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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理论



序言




  本书并不想提出有关经济增长的新概念,而是试图为研究经济增长提 供一个有关的基础。研究经济增长新概念的论文可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作者 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并已列举在本书的书目提要部分。像本书这类著作看来颇 有必要,因为经济增长的理论已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而且全面论述这个 主题的著作几乎已有整整一个世纪未见问世。最后一本涉及范围如此广泛的 巨著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于 1848 年出版。 此后,经济学家变得聪明了,他们极为明智地不再试图在一部著作里论述范 围如此广泛的主题,甚至由于他们力不胜任完全放弃了这个主题的某些方 面。作者之所以敢于探讨这个广泛的领域,部分是由于压抑不住好奇心理, 部分是考虑到当今政策制订者的实际需要;但作者认为,尽管本人对多数的 课题免不了论述得十分肤浅,但主要是自己鼓足了勇气敢于向持有挑剔眼光 的公众提供这部主题浩瀚的著作。
  本书书名易被误解为经济增长具有一个单一的理论。但决定经济增长 的因素繁多,而每个因素又各有一整套理论。研究土地使用权的理论,与研 究新思想传播、贸易周期、人口增长、或是政府预算等理论并无多少共同点。 作为本书书名也许用经济增长的“种种理论”更为恰当些,可是也同样易被 误解为本书的目的在于评述经济增长的文献。我不是要制定一种理论,而是 勾划出一幅蓝图。研究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头绪万千,除非对这个主题有一 个总的观念,否则容易迷失方向。这也算是我请求读者原谅本书肤浅的一个 表白。由于目的不同,绘制地图所使用的比例尺各不相同。若是专业刊物上 登载的文章,它的比例尺相当于 1 英寸等于 1 英里,那么本书的比例尺更近
乎 1 英寸等于 100 英里。 这一点对读者了解本书也是有用的。
促使作者编写本书是好奇心理和实际需要的结合,它决定了本书的格
局。好奇心理要求对人类历史的进程进行哲理上的探讨,而实际需要则又要 求写成为指导行动的一本手册。
由于作者对两者感到同等的兴趣,所以本书的内容既不会适合只注重
哲理的人,也不适合要求明确下一步怎样行动的人。 看来,一部著作必然会反映作者的个性及其多种多样特征。 一部著作还必须反映作者的写作手法。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注重概括,
而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则重视具体的事例。我为了充实本书,很想写入两三 个有关经济增长或经济停滞的实例研究材料。怀着这样的心愿,我饶有兴趣 地阅读了古埃及、希腊、罗马和伊斯兰国家的资料,更不用说中国、日本和 中世纪末起的资料。可是实不相瞒,在阅读了这批资料以后,尤其是在阅读 公元 1500 年以前时期的资料以后,我从中得到的乐趣超过了知识的增长, 部分原因是对早期经济史的确切了解太少了。要把一个涉及本书全部内容的 实例写得充分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然后写成一篇单独的论文。我与曼 彻斯特大学研究部成员吉锡拉·艾斯纳尔夫人密切合作,她正在写一部有关
1830 年至 1930 年牙买加的经济发展状况的著作。那部著作到 1956 年出版 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是一部与本书实例调查相配合的论著。

  我受到了许多朋友和熟人的慷慨大方的协助。在东南亚、非洲、加勒 比海,这些朋友抽暇陪同我观看了他们所做的工作,并交换了意见和殷勤地 款待我。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我还要感谢许多 国家的学术界的朋友与我进行了无数的谈话,以及寄来了源源不断的刊物上 的文章。彼得·鲍尔先生、马克斯·格拉克曼教授、J.M.洛先生、J.马 尔斯博士、K.马丁博士、R.H.普雷斯顿牧师、P.罗森斯坦-罗丹博士和 M.N.斯里尼万斯教授等诚挚地阅读了本书初稿并提出了详尽的批评意见。 他们的评论使我得益匪浅,但同时,在某些章节方面我依然顽固地坚 持自己的写法,尽管他们认为是错误的或容易引起误解的。我的秘书多拉·沃 克登小姐付出了大量劳动,耐心细致地为书稿打字。我深切地感谢她的耐心。 我的夫人和孩子们为了我写作此书需要宁静环境而付出了沉重的代
价;他们的深情使我感激不尽。 阿瑟·刘易斯 1954


第一节 定义




  本书的主题为一国人均产出的增长。书中所述并非全是对专门名词下 确切的定义;不过对它们的意义加以评议可能是有益的。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我们的主题是增长,而不是分配。
有可能产出也许增长了,而人民群众却反而比以前更为贫困。 我们必须考虑产出的增长与产出的分配之间的关系,但我们主要关心
的是分析增长,而不是分配。 其次,我们关心的主要不是消费,而是产出。有时产出也许增长了,
而消费却在下降。原因或许由于储蓄增长,或是由于政府为其本身的用途而
消耗了产出。我们必须考虑产出、消费、储蓄和政府活动之间的关系,但我 们是从产出增长的角度,而不是从消费增长的角度来进行探讨的。
  关于产出的定义,我们留给国民收入理论家去探讨。但仍有不少难题: 即在对比一个年度与另一个年度的产出时的指数问题;又如何决定什么算是 产出,什么算是产出的成本;还有零售分销、广告或运输等费用的增加应算 作为产出的增加,还是仅仅算作为提高专业化的成本?此外,若是消费者过
去为其自身需要所付出的劳务(如缝制衣服)现在转移到工厂去,这算不算
产出的增加?我们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应付学究式的评论家,不至于说我们 不关心这些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去解答它们。因为我们关心的不是测 算产出,而是产出的增长。在本书中,任何关于商品和劳务的产出的定义只 要前后一致,均可应用。
但是,产出的定义必须与商品和劳务相连,即与按老框框所下的“经
济”定义的“经济”产出相连,而不是与福利、满足和幸福等一些概念相连。 一个人很可能在获得大量自由使用的商品和劳务的过程中反而不如以往幸 福。对有些人来说,常常会发生上述这样的情况,对某些群体也可能如此。 不过,本书不是一本研讨人们是否应有或需要有更多的商品和劳务的论著,
本书关心的仅仅是如何能获取更多的商品和劳务的各种方法。作者认为拥有
更多的商品和劳务是件好事,可是本书的分析不完全建立在这个信念上。为

了着重指出本书论述的是产出的增长而不是产出是否可取这个事实,特将有 关产出是否可取的观点放在本书结尾的附录中加以论述。
其次,我们应划分产出与人均产出两者之间的区别。人口与总产出之
间的关系毋庸说是我们主题的一部分。但我们将不仅仅关注人均产出,而且 关心每小时劳动的产出。
  每小时劳动的产出可能不同于人均产出,因为人们劳动的小时有长有 短。或者人口中劳动的人数有多有少。我们将探讨所有这些问题。
探讨问题的单位是集团。最通常的是国家集团,即从特殊的统计概念
上说的集团,关于它的活动应有公诸于众的单独的对外贸易统计数字,或是 独立的人口普查资料。对国家集团所下的这个定义只是为了便于能使集团这 个词近乎说明隶属于一个政府下的人民,而不触及区分它是殖民地政府、联 邦政府抑或是其他类型的“一个”政府的难题。
在探讨许多问题时,上述定义有时也适用于其他集团,例如少数民族
集团、地区集团等。 最后,应当指出,我们还经常使用简略词。本书中一再提到“总人口
人均产出的增长”。这个词过于冗长。我们在不少场合将使用“增长”或是 “产出”,甚至间或为了有所变化而使用“进展”或“发展”。不论使用哪个
短语都应当了解为指的是“总人口的人均”产出的增长,除非上下文中明确
地说明或指明是谈的总产出。



第二节 方法论




  人均产出的增长一方面取决于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另方面在于人的行 为。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人的行为,只有在自然资源影响到人的行为时才论及 自然资源。这就是说,自然资源的贫乏显然使人均产出的增长受到很大限制, 因而各个不同国家财富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用资源的贫富来解释。 但是,也很明显,有些国家拥有大致相等的资源,可是它们的发展却有巨大 的差异。因此,就有必要探讨影响经济增长的人的行为的差异。
  对人的行为应从不同的层次进行探讨。因为增长既有近因,也有这些 近因的起因。
  近因主要分三类:首先,是厉行节约,即降低任何一种特定产品的成 本,或是设法在投入一定的力量或其他资源后,提高产量。这类节约的努力 表现在许多方面:从试验到冒风险;从职业性的流动到地理性的流动;以及 专业化等,这只是一些主要的表现。若是不作出节约的努力,无论是由于缺
乏节约的愿望,或是由于习俗和制度挫伤节约的努力,那就不会出现经济增
长。其次,是增进知识及其应用。这个过程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 近几个世纪以来产出增长加快显然与生产上知识的积累和应用的加快
有关。第三,增长有赖于人均资本额与其他资源量的增加。这三类近因虽说 在概念上可以明确地加以区分,但是却往往是交错在一起的。
第二阶段的分析是从这些近因的背后加以探讨,为什么在有些社会这
些近因起着巨大的作用,而在另一些社会则不;或是在某些历史时期,这些

近因起着巨大的作用,而在其他历史时期则起的作用较小。我们要问,什么 样的环境对促进增长的力量的出现最为有利?这个阶段的探讨又可细分如 下:一是我们必须探讨哪类制度对增长有利,而哪类制度对努力、革新和投 资是有害的。
  接着我们将进入信念领域并探讨哪些原因造成一国建立的制度有利于 增长、而不是不利于增长?其中部分原因是否可从不同社会对商品和劳务具 有不同的评价中得到解答,这种评价又同对非物质上的满足,尤如对闲暇、 安全、平等、良好的情谊和宗教的助人为乐等的评价有关。必须确定精神与 物质价值冲突的程度以及这些制度对其所作出的反应,特别是对正当的生活 方式的看法。再进一步探讨藏在后面的原因将与自然条件和环境有关。什么 原因造成一个民族的一套信念对增长或多或少比较有利,而不是另一套信 念?形成不同的信念和制度是由于种族不同,抑或是由于地理上的差异,或 者仅仅是由于偶然的历史事件?这些问题都是互相适合与否的问题:即什么 样的制度或信念或环境适合于经济增长,可是还存在演变的问题。信念和制 度是怎样转变的?为什么会发生有利于或有害于增长的转变?增长对转变又 有何影响?增长是否为累积性的,即是说增长一旦开始,信念和制度会不可 避免地趋向于进一步促进增长;抑或增长是否为自我制约的,即是说按辩证 的观点,新的信念和制度的建立会不可避免地抵制增长并使其缓慢下来?人 类的态度和制度在以往几个世纪里是否存在自我逆转的趋势,使得增长的过 程不可避免地成为周期性的循环?我们在上述所作的分析按习惯说来,其领 域应由社会科学的各个不同部门来加以划分,可是,此类划分即使曾经进行 过也从未奏效。因此人们或许期望经济学家研究这些近因,但他们研究的选 题极为有限。他们研究了专业化和资本。他们也强调了流动性、发明创造和 冒风险的重要性。他们还小心翼翼别出心裁地分析了节约愿望的逻辑含意。 有的经济学家进而研究制度;19 世纪的经济学家特别经常引证土地所 有权、长子继承权以及合资股份公司的立法。但是,到了 20 世纪的 40、50
和 60 年代,这类研究不再时兴了。 有人甚至权威地宣称这类题材不再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项目。这个领域
的其他各个方面属于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信仰论者、律师、生物学家和地 理学家的研究范围,可是,他们只是发表零零碎碎的文章。人们认为社会学 家已把经济制度的研究留给经济学家,而经济学家又将这个课题留给社会学 家。正由于普遍的态度是把研究领域留给别人,也许本作者进行通盘考察的
大胆尝试将不致于引起他人的忌妒。同样,也许这个领域看来不再令人泄气,
假若本书能最低限度地对这个领域的资源和潜力提供一个粗略的概貌的话。 解答是否适合的问题要比演变问题容易得多。原因是是否适合的问题 与经济学和数学的理论相类似,它采取的方法是从简单的前提中进行推论。 因为依据一两个简单的概括就不难看到有些信仰和制度比别的信仰和制度更
能促进增长。
  有关这类概括包括:假若人们重视额外的产品,他们很可能就会投资, 否则就不;又假若他们投资所获的成果归己所有,他们很可能就会投资,若 是投资的成果成为公共财产,他们就不会投资;或者说假若他们可以自由而 不是无权购买或租赁合作的资源,他们就会投资。经济学家对他们所研究的、
能用数量表达(至少在概念上)的问题,他们一直应用演绎法,因而也就应
用数学方法来加以处理。然而信仰和制度与增长适合与否都非数学上的问

题,所以近年来我们竭力避开探讨这类课题。不过演绎法仍然是可以应用和 有成效的。
近年来经济理论家所从事的最出色的一些工作涉及经济增长稳定性问
题。经济学家以资本主义制度与其习惯为出发点,他们建立了各种数学模式, 这些模式或是摇摆不定、或是从数理辑上逻上升到一个极限、或是最终从增 长转向长期的衰退。取得这些结果是因为将各种系数和各种参数之间的关系 应用于储蓄的趋向、出生率和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等问题。这项工作必然也
促进统计调查,从而发现何种关系和系数对近代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的经验
最为适用。这项工作主要研讨的领域是适合性问题,而非演变性问题。 它企图显示有哪些关系和趋向以及这些关系和趋向与稳步增长适合的
程度;但并未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系数是这样的,或为什么这些系数过一段 时间会起变化。上述研讨的成果对进行短期分析是不可短缺的工具,可用以
研讨某一集团在一段短时期内的历史,在这段时期内,基本的制度和态度均
被认为变化不大。但是如果我们要进行趋向变化的长期研讨,或是想进行集 团或国家之间差异的研究,那我们通常就不得不超越当今经济理论的界限进 行考察。
  在将演绎法应用于研讨制度和增长是否适合的问题时,我们必须避免 偏见的危险性。
  一种很自然的倾向就是认为与我们所熟悉的社会有关连的事物也一定 必然与所有其他社会的事物有关连。利己主义与增长的关连就是一个重要的 实例。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比大多数其他社会较少承认社会义务。 我们很自然地倾向于认为倘若个人所获得的成果将只归于他自己本人,他就
会作出节约的努力。但倘若这些成果将与他的远亲家族,或全体家族来分享, 或是与宗教或政治领导人来分享,或是在利己主义社会里与不会自动地被承 认的提出要求的其他成员来分享,那么人们是不会如此努力节约的,这种假 设也许是错误的。阻碍西欧进步的制度也许有助于另一个社会的进步,因为
这种社会考查努力的价值完全不同,对有无价值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我们除了进行观察,无法防备这类偏见。从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 究中,我们必须力求断定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即在不同的社会结构里,人们 哪些行为是共有的,从而在这个意义上得出基本的概括,这些概括可以作为 不同社会的对比,并且还能进而用来对制度作出评价。
当然需要补充的是有些制度和信仰可能适合于增长,但是它们并不互
相一致。例如,经济增长同国家把 20%的国民收入投资于公共资本形成是 适合的,或者同私人企业把 20%的国民收入投资于私人资本形成是适合的。 但在同一个社会里国家投资 20%于资本形成,而私人企业也投资 20%于资 本形成,这种可能性值得怀疑。在分析社会变迁时,制度之间的互相适合性
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牢牢记住。
  研讨适合性最困难的问题在于解释为什么人们保持自己的信仰。经济 增长依赖于人们对工作、财富、节俭、生育子女、创造性、陌生人和冒险等 等的态度,所有这些态度都是从人的头脑深处产生的。有人曾经尝试说明一 个社团与另一个社团具有不同态度的原因。可以从不同的宗教信仰来回答,
但这仅仅重申难题所在,因为问题恰恰在于为什么某一宗教、具有某一教义,
又为什么在某一地区接受这种宗教,而在其他地区则不接受。还可以从自然

环境、气候和种族不同来回答,如果这些都解释不了,那么也可以用历史上 偶然事件来回答。有经验的社会学家懂得这些问题在目前知识的状况下肯定 是无法回答的,也许永远也回答不了。也不要期望本书能作出回答,不过本 书将扼要地探讨这些问题。我们将以相当的篇幅阐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适合 性问题,以及态度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但当我们进而探讨态度的本身、它们 是如何出现的、为何它们会起变化时,我们迟早会遇到了解人类历史的局限 性。
  社会演变问题甚至比适合性问题更难于回答,因为演绎法对解答这类 问题的帮助要小得多。我们必须考查事实,以便了解某些事物是怎样发生的 和为何发生的,这就是说,对历史的数据,我们必须应用归纳法。
  每个经济学家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即他不满足于经济理论的演绎 基础,并颇有把握地意识到从研究历史事实中可以取得对经济进程更完整的
见解。这种直觉合乎情理,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到真正想掌握历史事实时,
热情便会消失。原因是在相对的意义上,历史事实本身极为有限。我们这样 说的意思首先是指,在极少数的国家,在近几年来拥有足够数量的历史纪录; 同时即使拥有大量的纪录,我们未必能确切肯定所发生的事件。其次,更重 要的是,我们是指理论家感兴趣的“事实”并非发生的事件,而是为什么会
发生这些事件;同时历史可以记载所发生的事件,但很少可能记载下为什么
发生事件。这些记载可能表明生活在那个时期的某些人所认为的发生事件的 原因。不过,经济学家感兴趣的大多数事件(特别是制度和信仰的缓慢变化), 只有少数的当代人知道发生了这些事件,而且大多数记载下来的对所发生事 件的原因的见解使我们不得不持有保留的态度。
因此,历史并非由事实组成,而是由历史学家对发生的事件及其原因
的见解所组成。 历史学家对事件发生的见解一般说来颇为可靠,当然也有触目惊心的
例外,因为历史学家所受的训练是对历史的证据进行筛选。不过,他们对发
生事件原因的见解通常只不过反映了他们个人对社会因果关系的理论,这些 理论决定了挑选哪些他们认为是重要的事实。多数经济史学家在阐明经济事 件时是依据流行于他们写作时期的经济理论(甚至更糟的是依据流行于正当 他们作为大学生学习经济理论时的经济理论),紧接着一个新的经济理论的
产生必然会带来大量依据新的理论而重写历史的新的史学文章。一个优秀的 历史学家对发生的事件及对他所发现的事实是否与这个或那个假设相适合提 出看法是应该的,也是必不可缺的。然而,当社会学理论家求助于事实时, 即求助于历史时,他所寻求的事实与化学家或生物学家寻求的事实,其意义 显然是完全不相同的。
  可是我们的难处并不到此为止。因为即使发生的事件是一清二楚的, 但仍很难从这些事实中引出社会理论来。每个历史事件都有许多起因。事件 也许会重演数次,但是起因一般说来是不一样的,因为历史本身决不会原封 不动地重演——仅指出一点即会明白,因为每个相继出现的事件其背后又有 了一段历史。于是问题在于确定哪些原因比其他的更为重要。若是我们所研 究的事件是可以测量的,我们有时可以运用统计的方法将其结果列出方程 式,使每一起因都有其分量(系数)。不过,倘若我们所研究的事件是不可 测量的,那么我们就得回到个人判断的领域。由于人的智力有限,个人判断 就更为困难。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通晓全部历史(包括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 通晓全部的事实(即使这些事实都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以至于使他确信, 他的理论是以足够数量事件的对比为依据的,可以证实他的概括是正确的, 他每次所取得的全部事实也是正确的,他的概括不会被他没有考虑的类似事 件所驳倒。
  因此,社会演变理论的基础决不能像化学和生物学的理论的基础那样 可靠,后者的理论可以诉诸于反复的实验。两者的差异也许仅仅是程度上的 不同,因为以推理为主的自然科学理论往往由于发现新事实而被推翻。但是 历史的事实比经过反复实验的事实不可靠得多,这是程度上不同的一点,实 际上又是本质上的差异。
  不能由此推断我们不去设法了解社会变化;人类是一种好奇的动物, 不设法进行了解与我们的天性相悖。不过我们应努力对我们提出的论点持谦 虚态度,并应承认我们在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提出的任何假设都是初步的。
  演变理论的形成可分为两个层次进行。低级的研究是我们试图发现事 物如何发生变化和发生变化的原因;到了高级研究,我们就要预测将会发生 什么情况。低级的研究是社会理论家的主要任务,可是高级的研究当然最为 激动人心,同时也可以说是最为愚蠢。
社会理论家在进行低级研究时试图发现重大的可变因素、它们有关的
份量以及它们之间如何同时和及时地相互联系在一起。到了高级的水平,社 会理论家就要预测全部可变因素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而这点又使得进行预测 成为不可能。
大多数的预测只不过是方法的实际运用:若是我们说答案取决于 a 到 z
可变数的行为;并且我们假设 a 到 g 保持不变,而 h 到 r 在某种特定情况下 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就能预测结果将是如此这般,为了能对将要发生的事件 进行预测,我们必须知道所有可变数将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必须知道在特定 时间内是否将会发生战争、地震,或产生流行性感冒,或在某一关键时刻某 些有影响的人士诞生或逝世,或者发生影响事件发展的成千上万的其他事
件。这类事件许多事先是无法得悉的;即使可以事先得悉也绝无一人能够提
出一种方程式体系,将千百万决定未来的可变数都包括在内。因此,我们只 能对“假若??那么??”的变化作部分的预测。这类例证有:我们在实际 运用某些经济动力学问题时所运用的差数方程式;又例如李嘉图的经由人口 和报酬递减律走向停滞的经济增长理论;又例如熊彼特的有关西方资本主义
制度发展的预测。这些方法上的实际运用往往似乎会超过预期效果,因为不
少作者自己并未察觉,或者他们未能向读者交代清楚实际运用假设的基础。 他们通常也不能正确地预测未来,因为他们弄错了系数,或是系数起了变化; 或者因为弄错了可变数的关系、或可变数关系起了变化;或者因为被忽视的 新的可变数变成了重要的因素。用不着对这些实际运用的失败感到难为情,
因为只有找出假设不充分的原因,我们才能期望对社会变化的状况和缘由得
到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 在本书写到社会变化的缘由时我们具有充分的信心,但是写到社会可
能往什么方向变化时则信心不足或者说毫无信心。关于变化的过程存在少数 已充分确立的概括——比如说谁最可能是革新者、模拟的作用、抵制变革的
根源以及增长的逻辑过程等等。这些概括看来在下述意义上可以普遍应用,
即今天社会变迁的过程与二千年前的大致相同、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

中也大致相同。因此,在写到这些事件时,我们可以把人类全部历史作为我 们的研究范围,而不必去寻求社会组织在各个不同阶段的不同规律。这种情 况与我们研讨适合性问题大致一样;人们对待财产、报酬、或生儿育女的态 度是有区别的,可是不同的社会具有足够的共同观点使得我们有可能推演出 人类行为的某些普遍规则。因此,倘若发生了变化的话,我们能够说出变化 将是怎样发生的。但我们无法预见到将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关于方法论的这一导言也许会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本书没有采用其他经 济发展分析中可以看到的探讨途径。我们不相信有可能说明某个社会制度将 会如何发展,因此,我们不像李嘉图、马克思、汤恩比、汉森或熊彼特那样 陈述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我们不相信每一个社会存在必须经历的发展阶 段,是从原始阶段进到封建社会,再进入交换经济,因此,我们不步孔德、 马克思、赫伯特·斯潘塞或韦伯的后尘。我们的全部预测的基础要脚踏实地 得多,即探讨富裕国家在发展中所发生的变化将在多大程度上也许可望在较 贫穷国家里重现,如果后者发展的话。有时我们能颇有把握地回答;例如, 从事农业人口的比例将下降,或者说地位观念的关系将不断让位给契约关 系。在别的方面,我们还不知道答案,比如说,预测生活水平提高后,出生 率是否会下降,或者预测战争是否为经济增长的必然产物。本书大部分章节 的内容是指明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变化,并探讨一些后进的国家是否有可能 步先进国家的后尘。至于对先进国家本身,我们认为无法预测它们下一步将 走向何方,因为我们不相信人类的未来是受我们认识的或能够认识到的不变 规律的支配的。



第三节 布局




  关于经济增长著作的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个人选择的问题。鉴于所 研讨的问题密切相关,因而从任何问题入手都无关大局。本书一开头就研讨 节约的努力以及决定努力势头程度大小的信仰和制度。其次,本书进而研究 知识对增长所起的作用以及研究便于知识的累积和传播的方法。关于人均资 源的探讨则从资本这一章开始,然后在人口这一章中继续探讨。这样就很自 然地引向研究国际贸易,因为它是人口资源分布比例不同的结果。政府在经 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不是一个单独的主题,实际上它从属于每个章节,但是 考虑到政府的重要意义,把政府问题单独放在最后一章来研讨是适宜的。每 一章的处理方法是相同的:从适合增长的角度来说,我们感兴趣的是经济关 系、制度和信仰;从演变的角度来说,我们感兴趣的是事物为何产生变化、 如何发生变化以及是否能够看出任何趋向。
  在经济增长的种种因素中,我们对我们的主题进行这样的划分使得有 必要经常强调几个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因为任何一个方面的进展将会导致 其他方面的进展。比如,倘若能从国外得到更多的资本,它多半与新技术有 联系,而且很可能影响制度和人们态度的格局。如果发现了新知识,必将刺 激投资,同时制度也将会受到冲击。若是制度自由化了,人的努力将会增加, 同时应用于生产的知识和资本也将会更多。
  
社会变化是累积的,不同的因素会起到相互加强的作用。 尽管有这种内在的相互关系,仍有人断言,某一个因素比一切别的因
素更为重要。
  例如,亚当·斯密和一大批自由经济学家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所需要 的主要在于有正确的制度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就不怎么需要关心作出努力的 意愿,知识的积累和资本的积累,因为这一切都是人类天生的反应,只不过 受到了错误制度的抑制而已。在另一方面,马尔萨斯认为不发达国家的主要
障碍乃是缺少需求,今天可以理解为“低估与业余闲暇有关的收入”,这个
观点至今仍有不少附和者。另外一个学派则坚持认为技术不熟练是妨碍增长 的瓶颈环节;例如,杜鲁门总统对不发达国家的计划宣称,不发达国家从发 达国家那里所需要的主要是技术援助。还有另一学派则认为,资本是个瓶颈 环节,他们宣称只要有了资本,就可以得到新技术,他们还认为在经济增长
的过程中,敌视经济增长的所有制度都将改变或废品。最后,还有一个学派
则把重点全都放在自然资源上,他们实际上主张每个国家应根据其自然资源 来筹集资本和建立制度。由于这些不同的重点,“不发达”一词就具有不同 的含意。一个国家被列为不发达的原因可能有:与其他国家比较它的技术落 后;或是它的制度相对来说不利于投资;或者说与西欧相比,它的人均资源
较低;或者是由于人均产出较低;或是它虽拥有可贵的自然资源(矿产物、
水力和土地),但尚未开始利用。一个国家或许在某种意义上不发达,但在 别的意义上则不能算不发达,但事实上这些指标之间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 因而当人们互相指责对方提出“不发达”一词时应用其二含义而不应用别的 一些含义时,就会感到奇怪。
当然,确实在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某一阻碍增长的因素可能比其他
因素更为突出,这就是说这个缺陷在这一点上是最突出的,或者说从这点出 发比从其他点开始要容易。
例如,可以设想,有些国家当前主要阻碍其增长的是制度(比如说,
腐败的政府或恶劣的佃租法),这就是说倘若制度改变,更多的知识和资本 就会涌现,别无他法。同样,也可以设想,在别的地方现行的制度并非经济 增长的障碍,主要短缺的是资本。还有其他一些地方,若农民以肥料和良种 的形式引进新技术,就可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有的时候需要把注意力集中
于一个问题上而排除其他大多数的问题。不过,这只能是一个暂时的策略, 因为倘若一个人成功地克服了一个瓶颈难题,结果常常却又有其他难题会突 出起来。如果农民开始用良种和肥料,就需要新的资本来经营额外产出;如 果有了资本,抵押和别的投资法必须制订得恰如其分;如果制度改进了,某 些别的阻碍增长的因素就会呈现出来。因此,虽则改良者开始时只研讨一个 因素,他必须记住若要取得完全的成功,除了他当前关心的因素外,还会牵 涉到许多别的变化。
  在本书中,我们把各种增长的起因加以区分只是为了分析的目的。由 于这些起因是相互关连的,为了避免误解就必须把本书作为整体来研究;每 一句话、每一段落或每一章节应不成问题地看成与别处所写的相联系。若是 将上下文割裂开,那就会成为谬误。
  还有某些题目,如宗教在好几章里都提到了,但每次都是从经济增长 的某些不同方面加以论证的。
当人们不得不仔细剖析无法进行解剖的题目时,造成一定的混乱是不

可避免的。我们试图把混乱压缩到最低限度,用的方法是在文章里经常运用 前后参照的方法,但是若读者希望得到某一题目的全部观点,则必须为此目 的使用索引。




序章




  正如我们所已经论述过的,促使经济增长的三个近因为经济活动、增 进知识和增加资本。在本章和下一章里,我们先探讨经济活动。
  所谓经济活动,我们意指为提高一定努力和资源的产量,或者为降低 一定产量的成本所作的努力。经济活动对经济增长说来是必要的,就是说除
非人们尽力去挣得更多的成果,否则他们不可能取得更多的成果。增长是人 类努力的结果。大自然对人类并不特别仁慈;若是对大自然任其自流,那么 到处将出现杂草、洪水、瘟疫和其他灾难,人类通过思考和采取行动才能防 止这些灾难。只有接受环境的各式各样的挑战,人类才能通过无数的途径用
比较少的努力向大自然索取更多的产品。
  接受大自然提出的挑战就要乐于进行试验、发掘机会、不放过机会和 考虑整个策略。
在产生最大增长的社会里,人们的眼光注视着经济机会,并且愿意随
时抓住机会。 目前各个社会互相之间差别极大,这表现在其成员发掘和开拓利用经
济机会的程度上。国家与国家之间,一个国家内部的团体之间(比如说,地 区、宗教和种族团体之间),以及一个国家在其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行为 方式之间都存在着差别。这些差别可以追溯到三个明显的原因,即对物质产 品和为取得这些产品所需付出的努力的关系的评价有不同的看法;对现有的
机会有不同的看法;对制度在鼓励努力的程度上有不同的看法,不管鼓励的
方法是消除作出努力的障碍还是保障个人取得其努力的成果。许多已被注意 到的努力上的差别是由于制度的缺陷造成的,那些渴望促进经济增长的社会 改革者主要关心的是使制度进行适当的改变,其手段是通过宣传,或是通过 立法。不过在作出努力的意愿方面确实存在着心理上的差别,因此,我们必
须首先分析这些差别。毋庸说态度和制度并非互不相关;我们把两者加以分
开的目的只是为了进行分析。



第一节 对商品的欲望




  当我们说某一团体对努力后取得的商品评价并不很高时,这类差异也 许由于对商品和劳务不很赏识,或者认为为取得商品和劳务所需作出的努力 的心理代价过高。第一种看法,对商品评价较低可能是由于禁欲主义,或对 别的活动的评价更高、或者由于眼界狭隘。第二种看法,我们必须记住经济
  
上的努力包括发掘和利用各种机会的一切手段,不仅要工作,而且还要有能 动性和进取精神。我们将依次研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一) 禁欲主义
  禁欲主义的教规公认一个人的消费少于他的同伴是突出的美德。由好 几条途径引出的结论认为,消费少是高尚的生活方式。首先,有的教规强调 学会压抑个人天生欲望的价值,如食欲、性欲、安逸感及其他满足;它们鼓 励各种形式的斋戒和别的苦行作为精神超度的手段。其次,有的教规认为一
个人谋生需要消耗时间,而这些时间原本可以花在修身养性或进行宗教礼拜
上;不是所有宗教都持此观点——有的宗教认为工作和祈祷同样受到上帝的 赞美,并认为工作是谋取精神美德的一种手段。第三,一个人谋生有时会带 来侵犯其同伴的倾向,因而为了避免这种倾向,最好还是尽量限制个人消费。 大多数的教规对僧侣教士或对别的在职业上从事实施、维护和传播教
规的人提出的要求与对凡人俗夫的要求是有区别的。通常要求僧侣教士过贫
苦的生活。但即使在理论上也并非总是如此,如在非洲,有的宗教对僧侣并 不要求他们比其教徒更为禁欲。此外,这个理论往往并未付诸实践,虽说有 不少教会要求其僧侣教士成为禁欲主义的完美典型,可是,有的僧侣教士却 过着吃喝玩乐的奢侈生活。促使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离是由于教规在僧侣教
士与教会之间划了一条界线。如果教规并不制止教会富裕起来——几乎没有
一个宗教反对它的教会积聚财富,那末就很难要求教会里管理财富的个别僧 侣教士压抑自己而不去享受一部分财富。
教规对僧侣教士的要求与对一般凡人的要求,在划分时不可能严格到
毫无漏洞,因为虽则僧侣教士的生活方式应该是圣洁献身的模范,但教规却 仅仅指望一般凡人在某种程度上以僧侣教士为榜样。尽管如此,就禁欲主义 而言,教规更多地指望于一般信徒时时或在特定的日子或时期里实行各种形 式的苦行禁欲(特别是在斋戒期间)。但在这些禁欲时期结束以后,通常就
有相应的喜庆节日或欢乐宴会,信徒们在这些日子里不同程度地进行纵情欢 乐是受到鼓励的。不少斋戒节和喜庆的起源是与农业季节有关;在收割前青 黄不接时期人们实行斋戒,而当农产品存入谷仓时就举行欢庆以示感恩。
  世界上要求凡人多多少少维护重视禁欲理想的只有印度教和佛教统治 的地区,甚至在这些地区这种理想也不见得真正影响凡人的品行。也许在这 些国家,有的人原本可能去从事商业,可是却被吸引去过僧侣生活,但到处 都发生这种情况。另一可能是这种受吸引过僧侣生活的人在数量上多于别的 地区,而且产生“僧侣教士过多”的现象,这只是从有限的经济意义上来解 释的,即没有去从事经济事业的人才过多。
  还有普通俗人原本可以利用来作为资本形成的资源却被用来供养比例 上不相称的、人数众多的僧侣阶级。倘若情况是这样,那只不过证实了这些 地区宗教势力的强大和僧侣生活的吸引力。一个宗教吸引大批社会成员从事 僧侣职业的力量主要并不在于它是否强调禁欲主义的美德。地理上距离如此 遥远的 17 世纪的西班牙和当代的西藏据说都是由于僧侣过多而造成了经济 上的沉重负担,但是这类说法与调查那些决定多少资源可用来作为资本形成 的各种势力更有关系,而与讨论禁欲主义对普通俗人行为的影响关系不大。 完全可以说这种影响不大。世界上没有一处的俗人们会仅仅由于他们 相信提高目前生活水平将凌辱他们的灵魂而不乐意去抓住提高自己生活水平 的机会。也许他们认为不值得花费气力,但这是不同的命题,我们后面还将
  
讨论这一问题。 如果不涉及到花费力气的话,没有俗人会仅仅由于怕提高消费水平会
阻碍灵魂得救而拒绝这样做。因此,若是向印度或缅甸的农民供应高产的种
籽或化肥,在他们宗教教规方面没有任何可以阻止他们不去应用这些对他们 工作有帮助的事物,也不会阻止他们去享受可能最终取得的优异成果。宗教 可能制止人们去追求某些生活方式(这将在以后再讨论),但并不能制止任 何人去享受在不触犯教规下所挣来的较高的生活水平。
(二) 财富和社会地位
在大多数的社会里,禁欲主义与作为攫取权力的手段和取得较高社 位标志的财富相比,前者的吸引力不如后者。 摆阔挥霍消费的吸引力是人们熟悉的话题。为了这个目的,即使不能
用来享受的财物也有人会想望它们。许多人猎取他们无法享受的物品,仅仅 是为了炫耀他们的地位——文学作品里充斥着描绘某些家庭设有钢琴而又无
人弹奏它们,不懂艺术的百万富翁却拥有私人画廊,有人牧养牛群不是为了 肉食和牛奶而是为了表现其部落的地位,还有例子表明有人获取财物只是为 了挥霍或破坏,类似的例证还有,如不少想望的财物只是出风头,而并非为 了个人享受。那些从社会地位较低上升到较高的人们,为了切望自己的优越
地位受到公认,他们特别热衷于这类炫耀铺张。在工业化国家里的暴发户就
十分沉湎于纵情挥霍。在殖民地国家里,由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种族不同, 往往可以看到那里的中层和上层阶级热衷于摆排场的挥霍。这是因为他们表 现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就是表明,他们与统治者“同等优越”,至少他们 能盖得起同样大的住宅,驾驶着同样大的汽车,或者举办同样奢侈的宴席。
这类过份的消费常常削弱殖民地人民的地位,使得他们负债累累和减少他们
可能节省和投资于积聚财富的钱财数字。 财富又可作为通往权力的一种手段而受到人们的想望,——它可以使
人得到收买的权力、政治权势、压服雇员或其他形式的权力。
  但是,财富未必终是通往权力或威望的最轻易的捷径。在现代资本主 义社会里,富翁都能进入最上层或靠近最上层的社会圈子。但在许多别的社 会里则不尽然。比如说,在印度教社会中受到其他人尊重的也许是僧侣等级 的人;又比如说,在古代中国却是有学问的人士受到尊重。在别的地方受到
尊重的是军人,或者是出身于贵族家庭的才拥有声望。在任何国家里,最富 有进取心的年轻人为了出人头地就力求走上能赢得最崇高荣誉的道路:不论 是通过战争、狩猎、宗教、官职,只要能盛名于世,他们就走那条道路。
  只有在经济活动中有成就的组织者能获取最高的声誉,他们才会把自 己的心思转向经济活动。苏联建国初期,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受到人们的藐视; 当时的荣誉是属于党务工作者、工会工作者或科学家,而工厂经理只受到鄙 视。今天的情况却全不一样了。有成就的经理所得的薪金非常之高,并享有 住房和娱乐的特权。
  他们在自己的工厂里不再附属工人,而且跨进了社会最高层的圈子里。 在某些国家里,对财富的想望要高于别的国家,为生产财富所付出的 努力总数是想望财富的函数,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不过这只 是程度上的问题。在世界上每个国家里,财富是可以赢得尊重和声望的,即 使在有的国家里时间上存在着差距,即也许要等到第二代才能取得充分的威 望。尽管如此,赚钱往往与取得社会地位的其他途径存在着竞争,聪明而富
  
于进取心的青年被吸引到这种生活方式上的比例,部分要视赚钱与其他活动 所取得的相应地位而定。因此,有人认为赚钱所取得的相应地位在美国要高 于英国,而在英国又高于缅甸。这些地位上的差异部分地说明它们相应的经 济增长率的差异。同样,关于产业革命(不论成功或失败)的大多数分析探 究出产业革命前不久商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与当时贵族、学者和军人的社会地 位有差异。例如,中国与日本在这方面的差异往往被用来说明为何一百年来 两国的经济史差别如此之大的部分原因。
  同样,西班牙的商业地位与英国伊丽莎白女皇时代的商业地位相比十 分低贱,这就是为什么在 16 与 17 世纪时,西班牙如此显著地未能开发利用 它的经济机会的原因。
  人们一度喜欢将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赚钱的社会地位高与基督教 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时期发生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中世纪的基督教确实
曾谴责把商业活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并且还认为任何人想要发财致富借以
提高他本人及其家庭的社会地位是有罪的。可是,到了今天增加赚钱机会却 受到了更大的重视,大约自从航海贸易扩张的 12 世纪起,这种情况开始明 显起来。随着财富的积累并受到更大的尊重,早在宗教改革之前,基督教的 神学家们已经从事于修正他们的教义以便表明经商和放高利贷并不一定是有
罪的活动。到了 15 世纪发生宗教改革时,这项修正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这是表明宗教改革与经济变化之间关系的一个饶有兴趣的例证。关于 此点我们还将在第三章第四节(一)中加以充分的讨论。因为宗教反映了经 济变化,所以对经济的态度不能全部用宗教来进行解释。另一方面,正因为 宗教变革在时间上较慢,宗教信仰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在任何时候都具有重大
的意义。
几乎在每一个社会里,财富、声望和权力是密切相关的。 各类社会的根本差别在于它们的富人如何使用其财富以及与声望有关
连的财富的来源。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富人们在非生产方面乱花他们的财富,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将财富投资于生产方面。在经济停滞与经济扩展之 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差别并不大,但是富人们将其收益花费在供养门客和 修建纪念碑,抑或是投资于水利工程、矿山或其他生产性活动上,却对经济 增长率有着巨大的差别。富国和穷国的区别在于生产性投资的习惯,而不在
于收入均等的差异,也不在于给予富人尊重的差异。就与财富有关的声望存 在差异而言,真正重要的是财富表现为生产性投资的人们与财富来自土地所 有权和继承权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地位如何。在多数的社会里,地主组成了贵 族阶层,只有在经历了重大经济扩展的社会里,那些财富源于商业活动的人 们才能与那些财富源于土地的人们取得同样的地位。一个社会生活中的真正 重大转折点并不始于尊重财富,而应始于当这个社会把生产性投资及与其有 关的财富放在首要地位的时候。
  对待生产性投资态度上的差异,其背后存在着许多因素,我们将在第 五章第二节(二)中较为详尽地加以探讨。在这些差异中,最为重要的就是 民族愿望。那些急于求得军事上强盛的国家,或是渴望独立以及对别国进行 征服和殖民化的国家,即使仅仅因为战争时的需要,一般也希望拥有经济实 力。在当今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国家这种民族主义的雄心正在起着作
用。殖民地国家或过去的殖民地国家正在忙于寻求经济增长的起因和制订经
济扩展的计划,部分原因是它们想要提高其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也因为它

们渴望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苏联强制实行惊人的发展纲领而不惜付出使人 民遭受痛苦的昂贵代价。英国为了急切保持它的头等强国的地位正在宣扬生 产率的福音,等等。国家之间在它们对待财富态度上的差异正在迅速缩小, 因为民族主义愿望具有强大的力量。随着其后的可能性研究揭示出至今尚未 发现的获取财富的更多机会,上述这种对待财富态度上的差异还会进一步缩 小。
(三) 有限的眼界 到目前为止,我们论证了禁欲主义并非经济努力的障碍,还论证了大
多数人想望着财富,不论其目的是为了个人享乐或是为了声望和权势。虽说 如此,与其他成功形式的声望相比,在不同的社团里,财富的声望有高有低。 我们现在探讨的也许是限制人类想望财物的最重大的因素,即他们的有限的 眼界。
我们想在此指明一点,由于人们了解的和能使用的财物是有限的,因
此需要也是有限的。各个社会在局限性程度上的差异是大不相同的,这取决 于积累的物质资本和文化资本、习惯和禁忌以及纯粹的愚昧无知。
  我们所谓的物质资本意指享受某种满足所必需的物质环境。这也许是 一个自然或人为的问题。因此无法进入水域的人不需要船只。在南北极,冰
淇淋不受欢迎,而在赤道无人问津裘皮。住在又小又黑房屋里的人并不怎么
想要家具。不通电的地方就无法使用电唱机、洗衣机、电烤箱、真空吸尘器 等电气用品以及没有公路的地方无法行驶汽车等等。在多数的贫穷国家里, 没有积累的物质资本来维持高水平的需求。
  那儿个人的房舍既小,又无电力、煤气和自来水的供应。其他的资本 也同样匮乏。
因此,个人能购买和使用的物品极其有限。 我们所谓的文化资本意指一个社会知识积累的基本情况。例如,要是
一个人不能够阅读,那么报纸、书籍和其他需要有文化才能享受的消费品对
他来说就毫无用处。倘若一个社会的文化对音乐的欣赏停留在很低的水平 上,那么对乐器或音乐娱乐的需求也不会高。同样的,对剧院、电影院、体 育场、舞厅等类似的群众性娱乐场所的需求也取决于人民的文化修养。
  第三,需要还受到习惯和禁忌的限制。生活水平低的地方,饮食和穿 着占到收入的三分之二或以上。然而正是在这些支出方面社会习俗显得颇为 重要。所以很难使人们改善他们的饮食,倘若这种改善意味着要吃新品类的 食物或用新方法制作的食物的话。同样,服装式样如果得不到普遍赞同,它 的市场也是有限的。
  最后,需要还受到愚昧无知的限制。尽管受到物质和文化的基本情况 以及习惯或禁忌的限制,但有些产譬如果人们懂得它们,他们仍将愿意购买 和作出努力来获取它们。
可是知识传播的过程是缓慢的。
  这些原因部分地说明为什么有些原始社会的人不努力工作,他们并不 在乎即使有人提供看来有较高工资的职务。他们不在乎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 何使用这些钱;更确切地说是因为他们用这些钱能买来的东西只带来很小的 边际满足。这些原因也使得大量收入按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常常被胡乱花掉。
他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使用这些钱。尤其是他们不大花费在获取以前所未拥
有过的新型物品上,而是花费在购买更多的同样的物品上——如更多的酒、

更多的妻子或更多的布匹。 要是人们的欲望是有限度的,当每小时的报酬增加时,他们很自然地
会把投入工作的时间减少。相反,要是欲望是膨胀性的,照推理,当每小时
的报酬增加时,人们可能会延长工作时间。在考虑欲望的伸缩性时,我们应 区别眼前的和长远的欲望。从眼前的欲望来说,一个人的想法是明确的,他 力图保持他的生活水平,也就是他的阶级的惯常生活水平。一旦收益增加, 他的直接反应是少工作些,倘若收益降低,他的直接反应是多工作些。然而
从长远的欲望来看,他的生活水平是可以调整的。若是生活较前艰难,他可
以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并将工作的时间缩短些;若是生活较为好过,提高自 己的生活水平并将工作时间再延长些。因为不仅生活水平,而且工作小时的 多寡都是惯常的。
  碰上一次变化的直接后果是生活水平多少会有所改变,而工作小时则 变化很大;但最终后果是大大改变生活水平,而且工作的小时回复到原来的
习惯。
  在原始社会里超过惯常水平的额外收益不能像在先进社会中那样享 受,因为可能使用的范围有限。如果某些物品能帮助减少花费更多的气力, 那么对这些物品就将有需求:例如自行车减轻步行的需要;枪炮使捕杀野兽、 获取食物和保护自己变得简易些;以及容器可以储存水等。额外收入还可使
人对其同伴拥有更大的权力,可以用来保证选入令人羡慕的职位;进行贿赂; 购买奴隶和放债。财物还可以用来炫耀;人们可以举办盛大的宴席;娶更多 的妻子;或购买更多的服装和首饰;建造巨大的坟墓;甚至进行放荡的破坏, 包括破坏本人的一些器材来使其同伴们加深印象(例如,波利西尼亚破坏渔 船)。还有对不实用的珍奇物品的一种短暂需求,它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或 为了炫耀。所有这些动机当然在一切社会都存在,不论其发展程度的高低如
何。
  原始社会与先进社会的区别在于:首先在先进社会里,人们自己可以 较多享用额外的商品,而不仅仅因为它们给予机会向人们进行夸耀、夺取权 力或减少努力;其次是可以享用的财物的范围要广泛得多。
  随着物质装备的增加、文化变为更形复杂、常规束缚削弱以及新产品 的知识逐步扩散,欲望的扩张也随之增加。而新产品知识的扩散很自然是欲 望扩张的关键所在,因为正是这种知识的扩散推动了那些破坏常规与改变物 质环境的势力。要了解欲望如何更富于伸缩性,我们必须了解新产品的知识 是怎样扩散开来的。
  这是一个仿效的过程。新产品有时只有通过劝说才能售出。国内的创 新者、或是从别国带入产品的外国人,在推销时可能劝说人们试用这些产品, 然而这些产品一定要等到人们看到别人使用时才会流行起来。所谓别人必须 通常是在社会上拥有较高地位的人,然后其他的人才会想到去仿效他们。
对此也有例外的情况,电视在普通贫民中间比在上层地位的人中间扩
散得快。虽说如此,一般的规律是新产品先由上层阶级采用,然后下层阶级 才接受它们,因为一般只有上层阶级在一开始能买得起新产品并不大受常规 的约束。
  因此,扩散的速度首先取决于上层和下层阶级之间的关系。它取决于 上下层阶级是否互相杂居,因而使得穷人能见到富人消费的状况;抑或取决
于富人是否居住在城镇或国家的单独的地区、在对外不开放的私人俱乐部或

别的场所享受他们的闲暇生活,并且回避与别的阶级进行社交。此外,扩散 的速度还取决于富人是否鼓励穷人模仿他们,或者是否存在某些法律或习 惯,阻止穷人去消费富人消费的物品。它还取决于社会流动的程度,因为如 果下层阶级的人较易上升,那些升上来的人就会产生某些欲望去采纳富人消 费的习惯以便夸示他们改变了的地位。在社交方面上下层互相交往越是民主 的社会,努力方面的欲望越有伸缩性。
  与其他困难相比较,新产品推广所受到的扩散上的困难,其程度的大 小在各个社会是有差别的。在原始社会中,缺乏装备和像文盲等文化上的落 后限制了欲望,而不是对新产品的无知。当这些国家与外界往来被切断的时 期,情况就不是这样。但是在今天,当有外国人住在他们中间过着可羡慕的 高物质水平的生活时,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人会想出花费额外收入的途径,倘 若不是嫌他们的房屋小,就会想到电力、煤气和自来水龙头。
  大量的额外收入流向购置房屋和家具。另一方面,像在英国这样的国 家,下层阶级对获得更多产品的欲望有其限度,可能是由于缺少模仿富有者 的愿望,后者拥有电话、汽车、电冰箱或昂贵的衣着。这是因为那个国家的 社会的不民主(不是政治不民主)传统使得其下层阶级比美国的相应阶级较 易满足于接受他们生活上的物质状况。



第二节 努力的代价




  关于人对财富的态度就写到此为止。我们以下转入人对取得财富所需 作出的努力的态度。虽然对待财富的态度相同,但如果人们对作出努力的态 度不相同,那么他们将仍然会对取得财富作出不同的努力。
  这只不过是说,人除了物质财富之外还珍视其他事物。他们珍视闲暇 生活;珍视相互之间的良好关系,各在寻求财富时采取了过激手法,这种关
系可能受到破坏;他们珍视友谊以及如果他们改善经济机会必然会失去的那 种关系;他们还抱有偏见,阻挡他们去利用一切有利的机会。要是不抱偏见 的话,他们是会利用这些机会的。
(一) 对工作的态度 我们首先探讨对工作的态度。假若人对财物的愿望相等,然而如果工
作看来要比不工作艰苦些,那么他们将少工作。关于这点部分是客观问题, 部分则是主观问题。
  客观上较艰苦的工作是指如果某一指定的任务使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感 到更易疲乏。
这也许由于他的身体体质不一样、他的健康状况和他的环境不一样。
此外,主观上较艰苦的工作是指一个人把工作作为生活方式的兴趣少一些。 种族之间和同一种族个人之间,他们的身体体质是不同的。举例说, 在解放黑奴之后,印第安人被介绍去西印度群岛,当地的种植园主比较喜欢 印第安人工作循规蹈矩,但在强壮的体力方面他们比较喜欢黑人。这类体质
上的差别还不能肯定有多少是由于营养或环境的差异,有多少是由于生物遗
传所造成的。不管怎么说,正如上述例子所表明的,乐意工作和身体强弱并

非有必然的联系。 营养不良和慢性病也许是多数不发达国家居民为什么容易疲乏的主要
原因。这就形成了一个很难突破的连锁关系,因为营养不良和疾病造成生产
率低下,而生产率低下又反过来使营养不良和疾病的状况继续下去。在这种 环境下营业的现代资本主义公司发现如它们密切关怀其雇员的饮食和健康会 给它们带来好处。在中非,有的矿产公司对新招收来的工人在派往矿井前先 请他们吃几天好伙食。还有不少公司,不限于矿产公司,发放免费的营养配
给品,或提供一顿午餐,或至少有补助餐,以便保证它们的雇员吃好吃饱。
同样提供免费医疗和保证工人们住在健康的环境里也会带来好处。甚至在先 进工业国家,如在美国和英国,许多公司认为提供廉价的中午饭对公司有利, 特别是如果它们雇用了众多的女职工,因为据说妇女们为了她们子女的利 益、或为自己购置衣着、或为了其他方面的花费,她们乐意节省伙食费用。
一个人工作的环境也决定工作的疲乏程度。居住在严寒或酷热的地方
是不舒适的;在华氏 60 度和 75 度之间的温度下,又有适中的湿度,人体功 能看来其最佳的作用。可见温带气候比热带气候有利。同样,研究现代工厂 实际的学者着重强调恰如其分的光线、暖气和通风以及工间休息、位置恰当、 消除不必要的动作以及一般舒适的物质条件对提高生产率的重要性。还有若
是一个人与一起工作的同事不意气相投也会使工作易于疲乏和感到不舒畅,
这点也给工业心理学家带来了思考的材料。要说明什么叫意气相投并不容 易。有些人喜欢与自己的亲属一起工作;而有的则不乐意;有些人喜欢大集 体,而有的则喜欢人数少些;有些人喜欢有严明的纪律和规则,而有的人则 喜欢个人作决定的余地大些。要明确规定工作集体的愉快条件是很难办到
的,但是它们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有些工作比别的工作更易令人疲乏,因为它们在每个单位时间 内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或者这些工作比较不愉快。
这些因素有可能互相抵消。在别的方面的情况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在
较易疲乏的岗位上可能反而比在较轻松的工作岗位工作得长,倘若前者的社 会气氛比后者更吸引人。
  还有身体状况较弱的人工作时间可能长于身体状况较强的人,倘若前 者在工作中有较好的条件。
下面将从论述工作本身带来的紧张状态的差别转而论述对工作的态度
的差别。 让我们假设两个人在想望物质财物的意义上有着相同的需求;他俩的
工作职务客观上同样辛劳和乏味;但是其中一个人职务的报酬比另一个要 高。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那个职务报酬高的人将必然比另一个人工作 小时会短些。这取决于他的工作态度。
  工作是获取产品和劳务的手段,但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此而言,有 些人、有些社团认为工作吸引力大于别人或别的社团。每个人把工作既看作
是一种厌烦的事,另方面又看作是一种美德,但是有些社团强调工作厌烦的 方面,而另一些社团则更多地向子女传授工作本身是一种美德的思想。
  这些不同的态度往往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有关。有的宗教教导人们说, 灵魂得救和精神安慰主要依靠修身养性或祈祷。
有的宗教则教导说这些也可以从工作中或交替着从工作中得到,因为
工作锻炼人的心灵,也因为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去充分利用上帝恩赐给我们

的才能和资源从而为自己的同胞服务。然而,通常很难确定在经济事务中, 宗教的作用究竟有多大。首先,我们在前面一节里就对宗教对僧侣及对俗人 的期望加以区分。如果像往常那样,宗教指望僧侣进行祈祷而俗人去工作, 那么除非宗教吸引过多的人去过僧侣生活,否则就不会减少社会的经济努 力。即使宗教强调俗人进行修身养性而不鼓励他们致力于经济事务,也难以 评定它的训诫究竟有多大效用,因为很多人不会放过致富的机会,即便他们 的宗教反对这样做。在这一切的背后还存在更进一步的问题,即为什么一种 寂静主义的宗教被社会接受。宗教的训戒往往适应于该社会的谋生之道。因 而若说人们不奋力工作是由于他们的宗教不鼓励他们这样做,不可能作出一 个根本的解释;同样有可能宗教在当前不强调工作是由于该社会的环境或社 会情况并不把奋力工作放在价值的最前列。
我们不能肯定产生工作态度差异的还有哪些其他情况。 有人说是生理上的差异,也有人说是工作的乏味或生产率低,还有人
说是由于这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缘故。在分析这些因素时,重要的是记住一 种态度与产生这种态度的条件之间始终存在着时间上的差距。这就是说,倘 若我们要了解一个社会的信仰,我们应注意的不是这个社会目前的生物学成 分或社会结构等等,而是几十年或几百年以前的状况,即当它的传统形成时
的状况。
  让我们先探讨生物学上的因素。有的人精力充沛或比别人有更多的工 作癖好,这是由于与他们环境无关的生物学遗传所形成的。数以百万计的人 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些生物学上勤劳的人数比例在有的种族或国家多于别的外 族或国家。而另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相信生物学上的勤劳或懒惰的分布状态在
各个种族之间并无差别,而所观察到的差异全部可以从物质环境和文化传统
的条件上加以解释。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科学家否认存在着把人的态度与种族生物学联系在
一起的可以接受的证据。可是倘若我们把自己局限于局部地区,虽然缺乏证
据,我们至少有某些似乎有理的理论。因此,如果一个国家连续遭受到某种 灾难或危机,它的生物学上精力充沛的人生存了下来,而其他的人则死亡了, 那结论必然是,这个社会生物学上的遗传在活力方面将不断得到改善。当然 困难的是弄明白在哪种情况下,上述的生存和死亡之间的差异取决于生物学
上的遗传活力:在多数危机中,生存下来的人同样得益于教养、灵巧和运气。 此外,还有一种理论认为,一个有移民居住的国家比一个定居时间较长的居 民居住的国家(所有国家都有移民居住)更有活力,因为移民往往比那些留 在原地的人更富有进取心,也因为移居和定居的艰苦会淘汰那些不适应的 人。困难在于怎么断定生物学上的因素是移民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移民往 往比那些留在原地的人和那些原来居住在移居地的人更富有活力,但这可能 只是由于移民们所遭受到的困难较大,因此他们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
  引用生物学来解释集团之间态度的不同既无法采纳也不能加以否定。 我们自然可以否定某一种族比另一种族更为优越的思想,也就是说一个种族 的全体成员在行动的考验中比另一个种族更为优越的思想。但是,至于不同 集团之间优等、中等和劣等的分布,眼前还不能说出什么道道来。因而我们 关于集团之间差异的解释只能限于物质和文化环境的差异。
其次,我们进而阐述工作的乏味方面。我们已经看到有的工作本身可
能特别辛苦,原因是工人的体力状况、或者是因为工作场所的物质和社会环

境令人感到不舒畅。所以我们说在这种状况下,可以料想人们也许会少工作 些。然而,假若我们不去比较在称心境况下与在不称心境况下做了多少工作, 而是提出对工作的态度如何,那么上述论点会得出相反结论。因为如果工作 不称心,但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也许被迫尽力而为。而那些由于感到不称心 而不工作的人也许会无法生存下去。处于这些境况下,作为父母也许会开始 教导他们的子女说工作本身是一种美德,一种为了切身利害而做的事,哪怕 做起来并不称心。这个传统也许会传给后代,即使条件有了变化也会保持下 去,因此即使所做的工作不再不称心,人们仍可能怀有同过去一样的刻苦的 决心去做。
  正是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比较非生产性的工作。因而可以这样说:在 谋生较易的国家,工作很少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因为人的习惯是去做非做不 可的事。另一个极端是在谋生极为艰苦的国家可能会挫伤干劲。居于这两个 极端之间的论点认为在谋生艰苦,但又不是十分艰苦的国家,工作则被当作 是一种美德。这就是说,在这类国家里,人们作出一定的努力有可能获得不 错的生活水平,但是不作出这样的努力的人们将会无法生存。
  谋生艰苦也许由于人口过众、土壤不够肥沃、经常发生旱灾或飓风以 及其他的不幸事故。
在这类国家里,人们将教育儿童把工作看成为一种美德,并给儿童们
看玩忽工作任务的人们的贫困;这些儿童以后又会把这个传统教育他们的后 代。
然而,立足于环境的一切解释必须面对态度并非一成不变的事实;同
一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会表现出相反的趋势。因此,解释态度必须依据历史和 环境;换句话说,如果依据环境,他们必须表明何时和为何环境的变化会带 来他们所解释的差异。这对于依据气候进行解释特别不利,因为同一国家在 其历史不同时期会出现颇为不同的态度;所以有些解释寻求引用气候的变化
来表明,比如说罗马帝国的衰落。用环境来解释辛勤劳动的传统大多包含对 社会的某些历史性的冲击,例如战争失败、面临饥荒或大规模移民等,这要 求人民显示出他们高贵的耐久品质。但是,要锤炼一个民族的意志需要比一 次巨大历史性的苦难更大的某些事变,要不然看起来只不过是一次单纯的偶 然事故,不管一个社会遭受苦难后变为沮丧或泄气,还是从中找到了勇气和 启示。
  另有一种不同的解释将一个社会的工作态度与其上层阶级的行为联系 起来。根据这种解释,在那些传统上人人都工作的社会与那些传统上富人过 着游手好闲生活的社会相比较,一般说来前者的人们对工作要重视得多。因 为人们爱模仿他们社会的上层人士,若是上层人士认为工作是低下的,其他 人将会尽量少工作。举例说,在新世界的奴隶社会里,大种植庄园主整天过 着无所事事的优哉游哉的生活,他们中多数人都不直接从事经营。直到今天, 这些社会中的中层和工人阶级还表现出好逸恶劳的倾向,这点只有说他们继 承了奴隶才干活的思想才解释得通。我们要划清的不是平均主义与非平均主 义之间的区别,而是富人参加工作与富人过着无所事事生活社会之间的差 异。因此,美国的富人通常都工作,即使只是出于习惯势力,反之在英国, 它的悠久传统认为富人的典型生活就是狩猎、射击和垂钓,但这个传统今天 已近乎绝迹。情况并不是美国工作的人干活时间长于英国工作的人,实际上 美国工作的人干活时间要短些。但有证据表明美国工作的人干活时要更紧张
  
些。有的人把这些差别归因于对待工作的不同态度,并就这些差别追溯到理 想的不同,比如说有成就的人应如何消磨他们的时光。用以对比的事实都是 可争议的,但对比阐明了论点。
  不论有的人比别人更反对工作的原因如何,事实是,个人之间和社会 之间在这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不仅表现在做完一项工作所用的 时间上,而且也表明在对提高生产率的反应上。实际上,提高每小时工作效 率的长远后果终是减少工作小时的数量(在理论上两种结果都有可能)。不 论是不是以工业国家之间作对比,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工业国家我们 发现通常人均生产率最高的国家工作的小时最少;或者不论是不是以同一国 家的工作小时作对比,我们也看到这一点,因为报酬的标准提高了。这是很 自然的反应。由于悠闲是人生乐趣之一,人们很自然地会利用额外生产率去 买额外的悠闲以及一些其他的财物。此外,悠闲和财物是相互补充的享受, 因为一个人财富愈多,他就需要更多的悠闲来享受它。从长远来说,如果工 资低于在较有利条件下获得的水平,人们会工作得更辛勤些,倘若实际收入 仍足以维持身体健康和生产率的话。集团之间在这方面的差别程度一方面取 决于他们追求财富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渴望悠闲的程度。
  当西方国家的企业主最初来到较原始的国家时,他们在招雇劳动力方 面遇到了巨大困难。当地土著居民过着传统标准的生活,他们不受提供额外 收入的引诱。于是有人认为必须采用强迫手段。于是奴隶被贩卖,用契约的 形式把劳动力从远方国家运来。还对土著居民课以重税以迫使他们不能再过 懒散的生活,重税必须用金钱支付,而金钱只有为外国人工作才能得到;或 者禁止居民种植商业性的农作物;或者强夺居民的土地;或者强迫土著酋长 派遣青年到矿山或农场干活。除了奴隶制之外,这些强制手段至今在所有欧 洲强国的一些非洲殖民地仍然存在,不过现在已被认为不像过去那样必要 了。因为模仿已经起了作用。非洲人已有了新的需求,即使不强制他们,他 们也愿意工作来满足自身的需求。
  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通常都切望它的人民愿意稳定不变地和持续不断 地工作,比如说每周平均工作 40 小时或更长些。资本家和雇主们希望人民 勤奋工作,因为如果有了大量劳动力会使他们易于实现工业上的抱负,还因 为产量的提高会使他们的利润增加。同样,不管是民主的或专制的、保守的 或激进的,所有政府也都希望人民工作,因为产量的增加会使税收收益扩大。 这些政府且不论其抱有什么目的,它们都需要大量的收益。
  或许为了“民主”的目的以改进教育、公共卫生、交通和其他公共设 施;或许为了“帝国主义的”或“反帝国主义的”目的以建立庞大的军事力 量;或许仅仅为了“贪污腐败”的目的以填肥政客们的私囊。(因而“激进 的”政府由于同情工人缩短工作时间的热望而当选,但它们一旦巩固了自己 的统治就通常会反过来呼吁人民延长工作时间和更认真地工作)。在利害关
系上不带个人目的的人道主义者一般说来也抱有同样的态度,即认为勤奋对
人民有好处,因为人道主义者憎恶贫困及其带来的后果,他们希望人民生活 得好。
  然而愿意延长工作时间并非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显然,如果人们多 工作,他们的生活水平会高于少工作(如果他们不要工作过度以致降低他们
的生产率的话),但是不一定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会提高得更快。我们关注的
并非产量的绝对水平,而是产量的增长率。除了工作小时的少量变动外,产
经济增长理论的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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