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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引言




   汉斯-海尔曼·赫柏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与自由主义

  社会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崩溃,使路德维希·冯·米瑟斯的名 字再次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他与弗里德里希·A·海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 一样,被人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批评家之一,也是预见到社会主义必将虚脱 的预言家之一。但是,人们在把路德维希·冯·米瑟斯与海耶克或弗里德曼 相提并论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如今,他的著作在讲德语的国家和地区 实际上己经淹没无闻,几乎被人遗忘。今天,在他的故乡奥地利,人们对他 的熟悉和了解远远不如在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的美国。路德维 希·冯·米瑟斯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无疑也是本世纪的一位最 重要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弗里德里希·A·海耶克将他称之为与伏尔泰、 孟德斯鸡、托克维尔和约翰·斯图尔特·米尔不相仲伯的伟大思想家。然而, 即使是这样的比较,对米瑟斯而言,也几乎是不公正的。
  这是因为,米瑟斯以他在国民经济学领域中的一系列非凡成就以及他 撰写的《人类行为》的宏篇巨著,登上了无人能够攀越的顶峰。他树立了一 座思想的丰碑,这座丰碑无论在其基础性、系统性、题材范围之广博、阐述 问题之简洁和完整、概念之明晰锐利,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的长期有效性等 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把他的著作与任何重要的先驱者的著作相比较,都会 使后者顿时显得相形见绌。
  那么,为什么路德维希·冯·米瑟斯会爱到冷落和歧视妮?他的生平 和著作正要解答这个问题。米瑟斯的坎坷命运正是他所处的世纪——社会主 义的时代,从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所 造成的,而且恰恰也是这个世纪才使他逐渐成长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 位最伟大的理论家。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于 1881 年 9 月 29 日出生于奥地利的兰姆贝格。 他的父亲是一位名叫阿图尔·埃德勒·冯·米瑟斯的犹太人。母亲阿德勒是 一位士生土长的奥地利兰道人。路德维希是这个家庭的第一个孩子。老米瑟 斯是奥地利铁道部的一名工程师,路德维希出生的时候,他正在奥匈二元帝 国加利茨茵省的兰姆贝格任职。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在维也纳度过了他的学生时代。1900 年他开始
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学,1906 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先 后在儿个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职业。1909 年至 1934 年任维也纳工商行政管 理局秘书,其间曾因服兵役参战而一度中断这个职务。1919 年他已成为奥 地利颇有名望的经济学家。在维也纳工商行政管理局任职的同时,他还在大
学担任兼职教师,最初是在维也纳女子商业学院任兼职教师,1913 年,当
他取得大学授课资格之后,即担任大学讲师,最后,于 1918 年任维也纳大

学不拿薪金的副教授。
  1900 年前后,在讲德语的国家和地区,几乎每个人都是国家主义或社 会改良主义的拥护者。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不但已经过时, 而且是日落西山,一败涂地。甚至连那些反对马克恩主义的人也毫不怀疑社 会主义包含着“合理内核”,他们以此为根据,主张对国家实行全面的“社
会改革”。在精神生活领域内,以齐尼思为代表的历史至上主义风靡一时, 经济历史学是当时最流行的学科。人们对抽象的古典国民经济学理论不屑一 顾,似乎世界上并不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法则。如果有什么东西可 以称之为理论的话,那么,它必然或仅仅只是经济历史的抽象和概括,除了 历史学以外,其他的学科不能称其为理论。古斯塔夫·冯·施莫勒(1838 一
1917 年)被称之为“正统的国家经济学”的大师。他的学派,即讲坛社会主 义充斥了大学的课堂,尤其在德意志帝国内更为盛行。科学变成了档案卷宗 中的材料拼凑起来的出版物的大杂烩。人们公开承认,历史“启蒙”的目标 就是相对主义。国家官员则将美化国家的职能,并且为其正义性的辩护视为 他们的天职。知识分子先是自命他们是霍亨索伦王室的知识卫队,然后成为 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的精英,最后又变成希特勒的追随者。施莫勒的最著名的 继承人维尔纳·松巴尔特(1863-1941 年)甚至被冠以上帝的使者的美名。
  刚走进大学校门时,米瑟斯也是一名国家主义的拥护者。尽管他拒绝 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时还认为“历史学派”的相对主义毫无意义,在他的眼 里,大多数德国的小历史学家对普鲁士国家的美化和颂扬是荒唐可笑的,但 是,他也很热衷于“社会改良”。每当一项社会政治措施没能取得预想的成 就时,他就将其原因归咎于这一改良措施不够彻底。米瑟斯还认为,拒绝社
会改良的自由主义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体系,必须予以坚决反对。经济历史学
家卡尔·格吕贝格——一位历史学派的追随者——曾是他的第一位导师。 在格吕贝格的启示下,米瑟斯完全按照历史学派的思想和风格完成了
他的第一本书的写作,书名为《加利茨茵地区农场主与农民之间关系的历史
演变》。然而,他也因此产生了第一个疑问。通过对维也纳住宅市场的调查, 米瑟斯得出了住房的紧张状况是由于一项税收法律的失误而造成的这一结 论,而错误的立法又导致了企业无法在住宅建设方面实行企业经营活动。大 约在 1903 年年底,他阅谈了卡尔·门格尔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
  门格尔的这一著作使米瑟斯对国民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终使 他成为了一名国民经济学家。1904 年,欧根·冯·波姆-巴威克辞去了奥 地利经济部长的职务、随后到维也纳大学担任教授。从此,波姆,这位 1881 年至 1889 年曾在因斯布鲁克担任教授——由卡尔·门格尔创立的维也纳经 济学派(或称为奥地利学派)的一位杰出的继承人和发展者——成了米瑟斯个 人的一位最重要的老师。直到 1913 年,米瑟斯都定期参加波姆主办的研讨 会。
  波姆主持的最后两期研讨会的讨论课题是米瑟斯于 1912 年为取得大学 授课资格而发表的论著《货币理论及货币流通理论》,这部著作在学术上达 到了颠峰,至今仍然无人超越。
  这是米瑟斯的第一部主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米瑟斯不仅从思想上 与历史学派实行了彻底决裂,而且也全面抛弃了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这部
著作同时还奠定了他在奥地利学派中第三代领袖的地位。米瑟斯完善了门格
尔和波姆-巴威克关于货币理论的思想体系,他首次使货币理论(现代流行

的行话将它称之为宏观经济学)与一般的效用理论(即微观经济学)结合成一 个整体。这部著作以其系统的刨造性、逻辑分析的严谨性以及深刻的洞察力 闪烁看熠熠光芒。米瑟斯论述道:货币是一种以再次售出为目的的交换工具, 其最初的起源只能以商品货币(例如黄金)的方式出现。他指出,每一种货币 量都同样是“最佳的”,增加货币的投放量(它有别于增加消费货物量或资本 货物量)没有任何社会意义,而仅仅只会导致该货币购买力的减少相损失。 他还论证道,增加货币投放量绝不会导致所有商品价格的同时、同步、按比 例的提高,而是会影响相对价格和相对收入的整个系统的变化。米瑟斯分析 了国家的货币政策,使人明显地感到他已同过去的国家主义观念实行了全面 决裂。他透彻地揭示了政府和中央银行为什么有目的地推行通货膨胀政策的 原因,增加货币的投放量并非同时对每个人都有利。政府及中央银行掌握着 新货币的投放权,从它们那里源源不断地向社会发行货币,从而一步一步地 提高物价,最终被涉及的商品涨价范围变得越来越大。在这一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系统的收入再分配的调整,它有利于富人,即较早的货币占有者,也 有利于那些后来才获得新货币或根本没有获得新货币的人。通货膨胀是国家 偷偷地实行抬高物价政策以及实行收入再分配的一个工具,借助于这一工 具,政府可以从中集聚更多的财源,而且也有利于政府给予优惠政策的一些 人和企业家。在大卫·李嘉图(1772-1823 年)和英国的“货币学派”以及 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魏克赛尔的启发下,米瑟斯首次提出了后来以奥地利 学派命名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特征,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在理论上具有开创 性的意义。他指出,政府和中央银行也应对经济周期的反复循环问题承担责 任,只要政府将新“创造的”货币通过金融市场注入经济生活之中,就会导 致利息率降低到低于市场供求所决定的正常的市场利率水平之下的后果。而 较低的利息率又导致投资规模的扩大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这就形成了经济繁 荣(高涨)阶段。但是,由于实际消费趋势和储蓄趋势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接踵而至的“校正”必然会有一个时间上的延迟,直到投资规模过大的问题 暴露之后,人们才开始对错误的投资进行系统地清理和调整,这就是每次繁 荣之后紧接着出现衰退的内在原因。米瑟斯认为,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和经济 周期的循环问题,政府必须放弃对货币的干预和控制,必须取消中央银行和 政府对货币印制和发行所拥有的垄断地位,由金本位制以及在金本位制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自由的、竞争的银行体系来取代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地位。




  同几年前的卡尔·门格尔一样,当时正在从事货币理论研究的米瑟斯 也相信一场无法避免的灾难已迫在眉睫。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奥匈帝国, 哈布斯堡王朝从此灭亡了。
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高奏凯歌。匈牙利经历了一场由贝拉·昆领导的
短暂的共产主义试验。在德意志帝国,直到政权最终落入社会民主党的孟什 维克改良派手中之前,许多地方出现了共产党人接管政权的事件。维也纳也 面临着共产党人政变的威胁。但是,米瑟斯并没有被吓倒,他与奥地利最大 的执政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欧根·冯·波
姆-巴威克研讨班的同班同学奥托·鲍尔进行了数次彻夜长谈,终于成功地
说服了鲍尔和他领导的政党放弃了政变的企图。米瑟斯的家乡奥地利终于免

遭了一次共产主义试验的命运。当时,奥地利的前途掌握在鲍尔手中,他将 按照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给奥地利发出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呢?还是跟 随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走上一条改良的道路?米瑟斯在维也纳工商行政管理局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知道应该走哪条道路。他说服鲍尔相信,在 1918 年
至 1919 年之交的冬天,如果发动一场社会主义政变,势必会在短期内归于 失败。奥地利的生活必需品依赖进口,而生活必需品进口所需的雷里夫贷款 又是由战时的敌国提供的。维也纳的粮食储备最多只能维持八至十天。协约 国可以在任何时候毫不费力地以中止粮食供给的手段迫使一个布尔什维克政 权屈膝投降。如果发动一场社会主义政变,就会发生饥荒和抢劫,维也纳就 会陷入血泊之中。鉴于这种形势,鲍尔决定“出卖”他的理想,走一条温和 的改良路线。米瑟斯的劝诫获得了成功。然后,他就把主要精力用来争取结 束通货膨胀的局面。但他也无法制止奥地利货币的急剧贬值。然而,1922 年克朗最终被稳定在 14000 个纸币克朗兑换 l 个金币克朗的比价上,显然要 归功于米瑟斯的影响和努力。因此,奥地利免遭了德国同期所经历的天文数 字般的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崩溃的不幸命运。
  除了从事以上实际政治活动之外,米瑟斯还继续他的理论研究。1922 年,他的第二部主要著作《公有制经济: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问世。这部 著作的核心要点曾首次在他于 1920 年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中的经 济核算问题》的论文中论及。米瑟斯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进行经 济核算的论断。他指出,在这种社会制度下,所有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 源和土地在内均属公有,既不能买,又不能卖,因此,不存在着由于短缺而 形成的市场价格。没有市场价格,就无法进行成本核算,更无法进行成本和 收入的比较。社会主义并不像它的信仰者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更多或更 好的计划”。
  而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意味着混乱,由于这种制度不具有任何合理的、 可以用计量表示的计划和商业行为规则,它必然会导致对各种生产要素的持 续不断的错误判断,造成资本的扭曲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米瑟斯在 这些分析的基础上,在《公有制经济》一书中阐述了国家对市场的各种干预 方式,进而在他于 1927 年发表的《自由主义》一书以及 1929 年发表的论文 集《关于对干预主义的批判》中完整地提出了关于社会合作的理论体系。这 一理论体系的核心是开创性地阐明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任何可 行的“第三条道路”。
  在所有的干预主义制度下,尽管名义上仍然保留着私有财产和私人企 业,但是,国家拥有“纠正”企业经营活动的职权,可以随时不断地干预市 场,其结果不是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退回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老路。 这是因为,每一项对市场实施干预的措施都会制造并产生出更多的、人们本 想通过干预措施来解决的同类问题。例如,国家采取有利于穷人和失业者的
收入再分配措施,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更多的贫困潦倒的穷人和失业者,接踵
而至的问题是,国家不得不再次提高救济金,扩大救济范围,最终的结局不 是全面废除私有财产制,就是不得不减少乃至停止发放救济,两者必居其一。 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它预定的干预目标。



  早在米瑟斯提出他的货币理论时,就己经确立了他的历史地位,使他 成为了门格尔和波姆的杰出继承人。此时,他又以其《公有制经济》这一新 著闻名于全欧洲。正是由于此书的影响,整整一代年轻的经济学家,如弗里 德里希·A·海耶克、威廉·罗普克、伯尔梯尔·欧林、莱昂内尔·罗宾斯才 先后由原来的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改良主义者转变成为市场经济的捍卫者和理 论家。
  波姆-巴威克於 1914 年逝世,弗里德里希·冯·威赛尔在战后不久离 开了维也纳大学,格吕贝尔迁往法兰克福。他们的离去使维也纳大学原有的 三个讲授国民经济学的教授席位相继全部空缺。许多人都期待着米瑟斯能够 获得其中的一个教席,而且他本人也认为没有任何事物比在维也纳大学任教 更值得追求了。但是,他早已看出,他在奥地利或德国获得一个正教授职位 的愿望是注定无法实现的。主要有三个不利因素,其一,米瑟斯是犹太人, 由于战败的后果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混乱,奥地利同德国一样,仇视和排斥 犹太人的风浪日甚一日;其二,米瑟斯是一个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中,欧洲自由主义的最后残存的一点影响被摧残殆尽,人们纷纷转 而热衷社会主义(其中一些人信仰社会主义的左翼——马克思主义,另一些 人信仰社会主义的右翼——民主社会主义),或者成为法西斯主义的追随者; 其三,米瑟斯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他坚决拒绝向所有与他的理论和观点不 同的人作出妥协和让步,而充斥了共和思想的维也纳大学需要的却是善于见 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者。米瑟斯当年的两个学生弗里德里希·A·海耶克和弗利 茨·马赫鲁普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谈到,由于米瑟斯在学术上成果卓著,在 上述三个原因中,只有其中的两个因素导致了他的谋取未获成功。后来,维 也纳大学聘请了其他几位二流的、毫无影响的、但颇知迎合时尚的人接替了 这三个教授的教席。
  直到 1934 年离开奥地利为止,米瑟斯不得不靠从事一些与科学研究无 关的职业维持生计。作为工商行政事务管理局的项目专家,他每天都与当时 的一些经济政策问题打交道,特别是处理一些有关财政、金融、信贷和税务 政策方面的事务性工作,拟写报告和鉴定,作为奥地利派往一些国际组织、 委员会以及代表团的代表参与国内外众多的谈判,为政府和经济界提供咨询 等等。这段时间的科研成果都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
  令人惊异的是,米瑟斯除了完成了大量的、多得出乎人们预料的学术 著作的写作之外,还从事了内容极为广泛、富有成果的教学活动。作为维也 纳大学的兼职讲师和不拿薪金的副教授,他几乎二十年如一日地定期举办经 济理论研讨会。他的教学成果日积月累,一年比一年增多。米瑟斯教学活动 的成绩越大,教研室主任,待别是施潘和迈耶尔就越嫉恨,并且把这种嫉恨 变成了对米瑟斯的学生们的歧视。只要哪位学生正式报名选修米瑟斯的课, 那么他在考试中准难逃过穿小鞋的厄运。因此,米瑟斯的博士研究生和进修 生门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他们所面临的人为制造的麻烦和歧视。但是,这一 切都无法减少米瑟斯的魅力和影响,他举办的研讨班总是场场爆满,唯一的 区别是绝大多数学生报名参加时都巧妙地填写“非正式听课生”的栏目。
  米瑟斯教学活动的重点在校外,即在他的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办公室里 定期举办“私人研讨会”。从 1920 年到 1934 年离开维也纳前往日内瓦为止, 每两周举办一次,从不间断,二十多位定期与米瑟斯聚会的研讨会参加者大 都是他很器重的青年学者,他们都是来自几乎所有学科的代表,具有坚定的
  
政治信仰,并且掌握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只要看一看这些人的名单就能知道米瑟斯及其研讨会的意义。当时绝
大多数参加研讨班的大同米瑟斯一样,是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科研的学者,几
乎所有的人后来都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绝大多数人在远离奥地 利之后,成为闻名遐迩的科学家。弗里德里希·A·海耶克、戈特弗里德·冯·哈 勃勒尔、奥斯卡·摩根斯坦、保尔·罗森斯坦-罗丹以及理查德·冯·施特 利格尔成为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米瑟斯的研讨会在维也纳出名之后,当时 负责米瑟斯与莫利兹·施利克领导的“维也纳交流圈”之间联络任务的腓利 克斯·考夫曼后来成为一名著名哲学家和方法论专家。深受埃德蒙德·胡塞 尔的现象学影响的阿尔弗雷德·舒茨成为国际知名的社会学家。埃里希·伏 格林成为著名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卡尔·门格尔——门格尔的儿子,成
为一位杰出的数学家。这种现象几乎是无与伦比的。正如弗里茨·马赫鲁普 所说的那样:“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出现过产生了如此众多的国际知 名学者的科研小组。”这个含金量极高,而且经常因著名的外国学者造访而 获得丰富信息的学术圈子,在米瑟斯的领导下,聚到一起无拘无束地讨论国 民经济学、社会哲学、社会学以及人类行为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的 中心问题,前来造访的著名外国学者有约翰·V·范西克尔(洛克菲勒基金会), 霍华德·S·埃利斯(伯克利)以及莱昂内尔·罗宾斯(伦敦经济学派)等等。研 讨会从晚上 7 时持续到大约晚上 10 时,随后大多数参加者同米瑟斯一道去 “安科拉·维尔德”饭店夜餐,然后再前往“艺术家咖啡馆”,在那里以非 正式的形式继续讨论,通常持续到次日凌晨才结束。
  此外,米瑟斯还参加了维也纳“国民经济学会”,并通过在这个学会的 活动中发挥其影响。学会的核心成员是他举办的私人研讨会的参加者。米瑟 斯任副会长,他的杰出领导才能使学会的工作获得了巨大动力,几乎所有的 工作都是由他和他的朋友们完成的。
  这个同样是每两个星期举行一次活动的国民经济学会的会员范围明显 比私人研讨会出席人的范围大得多。学会会员或来自国外的客人们参加该学 会举办的会议,通常是先作学术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先后前来参加讨论会 和报告会的外国客人几乎包括了国际上所有的一流经济学家。



  尽管他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奥地利仍然继续滑向了可怕的深渊。对 此,米瑟斯不抱任何幻想,他清楚地知道,虽然他也许能够推迟毁灭的进程 或可以阻止零星的、更可怕的事件的发生,但他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他在回 忆录中写道:“我本想做一名改革者,但我却变成了一位崩溃的历史记录 员。”米瑟斯曾在战后成功地使奥地利避免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可能带来的灾 难,而且也为奥地利 1922 年成功地实现金融稳定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但他 却无力制止国家持续不断地滥发货币和漫无止境地扩大信贷范围,更无法阻 止政府日益顽固地转向干预主义政策的进程。
  大量的理论研究使米瑟斯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的每一项干预行动都是 破坏性的,原想通过干预政策来克服的问题不但不能得以解决,反而还会带 来更多同样的问题。实行干预主义政策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一步一步地走向社 会主义。有鉴于此,他判断,奥地利政府推行的政策是造成资本不断扭曲的
  
原因,在这一研究基础上,他进而提出了经济周期理论,并且指出,信贷规 模一旦扩大到超出实际储蓄量的程度时——或者把利息率降低到储蓄显示的 市场利息率的水平之下时,光是会形成投资繁荣的现象,但接踵而至的就是 纠正性收缩,最终不得不以经济衰退告终。作为著名的货币专家和金融(银 行)专家,米瑟斯多次收到各大银行邀请他参加银行董事会任董事会成员的 聘书,但他在 1921 年以前对这些邀请均予以谢绝,因为这些银行没有保证 他们将采纳他的建议。嗣后,信贷规模扩大到他认为所有的银行都不再具有 偿还能力的程度。弗里茨·马赫鲁普写道,早在 1924 年,米瑟斯就预言, 地产信贷银行和当时欧洲最大的银行之一的信贷银行必将土崩瓦解。他的预 言是准确的,这两家银行终于在 1929 年和 1931 年初先后破产。1927 年初, 米瑟斯创小了“奥地利经济周期研究所”,并聘请弗里德里希·A·海耶克任 该所所长。
  1931 年,海耶克去英国之后,由奥斯卡·摩根斯坦继任所长职务。由 米瑟期倡导,海耶克、摩根斯坦以及哈勃勒尔等人付诸实施的研究结果清楚 地论证了国际性的信贷规模过大和资本扭曲的范围和程度。而此时此刻,几 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被眼前经济繁荣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例如,当时美国最 著名的经济学家欧文·费希尔就宣布:一场持续不断的、不可阻挡的经济高
潮即将到来。与此相反,米瑟斯和海耶克却预言,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已
迫在眉睫。事实果然如此,1929 年果真爆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基于对经济发展趋势及严峻形势的预测,1927 年,米瑟斯也同样坚信
奥地利正在走向深渊。自 1922 年以来,在奥地利执政的是基督教社会主义
者和大德意志党人组成的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是在野党。但政治权力的重 心掌握在各州的州政府手中。社会民主党人是奥地利最重要的州和首都维也 纳市政府的绝对统治者,下奥地利州和施泰尔马克州是两个第二重要的州, 均由基督教社会党和大德意志党联合执政。社会民主党掌握了工会、联邦铁
路、邮政和电讯管理权。该党拥有自已的党军和卫队,这支军队拥有机关枪 和轻型炮兵武器,其人数超过了政府正规军的三倍以上,还拥有一个规模庞 大的恐怖机构,他们肆无忌惮地行使看“街头权利”。米瑟斯预言,作为对 社会民主党人恐怖行为的反应,纳粹党必将崛起,并将最终夺取政权。因此, 他反复警告他的学生们,政治流亡的命运很快就会降临到他们每一个人头 上。
  果然不出所料,1934 年初,社会民主党在同家乡保卫团之间的一场公 开内战中被打垮,该党的领袖被驱逐出境。同年 7 月,恩格尔贝特·多尔弗 斯——这位自 1932 年以来担任奥地利总理的基督教社会党的政治领袖—— 在纳粹党人发动的一场未遂政变中被人谋杀。自从纳粹党在德国攫取了政权 以后,多尔弗斯利用粉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时机,将他的权力迅速扩大到 非常的程度,并藉此建立了一个专制的等级宪法制度。在墨索里尼支持下, 他曾试图阻止德国吞并奥地利的企图。然而,当奥地利—意大利同盟于 1938
年 3 月破裂之后,希特勒就迅速吞并了奥地利。德国人进军维也纳的当天晚 上,纳粹党人就冲进了米瑟斯在维也纳的住宅,没收了他的图书馆以及所有 的文件和手稿。米瑟斯本人因离开了奥地利而幸免于难。许多及时得到米瑟 斯提醒的学生也同样在此之前就迁往异国他乡。实际上,在奥地利被吞并之 后,几乎所有的米瑟斯圈内的成员都被迫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1934 年初,正当家乡保卫团与社会民主党的准军事组织之间的街垒战
发展到决定胜负的紧要关头,米瑟斯收到了日内瓦大学高级国际经济关系学 院邀请他担任该院 1934 一 1935 学年的国际经济关系专业客座教授的邀请 信。于是,他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直到 1338 年奥地利被吞并为止,他一直与维也纳工商行政管理局保持 看联系,并且经常回维也纳处理一些公务。然而,从他的学生和朋友们唱着
悲伤的歌伴送他迁往日内瓦的那一天起,就意味着他永远告别了奥地利。后
来,他在日内瓦的教学合同被延长,因此,到 1940 年流亡美国之前,他一 直住在那里。由于完全摆脱了日常琐事的纠缠,在日内瓦的那儿年是米瑟斯 最幸福、成果最丰富的几年。在威利安姆·拉伯尔德和保尔这两位学院的领 导人以及威廉·罗普克,路易斯·鲍丁、古克里尔莫·费莱罗,还有他在孩
提时代就建立了亲密友情的汉斯·克尔森等志趣相投的学术圈子里,米瑟斯
可以无拘无束地从事他的科研工作。
  1933 年,也就是在移居瑞士之前,米瑟斯发表了题为《国民经济学的 基本问题》的论文集。这是一大在理论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系列论文 集。在这些论文中,他首次系统地研究并提出了如何根据逻辑学和认识论的 基本原理来表述经济学问题,经济法规问题以及经济学理论与历史学之间的
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他后来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著作,恃别是 1957 年发表的
《理论与历史》这一哲学杰作以及 1962 年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经济学的 根本基础》,其基本观点都来源于这部论文集。
  历史主义和传统至上主义断然否定经济法则的存在,并且认为,人类 社会只有历史,舍此之外,别无它物。此外,实证主义的出现以及由卡尔·波
普尔提出的所谓“批判理性主义”的观点也形成了新的挑战。没有任何人像 米瑟斯那样了解这种挑战的意义了。
“维也纳学派”,或者更精确地说“施利克的圈子”是实证主义者的中心。
米瑟斯的弟弟理查德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一名重要成员。腓利克斯·考夫曼则 既是“米瑟斯圈子”的成员,又是“施利克圈子”的成员,他经常把施利克
圈子里的人带到米瑟斯举办的私人研讨会上做客。施利克的学术圈比米瑟斯 的学术圈要小一些,起初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
但是,自从这个学术圈的绝大部分成员流亡到盎格鲁撒克逊的英美等
国之后,实证主义哲学才开始引人瞩目,其影响历经数十年而不衰,至今它 已成为西方世界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与历史主义不同的是,实证主义 并不否认经济法则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它认为,经济法则只有两种表述方 式,其一,任意(随机)作出术语规定,采用各种同义反复的方式对经济现象
进行推导分析,这种表述形式没有规定某些前提和假设,因此,它不包含任 何经验分析的成份。其二,以经验和现实为根据的表述形式,这种形式只有 在规定前提和假设的情况下才具有实用价值,因此,采用这种形式来表述经 济法则时必须不断地用经验来加以检验和证明。(按照实证主义的观点,经 济学要么变成一种毫无意义、毫无实用价值的数学游戏,要么变成一种“经 验性的经济分析手段”或者变成“社会学的不完整的技术手段”,实证主义 的这一观点与历史主义极为相似,它们均认为,经济理论和经济历史这两者 之间没有系统的区别;经济历史是测验所有经济理论的须臾不可缺少的基础 和试验场)。

  同其他绝大部分古典经济学家一样,米瑟斯认为,用历史主义,尤其 是实证主义及其错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从事经济科学的研究是不恰当的, 因此,他驳斥了实证主义,并且指出实证主义理论是错误的。
  人们也许认为,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范畴内的立足点是可 靠的。但是,如果把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引进经济学范畴,必然会产生全面 的错误认识(几乎所有的实证主义的领袖人物,包括波普尔在内,都是训练 有素的数学家或自然科学家,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实证主义者所观察的仅 仅是一些典型的、最基本的经济现象:其一,无论何时每个人都希望占有更 多的财富,即,在财富的多寡之间作出选择时,每个人都愿取其“多”者; 其二,每一次在自愿的前提下进行的货物交换都是对交换的双方有利的(否 则这种交换就不可能发生),而且双方都认为,被交换的商品或劳务是“不 平等的”(与付给对方的商品相比,双方更喜欢通过交换而获得的商品)。同 时,交换的双方都声称在交换过程中给予了对方优惠(即双方均对自已的商 品的价值实行高估,与此同时,对另一方的商品价值实行低估);其二,货 币发行量的增加会导致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从而形成收入再分配的过程)。其 四,人为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若高于市场形成的最低工资标准会导致失业率 的增加。对于波普尔之类的实证主义者而言,以上经济现象的表述要么是没 有内容的同义反复,要么就是内容丰富的、可以用经验加以证明的假定或假 设。但是,实际上这两种表述都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这些现象所反映的 只是明显的事实(它们并不是任意的术语规定,因此,不能用实证主义的方 法进行“分析”),是不用假设就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状况(规定最低工资标准 是否会导致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或者反之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以及加剧相对 贫困化等问题,人们既不能“尝试”,也不能“测试”。因为人们清楚地知道, 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绝不可能导致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而只会造成更高的失 业率和更严重的贫困现象)。上述现象的表述准确地说明了实证主义者和波 普尔的门徒们认为不可能或不能科学地阐明的问题,即非假设性的现实认 知。按照康德的术语来表述,即先验的真实的综合判断。
  然而,米瑟斯并没有对此满足,他继续向前迈进了决定性的一步,将 经济学拓展成为一种十分清楚的演绎科学。一切真正的经济学原理的出发点 都基于一个公理,即人们在其行为过程中都追求某种特定的目标,他们在若 干个较高或较低的目标中作出自己的选择(即作出择优选择),以便使他们主 观想象的利益(即幸福)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得到满足。毫无疑问,这一公理真
实的,不论是否认它的人或反对它的大都不得不按照这个公理办事。同公理
具有非假设性、先验性和真实性一样,在借助附加的、以经验为根据的、而 且可以证实的假设的前提下,所有直接或间接地从公理中演绎和推导出来的 表述也具有非假设性、先验性和真实性。以经济法则中的基本理论之一边际 效用理论为例,它从上述不容置疑的经济现象的表述中逻辑地推论,每个人
的行为方式都相同,即他在任何时候都会对能更满足其愿望的事情作出择优
选择。边际效用理论还假定,在具有相同使用价值的前提下,人们为了增加 另一种货物单位,必须使自己储存的货物变成可以实行交换的单位,通过交 换而获得的新的货物单位可以满足再增加这种原有的货物储存而不能满足的 需求(即边际效用递减定理)。如果认为这一定理需要用假设或经验来证明的
话,那么,这种看法不仅是荒谬的,而且也是一种智力紊乱的表现。这一定
理的真实性是不可否认的,经济历史和社会历史不可能来“测试”这一定理,

而仅能在很有限的程度上以历史上的具体事例来说明这一定理的有效性。 在日内瓦任教期间,米瑟斯每星期只有两节课的教学任务,加上良好
的外部环境,使他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工作。1940 年他发表了《国民
经济学:行为与经济》这部他的主要著作。米瑟斯运用了他在认识论方面的 研究成果,以人的行为为出发点,逐步归纳和发展了他过去在货币理论、经 济周期理论以及社会制度理论等方面的科研成果,从而创立了完整的理论经 济学体系。




  到此时为止,米瑟斯在国民经济学领域的一系列科研成果已达到无人 攀越的顶峰。
然而,这些丰硕的成果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他的著作发表
后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只到大约十年以后,随着他的著作《人 类行为》的发表以及 1949 年一部用英文重新扩展编篡的《关于经济学的论 文》的发表,米瑟斯的国民经济学理论才开始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
  自 1939 年以来,欧洲处于战争状况之中。1940 年,当他的《国民经济 学》一书发表的时候,希特勒的军队正在向法国挺进,6 月 14 日,德军占
领巴黎,两天之后法国政府投降。此时的米瑟斯感到他已处在敌国的包围之 中,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再加上直通日内瓦门户的法国陷落。在这种情 况下,由于夫人马尔吉特(她是一位丧失寡居的歌剧演员,米瑟斯长期向她 求婚,1938 年两人才结为伉俪)的催促,米瑟斯决定离开日内瓦,离开欧洲。
在当时纽约蔡斯·曼哈顿银行的高级经济师、米瑟斯的好友本杰明·安
德森教授的斡旋和帮助下,米瑟斯夫妇获得了美国的长期移民签证。1940
年 7 月初,他们夫妇二人乘汽车从日内瓦出发,后来,为了躲避正在向前推 进的德军,他们同其他一些逃亡者一道,不得不选择危险的秘密小道昼伏夜 行,从法国南部辗转前往西班牙,然后从西班牙转道里斯本,最后从里斯本 前往纽约。
  当他们于 1940 年 8 月初抵达美国时,米瑟斯已年近六旬。此时,他已 是国际上知名的科学家。他的重要著作《货币理论及货币流通理论》和《公 有制经济》已于三十年代中期被译成英文发表(英译本的书名分别是《货币 和信贷理论》和《社会主义》)。此时,任何一位来自欧洲的二流的马克思 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的门徒”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在美国找到一个体面 的科研位置,而当米瑟斯——这位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家—— 来到资本主义的美国时,美国的各所大学和知识界却对他表示出一种毫不修 饰的、无耻的无情和冷漠。
  同许多西欧国家一样,美国从十九纪世以来越来越明显地走上了福利 国家和干预主义政策的道路。自 1913 年来,美国实行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联邦国家收入所得税,建立了联邦储备金(FED)制度,成立了中央银行以及 确定了国家对货币的垄断地位。在二十年代,美国经历了一场由联邦银行导 演的货币和信贷的规模空前膨胀过程,最后以“大萧条”而告终。1929 年, 美国的失业率为百分之三,次年就高达百分之十以上。为了克服这次危机, 在赫伯特·胡佛总统任期内,更多的却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内,美 国以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德国为榜样,按照正宗的凯恩斯
  
主义理论实行了一系列“新政”,即,取消金本位制(禁止私人拥有黄金), 再次扩大货币发行量,扩大信贷规模,由政府控制物价和信贷发行规模,实 行关税保护政策,采取充分就业措施,实行平等的收入再分配调整和社会保 障政策,提高税收,发行国债等等。尽管这一系列政策导致了明显的失败—
—到 1933 年,美国的失业率已高达百分之二十五,直到美国正式参加第二 次世界大战时,失业率也从未降低到百分之十五以下——但赋予这些政策以 科学合法性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及凯恩斯主义在科学上的影响和势力达 到了无人企及的程度。对于那些顺应所谓的时代精神,向当时占统治地位的 凯恩斯主义妥协让步并鞠躬致敬的人,例如米瑟斯当年的学生戈特弗里 德·冯·哈勃勒尔,弗里茨·马赫鲁普以及奥斯卡·摩根斯坦,所有科学殿 堂的大门都敞开着的,哈勃勒尔当上了哈佛大学教授;马赫鲁普先是进入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后来转入普林斯顿大学;摩根斯坦也进入了普林斯顿 大学。相反·像米瑟斯这样一位丝毫不向所谓的“新经济学”作出妥协和让 步,并且把凯恩斯主义视为已有上百年历史的通货膨胀的错误理论的新翻版 的著名学者,在美国的“一流”大学的眼中,是不可接受的。
  此时,米瑟斯跌入了他个人生活的最低点。但是,他的意志力和知识 分子的勇气依然顽强旺盛,他并没有被逆境摧垮。当时他住在贫民窟似的最 简陋的房子里,依靠自己的积蓄维持生活,并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开始撰写 自己的回忆录,这本胸怀坦荡、真实感人的回忆录直到他逝世五年之后才得 以发表。直到 1941 年初,米瑟斯的境况才开始略有改善。通过他过去的学 生约翰·范西克尔的介绍,米瑟斯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得到了一笔微薄的年度 奖学金。后来,这个奖学金一直延长发放到 1944 年底。由于奖学金的资助, 米瑟斯完成了两部著作的写作,即《万能的政府——极权国家的兴起和总体 战》和《论官僚主义》。在《万能的政府》这一著作中,他分析和研究了国 家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在德国的崛起过程,揭示了纳粹党的民族社会主 义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资本主义主张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他着重强调了 民族社会主义现象是德国传统的国家主义的继续。米瑟斯的这一著作是对后 来信誉丧尽,但在当时却风靡一时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弗兰茨·诺依曼(此 时他正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提出的关于民族社会主义是德国大工业家们 为了从社会主义的人民大众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绝望的偿试的论点 所发起的首次抨击。他在此间撰写的《论官僚主义》一书中,系统地分析了 私有制经济的官僚主义——即以赢利为目的的,同时又受到亏损威胁的企业 官僚主义的经营管理——与国家官僚主义——即依靠税收提供财政来源而进 行的生产或劳务的管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在同一时期内,由于纽约(时代)杂志负责经济政策的专栏“社论主笔”、 美国著名的经济新闻记者亨利·黑兹利特的推荐,米瑟斯在《时代》杂志上 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世界经济问题的论文。这些论文引起了美国制造商协会的 重视。应该协会的邀请,米瑟斯成为协会行动准则委员会的成员。他从 1943 年至 1954 年在该协会持续十一年的活动中结识了许多信奉市场经济的著名 企业家。1945 年,米瑟斯应邀到纽约大学(NYU)担任临时客座教授,从此, 他又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从 1949 年起,到以 87 岁高龄、作为全美国年资 最高、学术活动最为活跃的教授退休为止,他终于从一位临时客座教授变成 了拥有终生的、全位置的客座教授。令人感到极为惊讶的是,在这么漫长的 岁月里,米瑟斯的薪水并不是由他执教的大学,而是由一家私人基金会——
  
即威利安·福尔克基金会支付。 尽管如此,或许恰恰因此,纽约大学始终把米瑟斯视为一位二流教授。




  1949 年,米瑟斯发表了厚达上千页的长篇巨著《人类行为》。在这部科 学巨著问世之际,亨利·黑兹利特在为《新闻周刊》撰写的一篇评论中写道, “简而言之,《人类行为》是一部有史以来最不妥协、最旗帜鲜明的捍卫资 本主义的著作。如果有一本书能够阻止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专制主义 在过去的年代里造成的意识形态泛滥成灾的状况的话,那么,《人类行为》 就是一本这样的书。”该著的前身是米瑟斯著写的《国民经济学》,由于时间 的推移,《国民经济学》这部著作已经从德文的书市上完全消失,原书亦绝 版,那位出版此书的瑞士出版商在印行了这部著作之后不久,就因战乱而破
产。
  《人类行为》是一部难度极大的纯理论著作,它的问世无疑是出版业 的一个巨大成就。
  尽管这部著作遭到了在美国各名牌大学中占统治地位的那些信奉社会 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知识分子的激烈攻击和无情批判,如约翰·肯尼思·加尔
布雷思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无法阻止《人类行为》 不断地——至今仍然如此——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其发行量历经四十年而 不衰,出版商除了印行了精装本外,还增印了简装本。
  更重要的是·米瑟斯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的科学精英层同欧洲的知识 界一样,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具有浓厚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他们从政府的税
收中获得资助和津贴,因此,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国家主义者。要想改变这 种表面上看来无法阻挡的国家主义倾向,唯一的办法是直接地、不经任何中 介或过滤地向广大读者全面地阐明这一事实。
  《人类行为》以其清晰明快的语言、系统的构思、以及米瑟斯特有的、 对人类行为学中的公理演绎法的运用,逐步深入的逻辑论证,圆满地实现了
这一目标。《人类行为》的读者范围以及因这部著作的影响而变成米瑟斯主 义者的人们,从当年到如今,包括了所有社会阶层和处在各种不同生活环境 中的人,学者、大学生、企业家、牧师、记者、律师、医生、工程师和家庭 妇女。后来,这部著作被译成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中文和日文。米
瑟斯和他的《人类行为》这一著作的影响范围从一国扩展到全世界,从而形
成了一场以“奥地利学派”和“奥地利经济学派”为代表的国际性的知识分 子运动。
  《人类行为》一著的出版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导致了《社会主义》和《货 币和信贷理论》这两部著作在五十年代的再版和发行量的扩大。1957 年,
米瑟斯又发表了另一部著作《理论与历史学——关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解
释》。这是继《人粪行为》之后他最钟爱的一部著作。在该著作中,米瑟斯 再次深入全面地阐述了经济学、经济法则与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及其对 世界的解释这两类学科之间的关系。他把经济学和经济法则视为一门演绎科 学,一种先验的、真实的陈述以及一种不容置疑的预言。把历史学、社会学
和心理学及其对世界的解释称之为是一些建立在对行为意义(Handlungssinn)
的“理解”(这个理解是 W·迪尔泰斯和 M·韦伯定义的理解)基础上的,始终“只

有”非先验性的真实陈述,并且不断提出“单纯的”推测性预言的学科。米 瑟斯在此韦中阐述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主义受到了系统性的、甚至是 毁灭性的批判。六十年代初,米瑟斯的《自由主义》和《国民经济学的基本 问题》这两部著作的英译本在美国发表。1962 年,年愈八旬的米瑟斯又发 表了他的新著《经济学的根本基础》,从而在哲学领域内完成了他对实证主 义以及波普尔理论的最后来一次清算。
  米瑟斯在撰写以上著作的同时,还非常活跃地从事教学工作,应邀作 专题讲座、报告等等。1948 年底,他再次发扬了他在维也纳举办私人研讨 会的传统,开始在纽约大学每周举办一次“经济理论研讨会”。从此,他二 十多年坚持不懈地举办这个研讨会,直到 1969 年才因年迈体弱而停止这项 学术交流活动。“经济理论研讨会”的参加者跃有正式大学生,也有非正式 的听众。居住在纽约附近的一些米瑟斯的崇拜者,如青少年和退休老人,企 业家和家庭主妇,新闻记者和法律学家,成果卓著的学者或即将成名的学者 都纷纷与会,济济一堂。与维也纳时期相同的是,后来从纽约研讨会的圈子 也涌现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学家。其中有如今在纽约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的 伊斯雷尔·柯茨勒尔;如今在内华达大学当经济学教授的大名鼎鼎的默 里·N·罗思巴特;有“奥地利学派”的领袖人物、米瑟斯的继承人拉斯·维 加斯。当年以中学生的身份闯进米瑟斯的研讨会、后来在芝加哥大学的弗里 德里希·A·海耶克教授指导下取得博士学位、如今已是历史学家的拉尔夫·雷 科教授是如此描述米瑟斯的魅力的:“米瑟斯具有博大精深的学术造 诣??;他阐述的问题像笛卡尔的学说一样清晰明了(他以深入浅出的语言, 简单明了的例子来说明复杂的学术问题,只有真正的大师才能如此驾轻就 熟);他的每一个手势,每一个目光都充满了对理智的崇敬;他以礼貌、友 好和理解的态度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即使对初学者也依然如此;他的演讲 充满了知识和容智,幽默风趣,人们说,米瑟斯是一名在大都市中成长起来 的学者,既像柏林人,又像巴黎人或纽约人,但更具有维也纳入的那种温文 尔雅的特点。这一切都使我有理由说,我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就结识了伟大的 米瑟斯,他为我的一生树立了一个精神典范,告诉找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完美 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典范在其他一些学者中间是永远无法找到的。与芝加哥、 普林斯顿或哈佛等大学的那些才智一般的教授们相比,米瑟斯的水平无人能 够超越(当然,用米瑟斯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教授似乎并不公平,因为他们与 米瑟斯是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人)。”1947 年,弗里德里希·A·海耶克和 W·罗 普克发起成立了由一批主张实行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国际 性的学术组织——蒙·佩尔兰协会。米瑟斯也是该会的创始人之一。直至六 十年代,他定期参加协会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年会。他满意地看到参加这一协 会的学生和朋友中的一部分人走上了战后欧洲各国的最高领导岗位,其中, 路德维希·艾哈德担任德国经济部长;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和 W·罗 普充任艾哈德的顾问,路易基·艾纳乌迪成为意大利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雅克·吕埃夫担任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经济顾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芝 加哥学派”在蒙·佩尔兰协会里的影响越来越大,协会不断地向国家主义路 线靠拢,并且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知识分子乐于妥协的弱点,这一切,使米 瑟斯的失望感与日俱增。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是对国家实行货币垄断 以及发行不能兑现的纸币等政策的狂热捍卫者,他主张由国家规定最低工资 标准,实行低收入补助,无保留地赞成福利国家的基本原则;他还竭力主张
  
实行累进收入所得税税制,并以此作为调整收入的平均再分配的工具。米瑟 斯对弗里德曼以及芝加哥学派进行了极为猛烈的批判,他甚至当着众人之面 毫无惧色地将他们斥之为一群社会主义的信徒。
  1946 年,一些私人捐助者为了传播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集资并赞助 成立了经济学教育基金会,米瑟斯也是这个基金会的成员之一。基金会会址 设在哈德逊河畔的一个名叫欧艾顿的乡村中,离米瑟斯在曼哈顿的住宅只有 近一小时的汽车里程。他定期到基金会为大学生、学者、以及来自各行各业 的经济学爱好者授课、作报告、举办研讨会,他坚持不懈地举行上述活动, 历时长达二十年之久。此外,由于他与美国制造商协会的密切联系及与威利 安·福尔克基金会之间的关系,请他到美国各地的基金会、协会、各种团体 以及各大学作报告的邀请信如雪片般飞来。随着这些频繁的邀请和米瑟斯的 杰出演讲,他的声望与日俱增,其演讲和报告的旅程从全美国的范围扩展到 欧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各地。
  由于多年来患有重听耳疾,1969 年,米瑟斯终于告别了他的大学讲坛。 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的体力明显不支。1973 年 l0 月 l0 日,结束了 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度假旅行刚刚返回美国不久的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在 纽约与世长辞,享年 92 岁。



  同他在奥地利的经历一样,在他的第二故乡——美国,米瑟斯最终也 没有从根本上成功地改变政治发展的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社会 向福利国家方向的转变进程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这一进程在民主党执政期 间发展较快,在共和党执政期间发展较慢。但无论是哪一个政党执政,其发 展方向总是相同的。与当年在奥地利(包括德国在内)的情况不同的是,米瑟 斯成功地使“奥地利经济学派”在美国的大地上扎下根来。该学派的成员不 单由科学家组成,而且还包括许多并非从事科研工作的普通群众。在各种流 行的学术模式的兴盛与衰败的不断更替之中,奥地利经济学派不但生存下 来,而且始终昂首挺立,成为思想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在他逝世的时候,无 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一致公认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这位奥地利 人——是彻底的反对国家主义,主张意志自由和保守主义运动及文化运动的 杰出的知识领袖。这场反对国家主义、主张意志自由和保守主义的思想运动 及文化运动最初发韧于反对罗斯福的“新政”,主张维护美国的自由传统, 即“古典的保守主义”(OldRight)。它使许多美国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 米瑟斯是他们公认的领袖。
  米瑟斯逝世之后,这场曾经由他领导的运动经历了多次波折。同其他 大部分西欧国家一样,从七十年代开始,在美国的经济生活中首次出现了滞 胀现象——即经济萧条与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现象(而以往通常是通货膨胀 之后紧随而至的是紧缩信贷,因此导致萧条)。按照凯恩斯的理论,这种现 象是“不可能”出现的。凯恩斯认为,通货膨胀恰恰是摆脱萧条的手段!因 此,到那时为止,几乎在所有美国一流大学中具有至高无上统治地位的凯恩 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从根本上动摇了,而且至今仍未从这一危机中恢复过来。
  1974 年,在米瑟斯逝世一周年后,海耶克因在发展米瑟斯——海耶克 经济周期理论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金,他是第一位获 此殊荣的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米瑟斯的逝世以及海耶克获诺贝尔奖这两
  
个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更大兴趣。学术界重新开始尊重 并研究在凯恩斯主义鼎盛时期他们曾经置之不理或曾经遗忘的“奥地利经济 学派”。许多基金会明确表示它们愿意承担有关资助项目。有关“奥地利学 派”的大型研讨会不断举行,这方面的著作成堆成捆地发表。米瑟斯当年的 一些学生,后来改换门庭投靠凯恩斯学派的知名人士,如弗利茨·马赫鲁普 和戈特弗里德·冯·哈勃勒尔再次易帜,宣布他们是“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或 传人”。
  七十年代末,尤其是里根总统的任期开始以来,人们对奥地利学派的 兴趣再次下降。
  其间,“芝加哥学派”取代了凯恩斯学派的地位,成为在学术界占主导 地位的学派。为了在里根政府内谋得一官半职,一些原来的奥地利学派的学 者以及从该学派得到好处的人开始同米瑟斯的思想体系、同奥地利学派的人
类行为学的科学方法论分道扬镳:海耶克——这位“适度的、有节制的福利
国家论”的拥护者——认为,波普尔的学说以及反理性主义是可以接受的, 米瑟斯“太极端”,“太武断”,“太理性主义了”,必须将他作为“反动分子” 从运动中开除出去。
  自从八十年代以来,为了回击这种卖身求荣的行为,米瑟斯多年的学 生默里·N·罗思巴特领导了一场思想抵抗运动。早在米瑟斯仍健在的 1962
年,罗思巴特就发表了《人、经济和国家》一书,这部著作奠定了他作为米 瑟斯精神遗产的继承人的地位。米瑟斯为这部内容丰富、全面的著作撰写了 书评,并且给予最高的评价。此后,罗思巴特又发表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 著作和数不胜数的学术论文,因此,在学术能力和学术实力方面奠定了他本
人同他极为尊敬的米瑟斯之间不相仲伯的地位。在罗思巴特的帮助下,米瑟
斯的崇拜者、新闻记者卢埃林·H·罗克韦尔于 1982 年在亚拉巴马的奥本大 学建立了一所路德维希·冯·米瑟斯研究所,该所的全部建所费用和活动经 费均由私人捐助。研究所通过它的一系列活动,如举办大型学术研讨会、教 学研讨会、资助奖学金生、出版书籍、发行学术杂志和通俗刊物等等,为人 们创造了学习和倾听自由社会思想的场所和机会。
  研究所再次出版了米瑟斯在几十年前发表的著作《自由主义》。在这部 任何时候都具有现实意义的不朽著作中,米瑟斯明确无误、言简意赅地指出, 私有制以及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互利互惠的商品交换是人类的道德伦 理和经济繁荣以及人类幸福的基础;政府的唯一职能保护私有财产、私人产 权以及实行与此密不可分的市场经济,政府既不能干预和“纠正”市场上自 然形成的人们的收入分配关系和财产分配关系,也不能干预和“纠正”国民 教育以及教育事业,政府不应当拥有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随时并任意地去 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必须贯彻实行自由贸易的主张,在国际范围内实行金 本位制。
  上述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如今,由米瑟斯发起的自由主义思想运动 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深入普及、更富有影响力。米瑟斯的全部著作目前都在 重新印刷和出版过程中,他的新著《论文集》也将问世。许多米瑟斯主义者 目前正在美国的众多大学执教,很多经济学家都把奥地利学派作为自已的研 究范围和研究方向。大学生们对以米瑟斯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学习兴
趣也在持续、快速地增长。奥地利学派——米瑟斯主义的影响与日俱增。如
今,它在美国的公众舆论以及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已形成了一种明显的、不可

忽视的知识力量。米瑟斯早就准确预言的社会主义的不可行性,由于社会主 义在东欧的迅速、急剧的虚脱而得到证实,这一点,更增加了奥地利学派—
—米瑟斯主义在国际上的影响。
  在二十世纪末行将到来的今天,尽管米瑟斯预测的美国和西欧福利国 家的危机征兆越来越明显尖锐,但是,他的思想还远远没有获得全面的胜利。 正如他为 1962 年在美国出版的《自由主义》一书撰写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 样:“当我在二十五年前试图将以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原则闻名于世的社会哲
学作一个归纳和总绪的时候,我并没有奢望我的这些论著将能阻止由于欧洲
各国公开奉行的政策所导致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和灾难。我仅仅是想借此为那 些正在思索的少数人提供一个学习古典自由主义的目标及其作用的机会,以 便使人们在经历了这场即将到来的灾难和崩溃之后,为重新树立自由的精神 铺通一条道路。”


序言




1·自由主义

  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们制定了 一个政治纲领,这个政治纲领首先在英国和美国,然后在欧洲大陆,最后在 人们居住的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或多或少地成为实际政策的准绳。但是,它在 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被全部贯彻实行过。甚至在人们视为自由主义的故 乡和自由主义的模范国家英国,也没有成功地贯彻自由主义的全部主张。从 整体上看,世界上有些地区的人们只采纳了自由纲领的某些部分;在其他一 些国家或地区,人们不是一开始就拒绝它,或者至少在短时间内就否定它。 本来,人们可以以夸张的口吻说,世界上曾经拥有一个自由主义的时
代,但事实上,自由主义从来没有能够发挥它的全部作用。 然而,自由主义思想短暂而有限的统治足以改变地球的面貌。一个大
规模的经济发展已经开始。人类生产力被解放,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量成倍增
长。在世界大战的前夜——这场世界大战本身是多年来激烈反对自由主义精 神的产物,它在一段时期内导致了更加剧烈的反对自由主义原则的斗争、世 界上的居民人口空前密集,每个居民都可以比过去几个世纪生活得更好。自 由主义创造的富裕,大大地降低了过去的世纪里肆虐无情的儿童死亡率,而
且通过改善生活条件,延长了人的平均寿命。这种富裕不仅仅流向一个有选 择的狭窄的社会阶层,在世界大战的前夜,欧洲工业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和 英国海外领地工人的生活比不久以前的贵族的生活还要美好。他可以根据自 己的喜好选择饮食,可以给他的孩子以更好的教育,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可 以参与民族的精神生活,而且他也可以毫无困难地晋升到更高的社会阶层, 如果他具有足够的天赋和能力的话。在自由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自由主义得 到长足发展的国家里,人们不是凭藉财富和高贵的家庭出身出人头地,而是 靠自身的力量、靠自己的天赋和才干以及有利的环境等因素脱颖而出,这些 人在社会金字塔的顶居中占大多数。旧时代奴仆之间的樊篱被废除了。人人 都是平等的公民。任何人都不会因为他们民族属性,因为他们思想和信仰受

到歧视或者甚至受到迫害。人们在内心深处停止了政治和宗教的迫害,从外 表上看,战争也变得越来越少。乐观主义者甚至认为,永久和平的时代已经 开始了。
  然而,事与愿违。在十九世纪里,自由主义的敌人变得越来越强大, 他们使得自由主义的成就中的一大部分重新化为乌有。今天的世界不再想了 解自由主义。在英格兰以外的地方,“自由主义”的名称简直受到蔑视;虽 然在英格兰仍然还有“自由主义者”,但是,其中的大部分只是名义上如此, 实际上他们只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如今,政府的权力到处都掌握在反自由 主义的政党手中。反自由主义的纲领策动了世界大战,导致各民族国家采取 禁止进出口、建关设卡、禁止移居自由以及相类似的措施互相封锁。它把国 家变成社会主义的试验场,其结果是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并由此产生了贫困。 如果谁不愿意蒙上自已的双眼,他必然会看出世界经济近在咫尺的灾难征 兆。反自由主义的行为正在导致文明的普遍崩溃。
  如果人们想了解究竟什么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追求的是什么?就不 能简单地回顾历史以找寻它的来历并据此研究自由主义政治家曾经追求并实 践了什么。因为,自由主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成功地贯彻实行过它所要实现 的纲领。
如今,那些自称为自由主义的政党,它们的纲领和行为也不能给予我
们关于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启示。正如我们已经提及的那样,即使在英格兰, 人们所理解的自由主义更多的只是与托利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类似的概念,而 不是自由主义的原有纲领。如果还存在着一些自认为与自由主义一致的自由 主义者,即使他们赞同将铁路、矿山和其他企业国有化,甚至赞同关税保护,
但事实上,人们也会毫不费力地看出,这些自由主义者只是徒有虚名而已。
  同样,从自由主义的伟大奠基者的文献里学习和研究自由主义,在今 天也是远近不够的。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已经完成的学说,它也不是僵化的 教条。相反,它首先是人们社会生活的科学的应用。正如自从大卫·赫穆斯、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杰米·本托斯和威廉·洪堡以来的国民经济学、
社会学和哲学并没有停滞不前一样,自由主义的学说,尽管它的基本思想并
没有任何改变,今天它与创始人所处的时代也不相同了。 多年来还没有人对自由主义学说的意义和本质进行总结性的表述。本
文对自由主义的论证和辩护,只是其中的一种探讨。

2·物质福利

  自由主义是一种真正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说,其着眼点和最终目的是促 进人们外在的物质福利,而不是直接满足人们内在的、精神上的以及形而上 学的需求。它并不向人们许诺幸福和满足,而是尽一切可能将外部世界所能 提供的物质用来满足人们的诸多需求。
  自由主义的这种面向尘世、不求永恒、纯粹追求外在的和唯物主义的 观点很容易使它成为多方面指责的对象。人们认为,人的生活并不完全是为 了吃喝,还有比吃、喝、住、穿更高级、更重要的需求。如果人的内心世界、 人的灵魂空虚而得不到满足,那么即使他拥有人类所有财富也不会成为幸福 的拥有者。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不懂得、也没有为人们更 深层次的、更宝贵的追求提供任何东西。
  
  然而,自由主义的批判者的这些言论恰恰说明他们的这种所谓更高级、 更宝贵的追求只是一种非常不完整、非常物质主义的想象。借助于政治上人 为手段无疑可以使某些人变得富有或贫穷,但它永远不能使人感到幸福,永 远不能满足他们最内在、最深层次的追求和渴望。在这一方面,一切来自外 部的辅助手段都失去了其功效。政治手段仅能消除痛苦和不幸的外在原因; 它可以促使人们建立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房住的社会制度。 但是,人的幸福和满足并不取决于食品、衣物和住房,而主要取决于人们内 心的追求与渴望。自由主义并不是因为低估了精神需求、精神财富的重要性 才将其目光仅盯在物质福利方面,而是由于它坚信,任何外在的调节都不可 能触及人们的最高或最深层次的追求。自由主义仅仅是试图为人们创造一个 外在的富裕条件,因为它知道,人们内在的、心灵的富足感不可能来自外部 世界,而仅仅只能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内心。自由主义除了为人们的内心生活 发展创造一个外部的前提条件之外,别无它求。
  毋庸置疑,二十世纪过着相对富裕生活的公民与十世纪的公民相比, 前者更容易满足其心灵的需求,而后者却受着朝不保夕的生存条件困扰,面 对敌人威胁的危险而不得安宁。
  当然,如果谁同一些亚洲的和一些中世纪基督教的派别一样,完全站 在地地道道的禁欲主义立场上,将林中之鸟以及水中之鱼的无所需求和贫穷
当作人们行为的理想模式,并以此来指责自由主义的物质主义观点,那么, 我们自然对他无所反驳。我们只能请求他不要打扰并允许我们走我们的路, 就像我们也不阻碍他按照他的方式将来在天国永生一样。祝愿他在他的隐士 庵中与世界和人类安祥地隔离开来。
绝大多数当代人根本不赞成禁欲主义的理想。那些拒绝禁欲主义生活
方式及其信条的人,也不应当对自由主义对外在物质福利的追求加以指责。

3·理性主义


  人们常常习惯指责自由主义是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企图理智地调整和 处理一切事物,因而无视人的感觉在人们的社会存在中是违背理性的,即人 们的不理智的行为很多,而且会越来越多这一事实。
其实,自由主义完全没有忽视人也有不理智的行为,否则,自由主义
就不会一再告诫人们要将理智作为自已的行为准则。自由主义并没有说过人 们的行为总是聪明无误的,它一再告诉人们,为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必须坚 持不懈地用聪明的方式行事。自由主义的性质恰恰是要使理智在政治中生活 中人行其道,让人们的行为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加理智,对于这一点,人们
是没有争议的。 假如某人对一位向他提出理智的生活方式,即健康生活方式建议的医
生回答说:“我知道您的建议是理智的,但我的感觉却阻止我采纳和遵循您
的建议,尽管这样不太明智,但我还是要做那些有损于我本人健康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任何人赞同他的作法。无论我们在生活中制定了一个 什么目标,为了实现它,我们都会采用理智的方式。谁都不会选择一列火车 恰恰要开来的时候跨越一根铁轨。缝纽扣的大都不愿意把针孔到自已的手指
头里去。人们在从事的每项工作中部必须总结出一种诀窍——技术。
这些技术告诉人们该怎么去做,假如你不想不理智地干活的话。人们

普遍承认,人类能够很好地学习和掌握生活中必须的技术。如果某人着手干 一项他没有掌握技术的工作,就会被人责骂为工作拙劣,笨手笨脚。
有人认为,政治是个例外,搞政治不能靠理智,而是要靠感觉和冲动。
对于应该怎样才能较好地安装照明设施的问题,人们通常都谈得相当有理 智,但是,一旦讨论到究竟由谁来安装照明设施?是私人出资还是市政当局 出资这一问题的焦点时,人们却都不愿意让他们的理智持久一些。这时,感 觉、世界观,或简而言之,不理智就开始起决定性作用了。我们不禁要问,
这究竟是为什么?按照一个尽可能适用的模式来建立人类社会的机构和组
织,是一件平淡无奇的事情,就好比如何修建一条铁路或如何生产布匹、家 俱一样。虽然国家和政府的事情比人类的其他活动更重要一些,这主要是因 为社会制度是一切其他事物的基础,只有在完善社会里才能保证每个人的正 常活动,但是,无论这个制度建设得多么高明,多么美好,它毕竟还是人的
作品,因此,它也只能按照人们理智的准则加以评判。正如我们行为的其他
方面一样,把政治神秘化只会给人们带来祸害。我们的理解能力是非常有限 的,我们不可能奢望人们能够揭开最终的、最深层次的世界秘密,但是,尽 管我们永远不能弄清人们存在的意义和目的这个问题,但这也不能阻止我们 采取措施来避免传染性疾病,同时妥当地安排好我们的衣食,更阻止不了我
们塑造人类社会,用最妥当的方式来达到我们在尘世间想要达到的目标。同
样,国家、法律秩序、政府和管理机构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到超出我们理智思 维的范围。政治问题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技术,我们也要按照现有的、与 解决其他技术问题相同的途径和相同的方法来解决,即通过理智的思考权 衡,通过研究现有条件的途径与方法。人类之所以是人类,人类比动物高明,
就是因为人类具有理智的思维。为什么他们在政治上放弃了自己的理智,反
而相信黑暗不明的感觉和冲动呢?

4·自由主义的目的

  一种流传很广的观点认为,自由主义与其他政治流派的最大区别是, 它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利益,即将财富的占有者、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利益置 于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之上,并代表着这一部分人的利益。这种观点完全颠 倒了事实。自由主义一贯注重全社会的福利,从未为某一特殊阶层谋取利益。 英国功利主义者的一句名言用一种不那么巧妙的方式表述了这种意思,是为 了“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自由主义是第一个为了 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不是为了特殊阶层服务的一种政治倾向。与宣称追求同 样目标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是,自由主义不是通过其追求的目的,而是通 过它选择的方法去达到这一最终目的。
  有人宣称,自由主义政策若获成功,那将会有利于,而且必然会有利 于特定社会阶层的特殊利益。这种说法值得一驳。我们自由主义纲领的诸多 任务之一就是要告诉人们,上述论调毫无道理。但是我们并不想从一开始就 指责那些反对自由主义的人缺乏诚意,也许他们是凭着自己的良知提出了上 述论点——尽管我们认为这些论点有失公允。用这种方式反对自由主义的人 也公开承认,自由主义的观点鲜明,它只想做它宣布要做的事情。
  持这种论点的人与那些指责自由主义并非为了大多数人,而只是为了 某个阶层的特殊利益服务的人截然不同,他们既失之公允,又缺知少识,或
  
者两者兼而有之。他们选择这样的斗争方式,暴露出他们肯定了解自身固有 的弱点。他们之所以拿起了有害的武器,恰恰证明他们舍此之外,别无它法。 假如医生告诫一位病人:“请不要食用某种食品,否则将加重病情,带 来严重的后果。”任何人都不会愚蠢地答道:“这位医生没有为病人着想,谁 为病人着想,谁就应当让病人尽情地享用美味佳肴。”人人都懂得,医生要 求病人放弃食用有害食品带来的享乐与愉快,是为了避免对身体造成损害。 然而,在社会生活中,有些人却不愿这样看问题。每当自由主义者反对特定 的某种民风民俗,并指出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有害的后果时,人们就责骂他 是反人民的,而表彰那些毫不顾忌将来带来有害后果的蛊惑人心者,他们只
向人们介绍表面上带来眼前利益的东西。 理智的行为与非理智的行为的区别在于,前者只牺牲暂时利益,这个
暂时利益的牺牲是表面上的牺牲,因为这些牺牲可以通过后来的成功得到补 偿。那些避免食用香甜可口但有害健康的食品的病人蒙受的仅仅是暂时的、
表面上的损失;其成功——即没有出现身体的损害——告诉他,他并没有失 败,而是胜利了。若想避免损失,就必须考虑行为的后果。蛊惑分子利用了 这一点,指责要求暂时牺牲眼前利益的自由主义者,责骂他们是心狠手毒的 人民公敌。他们知道,指出贫困和痛苦之后再提出建议,是足以使听众感动
得掉泪并赢得人心的好方法。
  反对自由主义的政策是主张将资本分光吃尽的政策。这种政策旨在以 牺牲将来为代价换取眼前的享乐与富足。这同我们谈到的病人的道理相同, 这两种现象都是以眼前的享乐换取将来沉重的后果。有鉴于此,有人又说, 自由主义铁石心肠与他们的慈善为怀两者之间水火不相容。我们认为,将这
样的比喻强加给自由主义,是一种不诚实的欺骗行为。我们谴责这些反自由
主义的无稽之谈,不仅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政客,而且也针对反对自由主义 政党把持的舆论工具,因为几乎所有的“社会政治文人”都在使用这种不诚 实的斗争方式。
  事实并非那些思想狭隘、见识短浅的普通的报刊读者主观想象的那样, 人世间的贫困和痛苦也能成为反对自由主义的理由。恰恰是自由主义者要消
除贫困和痛苦。自由主义认为,它所提出的方法是唯一适合并能达到这一目 标的方法。如果谁认为他还能提出一个更好的或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另外的道 路,那么他就必须去证实它的可行性。但是,那种认为自由主义并非为全社 会的福祉,而是为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谋利的看法,并不能代替这种证明。
即使人们奉行自由主义政策,现实生活中的贫困和痛苦也不能成为反
对自由主义的理由,因为奉行其他政策是否会带来更多的贫困的疑问依然存 在。如今,自由主义政策到处遭到反对和抵制,私有制的发展受阻,因而无 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一切都不可能抹煞自由主义的正确性,反而恰恰事 与愿违。如果人们将现实生活与中世纪及近现代之前几个世纪的状况作一比
较,就不难看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已创造了多少丰功伟业,假如它没有
受到干扰,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奇迹,只要人们在理论上稍作探讨,就不难得 出这一结论。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的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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