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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与自由



序言




  在 1956 年 6 月,我在约翰·范·西克尔和本杰明·罗格主持并由沃尔 格基金会发起的在瓦巴西学院的一次会议上作了一系列演讲。本书就是这些 讲稿经过长期拖延后的产物。
在其后的各年里,我在不同的沃尔格会议上作了同样的演讲,包括阿
瑟·肯普在克拉蒙特学院、克拉伦斯·菲尔布鲁克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和理查 德·莱夫特威奇在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主持的会议。每次演讲的内容包括本 书阐述原理的第一和第二两章,然后把原理应用到不同类型的特殊问题上 去。
我感谢这些会议的主持人,原因不仅在于他们邀请我作了演讲,而更
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演讲的评论和把演讲以暂时性的方式写下来的友好 压力。同时,我感谢负责安排这些会议的沃尔卡基金会的理查德·考纽理、 肯尼思·坦普尔顿和伊凡·比尔利。
  我还感谢参加这些会议的人,由于他们对这些问题深刻的探索和浓厚 的兴趣以及难于满足的求智欲迫使我重新考虑许多问题,并改正了很多错
误。这一系列的会议成为我一生中最有启发性的求智生活中的一部分。不用 说,很可能是没有一个会议主持人或参加者同意这本书的一切。但是我相信, 他们不会不愿意承担为了促成这本书而作出的某些贡献。
  我把这本书里的哲学观点以及其很多的细节归功于很多老师、同事和 朋友们,最主要的是归功于我能荣幸地与之交往的芝加哥大学的杰出的一群
人物:弗兰克·H.奈特、亨利·C.西蒙斯、劳埃德·W.明茨、艾伦·德 赖克特,弗里德里克·A.海克和乔治·J.施蒂格勒。我请求他们原谅,他 们会在这本书里找到论述中的很多没有被我具体地指出是他们的观点。我曾 向他们学习的如此之多,而我所学到的东西又巳经在如此大的程度上成为我
自己思想中的一部分,以致于我不知道如何去选择出应该指出的属于他们的
观点。
  我不敢试图列出我要感谢的许多其他人的名单,免得在无意中疏忽了 应该列出的名字,从而造成对他们的不公正。但是,我不得不提一下我的孩 子,珍妮特和戴维。他们不愿意接受不加论证的事物的态度,迫使我以简单 的语言来表达技术性的事物;从而,一方面改善了我对各个论点的理解,另
一方面也使我有可能改善我的表达方法。我必须指出,他们也只能承担本书 的任务,而不是本书的观点。
  我在本书中随意地使用我过去出版的著作中的材料。第一章是费利克 斯·莫利编的《个人主义论文集》(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58 年)中的
同名文章的改写本,也是以不同形式发表于《新个人主义评论》第一卷,第
一期(1961 年 4 月)的同名文章的改写本。第六章是首先发表于罗伯特·A.索 洛编的《经济学和公众利益》(洛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55 年)的一篇同名 文章的改写本。其他章节的零星部分系取自我写的其他文章和书籍。
 “如果没有我的妻子,这本书肯定是写不成的”这种说法已成为学术著 作序言中的常见的话。对这本书而言,这句话完全是合平事实的。她把不同
讲稿中的片断综合在一起,根据不同的版本,把讲稿改变成比较接近于书面

英语,她始终是难动本书完成的动力。在内封页上所作的说明低于她的真正 的作用。
我的秘书穆里尔·A.波特工作很有效率,在需要时又是一个可靠的力
量;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本书的底稿以及前几稿的一部分的字是她打的。



绪论




  在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中被引用得很多的一句话是“不要问你的国家 能为你做些什么——而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关于这句话的论争集 中于它的起源而不是它的内容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的一个显著的特征。这句话 在整个句子中的两个部分中没有一个能正确地表示合乎自由社会中的自由人 的理想的公民和它政府之间的关系。家长主义的“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 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这个观点和自由人对他自己的命运 负责的信念不相一致。带有组织性的,“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意味着 政府是主人或神,而公民则为仆人或信徒。对自由人而言,国家是组成它的 个人的集体,而不是超越在他们之上的东西。他对共同继承下来的事物感到 自豪并且对共同的传统表示忠顺。但他把政府看作为一个手段,一个工具, 既不是一个赐惠和送礼的人,也不是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灵。除 了公民们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 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理 想。
  自由人既不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些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 做些什么。他会问的是:“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以便尽到 我们个人的责任,以便达到我们各自的目标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 我们的自由。伴随这个问题他会提出另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能使我们建立的 政府不至成为一个会毁灭我们为之而建立的保护真正自由的无法控制的怪物 呢?自由是一个稀有和脆弱的被培育出来的东西。我们的头脑告诉我们而历 史又能加以证实: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权力的集中。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 政府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这一工具我们可以行使我们的自由;然而,由于权 力集中在当权者的手中,它也是自由的威胁。即使使用这权力的人们开始是 出于良好的动机,即使他们没有被他们使用的权力所腐蚀,权力将吸引同时 又形成不同类型的人。
  我们怎么能从政府的有利之处取得好处而同时又能回避对自由的威胁 呢?在我们宪法中体现的两大原则给与了迄今能保护我们自由的答案,虽然 这些原则被宣称为根本的方针而在实际上它们屡次受到破坏。
  首先,政府的职责范围必须具有限度。它的主要作用必须是保护我们 的自由以免受到来自大门外的敌人以及来自我们同胞们的侵犯:保护法律和 秩序,保证私人契约的履行,扶植竞争市场。在这些主要作用以外,政府有 时可以让我们共同完成比我们各自单独地去做时具有较少困难和费用的事 情。然而,任何这样使用政府的方式是充满着危险的。我们不应该,也不可 能避免以这种方式来使用政府。但是在我们这样做以前,必须具备由此而造
  
成的明确和巨大的有利之处作为条件。通过在经济和其他活动中主要地依靠 自愿合作和私人企业,我们能够保证私有部门对政府部门的限制以及有效地 保证言论、宗教和思想的自由。
  第二个大原则是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当政府行使权力时,在县的范 围内行使比在州的范围内要好,在州的范围内要比在全国的范围要好。假使 我不喜欢我当地城镇所做的事情,哪伯是污水处理,或区域划分,或学校设 施,那末,我能迁移去另一个城镇。
虽然很少人会实际采取这一步骤,仅仅是这种可能性就能起着限制权
力的作用。假使我不喜欢我居住的那个州所做的事情,那末,我能迁移去另 一个州。假使我不喜欢华盛顿实施的事项,那末,在这个各国严格执行自主 权的世界里,我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当然,成立联邦政府的不利之处对许多主张成立的人来说恰恰是权力 集中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地方。他们相信这会使他们更有效地——象他们所
看到的那样——以公众的利益来进行立法,不管它是把收入从富人转移给穷 人,还是从私人的用途转到政府的用途。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正确的。但 这个事物有正反两面,做有益的事的权力也是做有害的事的权力。今天控制 权力的那些人不可能明天也如此,而更重要的是:一个人认为是有益的东西,
另一个人可能认为是有害的。正象进行鼓动来一般扩大政府范围的悲剧一
样,鼓动权力集中的最大悲剧是它主要是由那些首先会对其后果懊悔的有善 良意愿的人所领导。
保存自由是限制和分散政府权力的保护性原因。但还有一个建设性的
原因。不管是建筑还是绘画,科学还是文学,工业还是农业,文明的巨大进 展从没有来自集权的政府。
  哥伦布并不是由于响应议会大多数的指令才出发去找寻通往中国的道 路,虽然他的部分资金来自具有绝对权威的王朝。牛顿和莱布尼茨,爱因斯 坦和博尔,莎士比亚、米尔顿和帕斯特纳克,惠特尼、麦考密克、爱迪生和 福特,简·亚当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和艾伯特·施韦特,这些在人类知
识和理解方面,在文学方面,在技术可能性方面,或在减轻人类痛苦方面开
拓新领域的人中,没有一个是出自响应政府的指令。他们的成就是个人天才 的产物,是强烈坚持少数观点的产物,是允许多样化和差异的一种社会风气 的产物。
  政府永远做不到象个人行动那样的多样化和差异的行动。在任何时候, 通过对房屋或营养或衣着的统一的标准,政府无疑地可以改进许多人的生活
水平,而通过对学校教育、公路建筑式卫生设备设置统一的标准,中央政府 能无疑地改进很多地区.甚至平均说来所有地区的工作水平。但是在上述过 程中,政府会用停滞代替进步,它会以统一的平庸状态来代替使明天的后进 超过今天的中游的那个试验所必需的多样性。
这本书讨论了这些大问题中的一部分。它的主要论点为。竞争的资本
主义——即通过在自由市场上发生作用的私有企业来执行我们的部分经济活 动——是一个经济自由的制度,并且是政治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本书的次 耍的论点是:政府在致力于自由和主要依赖市场组织经济活动的社会中所应 起的作用。
头两章按照原则而不是按照具体的应用在抽象的水平上论述这些问
题。后面几章则把这些原则应用于各种特殊的问题。

  一个抽象的论述可以被设想为是完整和彻底的,虽然这种设想在头两 章中肯定是远未实现。这些原则的应用甚至在设想中也不可能是彻底的。每 天都产生新的问题和新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国家的作用的具体形式永远不 能在一次中加以彻底说明而无需再加以补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经常 结合当前的问题再次审查被我们遵崇为不变的原则的现实意义。其中的副产 品不可避免地是对这些原则的再次考验以及加深我们对原则的理解。
  对这本书所阐述的政治和经济观点加上一个名称是非常有用的。正确 和适当的名称是自由主义。不幸地,“作为一种最高的但未必是故意的颂扬, 私人企业制度的敌人曾认为占用这一制度的名称是有利的,”因此,在美国, 自由主义逐渐有着和它在十九世纪以及和在今天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很不相 同的意义。
  当它在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早期被发展出来的时候,以自由主义 名义进行的思想运动把自由强调为最后目标,而把个人强调为社会的最后实 体。在国内,它支持自由放任主义,把它当作为减少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作 用从而扩大个人作用的一个手段。在国外,它支持自由贸易,把它当作为世 界各国和平地和民主地联系在一起的手段。在政治事务中,它支持代议政体 和议会制度的发展,减少国家的无上权力和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
  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尤其是美国在 1930 年以后,特别是在经济政策 中,自由主义这个术语逐渐和很不相同的主张联系在一起。逐渐和它相联系 的是:主要依赖于国家,而不是依赖于私人自愿安排来达到目标被认为是较 好的办法。它的主旨成为福利和平等而不是自由。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 扩大自由认为是改进福利和平等的最有效的方法。
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福利和平等看作为自由的必要条件或者是它
的替代物。以福利和平等的名义,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逐渐赞成恰恰是古 典的自由主义所反对的国家干涉和家长主义政策的再度出现。把时钟拨回到 十七世纪重商主义的行动中,上述自由主义者喜欢把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谴责 为反动派。
附着在自由主义术语上的意义的变化在经济事务中比在政治事务中更
为显著。二十世纪自由主义者,象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一样,赞成议会体制、 代议政体、公民权利等等。然而,甚至在政治事务中。存在着值得注意的差 异。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由于酷爱自由,惧怕不管在政府或私人手中的集 权,所以他赞成政治上的分权。由于致力于行动并且相信只要在表面上由选
民控制的政府手中权力的仁慈的作用,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赞成中央集权
的政府。关于权力应该放在州一级还是城市一级,放在联邦一级还是州一级。 放在世界范围的组织还是国家政府中,他会提供任何解除疑虑的答案。
  由于自由主义这一名词的滥用,以往属于那个名词的观点现在常常被 称为保守主义。
但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可供选择的办法。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
在这一名词的语义来源方面以及在赞成社会制度较大改革的政治方面都是一 个激进主义者。因此,他的现代继承者肯定也是如此。我们不希望保留干涉 我们自由那么多的国家的干涉,虽然我们当然希望保留那些改进自由的东 西。此外,保守主义这个术语实际上逐渐包括如此广泛的一系列的观点,包
括相互之间的矛盾如此之多的观点,以致于我们无疑地将看到复合名称的增
长,例如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贵族政治——保守主义。

  部分地由于我不愿意向赞成毁灭自由的措施的人放弃这个名词,部分 地由于我不能找到更好的代替物,我解决这些困难的办法是以其原有的意义 来使用自由主义这个名词——作为有关自由的人的学说。




第一章 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




  人们普遍相信政治和经济是可以分开的,并且基本上是互不相关的; 相信个人自由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物质福利是一个经济问题,并且相信任何政 治安排可以和任何经济安排结合在一起。当前这种思想的主要表现是很多人 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些人强烈谴责苏联“集权社会主义”强加于个 人自由的种种限制的严重程度,并认为一个国家有可能采用苏联经济安排的 主要特征,然而又能够通过政治安排来保证个人自由。这一章的论点是:这 种观点是一种错觉;在政治和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和经济的安排 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合方式;特别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在保证个人自 由的意义上不可能是民主的。
  经济安排在促进自由社会方面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 自由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 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 在经济自由的上述两种作用中,需要特别强调第一种作用,因为特别 是知识分子对于把这方面的自由放在重要地位具有一种强烈的偏见。他们倾 向于蔑视那些被他们看作为生活的物质方面的东西,并且倾向于把他们自己 追求的被认为具有较高价值的东西看得不可比拟的重要,从而值得特别加以 重视。然而,对我们国家的极大多数公民来说,如果不是对知识分子来说的 话,作为政治自由的一个手段,经济自由的直接重要性的意义至少可以和经
济自由的间接重要性相提并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外汇控制,英国公民不准去美国度假;在
这件事情中,英国公民所被剥夺掉的基本自由正和美国公民由于政治观点而
不准去苏联度假一样。在外表上,一个是对自由的经济限制,而另一个是对 自由的政治限制;然而两者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法律迫使美国公民使用大约其收入的 10%来购买政府经营的某种特殊
退休合同,在其中,美国公民被剥夺掉其个人自由的相应部分。这种剥夺的 被感觉到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以及它和被大家认为是“个人的”或“政治的” 而不是“经济的”宗教自由有多么密切的相似之处可以在有关亚米西教派的 一群农民的一个事件里找到戏剧性的表现。根据信仰的原则,这群人认为强
制性的联邦的老年退休方案侵犯了他们的个人自由,从而拒绝付税或享受其
利益.结果,为了满足社会保险的要求,他们的一些牲畜被拍卖掉。确实, 把强制性的老年的退休保险看作为剥夺自由的公民们可能不多,但对信仰自 由的人是从来不计算人数多寡的。
  在不同州的法律规定下,一个美国公民没有自由来选择自己的职业, 除非他获得从事该职业的执照.这样的一个公民同样地是在被剥夺排个人自
由的实质的一部分。同样情况也存在于那些愿意用自己的一些货物向瑞士

人,譬如说,去换取一只表但却由于外贸限额而不能这样做的人。同样情况 也适用于那些为了以低于制造商所订立的价格来出售阿尔加矿泉水,并且按 照所谓“公平交易”法而被投入监狱的加里福尼亚州的人。同样情况也适用 于那些不能生产他自己所愿意生产的数量的小麦的农民,如此等等。显然, 经济自由本身以及它所牵涉到的事物构成整个自由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部分。 由于经济安排对权力的集中和分散权力所具有的影响,作为获得政沽 自由的一个手段,经济安排是很重要的。直接提供经济自由的那种经济组织, 即竞争性资本主义,也促进了政治自由,因为它能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分
开,因之而使一种权力抵消掉另一种。 关于政治自由和自由市场之间的关系,历史的例证是和上述一致的。
我找不到任何例证来表明:人类社会中曾经存在着大量政治自由而又没有使 用类似自由市场的东西来组织它的大部分的经济活动。
团为我们生活于一个基本上是自由的社会里,我们倾向于忘掉象政治
自由这样的东西在世界上的存在,从时间和地区来看都是很有限的。人类典 型的情况是:专制、奴役和痛苦。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的西方世界是历 史发展总趋势的突出的例外。以这个事例而论,政治自由显然是随着自由市 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到来的。希腊的黄金时代和罗马时代的早期政治
自由也是如此。
  历史仅仅表明:资本主义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显然这不是一个充 分的条件。法西斯的意大利,法西斯的西班牙,过去七十年间不同时期的德 国,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中的沙 皇俄国——这些都不可能被称为是政治上自由的社会。然而,在以上各个社
会中,私有企业是经济结构的主要形式。因此,明显地存在着基本上是资本
主义的经济安排而同时又没有自由的政治安排的可能性。 甚至在那些社会中,一般公民要比现代极权主义国家,如经济极权和
政治极权结合在一起的苏联或纳粹德国的公民具有大量更多的自由。甚至于
在沙皇时代的俄国,某些公民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不经政治领导当局的批准来 调换工作,因为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的存在给国家的集中权力提供了某些限 制。
  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但决不是一个方面导致另 一方面。十九世纪初期,边沁和哲学的激进主义者倾向于把政治自由看作为 经济自由的一种手段。他们相信:群众受到强加于他们身上的种种限制的束 缚,并且相信:假使政治改革给与大部分人民以选举权,他们会做对他们有 益的事,即选择自由放任。回想起来,我们不能说他们是错误的。很大程度 的政治改良和趋向大量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改革伴随在一起。
随着这种经济安排的变化,群众的福利大幅度增加。 在边沁自由放任主义于十九世纪的英国取得胜利以后,接着到来的反
作用即是对经济事务日益增长地进行干预。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英
国和其他各地大大加速了这个集体主义的倾向。福利而不是自由成了民主国 家的决定性的主张。由于认识到对个人主义的内在的威胁,哲学的激进主义 者的思想上的继承人——这里随意提到几个,如迪赛、米塞斯、哈耶克和西 蒙斯——他们担心:继续集中控制经济活动会造成《通向奴役的道路》,正
如哈耶克对这个过程所作的透彻分析的名称所示。他们所强调的是把经济自
由作为政治自由的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事实显示了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另一 种不同的关系。
集体经济计划确实干扰了个人自由。然而,至少在某些国家中,结果
并不是压制了自由,而是把经济政策倒转了过来。英国再一次提供了最显著 的例子。或许转折点是“协议控制”法令。尽管存在着疑虑,工党认为:该 法是为了执行它的经济政策所必要的。如果彻底地强制执行,这个法令肯定 会引起对个人职业的集中安排。这和个人自由相冲突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于
只能在很少量的事例中加以实施,随后在很短时期中将该法撤消。
  该法规的撤消促使了经济政策决定性的改变,其特点为:对集中“计 划”和“方案”依靠的减少,对种种控制的取消,和对私营市场的日益重视。 在大多数其他民主国家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政策的改变。
  这些政策变更的大致原因是中央计划的成就不大,或完全没有达到既 定的目标。然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次失败本身应归因于中央计划牵涉
到的政治问题,和归因于不愿意把政策执行到应有的程度。因为,这样做需 要残暴地践踏宝贵的个人权利。这种改变很可能仅仅代表对这个世纪集体主 义倾向的一个暂时的间歇。即使如此,它说明了政治自由和经济安排之间的 密切关系。
仅凭历史的例证本身从来是没有说服力的。或许自由的扩大和资本主
义制度以及市场机制发展同时发生仅仅是一种巧合。为什么它们之间会有联 系呢?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逻辑上的联系是什么呢?在讨论这些问题 时,我们将首先把市场看作为自由的直接的组成部分,然后考察市场安排和 政治自由之间的间接联系。这个讨论的副产品将是为自由社会的理想的经济
安排提供一个轮廓。
  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把个人自由,也许或者是家庭自由作为我们鉴 定社会安排的最终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生活目标的自由牵涉到和 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对住在荒岛上的鲁滨逊(不算进他的仆人礼拜五) 根本不存在任何意义。住在荒岛上的鲁滨逊是受到“约束”的。他具有有限
的“权力”,他只有少量的选择的余地。但是,在与我们的论述有关的意义
上,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同样,在一个社会中自由是与个人如何使用他们的 自由是无关的。它不是一个包括一切的伦理问题。确实,自由主义者的主要 目的是把伦理问题让每个人自己来加以处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在一个 自由社会中的个人所面临的那些问题——即他应该如何使用他的自由。因
此,自由主义者将强调两种意义的自由——一种是和人们之间关系有关的意
义的自由,它是自由主义者把自由当作为第一个考虑因素的出发点;另一种 意义的自由先系到个人如何使用他的自由,它属于个人伦理和哲学的范畴。 自由主义者把人当作为不完善的实体。他把社会组织问题看作为消极 地防止“坏人”做坏事的程度等于他把同一问题看作为能使“好人”做好事
的程度。当然“坏人”和“好人”可能是同一的一个人,取决于谁来鉴定他
们。
  社会组织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协调许多人的经济活动。甚至在相当落后 的社会中,广泛的劳动分工和职能专业化都是为了有效地使用现有资源而必 需具备的条件。在先进的社会中,为了能充分利用现代科学和技术所提供的 机会,需要进行协调的规模更加巨大。
实际上,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卷入于彼此供应日常的面包的活动,更不

用说供应每年的汽车了。信仰自由的人的战斗任务是要把这个普遍的相互依 存和个人自由结合起来。
从基本上说,仅有两种方法来协调千百万人的经济活动。一个方法是
包括使用强制手段的中央指挥——军队和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的方法。另一个 是个人自愿的结合——市场的方法。
  通过自愿的结合进行协调的可能性来自一个基本的——然而经常被否 定的——命题,即:进行经济交易的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利,只要交易双方是
自愿的而且是不带欺骗性的。
  因此,交换可以不用强制手段而带来协调。通过自愿交换所组成的社 会的一个发生作用的模型是一个自由的私有企业交换经济——即:我们一向 称之为竞争的资本主义。
  以它的最简单形式而论,这种社会包含许多独立的家庭——好象是许 多不同的鲁滨逊。每一个家庭利用它控制的资源来生产物品和劳务用以和其
他家庭生产的物品和劳务进行交换,并按照双方相互能接受的条件来进行。 因此,它可以间接地通过为别人生产物品和劳务来满足他的需要,而不是直 接地生产自己立即能使用的物品。当然,采用这种间接方式的动机是通过劳 动分工和职能专业化而成为可能的产品增加。由于每个家庭总是可以选择直
接为自己生产的办法,它就不需要进行交换,除非能有利可图。如果从交换
中得不到好处,它就不会这样做。所以,双方均能得到好处,交换才会发生。 这样,在没有强制手段的情况下也可以达到合作目的的协作。
假使最终的生产单位是家庭,职能专业化和分工不会有很大效果。在
现代社会里,我们已经把事态推到很远的程度。我们采用了企业的形式;它 是个人作为劳务供应者和物品购买者之间的媒介。同样,职能专业化和分工 不可能具有很大效果,假使我们不得不继续依赖于物物交换的话。结果,我 们采用了货币作为方便交换的手段和作为使买和卖的行动成为两部分的手
段。
  尽管在我们实际的经济中企业和货币有其重要的作用,尽管它们会引 出大量而复杂的问题,达成协调的市场方法的主要特征已经在既没有企业又 没有货币的简单交换经济中充分地显示出来。在简单模型的经济中,和在复 杂的具有企业和货币交换的经济中一样,合作完全是个人的和自愿的,其前
提条件为:(a)企业是私有的,从而,签订合同双方最终还是个人;(b)个 人确有自由来参与或不参与任何具体的交换,从而每件交易完全是自愿的。 一般地来说这些前提条件要比详细地把它们说出来,或者准确地说明 最有利于维持这些条件的制度安排是什么要容易得多。的确,极大部分技术 性的经济文献恰恰是论述这些问题的。基本要求之点是维持法律和秩序以便 使一人在体力上不受另一个人的强制,以便强制执行自愿缔结的契约,从而 使“私人”这一名词具有实质性的内容。除此以外,或许最棘手的问题会来 自垄断——它在具体的交换中,不让个人进行选择,因而阻碍了有效的自由
——以及来自“邻近的影响”——即:对不可能向之索价和赔偿的第三方的 影响。这些问题将在下一章更详细地加以讨论。
  只要能维持有效的交换自由,经济活动的市场组织的主要特征是:在 大多数的活动中,它能避免一人对另一人的干扰。消费者可以免于受到销售
者的强制性的压迫,因为有其他的销售者,他可以与其他的销售者进行交易。
销售者也可以免于消费者的强制性的压迫,因为他能出售给其他的消费者。

雇员可以免受雇主的强制性的压迫,因为他可以为其他雇主工作,等等。同 时,市场按照与具体的个入无关的方式来这样做,并不存在着一个集中的权 力机构。
  的确,反对自由经济的主要来源就是由于它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它给人们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一个特殊集团认为他们应该需要的东 西。在反对自由市场制度的各种论点中,最基本之点是缺乏对自由本身的信 任。
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相反地,政府的必要性
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 则的裁判者。市场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 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
  通过政治渠道的行动的主要特征是: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趋于要求和 强制执行对命令的服从。另一方面,市场的巨大优越性是它允许广泛的多样
性的存在。以政治术语来说,它是一种比例代表制的体制。好象是每个人能 对他所需要的领带颜色进行投票并且得到这种领带,而并不需要观察大多数 人所需要的领带颜色,从而,如果他属于少数派的话,必须顺从大多数的意 见。
当我们说市场提供经济自由时,我们所指的正是市场的这种特征。但
这种特征所具有的含义远远超过狭窄的经济的范围。政治自由意味着一个人 不受其他人的强制性的压制。对自由的基本威胁是强制性的权力,不论这种 权力是存在于君主、独裁者、寡头统治者或暂时的多数派。保持自由要求在 最大可能的范围内排除这种集中的权力和分散任何不能排除掉的权力——
即:相互牵制和平衡的制度。通过使经济活动组织摆脱政治当局的控制,市
场便排除了这种强制性的权力的泉源。它使经济力量来牵制政治力量,而不 是加强政治力量。
经济力量能够广泛地被分散开来。并没有一个守恒规律来规定:新的
经济力量的中心的增长必须以牺牲现有的中心作为代价。另一方面,政治力 量的分散则较为困难。可能有大量的小而独立的政府。但是要在单一的大政 府里来保持很多的势均力敌的政治力量中心要比在一个单一的大的经济制度 里保持很多的经济力量中心难得多。在一个大的经济制度里,可能有许多百
万富翁。但是,能否有一个真正杰出的领袖,把一国的国民的热情及精力集 中起来呢?假使中央政府的权力增加,增加的权力很可能来自牺牲地方政府 的权力。似乎存在着类似有待于分配的权力固定不变那样的情况。因此,假 使经济力量加入政治力量,权力的集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假使 经济力量保持在和政治力量分开的人的手中,那末,它可用作为政治力量的 牵制物和抗衡物。
  这个抽象的论点的主旨或许能够通过事例加以最好的说明。我们首先 考虑一个设想的事例,以便表明所涉及到的原则;然后再考虑一些从最近的 经验中得来的事例,以便说明市场如何发生作用来保持政治自由。
  自由社会的一个特征肯定是个人能公开主张和宣传急剧地改变社会结 构的自由——只要主张和宣传被局限于说服,而不包括暴力或其他强制的形 式。人们能公开地主张和宣传社会主义并且为社会主义而出力标志着资本主 义社会的政治自由。同样地,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自由应该使人们能自由地 进行采用资本主义的主张和宣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怎么能保护主张资本主
  
义自由的人呢?为了使人们能有任何的主张,人们首先必须要能够谋生。在 社会主义社会中,这已经形成了问题,因为一切工作的机会都在政治当局的 直接控制之下。对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来说,允许它的雇员采用和官方思想直 接相违背的政策,要求采取自我克制的行动,其中的困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由联邦雇员之间所谓“安全”问题而在美国历史上突出地表现出来。
  但是,我们假设这种自我克制的行动是可以实行的。为了使赞成资本 主义的主张具有任何现实意义,赞成者必须有可能对他们的事业提供资金—
—来举行公共集会,印刷小册子,购买广播时间,出版报纸和杂志,以及其
他等等。他们如何能筹集这笔资金呢?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可能和或许有人 具有很大的收入,甚至有一大笔以政府公债以及类似形式存放的资金;但是, 这些人必然是高级政府官员。可能设想有这么一个低级的社会主义官员,虽 然公开主张资本主义,但还能保留着他的工作。然而,想象社会主义上层高
级官员来提供资金支持这种“颠覆活动”是难于令人置信的。
  资金的唯一来源会是从大量的低级官员那里筹集到少量的款项。但是, 这并不是真正的答案。要想使用这种来源,许多人应该已经受到宣传的说服, 而我们的整个问题是如何发动达到这个目的的运动,并为这个运动筹集资 金。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激进运动从未以这种方法来筹划资金。这种运动的典
型情况是由几个被说服了的富人所支持——这儿提几个目前有名气者的名
字,加弗雷德里克·范德比尔特·菲尔德,或安尼塔·麦考密克·布莱恩, 或科利斯·拉蒙特,或在更远以前的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是很少为人 注意到的财富的不平等保存政治自由的作用——即资助人的作用。
  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只需要说服几个富有的人提供资金来实现 任何想法;不管想法是多么古怪,都是如此。这样的人大量存在,具有独立
见解的人的支持也大量存在。的确,甚至于没有必要去说服持有资金的人们 或金融机构,使他们相信有待于宣传的思想的完善性质。只需要向他们说明: 在财政上,宣传是能够成功的;报纸、杂志或书刊或其他活动是有利可图的。 例如,竞争的出版商不能出版仅仅为他个人所同意的著作,他的关键问题是
销售量是否大到使他的投资能得到满意的报酬。
  市场以这种方式打破了恶性循环,使得不需要首先说服人们而最后从 他们那里筹集少量冒风险的资金成为可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这种 可能的只有一个具有无上权力的国家。
  让我们扩展一下我们的想象力来设想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意识到 这个问题,而该政府系由渴望保持自由的人们所组成。这个政府能否提供资
金?或许可能,但在实际上很难做到。它可以建立一个局来贴补颠覆性的宣 传。但是,它如何来选择被贴补的人呢?假使它把资金给与所有要求支持的 人,那末,它不久会发现自己巴经没有资金可给,因为社会主义不能废除一 条基本的经济规律,即:足够高的价格会导致出大量的供给。
只要使激进事业的主张得到足够的报酬,那末,提供这种主张的人会
是无限的。 此外,宣传不受欢迎的主张的自由并不是说这种宣传是不需要代价的。
相反,假使激进改革的主张不需要代价,更不用说去贴补它们,那末,就不 可能存在着稳定的社会。
人们为了宣传自己所深信的主张而作出牺牲,这是完全适宜的。的确,
重要的是要让那些愿意自我牺牲的人保持自由,因为不然的话,自由会说化

成为放肆和无责任感。问题的实质是:应该容忍不受欢迎的主张的宣传,并 且不要使宣传的代价高到无法支付的程度。
但是我们的话还没有说完。在一个有自由市场的社会里,有了资金便
有了一切。纸张供应者愿意销售给《工人日报》和愿意销售给《华尔街日报》 的程度是一样的。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仅仅有资金是不够的。我们设 想的那位资本主义支持者必须说服政府的造纸工厂把纸销售给他,说服政府 的印刷厂印刷地的小册子,政府的邮电局把小册子分送给人们,政府的有关
机构租给他一个礼堂以便进行演讲,如此等等。
  或许有人能以某种办法克服这些困难,从而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保 持自由。我们不能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要建立有效的保护不同意见 的机构显然具有非常大的真正困难。据我所知,没有一个赞成社会主义而又 赞成自由的人曾经真正地正视这个问题,或者甚至实事求是地开始发展出在
社会主义中容许自由的制度上的安排。与此相对照,一个有自由市场的资本
主义社会如何助长自由是很清楚的。 这些抽象原则的一个显著的实际事例是温斯顿·丘吉尔的经历。从 1933
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丘吉尔不被准许在英国电台广播中讲话。英国 广播电台当然是英国广播公司所经营的一个政府的垄断机构。这里是一个英
国的领导人物、议会议员、前内阁部长,正在千方百计地想方设法说服他的
同胞们采取步骤来避免希特勒德国的威胁。但他没有被批准在电台广播中和 英国人民讲话,因为英国广播公司是政府的一个垄断机构,而他的意见“具 有很大的争论性质”。
  另一个显著的事例是 1959 年 1 月 26 日《时代》杂志所报导的和“黑 名单的消失”有关的事情。《时代》杂志的报导如此说:  奥斯卡奖的获
奖仪式是好莱坞的尊严的最高峰,但在两年前,其尊严受到了损害.当宣布 罗伯特·里奇这入是《勇敢的人》一片的剧作者时,没有人出来接奖。罗伯 特·里奇是一个假名.它掩盖了 1947 年以来被企业怀疑是共产党人或共产 党的同路人而列入黑名单内的约 150 名作者之一。这个事件特别令人难堪,
因为,电影评议会禁止任何共产党人或引用第五修正案的人参与奥斯卡奖的
竞争。上星期,共产党法则和里奇身份的秘密都突然得到正式的答案.  里 奇原来就是多尔顿·特朗博《约翰尼得到了他的枪》的作者。
他是 1947 年电影业有关共产主义审讯会拒绝作证的“好莱坞十人”作
家中的一个。曾断然地坚持罗伯特·里奇是《西班牙的一个有胡子的小伙子》 的制片商的弗兰克·金说:‘对我们的股东来说,我们有义务购买我们能买 到的最好的剧本。特朗博给我们带来了《勇敢的人》,我们便把它买下来”?? 实际上,这是好莱坞黑名单的正式终结.对那些受到禁止的作者而言,非正
式的终结早已到来.据报导,在目前好莱坞影片中,至少 15%的剧本是由黑 名单上的成员写的。制片商金说,“好莱坞的鬼作家要比任何地方都多。城 中的每一家公司都用黑名单上人们的作品。我们只是第一个证实了大家知道 的事情。”人们可以象我一样相信,共产主义会摧毁我们所有的自由。我们 可以尽量坚定和强烈地去反对它,然而同时,我们也相信:在一个自由的社 会中,一个人不能由于相信或试图促进共产主义便因之而不能自愿地和其他 人达成相互有利的协议。他的自由包括促进共产主义的自由。当然,自由也 包括在这些情况下别人不和他来往的自由。好莱坞的黑名单是摧毁自由的非 自由的行为,因为,它是一种使用强制手段来阻止自愿交换的暗中勾结的安

排。黑名单没有起作用,恰恰因为市场使人们为了保持黑名单而要付出很大 的代价。商业所强调的这个事实,即:经营企业的人们有一个尽可能多赚钱 的动机,保护了列入黑名单那些人的自由,因为,这一事实向这些人提供了 另一形式的就业机会,并且向人们提供在用这些人的动机。
  假使好莱坞和电影业是政府的企业单位,或者仅使在英国这是一个英 国广播公司雇用的问题,那就难以相信“好莱坞十人”或类似他们的人会找 到工作。同样,在那些情况下,也难以相信强烈赞成个人主义和私营企业的 人——或者,那些强烈赞成与现状不同的观点的人——会有可能找到工作。 另一个市场在保存政治自由上的作用的事例通过我们的麦克锡主义的 经验中表现出来。姑且完全不谈其中所涉及的实质问题以及其中的指控是否 有道理,个人特别是政府的雇员具有什么保护性的措施来避免不负责任的控 告和调查所要求他们进行的违背良心的揭发呢?引用第五修正案肯定会是一
个空洞的嘲弄行为,因为,它并不提供政府以外的其他就业途径。 他们的最基本的保护措施便是人们能够在其中谋生的私人市场经济的
存在。在这里,保护也并不是绝对的。很多有可能雇用人的私方雇主,不论 正确与否,往往不喜欢在用公开受到怀疑的人。雇用这些人所支付的代价很 可能要小于这些宣传不受欢迎的主张的人为之而支付的代价。但是,重要的
问题是:代价是有限的,而且不象政府工作是唯一可能的情况的代价那样大
到无法支付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所涉及到的人的极大部分,显然进入了竞争性很强的经
济部门——小商业、贸易、农业——在那些部门,市场最接近于理想的自由
市场。买面包的人谁也不知道做成面包的面粉是由一个共产主义者还是一个 共和党员种植的,或是由一个立宪主义者还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种植的。或 者就此而言,是由一个黑人还是一个白人种植的。
  这说明了一个不以个人为转移的市场如何把经济活动与政治观点分 开,从而,保护人们使他们经济活动免于受到由于和他们的生产力无关的理 由而受到的歧视——不管这些理由和他们的观点还是和他们的肤色具有联 系。
  正如这个例子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在我们社会中,对保存和加强竞争 性的资本主义关系最大的人群是那些最容易成为大多数人不信任和敌视对象 的少数集团——仅就其中最显著的而论,便是黑人、犹太人、外国出生的人。 然而,奇怪的是:自由市场的敌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这些 集团里所占有的比例大于这些集团在人口中所占有的比例。他们没有认识到 市场的存在保护了他们,使他们部分地避免他们的同胞的歧视态度,而错误 地把未能避免的歧视归因于市场。



第二章 自由社会中政府的作用




  对集权社会普遍的不满意见是他们用目的来为手段辩护。从字面上看, 这种不满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假使目的不能为手段辩护,那什么能为手段辩 护呢?但这个简单的回答并没有解决这个不满的问题,而只是说明:这个不
  
满表达得不够完善。否定目前为手段辩护是间接地主张所谈论的目的并不是 最后的目的,而最后的目的本身是使用适当的手段。不管是否为一个理想的 目的,任何仅仅通过环的手段而能达到的目的,必须让位于使用合适的手段 而达到的较基本的目的。
  对一个自由主义者而言,合适的手段是自由讨论和自愿合作。这也就 意味着:任何强制的形式都是不合适的。理想的情况是:在自由和充分讨论 的基础上具有责任心的个人之间取得一致的意见。这是前一章所强调的自由 目的的另一个表示方法。
  从这个观点来看,正象早已说过的那样,市场的作用在于在没有顺从 的情况下可以取得一致的意见。它实际上是一种有效的比例代表制。另一方 面,直接通过政治渠道的行动特征是:它趋于需要或强制执行相当大的程度 的顺从。典型的争论问题必须决定“是”还是“否”,最多也不过能提供非 常有限的不同选择。甚至使用比例代表制这一直接政治形式也不会改变上述 结论。事实上,能够代表的各个不同集体的个数是非常有限的,而和市场所 能代表的不同集体的个数相比,则有限的程度更为突出。更为重要的事实是: 最后的结果一般会是制定对所有的集体都适用的法律,而不是对每一个代表 的“党”制定一个特殊的法律。这事实意味着:比例代表制的政治形式,远 不能实现在没有顺从的条件下的意见一致;它具有无效和片面的趋向。因此, 它的作用是破坏没有顺从的条件下的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
  显然存在着某些使有效的比例代表制成为不可能的事项。我不能获得 我愿意要的国防费用数量,而你也不能获得你要的不同的数量。关于这种不 可分割的事项,我们可以讨论、争论和进行投票。但一经决定,我们必须顺 从。正是由于这些不可分割的事项的存在——保护个人和国家免于受到强制 住的行动显然是最基本的问题——才使我们不全然依靠通过市场的个人的行 动。假使我们为这些不可分割的项目而使用我们的一些资源,我们必须使用 政治渠道来调和我们之间的差距。
  虽然使用政治渠道是不可避免的,它趋向于削弱一个稳定的社会所必 需有的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假使共同行动的协议只限于有限范围的人们 无论如何也会同意的问题,那末,削弱的程度会是最少的。对取得协议的问 题范围的每一次扩展会进一步绷紧把社会连在一起的脆弱的线。假使事情发 展到触及到人们感情深处而又有不同意见的问题,那很可能要瓦解这个社 会。有关基本价值的根本性的差异如果不是永远不可能,那也很少能用投票 的方法得以解决。它们在最后只能通过斗争而得以决定,并不是得以解决。
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和内战是这种判断的流血的证明。 广泛地使用市场可以减少社会结构的紧张程度,因为,它使它所进行
的任何活动都没有顺从的必要。市场所涉及的范围愈广,纯然需要政治解决 的问题愈少,从而需要达成协议的问题愈少。反过来说,需要达成协议的问
题愈少,在维持一个自由社会的条件下取得协议的可能性愈大。
  意见一致当然是一种理想。实际上,我们花不起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来 在每一问题上达到完全的一致。我们不得不降低标准。这样,我们因之而以 某种形式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作为权宜之计。我们愿意采用少数服从多数 的办法的程度以及有效的多数达到何种程度,这取决于所涉及的问题的严重
性质。这一事实很清楚地表明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是个权宜之计,而本身不
是一个基本原则。假使事情很少有重要性,而少数人遭受否决又不会引起强

烈反应,那末,仅过半数就可以通过。另一方面,假使少数人对牵涉到的问 题具有强烈的感觉,那末,甚至明确的多数票也无济于事。在我们中间很少 有人愿意,譬如说,把言论自由问题按照明确的多数票来决定。我们的法律 制度中充满了不同问题要求不同程度的多数的事例。那些包含在宪法里的问 题是极端的情况。这些是重要的原则问题,以致我们仅愿意对权宜之计作出 最小的让步。在最初接受这些原则时,我们要求类似基本上一致通过的办法, 而对这些原则的改变,我们也同样要求类似基本上一致通过的办法。
  包含在我们宪法中的和包含在其他相类似的成文法或不成文法中的某 些问题不采用多数裁决的原则的自我克制条例,以及在这些宪法或相应的文 件中的禁止对个人施行强制办法的特殊条款,它们本身可以波看作为通过自 由讨论而得到的东西,以及能反映对手段的基本一致意见的东西。
  尽管我们的论述仍然是概略性的,我现在更详细地考察哪些范围完全 不能通过市场来加以处理,或者哪些能够加以处理,但其代价是如此之高,
以致我们宁可采用政治渠道的解决办法。
作为规则制定者和裁判员的政府 对人们日常的活动和活动在其中进行的一般习惯和法律体制加以区别
是很重要的事情。日常的活动犹如游戏的参加者在游戏中的活动,而体制则 犹如他们的游戏的规则。
正如一场好的游戏要求双方成员遵守游戏规则和接受裁判员对规则的
解释和执行那样,一个良好的社会也要求它的成员同意于支配他们之间关系 的一般条件,同意于对这些条件的不同解释的一些裁决的方法,以及同意于 强制执行普遍接受的规则的某些方法。在一个社会中,正和在一个游戏中一 样,极大部分的一般条件是意识之外的不加思索使接受的习惯的后果。对习
惯的轻微的改变最多也不过使我们对它加以具体地考虑,虽然一系列轻微的 变化的累积的影响在一场比赛或一个社会的性质上可以构成游戏或社会性质 的剧烈的改变。还有,在一场游戏和一个社会中,除非在大部分的时间内, 大多数的参加者在没有外界制裁的情况下遵守这些规则,除非整个社会具有 基本相同的意见,任何形式的规则都无法存在。但是,我们不能单单依靠习 惯成这种一致性来解释和实施这些规则;我们需要一个裁判员。因此,这些 就是一个自由社会政府的基本作用:提供我们能够改变规则的手段,调解我 们之间对于规则意义上的分歧,和迫使否则就不会参加游戏的少数几个人遵 守这些规则。
  在这些方面出现了对政府的需要,因为,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不论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具有多大的吸引力,但在不完善人们的世界里,它 是行不通的。各个人的自由可能相互冲突。当冲突存在时,必须限制一个人 的自由以便保存另一人的自由——正象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说过的那样: “我移动我的拳头的自由必须受到你的下巴的接近程度的限制。”决定政府 采取适当行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不同个人的自由之间的这些冲突。在某 些情况下,回答是容易的。对于一个人谋杀他邻居的自由必须由于保存其他 人生存的自由而被牺牲掉这一命题,要想取得几乎一致的意见是没有多大困 难的。在别的情况下,回答是困难的。在经济领域内,关于联合自由和竞争 自由之间的冲突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把“自由”来形容“企业”有什么
  
意义呢?在美国,“自由”被理解为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来建立企业的意思。 这就是说:现有的企业不能自由地排除竞争者,除非是以相等的价格出售较 好的产品或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同等产品。另一方面,按照欧洲大陆的传统解 释,它的意义一般是:企业有自由来做它所要做的事情,包括决定价格,划 分市场以及采用别的技术以便排除潜在的竞争者。在这一领域中的最困难的 具体问题来自关于劳动者的联合。在这里,联合自由和竞争自由的问题特别 尖锐。
  在给财产权下定义这个更为基本的经济领域中,回答是既困难又重要。 正象几世纪以来的发展和体现在我们立法里那样,财产的概念已成为我们之 中如此大的一个部分,以致我们趋向于把它认为是当然的,而不去辨认财产 的内容和财产所有者的那些权利是复杂的社会产物而不是自行证明的命题。 我的土地有所有权,以及我能任意使用我财产的自由是否能准许我拒绝另外
的人乘飞机飞越我的田地呢?或者他是否有权优先使用他的飞机呢?或者这
是否取决于他飞得多高呢?或者是否取决于飞机的噪音有多响呢?自愿交换 是否要求他为了飞越我的田地而付款给我呢?或者我是否必须付款给他,以 禁止他飞越我的田地呢?仅仅提到使用资、版权、专利权;公司的股票,河 岸权,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也许可以突出地表现出在财产定义中的一般被
接受了的社会规则。它也可以告诉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具体地加以规定的
以及普遍被接受了的财产定义的存在,要比定义的内容远为重要。 出现特别困难问题的另一个经济领域是货币制度。政府对货币制度的
责任很早已经被认识到。宪法明确规定议会有权“铸造货币,调整其价值和
外币的价值”。或许没有其他经济活动的领域,在其中,政府的行动是如此 一致地被接受。这种习惯性的和迄今已经几乎不加思索地承认政府的责任使 我们彻底地理解这种责任具有更多的必要性,因为它增加了政府从适合于自 由社会的活动扩展到不适合自由社会的那些活动的危险性,增加了从提供货
币机构到决定个人之间资源的分配的危险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三章 里详细地加以讨论。
总之,通过自愿交换而组织的经济活动系以下列假设条件为前提:通
过政府我们提供了法律和秩序的维护,以使防止一人受到另一人的强制行 为,提供了自愿参与的合同的强制执行,提供了财产权的意义的定义,提供 了对这种权利解释和强制执行的办法以及提供了货币机构。
政府由于技术垄断和邻近影响而采取的行动 上面论述的政府作用是从事于一些市场本身所不能从事的事情,即:
决定、调解和强制执行游戏的规则。我们也可能要通过政府做一些市场在想
象上是可能做到的,而由于技术和类似的原因使这样做具有困难的那些事 项。所有这一切事项可以被归结成严格地自愿交换是非常昂贵或在实际上是 不可能的情况。这种情况一般有两个总的类别:垄断和类似的市场的不完全 性,以及邻近影响。
  只有在几乎是相等的其他.的选择存在时,交换才真正是自愿的。垄 断意味着没有其他的选择,从而妨碍实际的交换自由。在实践上,垄断如果 不是一般地那也是经常地起源于政府的支持和个人之间的相互勾结。关于这 些,问题是避免政府对垄断的扶植,或是鼓励有效地强制执行条文规定,如
  
包含在反托拉斯法内的那些条文。然而,垄断也可能由于在技术上单一的制 造商或企业效率最高而产生。我敢于指出:这些情况要比所设想的为少,但 是它们无疑地会出现。一个简单的例子或许是在一个城市里的电话业务。
我将把这些情况称为“技术的”垄断。 当技术条件使垄断成为市场竞争的力量的自然结果时,似乎存在着三
种情况:私人垄断、国家垄断或公共调节。所有三种情况都是不好的,因此, 我们必须在讲的事物中选择最好的。在美国考察对垄断的公共调节的亨利·西
蒙斯发现:结果是如此地令人不满,以致于他作出结论,认为国家垄断害处
较少。而考察国家对德国铁路垄断的著名德国自由主义者瓦尔特·欧肯发现: 结果是如此地令人不满,以致于他作出结论,认为公共调节害处较少。研究 了上述二者以后,我勉强地作出结论,认为:假使可以容忍的话,那末,私 人垄断可能是害处最少的。
假使社会是静止不变的,从而导致技术垄断的条件肯定也是如此,那
末,我对我的结论没有多少信心。然而,在一个迅速改变的社会中,造成技 术垄断的条件经常变动,从而,我怀疑:对于这种条件的改变,公共调节和 国家垄断可能比私人垄断作出较少的反应,较难于被排除掉。
  美国的铁路是最好的例子。由于十九世纪的技术领域的原因,铁路的 很大程度的垄断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设立州际商业委员会的原因。但
是,条件起了变化。公路和空运的出现把铁路的垄断成分减少到不足道的比 例。然而,我们并没有排除掉州际商业委员会。相反地,开始作为一个保护 公众免受铁路剥削的机构的州际商业委员会已经成为一个保护铁路免受卡车 和其他交通工具的竞争的机构。在最近,甚至于保护现有的卡车公司免受新
参加者的竞争。同样,在英国,当铁路被国有化时,卡车运输业在最初也成
为国家垄断。假使美国铁路从来不受公共调节,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现在的 交通包括铁路在内已经是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剩余的垄断成分的一种竞争性很 大的行业。
  然而,在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公共调节之间的选择危害较少的一个 不能一次作出决定后永远不加改变,而与客观情况无关。假使技术垄断是某
种被认为是必耍的劳务或商品,假使它的垄断力量是相当大的,那末,即使 是短期的,私人不受调节的垄断作用可能是不可容忍的,从而,公共调节或 国家垄断可能危害较少。
  技术垄断有时可以用来论证既存的国家垄断的存在的必要性。它本身 并不能论证通过使其他任何人与之相竞争成为非法行为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垄
断。例如,没有办法来论证我们目前对邮局的国家垄断的必要性。有人可能 进行争辩,认为传递邮件是一个技术垄断,而国家垄断危害最少。按照这种 方法,我们或许能论证政府邮局的必要性,但不能论证当前禁止任何其他人 传递邮件的法律的存在的必要性。假使传递邮件是技术垄断,谁也不能与政
府进行竞争。假使它不是技术垄断,政府就没有理由经营邮局。查明这事唯
一的检验方法就是让其他人自由参与这项活动。 为什么我们具有邮局垄断的历史原因,是因为骏马快递这家商业在横
贯美洲大陆的邮件传递上具有如此之好的成果,以致政府在开始从事横贯大 陆的邮递业务时,它不能有效地进行竞争从而亏了本。结果是制订了法律,
使任何其他人传递邮件成为非法的。
这就是为什么亚当斯捷运公司在今天是一家投资公司而不是一个运输

业公司的原因。我推测:假使传递邮件业务对所有的人开放,就会有大量厂 商参加这项工作,从而这个陈旧落后的企业就会很快地得到彻底改革。
不可能严格地自愿交换的第二种情况出现于当个人的行动对其他个人
有影响,而又不能为之向他们收费或补偿的时候。这是“邻近影响”的问题。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河流的污染。污染河流的人实际上是迫使其他人用好水来 换取坏水。这些其他人可能愿意按照一定价格进行交换。但是,对单独行动 的个人来说,要想回进交换或取得应有的补偿是不可能的。
较不明显的例子是公路的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在技术上是可能指出
具体的个人因而向他收取使用费,于是有可能由私人经营。然而,对于具有 许多出入口的人人可使用的公路而言,如果向每一个人按使用的多少收费, 那末,征收的费用会是非常高的。因为,必须在所有的出入口处建立收费棚 或类似的设施。汽油税是大致按照使用公路的多少向个人收费的非常低廉的
一种方法。可是这种方法不能把具体的支付和具体使用紧密地连在一起。因
此,使私营企业提供劳务和收取费用而不建立广泛的私人垄断是不大可能 的。
  这些考虑不适用于交通频繁和出入口有限的长距离的高速公路。对于 这些而言,收取费用的成本是少量的,而在很多情况下,正在使用这种办法。
同时,往往存在着大量的可供选择的途径,从而,没有严重的垄断问题。因
而,具有充分理由来说明它们应该为私人所有并为私人所经营。在如此的情 况下,经营公路的企业应该取得由于在它的公路上旅行而付的汽油税。
公园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因为它们可以说明邻近影响能否被用来作为
论据的事例之间的差别。同时,也因为几乎每一个人在最初想到这个问题时 总是把国家公园的经营看作显然是政府应有的职能。可是,事实上,邻近影 响可以为市立公园提供存在的理由,而并不能为国家公园如黄石公园(或科 罗拉多大峡谷公园)提供存在的理由。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基本的差异呢?
以市立公园而论,识别从中获得好处的人们和向那些获得好处的人们收费是 非常困难的事。假使一个公园位于城市中心,那四周的房屋从空旷的场地得 到好处,从那里通过或从旁边走过的人们也得到好处。在各个大门口收费和 对每个能眺望公园的窗户征收每年的费用需要很高的代价并且是非常困难 的。另一方面,黄石公园的入口是很少的,大多数人来到公园,都得停留一 定的时间,所以完全可以建立收费棚和收门票。现在的确是这样做了,虽然 收费不足以维持整个的开支。假使公众对这种活动具有足够的为之而付钱的 需要,那末,私营企业肯定会有积极性来提供这些公园。当然,许多这种性 质的私营企业目前是存在着。我自己看不出有任何能为这个领域中的政府活 动提供理由的邻近影响或重要的垄断影响。
  象那些我已经放在邻近影响的标题下来考虑的事情已被使用来使几乎 每一个可能的政府干涉成为合理化。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合理化是企 图利用,而不是正确地使用了邻近影响的概念。邻近影响的作用是两方面的。 它们能构成限制政府活动,又能构成扩展政府活动的理由。邻近影响妨碍了 自愿交换,因为要鉴别对第三方的影响和衡量其大小是困难的。但是,这种 困难也出现在政府的活动中。要知道邻近影响在什么时候大到足够的程度, 以致值得为了克眼它们而花费特殊费用是困难的,而以适当形式来分配这些 费用甚至还要困难。结果,当政府从事活动来克服邻近影响时,由于它未能 向私人财产收取费用或作出补偿,它将部分地造成另外的一些邻近影响。在
  
原先的和新造成的邻近影响中究竟何者更为严重,那只能通过具体情况来加 以判流即使如此,判断也只能是大致的。此外,使用政府来克服部近影响本 身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与政府行动的特殊场合没有关系的邻近影响。政府的 每一个干预行动直接限制了个人自由的范围,并且由于第一章里详尽阐述的 理由而间接地威胁了自由的保存。
  我们的原则并没有提供明确的界线来规定:应该在何种程度上来利用 政府以便共同完成我们各自通过严格地自愿交换难于完成或不可能完成的事 情。在任何企图干预的具体情况下,我们必须编造一个平衡表,个别地列出 其优点和缺点。我们的原则告诉我们.哪几个项目放在一边,哪几个项目放 在另一边。原则也给了我们一些决定各个项目的重要性的基础。特别是,我 们总是要把政府干预的企图以及它威胁自由的邻近影响记在缺点的一边,并 且给这个影响以相当的份量。至于给它和其他项目多少份量,得取决于具体 情况。例如,假使现在政府的干涉是次要的,我们将把较小的权数给与增加 政府干预的消极影响。这是为什么很多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如 H.西蒙斯在 那时的政府规模小于现在的标准的时候,愿意让政府从事今天的自由主义者 所反对的活动,因为,现在的政府已经过份地扩大了。
政府根据家长主义理由而采取的行动 只有对负责任的个人而言,自由才是可以维护的目标。我们不主张对
疯子和儿童的自由。在负责的和不负责的个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必须划出一条
界线。然而,这意味着:在我们自由的最终目标中,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含混 之处。对我们认为是不负责的那些人来说,家长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最明显的或许是疯人的情况。我们既不愿意他们有自由,也不愿意枪 毙他们。假使我们能够依靠个人的自愿的活动来照顾疯人的生活,这当然是 很好的。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排除这种慈善活动不够多的可能性。不够多 的原因至少在于其中牵涉到的邻近影响,即:如果另一人对照顾疯人作出贡
献大,我便得到好处。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能愿意通过政府来安排疯人的
照顾。
  儿童提供了较为困难的情况。在我们社会中最后起作用的单位是家庭 而不是个人。
  然而,把家庭作为一个单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权宜之计而不是 由于原则。我们相信:双亲一般是最适当的人来保护他们的孩子并且提供一
切使孩子发展成为适合于自由的负责任的个人。但是我们不相信:双亲具有 可以任意对待其他人的自由。儿童在胚胎中是负责任的个体,而一个相信自 由的人认为:应该保护他们的最终的权利。
  以不同的和似乎是生硬的方式来说,儿童同时是消费品和社会的潜在 地负责任的成员。个人随意使用他们的经济资源的自由,包括他们使用资源
来生育孩子的自由——好象是购买儿童劳务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消费品。但 是,一旦作出了这种选择,儿童本身便具有他们自己的价值和他们自己的不 单纯是双亲自由的延伸的自由。
  支持政府行动的家长主义方面的理由在很多方面对一个自由主义者来 说是最有问题的,因为,它涉及到承认一个原则——即:某些人可以为别人
作出决定。对于这个原则在许多方面的应用,自由主义者是反对的,而且他

还正确地把这原则看作为他思想上的主要对立面,这种或那种形式的集体主 义的标志,不论集体主义是否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然而,假 装认为问题比实际情况更为简单是无济于事的。对家长主义的办法的需要是 回避不了的。正象边塞于 1914 年写的关于一个保护智力不健全的人的法令 那样:“智力缺陷法案是沿着没有一个健全的人会拒绝进入的途径的第一 步,但是假使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它会使政治家碰到如果不在相当大的程 度上干预个人自由就难以克服的困难。”现在没有公式可以告诉我们应该停 止在何处。我们必须依靠我们的靠不住的判断;而在一经得出判断后,我们 必须依靠我们的能力去说服我们的同胞使他们相信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或者 依靠他们的能力来说服我们改变我们的观点。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我 们必须具有信心,相信不完善的和有偏见的人们会通过自由讨论和逐步地改 正错误而达到一致的意见。
结论 从事了刑事项的政府:包括维持法律和秩序、规定财产权的内容、作
为我们能改变财产权的内容和其他经济游戏的规则的机构、对解释规则的争
执作出裁决、强制执行合同、促进竞争、提供货币机构、从事对抗技术垄断 的活动和从事广泛地被认为重要到使政府能进行干预的邻近影响的消除,同 时,又包括补充私人的慈善事业和私人家庭对不论是疯人还是儿童那样的不 能负责任的人的照顾——这样的政府显然可以执行重要的职能。在思想上不 自我矛盾的自由主义者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然而,同样真实的是:这样一个政府的职能显然有限,而且会约束自
己,不从事于象美国联邦和州政府以及西方其他国家的相应的机构现在所从 事的那样繁多的活动。下面几章将略为详细地论述这些活动的一部分,而某 几种活动已经在上面加以讨论,但是,在本章的结尾,简单地列出美国政府 现在从事的而根据上述的原理我看不出有任何正确的理由来从事的某些活动
也许会对自由主义所认为的政府应有的作用,提供适当的范围和比重;1.对
农业的评价支持方案。
2.进口关税或出口限制,例如当前石油进口的限额,精的限额等。
  3.政府对产品的控制,例如通过农业方案或通过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 对石油的摊派。
4.租金控制,如目前纽约仍然在执行的那样,或对价格和工资比较尊
遍的控制,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和在其后所实行的那样。
  5.法定最低工资率,或法定最高价格,例如商业银行能付给活期存款 的法定最高利息率为零,或者能付给储蓄和定期存款固定的法定最高利息 率。6.具体调节工业的条例,例如州际商业委员会对交通运输业的调节。 当最初对铁路行使调节时,由于技术垄断的原因,调节具有某种程度的必要
性,而现在,对任何交通工具都没有必要。另~个例子是对银行业的具体调 节。
  7.一个类似的例子。但是,由于它所含有的审查和对言论自由的侵犯 而特别值得注意。它是联邦通讯委员会对电台和电视的控制。
8.目前的社会保险方案,特别是老年人和退休方案。它们实际上迫使
人们(a)用他们收入中规定的部分来购买退休养老金,(b)从公众经营的

企业中购买年金.9.在不同的城市和州里对提供执照加以限制,从而把特 殊企业或职位或职业限制在有执照的人的范围以内,而任何愿意参与上述活 动的人在支付规定的费用以后又不一定能得到执照。
  10.所谓“公共住宅”以及大量的其他津贴方案,目的在于促进住宅 的兴建,如联邦住宅管理局和退伍军人管理局所保证的抵押贷款和类似的事 项。
  11.和平时期的征兵制。适当的自由市场的方式的安排应该是志愿的 军队,也就是说,募兵制。为了吸引需要的数量的人员,没有理由不为之而
支付应有的价格.目前的安排是不公平和无原则的。它严重地干扰了年轻人 形成他们生活的自由,或许甚至于比市场的代替办法要支付更大的代价.(为 战时提供储备的普遍军事训练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它的必要性可以为自由主 义者的观点加以论证。)12.上面提到的国家公园。
13.法律上禁止以营利为目标的邮件传递。
14.上面提及的为公共所有和经营的收费的公路。 这个清单是远远不够全面的。



第三章 货币的控制




 “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在过去几十年内已成为扩大政府干预经济 事务范围的主要借口。据说,私人自由企业经济具有固有的不稳定性。听其 自然,它会产生繁荣和萧条这种周期性的循环。因此,政府必须进行干预, 使事态保持稳定。在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和其以后,这些论点是特别具 有说服力的,并且导致这个国家执行新政和其他国家扩大类似的政府干预。 近年来,“经济增长”已成为较流行的号召口号.他们争辩道;政府必须保 证经济的扩展,使它为冷战提供必要的资金并且向世界上尚未表态的国家显 示:一个民主的国家能比共产主义国家增长更快。
  这些论点完全是错误的。事实是:那次经济大萧条象大多数其他严重 失业时期一样,是由于政府管理不当而造成,而不是由于私有制经济的任何 因有的不稳定性。政府建立的一个机构——联邦储备系统——受命掌管货币 政策的职责。在 1930 和 1931 年,它行使它的职责如此不当,以致把否则会 是一次缓和的经济收缩转变为一场大的灾难(参阅下面在 45-50 页中的进 一步的讨论)。同样在今天,政府的措施构成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 对国际贸易的税收和其他种种限制、高额的赋税负担和复杂而不公平的赋税 结构、各种调节委员会、政府对价格和工资的规定以及大量的其他措施促使 个人滥用和错用资源以及使新储蓄用于不适当的投资。为了经济稳定和增 长,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减少而不是增加政府的干预。
  减少干预仍然会使政府在这些领域具有重要作用。我们需要使用政府 为自由经济制度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机构——这是提供一个稳定的法律机构 的一部分职能。我们也需要使用政府来提供能使个人造成经济增长的一般性 的法律和经济机构,如果增长符合于个入的价值观的话。
与经济稳定有关的政府政策的主要领域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或预算政

策。本章讨论国内货币政策,下一章是国际的货币安排而第五章则为财政或 预算政策。
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们的任务是沿着两个观点之间的航向前进;而
这两个观点虽然都有其诱人之处,却没有一个是可以接受的。一种观点相信: 纯粹自行调节的金本位制是既可能又有必要,并且相信:它在一个稳定的环 境中能解决在个人和国家之间促进经济合作的一切问题。另一个观点相信: 为了适应不能预料的前景,就有必要赋予集中在“独立的”中央银行或某些
官方机构中的一群技术人员以广泛的斟酌使用的权力。在过去,两者之中没
有一个被证实为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而在将来,很可能也是如此。 自由主义者基本上是害伯权力集中的。在一人的自由不妨碍其他人的
自由的条件下,他的目标是让各个人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他相信:这个目 标要求把权力分散。他对分派给政府任何可以通过市场履行的职能表示怀
疑,既因为这会在有关领域中用强制手段来代替自愿合作,又因为政府作用
的增加会威胁其他领域的自由。 在货币领域内,权力分散的需要引起非常棘手的问题。大家普遍同意
政府必须对货币情况负责。大家也普遍承认:控制货币在造成经济活动的涨 落上是一个有力的工具。
列宁的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这一格言戏剧性
地表现了货币的力量。以较通俗的形式而论,货币的重要性的例证为:自古 以来,货币的控制在很大的程度上使得统治者在具有议会的情况下,往往不 取得议会的明确的同意而能从广大的人民那里索取到大量的钱财。从古代的 君王削减硬币成份和采用相类似的办法一直到现在我们较圆滑的转动印钞机
或简单改动帐目的技术,上述情况全然存在。我们的问题是要建立制度上的
安排,以便使政府能对货币履行职责,然而同时还限制结与政府的权力,并 且防止政府以各种方式使用这个权力来削弱而不是巩固自由社会。商品本位 在历史上,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和几个世纪的过程中,最经常形成的一种办法 是商品本位,也就是说,使用譬如象金、银、铜或铁、香烟、白兰地酒或者
各种其他货物作为一些有形商品的货币。假使货币完全是由这一类有形商品
组成,那末,原则上就根本不需要政府来控制。社会的货币量将取决于生产 货币商品的成本,而不是其他东西。货币量的变动将取决于生产货市商品技 术条件的变化和对货币需求量的变化。这是一个理想的事物,它使许多信仰 自动会本位的人受到鼓舞。
真正的商品本位已经远远偏离了不需要政府干预的简单方式。历史上,
在表面上能按固定比例兑换成货币商品的某种形式的信用货币已经伴随着商 品本位——例如金本位或报本位——而发展出来。这种发展具有充分理由。 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看,商品本位的基本缺点是它需要使用真正的资源来增 加货币存量。为了在诺克斯堡或一些类似的存放黄金储备的地方重理黄金,
人们必须在南非从事辛苦的劳动把黄金从地下挖掘出来。
  实施商品本位,需要使用实际资源的必要性构成一个强烈的动机,使 人们想方设法不使用这些资源而达到同样的结果。假使人们接受上面印有“我 答应支付若干单位的货币商品”的纸张作为货币,这些纸张就能起着和有形 的黄金或白银同样的作用,而需要消耗的资源就少得多。这一点我曾在别处
以较大篇幅加以论述,而在我看来,它似乎是商品本位基本的困难之处。
假使自动调节的商品本位能够实现,它将为自由主义者进退两难的困
资本主义与自由的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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