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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行政哲学



引 言
           一、国家和管理 国家这个怪物,与金属工具相伴,粗暴地闯入了人类社会,毫不留情地
否定了原始“民主”制度,以其特有的权威力量实现了对社会的统治,同时 也垄断了对社会公共生活的管理。这个“怪物”,比起以往社会的任何管理 机制,都显示出巨大得无可伦比的管理威力。你看:
  在四千多年前的埃及,国家以其强大的管理能力组织了巨大的水利工程 建设,在低于海平面四十米的沼泽区围湖泄洪,开辟了大片良田;规模惊人 的金字塔的建造,前后凡三十余年,每年投工达十万人以上。这一工程,至 今不仅使工程学家们称颂备至,而且就这一浩大工程的管理来说仍使管理学 者们叹为观止。
  在古罗马帝国,国家以其无可比拟的管理能力规划和组织修筑了布局宏 大的国家公路系统,东西自不列颠至两河流域,南北自多瑙河至北非,火山 灰混凝土硬质路面达八万多公里,乃至帝国衰落后的整个中世纪,欧洲仍在 使用这一公路系统。
  在亚历山大里亚,托勒密王朝把国家对文化事业的组织管理推向了顶 峰,创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学术中心——亚历山大里亚博学院,图书 馆的藏书达七十万卷。
  而在古老东方的黄河流域,国家则始终处于社会生活管理的中心。处于 “游耕”经济社会中的殷人举凡八迁,都是在国家的严格组织管理之下。《盘 庚》三篇留下了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宝贵资料,三代而下,自不待言。
?? 当然,我们决不认为国家力量是社会生活的永恒管理者。我们毫不动摇
地坚信,总有一天这个“怪物”会同青铜斧、纺车一样被送入历史陈列馆。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仍然离不开国家力量对于社会 生活的组织管理。甚至从本世纪以来的事实还在说明,现在人类社会对于这 种组织管理的需要呈现出强化的趋势。因为社会生产的规模已经在空前扩 大,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竟然发展到有可能危及整个人类的生 存,人际之间的交往已经过度地国际化与网络化,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 境问题、和平问题、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等等,已经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共同 问题。社会高度地社会化了,社会问题也高度地社会化了。成为整个社会公 共事务的内容和范围空前扩大了,而这些空前浩繁的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和 人类共同问题的解决,决不是个别的人物、个别的社会组织、个别的社会群 体所能胜任的。因而,在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出现之前,国家作为管理力量不 仅是必需的,而且在扩大着自己的职能范围。
举出以上事实,并非为了引导对国家力量这一“怪物”的崇尚,而是为

了要依据这些事实,指明国家在履行着阶级统治职能的同时,履行着大量的、 无可替代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对剥削 阶级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国家所起的作用加以评述时说,那里的国家的活动 “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 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①这里所指的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
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乃是指阶级统治的职能;而“由一切社会的性 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执行,乃是管理的职能。对这种管理职能的 需要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这种管理职能的实施,体现在一切国家的行为之 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也不能是例外,而且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与完善,国家的统治职能(当然不是由于与人民大众的对立,而是由于对少 数剥削阶级残余的镇压)将逐步趋于弱化,而这种管理职能越来越成为国家 活动的主要内容。
  当然,国家活动的统治职能与管理职能并非决然分离,事实上在国家活 动中乃是融为一体的。马克思认为,国家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同剥削阶级国 家“因政府和人民大众互相对立而产生”的“特殊职能”,是密不可分的统 一体;认为从来没有对阶级利益漠不关心的公共事务的管理,因为事实上这 种管理本身就是国家统治职能赖以实现的渠道之一。②国家的统治职能制约
着国家的管理职能,而国家的管理职能则在一定的意义上服务于国家统治的 职能。统治离不开管理。而且我们还必须指出,就统治职能本身的实施来说, 也离不开切实有效的管理,这也就产生了国家对自身国家事务的管理。
  无论是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还是对国家自身事务的管理,都是以 国家政府为主体的组织管理活动。我们称这种组织管理活动为行政管理①。
马克思所揭示的关于国家二重职能的理论指明这种行政管理一方面执行着统 治阶级的意志,另一方面执行着一切社会(包括有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社会, 包括有阶级社会中的各种历史类型的社会)的公共管理职能。从后一个角度 上说,政府行政,实际上也是一个管理的大舞台,而且是人类社会所有管理 活动中规模最为宏大、历史最为悠久、对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管理大舞台。 在这个大舞台上,古往今来,引多少英雄竞折腰。在这个舞台上,出现过多 少激动人心的奇迹,涌现出多少令人倾慕的行政奇才。正因为他们处于峰峦 迭起的国事风云之中,所以人们常常把他们作为政治家看待,然而他们在政 治上的成就在很大的程度上乃是奠基于他们杰出的管理才华。这样的人物, 在古代中国,有伊尹、周公、李斯、萧何、诸葛亮??;在近代欧美有彼得 一世、俾斯麦、华盛顿、林肯??,在 20 世纪西方的行政舞台上,有美国的 富兰克林·罗斯福,有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有法国的夏尔·戴高乐,有 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在 20 世纪中叶东方的行政舞台上,则有举世仰慕 的行政英才、操持政务达 26 年之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二、伟人和哲学
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 2 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

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1954 年 9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任命周恩来继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1959 年 9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任命周恩来继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1965 年 1 月 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任命周恩来继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1975 年 1 月 1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任命周恩来继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1976 年 1 月 8 日,逝世于此 任。
  自 1 月 8 日逝世之日至举行葬礼的 1 月 15 日,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 在悼念他,几乎所有国家中的所有重要人物,都为他的逝世发表了沉痛哀悼 的声明和谈话,许多国家下半旗致哀,联合国不仅下半旗,而且同时没有升 起所有会员国的国旗,在这个世界组织中这是极为罕见的事情。世界各大报 都在显著地位报道了这一噩耗,有的整版套上黑框。新闻界宣称:“全世界 都哀悼他的去世,因为他是一个罕有的受人爱戴的人”,他“赢得了他的朋 友和敌人的尊敬”。①
  周恩来主持政务的 26 年,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遇到了巨大的艰难 曲折。在他第一任和第二任期中,中国刚从苦难和黑暗中挣扎出来,周恩来 沉稳地操持着这个民族大家庭的内外事务,使之从昔日的杂乱中走向井然有 序。在他的第二任中期和第三任期间,中国在前进中出现了颠簸。周恩来老 练地消弥着过度的稚气与必要的秩序之间的摩擦,维系着国家整部机器的正 常运转。在他的第四任至第五任期间,中国处于国运浩劫的时期,周恩来以 难以想象的毅力控制了自己内心的极度痛苦,在危难之秋,充任了中华民族 守护神的历史角色。26 年的行政生涯中,他既在国运兴隆之期经纬万端,又 在国家动荡之际维系全局。他是 20 世纪中国不可或缺的人物。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把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看作在极大程 度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三个人的历史。蒋介石败走了。毛泽东点燃 起中国革命之火,设计着中国社会的蓝图。而周恩来则“忠实地起着使机器 运转的作用”。他认为,周恩来是他所认识的“最有天赋的人物之一”。中 国的领导人能象周恩来这样做出决定,那么,“有着世界上最能干的十亿人 民和富饶的自然资源的中国,不仅能够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也 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①。
  据说有一位国民党官员曾说过,“假如内战期间,我们这一边有个周恩 来,情况会大不相同。也许是毛泽东被赶到台湾去,而我们却在北京呢”。
②从政治的角度看,这段话当然是荒谬的。而从管理国事、操持政务的角度
看,正好说明周恩来是 20 世纪中国独一无二的行政雄才,是本世纪中国历史 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毛泽东十分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早在 1949 年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 作总结时,他就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 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①建国初期他又说过,“恩来同志是我们国家政务院总理这样的人才”②。
尽管在晚年时,毛泽东在某些方面与周恩来存在着无庸讳言的不一致之处, 但是他始终没让江青这样的人去残害周恩来。他深知共和国不能没有周恩来 这样的总理。
  斯大林同样看清了这一点。1949 年他在与中共代表团谈话中说:中国革 命很快就会取得胜利,那时你们就将成立新的共和国,组织中央政府。不过 在这方面也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因为你们有周恩来这样一位现成的总理,哪 儿去找这样一位理想的总理呢?!③同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
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西柏坡,他在和周恩来就战后经济建设、交通运输等 恢复工作、新政府的总体规划和设想、对外关系等问题作过一次谈话后,就 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他对人说:“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 理”④。
  中国人对周恩来怀着极其深厚的敬仰和爱戴。这种敬仰和爱戴,集中表 现在 1976 年 1 月 11 日薄暮时分,十里长安街上的一百多万男女老少肃立寒 风,自愿为总理送灵的动人场面;表现在这一年清明节前后全国悼念总理的 狂潮。这动人场面,这悼念狂潮,表现出周恩来与中国民众在最深层次上的 心灵沟通。由此我们既深深惊叹如此坚实地积淀在中国人心灵中的文化共同 点,更深深惊叹周恩来作为历史伟人在中国人心灵中所激起的精神共鸣,深 深惊叹周恩来对灿烂中华文明的精湛把握和卓越体现。所以,尼克松把周恩 来的卓越之处和成功之处归结为周恩来自己的这样一句话,或者说是一种哲 学态度:“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①
  当代知名的管理学者彼德·杜鲁克认为,管理自身知识和技术的发展决 非万能,无论管理自身如何力求发展,它总还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 社会的价值、传统与习俗的支配。②这里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管理者
是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处于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之中,面对着特 殊的文化哲学心态,他的管理的运行和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都受制于这种文 化环境;而且管理者自身的思维方式和活动方式也都受制于一定的哲学意识 的引导。伟大人物的伟大业绩,必定以植根于一定文化土壤中的深刻的哲学 意识为基石。管理学者怀海德认为,即使在现代的管理中,也“必须有一种 非专门化的态度”,或者说在不同情况、不同事实之下可供引用的“原则”。 这是管理者所必须具备的一种最深刻的最能动的“反应能力”,“这种反应 能力,可说是种哲学的习惯”。③所以,当我们深深惊叹周恩来 26 年行政生
涯(或者也可以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在中国和世界赢得的普遍尊 崇,深深惊叹周恩来在自己的政务活动中对于中华灿烂文明的精湛把握和卓 越体现时,我们实际上也深深感受到在这位伟大人物的行政业绩中,在他呐

行政目标选择、行政价值评估体系、行政运行机制建构中,包孕着一种灿烂 夺目、令人神迷的哲学精神,感受到这种哲学精神所显示出来的神奇力量。 我们并不想把周恩来描绘成一位专门构筑逻辑体系的哲学家。我们这里 所说的哲学也不是依赖宁概念、判断、推理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它并不 表现于某种思辨与著作。这种哲学,乃完成于周恩来作为中国人自己的政务 活动家的全部人格之中,贯穿于他作为中央政府行政首脑的全部实践之中,
实现于他的全部行政业绩之中。 具体地说,这里的哲学,首先是指看待对象物的总态度,或者说是关于
宇宙和人生的总的态度体系。它包括关于对象物的本体性认识和存在方式的 认识,包括把握对象世界的总体方式选择,包括物我关系的总体理解等等。 它渊源于民族文化的最深刻的传统,也渊源于后天所接受的环境教育,还受 制于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它在主体行为的哲学导向中处于最核心的层次。 其次,这里的哲学是指把握对象世界的思维方式。它建构于人的意识深 处,乃是人们思维运转的逻辑轨道。它规范人的情感方式和认知方式,引导 着对于对象世界的感知与体悟,并且通过特定的手段把客观外在的对象物重 新建构在主体意识之中,由此形成主体对于对象物的知识和意见。这种思维 方式中,既包涵着主体思维活动的最一般的逻辑框架,同时也包含着主体的 思维能动性,从而引导着思维对象的选择,认知角度的确定,在主体内部重
组世界的积极性。它在主体的哲学导向中造就最一般的手段。 再次,这里的哲学是指主体内部的最一般的价值系统。这种价值系统深
深积淀在主体意识之中,引导着主体的价值目标的选择和价值评估尺度的适 用;塑造着主体的人格形象,培育着主体的道德观念,并支持着主体的道德 信心。它表现为主体行为的总体价值取向,引导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人际关 系的建立。这一价值系统中最稳定的要素往往来源于民族文化心理最长期的 积淀,同时也在主体不断选择中丰富自身。它在主体行为的哲学导向中创造 着目标和对目标的追求,同时也创造着主体行为的最一般的规范。
  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哲学,乃是一种主体精神中的最深层次上的底蕴, 是在主体行为中可供“普遍引用”的最一般的“原则”。对于周恩来这位行 政伟人来说,他的思想、活动、功业,都奠基在这块哲学的基石上。当然, 在他的行政生涯中某些时候所经历的内心痛苦,以及某些行为对于目标的偏 离,也都与这片哲学的土壤有关。我们要研究周恩来的行政功业,要研究周 恩来的行政思想,更要研究决定这一切的哲学。它是周恩来整个行政实践的 灵魂,甚至是当时整个中国行政机关运转的灵魂。
  但是,在步入周恩来行政哲学的殿堂之前,先让我们来浏览一下周恩来 行政哲学的参照物。
那么,就请允许与我们的研究对象暂时离开一会儿。
三、20 世纪行政舞台上的哲学角色种种
20 世纪的行政舞台上,风云激荡,群雄毕起,峰回峦聚,杂彩纷呈。而

之所以如此,从客观方面说,最基本的乃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20 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不平凡的一个世纪。尽管这个世纪还有
近 10 年时间没有度过,但仅前 90 年来证明这一点就绰绰有余了。人类社会
在 1900 年以前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但人口总数只达到 12 亿,而在这 90 年里, 人口就从 12 亿增长到 50 多亿,预计到 1999 年将达到 62 亿。在这 90 年中, 人类在技术和物质上所取得的进步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甚至可以毫无愧色 地说超过了以往时代的总和。人类开创了电脑时代,并在月球上行走,环球 旅行在 1900 年只能在假想的计算中设定为两个多月,而到 1980 年只要 24 小时。然而也就在这个 90 年中,爆发了 130 多场战争,其中包括两次世界大 战,约计死亡了 1 亿 2 千多万人,超过人类有史以来到 1900 年所有战争死亡 人数的总和。而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大国手中所拥有的核武器破坏 能力,如果按当量折算,则全世界人均可以摊到 10 多吨梯恩梯炸药。这是一 个空前伟大和进步的时代,但同时又是一个空前紧张的时代。它为各国政务 活动家们施展自己的才华创造了空前未有的机会。
其二,本世纪有两大事件使国家在社会中的管理职能空前扩大。其一是
30 年代斯大林依靠国家的权威力量,通过社会主义的集中统一的计划,有效 地组织了苏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西方世界无可想象的极短时间里,使 苏联这个不久前还使用木柴炼钢的落后国家一跃而成为进入世界前列的工业 强国;其二是在 30 年代席卷西方世界的大危机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新 政”,通过国家力量来创设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制,干预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 使美国从衰退的泥潭中拔出腿来,出现了新的繁荣。这两个范例成为许多国 家按不同情况、不同意识形态要求、用不同方式所仿效的对象。尽管在六七 十年代后出现了新保守主义的浪潮,但是由于社会公共问题的范围扩大与紧 迫性的增强,国家管理职能的地位仍在上升。这实际上大大扩展了国家行政 管理的活动舞台,为行政人才的精彩表演准备了扣人心弦的脚本。
  20 世纪对于国家行政人才来说,是一个前所未遇的伟大世纪,这一个时 代也创造了自己的行政伟人。他们在国际政治社会中相互合作、相互抗衡; 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组织国力,促进发展,他们都在这个或那个领域获得过 成功,也遇上过各种体面或不体面的悲剧。正是在这些成功之中或悲剧性的 境遇之中,他们展示着自己的宇宙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他们的思维方式, 因而事实上他们也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展示着自己的哲学。对于一个“德政” 意识极为浓厚的中国人来说,怎么也不能理解阿登纳何以对他的德国同胞如 此不信任,竟然称呼他们为“吃肉的绵羊”,怎么也不能理解戴高乐何以对 他的法国同胞如此鄙视,竟然当众骂他们是“畜生”,“法国人是畜生,就 是畜生”。①然而在他们的行政生涯中还是取得了世人公认的业绩,并在德
国人和法国人中获得了应有的尊敬。恐怕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也很难理解 印度人奉为“圣父”的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为什么通过这种极端苦 行主义的方式来动员民众和组织民众。他总是赤裸双足,身缠土布“拖地”,

鼻架钢腿眼镜,手执竹制拐杖,手牵着供他喝奶以延续生命的山羊,哪怕是 走进英国金碧辉煌的王宫。有时,尾随他的人还抬着他的便桶椅,以示号召 社会对卫生的关心。而中国人对于中曾根康弘在自己的行政生涯中为什么推 崇德川家康就比较好理解。因为德川家康认为以实力决胜负则天下乱,应当 以情理治国,而为此则要引进学问,首先要引进孔子之学。所有以上这些区 别,以及在相互认知上的歧异都,表现了各自由于民族文化传统而产生的不 同的哲学精神,决定了他们在各自的国家行政舞台上扮演特定的哲学角色。
  20 世纪是世界高度整合化的世纪,是整个地球变成为一个小小村落的世 纪。然而这种高度的整合,并非是对各自特点的否定,不是无差异的掺合。 恰恰相反,这种整合乃是以各自特点的充分发育为前提,是一种对于和谐有 序的系统结构的寻求。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在努力保持和发育自己的文化传 统,这一点尤其突出地表现在这些国家的行政首脑在国家管理中所表现出来 的哲学精神中。尽管现代管理科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发达得多,并且解决了 管理当中许多人类共同的难题。但是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并没有否定各国 文化传统所引起的管理中的各种哲学角色的区别。而且承认这些区别的存在 并由此引起管理方式的转移,这本身就是现代管理科学所指明的一条原则。
  在这形形色色的哲学角度中,周恩来当然是独树一帜的。但为了更好地 了解周恩来,让我们先来看看 20 世纪行政舞台上的其他哲学角色。
  首先,我们在西方行政舞台上看到了行政首脑们的个人主体精神的充分 展现。在他们的政务活动中,行政过程被他们看作是一种充分的自我实现。 温斯顿·丘吉尔从来就反对“不行”、“失败”这样的字眼,他认为“我们 大家都是虫子”,“不过,我的确认为我是一个萤火虫”。这种哲学态度使 他在任何恶劣的行政环境下从不畏缩和气馁,这位英国人普遍认为他象一个 “好战的牛虻”。他毫不掩饰对于权力的追求,当他八十多岁退出政坛后, 有一次会见铁托时,看到铁托抽烟喝酒,精力充沛,就自问自答地说出自己 对于铁托为什么仍显得如此年轻的看法:“我知道是什么了。就是权力,权 力能使人保持年轻。”而德国战后在国家管理中获得高度成功的康拉德·阿 登纳则把政务活动看作一种人生的极大乐趣,他对高度紧张的政务活动的令 人生厌的争斗绝不望而却步,而是抱着一种强烈的向往。人们评价他“总是 愿意进入角斗场,而不愿留在看台上。”这种态度使他们把行政过程看作是 一种个人的技术和艺术的表演,并从此中引伸出理性化的结论。夏尔·戴高 乐说,“权势正是从内在力量与表面克制的鲜明对比中获得的,这好比一个 赌徒的赌风,当他增加赌注时能够比平常表现得更加冷静,也好比一个演员, 要能够在竭力控制自己时把感情表现出来,这样才能产生最显著的效果。” 他认为之所以能够贯彻他的政治主张,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擅长“演戏”。 这种行政精神使他们在价值体系的结构中偏向于对个人政治需要的倾 斜。尤其是传统的美国精神在行政管理中的渗透造就行政首脑们的特有的现 实主义态度。现在的人们在评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 30 年代所推行的新政
  
时,总是努力地给予哲学的概括。然而在组织推行这一新政的当时,却很难 看出有什么理论思辨的前提。就此事有一位年轻的记者问罗斯福:
“你是共产党吗?” “不是。” “你是资本主义者吗?” “不是。” “你是社会主义者吗?” “不是。”
  这位记者对于罗斯福拒不承认自己属于哪种常规的意识形态而感到困 惑,最后问道:
“那么你的哲学是什么?” “哲学?”有点迷惑不解的总统回答说,“哲学?我是基督教徒,是民
主党人——如此而已。” 这并非是罗斯福在为了模糊自己的政治面目而故作姿态,新政确实反映
了罗斯福自己对理论原则的厌倦情绪。他只是觉得,政府的目标就是要改善 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为此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干的。在当时看来,新政 实在是一种天真、人道主义、注重现实的政治斗争和意愿同社会和经济试验 冒险的混合物。罗斯福的脑子里常常反覆无常或自相矛盾,但他从来没有放 弃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正因为如此,有人说他是法西斯主义者,有人说 他是共产党,有人说他是保守主义者,而保守分子又指责他执行社会党的纲 钡,这一指责却又为社会党人大为恼火。然而正是在这种表面上的“飘忽不 定”中,显示出罗斯福行政意识深处的那种“有用即真理”的哲学态度。他 的行政哲学奠定在实用主义的基石上。他是一个具有典型美国精神的美国总 统。①
  而在印度的政治舞台上,我们一开始看到的是组织、指挥、控制、协调 的力量来自于个人在国家生活中的“神话”。②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
地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他不仅以他的政治理想和原则为印度人所倾 附,而且在印度这块特殊的国土上表现出几乎令人不可思议的组织协调能 力。他没有在任何一届印度政府中担任行政首脑,但是他所组织的每次运动
(由于这些运动参加者人数众多、范围广泛,且奉行绝对的非暴力主义,因 而在管理与协调上更显得困难)都井然存序、有条不紊地走向目标,这不能 不使凭借依据理性原则而建立起来的行政机器实施管理的西方人大为惊叹。 他没有西方人所拥有的那种组织机器,他依靠的是印度人奉他为“玛哈德玛”
③的神秘力量。他身为表率,自己“以地作床,身穿粗布,黎明即起,节食
节欲,清理厕所”。他有效地运用通过这些苦行主义的示范行为所获得的神 秘的影响力,实现了对他领导的运动的有效管理。也由于他在这方面的杰出 才能(当然也包括由于他的政治信仰),他成为在印度的各种力量的协调者, 这些力量包括:“年老的稳健派政治家和年轻的激进派;政治恐怖分子与国

会议员;城市知识分子和农民群众;传统主义者与现代主义者;特权阶级与 贱民阶级;印度教与穆斯林;印度人与英国人。”①当时英国派往殖民地任
印度副王的韦维尔元帅称甘地是位“施展巫术的老政客”。②这当然包含着
对政治对手的攻讦之意,但也道出了甘地为实现其政治目标而有效组织的奥 秘。他不是依靠理性化的组织机器,而是依靠某种巫术般的力量所形成的管 理场。
  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政府行政首脑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则是逐步从印度 老传统中走出来的人。他在被欧化了的印度家庭中长大,又感兴趣于马克思 主义并倾向于社会主义,他的对内政策的四大支柱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团 结、现世主义(以区别于印度古老传统中的轮回观念与来世哲学)。他努力 用西方的行政机器来管理自己的国家,然而他自己的民族的传统迫使他不能 完全依赖这一点,而同时必须依靠那种并不是理性组织所能够赋予他的个人 的权威(区别于体制性的权力)和威望,这种权威和威望往往具有“神话” 的力量。他始终保持着印度人传统所希望的那种谦虚和仁慈,能够极有分寸 地克制自己,在自己的阁员中安排有独到见解而能提出逆耳忠告的人;当意 识自己的设想遇到有人真正地反对时,他就让步;而对弱小者,始终给予远 远超过他们的实力所能获得的尊敬与关注。这一切,使他通过另外一种方式 获得与“圣雄”甘地同样的管理能量,使他在国务活动中常常得心应手,这 大概也是他从 1929 年始终担任国大党主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自 1947 年 印度独立直至他逝世,他始终是印度总理。
在这里,我们还要说到尼赫鲁那位能干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印度
1966 年至 1977 年连续三届任政府总理,1980 年再次出任印度政府总理。她 也可以说是印度的一位行政干才,但是却没有如她父亲那样获得印度人民的 尊重与爱戴。她虽然没有完全褪尽印度传统所留给她的哲学痕迹(她曾在泰 戈尔处受过教育),但是她努力使自己做得更象一个西方人。她在自己的行 政活动中顽强地表现自我,当她父亲还在任政府总理的时候,她就设法左右 自己的父亲。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国大党中有人提出建议要她出任国大 党主席,她“只是装模作样地犹豫了一下以后就接受了这个建议”。①一上
台就一反传统精神,以原则服从于政治需要,和一些只比流氓略胜一筹的小 党联合起来,迫使中央政府下令解散了喀拉拉邦的共产党政府。这种性格使 她在尼克松政府的眼中,成了“一位有潜力的麦克佩斯夫人”。还是在她童 年时代,她就在自家的阳台上一手扶着一根大柱子,一手高高举起,口中喃 喃不休。姑母克里希娜惊讶地问她在做什么,她“黑眼睛炯炯发光”,严肃 地说:“我正在练习做贞德。”但是,印度人未必喜欢这位“贞德”或“麦 克佩斯夫人”来管理自己。在她第二次任总理的时候,印度人就开始简单地 用“她”来称呼这位总理,或者讽刺地用重音称她为“夫人”。②于此可见,
一个民族的文化哲学精神在国家的管理中发生着多么深远的影响。 再向东方的行政舞台,我们看到了成功地管理过战后日本的几位能干的

首相。他们大都推崇儒教哲学,并结合以佛教和神道教的精神,从而构成自 己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哲学基础。这恐怕是日本所有首相都在实践着 的一种哲学精神,尽管有自觉与不自觉之分,有程度深浅与实践方式上的不 同。他们常以中野正刚的《宰相论》①中所引先贤的话互勉或自勉。这段话
说:“诸葛孔明为非常时期宰相之典范。虽国体各异,然作为东洋一先烈, 可教我以非常时期宰相之必备条件。诸葛孔明用兵如神,视黎民如慈父,身 为文武大宰相,担蜀汉之兴盛而起,以死全节,实乃英雄兼忠臣资质者。他 为宰相的心得亦见于《出师表》。他不恭虚名,不以英雄自傲,专为君主推 挽人才,厌已之盛名,而实负国家之全责。”②战后日本首相中的能干者中,
当然包括吉田茂及其“门徒”,“门徒”之中当然首推迟田勇人。吉田茂是 公认的“亲美派”,他是战后把美国制度嫁接到日本来的联结点,但他按照 日本特有的东方精神办事。他受过很好的儒学教育,景仰中国文化,认为中 国从未被侵略者征服,原因就在于儒学文化传统。他按照儒教的中庸和克制 的方针治国。按照这一精神,他在日本创立的一种崇尚家族精神、保守、求 实利的政府风格,至今仍然维持着,所以尼克松称他是一位“毕生面向西方 的东方人”,而称当时驻日本的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为“毕生面向东方的西 方人”。③吉田茂的门徒们仍始终不渝地奉行他的哲学。池田勇人在 1960
年接任首相后,乃以“宽容与忍耐”为口号,使政府以“中庸”的面孔出现 在人们的面前,用调和主义方式软化国内各种政治势力间的斗争;而同时则 按照传统的厚生主义精神推行“收入倍增”计划。他尊崇传统的治国安民之 道,认为“所谓政治,就是提高国民生活,保障社会安定,做到十年内收入 增长一倍。”①人所共知,他的目标实现了。
  自西至东,我们只是在本世纪的行政舞台上稍稍领略,但就已经足可以 惊叹在不同国土上的行政人物的哲学精神是多么丰富多彩。这些深深积淀的 哲学底蕴,既为这些行政人物所固有,同时也是在各自特定的国土上获得行 政成功所必须。
  那么,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成功的行政管理奠基于怎样的哲学 基石?让我们步入周恩来这位大国总理的行政哲学的殿堂。
  
第一章 中国人文精神的骄子


“隆冬今夜冷刺骨,深忧总理衣裳单。”
  这是 1978 年1 月 8日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悼念诗中的 两句。这时,周恩来已经逝世两年了。另一首诗中写道:“两年不尽相思泪, 知是人间遗爱深。”
  面对着中国人的哀思,面对着中国人为周恩来而流的眼泪,我们觉得自 己的灵魂也在净化起来。我们景仰周恩来的功绩,但更景仰周恩来的人格, 并由此而深深寻思着周恩来的哲学。
      一、哈马舍尔德自惭是个“野蛮人” “在周总理面前,竟使我无法不感觉到自己是个野蛮人。”1 发出这番慨叹的,是深富欧洲文化修养的瑞典人哈马舍尔德。他是极有
作为的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瑞典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由于他的领导和努 力,使联合国的声誉和效率大为提高。1961 年,他在为和平事业奔走的途中 因飞机失事而罹难,死后仍被迫授了诺贝尔和平奖。
  野蛮人是文明人的对称。哈马舍尔德的话表明,在周恩来的政务活动中, 闪耀着一种特殊的文明精神的光辉。这种文明精神,甚至可以使具有文艺复 兴所造就的人文主义传统的欧洲人所折服。马寅初先生根据与周恩来数十年 的交往,由衷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周恩来是最得人心的共产党员。他无 论在外交折冲之中,还是在日常纷繁的行政事务中,无论是与外国元首、世 界名流相交往,还是与普通百姓、老人少年相共处,都始终显得谦虚、厚朴、 坦诚、温文尔雅、光明磊落、彬彬有礼,乃至原则上的根本分歧并不影响对 个人人格的尊重。在各种政务活动的场合,乃至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都使 人感觉出一种完美的人格和优雅的风度,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东方型的人格 美,表现出一种从心灵深处所透露出来的对人的肯定、尊重与爱。
  凡是了解周恩来的人,甚至仅是和他见过一面的人,都深深折服于他的 这种精神。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说:“许多总统、国王、首相、总理 或一般人都被他那不知疲倦的精神、谦虚的态度和他的仪容吸引住了’,“钦 佩他的人几乎还包括所有曾经会见过他的世界领导人。”事实正是这样。请 看世界无数评论中的几颗涓滴: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周的外表给人以待人热情、非常坦率、 极其沉着而又十分真挚的印象。”“20 世纪只有少数人比得上周总理对世界 历史的影响。在过去 25 年里,我有幸会见过的 100 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 个人在敏锐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超过他,这些使他成 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周恩来“是一位敏捷和清醒的思想家,有非常令人




1 ①转引自吕志孔:《外交巨擘》,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7 页。

愉快的性格,高雅的幽默感,总的说来,他是一位有高度才智、非常令人喜 爱的人物,而且有动人的风度。”
  法国前驻华大使马纳克:“同周恩来谈话是一种精神享受。他的精神总 是闪闪发光。我认为,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精神。凡到过中国访问的著名人物 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他。”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周恩来“举止文雅庄重”,“心胸坦荡”,“表 现出一种非凡的谦和敦厚的品德”,“具有一种特殊的人品”。
  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我对他(指周恩来)的魅力、他的仁爱、 他的精力和他的远见有深刻印象”,“中国总理是现代世界史上的巨人之一”。 缅甸前总统吴奈温:“虽然周恩来总理是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但是他同
较小国家的领导人交往时,总是平等待人??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与和解精 神。”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逝世时,路透社的电讯中说,周恩来“衣冠整饰, 风度端凝,把差别很大的开通的西方世界和神秘的东方世界沟通了起来”, “他博得了如斯大林和美国的乔治·马歇尔将军这样大不相同的人物的尊 重”。
?? 周恩来在行政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文明精神,这种典雅温厚的风
度,这种发自内心的对人的肯定、尊重和爱,从一方面说,当然来自于他对 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高度自信心,来自于他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博大胸怀,来 自于包含在共产主义道德精神中的人道主义。从另一方面说,则表明在周恩 来的身上具有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是构成中华民族最 优秀品质的基本要素,是构成中国人思维结构和心理结构的最优秀的要素, 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文明史上所积淀起来的一种文化哲学——中华人文精
神。
  这种中华人文精神,构成为周恩来行政管理的重要哲学基石,使他的行 政既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同时又具有风格独步、举世钦羡的民族样 式,使他的行政在 20 世纪的行政舞台上独树一帜,显示出中华文明的夺目光 辉。中国人民为有周恩来而自豪,为周恩来行政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文化精神 而自豪。
二、中华人文精神的真髓 使周恩来的行政风格独步、举世钦羡的中华人文精神,究竟是什么? 中华人文精神,不同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所产生的人文主义
(humanism)。它以自己对人和关于人的一切所特有的态度方式而生根于世 界的东方。这种人文精神,在人的此岸世界中对于人格、人道、人的文化及 其历史的存在、人的价值等等,实行充分的肯定与尊重,而不承认在人之上 犹有超越存在、抽象至上的力量,不承认经验对象或所理解的对象对于人的 拘束,更不承认人与自然物的同化。这种人文精神,肯定与尊重人的存在与

人的价值,但并不表现为对个人利益和个人成功的强烈追求与崇尚,而是极 度尊崇人们相互依存的共同体的整体利益的实现,强调个人利益在整体价值 中实现,因而视社会的整体价值为人的价值本位。这种人文精神,肯定人对 于自身所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维系,并不仰赖抽象绝对物对利益各别的 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的维系,而是充分相信相依共存的人们,由于共处需要而 产生的惠加对方的自然德性。
  这种中华人文精神,与西方世界中对人的态度方式有着根本性的差距。 首先,西方世界中对于人的价值的肯定与尊重,始终没有摆脱超越于世俗人 之上的抽象绝对物的阴影。中世纪晚期文艺复兴运动象一场风暴席卷欧洲, 把人文主义普及到欧洲的每一个角落,造成了欧洲人对人的价值的特有的尊 重。但是,这场风暴并没有改变欧洲人思维的深层结构,他们崇尚超越一切 的绝对物,反复地追索着对象世界、“彼岸世界”,在漫长的中世纪,这个 超越一切的绝对物便是万能的上帝,而在文艺复兴后则是万能的理性。在中 世纪人是上帝的奴仆,而在文艺复兴后人则是理性的工具。因而,对人的价 值的肯定,必须以对抽象理性的肯定为前提。而在中华文明中,人在认识自 己的价值时,决无这种来自彼岸世界的伟大而神秘的阴影的笼罩。在数千年 里,人们视天地万物为阴阳男女所化育,一切都完全“人化”。人的地位和 价值在此岸世界中获得了肯定和尊重,因而这种肯定与尊重显得那么真实, 那么切近,那么温厚,那么可靠地实现于自身之中。这就象独具风格的中国 宫廷建筑,很鲜明地表达了中华文明中的这种人文精神。中国的宫廷建筑, 广大覆盖,博纳宽容,安谧稳重,和泰安详;既可居又可游,既可赏又可室; 既表达着人伦之和,又荫庇着现实的人生。而欧洲的哥特式建筑,孤高峻拔, 直指苍穹,巍峨森肃,迷幻莫测,显示出一种远离人世的神秘力量,使世俗 的人生在它的面前显得极端的渺小,使人们不得不深感自己在上帝(或理性) 面前的罪孽,深深慑服于一种绝对超越的崇高与伟大。这是两种文化精神的 独特体现。
  其次,西方世界中对于世俗人生的肯定,主要表现为对于个人利益、个 人权利、个人功名的追求与崇尚。欧洲早期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使人们面 临着争取个人利益与成功的各种机会,因而使人们对个人功利的追求成为价 值中心,也使人与人之间在个人利益上的差异得到了极度的强调。这种精神 在资本主义的成长中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发育。各种伦理精神,比如新教伦理 精神、自由意志伦理精神、市场伦理精神等等,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支持人们 对于个人利益与成功的追求,认为这种追求,是“为上帝效劳的机会”,是 “天赋的权力”,是“创造财富的原动力”。个人 功利的实现程度是评估人 生价值的终极尺度,个人利益成为社会的价值本位。而在中华文明中,人们 对于世俗人生的肯定,更多地表现为对相依共存的共同体的整体利益的追求 与维护。在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中,家族共同体内部每个成员的利益都和共 同体的整体利益融合在一起,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对于每个成员来说,比备别
  
的个人利益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为实现整体利益以保障相互依存的心 理倾向,比为争取各别的个人利益的心理倾向更为强烈。人们在整体利益的 实现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整体利益成为人生的价值尺度。在这样的文化氛 围中,人们崇拜的是诸葛亮式的忠诚和智慧,赞赏梁山泊英雄们的义气,而 很难产生鲁滨逊式的个人奋斗英雄。
  再次,西方世界中视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独立并彼此竞争的关系。由于极 度强调个人对自身利益与成功的追求,强调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差异性而不是 共同性,因而人们相互之间的依存性被相互之间的独立性所掩盖,人们相互 之间的相安性被相互之间的竞争性所掩盖。人对于他人来说,首先强调的是 获得自身利益的权利,人与人的交往首先强调的是权利平等、利益互惠的契 约关系。这种倾向在资本主义始发时期走向极端,乃至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说成是“狼与狼”之间的关系。因而为了保障个人争取个人利益的权利,保 障人们相互间权利平等、利益互惠的契约关系,不得不仰赖超越于个人之上 的绝对普遍性力量来管理。而在中华文明中,人们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为在共同体中相互依序、同舟共济的关系。由于对共同体内部整体利益的高 度强调,使人们更为注意相互间的共同性而不是差异性,人与人之间相互的 依存性大大超过了相互间的独立性,人与人相互问的和谐相安大大超过了相 互间的竞争性。人们首先强调的不是个人获得利益的权利,而是对于共同体 利益的义务,人与人之间不是利益互惠的契约关系,而是努力惠加对方的道 义联系。因而,为保障个人争取整体利益的良知,保障个人在与他人发生联 系时保有惠加对方的道德努力,主要乃是依靠人们由于相互依存的要求而产 生的自然德性来管理。
  中华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精神内核,然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在 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采取过各种不同的外在形式,有时甚至被这种外壳 严重扭曲乃至几乎被窒息。其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外壳就是儒教精神。儒 教精神是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重大作用与影响的文化精神,它曾使中华人文 精神获得过很好的发育环境,但是后来也几乎扼杀了这种人文精神。前者已 为儒教精神在历史上的活跃所说明,后者在近代以来逐步被人们所认识。然 而由于认识的未及深刻,所以常在否定儒教落后性的同时一齐断送了宝贵的 中华人文精神,或者在肯定中华人文精神的时候也一齐把儒教捧上了天。正 因为如此,不少的人在认识周恩来的时候,也不能把浸透在他的行政思想、 行政活动中的中华人文精神,和这种人文精神在历史上所采取的儒教哲学的 外壳之间作出严格的区分,而往往把两者混为一谈。这样,一些钦佩他的人 称他有“儒家风度”,企图迫害他的人则给他贴上“当代中国的大儒”的政 治标签,因此,我们就必须把儒教哲学的外壳从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核上剥去。 中华文化的源头有过灿烂的农业文明。以血缘家族为基本经济单位的耕 作起息,固化了血缘纽带对于人们相互关系的维系,乃至在从原始氏族社会 向阶级社会的演化中也没有崩断。中国没有经过典型的军事民主制时期,国
  
家只是在自身的形式上复写了血缘家族的伦理关系图画。儒家理论正是立足 于这一基础,而成为中华人文精神的外在形式,并在其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其烙印之一就是“名分”。中华人文精神只在此岸世界中肯定人生,在 人群的相互依存中肯定人生,而不仰赖抽象至上的超越性系统,因而更显出 人间情怀的温馨。而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等级意识的加强从而异化了这种 人间情怀的温馨,使共同体内相互依存的自然要求变成了“恩赐”与“臣附” 的秩序。儒家则把共同体内相互惠加对方的努力变成为“父慈子孝”、“兄 友弟恭”的名分关系,并进而变成为“父父子子”的等级义务。国家则在社 会的范围内复写了这一名分关系和等级秩序,构成了“君父子民”的等级图 画。儒家理论不断地在各种层面上重复“父慈子孝”、“君明臣忠”、“君
亲民附”的说教,然而总是阻拦不住等级统治的坚冰对人间情怀的冷却。 其烙印之二是“礼”。中华人文精神崇尚对相依共存的共同体的整体利
益的追求和维护,企求在整体利益的实现中显示自身存在的价值。然而在阶 级社会中,这种整体利益便不可能是抽象共同的,而必然打上历史时代的烙 印、阶级等次的烙印。儒家理论把这种阶级等次关系的烙印概括为“礼”。 “礼”体现为“君臣父子”等名分关系的总和,被看作是全社会利益之所在。 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要克制个人利益,服从这种整体利益,实现“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的理想。这实质上是用有等次特征的整体利益取代了人们相依共 存的整体利益,使整体利益异化为君主的个人利益。
  其烙印之三是“灭人欲”。中华人文精神由于崇尚对相依共存的整体利 益的追求和维护,因而提倡人们相互间惠加对方(而不是利益对等互惠)的 道德努力,信赖人们由于相互依存的要求而产生的自然德性,从这个意义上 说,“仁者爱人”的“仁”也有其存在的价值。然而儒家理论则把这种“仁” 蜕变为对于宗法伦理关系无条件服从的人性基础,认为“仁”是守名分,行 礼教的终极条件,并由此把“仁”上升为“天性”、“天理”,要求人们“存 天理,灭人欲”。这实质上是用人在守名分上的道德努力否定了人对于个人 成功的追求,用实质上已经异化了的整体利益否定了合理存在的个人利益, 用人在伦理关系网络上的共同性角色特征否定了人的个性发展,用人与人之 间的相忍为安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竞争。
这就是曾经包容过中华人文精神内核的儒教哲学。
三、绍兴遗教及其困惑
  周恩来受过儒家理论的教育,受过儒教文化精神的熏陶。但是,这并没 有使他成为一个儒教式的人物。他从儒家文化的熏陶中体悟出中华人文精神 的优秀内核,而对儒家礼教的形式外壳自小就产生了极大的困惑。
  周恩来祖籍所在的浙江绍兴,不仅历史上是人文荟萃之地,而且自元、 明而下就是出“师爷”最有名的地方。师爷虽不算官,只是幕僚,却在中国 行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明代理学先生陈儿亭,作文送他的朋友到绍兴 当知县,文中说到,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胥吏全都是绍兴人。这些人虽
  
在中央政府办文案,但其父兄还在绍兴,希望你到绍兴后,多注意教化他们 的家庭。胥吏的父兄教化好了,他们就可以教化胥吏,胥吏变好了,天下就 治。于此可见绍兴这地方儒家教化的深厚传统。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就是因 当师爷离开绍兴来到淮安,到晚年在这里当了极短时间的知县。生在这样的 家庭之中,耳濡目染,当然接受过儒家教化的影响。
  周恩来上过私塾,读过儒家经典。但是就他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来说, 给他影响最为深刻的人物应是他的嗣母陈氏。嗣母的父亲陈源是个贫寒的读 书人,饱读经史,很有学问,但没有儿子,便把女儿作为家庭教育的对象。 所以陈氏精通诗文书画、乃至戏曲小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造诣。
她 22 岁便守寡,从不外出,把全部的感情都倾注在对幼年周恩来的抚养和教 育上。所以,周恩来从小就熟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 诗句。周恩来 5 岁进私塾,嗣母每天黎明即唤起他,并亲自在窗下教他读书。 在陈氏去世 40 年后,周恩来还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 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①并说,“嗣母终日守在房中 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②当讲到他的生母时,他 说,“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③他还 讲到,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也对他的性格产生了影响。而乳母蒋江氏乃 是一位平民,这使周恩来从小就与普通百姓产生了心灵上的沟通。在周恩来 所受全部儒教熏陶之中,如果说儒家经典使他看到的是更多的礼制名分,是 包藏在中华人文精神外面的、在当时就已显得僵冷阴沉的形式外壳,而在母 教中所领悟的更多地则是包藏在儒教伦理形式外壳之中的中华人文精神,体 会到一种在家庭式共同体内部的温厚情怀。
这种性格基础及其后来的文化熏陶,使他与人交往很重相互间的感情。 当然在他人生中最初的感情对象是抚育自己的嗣母,直到嗣母去世 38 年后, 他仍在重庆对记者说,“38 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 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④他总是这样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感情,自己对别人 的情感义务。他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大家都知道他是很重感情的人,当时他 由于多年远离故乡,思念亲人,常常十分痛苦,而经济的窘迫又使他不能回 家。所以他不时在作文中流露出浓烈的思念之情:“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 亦反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省我伯叔而已。乃境遇困人,卒难遂愿。”除 夕之夜,同学们大多回家,他的这种感情就更难抑制,写道:“今日何日耶? 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因而他对学




① 转引自曾敏之:《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见《文萃》第 31 期,1946 年 5 月 23 日版。



③ 转引自:《中共党史资料》1982 年第 1 辑,中共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 页。
④ 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 4 页。

校和周围的同学也就更为依恋,“以校为家,以同学为兄弟”。①当时南开学 校的校长张伯苓非常器重自己学校这位出色的学生,他破例免除周恩来的学 杂费,常留周恩来在自己家中吃贴饼子、稀饭和熬小鱼,后来又帮他赴法留 学。周恩来和他有很深的师生之谊。后来,尽管双方在政治上有根本性的分 歧,但周恩来每经张伯苓旅居之地,无论战争时期情况多么复杂,总是要去 拜望这位老师。1945 年张伯苓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政治上的对立并未改变 私人间的师生之情。然而也正是这种师生之情的作用,促使张伯苓在国民党 政府去台湾时留在了大陆,并在政治上发生了悔悟。
  少时熏陶所养成的性格基础,使周恩来善于体贴他人,善于设身处地地 为他人着想,乐于帮助他人。在南开读书时,他就作文写道:“人立足于世 界上,既不能象草木禽兽那样只靠自己生活,必须依靠公众的扶持,而服役 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②可见,在他少年的心灵里早已发育起关于人类相 互依存的概念,并由此引出了乐于“服役”的精神追求,所以他在学校总是 甘于默默地做为公众“服役”的事情,而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他在 给友人的信中说,“课外事务则如猬集。东南西北,殆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 系诸身。人视之以为愚,弟当之尚倍有乐趣存于中。”毕业时,《同学录》 中对他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 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①这种善于体恤他人,乐于为他人“服役”的精神 追求并不局限于周围生活的小圈子中,由此而发展的乃是他的救国济民之 心。在南开学习时,他自己生活窘迫,经济困难,因而也对社会上的穷苦人 充满同情。他在作文中写道:“踯躅途中,睹乞丐成群也,则思推己及人, 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殊弗欲埋首窗下,孳孳于字里行间,而置 他事于不问也。”②这种推已及人,视天下之饥寒为己之饥寒的性格,已显示 出中华人文精神的光彩,而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 一脉相通。所以,他素有对社会对国家一种无可推却的责任感,力图“作事 于社会,服役于国家。”
少时熏陶以及后来所养成的性格基础,使周恩来乐与人处,而且诚恳温 和,谦虚朴实。在南开时,尽管他品学兼优,各项活动中也很出众,然而从 不锋芒毕露,盛气凌人,所以在学生中素有“温和诚实”的美誉。他和张瑞 峰、常策欧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开始时只有 20 多人,后来发展到 280 多人,占全校学校总数的三分之一。大家公认周恩来为公众之事出力极多, 但周恩来坚持推举张瑞峰担任会长。他写过一篇《论名誉》的文章,说:一 个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名誉,把它看作“人生第二生命”,但决不能存那种“邀




① 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 12 页。
② 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 16 页。



② 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 17、19 页。

名之心”,而应当用正义来衡量它的轻重。文中说:“若夫汲汲于名,犹汲 汲于利之徒,日惟名誉之是谋,不遑计及实事,虚声盗世,眩世眩俗,以淆 乱风气者,是又名誉之罪人也,”③他立志高远,但又从无沽名钓誉之心,所 以人们都乐于和他相处。他生活极为简朴,常在课余和假期为学校刻蜡纸、 油印或抄写讲义,换取一些补贴以维持吃饭的花费。多数学生都有钱吃“包 饭”,而他整个学习期间只在门口零买,时常只用家里带来的一罐酱下饭。 南开学校创始人、校董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与才学,曾托人向他提亲, 想把女儿许配给他,但周恩来还是婉言辞却了。他诚恳为公众“服役”,而 绝无求闻达之意,这是他终身奉行的原则。
  后来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有着巨大的飞跃,但是,这种中华人文精神所奠 定在他的性格中的基石,始终是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总理所独具风格的思想基础。这是周恩来在青少年时期接受中国文化熏陶的 最可宝贵的遗产。然而,在接受这一文化熏陶的过程中,周恩来又对与这种 人文精神缠绕在一起,并以此作为论证手段的礼教名分之类产生了深深的困 惑,人文精神的文化内核和名教精神的外壳之间的冲突,导致封建习俗的极 度虚伪,这使周恩来从小就难以忍受。
在周恩来少年时期的性格养成中,最初就产生了对封建习俗的厌恨。胡 华在《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一书中写道:“周恩来同志在童年是这个 大家族中的长孙,每逢过年过节,或本家、外祖父家这两个封建大家族成员 中有喜庆吊丧、生日忌辰,母亲总要带着他去应酬以至排解纠纷。这些活动 固然是增加了他的社会见识,但是他对那些孔孟播下的封建的繁琐礼节,非 常反感,特别看不惯的是破落了还要装门面的旧风俗、旧习惯,借债典当来 送礼请客的虚伪作风。在他童年的心灵中,对这些封建习俗是厌恨的。”① 周恩来生母去世时,外祖母对丧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父亲本已穷困潦倒, 但仍千方百计搞到一口上好棺材,但外祖母家仍要求再用几层麻布几层漆, 逼得他父亲一筹莫展。勉强入殓后,外祖母家又提出许多苛刻条件,以致不 能安葬,只好把棺材搁在庙里。往日外祖母的恩爱和温情脉脉,为什么在这 件事上变得如此冷漠和怨恨,这使少年周恩来十分困惑。嗣后他独立在家支 撑门面两年,封建的礼仪规矩和世态炎凉更给他留下令人窒息的痛苦回忆。 后来他回忆道:“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 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①家里墙上贴着一张纸,“把亲 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 处磕头。”②这时候,原来对人间温馨的追求,被异化为“名分”所强制的纯




③ 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 18 页。
① 胡华:《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3 页。
① 见《中共党史资料》1982 年第 1 辑,第 5 页。
② 周恩来同侄女周秉德等谈话记录,1964 年 8 月 2 日。

粹义务,在现实中成为“硬撑门面”的虚假,这当然使周恩来十分痛苦。所 以到解放以后,他仍对家里人说:“封建家庭一无是处。”③儒家礼教精神笼 罩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上的无形之网,在当时已是极度僵化,并层层窒息着 中华人文精神对人的尊重与肯定。周恩来的性格之中本来就追求人与人之间 的诚挚和温厚,这使他无法忍受这张无形之网的束缚,无法忍受这张无形之 网冒充仁爱德性的虚伪。儒家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已 无从使他成为一个封建礼教精神的皈依者和维护者,而只能使他成为它的叛 逆者和反抗者。而且也正是这一僵硬的形式外壳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核,早在 周恩来的性格基础中奠定了忧国忧民、服役社会的崇高责任感,正是这种拯 国于危亡,救民于水火的责任感使他去寻找否定儒家礼教这一僵化的形式外 壳的新的武器。
四、来自欧洲的冲击与否定
  最终使周恩来从根本上否定儒家礼教精神,并真正把优秀的中华人文精 神内核从这个僵化的形式外壳中剥离出来的,是在周恩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之后。
  周恩来 1918 年东渡日本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并看到了俄国十月 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其后,他加紧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20 年上半年 在天津检察厅的狱中连续作了五次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讲演,理论上开始 走向马克思主义。出狱后赴法留学,详细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 的经验,最终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在周恩来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就怀着救国济民的高度的民族 责任感,站在进步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向封建礼教传统发起猛烈的 冲击。当时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裹足不前的主要障碍就是所谓“国魂所凭、国 性所寄”的封建文化传统,这一传统“非仅无进步可言,且模仿无着,凭依 失所”。在这种礼教传统下,统治者“德不足以服人,功不足以惊世;而其 服御之华、宫室之美、姬妾之众、狗马之嗜,直超历代帝王而上之”,“而 人民之贫极矣,智陋矣,衣食所迫,大都不足为求学之需。”①因而宣布一切 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旧风俗、旧习惯,包括“三纲五常”、“三从 四德”,都“应该铲除,应该改革”。②宣布:“那些古圣人、君子、诗神、 文妖,多是害女子的仇敌”,妇女只有冲破“束缚女子的那些伪道德”,“破 除迷信形式的道德观念”,“有魄力,有毅力”,“与黑暗势力战争”,才 能获得真正的解放。①
在这种对旧礼教传统的冲击中,周恩来极力提倡民主的精神和科学的精




③ 见《周总理与故乡》,江苏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5 页。
① 见《校风》第 38 期,1916 年 9 月 18 日。
② 见《学生的根本觉悟》,《觉悟》第 1 期。
① 见 1919 年 9 月 11 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神。他抨击时政,认为北洋军阀统治“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造“民 意”,定“私法”,使政治“昏暗愈盛”,人民苦难无边。在他看来,“一 人之智慧有限,万民之督察綦严,其以一手欲盖天下目者,实不啻作法自毙”, 希望“丧无量数人之生命脑力,以供一二私人之指挥”者,“其智可悯,其 愚不可及也”。②因而他绪论说,“人民国家之主人也”,“共和国之统治权 在国民全体”。③同时,周恩来抨击封建传统对科技发展的束缚,认为由于封 建传统的束缚,中国科学技术长期不发达,“中土菁华”为“外人攫得”, 反造成了“嗟我小民,流离颠沛,满目荒凉”的“国匮民贫”的景象。因而 他反对“文化蔽塞”,提倡“增进文化”,即发展科学,“与英、美、德、 日同列于富强之境、生活高优之所。”④
  在这种对旧礼教传统的冲击中,周恩来所凭藉的思想武器还主要是从西 方介绍过来的“新思潮”,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赫胥黎的进化论思想。他在南 开学校时第一次接触《天演论》,便表示“吾虽为之执鞭亦欣慕焉”。⑤后来 的几年中,他常常使用这一思想武器来批判中国的旧文化。他说,“我们中 国所以如此的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 泰西的文明所以能发达的原因是因为民族的变换,地势的迁移,互相竞争, 才能够一天比一天新。中国的民族是一系的,地位是永据的,所以无进步而 趋于保守。文化不进则退,所以旧的也不能保了。再说我们二千(年)的历 史,思想学术全都是一孔之见。泰东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太 多。”①所以他自己决心:“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的上,随着进化的轨 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②
  这种对旧礼教传统的冲击,虽然是猛烈的,然而却不能是彻底的。因为 这些冲击虽然把传统礼教的罪恶揭露得淋漓尽致,却不能说明传统礼教存在 的根本原因,也无从找到彻底摧毁传统礼教的根本途径。在这期间,周恩来 曾寻找过“实业救国”的道路、“科学救国”的道路、“教育救国”的道路、 “军国”的道路、“贤人政治”的道路,甚至也同情过无政府主义者的思路, 但最后都终于发现“实在是大错了”。这迫使他重新思考新的根本性的出路, 从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俄国革命的道路。
不过,周恩来在这一段的批判中,虽然没有完成最后的否定,却由于接 触了大量的西方“新思潮”,因而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许多精华,大大扩充 了奠基于自身性格中的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涵。由于流入了西方文化中的“新




② 见《校风》第 30 期,1916 年 5 月 15 日。
③ 见《校风》第 63 期,1917 年 5 月 2 日。
④ 见《校风》第 48 期,1916 年 11 月 29 日。
⑤ 见《校风》第 22 期,1916 年 3 月 20 日。
① 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 年 5 月 19 日,手稿。
② 同上,1918 年 2 月 15 日。

鲜血液”,因而使自身大大充实起来。这种“新鲜血液”,这种内涵的扩充, 主要就是对于科学和民主的尊崇。这应该说是中华人文精神中未获充分发育 的成分,但通过各种“新思潮”而进入了周恩来的性格之中,这使周恩来所 特具的人文精神具有了某种“合金钢”的特征,这使后来周恩来的行政不仅 为东方人和西方人所共同钦佩,而且也常常成为东方人和西方人沟通的桥 梁。自从周恩来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后,他开始了对传统礼教精神的总清算。 周恩来东渡日本后,从幸德秋水、河上肇等人的著作及翻译著作中初次接触 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从各方面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这“好比在沉 沉深夜中得到一个小小的明垦,照见新人生的道路”①当时他的这种心情形象 地表达在《雨后岚山》一诗中。诗中写道:
山中雨过云愈暗, 渐近黄昏; 万绿中拥出一丛樱, 淡红娇绿,惹得人心醉。 自然美,不假人工, 不受人拘束。
想起那些宗教、礼法、旧文艺,?? 粉饰的东西,
还在那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 的制人学说。
登高远望, 青山渺渺, 被遮掩的白云如带;
十数电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 此刻岛民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 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 从此以后“将何所恃?”
现在许多专家都认为,这首《雨后岚山》和同日另一首《雨中岚山——
日本京都》两首诗,是周恩来初接触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时那种喜悦和振奋 的心情的形象表达。而正是在这首诗中,他首先把接触马克思主义后所否定 的对象归结为“宗教”、“礼法”、“旧文艺”等等那些“制人学说”。在 此他感到精神上的一种豁然解脱,一种“自然美,不假人工,不受人拘束” 的解放感。他的生活使他产生的对传统封建礼教的第一最坏印象就是“虚 伪”,这是与他的性格基础绝对不能相容的,而现在他似乎突然间看清了一 切,感到一种意外的清新。






① 见《新纪元》,《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21 页。

  周恩来“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①之后,终于选定了共产 主义的目标,而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郑重声明,“我们当信共 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②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 的胜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俄国共产党遵循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两 说”的原理。③这也是他获得的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最有力的武 器,因而也使他能够对传统封建礼教实行了总的清算。
  首先,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方向上指明封建传统存在的 历史条件以及走向灭亡的必然性,他把封建传统礼教的存在归结于封建经济 的基础,所以认为必须通过革命,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从经济基础上给封 建制度以根本的摧毁。”④而为要实行这一“根本的摧毁”,在中国就必须选 择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他说,“中国既没有象法国大革命那样把封建势力 完全摧毁,也没有象日本那样发生了明治维新。为什么?原因很清楚,各位 教授先生最近参加土改工作时看到了,中国的封建势力太大,地主和富农在 中国农村约占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人散布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压在农民 头上,帝国主义就凭借着这些人统治中国。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过去 有些人企图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走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但走不通,统 统失败了,不能不找新的办法了”,这个办法就是“走俄国人的路”。①这不 仅在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上否定了封建传统的存在,而且在现实革命策略中 实现了对封建主义的摧毁。
其次,他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揭露了传统礼教的阶级实质,指出这一传统 对人和人的个性的压抑和摧残的本质,从而指明了摧毁这一封建传统的基础 对于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1921 年 11 月,英国历史学家威尔斯 在巴黎《英文日邮》发表《背景中之中国》一文,赞扬中国传统礼教。周恩 来即写了《法报论中国在华会之地位》②一文予以批驳,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 “繁重之文学与陈腐之传统,以及虚伪之礼节,偏窄之学识”,乃是封建统 治阶级“欺诱愚民、范围人心”的工具。如果“恃之以粉饰统一,则列强之 侵略虽去,吾亦难逃于自亡”。因而只有彻底放弃,才能“开拓”一个“解 放与重生之中国”。而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指出,“目前巩固人民民主专 政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在中国新解放区实施土地改革”,“这就是中国人民 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解放被封建生产关系所束缚的农业生产力,并从而






①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1 页。
② 同上书,第 40 页。
③ 《西欧‘赤’况》,见 1923 年 4 月 15 日天津《新民意报》副刊党邮》第 2 期。
④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5 页。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63—64 页。
② 天津《益世报》,1922 年 1 月 7 日、8 日。

为中国的迅速工业化准备条件”。③
  再次,也尤其是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周恩来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剖自 己的思想,使自己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实现和封建残余影响的彻底决裂。1951 年他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的学习会上讲了这样一段感人肺腑的话,他 说,“我的家庭是一 个破产的封建家庭。我家原籍是浙江绍兴,后来祖父 到江苏淮安做县知事,家也搬到淮安。我家虽然没有买土地,只有一幢房子, 但仍然是封建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不能不影响我的思想。一个人幼年所受 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说话或者写文章,如果 不经过冷静的思考,旧的东西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因此,认为自己 仍要解决好立场问题,“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立场,这就是为绝 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①这种对封建传统礼教的彻底清 算,使周恩来的精神获得了一次升华。在周恩来的哲学结构之中,僵硬的儒 家礼教精神的外壳,连同他得以存在的基础一齐被剥去,中华人文精神也因 此而不再沉淀于儒家理论之中,它正在获得一次新的升华。
五、中华人文精神的升华
  我们并不讳言,社会主义在本世纪的发展中遇到过各种曲折,马克思主 义在本世纪的发展中也遭到各种扭曲。其中有一段特别突出地表现为过分强 调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性,而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过分强调了人们 相互间的整体共同性,而忽视了人们相互间的个体特殊性;过分强调了人对 于组织整体的服从,而忽略了在组织整体中个体的自由发展;过分强调纪律 强制对于人的控制,而忽略了人们相互间的情感沟通;过分强调各种社会成 分的相互矛盾与对立,而忽略他们可能在统一目标下的共存与互济;过分强 调通过国家力量使社会所处状态的整齐划一,而忽略社会通过自身力量获得 人们相互间的沟通与谐协??过多的形式主义、命令方式使一些人变得冷漠 起来,过多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一些人相互间产生隔膜。因而,在 社会主义与人情、人性、人格等的关系问题上,有不少人产生了误解与曲解, 也为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制造了口实。然而这一时期,周恩来却以其中华人文 精神所独具的哲学意识,使自己的革命活动、特别是自己的行政活动独具温 厚和谐的风格,洋溢着中国人所特别向往的人间情怀的温馨。
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这样说,“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单调而一致 是一个通则,但是,周恩来却是一个突出的人物,他才智过人,有吸引力, 学识渊博,他不但能把朋友而且还能把敌手争取过来”。①周恩来的政务活动, 之所以特别具有吸引力,之所以能够把各种人、甚至在必要前提下包括自己 的敌手统一到自己身边,当然与他的“才智过人”有关,但更因为他与人们
周恩来的行政哲学的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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