方面权利则因无法通过法律加以实现 而不在保障之列。
  美国传统人权主张的价值构成,从根本上说是美国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 传统的产物。建国以来美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连续性和一贯性决定了今天美 国的人权主张在基本脉络上是一脉相承。不断得到强化的。200 年前的观念 至今仍然主导着美国人权观的基本思维方式,决定着其人权政策的基本取
  
向。
二、政治遗产


如前所述,美国人权传统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它浓厚的政治色彩,即
美国所主张的人权始终是与政治相关联,受政治利益的支配并为政治利益服 务的,要全面考察美国的人权传统,就不仅需要考察传统美国人权主张的价 值构成和理论观点,更必须探讨它的政治属性及其给日后有关人权政策制定 留下的政治遗产。透过这些遗产,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美国战后确立对国 际人权法政策的内在奥秘。
  透视建国初期人权保障传统体制的确立过程,可以发现其间充满着不同 政治观念,不同权力机构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复杂分歧与冲突,这些分歧和冲 突围绕人权的地位和作用展开,但更深刻的动因在于权力和利益的考虑。这 就是美国人权传统的政治遗产。在美国 200 余年的历史中,每当处理人权问 题或制定人权政策时,建国初期的政治过程都会一再重演。
  首先,美国人权传统奠定的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其间始终 充满着复杂的分歧和冲突。这些冲突和分歧主要包括:人权是否是美国所追 求的终极目标;人权在美国政治和社会中应占有怎样的地位,对政治和社会 发展具有多大的价值;为切实实现人权应采取何种政策方案,效果如何;社 会不同集团和阶层应为此付出多大代价、享受到保障的何种程度;如何确立 处理分歧和冲突的原则和规范。围绕这些问题,不同的政治观念、权力机构 和利益集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和较量。
人权的分歧和冲突直接是与不同政治观念的对立相关联的。在政治的层
面上,人权观念本身即是政治观念的一部分。政治观念的不同,必然导致人 权主张的差异,独立战争期间,出于赶走英国殖民者、推翻英工专制殖民统 治的政治需要,持各种不同政治观念的人们一致赞同用人权做为革命的理论 根据。但是,革命胜利后,联邦派和民主派出于其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 观念对人权在共和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按刘星汉教授的 观点,“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抽象观念,一接触到实际问题,就有不同的理 解和主张,形成不同的思潮和派别。”〔46〕联邦派所关心的是中央政府的 权力和建立拥有对每个公民直接行使合法权力的全面政府,认为人民是好乱 之民,不辨是非,坚持要防止“过度民主”。汉密尔顿甚至宣称,“应该使 少数阶级在政治上享受特殊的永久地位。”“在民主的计划里不会有一个完 善的行政机构。”〔47〕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进步派和民主派则担心联邦政府 的权力过大,其行动受到的制约太少,以致人民的意愿将会遭到挫败,个人 的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他们进而坚持制定《权利法案》。不同政治观念人 们对人权重视程度的不同,日后逐渐演变成为共和党代表的保守主义政治观 和民主党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观之争。一般而言,民主党自由主义观念占上 风时,人权受重视程度较高;反之则现实的政治利益更受重视。
  造成美国国内在人权问题上产生分歧和冲突的第二种动因在于不同权力 机构的矛盾和斗争。建国之初,这种斗争主要在联邦与州之间展开,联邦政 府出于集中权力的考虑,力图削弱各州的自治权,绕开州直接向人民行使权 利。各州为抵制这种企图,以人民权利的代言人与联邦政府讨价还价,结果 造成联邦尽力限制人权,各州则尽力保护人权的状况。这一现象至今仍时常 在美国见到。权力机构的另一种对立发生在总统与国会之间。建国初期由于
  
总统权力相对较弱表现尚不明显,但受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原则的决定,这 种对立逐渐明显起来,并变得十分重要。总统和国会之间出于种种考虑常常 在人权问题上采取不同的态度,尤其是总统与国会多数派基于政党归属不同 和政治观念不同时更是如此。
  第三,利益集团对美国人权保障传统的影响至关重要。特别是经济利益 集团出于其政治利益考虑而发挥的作用,更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人权保障的 基本活动和发展方向。建国初期,美国当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利益集团
〔48〕,但许多敏感的政治家和学者都己意识到了美国政治中的这一特殊现 象,詹姆士。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写道:“有产者和无产者 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债权人和债务人也有同样的区别。土地 占有者集团、制造业集团、商人集团、金融业集团和许多较小的集团,在文 明国家里必然会形成,从而使他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受到不同情感和见解 的支配。”〔49〕查尔斯·比尔德对在制宪过程中利益集团对宪法的非人权 化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做过深入地分析。按照他的统计,参加制宪会议的 56 名代表中没有一人是无产者,“大多数会议代表都是律师,他们大半来自沿 海的城市,即动产集中的区域,没有一个代表的切身利益可以代表小农或技 工阶级”;而所谓“动产集中的区域”中又分为四个集团:货币、公债券、 制造业、贸易和航运业。出于切身利益的要求,这些集团将宪法制定成了一 份“经济文献”,“我们宪法的条文旨在保护某一阶级的权利,或是保障某 一集囱的财产以防另一集团的侵犯”。值得一提的是,比尔德还坚信这是美 国一份重要的政治遗产,他提出:“权利的理论被提出之时,我们一他们的 遗产的继承人一应该坚执不断地究诘:‘他们背后代表了哪一种利益集团?’ 如果我们拒绝这种努力,我们就会成了历史的牺牲一历史创作者手上的泥 团。”[50]
第四,在不同政治观念、权力机构和利益集团之间对人权的各方面有着
不同认识,井进而激烈地较量和斗争的同时,基于共同的利益基础和价值观, 它们之间也有着力求取得一致和最终达成妥协的趋向;人权保障本身并不是 美国政治的目的,目的是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稳定、正常运行。这就规范着 对人权有着不同认识的人们出于更高的利益要求,必然最后在人权问题上互 相调和,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时在自身利益方面做出让步。美国宪法和权利法 案制定过程中,联邦派、民主派、州权派之间的斗争和妥协经历充分证明了 这一现象。在以后的 200 多年历史进程中,这一现象在人权政治中反复出现, 构成了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
三、人权遗产的三大缺陷


  革命时期提出的人权原则和独立初期确立的人权保障传统使美国成了一 个充满人权意识的国家。但是,这种人权在理论建构上是有片面性的,在实 践中也暴露出种种缺陷。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种族歧视、妇女权利和对 印第安人的屠杀这三大缺陷。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构成美国人权传统中重要 的政治遗产。时至今日,这三大缺陷仍然是人们用批评眼光看待美国人权状 况时的主要矛头,充分展开了美国人权保障的内在片面实质。
  1.种族歧视和黑人权利。黑人最早于 1619 年 8 月被作为奴隶贩至美洲, 从此北美开始了长达两个半世纪的蓄奴制度。到独立革命爆发时,黑人在北 美大约 450 万人口中占 70 万,不仅是重要的劳动力资源,而且在革命中做出
  
了积极的贡献,先后有 8 千至 1 万左右的黑人参加了大陆军。然而,尽管革 命的口号是“为人权而战”,尽管为鼓励黑人的积极性,大陆会议曾宣布中 止奴隶贸易,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和罗德岛等州还做出了“凡进入该州的奴隶 均自动成为自由人的决定,然而,《独立宣言》在宣布“人人生而平等”的 同时,并未将黑人列入其中。杰弗逊在起草宣言时一段谴责英王乔治三世鼓 励奴隶贸易的文字,“侵犯了一个从来没有冒犯过他的远方民族的人身神圣 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俘虏了他们并把他们作为奴隶贩卖到另一半球去,使 许多黑人惨死于运输途中”[51],也因南卡罗来纳、佐治亚等州奴隶主代 表的反对也被删除。
  独立革命胜利后,在各州制定权利法案期间,黑人在自由气息较为浓厚 的北方各州提出了获得平等权利的要求。1777 年 1 月,黑人在递交马萨诸塞 州议会的一份请愿书中写道:“向你们请愿的人认识到,他们同其他所有的 人一样,享有获得自由的天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自由是造物主平等地赐 予所有的人,不能以任何形式的契约或协定废除的”[52]。1779 年 5 月, 康涅狄格州黑人的一份类似的请愿书也宣称:“我们具有获得自由的权利, 我们已经正确地理解到什么是我们的权利,什么是我们的职责,并且永不会 相信我们是生而为奴的了。”[53]黑人的合理要求,得到了北方少数民主 派的同情,但这并不足以改变黑人被排斥在人权保障制度之外的命运。1781 年实施的《邦联条例》规定:“各州保其主权、自由和独立,以及其他一切 非由本邦联条例所明文规定授予合众国的权力、司法权和权利。”[54]这 实际上是借保护州权的名义确认了奴隶制。1784 年,杰弗逊在起草《西北法 令》时,亦曾打算规定 1800 年以后在国会拥有的土地上禁止奴隶制,亦同样 遭到反对,折衷为在西北地区“该领域内不得有奴隶制度或强迫劳役”,但 “倘任何人逃入该地域,而原来之十三州内任何州对该逃亡者之工作及劳役 有合法之权益,则应依法将该逃亡者交还”。[55]
在宪法制订过程中,黑人权利一度是各派争议的焦点之一,最终由坚持
奴隶制的南方种植园主占了上风,宪法条文不仅回避了公民权利问题,更未 丝毫反映黑人的权利要求。在涉及黑人问题的三项条款[56]中,均确认了 奴隶制的继续合法存在。宪法中的这一缺陷,被称为美国宪法史上“最大的 妥协”[57]。后世学者莫里森评价道:“一面为了自己要求生存、自由和 幸福。而同时却否定黑人的这些‘天赋权利’。”[58]
鉴于宪法有意忽视黑人的权利问题,黑人长期享受不到名义上赋予每个
公民的应有合法权利。迟至南北战争结束后,1865 年制定的宪法第 13 条修 正案才确认了黑人权利应受宪法保障。但尽管如此,在具体的法律和南方各 州的法律中,长期的“文化测验条款”、“人头税条款”、“祖父条款”等 等歧视性的规定继续剥夺着黑人宪法权利的实现。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生活 中的种族歧视仍然无所不在,黑人权利至今尚远未真正解决,从而构成美国 人权实践最易招致批评之处。
  2.妇女权利。美国人权实践的另一重大弊端是妇女权利问题。著名空想 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有过一句名言:“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决的天然 标准。”在美国社会发展中,尽管妇女“既是妻子、母亲、管家、家庭护士、 园丁、饲养员,又是丈夫外出时全家的保护人,使全家一年到头都能吃饱”, 但“殖民地社会并不支持男女平等的思想。欧洲人带到美洲的信条是妇女是 男人的附属品”[59]。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妇女与黑人一样处于无权的地
  
位。如果说在制定宪法时,黑人权利问题还曾引起过一些争论的话,那末, 妇女权利甚至从未被列入考虑范围。殖民地时期,有钱的妇女在一些州尚能 参加投票选举,而宪法颁布后,除新泽西和弗吉尼亚州在一段时期内允许有 财产的妇女投票选举外,大多数州妇女连基本的选举权都没有,财产权、担 任公职权、陪审权等更是得不到保障。咸廉·恰菲在《妇女与平等》一书中 证实:“妇女是唯一有与黑人类似的受虐史的集团。”[60]迟至 19 世纪
20 年代,要求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合法权利的呼声才开始出现。内战期间, 由于时局的需要,妇女开始有了担任公职的机会,各州先后取消了一些严重 歧视妇女的法律。从 1878 年开始,在女权运动推动下,每届国会都提出了给 予妇女选举权的案法修正案。但直到 1919 年,国会才在宪法第 19 条修正案 中正式确认妇女选举权。至于全面保障妇女权利的《平等权利修正案》,则 历经多年反复至今尚未得到通过。该修正案规定:在法律之下的权利平等, 美国或任何一州均不得由于性别关系予以否定或限制。修正案自 1972 年由参 众两院通过后,原定于 7 年后经 3/4 的州议会批准后生效;但到 1978 年时, 只争取到 35 个州的批准,国会将其批准时期延长到 1982 年;但期限届满时, 批准的州仍未达到 3/4 的绝对多数,结果《平等权利修正案》成为废案。90 年代,该修正案重新被提出,但迄今为止仍未获得重大进展。另据统计,到
80 年代中期为止,美国法典中尚有 175 项条款中包含有歧视妇女权利的内
容。妇女要真正实现与男于的平等权利,无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印第安人被认为是“唯一真正的美国人”。但同 时,一部北美殖民史也就是一部殖民者屠杀印第安人,掠夺其土地的历史。 殖民地时期,“马萨诸塞殖民当局在 1723 年付出 100 英镑作为取得每一印第 安人头皮的奖金,正好像把奖金付给打死一只狼的人一样”[61]。独立革 命后确立人权保障体制过程中,印第安人与妇女一样,连黑人的 3/5 的公民 资格也没有,根本不在保障对象之列。宪法第 1 条第 2 款规定:“众议院人 数及直接税额应按合众国所辖各州的人口数目比例分配,此项人日数目的算 法,应在全体自山人民一包括订有契约的短期什役,但不包括未被课税的印 第安人。”
由于缺少基本的公民权利和宪法保障,印第安人长期遭到大规模屠杀和
驱赶,仅 19 世纪初,由联邦政府出动军队向印第安人发动的袭击和讨伐即达
200 多次,约翰·杰伊更早在 1786 年就向杰弗逊写信批评道:“我们的印第 安人事务是做得有害的??印第安人已经被我们冷血的人民所残杀而未得到 报复。”[62]据保守估计,1492 年哥伦布踏上美洲大陆时,北美的印第安 人约 3000 万,而到 19 世纪末时,仅剩 7.3 万。如果说黑人和妇女仅仅没有 享受到平等的公民权的话,那么印第安人则连生存的权利都失去了。美国著 名哲学家拉尔夫·爱默生曾就此写道:“自从大地开创以来,从未听说过在 和平时期,以及在一个民族对待自己同盟者和受监护人时,竟如此背信丧德,
如此蔑视正义,并对于乞求怜悯的悲鸣如此置若罔闻。”[63] 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后,印第安人的权利问题开始受到社会的广泛
关注,几乎历届政府都表示要尽力解决印第安人的生存困境,“但是,最终 是几乎每届政府都只是口头上说得好听,国家继续对于造成 140 万印第安人 多数的、住在保留地的 73.5 万人的挫折与绝望的悲惨状况不闻不问”[64]。 为此,印第安人从 19 世纪末期就开始诉诸法律,要求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和 权利,到 1982 年,印第安人的主权申诉案件达 17000 件,“内容包括侵入印

第安人保留区、损坏印第安财产、剥夺捕鱼权利、毁约,以及其他 1966 年以 前非法侵占印第安财产或钱财等。据报道,许多诉讼案的财物土地损坏之责 应由美国政府来负,其中之一,州政府从印第安人产业上非法取得钱财,支 付老年福利补助,非印第安人接受了这笔钱之后,从未作任何补偿”[65]。 一些印第安人还提出,印第安人赢得平等权利的唯一途径,是建立某种形式 的自治政府,表示“如果我们有自己的政府,我们就会在自己的事务中有一 种声音和通过税收对社会提供最大贡献”[66]。显然,这种要求是几乎不 可能实现的。甚至其大多数保护权利的诉讼案,山在政府、国会、法院的相 互推诿下没有多少进展。

第三节 人权主张的国际化


  当代美国学者詹姆士·O·罗伯逊提出,在美国人的观念中,“美国革命 蕴含着美国的使命和命运:民主政府、平等和个人对幸福的追求是全人类正 当的天赋权利(假如美国革命是正当的话),美国人(那些来到新世界追求 这些权利并且为了保障这些权利而发动美国革命的人们)奉上帝的旨意(作 为上帝的选民)代表全人类,并将这些天赋权利带来的福扯传给全世界”
[67]。这一观点的推理过程是值得商榷的。但其结论却不容置疑,美国的 人权传统中,从一开始就包含着走向国际化的内涵,必然与外交相耦合,成 为美国重要的国际主张和对外政策资源。
  美国在外交中公开使用人权武器,提倡国际人权始于 20 世纪初期。但作 为一种观念,它从建国之日起就有着一些推向国际化的想法。杰弗逊早在建 国之初就坚信,“整个世界迟早会从我们所主张的人权问题上获得好处。”
[68]。汉密尔顿则认为,美利坚体系“已经影响了世界上专制统治的黑暗 地区”[69]。19 世纪上半叶,美国开始将扩张眼光投向拉丁美洲时,詹姆 斯·门罗总统在其著名的“门罗宣言”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保障人权的概 念,但却借用了《独立宣言》中提出的独立权思想,提出了“不准殖民原则”, 宣布:“今后欧洲任何国家不得把美洲大陆上已经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 殖民的对象”[70]。门罗宣言是将美国人权理论国际化的首次尝试。只不 过,这是一种亘观的尝试,门罗自己并未将自己的主张划入追求人权的范畴。
20 世纪初,一系列主客观条件的具备,促使美国在外交政策中承袭了隐
藏在建国者言论字里行间的人权国际化思想。这些条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 面。
首先,强烈的商业意识、追求尽可能大的商业利益、拓展海外市场的利
益要求,是美国人权国际化的基本动力。美国是一个由殖民地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资本主义国家,从一开始它就作为英国的原料供应地和销售市场而存 在,与英国的商业贸易是殖民地的主要对外交往方式。经济传统加上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特有的对商业利润的追求,以及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和 资本主义精神》证明的新教徒天生具有的经商致富观念决定了美国人的商业 传统,美国独立后,经济发展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十分迅速,到 19 世纪末已 超过了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经济规模的急 速膨胀,为过剩商品寻找市场的要求成为紧迫事务。而在当时,美国在国际 社会所面临的是列强瓜分世界竞争趋于白热化的时期,在激烈的争夺市场的 竞争中,美国由于起步较晚,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均不足以与欧洲列强相抗 衡。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美国一方面加强扩张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不得不 借助其建国时期引以自豪的人权武器,将对商业利益的追求掩藏于维护和保 障人权的国际道义口号之下。
  与商业扩张相适应,美国在独立后的另一主题是向海外的地域扩张,这 一要求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权的国际化。移民在北美大陆的拓殖和对印 第安土人的血腥屠杀是英国独立前扩张的最初事实。早在独立前,作为美国 人权理论著名代表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 1751 年就曾主张建立一个包括加拿 大、佛罗里达、西印度群岛,甚至爱尔兰在内的美利坚帝国。他的理由是, 殖民地的人口每 20 年就会翻一番,现有的新英格兰地区不可能容纳如此多的 人口,因此,“需要不断地获取新的土地来开辟生存空间”[71]。美国革
  
命后,在从“大陆扩张”向“海外扩张”的扩张进程中,美国为更好地与欧 洲列强抗衡,将欧洲列强排挤出整个美洲大陆,从 19 世纪 20 年代起利用拉 丁美洲革命的有利时机提出了独立权的人权原则以赢得拉美各国的好感。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为利用欧洲列强 精疲力竭之机夺取世界主导权,更是试图借殖民地民族主义意识开始觉醒之 机扮演解放者和树立道德形象。为此,将美国的人权主张国际化亦成为美国 不可避免的选择。
  促使美国人权国际化的另一重要因素,还包括其文化传统中的使命感和 “命定”精神。当代美国著名作家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敏锐地观察道:“美 国人将历史的发展看成一条直线,而他们自己则作为全人类的代表站在历史 发展的最前列。”[72]这种将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负有领导世界走 向平等和正义职责的“天定命运感”是美国人重要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一。它 与人权一起构成了一对相互促动的观念,命定感推动人权向国际化方向发 展,人权则使命定感进一步强化和加深。杰弗逊既是美国人权理论的代表人, 又是“天定命运”观念的首要阐释者。他多次宣称,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有 希望”和“最强大的政府”,“已经在上帝的圣坛上发誓永远反对任何压制 人类心灵的暴政”[73]。19 世纪 40 年代,“夭定命运”在大陆扩张的浪 潮中发展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天定命运”概念的创始人约翰·欧塞里 文将这一思潮概括为:“拓展到上帝为我们逐年增殖的几百万人口的自由发 展而指定的整个大陆”是“爱国主义和对国家的共同责任感”的体现[74]。
19 世纪末期,随北美大陆基本被扩张完毕,美国的扩张眼光投向了海外,为
海外扩张寻找理论依据的“新天定命运”口号应运而生。代表人物乔塞亚·斯 特朗在其《我们的国家》一文中写道:美国作为“负有上帝使命的国家”, “神圣的职责是把美国的福音扩展到美洲以远的国家”[75]。所谓“美国 的福音”,在斯特朗看来就是美国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制度。以美国的观念 和制度主导世界,是新天定命运观的本质所在。
正式将美国人权推向国际化的,是被视为美国人权外交奠基人的伍德
罗·威尔逊。而威尔逊向国际社会推行美国式人权主张的根本动力,在于他 所坚信的“我们应当以资本供应世界,而谁以资本供应世界,谁就应当管理 世界”[76]的信念。作为“进步派政治家”,威尔逊上任伊始就改变了本 世纪以来西奥多·罗斯福、塔夫脱等前任的“大棒政策”或“金元外交”等 实用主义色彩过于强烈的外交战略,将道德、正义、人权等价值观因素抬到 了重要高度,强调“我们不敢背离这样的原则:指导我们的必须是道德而不 是权宜之计,我们不能因为做起来最便当就宽恕罪恶。”[77]
  威尔逊将美国人权推向国际化的第一次努力是 1913 年他决定出兵干涉 墨西哥前夕。为了与其正义和道德的形象相适应,威尔逊在向国会陈述出兵 理由时提出,“独裁的”韦尔塔政府严重侵犯人民的权利,是“屠夫政府”, “我打算教育南美一些共和国如何选举好人当总统”[78]。同样,1917 年
4 月 2 日,在宣布美国卷入一战的国情咨文中,他再次将人权与参战理由联 系起来,宣称德国“政府把人道和权利的一切考虑统统弃置不顾”,因此, 必须使世界适宜于民主的推行,世界和平必须树立在经过考验的政治自由基 础之上,??我们只是捍卫人类权利的战士之一。当这些权利得到了各国的 信念和自由所能提供的最大保障的时候,我们使心满意足了”[79]。在此 基础上,1918 年 1 月 8 日,威尔逊将自己的人权国际化理想具体化为“十四

点计划”,提出世界的重建和和平的维持取决于“国际正义”的维护、“人 类自由”的争取、“公正对待所有人民和一切民族,确认他们不论强弱均有 权在彼此平等的条件之下,享受自由和安全的生活的公平原则”[80]。
  对于威尔逊首次倡导的将美国人权主张国际化的思想,国内外学术界褒 贬不一。我国的传统评价是视之为美国称霸世界的努力,仍然是一种帝国主 义性质的主张。美国部分学者也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如 J·布卢姆认为,威 尔逊的政策实质是“把国家尊严和所谓人权作为他政策的赌注”[81],而 显然,这是一场失败的赌博。罗伯特·夸克也批评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理想主义的威尔逊使用武装干涉的大棒比任何其他美国总统都更习以为 常。”[82]相反,有的美国学者则对威尔逊推崇备至,如德怀特·L·杜蒙 德评价道:“他是全世界受难的被压迫的人类的代言人,他团结一切国家的 人民参加了一场争取普天下的人民都能享受自由、正义和和平的伟大斗争。”
[83]客观他说,对威尔逊的国际人权主张应该一分为二地认识。威尔逊在 主观上当然是为美国的全球利益服务的,作为个人,威尔逊或许确实有某种 理想主义的意识。但政策的确立和实施并不取决于他的个人意志,而且从他 对外国多次武装干涉、在巴黎和会上牺牲中国利益的作法等行为中,我们可 以看到其言行的不一致之处。但从客观上看,威尔逊提出的国际人权主张与 当时盛行的强权政治相比毕竟是一种进步。他提出的民族独立权主张也是符 合被压迫民族利益的。刘星汉教授提出:“在威尔逊看来,美国在经过一百 年的建国‘已经成熟’,通过道义力量和法制,就能重建世界,而且由美国 来领导和管理世界”,“威尔逊毕竟提出了人类避免战争的原则和办法,尽 管它过于理想化”[84]。显然,这一评价是比较中肯和公正的。
注:
  [1]赵一凡编:《美国的历史文献》,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之页。 按其注解:《五月花号公约》的原件不久后即已散失,现在能找到的仅为一 些片断,由移民们推举的第 2 任总监威廉·布拉德福在其 1630 年亲录的《普 利茅斯殖民地纪事》回忆和记录。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20 页。
[3]托马斯·潘恩:《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第 169 页。
  [4][5][6][7]托马斯·潘恩:《常识》,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 第 25、37、55、54 页。
[8]乔治·华盛顿:《华盛顿文选》.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第 11 页。
[9]《独立宣言》全文参见赵一凡编:《美国的历史文献》,第 17~
21 页。
  [10][84]刘星汉:《国际人权保障与美国人权外交》,载《复旦学 报》(社会科学版)1988 年第 2 期。
  [11]引自查尔斯·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137 页。
  [12]引自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第 16 页。
  [13]按美国学者詹姆斯·威尔逊的归纳,宪法中涉及人权的 7 处字句 是①第 1 条:第 9 款之“不得中止人身保护令所保障的特权”;②同条同款 之“不得通过任何剥夺公权的法案”;③不得通过追溯既往的法律”;④第
1 条第 10 款之不得通过“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⑤第 3 条第 2 款之“对一
美国与国际人权法的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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