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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



说明


  本卷选载恩格斯 1884—1895 年的著作和《自然辩证法》以及马克思和恩 格斯 1842—1895 年的书信。
  1884—1895 年这一时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转入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 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斗争加剧,劳动人民的状况恶化,无产阶级 为未来的革命战斗正在积聚力量。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基础的独立的工人阶级 政党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建立并得到了巩固,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团结加强,
80 年代末成立了新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即第二国际。 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它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日益增长,同
时由于小资产阶级分子进入无产阶级队伍,由于工人贵族的形成和资产阶级 思想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机会主义倾向也增长了。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 担负起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使命。他为进一步发展和宣传马 克思主义,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三卷, 关心和支持《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和他本人的其他著作的再版工作并撰 写序言;他为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战略和策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 与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人运动中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本卷的首篇著作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系统而科学地
阐述了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论述了家庭的起源和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的产 生,国家的产生原因和阶级本质。
恩格斯把他的著作看作是在某种程度上执行马克思的遗言,因为马克思
曾打算根据美国学者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研究成果,从历史唯物主义 立场出发撰写一部关于人类史早期阶段的专著。恩格斯在写作《起源》时广 泛地利用了他的战友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摘要和批语(参看《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并补充了大量的材料。在 1891 年问世的第 4 版中,他又根据当时的最新研究成果作了重要的修订。
在第一版的序言中恩格斯指出,他的著作是以两种生产的思想为基础
的:“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 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 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 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 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 约。”(见本卷第 2 页)
  恩格斯在探索家庭的演变时,说明家庭的形式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改 变的。他指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家庭血缘关系曾对社会制度起 过重要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作用逐渐减弱,随着私有制和阶级 的产生,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就被受所有制支配的社会所代替。他细致 地考察了家庭从最早的群婚制发展到一夫一妻制的过程,揭示了这些变化取 决于生产方式。他说明了妇女在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平等地位的原 因,并证明妇女的真正平等只有在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后才能实现。
  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私有制产生的过程。这就推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 关于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有私有制的观点,证明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到处 存在着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氏族公社所有制,人类在这种制度下生活了几千 年。而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
  
段相联系的。《起源》描述了私有制的出现怎样导致财产不均,人对人的剥 削,导致对抗阶级的形成。恩格斯证明这个过程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
  恩格斯分析了国家的起源和实质。他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 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 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 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 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 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 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见本卷第 170 页)恩格斯在分析阶级社会中国 家的特征和实质时写道,国家“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 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 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见本卷第 172 页)。他说明现代的代 议制国家也没有改变国家的阶级实质,它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恩格 斯还指出,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必然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以 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即共产主 义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
恩格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周年而写的《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
阐明了 1848—1849 年民主革命时期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策略特点。他认为无产 阶级政党应当善于把一般民主主义的任务同无产阶级的任务结合起来,必须 在积极参加争取一般民主要求的斗争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始终坚持自己 的最终目的。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是关于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一部
出色的简史。它指出了革命的德国工人运动的开始是和科学共产主义分不开 的。这就批驳了当时那种把德国独立的工人运动源于拉萨尔 1863 年创立的全 国工人联合会的观点。《同盟史》详细地叙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1849 年期间提出的策略原理,这有助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与普鲁士当局进行斗 争的战略和策略。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
作之一。它虽是为评丹麦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卡·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 巴哈》一书,但也是出于工人运动的需要而写的。由于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有 一定程度的复活,由于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哲学,如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 和庸俗唯物主义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中日益流 行,就需要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终结》阐述了哲学的对象和 功能、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性,深刻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理论, 首先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理论,并说明这些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关系,同时概要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
  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阐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哲学中两大阵营根本对立 的原理。他写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 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见本卷第 223 页)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 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存在、自然界是本原的,属于唯物主义阵营; 凡是断定思维、精神是本原的,属于唯心主义阵营。恩格斯强调,只能在这 个意义上来使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术语,否则就会造成混乱。同时 他指出,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即存在和它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
  
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也就是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周围世界的问题。绝大 多数哲学家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如果有人对这个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那 么“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见本卷第 225 页)。
  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剖析,高度评价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是人类思 维的伟大成就,指出它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 维和行动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他同时揭示了这种方法与黑格尔哲学的唯心 主义体系的深刻矛盾。这个矛盾使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分裂成两派,一派特别 强调黑格尔体系,在思想和政治方面成为保守派,另一派认为辩证法是主要 的东西,企图从辩证方法引出革命的结论,但他们也无法使黑格尔学派免于 解体。出路在于回到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就在于此,他“使唯物 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见本卷第 222 页)。他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对当时思 想界起了解放作用。可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也有局限性,他在否定黑格尔 哲学的唯心主义的同时,抛弃了它的辩证法,而且没有克服在社会历史观点 上的唯心主义,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 主义者”(见本卷第 241 页)。恩格斯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 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继承关系。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辩证法改造为唯物主义辩证法,“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 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 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见本卷第 243 页)。它又克服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 的直观的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唯物 主义辩证法彻底地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并在总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新成 果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 生是哲学领域中的革命变革。
恩格斯详细地考察了揭示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唯物史观的实质。他
在阐述唯物史观时,分析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指出历史发 展不同于自然界的发展,它表面上受偶然性支配。我们的任务是要发现隐藏 在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的规律。他说明了经济关系是历史过程的基础,它决 定政治制度的性质,决定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同时强调政治的和意识形态 的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们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
本卷收入的恩格斯另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著作是《自然辩证法》。
它由 10 篇论文和大量札记和片断组成,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但从中可以看 出恩格斯断断续续花了十多年时间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他研究 自然科学和数学的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 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就是要提供这样一个证明: “不言而喻,我对数学和自然科学作这种概括性的叙述,是要在细节上也使 自己确信那种对我来说在总的方面已没有任何怀疑的东西,这就是:在自然 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变的辩证法运动规律,也在无 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 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不 过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 它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有效性,这是我们的期求之一。”(见本选集第
3 卷第 349—350 页) 恩格斯研究了著名自然科学代表人物近百部的著作,对自然科学获得的
大量实际材料进行了概括,并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立场作了分析。本卷收

入了 6 篇论文和 46 个札记和片断,内容主要涉及自然科学史、自然科学和哲 学的关系,物质运动形式以及一些认识论方面的问题。
  恩格斯依据自然科学史的广泛材料,特别是从文艺复兴到 19 世纪中叶这 一时期的材料,说明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自然科学的发展归根到底取 决于实践和生产的需要。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自然科学发展中积累的 材料数量很大,这就需要对获得的成果进行系统的概括,并建立各门科学互 相之间的正确联系。而自然科学自身不能解决这个任务,必须求助于哲学。 他写道:“自然研究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 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 愿意受某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见 本卷第 308 页)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 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见本卷第 259 页)“对于现今的自然科 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 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 渡,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见本卷第 284 页)这就提出了 自然科学家自觉地掌握辩证法的必要性。
  恩格斯揭示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根本对立,指出 “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见本卷第 259 页),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他把辩证法的规律表述为“量 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
(见本卷第 310 页)。他着重研究了主观辩证法即辩证思维、辩证逻辑问题,
指出所谓主观辩证法是支配自然界的客观辩证法的反映。他对辩证逻辑和形 式逻辑的关系、认识的辩证过程、判断的辩证分类、归纳和演绎的辩证关系、 假说的作用等等,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恩格斯研究并阐述了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及其分类,说明了物质运动形
式和相应的科学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分析了各门科学的辩证内容,并提 出了一些重要的科学预见,如原子的可分性、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可能性、电 运动的物质基础、非细胞生命的存在等等。有些预见后来得到科学的证明。 恩格斯还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阐述了劳动和工 具的制造在人的形成和人类社会诞生的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他说,劳动“是 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 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见本卷第 373—374 页)。这样他就克 服了单纯从生物学角度来解释人的产生的片面性。他论证了劳动活动在猿变 成人的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分析了劳动、思维和语言在这一过程中的相互作 用,揭示了劳动活动作为环境改变和人自身改变的统一这一辩证性质,并根 据对历史上达到的环境改变所作的剖析,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建立人和自然
之间的关系的合理形式提出了基本思想。 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导师和顾问,恩格斯十分关心各国的工人运动和工
人政党及其存在的问题,各国工人党也总是向他请教。本卷相当一部分文献 反映出恩格斯对欧美一些工人政党发展的热情关怀以及向它们提出的建议和 意见。
  《美国工人运动》是恩格斯为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美国版 写的序言。他首先驳斥了在美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不可能 产生、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生根的错误论调。他说明,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
  
发展,美国的工人运动也必然会蓬勃开展起来。他仔细分析了美国工人运动 中的三个派别即亨利·乔治领导的工人组织、劳动骑士和社会主义工人党以 及各自的弱点,指出把美国分裂的工人组织联合为一支具有临时纲领的全国 性工人大军是美国工人运动发展的主要条件,这种联合是朝着创建独立的群 众性工人阶级政党的第一步,并指出这个政党的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 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见本卷第 394 页), 也就是说,应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
  恩格斯批评了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这个 党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但严重脱离群众,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美国的群众 性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针对这个党的成员大多数是外国移民,恩格斯特别强 调指出,社会主义工人党要担负起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重要使命,“必须完 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 靠拢。它是少数,又是移自外域,因此,应当向绝大多数本地的美国人靠拢”
(见本卷第 394 页)。
  1890 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二月选举中获得很大的胜利,这次选举的 结果实际上已宣告反社会党人法的破产(虽然它在形式上仍然有效),标志 着俾斯麦时代的结束,3 月,俾斯麦宣布辞职。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向该 党提出根据形势的变化重新审查策略的问题。本卷收入的《给<萨克森工人报
>编辑部的答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就涉及这个问题。
  当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持有“左”倾立场的青年派无视客观形势的 变化,否认利用议会活动的重要性,责备党信奉“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 并且把冒险主义的策略强加于党。他们还在《萨克森工人报》上发表文章, 宣称恩格斯支持他们的观点。恩格斯在《答复》中,深刻地批判了青年派的 理论和实践,指出他们的理论观点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 “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指出忽视实际条件的冒险策略可 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的完全 合情合理的嘲笑中毁灭掉”(见本卷第 398 页)。恩格斯还提出党的领导干 部应具备的条件,他说:“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和理 论知识,即使二者确实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负责的职务还需要熟悉党 的斗争条件,习惯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 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见本卷第 399 页)
在 1890 年二月选举后,党的领导机构迁至柏林,并准备把《柏林人民报》
改为中央机关报,因此同年 10 月 1 日当时在伦敦出版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 主党人报》宣布停刊,恩格斯为此写了这封告别信。他明确告诉读者,党在 目前应把合法斗争方式提到首位,“现在帝国政府又想再试一试用普通法来 对付我们,因此我们也想再试一试用我们通过坚决运用不合法手段而重新争 得的合法手段”(见本卷第 402—403 页)。但他同时强调:“这必须以对方 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如果有人企图借助新的非常法,或者借助非法 判决和帝国法院的非法行为,借助警察的专横或者行政当局的任何其他的非 法侵犯而重新把我们的党实际上置于普通法之外,那么这就使德国社会民主 党不得不重新走上它还能走得通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不合法的道路。”(见 本卷第 403 页)
  恩格斯的《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对社会主义政党在反对机 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中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恩格
  
斯尖锐地批判了在党的报刊上散布的机会主义幻想,即认为像德国那样的反 动专制制度的国家“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 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见本卷第 412 页)。他指出,根据德 国特殊条件,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和政治要求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因为社会 民主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政权。但是 恩格斯在理论上没有否定无产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政权,认为这只 有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 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才有可能。
  恩格斯在这一文献中还对机会主义的实质下了十分明确的定义,指出机 会主义“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 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见本卷第 412 页)。在谈到资本主义 社会工人的状况时,恩格斯批评纲领草案中关于无产者的贫困越来越增长的 论点,提出工人的组织和斗争“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以某种遏制。 而肯定增长的,是生活没有保障”(见本卷第 408 页)。恩格斯还指出了资 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某些新现象,即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越来越为股份 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进而为托拉斯所排挤,而托拉斯支配着和垄断着整 个工业部门,在一定程度上为有计划的生产创造了可能性。
在《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一文中,恩格斯应意大利劳动社会党
领导人的请求,发表了他对意大利社会党的策略的意见。恩格斯分析了意大 利整个形势,说明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远未成熟。由于意大利工业很 不发达,无产阶级人数很少,革命的基本力量首先是农民和日益破产的城市 小资产阶级,如果发生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他告诫社会党人对可能 发生的革命运动不能袖手旁观,而应积极参加,否则,那就是犯了极大的错 误,指出社会党人“把每一个进步的或者革命的运动看作是沿着自己道路上 前进的一步;他们的特殊任务是推动其他革命政党前进,如果其中的某一个 政党获得胜利,他们就要去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见本卷第 454 页)。同 时他提醒社会党人要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保持警惕,他说:“那 时必须清楚地了解,而且我们必须公开宣布:我们是作为独立的政党参加, 暂时同激进派和共和派联合,但是和他们截然不同;我们在胜利的情况下对 斗争成果不抱任何幻想,这样一种成果??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已经达到的 阶段之一,仅仅是一个作进一步占领的新的作战基地;正是在胜利的当天我 们就将分道扬镳,并且从那一天起,我们将成为和新政府对立的新反对派?? 要求越过已获得的阵地而向新的阵地进军的反对派。”(见本卷第 455 页) 恩格斯还指出,《共产党宣言》中制定的一般策略原则虽是正确的,但怎样 把它们运用于意大利,这必须因地制宜地作出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 的人来作出决定。
  1892 年恩格斯为他于 1845 年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出第二版写 了一篇序言,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他指出自己在 40 多年前所描写 的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的情况在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现在资本 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 欺诈手段,认为这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他还指出,随着资本主义 的发展,越来越必须节约时间和劳动,“时间就是金钱”。工厂主也不再使 用那种打小算盘的赚钱的方法,于是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被通过了,实物工资 制被取消了。工厂主在与工人的斗争中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
  
的存在和力量,鼓吹和平和协调。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本身已经足以免除早年 使工人命运恶化的那些小的困苦,因此,“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 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见本卷
第 421 页)。恩格斯还提到,英国资产阶级 40 多年前采用的剥削手段,英国 工人阶级那时的悲惨处境,在 90 年代的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仍可看到。 恩格斯还叙述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分析了工人阶级贵族产生的条件 以及它的危害性,指出:“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 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阶级中间 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的群众至少有 时也能沾到一点。”(见本卷第 430 页)
恩格斯为他的文章《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新版所写的跋中,进一步分析
了 20 年来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充实了文章的思想。他指出那种认为公社 能够自动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基层组织的想法是一种空想,说明:“在 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 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 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每 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 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见本卷第 442
-443 页)恩格斯认为,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可以利用公社
土地所有制的残余,缩短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西欧所遭受的 由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苦难,不过这只有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 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但是,恩格斯指出,在他写这篇跋 的时候,俄国的情况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它“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 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越来越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越来越 快地崩溃”(见本卷第 450 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 无产阶级取得革命成功,俄国村社也已经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俄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如果俄国发生革命,这“会给西 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 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 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见本卷第 450—451 页)。
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这封贺信中,恩格斯强调指出
无产阶级掌权后需要大量的专家,他写道:“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 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的政治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 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材,因为问题 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 是响亮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见本卷第 435 页)
  《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是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宗教问题的 著作。文章对基督教的产生原因和演变及其社会本质作了科学的解释。恩格 斯根据对大量史料的分析,说明基督教在产生 300 年之后怎样从奴隶和被释 奴隶的宗教、从奴隶社会中被压迫群众的意识形态变成了剥削者国家的官方 宗教,变成了在精神上奴役劳动者的工具。
  恩格斯晚年的理论著作《法德农民问题》是一篇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 题的重要文献,它对社会主义者制定关于土地问题的纲领、制定对待农民的
  
战略和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写这一著作的原因一方面是法国工人党的纲 领中包含一些在实质上是机会主义的论点,另一方面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巴伐 利亚领导人福尔马尔在土地问题上发表了一些修正主义的言论。
  恩格斯强调指出,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社会主义者应 当特别重视在劳动农民群众中的工作,因为这部分群众几乎到处占居民的大 多数。社会党“为了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 中的一股力量”(见本卷第 485 页)。他对农民作了深刻的阶级分析,把农 民分成小农、中农和大农三种类型。他把对小农的态度看作是解决整个农民 问题的立足点,强调必须把劳动农民和占有雇工的剩余价值的农民严格区别 开来,指出正是劳动农民,即农业工人、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小农,是工业无 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的天然同盟者。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 在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斗争中甚至可以与大农、中农、资本主义畜牧主以 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结成暂时的联盟,但坚决反对把他 们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他说:“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 人,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 的集团。”(见本卷第 494 页)
  这篇著作阐述的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和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 后对待农民的方针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恩格斯认为小农合作化是发 展农业生产的基本道路,他写道:“主要的是使农民理解到,我们要挽救和 保全他们的房产和田产,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 做到。”(见本卷第 499—500 页)他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国家决不能对小农进 行剥夺,而是要“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 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见本卷第 498—499 页)。他强调建立合作社时必须遵守自愿原则,必须对小农采取耐心的态度, 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 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见本卷第 500 页)。他还指出,为了使这个过 渡易于实现,无产阶级国家还应当给合作社提供资金、机器、化肥等方面的 帮助。这样做“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因此,在 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见本卷第 501 页)。
至于使用雇佣劳动的大农和中农,恩格斯认为,他们的出路只能是“联
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越来越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 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一个全国大生产合作社的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 分”(见本卷第 503 页),并认为对他们也可能不采用暴力剥夺的办法。而 对于大土地占有者,恩格斯则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应当剥夺他们, 就像剥夺资本家一样。但这种剥夺既可以采用没收的办法,也可以采用赎买 的办法,这取决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也取决于大土地占有 者的态度。
本卷的最后一篇著作《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包含关于革命的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的重要思想。在这一著作 中,恩格斯根据历史经验和对 19 世纪最后 20 多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 和经济生活中新现象的分析,阐述了自己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前景的思 考。
  恩格斯回顾了他和马克思在 1848—1849 年以及《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 持的立场时指出,由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巴黎工人的六
  
月起义,他们曾经认为,“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 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 但历史表明,“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见本卷第 510 页),因为“当 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
(见本卷第 512 页)。他还谈到,即使在巴黎公社那个时候,工人阶级的统 治也是不可能的。他对以往的一切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作了原则的区别,指 出后者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进行的,只能是真正大多数人革命,“凡是要 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 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见本卷第 521 页)。 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就必须进行长期而坚持不懈的工作。
  恩格斯分析了自巴黎公社以后 20 多年来的变化,指出一方面在一切资本 主义国家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取得了思 想上的胜利,国际社会主义者的大军形成了,另一方面,军事技术有了很大 发展,军国主义增长了,常备军数量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暴力机构加强了。 恩格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在建立议会制的国家,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和普 选权有重要意义。他要求在资产阶级合法的范围内利用一切可能来加强马克 思主义宣传、巩固无产阶级组织并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他对德国的革命民 主党人利用普选权取得的巨大成就作了高度评价:“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 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 普选权。”(见本卷第 516 页)但恩格斯决没有把普选权和参加议会这些斗 争形式绝对化,把它们看作无产阶级在任何时候的主要斗争形式。他指出, 尽管社会主义者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利用这种合法斗争手段取得了很大成 功,但这并不是说就不能使用其他斗争形式,而且反动派的行动可迫使无产 阶级采用其他的非和平的方法,无产阶级决不能放弃自己的革命权。
恩格斯告诫社会党人要警惕反动势力的挑衅,不要发动过早的、没有准
备的起义,因为这样做,“我们临到紧急关头也许没有了突击队,决定性的 战斗就会推迟、延缓并且不得不作出更大的牺牲”(见本卷第 524 页)。他 指出,在现代武装力量的条件下,以往那种防御性的街垒战术很难奏效,将 来的巷战只有在力量对比有利于革命势力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他还以暗 喻的方式强调党要在军队中开展工作,把很大一部分军队争取到无产阶级方 面来,因为这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极其重要的条件。
本卷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大部分是摘录),题材广泛,内容
丰富,它们不仅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重要补充,而且对一些原理进 行了新的探讨或发挥。
  本卷收入的书信中,哲学问题,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占有重要的 位置。马克思 1846 年 12 月 28 日给帕·瓦·安年科夫的信,可以说是他从
1847 年 1 月起开始撰写的《哲学的贫困》一书的简要草稿。它深刻地分析了 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阐述了物质 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以 及它们的矛盾运动导致社会革命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还阐述 了关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动力的思想,并对分工、 所有制、垄断、竞争等概念进行了具体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
  马克思 1852 年 3 月 5 日给约·魏德迈的信言简意赅地阐述了马克思关于 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新的无阶级的社会制度
  
的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的学说。他高度评价了以往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大·李嘉图、奥·梯叶里、弗·基佐、约·威德等人在研究社会阶级结构和 阶级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方面的功绩,并阐明了他自己对阶级斗争学说增添 的新内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 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 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见本卷第 547 页)
  恩格斯在 19 世纪 90 年代致康·施米特(1890 年 8 月 5 日、10 月 27 日)、 约·布洛赫(1890 年 9 月 21—22 日)、弗·梅林(1893 年 7 月 14 日)、瓦·博 尔吉乌斯(1894 年 1 月 25 日)的书信,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问题作 了进一步的阐发,着重论述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这些书信中恩 格斯指出,马克思和他自己一向认为,物质的生活条件,经济因素,在社会 发展中起着决定作用,它们归根到底决定政治、意识形态、国家制度。但是 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一旦产生出来,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对物质条件, 对经济运动发生反作用。他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 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 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 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 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 定着这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见本卷第 695—696 页)“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 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见本卷
第 728 页)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一旦产生出来,就有“相对独立性,它又
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 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 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 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 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见本卷第 701 页)。恩格斯进一步说明了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 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它可以起与这种发展反方向的作用,它可以阻止这种发 展或使其沿着特殊方向前进。在后两种情况下,国家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 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他还指出,国家权力也是一种 经济力量,“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 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见本卷第 705 页)恩格斯还揭示了哲学、宗 教、艺术等的发展规律,说明了意识形态领域依赖于经济的特殊性质。他在 阐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时,还提出了社会历史运动是社会生活 各种因素的合力的思想。
  恩格斯在谈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互关系时,论述了个人在 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认为任何一个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的出现都是社会发展的 客观需要造成的。“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 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 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 总是会出现的。”(见本卷第 733 页)
  恩格斯在 1872 年 1 月 14—15 日给卡·特尔察吉和 1872 年 1 月 24 日给 泰·库诺的信中,强调权威的必要性并论述了权威和自治的辩证关系。他写
  
道:“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比革命更有权威了,如果用炸弹和枪弹把自己的 意志强加于别人,就像在一切革命中所作的那样,那么,我认为,这就是在 行使权威。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胜利以后,你们 可以随意对待权威等等,但是,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 捏在一起,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如果有人向我说,权威和 集中是两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 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见本卷第 606 页)“没有一个作出最后决定的意志,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究竟怎样开动 工厂,管理铁路,驾驶轮船。”“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 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见本卷第 608 页)
  马克思 1877 年 11 月 10 日在给威·布洛斯的信中,十分明确表示他和恩 格斯反对个人崇拜:“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一个例子就可证 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 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 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 件是:屏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见本卷第 628 页)
  本卷收入的书信中有一些反映了马克思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过程, 他与恩格斯研讨经济学的情景以及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整理、编辑《资本 论》第二、三卷的一丝不苟的态度。马克思 1868 年 1 月 8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 阐述了他自己的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区别,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中崭 新的因素:研究了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提出劳动的二重性,说明工资是劳 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马克思 1866 年 10 月 13 日、1868 年 7 月 11 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论述了自己出版《资本论》的计划,阐述了按一定 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以及这一规律的实现形式问题,指出任何社会生产 都需要在各个生产部门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 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 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见本卷第 580 页)马克思 1868 年 1 月 8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也谈到这一问题。
恩格斯 1893 年 1 月 24 日在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分析了交易所这个新现
象,论述了它的实质、它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指出“交易所并不是资产者剥 削工人的机构,而是他们自己相互剥削的机构;在交易所里转手的剩余价值 是已经存在的剩余价值,是过去剥削工人的产物”(见本卷第 719 页)。因 此,它对于工人所受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影响只是间接的。但是交易所作为资 产阶级社会极端腐化行为的策源地,作为积聚资本、瓦解和摧毁资产阶级社 会中自发的联系的最后残余以及同时消灭一切传统的道德观念并使之转变为 自己的反面的最卓越的手段,作为即将爆发的革命的最强有力的加速器,对 工人阶级有直接的关系。
  恩格斯在 1895 年 3 月 11 日给威·桑巴特和 1895 年 3 月 12 日给康·施 米特的信中,阐述并解释了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关系、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平 均利润的形成等问题,从而也就驳倒了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在《资本 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存在某种矛盾的荒谬论点。恩格斯批评康·施米特 把价值规律说成是虚构的错误观点,指出“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 像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 由于这种差别,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
  
己的概念。”(见本卷第 744 页)一般利润率的情况也是如此。它只是作为 许多企业和许多年度的平均数而存在。“如果我们想要求利润率??在每一 个企业和每一个年度直到第一百位小数都完全一样,不然就把它贬为虚构, 那我们就严重地误解了利润率和一般经济规律的本质。它们全都没有任何其 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 实。”(见本卷第 745 页)恩格斯在给威·桑巴特的信中指出:“在交换之 初,当产品逐渐转化为商品的时候,交换大致是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的。花 费在两种物品上的劳动,正是它们在数量上进行比较的唯一标准。因此,那 时价值曾经有直接的、现实的存在。我们知道,在交换中,价值的这种直接 实现停止了,现在不再有这种情况了。我认为,对您来说,不用费什么事就 能看出(起码是大致看出)那些将这种直接的、现实的价值导致资本主义生 产形式下的价值的中间环节;后一种价值隐藏得很深,以致我们的经济学家 可以满不在乎地否认它的存在。”(见本卷第 743 页)。
  本卷收入的书信中有不少涉及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在这些书信 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对凭空想和主观愿望来预测未来社会,强调要从实 际出发;反对把社会主义看作一成不变的社会,强调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未 来社会。1881 年 1 月 6 日荷兰工人运动领导人斐·多·纽文胡斯写信求教于 马克思,请他回答如下的问题:如果社会党人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 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首要的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马克思 2 月 22 日在回信中写道: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提得不正确。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 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 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 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 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 法解这个方程式”。“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 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见本卷第 643 页)英国社会主义 者爱·皮斯请求恩格斯简要地叙述社会主义者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本要 求,恩格斯在 1886 年 1 月 27 日给爱·皮斯的信中对此婉言拒绝,指出“我 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 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 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见本 卷第 676 页)。1890 年 8 月 21 日恩格斯在给奥·伯尼克的信中说:“我认 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 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 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 基础上组织生产。”(见本卷第 693 页)1890 年 8 月 5 日恩格斯在给康·施 米特的信中谈到《柏林人民论坛》1890 年 6—7 月间就未来社会中产品分配 问题展开的讨论时写道:“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 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用其他方式。人们对于这个 问题,是一反某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而处理得非常‘唯物主义’ 的。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 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 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 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
  
变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想法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 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趋向。可是,在整个辩 论中,我没有发现一句话是关于这方面的。”(见本卷第 691 页)这些思想 对研究社会主义问题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恩格斯 1886 年 1 月 20—23 日在给奥·倍倍尔的信中,谈到了无产阶级 掌权后发展合作生产问题。他写道:“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 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 疑过。”但是,他接着说道:“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 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 的整个利益。”(见本卷第 675 页)
  恩格斯 1881 年 2 月 1 日在给卡·考茨基的信中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控 制人口增长的问题,他写道:“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 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节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节,那么正是这 个社会,而且只有这个社会才能无困难地做到这点”。至于那时人们将采取 什么措施来做到这一点,他认为这不必预先加以指出,“无论如何,共产主 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 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 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会和我们一样聪明。”(见本卷第 641、
642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书信还包含对民族殖民地问题、妇女问题和文学 艺术问题的重要论述。马克思在 1869 年 11 月 29 日给路·库格曼以及 1870
年 4 月 9 日给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的信中,阐明了爱尔兰的解放对于国
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意义。他要求坚决支持爱尔兰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 治的斗争。他认为,如果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政策不与统治阶级的政策 一刀两断,不与爱尔兰人一致行动,英国工人阶级在本土就永远不会有所作 为。恩格斯 1882 年 9 月 12 日在给卡·考茨基的信中阐述了取得胜利的无产 阶级应当引导殖民地国家走向独立,而“不能强迫他国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 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见本卷第 649 页)。恩格斯晚年 仍然十分关心中国问题。在 1894 年 11 月 10 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他 谈到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指出这次战争必然会打破中国的闭关自守,导致 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写道:“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 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 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 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见
本卷第 737 页)
  马克思 1868 年 12 月 12 日在给路·库格曼的信中高度评价妇女在社会变 革中的作用,指出“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 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见本卷第 586 页)恩格斯
1885 年 7 月 5 日左右给盖·吉约姆-沙克的信中指出:“只有在废除了资本 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 正平等才能实现。”(见本卷第 672 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些书信中就文艺问题发表了一些重要观点。马克思
1859 年 4 月 19 日和恩格斯 5 月 18 日在给斐·拉萨尔的信中,在评论拉萨尔 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时,指出拉萨尔不懂得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发

展动力的作用,批评他突出 16 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小贵族阶级 和市民阶级的作用,而漠视农民和平民阶级的作用,批评他把以骑士济金根 为首的贵族反对派描写成革命思想的真正代表,犯了“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 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的错误(见本卷第 555 页),对运动中 的所谓官方分子描写得淋漓尽致,而“对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以 及他们的随之而来的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见本卷第 559 页)。马克思提出在文艺创作中不应当“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 筒”(见本卷第 555 页)。恩格斯指出文艺创作应当把“较大的思想深度和 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并认 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他还提到文艺创作中的“主要的出场人物 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 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而且人 物的这些动机应当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生动地、积极地,所谓自然而 然地表现出来”(见本卷第 557、558 页)。恩格斯 1885 年 11 月 26 日给敏·考 茨基的信中批评她在《旧和新》这部小说中把塑造的人物理想化了,这样, 人物的“个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了”,并再次指出文艺创作中的“倾 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需特别把它指点出来”。 他写道:“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 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 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 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 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见本卷第 673—674 页)恩格斯 1888 年 4 月 初在给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赞扬她的小说《城市姑娘》是一部现实主义的 真实性的作品,同时批评她的小说还不够现实主义,她把工人阶级描写成消 极的群众。恩格斯写道,这样的描写,“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 大部分斗争差不多 50 年之久的人看来,就不可能是恰如其分了。工人阶级对 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 的极度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有权在现实 主义领域内要求占有一席之地”。他还对现实主义下了一个定义:“现实主 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见 本卷第 683 页),并以巴尔扎克的作品为例说明了现实主义和典型人物、细 节的真实性和典型环境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一贯强调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指出他们的理
论是不断发展的,始终反对对他们的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这一点在书 信中也有精辟的论述。恩格斯在批评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 主义采取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时指出,他们认为只要把理论背得烂 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
(见本卷第 677 页),“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 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见本卷第 681 页)。恩格斯在一些书信中还强 调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的意义,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 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见本卷第 692 页); “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 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见本卷第 688 页)。恩格斯 1885 年 4 月 23 日在给维·查苏利奇的信中强调要把正确的原

理与具体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 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 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见本卷第 669 页)。他认为自己对俄 国的情况知之甚少,不能对采取什么具体策略作出判断。恩格斯 1884 年 2
月 4 日在给卡·考茨基的信中,批评杰维尔那种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 下起作用的经济学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的错误做法,指出那些原理如果离 开了一定的条件就会是不正确的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些论述,为我们 如何对待他们的理论,如何学习和领会他们的著作,提出了极其宝贵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 果而作 1

1884 年第一版序言


  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 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 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 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 40 年前马 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正如德国的职业 经济学家多年来热心地抄袭《资本论》同时又顽强地抹煞它一样,英国“史 前史”科学的代表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①,也用了同样的办法。我这本书, 只能稍稍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不过,我手中有他写在摩尔根一书 的详细摘要①中的批语,这些批语我在本书中有关的地方就加以引用。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 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 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 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 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 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 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 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 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个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 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 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 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 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 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 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史的 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希腊、 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而他的 著作也并非一日之功。他研究自己所得的材料,到完全掌握为止,前后大约
有 40 年。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本书才成为今日划时代的少数著作之一。 在后面的叙述中,读者大体上很容易辨别出来,哪些是属于摩尔根的, 哪些是我补充的。在关于希腊和罗马历史的章节中,我没有局限于摩尔根的 例证,而是补充了我所掌握的材料。关于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章节,基本 上是属于我的;在这里,摩尔根所掌握的差不多只是第二手的材料,而关于



①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伦
敦麦克米伦公司 1877 年版。该书在美国刊印,在伦敦极难买到。作者已于数年前去世。
①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328—571 页。——编 者注

德意志人的章节——除了塔西佗以外——还只是弗里曼先生的不高明的自由 主义的赝品①。经济方面的论证,对摩尔根的目的来说已经很充分了,对我的 目的来说就完全不够,所以我把它全部重新改写过了。最后,凡是没有明确 引证摩尔根而作出的结论,当然都由我来负责。

写于 1884 年 3 月底—5 月 2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84 年在苏黎世出版的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 第 21 卷第 29-31 页

1891 年第四版序言 2


  本书以前各版,印数虽多,但在差不多半年以前就脱销了,出版者①早就 请我准备新版。更紧迫的工作一直拖住我,使我不能做这件事。自本书初版 问世以来,已经有七年了;在这几年间,对于原始家庭形式的认识,已经获 得了很大的进展。因此,在这里必须用心地加以修订和补充;加之这次文本 的排印预定要铸成铅版,这将使我在相当时期内无法作进一步的修改。在
  因此,我仔细地校阅了全文,并作了许多补充,我希望在这些补充中恰 如其分地照顾到了今天的科学状况。其次,在这篇序言里,我将把自巴霍芬 至摩尔根对于家庭史的观点的发展,作一简短的评述;我之所以要这样做, 主要是因为带有沙文主义情绪的英国史前史学派,仍然尽一切可能闭口不提 摩尔根的发现在原始历史观中所引起的革命,同时却丝毫不客气地把摩尔根 所得的成果,掠为己有。而在其他国家,也间或有人非常热中于效尤英国。 我的这本书已被译成了各种外文。最先译成意大利文:《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的起源》,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译,并经作者审阅,1885 年贝内文 托版。后来译成罗马尼亚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若安·纳杰 日杰译,载于 1885 年 9 月至 1886 年 5 月在雅西出版的《现代人》杂志。以 后又译成丹麦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由格尔松·特里尔 1888
年在哥本哈根出版;昂利·腊韦从德文本版译成的法文本,正在印刷中。
  在 60 年代开始以前,根本谈不到家庭史。历史科学在这一方面还是完全 处在摩西五经的影响之下。人们不仅毫无保留地认为那里比任何地方都描写 得更为详尽的家长制的家庭形式是最古的形式,而且把它——除一夫多妻制 外——跟现代资产阶级的家庭等同起来,这样一来,家庭实际上就根本没有 经历过任何历史的发展;至多认为在原始时代可能有过杂乱的性关系的时 期。——诚然,除个体婚制之外,一般所知道的还有东方的一夫多妻制及印 度—西藏的一妻多夫制;可是,这三种形式并不能按历史的顺序排列起来, 它们彼此并立而没有任何相互的联系。至于说在古代历史的个别民族中间, 以及至今尚存的若干蒙昧人中间,世系不是依照父亲而是依照母亲计算,因 此,女系被认为是唯一有效的;在今天的许多民族中间,某些相当大的集团
(那时还没有被详细研究过)内部禁止通婚,而且这种习俗,在各大洲都可



① 爱·奥·弗里曼《比较政治》1873 年伦敦版。——编者注
① 约·狄茨。——编者注
在 《新时代》3 刊载的文本里,在“加之”后面是:“新版将大量印行, 这在德国社会主义文献中现在已 经是常见的事,不过对于德国出版界来说仍然是非常罕见的”。——编者注

见到,——这种种事实诚然已经是众所周知,而且这样的例子搜集得一天比 一天多。但是没有人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它们,甚至在爱·伯·泰勒所著的
《人类原始历史的研究》(1865 年版)一书①中,也还是把这些事实简单地 看作“奇怪习俗”,而与某些蒙昧人不许用铁器接触燃烧的木头以及类似的 宗教上的滑稽怪事相提并论。
  家庭史的研究是从 1861 年,即从巴霍芬的《母权论》①的出版开始的。 作者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以下的论点:(1)最初人们实行着毫无限制的性关系, 他把这种性关系用了一个不恰当的名词“淫游婚[H?terismus]”来表示;(2) 这种关系排除了任何可以确切认知的父亲,因此,世系只能依照女系——依 照母权制——计算,古代的一切民族,起初都是如此;(3)因此,妇女作为 母亲,作为年轻一代的唯一确切知道的亲长,享有高度的尊敬和威望,据巴 霍芬的意见,高度的尊敬和威望上升到了完全的妇女统治(Gynaikokratie);
(4)向一个女子专属于一个男子的个体婚制的过渡,含有对远古宗教戒律的 侵犯(就是说,实际上侵犯了其余男子自古享有的可以占有这位女子的权 利),这种侵犯要求由女子暂时有限地献身于外人来赎罪或赎买对这种行为 的容忍。
  巴霍芬从他极其勤奋地搜集来的无数段古代经典著作中,为这些论点找 出了证据。由“淫游婚”到专偶婚的发展,以及由母权制到父权制的发展, 据他的意见,——特别是在希腊人中间——是由于宗教观念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代表新观念的新神挤入体现旧观念的传统神内部;因此,旧神就越来越 被新神排挤到后边去了。所以,照巴霍芬看来,并不是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 的发展,而是这些条件在这些人们头脑中的宗教反映,引起了男女两性相互 的社会地位的历史性的变化。根据这一点,巴霍芬指出,埃斯库罗斯的《奥 列斯特》三部曲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日 益获得胜利的父权制之间的斗争。克丽达妮斯特拉为了她的情人亚格斯都 士,杀死了她的刚从特洛伊战争归来的丈夫亚加米农;而她和亚加米农所生 的儿子奥列斯特又杀死自己的母亲,以报杀父之仇。为此,他受到母权制的 凶恶维护者依理逆司神的追究,因为按照母权制,杀母是不可赎的大罪。但 是,曾通过自己的传谕者鼓励奥列斯特去做这件事情的阿波罗和被请来当裁 判官的雅典娜这两位在这里代表父权制新秩序的神,则庇护奥列斯特;雅典 娜听取了双方的申诉。整个争论点集中地表现在奥列斯特与依理逆司神的辩 论中。奥列斯特的理由是:克丽达妮斯特拉既杀了自己的丈夫,同时又杀了 他的父亲,犯了两重罪。为什么依理逆司神要追究他,而不追究罪行严重得 多的她呢?回答是明确的:
“她跟她所杀死的男人没有血缘亲属关系。”①
杀死一个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男人,即使他是那个女凶手的丈夫,也是 可以赎罪的,是跟依理逆司神毫不相干的;她们的职务只是追究血缘亲属中 间的谋杀案件,在这里,按照母权制,杀母是最不可赎的大罪。这时,阿波 罗出来作奥列斯特的辩护人;于是雅典娜就把问题提交阿雷奥帕格的法官们



① 爱·伯·泰勒《人类原始历史和文明的产生的研究》1865 年伦敦版。——
① 约·雅·巴霍芬《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的和法的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1861 年斯 图加特版。——编者注
① 埃斯库罗斯《奥列斯特》三部曲中的《厄默尼德》。——编者注

——雅典娜的陪审员们——投票表决;主张宣告无罪与主张有罪判刑的票数 相等;这时,雅典娜以审判长的资格,给奥列斯特投了一票,宣告他无罪。 父权制战胜了母权制;“幼辈的神”(依理逆司神自己这样称呼他们)战胜 了依理逆司神,后者终于也同意担任新的职务,转而为新的秩序服务了。
  对《奥列斯特》三部曲的这个新的但完全正确的解释,是巴霍芬全书中 最美好精彩的地方之一,但它同时证明,巴霍芬至少是像当年的埃斯库罗斯 一样地相信依理逆司神、阿波罗神及雅典娜神;也就是说,他相信这些神在 希腊的英雄时代创造了用父权制推翻母权制的奇迹。显然,这种认为宗教是 世界历史的决定性杠杆的观点,归根结蒂必然导致纯粹的神秘主义。所以, 仔细研究巴霍芬的这部四开本的大部头著作,乃是一件吃力而绝非始终值得 的事情。不过,所有这一切并不降低他开辟道路的功绩;他头一个抛弃了关 于性关系杂乱的毫无所知的原始状态的空谈,而证明古代经典著作向我们提 出了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在希腊人及亚洲人那里,在个体婚制之前, 确实存在过这样的状态,即不但一个男子与几个女子发生性的关系,而且一 个女子也与几个男子发生性的关系,都不违反习俗;他证明,这种习俗在消 失的时候留下了一种痕迹,即妇女必须在一定限度内献身于外人,以赎买实 行个体婚的权利;因此,世系最初只能依女系即从母亲到母亲来计算;女系 的这种唯一有效性,在父亲的身分已经确定或至少已被承认的个体婚制时 代,还保存了很久;最后,母亲作为自己子女的唯一确实可靠的亲长的这种 最初的地位,便为她们、从而也为所有妇女保证了一种自此以后她们再也没 有占据过的崇高的社会地位。诚然,巴霍芬并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述这些论点,
——他的神秘主义的观点妨碍他这样做。但是他证明了这些论点,而这在
1861 年是一个完全的革命。 巴霍芬的这部四开本的大部头著作,是用德文写的,即用那时对现代家
庭的史前史最不感兴趣的民族的语言写的。因此,他的这本书一直湮没无闻。
1865 年在同一领域里出现的巴霍芬的直接后继人,甚至没有听说过他。 这个后继人,就是约·弗·麦克伦南,他和他的先驱者正好相反。在这
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天才的神秘主义者,而是一个枯燥无味的法学家;不
是诗人的才气横溢的幻想,而是出庭的辩护士的貌似有理的推论。麦克伦南 在古代及近代的许多蒙昧民族、野蛮民族、以至文明民族中间,发现了这样 一种结婚形式,即新郎必须一个人或者与他的朋友们一起假装用暴力把新娘 从她的亲属手里抢过来。这个习俗,应当是较早的一种习俗的遗迹,那时一 个部落的男子确实是用暴力到外边从别的部落为自己抢劫妻子。那么这种“抢 劫婚姻”是怎样发生的呢?当男子在本部落内可以找到足够的妻子时,是没 有任何理由这样做的。不过,我们也常常发现,在不发达的民族中间,有一 些集团(在 1865 年时,还常常把这种集团与部落本身等同起来)禁止内部通 婚,因此,男子不得不在本集团以外去娶妻,女子也不得不在本集团以外去 找丈夫;而另外有些民族,却又有这样一种习俗,即某一集团的男子只能在 自己本集团以内娶妻。麦克伦南把第一种集团叫作外婚制集团,把第二种集 团叫作内婚制集团,并且直截了当地虚构出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 的僵硬的对立。虽然他自己对外婚制的研究使他迎面就碰到这样一件事实, 即这种对立如果不是在大多数场合,以至一切场合,那么在许多场合都只是 存在于他的想象中,可是他仍然把这种对立作为他的整个理论的基础。根据 这一说法,外婚制的部落只能从别的部落娶妻,而这在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

各部落之间战争不断的状态下,只有用抢劫的办法才能做到。 麦克伦南接着问道:这种外婚制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认为血缘亲
属关系的观念和血亲婚配的观念与这毫不相干,因为这只是在很久以后才发 展起来的。但在蒙昧人中间广泛流行的女孩出生后立即杀死的习俗,则可能 有关系。他说,这种习俗使各个部落内发生男子过剩,其直接后果便必然是 几个男子共有一个妻子,即一妻多夫制;由此又造成:人们只知道谁是孩子 的母亲而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于是,亲属关系只能依照女系,而不能依 照男系计算,这就是母权制。部落内部妇女缺少——这缺少虽然由一妻多夫 制所缓和,但并未消除——的第二个后果,便是一贯地用暴力抢劫别的部落 里的妇女。
  “外婚制与一妻多夫制既是起于同一原因——两性数目的不等,那么我 们就应当认为,一切外婚制的种族起初都是一妻多夫制的??因此,我们应 当认为不容争辩的是,在外婚制的种族中间,最初的亲属制度乃是仅由母亲 方面来认知血缘关系的制度。”(麦克伦南《古代史研究》1886 年版。《原 始婚姻》第 124 页)4
  麦克伦南的功绩就在于他指出了他所谓的外婚制的到处流行及其重大意 义。他根本没有发现外婚制集团存在的事实,也完全没有理解这个事实。且 不说许多观察者的更早的个别记载——这些正是麦克伦南的材料来源,莱瑟 姆就精确而可靠地叙述过印度马加尔人 5 的外婚制度(《记述民族学》1859 年版),并且说,这种制度曾普遍流行,在各大洲都可见到,——这个地方 麦克伦南自己就引用过。而且,我们的摩尔根还在 1847 年他的关于易洛魁人 的通信(发表于《美国评论》杂志上)中,以及 1851 年在《易洛魁联盟》一
书 6 中也证明了在这个民族集团里存在着这种制度,并正确地记述了它,可
是麦克伦南的辩护士般的头脑,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这个问题上,造成了 比巴霍芬的神秘主义幻想在母权制方面所造成的更大得多的混乱。麦克伦南 的又一个功绩,就在于他认定母权制的世系制度是最初的制度,虽然在这一 点上,像他本人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巴霍芬已比他先说过了。但即使是在这 里,他也没有把问题弄清楚;他经常说到“只依照女系计算的亲属关系”
(kinship through females only),并且一直把这个对较早发展阶段说
来是正确的用语也应用于较后的一些发展阶段,在这些发展阶段上,世系和 继承权虽然还是只依照女系计算,但亲属关系也依照男子方面来承认和表示 了。这是法学家的局限性,法学家创造了一个固定的法律用语,就继续一成 不变地把它应用于早已不再适用的情况。
  麦克伦南的理论,虽然好像讲得头头是道,然而即使在作者本人看来, 似乎也缺乏牢固的根据。至少他本人注意到
  “值得注意的是,(假装的)抢劫妇女的形式,正是在男子亲属关系〈应 该说依照男系计算的世系〉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中间表现得最突出,最明显”
(第 140 页)。 而且,他又说:
  “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实,据我们所知,在外婚制与最古的亲属关系形式 并存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杀婴的习俗。”(第 146 页)
  这两点都是事实,是和他的说明方法显然矛盾的,他只能用新的更加混 乱的假说来解释。
可是,他的理论在英国仍然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和响应:在英国,麦克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的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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