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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史(二)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 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 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 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 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 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 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至 1992 年先后分六辑印行了名著二百六十种。现继续编印第七辑,到 1997 年出版至
30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 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 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 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 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 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4 年 3 月

经济分析史 第二卷

第三编 1790 至 1870 年

第一章 导言与计划

1.包括的时期
2.工作的条件
3.本编的计划
4.关于马克思主义体系

1.包括的时期


  本编包括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的经济 分析史。在《国富论》刊行后的一二十年间,就分析工作而言,可以报道的 本来不多;有些可以报道的,大多已经纳入第二编。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必 得指定某一年作为一个新的分析活动时期的开始,但是如果一定要这样做, 我们不妨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初次问世的时候(1798 年)算起。马克思 的《资本论》第一卷(1867 年)、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1871 年)、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 年)的出版以及社会政策协会的 成立(1871 年),是明显地标志着另一个时期到来的一些事件。
我们都知道,划分历史时期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坏事。首先就可以从 原则上加以反对,而不问作者用来划分时期的具体方法如何:历史的发展永 远是连续不断的,决不能将其割成片断,而不流于武断,并蒙受损失。拒绝 用年代去标明一个时期,我们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把因为我们无 力解决它而引起的后果略为减轻一些罢了。第二,由于我们集中注意于经济 分析的历史而不得不采用的特殊分期方法,必然不能满足对另外一些事情感 到兴趣的人们。第三,即使从研究分析史的同行学者的观点来看,把亚当·斯 密放在俞一个时期的将近末了,而不把他放在一个可以说是为他的影响所支 配的时期的开头,这种方法是很有理由可以反对的。我们对于这一切的承认, 将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例如,在本编中,我们就没有对在年代上属于这一 时期的作者一一加以考察——最重要的例子是库尔诺——,同时我们把在年 代上不属于这一时期的某些作者却包括在内——卡尔尼斯就是一个例子。然 而,我认为我们的时期划分是能够表明事情的基本真相的。这要由读者来判 断。但我们可以立即提到两个事实,这些事实颇能证明我们的处理是正确的。 第一,在我们以前的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感到,这个时期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单 元。这种感觉表现在一个特殊的名称中:这个时期被称为经济学的“古典” 时期——所谓“古典”,其意义与本书所用的这个词的意义完全不同。①这个 时期保留着这块牌子,一直到当“古典”一词失去了它的颂扬的含义而开始 意味着“陈旧”时,凯恩斯勋爵使用这个词来表示马歇尔及其直接追随者的 学说(或者简单地说,就是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第二个并且是更重要的 事实是,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这一段时间,确实合乎 我们的分期标准:首先,有了同腐朽事物作有希望的斗争的崭新活动;然后, 一切安定下来,出现了一种我们所称的标准的古典形势,这种形势已概括在 约翰·穆勒的标准的古典成就(这又是从我们所持的古典一词的意义讲)中, 他那从已经确立的真理的有利地位来说话的态度,他那对于这种已经确立的 真理具有永恒性所抱的天真的自信,均着重指出了这个事实。随之而来的是 停滞——这种状态普遍感到是表明这门科学已经成熟了,如果不是已经衰微 了的话;在这种状态中,“懂行的人”在实质上是彼此意见一致的;在这种 状态中,“大功现已告成”,大多数的人认为,除了一些细节以外,剩下所



① 让我提醒一下:当本书把这个词用在这种不同的意义上时,另加引号,以免混淆。有三种意义须辨别清
楚:旧的意义,“古典”一词用来表明本编所讨论的时期中的经济学著作,再加上亚当·斯密;凯恩斯勋 爵的意义;和我们自己的意义。[熊彼特原想在第一编(没有完成)中更详尽地说明这个论点。还可参阅第 四编第一章。]

要做的就只是推敲和应用了。


2.工作的条件


  有一种极其类乎忌妒的东西,悄悄地打破了我们为欢迎这一时期的著作 中透露出作者无限满足心情的许多段落而往往会含有的微笑。那时的经济学 家们,或者是其中的大多数,对于自己取得的成果显然是感到满意的,就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某些经济学家重又这样感到一样。往后我们将要设法来 了解经济学家的这种欣然自得的心情。虽然他们所盖起来的只不过是一个单 薄的木头小屋,他们却把它看成是一所坚固的住宅。①我们对斯密以前的成就 还是估计过低,而对“古典作家”的成就还是估计过高。
进行这一工作所处的环境,可以略述于下。要说专业的经济学在这个时 期已经明确地建立,我是感到踌躇的。肯定不能说经济学作为一种专门职业 已经确定下来,因为经济现象的研究还不是一个全部时间的工作,很少有只 是经济学家而不做别的事情的人:许多人同时又是工商业家、政府官吏或新 闻记者;即使大学中的经济学教师,有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也兼教同类 的——甚或完全不同的——课程。然而,我们有权利说,在这个时期中,专 业化的过程已在迅速进行:一开始,经济学就确立了它的有一定研究范围的 主张;它变成了一门明确的专门学科;它应用了明确的方法;它的结果的明 确性也有所增长;而经济学家们,尽管不是全部时间从事经济学,也比以往 更加明确地彼此承认,并为公众所承认。新的政治经济学团体成立了;新的 杂志、新的辞典、新的书目出现了——可是,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意味着以前 那套作法的继续。①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开端;②自然,教



① 特别参阅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编第一章第二节中常常被人嘲笑的关于价值理论的一段。
① 在团体中,最重要的是伦敦政治经济学俱乐部(1821 年);在杂志中,最重要的是法国的《经济学家杂 志》(1842 年);在辞典中,最重要的是法国的《政治经济学辞典》(各格林与吉约明版,1853—1854 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 1890 年以前,英国并没有一种专门的科学经济学的杂志。但这部分地是由于已经有了这 样一些优良的严肃的杂志,如《爱丁堡评论》、《季度评论》、《威斯敏斯特评论》,它们甚至刊登专业 性极强的文章——这对这一时期的读者是一个很大的恭维。我除了利用过篇数极为有限的、我在“专业性” 文献中看到曾经引用的文章以外,对这些期刊的内容没有考察过——这是我工作中的一个严重漏洞。我曾 看过《辞典》,但也只是随意翻翻罢了。
② 关于个别学说论点的历史引证,为期当然还要早得多。在十八世纪也出版了几种书目提要,但是除了由 杜邦以及其他的人所写的少数几本关于重农学派的书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历史的书。可是自从十九世 纪初起,对学说史就表现了一种日益增长的兴趣。在 J.A.布朗基的《政治经济学史》(附有《书目提要》) 初版于 1837 年 问世以前,唯一值得在这里提到的这一类出版物,就是麦卡洛克(在 1824—1825 年)和 萨伊(在 1829 年,见《政治经济学教程》第六卷)各自所写的概略。自 1837 年至 1870 年间,出版了若干 其他的有关著作,其中有一些只限于论述个别国家的情形。到 1858 年时,这类书籍的数量已经很多,因而 罗伯特·冯·莫尔(1799—1875)在他的《政治学的历史和文献》(1855—1858 年)第三卷中,插入了《关 于政治经济学史的著作》一章。我想要提到的只是:(1)麦卡洛克的《政治经济学文献》(1845 年);
(2)费拉拉在《经济学家丛书》中所写的各个序言(在 1850 年至 1868 年间,费朗基斯科·费拉拉编辑了 两套外国著作的意大利文译本,他曾撰写序言,对之——加以详尽的分析,这种分析就构成了他对理论所 作的大部分贡献,实际上可以说是一部经济学史;这些序言的大多数曾于 1889—1890 年单独刊行);(3) 罗雪尔(他的大部分工作是属于学说史领域的。在这个时期内,他写出了《十六与十七世纪英国国民经济

科书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其中有几本我们将在有关的场合提到。 研究大都靠研究工作者自行筹措经费;例如,图克若不是一个富人,即
不能有所成就;自然,在某些场合下,刊行研究结果所得的收入是足以维持 研究活动的。可是,教学方面的设施十分欠缺。
  即使在从前设有正规的经济学课程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 苏格兰,用意也只是在为其他的研究学科——例如法律或哲学——作补充, 而不是作为经济学本身的训练来独立组织的课程。
  在美国,1818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置了一个“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的教授席位, 1824 年在南卡罗来纳学院指派了一个化学教授去讲授经济 学。在此以前,在各地也曾有过由具有极端不同资格的人去进行所谓经济学 讲授的事。在英国,在下一个时期来到之前,教授或讲师席位是寥寥无几的。 牛津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是 1825 年设置的,第一个主持该讲座的人是西尼耳; 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的经济学讲座是 1828 年设置的,第一个主持该讲座的人 是麦卡洛克;都柏林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是 1832 年设置的,第一个主持该讲座 的人是朗费尔德;在赫利贝里的东印度学院中有一个历史、商业与财政讲座, 马尔萨斯在 1805 年受命主持这个讲座。①但从薪俸及任职的其他条件来看, 充分证明这些讲席的设置人和行政管理部门甚至并不希望人们会长期地担任 这种职位,更谈不到希望他们以此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了。在英国,为了改 变这种状况,于 1857 年成立了“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但几十年之后, 才获得了显著成效。
在对这一时期的成就作任何评价时,必须把上述情况估计在内;对于某
一个人的成就作任何评价时,尤其需要这样。在另外一个场合我得要强调, 基金和讲座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但在此处我必须强调,它们也不是丝毫无 关紧要的。在上述情况下,具有卓越的才能和广博的文化素养的人们对于我 们的学科不得不浅尝辄止,尽管他们很有才能,也很有学问,但却是无足轻 重的经济学家——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学科内,在这个时期中,对于成 就的某种评价并不一定包含对于那个人的评价。②
在这个时期的成就中,除了海外几个孤独的高峰以外,英国泰然地居于
首位。事实上,这个时期是我们这门科学的历史中一个特殊的英国时期。当 时英国经济学家之所以享有无与伦比的威望,只不过部分地是由于他们的国 家在经济上的成功所不合理地反射到他们头上的光辉。这种威望主要还是由



学史》,1851—1852 年;《论亚当·斯密学说的传人德国及其应用》,1867 年;他在 1863 年刊行的《一
个十四世纪的伟大的国民经济学家》中,倾吐了自己对奥雷斯姆[参阅上面,第二编,第二章]的热情;我 们还得立即加上他后来所写的《德国国民经济学史》,1874 年,这是一项付出了巨大劳动得来的成果);
(4)曼纽尔·科尔梅罗的《西班牙政治经济学史》(1863 年),严格说来不属于这里所指的范围,但这 本书和他的《书目提要》(1880 年)一道,对于研究西班牙的经济学,依然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我感谢 E. 沙姆斯博士的卓越的研究《国民经济学说史研究引论》(载《国民经济学杂志》,1931 年 9 月)一文以及 他和 O.莫根斯顿教授合写的《国民经济学说通史书目》(同上,1933 年 3 月)一文所给我的帮助,但后者 不包括论文,也不包括上要是不属于历史领域的理论研究但附带涉及学说史的一切著作。沙姆斯博士认为 学说史编纂的“科学”时代是从 E.K.杜林(参阅后面,第四章)的《国家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 年)一书开始的。
① 在法国,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曾设置某些临时性的讲席,拿破仑战争以后又设置了这些讲席,但均只限于 巴黎大学(参阅后面,第四章,第 4 节)。

他们所完成的工作的质量赢得的,这种工作不仅是由少数大师所做的,而且 也是由许许多多能干的作家所做的,这些作家不能称为是第一流的,但是他 们的努力加在一起,就颇为可观了。

3.本编的计划


  从本编起,我们将要改变我们的陈述方法。在第二编中,我们不仅要概 括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而且还要和这样的困难作斗争,即没有一个为大家 所接受的体系可供描述。严格说来,在第三编所包括的时期内也不存在这样 一种体系。但是多少有了一点近似的东西,虽然还不很理想。这就是说,绝 大多数——像我们所说的——彼此互相承认是经济学家的人们,对于主题、 方法和结果的基本原则已经取得了足够一致的见解,因而有可能使得他们的 贡献系统化,虽然在这些基本原则的范围内,他们对于每一个别问题的意见 实际上是不一致的(或是在个人与个人之间,或是在一派人与一派人之间)。 甚至还有比各个作家所愿意承认的更多的共同之处和——在各个接连的十年 之间——更多的连续性。因为,在当时也和在今天一样,大多数经济学家往 往强调不同之处更多于强调相同之处,虽然这也有重大的例外,其中最重要 的是约翰·穆勒。诚然,当时还有许多抱着完全不同的见解的人,他们把正 在成长的古典”经济学的具体而微的体系抨击得体无完肤。但其中大多数不 合乎我们所定的分析能力的要求。而其他的人反对这种体系,不是从分析的 观点立论,而主要是从政治的、道德的或文化的观点立论,因此,他们的反 对就不一定①同我们有关,即使在我们与他们意见一致的地方。
利用这些事实,我们在这一编就能够做出我们在第二编所没有能做的事
情,也就是说,在对政治背景和学术背景的显著特征作过一番追溯(第二章 和第三章)以后,便可以从横断面来描述分析工作的发展情况。这个横断面 将由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所代表(第五章)。但是为了使事情 简化起见,我们将要减轻第五章的一些负担,其办法是使我们自己对最重要 的个人和派别预先有一个认识(第四章),并把关于纯理论和关于货币的细 节尽量放在单独的两章(第六章和第七章)中。第七章还得照顾到关于银行 和商业循环所不得不说的一点点东西。

4.关于马克思主义体系


我们的计划是简单的,并且在几乎所有的场合下都行得通,只是有一个 例外,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场合。困难并不是像可能设想的那样在于 马克思的经济学光彩耀人,做然独立,不能和我们所要讨论的其他著作相提 并论。相反地,我们将看到,马克思的经济学乃是这个时期的一般经济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把它纳入本编的原因。当我在上一节 谈到持完全不同见解的人时,我所想到的并不是马克思;在本书中,我们能 够像对待其他经济学家一模一样地对待马克思,我们也将要这样对待他。①



① 当然,读者应明白,道德上的反对可能构成寻找事实上或逻辑上的反对的动机,而这种反对则是同我们
有关的。
① 因为这一点既极其重要,又可能引起某些读者的惊讶,所以我除了请他们注意在后面各章将要读到的东

困难也不是由于他又是一个社会学家所引起的。因为他的社会学能够纳入同 它相适宜的地方,正像他的经济学能够纳入适宜的地方一样。困难是在于, 就马克思的情形而论,如果像我们的论述方式所要求的那样,把他的体系分 解成为许多组成的命题并分别给予每一命题一个适当的地位,我们就会失去 对于了解他所必不可少的某种东西。在某种程度内,对于每一个作家来说都 是如此:全体总是比各个部分的总和要多一些。但只是在马克思的场合,忽 视这一点②而使我们遭受的损失才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他的看法的总 和,作为一个总和,是贯彻在每一个细节之中的,对于每一个研究他的人, 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这正是使之在心智上感到迷人的泉源。我提出来解决 这个困难的方法是不可能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满意的,对于他们来说,马 克思就是社会科学的中心太阳。这种方法也不能使得这样一种人满意:他们 所要的是各个思想家的美术像。但对于每一个想要看到一幅技术经济学的发 展图画(这是本书想要提供的)的读者,这种方法是完全可以使他满意的。 我们充分认识到“马克思学”的特殊任务,但我们无意去重复它。我们不准 备打乱我们的计划。我们要把马克思的著作拆散,并且要用极其经济的手法, 单把合乎我们需要的东西用在根据我们的宗旨所要用的地方。但是我们要利 用本节余下的篇幅,来评论他的整个学说。
1.马克思在本书中只是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出现。自然,这位
创立一种主义的预言家远远不只是这样一种人。而他的创立主义的活动和他 的制定政策和宣传鼓动的活动,又都是和他所进行的经济分析活动不可分割 地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情况是,如此之甚,以致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 能不能把他称为分析工作者。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种极其不同的观点给 予否定的回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他来说,这位预言家的每一句 话都是永恒的真理;对于他来说,反对马克思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恶—— 会给予否定的答复,但其具体的意义是:在马克思的黑格尔高丘上,行动和 推理、现实和思想都变成了同一的东西;在这个水平上,分析是不能和实践 分离的;所以,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思想称为分析的,我们就应该立刻加上 一句,这种分析在意义上和平常的所谓分析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他的著作 不是一种通常意义的所谓分析的著作,而本书的作者既然生来就不能对它作 公正的处理,就应当收起自己的一双不圣洁的手,不要去触摸它。某些反对 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会同意这个结论,虽然他们可能表述得不同——他们忠告 我收起自己的手,不要去触摸这种不圣洁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的 著作就是一系列在本质上是不科学的痛骂,是生来就不能看到事实或作出正 确推理的人写出的东西。
可是,对于我们的问题,我的回答却是肯定的。作出这个肯定回答的理 由是根据下面这个命题:马克思著作的大部分由于其所具有的逻辑性而是分



西以外,愿意立即声明:这种惊讶完全是由于马克思在陈述他的经济分析时所带的一种预言者的忿怒气氛
造成的!不论是从普通人还是从哲学家看来,这种气氛使得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显得是一种同任何其他人所 作的分析完全不同的东西。此外,这一时期和下一时期的英美专业文献也都确实把他当作一个外人来看待。 但是在那种文献中,其他第一流的外国经济学家在这一方面所受的待遇并不比他更好。
② 我们从来没有完全忽视这一点。在所有比较重要的场合我们都把经济学家“介绍”给读者,在这个介绍 中,就有机会看到各个经济学家个人的全部成就。但是我不能做得太过分,因为我们故事中的英雄是一般 命题而不是个人。

析性的,因为它是对于社会事实的相互关系的说明。例如,政府在本质上是 资产阶级的一个执行委员会这个命题可能完全是错的;但是这种说法体现了 一项我们所称的分析,接受它或是驳斥它是由科学程序的一般规则来支配 的。把《共产党宣言》——上述命题出现在这个宣言中——称为一种科学性 的出版物,或把它当作一种科学真理的陈述来接受,诚然是荒谬的。否认下 面这一点也是同样的荒谬:即使在马克思的最科学的著作中,他的分析不仅 被实用目的的影响所歪曲,不仅被带着感情的价值判断的影响所歪曲,而且 也被意识形态上的幻想所歪曲。①最后,否认这一点也不免荒谬:要把他的分 析同这种分析的意识形态上的因素分解开来是困难的,在某些场合下甚至是 不可能的。但在意识形态上受到歪曲的分析仍然是分析。它甚至还可以产生 一些真理的因素。总起来说:每当马克思的名字在下面的书页中出现时,我 们不会高唱“呵,全能的主”;但我们也不会把他推在门外;我们只是把他 看作一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家,他的命题(理论),也像其他每一个社 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家的命题一样,具有相同的方法论上的意义和地位,并 且应当根据相同的标准去加以解释;我们不承认有任何神秘的光环。②
Ⅱ.既然值得我们注意的只是一个作为“科学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 马克思,那么我们就不必去考虑与他的“科学”工作无关的东西——他的事 业,活动,或个人性格等的任何方面。我愿意指出,我丝毫无意去对他这个 人加以“品评”,对于他的朋友和忠实的同盟者恩格斯也是如此。可是,为 了正确地看待他们各自的工作,叙述某些事实还是必要的。这些事实见下面 的脚注。①让我们来着重指出其中的几个事实。第一,一个人如果不正确地估



① 关于这三种歪曲的不同之处,参阅前面,第一编。
① 卡尔·亨利希·马克思(1818—1883)是一个十足的资产阶级环境的产物(但这种环境未能维持他在经 济上的独立),是一种十足的资产阶级教育的产物,这种教育把他变成了(正像它把那么多的人变成了) 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急进派和一个学者——这种急进主义是属于他那时代的资产阶级类型的,这种学者的 学问是属于历史学和哲学类型,而与数学和物理学类型不同的。由于客观的情势,同样也是由于个人的选 择,他从事新闻事业而没有去从事学术生涯,并在 1843 年去过巴黎,在那里他遇到了恩格斯,也遇到了经 济学(这他在以前只接触到边缘),在那里他使自己明确地站到了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上。从 1849 年起他长 期定居在伦敦,对于他这样一个酷嗜书本的读者来说,这就差不多等于是说,他长期定居在大英博物馆附 设的图书馆。积极的革命主义——像他于 1848 年在德国所实践的——已经结束,在他剩下的半生中,他的 研究工作就只是被赚取他的面包的必要活动(部分地靠从事新闻工作)打断过,只是被他在第一国际中的 活动(1864—1872 年)打断过,到后来也被日益衰退的健康情况打断过。他的标准的传记依然是 F.梅林所 写的那一本(1918 年)。虽然这本书在某些方面比作者的其他作品所受到的抉隘偏见的损害要小一些,并 且一般说来是值得推荐的,但它在一个方面却令人要为马克思抱不平:它对马克思工作中的科学因素完全 未能加以应有的重视。我们自己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可能会找到关于意识形态上的偏见的丰富证明,但梅林 归之于马克思的,却只有表述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动机而没有其他的东西(自然他的用意是在恭维):他 这样做是走得太远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在 1869 年以前,在相当成功的企业生涯中点 缀了一些革命活动,这一年他从企业退休,以便用他的后半生贡献给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享业。马克思 死后,他变成了马克思遗著的护理人,此外,他还有几分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圣人和元老政治家(因此成 为年轻一代的攻击目标)。他的忘我的忠诚不得不令我们表示崇高的敬意。他自始至终一心只想做马克思 这位上帝的忠实仆人和代言人。因此,只是由于必要我才指出——因为必须这样做,来使读者了解在恩格 斯所编的马克思手稿方面我们所处的境地——在智力上他是不能与马克思相匹敌的;虽然在哲学和社会学 方面他还算赶得上马克思,在技术经济学方面他却特别欠缺。在他自己的经济学出版物中,《英国工人阶

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产阶级文化背景所具有的含义,他就不能了解他们,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头脑的产物、一个从十八世 纪和十九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根子中成长起来的产物的理由之一,虽然不是唯 一的理由。相信马克思主义除了对于数目有限的知识分子以外,对于群众、 或者在事实上对于任何集团曾经有过或者能够有任何的意义,这种信念是马 克思和恩格斯个人的意识形态中最可悲的因素之一。①第二,我们所了解的情 况,使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有机会专心致志地搞自己的工作。有 时候,他沉溺于活动,并且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生活着:这种情况是必定会使 得人伤脑筋的,它比我们从实际占去的时数所推测的更要有害于他的科学工 作。然而,平均说来,他所有的“留给自己”的时间,同留给我们今天一个 典型的美国大学教授的时间——也是平均来说——比较,是只有多没有少 的。而他充分地加以利用了。其次,一个人无论怎样也不会了解马克思和他 的著作,如果他不去适当地重视这种著作中所包含的渊博学问——这是无止 总的劳动的成果,这种劳动从他早年主要是对哲学和社会学方面感到兴趣开 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集中于经济学,直到他的工作时间几乎全部被经 济学独占为止。他的头脑也不是那样一种头脑,在其中学问的煤会把火焰扑 灭:对于每一个事实,对于在他的阅读中所碰到的每一种议论,他都要用那 样洋溢的热情去与之搏斗,以致他不断地脱离了他的主要的前进道路。这一 点,我是十分坚决主张的。如果我要写一部“马克思学”,这个事实就是我 的中心题目。细读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就足以使人相信这一点。而且,一 旦证实之后,这一事实又可以确立另外一个事实,并解开一个讨论得很多的 谜:它所确立的事实是,马克思是个天生的分析家,是个感到被驱使去做分 析工作的人,不管他想不想要做,也不问他的动机是什么;它所解开的谜是, 为什么他未能完成他的工作,而是留给我们一堆堆的杂乱无章的手稿,尽管 有人情愿费多大力气,也不能将其纳入令人满意的形式。
第三,我们了解的情况确保可以这样说:在他到巴黎去以前,他已经是
一个很像样子的哲学家,涉猎一点社会学和政治学(像许许多多的哲学家所 做的那样);他在巴黎进步得很快,并且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站住了脚跟;在 这个时候,他和恩格斯合写了《共产党宣言》(1847 年;1848 年刊行);这



级状况》(1845 年)我们将要再一次提到:不管多么具有偏见,这却是一项值得赞扬的事实调查,其中还
有许多是根据直接的观察。《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载卢格和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1844 年)同他 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改革》(1878 年;英译本《反杜林论》,1907 年)的成就显然是很 低的。他出版的哲学和社会学著作,虽然没有创造性的贡献,却维持了较高的水平。我们没有机会再来提 到两者了。但是,让我重复一遍,上面这些话不应当使得我们把这样一个人看低了,这个人的名字是完全 有资格享受它在德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中所据有的那种光荣地位的。特别是,我心中根本无意想要来暗示: 他是马克思的奴隶。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甚至可能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方面帮助教育了马克思,因为 他在那时候远远走在前头。有几部传记。只要提到一部就够了:D.里查诺夫,《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 希·恩格斯》(英译本,1927 年:俄文原本我未见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目录,见马克思恩格 斯学院(后来改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1926 年。[《马克思恩格 斯文库》头两卷系用德文和俄文同时刊行!以后各卷只出了俄文版。]
① 马克思也这样来欺骗自己,并用下面的办法去在他的信徒中培养同样的幻想:他在他的构造物中嵌人了 足够多的这样的辞句——其中有一些是非常粗鲁的——,这些辞句的确是每一个人都能看懂的,而这些辞 句就是马克思主义对粗俗的人,也许甚至是对这个名词所没有包括的人们所意味着的东西。

就是说,在 29 岁的时候,①他已经掌握了构成“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一 切必不可少的东西,唯一的重要空白是在技术经济学的领域内。至于以后, 他的学术生活的主要路线可以描述为苦心完成那种“社会科学”和为填补那 些空白所作的一系列的努力——这种任务,我相信马克思不曾预期会包含 任何不可克服的困难,虽然他曾经预期,对于在那个宏大的构造物中将 要安置进去的一切东西一一加以清理和调整,是需要进一步去进行大量 工作的。
  这种解释不是一般通常的解释。它认为马克思对于他的思想体系中一切 根本的东西早就有了一种构思,并且除了在比较细小的地方以外,他在展开 这种构思时保持了很大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从在主要之点上从来没有改 变过的一种理论宗旨和计划中产生的。即使是同意这种看法的马克思主义 者,也会觉得这种解释过于简单了;而马克思的批评者则会宣称这种解释是 根本错误的。因此,必须作一些辩护。有关的事实如下。马克思在 1859 年刊 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显然是当作一种广泛的说明的第一部分,因而 可以作为证明,他必定认为自己是已经有了充分准备来撰写这部著作的。他 放弃了这部未完成的作品,这一事实证明,他并没有这种准备,并且他感到 他作了一次不能令人满意的开端。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在那样一种规模宏 大的事业中——而且,在经济学方面,它包含了大量的细节,理论上的比事 实上的更多——这正是必须预料会要发生的事情,不能拿来证明在基本的东 西上出了什么错误。他重新开始,经过奋斗——这最有教益地反映在他的一 些手稿中,这些手稿最后由考茨基作为三卷刊行(《剩余价值学说》,1905
—1910 年)——之后,得出了一个新的第一部分(《资本论》,第一卷, 1867
年)。①在马克思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出版第二卷,而恩格斯不得不从未完成的 手稿中去编订第二卷(1885 年)和编辑第三卷(1894 年),这个事实被反马 克思主义者解释为意味着承认失败:他们说,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在他的体 系中存在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特别是在他的价值理论中),因而不肯继续出 版。可是,从《剩余价值学说》能够看出,当马克思刊行《资本论》第一卷 时,他完全知道,并且计划好了从他的批评者看来似乎是具有不可调和的矛 盾的东西。诚然,他的通信证实了这个事实:他的耽误了第二卷完成的理由, 读来是不太令人相信的。但这肯定能够用一个年龄日增因而畏惧作出新的努 力的有机体所具的日益增长的阻力来解释。可见,上述事实不能用来证明我 的解释不对。我宁愿作出这种解释的正面的理由,是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他 的工作方法,以及我自己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对于马克思的理论上的困难究 竟是什么所具有的了解——从他的观点来看,这种困难并非是不可克服的。 这同我所持有的马克思的体系有着严重错误的信念自然是毫不冲突的。我只 是说,他可以不违背逻辑——那他就总得要违背事实——而提出一种广泛的 经济理论。



① 如果情形是这样,那就会替奥斯特瓦尔德的理论提供另一个例证,他的理论是:思想家在三十岁以前,
就拥有了他们真正具有独创性的想法。
① 关于马克思是否改变了他的计划以及为什么他要改变计划的问题,我要说的就只这些。这个问题对“马 克思学”来说虽然很令人感兴趣,它同我的解释却完全没有关系。在所有一切时间拉得很长的研究工作中, 计划的改变都是容易理解的。可是,参阅 H.格罗斯曼:《马克思<资本论>结构的原来计划的改变及其缘由》, 载《社主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9 年。

  Ⅲ.既然我们决定要做马克思主义者所——也许是正当地——不满意的 事情,即把马克思的构造物拆成一片片,并且在它们所应属的地方一片一片 地加以讨论,我们对于这个构造物就不能在任何地方得到一个全面的鸟瞰 了。下面的评论,就是用来部分地代替这样一种鸟瞰的。
  这些“片片”分成两类,一类是社会学方面的,另一类是经济学方面的。 在社会学的片片中,包括像“经济史观”这种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贡献,这 可以——像我将要论证的——看作是马克思自己的,完全像达尔文关于人的 起源的思想是达尔文自己的一样。
  但是马克思社会学——即像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他为了自己的经济理 论而需要的社会学的骨架——的其余部分,在客观上既不是新的,在主观上 也不是具有创见的。特别是他对资本与劳动关系的性质所持的先人之见,只 不过是从在他那代的激进文献中已经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①拿过来的东 西罢了。可是,如果我们想要进一步追溯这种先人之见的来源,我们是不难 做到的。一个很可能的渊源就是《国富论》。亚当·斯密关于资本与劳动的 相对地位的思想必定会对他有感染力,特别是因为这种思想是和一个关于地 租与利润的定义——“劳动产品的扣除”(第一编,第八章,《论劳动工资》)
——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定义强烈地暗示着一种剥削理论。但是这种思想在 启蒙运动时代是很普通的,它的真正故乡是在法国。法国的经济学家,打从 布阿吉尔贝尔起,就用暴力来说明土地的所有权,卢棱和许多的哲学家也曾 就这个题目加以发挥。可是,有一个作家,即兰盖,他比其他人更加清晰地 绘出了马克思认为是自己绘出的那幅图画:这不仅是一幅对乡村农奴实行压 迫和剥削的地主的图画,而且也是一幅对表面上自由而实际上是奴隶的工人 作出完全相同的事情的工商业雇主的图画。①
这种社会学的骨架,提供了马克思所需要的大部分木钉[借口],他要有
些什么东西来悬挂他的强烈的辞句。既然历史学家们的主要兴趣是在这些辞 句,不问他们对这些辞句是加以赞美还是感到震惊,那么,关于马克思体系 中那些纯粹经济学的片片的性质如何的一种明显的真理,是难于得到一致赞 同的。这种明显的真理是:就纯粹理论而言,必须把马克思看作是一个“古



① 正是在这个领域内,梅林对马克思学说的解释(说它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言辞表述)最接近于真
实。我们同他的争执,只是在他把这种解释推广到马克思的全部著作。
① S.N.H.兰盖(1736—1794),律师和新闻记者,是一个多产的和好斗的作家,很难把他归入哪一类。他 批评重农学派(《对现代学者们的答复??》1771 年),参加过当时的许多论争,而没有作出什么建树。 但他有一本书却使我们很感兴趣,即他的《民法理论》(1767 年),这既不是因为它攻击了孟德斯鸠,也 不是因为莫雷菜的辛辣的回答,而是因为它阐明了一种十分精细的历史社会学,其中心题旨是群众的被奴 役。据我所知,这本书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至少作为一种征兆来说,这本书是矗立在或靠近这 样一种思想意识的源头的:这种思想意识是马克思以及其他许多的人——其中也有非社会主义者——拿来 代替资本主义的现实的;甚至在今天,愚而好自用的人的热情也是靠这种思想意识来维持的。兰盖不仅提 供了这幅图画,而且还提供了用来观察这幅图画的特别精神。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兰盖采纳了 这种理论:在文明的开端,有着生活在实质上是平等状态之下的农业居民;由于一些好战的部落往服了这 些居民,并自立为他们的领主,于是产生了一种封建的社会。这种理论是可以说许多话来为它辩护的,它 在事实上为某些现代的史前学家所接受。可是,在这种产生领主和农奴的征服所造成的结果中,就有着我 们包括在“文化”一词之内的一切东西。然而兰差不能够看到这一点。在他看来重要的,只是征服这个事 实,而再没有别的。而他的结论就是道德的忿怒,也再没有别的。

典”的经济学家,更明确地说,是李嘉图学派的一个成员。①李嘉图是马克思 当作者师看待的唯一的经济学家。我恐怕他是从李嘉图学到他的经济理论 的。但远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使用了李嘉图的工具这个客观事实:他采用了 李嘉图的一套概念工具,而他的那些问题是以李嘉图所赋予的形式向他呈现 的。无疑地,他改变了这些形式,而且他在最后得到了大不相同的结论。但 他总是通过从李嘉图开始并批评李嘉图来得到他的结论的——在他的纯粹 理论工作中,批评李嘉图就是他的方法。这里只能提及三个突出的实例: 马克思在实质上接受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参阅后面,第六章),并用李嘉 图的论据来为之辩护,但由于认识到不能预期李嘉图的价值会同价格成正比 例,他就试图就二者的关系提出一种不同的理论;马克思追随李嘉图之后, 也像李嘉图一样碰到了剩余价值的问题,但认识到李嘉图的解决办法实际上 并不是一个解决办法,他就从李嘉图的构造中发展出他自己的剥削理论;马 克思全部接受了李嘉图的技术失业的理论,直到细节,但看到它不足以达到 自己的目的,就试图把从李嘉图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的东西变成一个普 遍的“规律”。我希望,当我们往下看时(第五章和第六章),这些论点会 变得更加清楚。在这里之所以预先提到它们,是为了赋予我的下
  列陈述以明确的意义:李嘉图是马克思的老师;马克思虽然改变了他所 找到的理论素材,但他是用他所找到的工具而不是用他所创造的工具来工作 的。这只是下列陈述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不管马克思在某些方面是一个多么 “不朽的”神人,他作为一个理论技术家实质上是受到时代束缚的——这是 后来对他的信徒们造成了许多困难的一个事实,他们感到不能承认,马克思 竟能在任何一方面变得过时。
可是,为了清楚地说明一个似乎很重要的论点,我在上段严格地把自己
限制在马克思的理论技术上。但是,马克思的理论有两个超越于技术之上的 特点。而这两个特点是不受时代限制的。一个是他的“经济表”。在马克思 分析资本的结构时,他再一次发展了李嘉图。但其中有一个因素,不是来自 李嘉图,而可能是来自魁奈:马克思是试因为资本主义过程建立清晰模型的 第一个人。①另一个特点更为重要。马克思的理论具有一种为其他经济理论所 没有的意义,即它是进化的:它企图揭示这样一种机制,仅仅由于这种机制 的作用,不借外部因素的助力,就会把任何一定的社会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社 会状态。②
Ⅳ.关于马克思体系的一般情况,以及对这个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将在本
书中加以讨论的方式,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所要说的就仅止于此了。①现在应



① 要注意,就理论而言,这就使得马克思成为一个英国的经济学家。而他也的确是一个英国经济学家。
① 第二个试图从事这一任务的经济学家是庞巴维克(参阅后面,第四编,第五、六章)。两人的类似之处, 被措辞用语和表面装饰掩盖起来了,然而这种类似是实在的、密切的。
② 马克思学家有时谈到马克思的方法在本质上是“历史的”。这个用语在这个场合有两种不同的意义:首 先,它意味着,马克思理论的各个不同部分按照马克思的原意可能是用来分别应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状态 的;其次,它意味着上述“进化的”一词听意味着的东西。两种意义都是可辩护的。但这个用语依然是不 恰当的,因为它还包含不适用于马克思理论的其他意义——其中之一就是最自然地和“历史的”一词联系 在一起的那个意义。(关于马克思理论的进化的方面,参阅后面,第三章,第 4b 节。)
① 也许无需再一次告诉读者,所有这些是多么的不完全。但是有一点是值得明白提出的。我强调了亚当·斯
密和李嘉图给予马克思的影响。我提到魁奈的影响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因为马克思的模型很可能是在李

当提出的,是一个读书指导。但我感到提不出这样一个东西。马克思是那么 一个啰啰嗦嗦和说了又说的作家,而他的理论著作,除了《资本论》第一卷 之外,又反映了他在论证上所处的那么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所以不可能有丝 毫信心地指出,哪些东西是最重要的。我不打算去尝试这种不可能的事情, 而是向我的读者们推荐斯威齐博士的一部书(这是一位很有造诣的理论家所 写的著作和一个无限忠诚的纪念品),它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介绍是最容易使 人看懂的,除此之外,就我所知,它还是一部最好的关于马克思文献的入门 书。②仗着有这样一部参考书,我自己只提出下面几点忠告。
读读马克思著作的选录,或者甚至是单单读读《资本论》第一卷,都是 没有什么意思的。任何一个想要对马克思稍稍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必须定 下心来仔细阅读整个的《资本论》三卷和《剩余价值学说》三卷。①其次,没 有事先的准备就去研究马克思也是没有一点意思的。他不仅是一个难于理解 的作家,而且由于他所使用的科学工具的性质,如果不具备有关他那时期的 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以及有关一般经济理论的必要知识,是不能了 解他的。由于这种知识的需要并不能从表面看出,所以它就格外重要了。再 次,读者必须提防被少数的黑格尔专门术语引入歧途。下面将要论证,马克 思不曾让他的分析为黑格尔的哲学所影响。但他有时使用的字眼是具有特殊 的黑格尔含义的,一个从通常的意义去理解这些字眼的读者,就不能体会马 克思的意思。最后,一个想要得到除教训之外的任何东西的读者,当然必须 学会把事实和逻辑上健全的推理同意识形态上的幻想区别开来。马克思自己 在这一方面帮助了我们:有时候,当他模糊地意识到意识形态上的幻想时, 为了防卫,他的骂人的话也就格外激烈,因而这就指点出了不对头的那种地 方。










嘉图的基础上独立发展而来的。但某些其他可能的影响,我根本没有提到。有许多是为其他历史学家所主
张的;既然马克思对于文献的知识几乎是应有尽有,就不能排除他们是正确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并没有令 人信服的理由,要假定有比他曾经阅读过、分析过和批评过许多其他的人一事必然会包含的影响更为具体 的其他影响。因此,为了节约篇幅,我没有提及任何已经提出的意见。事实上,当一个人一旦了解了李嘉 图的影响——这是马克思一点也不掩饰的——的重要性以及马克思的才智以后,他就会自然而然地对这些 意见不再感到兴趣至于剽窃的指控就更不要谈了。
② 保罗·M.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第二版,1946 年)。我推荐这部书,并不意味着我同意斯 威齐的全部解释,特别是在他企图把马克思变成一个凯恩斯主义者这一点上。请注意他的书目中所列的书 都是挑选得很好的,我只有一本书要加进去:w.莱克塞斯:[熊彼特在这里写下了庞巴维克批评马克思的一 本书的名字,《马克思体系的完成》(1896 年)——这显然是一个错误。他想要提到的,也许是莱克塞斯 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以后所写的一篇书评,即《马克思<资本论>的最后一卷》,载《经济学季刊》,
1895 年 10 月。博特基威切的贡献的重要性,在斯威齐的原文中曾予以充分的强调。
① 《共产党宣言》自然也是不可少的。但除了想要做一个“马克思学家”之外,为了任何目的,我想除了 一本书之外,再也毋须加上什么了:《法兰西阶级斗争》,包括 1848—1850 年间所写的几篇文章,1895 年作为文集刊行,恩格斯写了一篇导言。只有“马克思学家”才需要去阅读马克思的通信。

第二章 社会政治背景

1.经济的发展
2.自由贸易与对外关系
3.国内政策与社会政策
4.格拉德斯通的财政
5.黄金


  在法国革命前的最后十年左右,一种社会和政治形态的某些特点已经可 以看得出来,这种社会和政治形态是在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以及它们的直 接后果成为过去以后,在十九世纪剩下的时间内或多或少地确定下来的。似 乎需要提一提它的几个主要特点,即使仅仅是为了纠正读者心中可能具有的 某些误解,并使由各种意识形态的传统所给它插上的那些不现实的明确色彩 变得柔和一些。
  在这样做时,我们必须同一种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新的困难作斗争。我们 将要试图想象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结构——自然是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
—以及这样一种文化的上层建筑,它或者是与前者联在一起的,或者,根据 马克思的学说,是由前者造成的。我们把它称为时代文明:或者称为时代精 神,即 Zeitgeist。但是这种时代精神从来就不是一种结构上的单位。它永 远是一种彼此斗争的成分的不完全的综合,决不是用少数前后一致的“原则” 就能够真实地加以描述的。其所以如此,最明显的理由是:在任何特定的时 间,一种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与其时代精神两者均包含有来自历史上居先 的各种状态的因素。但是也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但比较不容易说明的理由, 使得不可能根据符合于一个社会有机体状态的内在逻辑的过程,或者是根据 残存者的抵抗所引起的过程,去分析这个社会有机体内所发生的事情,或者 更肤浅地说,就是不可能用“进步”或“反动”去加以解释。我们将要使用 的概念上的安排,证明存在有这种困难。
可是,大体说来,可以断言:资产阶级上升的顶点虽然要到下一时期才
能达到,但正是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一时期内,工商阶级的上升几乎丝毫未受 到阻碍,也几乎丝毫未受到挑战。在各个大国,当时资产阶级都没有在政治 上占据统治地位,最重要的例外是美闰以及路易·菲力普统治(共十七年) 下的法国。但在所有的国家,不管在起源和结构上是怎样非资产阶级的政府, 包括被资产阶级反对派宣布为最“反动”的政府在内,全都几乎是当然地拥 护工商阶级的经济利益,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护这种利益。更重要的是, 他们这样做是采取一种放任主义的精神,即是说,根据这样一种理论:促进 经济发展和公共福利的最好方式,就是取消对私营企业经济的束缚,让它自 由自在。这就是在本书中所称的“经济自由主义”。我请求读者把这个定义 记在心上,因为这个名词从 1900 年左右起,特别是从 1930 年左右起,获得 了一种不同的——
  在事实上几乎是相反的——意义:私人企业制度的敌人觉得把它的标签 据为己有是聪明的,这是一种最高的——虽然是无意作出的——恭维。
  我们所说的“政治自由主义”——正如我们的脚注所充分表明的,它必 须同“经济自由主义”区别开来——指的是议会政府负责制,选举的自由和 选举权的扩大,言论出版自由,世俗政府与宗教政府的分离,陪审制,如此
  
等等,包括节约政策与和平的——虽然不一定是和平主义的——对外政策。 这是“法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纲领。①一种将其付诸实施的趋势,最后在到处 都表现出来了。但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前进的速度大不相同,使得采取每一 个步骤的力量和环境的结合,亦复不同。
  工商阶级本身转到政治自由主义的速度,不仅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而已 在资产阶级以内的各个集团之间,均有很大的不同。甚至经济自由主义也不 是在到处都受到欢迎的,也不是为整个工商阶级所欢迎的;政治自由主义对 工商阶级的大部分人来说,就像生了一个本来不打算要的孩子一样。1811 年 “西班牙宪法”的拥护者——他们是最先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并没有 得到整个资产阶级的支持。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的自由主义者亦复如此。 法国的自由主义者只是一个派别,把政治自由主义的纲领强加于一个不十分 情愿的大多数——这一派别只得到了部分的承认,但也获得了非工商界即知 识分子和群众的支持——虽然这个大多数在最后还是转变了。在英国,这从 首先是辉格党人,然后是帕麦斯顿派的人,都被称为“急进派”的一小群人 推着走的方式中看得十分清楚。这一群人,或者至少是它的知识分子核心, 即“哲学急进派”,对于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某些最重要的英国经 济学家就属于这个核心,或者对它表示同情。但与他们后来的继承者不同, 这些急进主义者根本不是我们在经济政策方面所应称为急进派的人。其中有 一些,特别是约翰·穆勒,的确曾经想象到,在或多或少是遥远的将来,会 有一种不同的经济活动组织。可是,在当时,他们还是我们在上面所说的那 种意义上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或者是我们今天应当称为保守主义者的人。他 们的急进主义在纯粹政治领域内发现有许多要做的事情。而且,在这个时期 之初,放任主义——特别是自由贸易——还不是已经确立了的政策。那是一 种需要为之奋斗的新鲜的而不是陈旧的东西,这种东西人们觉得是“进步 的”。它吸引了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让他们感到讨厌。他们的改革理 想,就是清除经济制度中被他们看作是非本质的“弊端”,以便让放任主义 充分发挥作用。他们是新“济贫法”的拥护者,而不是“宪章运动”的朋友,
①更不是任何一个当时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小组的朋友。
可见,工商阶级的利益和态度同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是一点也不密切 的。此外,像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资产阶级决不仅仅是被自己的左翼在推着 走。在向着经济自由主义迈进的过程中,保守的政府——不仅是专制的政府, 还有英国的保守党政府——也起了决定的作用。而且,并非源自资本主义的 那些集团、阶层、政党和态度,虽然它们偶尔也不得不屈服,却在大体上固 守着阵地。这一个时期的政治史可以证明这一点。该时期的宗教史也可以证 明这一点。诚然,在这个时期的开头十年和结尾十年,盛行的是对宗教的淡 漠,甚至是坚决敌对的还俗主义。但在拿破仑战争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之间, 天主教教会的活动和权力有了显著的恢复,基督教各国的情况亦与此类似, 特别是在英国(一方面有福音新教运动,另一方面有牛津运动)。这个时期 的宗教领域以外的思潮,也不能纳入任何简单的图式。托利党的民主政治出 现了。天真的急进主义——而哲学急进主义者的主要特征就是天真——肯定



① 其中某些项目是颇有争论的。例如,有些人,他们被称为政治自由主义者的权利是不容否认的,但他们
却反对免费公共教育。并不是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赞成扩大选举权;而某些保守主义者却赞成。
① 关于“宪章运动”,参阅 M ,霍维尔所写的《宪章运动》一书(1918 年》。

曾经把所有这一切东西解释为残存之物。只有下一个时期才能表明,当他们 自以为是在同过去作斗争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同将来作斗争。
  在下一章,我们将要对这个时期的知识背景以及经济学家特别感兴趣的 各个学科的发展作一鸟瞰。本章余下的篇幅,将用来考察一下这个时期的政 策。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几乎完全以经济政策和英国的范例为限。
  
1.经济的发展


  自由主义的插曲到处都有,但在英国看来最为壮丽,这是同一种——就 我们所能判断的而言——空前的经济发展,即铁路时代初期和中期的全部成 就相联系的。很容易把那些令人惊叹的一系列的不可否认的成功归之于经济 自由主义的政策,认为这种政策是这种成功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读 者可以体会到,这种理论不管是多么不充分,却远远不是完全错误的。我们 没有理由怀疑:在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把束缚工商业活力的桎梏除去, 并采取政策保证工商业者安稳地享受成功,同时使他清楚地了解到,在失败 时,他不能期望得到援助,这种作法事实上必定起到了打气的作用,而这种 作用则一直受到赞美,直到这个理由因为反复申述而变得陈旧为止。这样, 这种制度在当时大多数观察家的心目中,甚至在对它不怀好感的人——像约 翰·穆勒——的心目中,看来一直是有理由存在的。这样一种心安理得的“进 步”记录,在我们这些人看来似乎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我们是从不同的观点, 以不同的心情回顾那个时代,并且憎恶新兴工业家的惶遽匆促的家庭气氛差 不多就像憎恶当时工人的肮脏住所一样。但是我们要记住,所有那些现在使 我们感到不愉快的东西,有许多具有幼儿疾病的性质,其中有一些甚至在马 克思进行激烈控诉时就已在消失,而自由企业制度对一切人的经济许诺并没 有落空:群众的生活水平依然很低,却几乎一直在不断地提高着;日益增多 的人口被吸收到了工作中,而实际工资亦在不断上升;英国自由贸易派的“早 餐食物免税”,在政治家们所创造的口号中也许是最不骗人的一个。还有, 当时的以及后来的批评家们,不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 充分认识到,下一时期的福利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得助于十九世纪开头七 十多年的发展以及促成这种发展的政策,才有可能采取的。就此而论,我们 没有理由低估当时经济学家的诚实或能力,没有理由把他们看作是意识形态 上的幻想的牺牲品。

2.自由贸易与对外关系


  英国的自由贸易论者声称,他们的论证具有完全的普遍意义。对他们来 说,那是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地域的绝对的和永恒的智慧;拒绝接受它的 人就是一个傻瓜或是一个坏蛋,或者两者都是。但是,正如已经多次指出的, 英国的特殊历史情况——它清楚地表明了应当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对于英 国的转变也许比自由贸易论中的一般真理因素关系更大。这样的一种希望, 即一个光辉的范例也会促使其他的国家转变,也可能起过某些作用。可是, 决定性的因素和理由,是同任何这样的希望完全无关的。1840 年英国工业所 占的优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会受到挑战的。而比较低廉的原料和食物, 对于这种优势有百利而无一弊。这些并不是幻想:英国是如此满足于它所认 为是这一政策造成的结果,以致在八十年代的萧条以前,批评几乎完全止息 了。甚至在几十年中,上述的希望也没有落空。虽然英国一直是全心全意拥 护自由贸易的唯一大国,但所有其他国家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在或大或小 的程度上,也都表现了自由贸易的倾向。例如,普鲁士和后来的德意志帝国,
从 1818 年颁布“普鲁士关税税则”起,到 1891—1894 年签订各项卡普里维

条约为止,是在一条从来没有同自由贸易原则离开很远的路线上前进的。①
1860 年的英法条约(科布顿——舍伐利埃条约)标志着法国的一般说来是保 护主义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即使是短暂的——中断。可是应当注意,自由 贸易或半自由贸易政策在大陆上从来没有像在英国那样受到舆论的强烈支 持:它是由宫僚政府——如在德国——或统治者——如拿破仑三世——所强 加的,后者在这种事情上是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者。
  那些像法国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那样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从公众那 里得到的反应是不多的。在美国也是一样,除了在经济学家——而且不是所 有的经济学家——方面,自由贸易从来就不受欢迎。国家情况的不同自然可 以充分说明这一点,而这种不同情况也使得我们能够对于这些国家的保护主 义经济学家的观点给以比热心的自由贸易论者惯常所给予的更为有利的解 释。英国转向自由贸易的戏剧性的故事无须在此重述了。但它有两个方面是 我们所不能忽视的。
  第一,从一种议会的观点来看,自由贸易政策的采行完全是保守党的功 劳。以自由贸易为方向的最初的一些有效的步骤,是在法国革命爆发以前由 谢尔本勋爵和小皮特采取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时,赫斯基森重新采取了向 自由贸易前进的步骤。自由贸易(实质上)是由罗伯特·皮尔爵士的保守党 政府实行的,较为困难的一点——废除谷物进口税——也包括在内。虽然他 的内阁和政党遭到困难垮台了,以下一点依然是真实的:一个主要是由地主 组成的政府,执行了显然不但同他们与之有密切联盟关系的阶级——农民—
—的经济利益相违背,而且同他们本阶级的经济利益也相违背的政策。对于
此事你爱怎样解释都可以,但是不要忘记,对于政治社会学上的这一个最有 趣的现象要多多想一下。至于提供政治上的动力的制造业家和商人,那是另 外一回事。这里应提到 1820 年的“商人情愿书”,因为它是由这个时代的主 要的科学经济学家之一——托马斯·图克起草的。而这是我们仅有的机会, 在一部分析史中提到“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位英雄——理查德·科布登和约 翰·布赖特。①
但是,第二,自由贸易政策的含义,远远不是仅仅限于在对外贸易问题
上采取一种特殊的处理方式。事实上,可以认为:这是它 的最不重要的方面;一个人即使很少想到主张自由贸易本身的纯粹经济
的理由,他也可能是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很容易看到——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自由贸易政策同其他的经济政策是 这样联系在一起的:不仅由于经济上的理由,而且也由于政治上的理由,没 有自由贸易政策,那些其他的政策是难于实行的,反之亦然。换言之,自由 贸易只是一个广泛的经济政策体系中的一个要素,决不应当孤立地去加以讨 论。不仅如此,要提出的真正重要之点是:这种经济政策体系决定了某种更



① 这个事实,由于在 1831 年的“关说同盟”条约缔结以前所采取的措施和反措施、由于对个别的保护主义
利益集团下时所作的让步,而变得模糊起来。可是,大体说来,对于关税同盟政策以及德意志帝国在这个 世纪的其余时间内采行的政策,上面这句话是一个恰当的描述。俾斯麦实行温和的保护主义,主要是出于 财政上的理由。
① 不管我怎样辩解,在这本书中对这两位名人只这样草草处理,看来总是不恰当的。但是我除了向读者介 绍两本他读来既会高兴又会获益的杰出传记之外,再也不能多说什么,这两本书是莫莱勋爵的《理直德·科 布登传》和 G.M.特里维廉的《约翰·布赖特传》。

具广泛性的东西,并且是被这种东西所决定的,这就是在国内和国际生活的 各个部问中表现出来并且的确可以同功利主义连在一起①的一种一般的政治 与道德态度或眼光。被其敌人称为曼彻斯特主义[Manchesterism,即自由贸 易主义]的这种态度,事实上是科布登和布赖特的态度。在它的许多表现中, 殖民政策和对外政策对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获得殖民地的唯一目的,常 常是为了宗主国的利益去实行统治和剥削,并排斥其他国家去做同样的事 情。从曼彻斯特学派的观点来看,这样做甚至在经济上也是没有理由为之辩 护的。在政治上就更没有理由了。殖民地是为它们自己而存在的,就像任何 其他一个国家是为它自己存在一样;它们应当是自治的;它们不应当给与宗 主国任何特殊的商业利益,宗主国也不应当给予它们任何特殊的商业利益。 所有这一切也不是停留在哲学或运动的范围以内的。朝着这个目标已经有了 某些实际的进展。英国的加拿大政策,如在“德勒姆报告”中所略述的,此 时就是最重要的一步。①自然,有着许多倒退的事实。
  对于这个时期的对外政策,不论是“神圣同盟”时候的还是以后的,不 能简单地加以分析。可是,就英国来说,我们可以举出少数的事实,它们虽 然不足以代表通行的作法,却表明存在一种同自由贸易的较广的涵义相适合 的趋势。其中最重要的是废除“谷物法”的第二届皮尔政府的实际作法:它 在处理对外事务上的稳健的和负责的态度,它的拒绝承认在地球上任何一处 所发生的任何事件中都有英国的利益存在,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另外一个重要标志是采取这样的原则(坎宁),即同“正当地为自由而斗” 争”的国家,甚至同争取全国统一的国家(在德国的情况则略有保留)站在 一边,因为民族主义当时还不具有它在后来所获得的涵义,它是资产阶级自 由主义或者比自由主义还左一点的东西(马志尼)的同盟者而不是它的敌人。 其次,这个时期中虽然也发生了几次战争,其他的战争却为这种新态度所防 止了:在“南北战争”时期英国同美国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最重要的是, 通过激起一种侵略的或者怀疑的情绪来散播战争种子的企图——这自然一直 都在继续着——也一直受到批评:作为举例,我提一提科布登为争取更好地 了解法国而作的非常独特的斗争,以及他同厄克特②所作的同样独特的斗争。 在议会中,格拉德斯通变成了——并且一直是——这种新态度的最有力的代 言人,他的演说把这种新态度赞扬备至。①

3.国内政策与社会政策②



① 在英国,这种联系是明显的。但是这种联系不是必然的——有着会产生同一态度的其他思想体系。
① 参阅查尔斯·P.鲁卡斯编的《德拉姆勋爵关于英属北美事务的报告》(1912 年)。德拉姆勋爵(1792—
1840)是在 1839 年提出他的报告的。
② 戴维·厄克特原来是一名外交官,1835 年创办了一份名为《公事包》的期刊,后来又创建了一些外交委 员会,大力鼓吹采取一种积极外交政策。科布登对这样一种政策可能带来的利益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取 笑了那些狂妄自大和无知无识的外交人员与政治上的好管闲事之徒,并且大体上有效地抵制了厄克特。
① 读者弄清这一点的最好的、肯定也是最愉快的办法,或许是读一读莫莱勋爵的格拉德斯通传这部巨著(《威 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传》共三卷,1903 年)。就本章的其余部分来说,这或许也是能够举出的最好的 参考书。
② 我以前说过,我宁愿用一个人人都懂的词,即使它是一个外国词,而不愿用一个需要解释的词。从这里 起,我们将一直使用社会政策(Sozialpolitik)这个词。


我们必须记住,即使指导原则相同,但由于各个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
因而所采取的政策也就不同,经济学家所抱的态度也就不同。例如,俄国的 废除农奴制以及德国与奥地利的土地改革——
  所谓“农民解放”——肯定都是以经济自由主义的精神去设想和执行的, 但在英国,使农民成为自由财产的自由所有主和听凭他自己去办而不加援助 的想法,则肯定激进得叫人不可思议,激进得荒唐透顶。然而在法国,在“革 命”中就这样做了;英国的土地制度暂时还没有出现什么迫切的问题;而爱 尔兰的土地问题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同样地,束缚或者庇护手工业行会 以及其他的经济部门的规则,在这个时期以前在英国就已经废弛了;在法国, 又是“革命”把它们摧毁的;在别处,它们在不同的时间内被废除了,而在 某些地方要比在其他的地方废除得更彻底些;例如,在普鲁士,是在那拿一 役之后由施泰因——哈登堡的改革予以废除的。可是,有些不同并不是什么 经济原则的不同,虽然作家们有时候可能这样去对它们作理论解释。它们只 是由于社会状况的不同,由于在本时期初在不同国家所存在的经济结构的不 同。其次,英国彻底改革了它的股份公司法。在某种程度上到处也都这样做 了;在到处,都表现了一种使公司法“自由化”并减少国家控制的趋势(直
到 1873 年的崩溃以前;在这一年,从前采取的一些步骤又被放弃了)。但结
果是大不相同的。 不仅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而且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之间,我们看到在
诸如宗教、出版,刑事和民事诉讼、教育等等事项方面采取了极其不同的政
策,这不仅是由于当时存在的状况不同,而且也是由于原则的不同。例如在 英国,古老的公民自由在“拿破仑战争”后既已得到恢复,在非经济领域内 为日常政治提供必要资料的,就是天主教的解放、议会改革——首先是自由 党的专利权,后来这种权利也被迪斯累里的保守党人①侵犯了——和爱尔兰。 但我们主要是对这个时期英国的②社会政策感兴趣。
英国的劳动立法是沿着三条路线发展的。第一是工厂立法——可是,保
护实质上仅限于妇女和儿童。①第二,禁止工人联合的各种法规是在 1824 年 废除的,虽然拖到 1871 年和 1875 年才使工会完全合法化。第三,“济贫法 修正案”是在 1834 年通过的,这对我们很重要,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它是以



① 在英国,为了最后给大众以选举权的连续不断的斗争,完全是在上层阶级各个集团之间进行的:群众自
己丝毫没有参加,只是站在旁边喝采或讥笑。这个有趣的现象很好地说明了政治解释所特有的困难。辉格 党和托刊党采取的态度同策略有很大的关系:天主教解放“驱使辉格党人回到议会改革上去”,而辉格党 的议会改革又驱使托利党人回到进一步的议会改革上去。但是单单策略还不足以说明这种现象。迪斯累里 的这个论点是有些道理的:他那种类型的保守主义(托利党的民主政治)代表着群众的真正利益和感情, 因而可以指望得到群众的支持。
② 正如读者可能预料到的,前一时期的父权主义趋势在某些大陆国家要残存得长久些。但还有些别的东西。 在法国,在拿破仑三世即位以前,社会主义运动除了引起激烈的敌对以外,很少有实际的效果。但还有一 些作者,他们十分清晰地想象到了以后时代的政府的社会政策。其中最突出的,要数查尔斯·杜邦一怀特
(1807—1878);参阅他的《论劳资关系》(1846 年)和他的《个人与国家》(1875 年)。拿破仑三世和 他的某些谋士们在由政府机关实行的改革(“权威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上具有相当 先进的看法,并且采取了某些切实可行的措施。杜邦一怀特可以算作是鼓吹这种国家主义的文人。
① 其内容不能在此细述,仅举一本参考书来代替,即哈钦斯和哈里森的《工厂立法史》(新版,1907 年)。
经济分析史(二)的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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