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弹攻势



导 论


  Alfalfa 俱乐部是华盛顿最排外、最鲜为人知的组织之一。它命名古怪, 是美国最有权势的男人们的组织。它唯一的使命,是每年在华盛顿的一家饭 店组织一次俱乐部成员的聚会同时举办一次便于交流政治笑话的晚餐会。
  1989 年聚会,是俱乐部的第 76 届年会。到会的客人中,有乔治·布什 总统、丹·奎尔副总统、最高法院所有男性大法官、布什内阁全体成员、参 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国会领导层成员、工商界巨头、前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 以及华盛顿地区的大批政治掮客。
  参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本特森参议员,是俱乐部 1989 年度主席。他的开 幕词引发了那天晚上最强烈的笑声。本特森参议员说:“当我告诉妻子,准 备去参加和掌握着美国未来命运的政界和工商界巨头们聚会时,她问道:
‘噢,你要去东京?’”。其实,本特森并非玩笑。 美国正在把整个经济卖给日本。同时,也正在放弃与所有权相关联的政
治和经济控制权。在 80 年代,从 1980 年至 1988 年,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 增长了 10 倍以上。现在,日本人——
·拥有 2850 亿美元的美国直接资产和证券资产;
·控制了超过 3290 亿美元的美国银行业资产(占美国银行业资产的 14
%);·控制了加利福尼亚州银行业资产的 25%以上以及其未清偿贷款的 30
%;
·在美国拥有的不动产超过欧洲共同体的总和;
·购买了 30%~10%美国财政部债券;
·占有了纽约股票交易所日交易量的 25%;
  ·美国市场上 20%的半导体器件、30%以上的汽车、50%的机床以及绝 大部分消费类电子产品和共它数十种商品和服务是日本提供的。
外国人在美国投资已经有根长的历史。在 19 世纪,英国的资本曾经帮助
了美国的发展。英国、荷兰和加拿大的投资者至今仍然掌握着数量可观的美 国股份。但是在 80 年代,日本资本在美国的扩张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国 家。预计到 1995 年,日本将成为美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到 1999 年日本投 资者所拥有的美国资产将超过英国、荷兰和加拿大的总和。
为保护和促进他们的投资,日本的财产所有者们正在建立一个遍及全美
国的复杂的政治影响网络。这一网络正被用来收买政客、左右公共舆论、资 助政治竞选、阻止或孤立那些针对日本的批评以及在美国联邦政府安插高级 官员。至此,日本对美国内部事务的广泛介入已经使得美国的贸易政策经常 是根据日本的利益而不是根据美国的利益来制订的。
  早自 1793 年起,外国利益集团就一直经常试图影响美国的政治生活和公 众舆论。希腊说客曾成功地动摇了美国与希腊的敌对邻国土耳其的关系。多 少年来,蒋介石的说客支配着美国对中国问题的观点。以色列说客对美国中 东政策的制订过程的影响是强有力的。爱尔兰说客长期以来支配着美国对北 爱尔兰政策的形成。
  在所有国家中,只有日本最深刻地理解到在美国政治权力是一种出最高 价钱即可买到的商品。在所有国家中,只有日本一直以最大的努力左右美国 的态度和行动。在所有国家中,只有日本对美国的经济和贸易政策施加了最 为引人注目的影响。在所有国家中,也只有日本在美国最成功地运用其政治
  
影响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 日本在美国之所以有这样强有力的政治存在,是因为日本重金雇佣了众
多的说客、政治顾问和公共关系代表。依顺序排列,英国、日本、荷兰和加 拿大是美国四个最大的外国投资者;1990 年,这些国家在华盛顿雇佣院外游 说活动、公共关系和法律服务机构的数量分别是:日本 92 家、加拿大 55 家、 英国 42 家、荷兰 7 家,显然日本在这方面是加拿大的 1.5 倍、英国的 2 倍、 荷兰的 13 倍。
  与其它国家相比,日本在美国展开的政治攻势,手法有相当明显的不同。 在美国的日本政治机器,日夜运转并横跨东西海岸。这部政治机器的基础是 外交、游说、政治活动和宣传攻势,其中的每一个方面都经精心策划而且相 互之间配合良好。相比之下,加拿大和其它西欧国家仍然主要是依靠传统的 外交途径来影响美国的经济和贸易政策。和它们的美国同行一样,大多数加 拿大及西欧的企业只是在进行诸如反对美国的某种关税而需要帮助时才在华 盛顿派驻代表。
  日本人几乎是畅通无阻地进入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而他们自己的政 治经济体系对于美国来说则基本上是封闭的。例如,美国的前任贸易官员可 以为几乎是任何人游说,但绝大多数的前任日本政府官员是不愿为美国公司 工作的。
具有相同政治重要性的是,日本人不愿意在外国人面前批评他们自己的
政府。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指出,尽管每个人 都知道日本在大米方面的保护主义政策对于日本消费者来说代价高昂。但“即 便是在非正式谈话中,来自私营部门的经济学家也拒绝承认大米政策是代价 高昂的;当迫不得以时,他们就解释说,他们觉得当外国人的面批评自己的 政府是不适宜的”。
尽管日本人宣称他们的市场是开放的,但外国人在那里的销售量却相对
少得多。日本制成品进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只是美国的一半,不及德 国和其它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 1/3。尽管日本人还宣称。它的经济门户对外 来投资是开放的,但实际上外国投资者却面临无边的隐蔽的障碍。在日本, 每年只有不到 30 家公司出售给外国投资者,这些公司中大多数规模很小,无 足轻重或陷入严重的困境之中。尽管美国经济的规模是日本的两倍,但美国 在日本直接投资的总额不到 170 亿美元,大约是日本在美国直接投资的 1/5。 总之,日本的工商企业可以方便地在美国进行投资和销售活动,而美国 的企业却发现在日本进行投资和销售活动有多难。日本公司可以随心所欲地 参与美国的政治生活,而美国公司却不可以在日本做同样的事情。日本可以 雇佣美国人来公开批评美国政府的政策,而日本人却不会为了外国人而批评 日本政府的政策,即便是在私下场合也不愿意。这样的结果是,日本对美国 公司不仅具有战略性的经济优势而且具有战略性的政治优势。日本在美国的
政洽机器的使命就是维持这些优势,具体的目标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保持美国市场对日本出口的开放; 二、为日本更多地购买美国关键性资产扫清道路;三、防止日本不良的
贸易行为被发现或受批评;四、化解日本的美国竞争对手的政治反击; 五、支配美国对日本以及对日本有重要经济利益的欧洲其它国家的贸易
政策;
六、朝着使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无力对付日本贸易政策的方向推动日

美经济一体化。 在日本获得成功之后,南朝鲜、台湾地区以及好几个欧洲国家现在都正
在美国建造他们各自的政治机器。他们的目标是:增进他们在美国的利益并 对付日本在美国政府中日益增长的影响。
  尽管日本在美国的政治机器是由东京来驱使和操纵的,但是这部政治机 器基本上是由美国人构成的。其费用每年超过 4 亿美元,大体上相当于 1988 年美国众参两院国会选举花销的总和。其中,至少有 1 亿美元的日本金钱流 入华盛顿的说客、超一流律师和政治顾问的腰包;另外 3 亿美元则用来拓展 美国的州和地方一级的亲日本的政治网络。
  这些金钱资助了种种经过精心设计的、目的在于左右美国人民的态度和 他们政府的行动的活动。例如,为左右美国未来领导人的思维,日本的许多 机构出资资助出版发行那些用来教育美国学生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有关日 本问题的教材。这种教材除了日本的宣传之外没有别的东西。
  最近,日本买下了 5 所美国高等学府:科罗拉多的雷杰斯学院和罗勒托 高等学院、俄勒冈州的瓦纳太平洋学院、塞勒姆学院和东京国际大学。而且, 日本最近还在华盛顿郊区建造第六所大学。在今后的 10 至 20 年里,这些大 学的日本毕业生将会逐渐接管日本目前所忙于获取的美国资产。
为左右美国公众关于对日政策的辩论,日本人正资助越来越多的从事政
策研究的学者和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和学者是美国政府中那些带来自己 的思想和政策主张的民选和任命官员的来源。虽然这些学者的诚实性一般是 没有问题的,但是数量可观的日本金钱经常使某些有关美国的政策选择问题 的一系列特定观点有着显著的放大效应。到目前为止,日本差不多资助了所 有的由美国大学和思想库承担的美日关系问题研究项目。同时,日本还对那 些对日本的贸易政策主张进行批评的人和批评本身的专业立场展开全面的攻 击。
为影响美国各贸易协会的政策主张,日本公司已加入了几十个这类组
织,而且现在在为这些组织确定政策和院外游说活动的日程表。此外,日本 人还经常有亲日主张的前台组织,通过由美国分销商、供应商、承包商以及 他们为地方伙伴组成的巨大网络来控制这些影子政治联盟的运转。日本人公 开要求那些要进入日本市场的美国公司表明能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或在其它场 合中支持日本的主张。
为左右美国国家一级的政治生活,日本人正开立一张永久性工资表,向
美国各政党领导人和许多为总统、国会议员、州长和市长工作的高级政治顾 问们支付薪金。现在日本的许多大公司正在加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资助 者的行列,商业利益驱使日本商界为国会议员竟选候选人捐赠大笔政治行动 委员会(PAC)赠款。日本各公司还经常向他们的美国雇员灌输如何参加政治 选举,同时还鼓励他们为日本的利益进行国会的院外活动。
  为影响美国州和地方的决策,日本已建立起一个深入基层的政治网络。 这个政治网络包括了数十个日本商会、五个美国州长与日本工商界领导人的 地区性协会。此外,日本还战略性地在美国设立了 16 个咨询与贸易办事机 构。在日本政府的力导下,日本各公司正向地方市政以及社会福利项目捐赠 数以亿美元计的赠款,以此通过选民和地方支持者来对美国国会施加影响。 为左右美国总统的经济贸易政策选择,日本经常以停止为美国联邦政府 巨大的赤字提供资金相威胁。1939 年这一经济讹诈是如此明显,从而使布什
  
总统公开提醒美国人不要过分抱怨日本人在美国的投资和贸易行为、否则日 本人将会限制新的资金的提供。
  为支配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日本建立了一支由数百名说客组成的队伍。 这些人中,有许多以前是联邦政府的官员,正如目前在任的许多政府官员曾 经是日本的说客。日本每年在华盛顿的政治努力中所花费的金钱,超过美国 商会、美国全国制造业者协会、工商业圆桌会议、经济发展委员会和美国商 业会议等 5 家华盛顿最有影响的工商组织每年费用总和。
  日本对美国政治体系的介入,现在已经到了威胁美国政治的可靠性的地 步。在他们自己国内,日本人称这种金钱政治为“结构性的腐败”。这里的 意思是在决策中渗入了分量可观的日本主张,使得决策的最终结果结构性地 偏向于日本的利益和日本的偏好。
  日本人现在能有效地动员足够的美国政治权力,挫败他们所不欢迎的任 何美国立法。他们对于任何一项不利于日本的美国法律或政策置之不理。他 们能够在政治上有效地打击他们所反对的美国企业、工会或任何其它利益集 团的组合。
  今天日本人支配着决定关税税率、联邦政府对诸如半导体器件和高清晰 度电视(HDTV)等关键技术的支持等每件事情的美国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 的确,在那些将决定哪些美国产业部门继续生存下去而哪些部门将走向死 亡、哪些地区将兴盛或衰落、哪些职业将存在而哪些将消失的政策设计上, 日本人发挥了支配性的影响。
虽然没有人对于是否应允许日本和其它外国利益集团在华盛顿活动提出
疑问,但是人们应该就其活动的形式和性质提出以下问题: 那些熟知华盛顿的经济和贸易战略机密的美国前高级官员是否应被允许
为日本和其它外国经济对于从事游说活动?
  日本和其它外国企业是否可以操纵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参与资助(哪怕是 间接资助)美国的选举活动?
是否应当允许日本在美国进行秘密宣传活动?
美国国会对于日本公司的政治压力是否已变得过于敏感? 日本对那些为美国政治候远人、当选官员和政策制订者出主意的美国思
想库和学者提供的支持具有什么样的渗透性?
  日本的投资、院外活动、政治渗透和宣传攻势是否危及美国的国家主权? 对于这些问题,无论答案是什么,本书的中心论点是:对于美国国内政 治极力向外国的转移负有最终责任的是美国人民自己,而不是日本人或其它
任何国家。 如果政府前任高级官员的行为准则允许对美国利益有害的“旋转门”腐
败行为的存在,那么美国人民有责任改变这些准则,而不是留待从中渔利的 外国利益集团。
  如果外国利益集团的金钱攻势过于隐蔽,那么爱追根刨底的美国新闻媒 介、富有调查能力的美国政府和富有警惕性的美国社会公众有责任使之在公 众视野中爆光。
  如果国家在美国小学、中学的世界历史,地理、经济和语言教育方面投 资太少,那么错误的关键不在于日本人用那些为自己利益服务的宣传来填补 这些真空而在于我们允许他们这样做。
如果是巨额的联邦预算赤字正迫使美国过量地借债和出售生产性资产,

那么应负起预算改革责任的是美国的立法者、工商业界和纳税人而不是外国 债权人和投资者。
  如果美国工商界和政府之间的相互隔离导致了外国经济竞争对手可以利 用的政治真空,那么在相互间建立起更密切、更合作的关系的责任就落在美 国公司和美国政府官员的身上而不是外国政府和它们的公司身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一本关于日本或任何其它外国利益问题的 书。它只论及美国国家治理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外国利益集团被允许通过政 治操纵来确保它们在美国政治生活和政策制订过程中的巨大影响力。
  纠正这一问题的责任完全只能由我们自己来承担。毕竟,美国及其政府 是属于我们的。
  回顾迪佩·斯诺特关于如何理解水门事件的忠告:“请追随金钱的踪迹”, 对于理解日本在美国的政治影响力日益增长颇有益处。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追踪了流向华盛顿美国政府人士和前任官员的 日本金钱。在第三部分,我们论述了日本现在在美国是如何资助各种美国贸 易协会和前台组织联盟、如何资助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第四部分,本书 揭露了日本是如何在美国长期持续地进行惊人的经济宣传活动,其中包括在 左右美国小学、中学中进行有关日本教育方法方面的努力。
日本在美国政治上所费的金钱得到了充分的回报。为说明这一点,本书
的第一部分是用关于日本近来在华盛顿取得的一系列胜利的回顾来作为开头 的。

前 言


  日本如同美国的第三个政党,在全美持续展开“竞选”运动。每年,它 向华盛顿数以百计的政治说客、超一流律师、前政府高级官员、公共关系专 家、政治顾问甚至前总统支付至少 1 亿美元的佣金,还要另外花上 3 亿美元 来通过全国性的地方政治网络左右美国的公共舆论。
  比起美国的政党或任何国内产业部门、工会组织或其它特殊利益集团, 日本在美国开展的政治运动,资金更充足、影响更广泛、行动更有效。日本 的这种政治活动服务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左右华盛顿那些对日本公司或 日本经济的利益有直接影响的政治决策。这些决策的不同,意味着每天数亿 美元或累计数十亿美元的损益。
  日本通过抢在美国企业前头掌握美国政府有关决策的情报,操纵在华盛 顿有着良好关系网的内线人物及说客网络,组织基层的政治网络,左右传播 媒介所覆盖的经济问题的范围,动员在美国思想库及大学里工作的有影响的 知识界人士制造舆论,日本能够把在美国用金钱买来的政治影响力作为其公 司和国家战略的关键因素来加以运用。
  这种政治运动,日本在美国已经搞了 20 多年了。取得的政治胜利,包括 了消费类电子产品、超级计算机、机床、轴承、光纤、人造卫星、大米、生 物技术、航空运输、电信、半导体器件以及法律、金融服务和其它数十种产 品或产业部门。现在,无论多么有竞争力,在美国没有一个行业是安全的。 和在商业上一样,日本的国家战略在政治上遵循着一个简单而可以预测 的模式:在防止外来渗透保护住自己的国内市场的同时,尽可能占领竞争对 手的市场份额。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基本政治差别,是日本国家战略得以成功
的主要条件。
这些政治差别的例子有: 日本不会容忍它的高层政府官员充当其它国家的高级说客,而美国却能
容忍。
  日本不会允许其政治人物或政党接受来自任何外国人、外国公司或受外 国人操纵控制的组织的捐赠,而美国却允许。
日本不会许可外国利益集团在它的人民中间展开深入基层的政治运动,
而美国却许可。 日本不会依靠外国的金钱来研究确定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长期角色,而
美国却这样。
  日本不会允许其它国家操纵其小学、中学和大学教材的编写,而美国却 允许。
  总之,美国容许外国干预其国内事务,但日本不容许。这一基本的政治 差别是日本的贸易谈判代表和日本的公司之所以成功而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 和美国的公司之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这反映了数以百计的构成美国统治阶 级一个重要部分的美国人所作出的个人和职业的决策。
  从历史的角度透视这种事情。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凡尔赛和约谈 判中扮演关键角色之后,1919 年从英国财政部辞职时,他面临一个如何谋生 的问题。他以前在政府工作时每年工资是 1200 镑,凯恩斯在他的一生中从不 嫌挣钱多,自然也就希望能多挣些。他披聘为两个著名斯堪地纳维亚实业家 控制的英国北方商业银行董事长,一星期只要工作一天,他一年即可收入
  
2000 镑。但他感到他不能接受。“我觉得他们需要我,”他在给他父亲的信 中写道,“因为他们认为我在财政部和外交部方面能为他们所用;然而事实 上,我根本不会去替外国人来对付我们自己的政府部门的。”在今日的华盛 顿,诸如此类的政治道德准则似乎不复存在了。
  本书描述的公共道德的沉沦,是美国的一大弱点。这并不是由于日本人 或任何其它外国利益集团邪恶行径导致的结果。美国的外国竞争者只是通过 美国人来利用美国的法律空子和现成的服务,最大限度地增强他们在美国的 经济和政治优势。所以,任何对外国在美国内部事务上的不适当影响的愤慨, 应针对那些曾经支持不断削弱美国国家公务活动价值的人。而这些公务活动 一直指导着我们的公共生活。
  很自然,许多充当外国利益集团代理人的人——特别是那些曾在美国政 府服务过的人,反对对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及其给美国带来的后果的任何调 查。许多外国公司和政府也反对这种调查。
  他们的批评通常采取三种形式。第一,他们声称调查美国政治和经济体 系中的外国影响是“麦卡锡主义”的回潮。但是,这个问题不是爱国主义或 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这关系到系统的、看得见的和致命的政治腐败,而所 有这些又都是完全合法而受到普遍容忍的,至少在华盛顿是如此。
第二,他们的批评称对日本在美的政治活动、院外游说活动和宣传活动
的分析是“对日本的攻击”或是“种族主义”。当然了,某些美国人是种族 主义者,某些对日本的攻击也时有发生。但是,有关种族主义和“对日本的 攻击”的绝大多数指责,只不过是用来迷惑美国人的注意力和自信心的一种 诡计。
这里之所以列举日本的政治攻势,主要是因为日本人在美国有最无孔不
入、最复杂和最成功的政治——经济机器。其它国家正在模仿它在美国建立 相类似的政治渗透网。所以在这里审视一下日本的政治活动,可以为判断更 广泛范围内的变化趋势提供方便的指南。
最后,某些人对于调查外国人的游说、政治和宣传活动的抗议,是基于
“日本及其它外国利益集团只不过是按美国规则行事”的理由的。他们的观 点认为,既然这种规则允许华盛顿的局内人下最大的赌注去获取影响力,那 么也应当允许外国人同样去这么做。我的观点是这种“规则”本身对美国的 利益是有害的,因而需要根本的改革。
应给予外国利益集团在华盛顿充分表演的机会。总之,对于他们来说政
治原因与国内利益集团的原因同等重要有时甚至还更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 这样的表演的性质和形式。
   我在结束语那一章里对于这种“规则”的任何改革提出了建议,这些建 议同样适用于国内和外国利益集团。美国政治原则受到国内利益集团的腐 蚀,其破坏性并不比外国利益集团小,也不应是人们所期望的。 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无论日本还是其它外国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和经济体系的操 纵,都已达到了威胁我们国家的主权和未来命运的程度,我们对此应采取什么行 动?
   
译者序


  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国际关系更加错综复杂的年代。国际关系中的朋 友与敌人在概念上将变得越来越难以辨别、越来越难于确定,在经济和贸易 问题上许多国家将互为对手。可以预见,各国都将不得不重新对他们各自的 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概念进行定义,以适应变迁中的现实。
  此刻,读一读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帕特·乔特的这本最新力作,或许对于 把握正在到来的复杂年代能提供有益的指南。帕特·乔特从国际经济竞争和 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全面分析了日本是如何成功地运用“金钱政治”的手 段增强它对美国在经济竞争中的战略优势,为日本在美国的经济利益服务, 从而揭示了美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所存在的巨大漏洞及其令人触目惊心的严 重后果。其中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我国是一个实行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大国,正越来越深地介入于国际经济 生活,今天我们在国内和国外两条战线、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上都正面临着 日益增强的巨大的国际竞争的压力。借鉴美国的教训,我们必须很好地研究 我国国内市场的国际竞争问题,一方面制订正确的贸易政策,以做到既坚持 对外开放又保护国家工业的发展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国家安全工作,有效 地反对和防止外来利益集团的政治渗透和经济渗透,确保我国经济及贸易政 策的制订符合国家利益的要求,巩固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本书的原 名是《有影响的代理人——日本在美国的院外活动集团是如何操纵美国的政 治经济体系的》,1990 年 10 月出版,它具有广泛的参考价值。上到党和国 家领导人,下到关心国家利益的普通公民都能从中得到启发。外交、经贸、 计划、宣传、新闻、监察、纪检、司法以及国家安全等战线的同志,尤其应 该读一读这本书。
帕特·乔特(Pat Choate)是当今华盛顿商界和政界圈内最知名的人物
之一,是一位专门研究竞争力、管理和公共政策问题的美国政治经济学家。 除了本书之外,他的著作还有:《崩溃中的美国》(有关美国基础结构的衰 败问题)、《重建美国经济、保持世界第一》(分析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中 存在的基本问题),以及最近的《高度扭曲的社会》(引起了国际上对美国 经济国际竞争力衰退的关注)。
全书的翻译工作有下列同志参加:
  林晨辉译前言、导言、第一章、结束语,与蒋志刚、孟永红合译第四、 五章,与赵忠云、鲍风合译第六章和第十章。陈豫贤译第二、三章,魏勤和 贺剑敏译第七、八章,刘学新译第九章,王敏正和黎新译第十一、十二章。
全书由林晨辉统稿,由孔凡军、赵燕担任译校。
林晨辉
1991 年 4 月 10 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

(京)新登字 079 号


内容提要



这是一本在美国发行之前就引起了巨大反响、在中国也必将会引人注目
的政治经济书籍,1990 年 10 月出版于美国。全书通过“日本在美国的影响”。 “日本在美国的院外活动”、”日本在美国的政治战”和“日本在美国的宜 传战酚四大部分向读者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日本用重金雇佣美国人充当 走廊客(即在美国国会走廊里活动的说客),他们的影响力渗透到美国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角落,把美国引向崩溃!”本书以大量实例揭露了美 国前总统和政府高级官员的不光彩行径。书后还附有代表外国利益的前联邦 政府官员名单和在美国注册的日本代理人名单。
  读者对象为政府官员、外交人员,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领导干部、大专 院校师生,特别值得外交、经贸、计划,宣传,新闻、监察,纪检、司法、 国家安全等系统的广大干部一读。



责任编辑:栾建民 封面设计:王 滨 版式设计:刘 青 责任印制:张江虹

银弹攻势
[美]帕特·乔特 著 林晨辉 等 译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 3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广内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0.125 印张 249 千字
1991 年 5 月第 1 版 1092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5017-1241-7/F.800
定价:14.5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银弹攻势

第一部分 日本在美国的影响 第一章 日本的政治胜利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上,美国工商业还能通过向世界各国提供价 格最低廉、质量最好以及富有进攻性的推销和周到的售后服务取得成功吗?
非常遗憾,答案是否定的。
  对于那些想在 90 年代取得成功的企业,仅靠生产最好的产品再也不能确 保有足够的竞争力了。
  传统的经济竞争手段包括价格、质量、创新性、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 5 种,现在还应加上第 6 种:政治。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在市场上无法获得 的东西通过政府后厅中无情的政治权力就可以得到。
  在今天的美国不乏有通过政治活动来获得经济优势的机会。然而,令人 惊奇的是只有为数不多的美国企业认真对待这种机会。在美国 150 家最大的 企业中只有不到 30%的公司曾经试图去影响美国政府的国际贸易和经济政 策。它们中实际上没有一个公司对其业务所涉及的国家的贸易和经济政策给 予过任何注意。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和欧洲的主要厂商的高层领导人花费将近一半 甚至 3/4 的时间去左右那些影响他们业务的国际和国内政策。结果是,如果 不是控制的话,他们的公司至少能够影响他们自己政府的经济和贸易政策。 随着这些公司在美国市场存在的增长,他们正试图对美国政府施加相应的影 响。
外国公司的到来,给美国带来了对政治影响与经济优势之间特殊联系的
新认识。加上他们的政府,这些公司总共已雇佣了数以千计的美国走廊客、 学者、政治顾问、公共关系顾问以及前任高级官员以帮助他们改变美国最基 本的贸易政策从而增强他们的竞争优势。
全世界的 160 来个国家大约雇佣 3500 家在华盛顿注册的代理人,他们的
主要业务是处理有关贸易方面的问题。此外,可能还有大约两倍于此的未注 册的外国说客。在华盛顿的私人寓所里,外国利益集团支付酬金的行为随处 可见。由此,美国的政治权力大量被转移到外国人手中。
在美国的日本政治机器,比任何一个外国来说雇佣的人员最有能力、组
织得最好和资金上的支持最充分。根据美国官方的记录,1990 年共有 140 个 日本政府机构和企业在美国雇佣了院外活动和宣传活动的代理机构。
美国的政治肌肉放松了。随着时间的累积,使得日本的利益集团可以操
纵美国政府的政策为自己利益服务而不必理会由此产生的对美国工人和工业 部门利益的损害。以下四个最新的例子,可以充分说明日本在美国日益增强 的政治影响。
日本的政治胜利之一:卡车
  1989 年,日本在一个关键的美国关税税则问题上从政治上击败了福特、 克莱斯勒和通用汽车三大美国汽车公司。日本的胜利,使美国财政部现在每 年要损失 5 亿美元的关税收入,从而给联邦预算赤字雪上加霜。”
  日本政府给那些向美国出口小汽车的日本制造商设置了出口数量的“自 愿限额”。但是卡车出口并不存在这样的限额,日本卡车制造商想向美国出 口多少就可以出口多少。
但关键的问题是,在小汽车和轻型卡车之间美国的关税税率注:根据《联

邦贸易调整援助法案》1990 年的授权,华盛顿要帮助那些因进口而造成失业 的工人和社区。这样,这一数字的准确值应该是两倍于此。差别巨大:小汽 车是 2.5%,而轻型卡车是 25%。80 年代的早期和中期,日本制造商一直 很乐于为卡车出口支付较高的税收。然而,后来他们的小汽车出口限额用完 了。到 1987 年,日本大量的汽车制造厂移到美国,并在美国本上生产数量巨 大的小汽车,这样一来日本人就没有多大必要从日本列岛运来更多的小汽 车。这意味着小汽车的出口限额又用不完了。为了钻关税税率差别的空子, 日本人想到了把轻型卡本重新分类为小汽车的招术。
  1988 年春,日本对美国关税税则的这一滥用败露了。美国海关总署开始 调查此事,并请有关的利益集团发表意见。日本人也很快地展开了强大的政 治攻势。
  1983 年夏,国会议员詹拇斯·英霍夫(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人)和威廉·丹 尼米耶(加州共和党人)就此事给海关总署署长威廉·冯·拉伯写了一封信, 这时问题便公开化了。这封信要求不要对影响卡车进口的海关条例进行责任 调查,其中这些卡车当然大多是日本出口的。1988 年 7 月,30 位众议员和
11 位参议员在这封信上签了名。 但是,英霍夫和丹尼米耶并不甘心就此罢休。他们把冯·拉伯召到国会
山,要他解释为什么要发起这一调查。在场的还有约翰·雷姆。约翰·雷姆
曾经是约翰逊政府任内白宫贸易谈判特别代表办公室的首席法律顾问。雷姆 的法律事务所是日本和其它国家汽车行业利益集团以及美国汽车进口商的代 理人。英霍夫、丹尼米耶和雷姆三人要求冯·拉伯不要在有关重新分类问题 上采取任何行动。冯·拉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日本的反应之一是扩充他们的说客队伍。1988 年 10 月,日本铃木汽车
公司雇佣了罗伯特·汤姆逊。罗伯特·汤姆逊在 80 年代初曾经是当时的乔 治·布什副总统的助手之一,他人缘极好,是个很有活动能量的说客。
1989 年 1 月 4 日,海关总署裁定轻型卡车不可以分类为小汽车。冯·拉
伯指出:
这些汽车建造在卡车车身上,具有卡车的一切特征。它们是卡车厂、卡 车车间制造的。在广告中,它们是被作为能运载货物的卡车、货车来宣传的。 多少年来,日本在向美国出口时都是把它们注册为卡车的。即使是我们老祖母 也能在停车场上辨别出小汽车和卡车的不同。这些是卡车而不是小汽车。 日本方面对此迅速作出了反应。1989 年 1 月间,在世界 7 个主要经济强
国财政部长会议上,日本财政部长(大藏大臣)说服他的德国和英国伙伴向
美国财政部长尼科尔斯·布雷迪交涉此事,要求美国官方重新考虑这一决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主要的反对力量和美国卡车进口的基本来源是日 本,但第一个公开批评冯·拉伯决定的却是德国财政部长。)布雷迪立即满 足了这一要求。在海关总署公告发布的 9 天后,这项裁定被搁置了起来。
  为彻底扼杀这项关税税则裁定,在美国的日本说客和日本政府代表分别 就此事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白宫和财政部的官员面谈。日本汽车制造商 花钱在华盛顿以及美国全国各地展开一场公共关系攻势,宣称冯·拉伯的决 定将导致卡车零售价格上涨从而会给美国消费者带来巨大损失。(实际上, 美国制造的卡车的价格并不会受到影响。)愤怒的汽车进口商的信件潮水般 地涌向国会。日本驻美国使馆官员加紧在他们的行政当局和国会的朋友中进 行游说活动。日本政府则声称,这项不受人欢迎的决定将会给日美长期关系
  
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 在一次罕见的政治结盟中,克莱斯勒、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的总经理
李·艾可卡、唐纳德·彼德森和罗杰·史密斯联名致信总统和国会,要求保 留这一税则裁定。这三巨头在报纸广告以及同行政当局重要官员的会谈中发 表了相似的观点。他们的说客极力劝说每一位能见到的国会议员,他们的销 售商向国会山寄去了数以千计的信件。但他们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在华盛顿,日本在政治上比起福特、克莱斯勒和通用汽车公司以及他们 所有的分销商加在一起都要强大得多。美国财政部在冯·拉伯作出裁定的 45 天之后推翻了海关总署的决定把轻型卡车重新分类为小汽车进口。
  此外,美国行政当局还向日本方面作出另一重大让步:同意在进行关税 估算时把轻型卡车分类为小汽车,然后当它们在美国国内出售时又重新分类 为卡车。这种繁琐复杂的官僚主义“重复”,目的在于避开美国环境保护局 有关燃油效率标准的规定,根据这种规定对卡车的要求要比小汽车低。
  日本终于避免了向美国缴纳超过 5 亿美元/年的进口税。对于日本来 说,最重要的是用不着被迫在贸易方面作出单方面的让步。
日本的政治胜利之二:国家安全问题
  1988 年,日本成功地挫败了美国以向苏联出售限制输出的军事技术为由 制裁日本最大的公司之一的企图。
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美国依靠其设置在世界海底的声纳系统能够有
效地跟踪苏联潜艇的行踪。因此,美国享有着虽然是秘密的、但都是相当重 要的战略优势。然而,包括臭名昭著的沃克一家在内的苏联间谍们得到了这 一系统的技术情报,苏联人意识到必须为他们的潜艇装备无声推进器。
苏联人需要的制造无声推进器的技术,日本的东芝机器公司和挪威的康
斯伯格公司提供了。这项技术使得苏联能够生产超级无声潜水艇。这些携带 有多弹头导弹的苏联潜艇,可以不被发现地靠近美国海岸并把美国的战略导 弹摧毁在发射前。防务专家确信,修复美国潜艇跟踪系统的功能需要超过 300 亿美元的费用。
1987 年,当这一对安全的破坏行为败露时,东芝公司和康斯伯格公司在
美国面临了一场政治风暴。东芝受到广泛的谴责,日本政府也因不能维护有 关禁止向苏联出售关键性军事技术的国际协定而遭到猛烈抨击。一些保守的 国会议员在美国国会大厦的地板上用大锤捣碎了东芝制造的磁带录音机,这 件事在日本还被当作一个“攻击日本”的例子被电视台反复播映。
许多国会议员要求日本赔偿东芝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损失。国会里以
压倒多数的力量支持完全禁止东芝公司的产品在美国市场上销售。1987 年 6 月,参议院以 92 对 5 票的多数通过了一项作为贸易法案的一部分的制裁措 施。众议院通过决议禁止东芝产品参与美国军品市场交易并准备在美国全国 禁止东芝产品出售。
  挪威政府也作出了反应:改组康斯伯格公司并对其为西方国家提供军事 产品方面进行了限制。但日本的反应并不严厉:东芝机器公司的董事长和总 经理辞职、东芝公司致函美国官方表示道歉;仅此而已。日本方面非但没有 丝毫表示出要赔偿损失的意思,而且日本政府和东芝公司却展开了一场旨在 扼杀拟议中的制裁的大规模政治攻势。日本政府警告说,任何制裁行动都将 会对日美长期关系造成巨大的甚至可能是无法挽回的损害。(我们还将看到, 每当日本的主要公司在美国的销售业务受到威胁时,日本政府总是这么宣
  
称。)东芝公司在华盛顿雇佣了一批内线人物,其中有尼克松的前助理人员 列昂纳德·加门特、前国会议员吉姆·琼斯(俄克拉荷马州民主党人)和布 通·外德斯(是律师兼说客,曾任麻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 的高级助理)。据新闻界后来披露,琼斯和加门特从东芝公司收取了每小时
500 美元以上的酬金。 在华盛顿的说客直接为日本人上窜下跳时,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的官员
也在为此事争论不休,尽管这些争论更微妙些。在东芝公司的要求下,许多 在其辖区内有东芝公司子公司的市长、州政府官员和州长们纷纷向他们在国 会的代表要求反对这项制裁。
  东芝公司告诉其 4000 名美国雇员,国会的行动会危及他们的工作。国会 很快就收到数以千计的东芝公司雇员和他们的亲属寄来的信,这些信要求国 会不要制裁他们的雇主。
  东芝公司要求那些在自己产品中使用东芝零部件的美国公司出面帮忙。 泰克电子公司、苹果计算机公司、Sun 微型系统公司和康帕克公司组成了一 支“扑火队”,为消除禁止销售使用东芝零部件的产品的制裁措施而奔忙。 卡特政府时期的商务部助理部长安德鲁·马纳托斯领导另一帮人马,在为东 芝公司制造但贴美国标签的产品(如复印机和汽车电话系统)摆脱制裁而努 力。
一个美国大公司高级行政主管站在东芝公司的立场上解释说:
我们因东芝公司的所作所为而深受其害,我们就是这样告诉他们的。然 而,我们产品中的一半包含有东芝零部件。日本的一些公司是这些零部件的 来源所在。我曾悄悄地向日本的其它公司寻求零部件来源,但没有一家愿意 卖给我们。剪不断理还乱。不管是否喜欢,我们不得不去为反对这些制裁而 四处活动,否则我们将面临破产。 但是,东芝公司最强大的同盟是里根政府行政当局。里根政府把扼杀这
项拟议中的制裁列为 1937 年和 1988 年立法工作的最优先事项之一。政府官
员们警告国会说,制裁行动将会给美日间长期关系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 就在行政当局反对制裁东芝公司的同时,东芝公司新的不法行为又被揭
露了出来。1987 年 9 月,国防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向国会报告了其它三起东
芝公司向苏联卫星国出售受控产品的事件。这三起事件分别被称为东芝事件 之二、之三、之四。
东芝事件之二是指东芝公司在 1979 年向捷克斯洛伐克出售一个完整的
计算机芯片制造厂,而捷克是向苏联扩散西方技术的一个主要通道。东芝事 件之三是指东芝公司在 1986 年向民主德国出售一条先进的计算机芯片装配 线。东芝事件之四是指东芝公司的高层官员在 1987 年与民主德国达成转让先 进半导体技术的协议。
  国会议员们指控东芝公司靠损害美国和日本的国家安全来谋取暴利。东 芝公司却反击说这是“种族主义”和“敌视日本”,并指责中央情报局是敌 视日本的先锋。
  里根政府的官员试图使传播媒介相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东芝雇佣的 说客们则称:
  ·东芝事件之二是 1979 年向捷克斯洛伐克出售一个半导体晶体管工厂, 是合法的;
·所谓东芝事件之三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所谓东芝事件之四也是合法的,只是一项拟议中的向东德出售一个印 刷电路板工厂的协议,因围绕东芝事件之一的政治争论,这一想法只好放弃。 国会议员、加州共和党人敦坎·亨特等指出,东芝公司及其说客是在撒 谎。亨特安排中央情报局技术转移处处长盖·杜布伊斯向国会简报有关情况, 以提供有关东芝事件的结论性证据。然而,许多国会领导人已受到巨大压力
要求他们反对制裁东芝公司,从而他们甚至拒绝出席情报局的听证会。 随着关于制裁问题最后表决的临近,东芝公司似乎肯定要面临某种形式
的惩罚。里根行政当局觉察到失败的危险,从而开始采取行动,以便确保最 终采取的任何制裁行动置于其控制之下。1988 年 1 月初国防部助理部长理查 德·阿米特奇写信告诉国会“东芝公司的技术扩散所引起的实际损害是难以 评估的”,他试图把东芝公司不法行为所引起的影响压低在尽可能小的范围 之内。阿米特奇声称,早在东芝公司出售技术之前,苏联就于 1979 至 1982 年间开始先进的潜艇推进器的研究和设计活动。他对苏联在东芝公司出售技 术之前苏联缺乏开展这项研究所必需的生产能力却闭口不谈。
  尽管如此,国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反应仍然是十分强烈的。1988 年 3 月 29 日,行政当局紧接着玩最后一张牌。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商务部部长威廉·维 雷替、国防部副部长威廉·塔夫特五世联名致信国会声称“对东芝公司的任 何制裁行动将会给美国与日本和挪威政府之间在揭露过去的扩散和制止非法 出口方面的良好合作关系带来严重的影响”。
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如果国会制裁东芝公司则日本将会允许其它的对苏
联的非法出口。 东芝公司的院外活动、日本政府的外交努力和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的反
对,使得制裁难以以任何一种有效的方式展开。从 1988 年 8 月起禁止东芝产
品在美销售,但里根和布什两届政府都拖延实行这项禁令。而且,虽然禁止 东芝公司向美国联邦政府出售其产品,但那些无法从其它地方得到的产品不 在禁止之列。因此,美国五角大楼所采购的无数产品中包含有东芝公司出售 的零部件。
由于正如新闻媒介所报道的有关院外活动的法律存在漏洞,没有人能确
切知道有关方面为挫败制裁到底花了多少钱。坚决主张制裁的国会高级官员 估计日本方面花了约 2000 万美元、美国公司花费了大约 3000 万美元。美国 的官方记录表明,那些为东芝公司提供美国前贸易副代表威廉·沃克、马杰、 罗斯、古特里、亚历山大和费当以及列昂纳德·加门特、吉米·琼斯、迪克 斯坦、夏皮诺和莫里恩等人服务的法律事务所得到了超过 1200 万美元酬金, 这些服务基本上是有关制裁和贸易问题。
  不论上述费用是 5000 万美元还是 5 亿美元,这都是东芝公司为避免损失 其在美国每年 30 亿美元的销售收入所付出的代价。东芝公司的胜利对于日本 纳税人来说是一件好事,修复美国和日本的潜艇跟踪系统所受的破坏所需费 用都将由美国纳税人来承担。
日本的政治胜利之三:大米
  日本大米生产成本至少是美国的 7 倍。然而,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却通过 一整套复杂的法律和行政壁垒来排斥美国大米的进口。
  据美国大米种植业者估计,如果日本减少进口壁垒,他们可以以很小的 努力占有至少 20 亿美元的日本大米市场。根据美国的贸易法案,美国大米生 产者可以通过三个步骤寻求联邦政府在促成日本开放市场的支持。第一步,
  
美国产业部门向政府提交一份陈诉外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文件;第二步,政府 把产业部门的陈诉作为调查的基础;第三步,如果调查研究的结果发现外国 贸易保护主义确实存在,则政府与外国谈判减少这些贸易壁垒,若谈判失败 则实行报复。
  1986 年及 1988 年,美国大米加工者采取了上述的第一步,向美国贸易 代表递交了一份陈诉日本排斥大米进口的文件。随即,日本执政的自由民主 党领导人致函美国总统称美国的行动将会危及日美之间的长期关系。日本的 立法者们称,一旦两国公开对话讨论此事,便会引起严重的政治问题,并在 日本人民中引起严重的忧虑和不安,将会严重地损害美国和日本之间长期存 在的友好关系。
  同时,日本规模庞大的农业合作社协会也采取了行动。农业合作社协会 是年收入达 510 亿美元的农业商业巨人,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和最大的 保险公司之一。农业合作社协会的政治协调中心雇佣了华盛顿的说客来对付 美国大米加工业者的陈诉。
  日本农业合作社协会还在美国新闻界和美国农业组织中展开了一场公共 关系活动,并给里根政府传递了以下信息:对大米贸易问题的任何讨论都将 会损害日本人民基本的文化敏感性,这是因为大米种植在日本文化中扮演着 核心角色。日本农业合作社协会反复声称日本“已经是美国农产品的最大消 费国和非常稳定的市场。”
它还向美国的小麦、大豆以及其它谷物的生产者们发警告说,如果日本
被迫向美国大米出口商开放市场,日本的捎费者将会转向其它国家进口谷 物。结果,美国的大多数农业组织不愿意支持大米加工业者。美国农业运动、 北达科它小麦委员会、科罗拉多小麦行政管理委员会公开反对大米加工业者 的指控。
日本展开了有效的院外活动和政治攻势。美国贸易代表分别于 1986 和
1988 年两度拒绝对日本排斥美国大米的行为进行调查。此案就算了结。 日本在伤害美国大米生产者的基础上又采取进一步行动来羞辱他们。日
本不再允许美国大米出现在日本消费者面前,1990 年 3 月在东京的一个国际
食品展览会上日本政府竟命令撤下设在美国大米理事会展台上的美国大米。 其理由是美国的展销违反了日本的贸易和食品管制法。
日本的政治胜利之四:建筑业
  虽然美国的建筑行业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日本却一直把它排斥在其 日益繁荣的建筑市场之外,并挫败了美国企业企图在这个问题上从美国政府 那里得到帮助的努力。
  到 1987 年,日本的这种排斥活动达到了高潮。当时日本拒绝让世界上最 有经验的机场建造者美国建筑企业参加一项 60 亿美元机场建设项目(即关西 机场)。阿拉斯加共和党人、参议员富兰克·马可夫斯基和民主党人(德克 萨斯)国会议员杰克·布鲁克斯作出了反应,他们提出一项法案禁止日本公 司参与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建设项目直至日本停止对美国公司的排斥。
  这项拟议中的立法促进了新一轮日美谈判。然而就在谈判进行的过程 中,美国代表团团长、商务部部长马可姆·鲍得里奇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生。 就在有关鲍得里奇继任者的提名尚未明朗之前,那些与白宫有密切联系的日 本说客利用他们的影响阻止负责国际事务的商务部副部长米歇·法伦的提 升,当时法伦具体负责处理与建筑业谈判有关的事务。在谈丹进行到最后阶
  
段时,法伦辞职了。法伦的离去给美国方面带来极大的混乱。同时,日本方 面私下悄悄地告诉美国行政当局说美国任何单方面行动都会损害日美长期关 系。
  这类人们所熟悉的外交——游说把戏,再次使日本人得以避开对日本的 严重挑战。虽然,1988 年 8 月签署 1988 年后继续生效的决议中包含了禁止 日本参与联邦政府出资建设的项目的措施,但是它只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起作用。另外,虽然存在禁止日本公司参加美国联邦政府出资的机场建设项
目 5 年的限制,但是这项限制却在 1990 年春被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
(CarlaHi-Jls)搁置了起来。
  日本方面许诺让美国工程承包商参加对 17 个建设项目的投标。实际上这 只是空头支票。日本每年大约签 50 万个公共工程合同,17 个项目对于美国 投标者来说是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日本并没有保证合同一定给美国承包 商,即便它们的投标最好、开价最低。在他们许诺两年之后,日本政府总共 只给 26 家外国企业发放了建筑许可证。其中的 23 家与日本公司有着密切的 联系,它们中实际上只有少数得到了合同。而且,他们还必须与日本伙伴分 享合同。同时日本公司继续在全美国没有任何实际限制地经营他们的业务。
  80 年代以来,日本在超级计算机、机床、轴承、光导纤维、卫星、生物 技术、航空运输、电信、含酒精饮料、半导体器件以及法律和金融服务、诸 如包含在 FSX 战斗机中的尖端技术的转移等方面取得了数十个这样的胜利。 其中的每一个胜利都有着惊人相似的方式。当日本出现某个商品或劳务 方面的外国竞争者时,政府的惩罚卡特尔就通过“切喉定价”政策来消灭每 一个外国竞争者。这一掠夺性定价政策,是通过卡特尔安排依靠在相同的商 品上给日本消费者规定两倍于海外价格、甚至在某些时候是通过向美国进口
商支付非法的秘密回扣来支撑的。
  当美国企业提供一种竞争性商品或服务时,比如电信或建筑,日本紧紧 关闭其国内市场。如果美国公司对此提出抗议,它就会受到日本的威胁。如 果美国国会要采取行动,日本方面,就似此作为日美关系的筹码。在大多数 情况下,美国国务院会基于外交政策的原因而倾向日本,而国家安全委员会 会基于地缘政治,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经济顾问委员会、司法部和财政 部则会基于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同样倾向于日本。
在双边贸易谈判中,日本将会拖延时间以确保日本产业部门取胜。在每
一件实际的纠纷中,日本都会雇佣有名望的前美国政府官员和重要政治家来 为日本说服美国政府和新闻界。
  现在,这一把戏已不再新鲜。然而,日本仍在运用。其它国家也正在纷 纷采用这种方式来对付美国。
  不管多么有竞争力,现在,没有一个美国的行业或产业部门是安全的。 美国除非在贸易政策的制定方面(系统性、优先事项和制定过程)进行重大 变革,除非立即着手进行这些变革,日本和其它国家在 90 年代将会夺取数十 个其它胜利。
  
第二章 脆弱的美国


  在华盛顿,数以百计的权贵和名流现在在为推进日本在美国的政治和经 济的利益而工作。与其它任何一个国家首府相比,它已达到无以伦比的地步。 在日本、朝鲜、法国、德国或者英国,任何一个从事这种勾当的名流,都会 被人们视同社会上的麻风病患者,令人望而却步。
  这种状况是怎样造成的呢?为什么美国会有这么多最杰出、最聪明的精 英,背离他们前往华盛顿为保守事业或自由事业而战的初衷,在卸去公职之 后继续留在华盛顿为外国利益服务呢?而且,在那些只有通过牺牲美国利益 才能换取他们胜利之果的情况下,他们又是如何证明为外国人服务的合法性 呢?答案只能是:金钱和思想意识。
  80 年代末震荡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丑闻就是一个实例。它向人们揭 示了眼下华盛顿道德标准的主流。
  1989 年末,国会听证会披露,在过去的 10 年里,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把 许多用于建设低收入居民住房的资金按知情人的关系进行分配。方法很简 单。与里根政府、共和党或者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某个高级官员有着特殊关系 的院外活动人员或者顾问、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或者他的高级助手在提供资 金时都要给予优先照顾。一旦项目得到批准,权势兜售者即可得到丰厚的酬 金。
许多知情者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丑闻中淋漓尽致地暴露了他们的道德思
想方式。例如,1989 年 7 月,在华盛顿为上流社会所乐于光临的克利夫兰公 园内举办的一次私人晚会上,就提到了这个话题。赴宴的来宾中,有一位是 华盛顿著名的法律方面的院外活动家,有若干其它方面的院外活动人员及其 配偶,有一位是前议员,还有一位是大公司的总经理。
他们中有一位指责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权势兜售者的不道德行为,说他
们饮吸了用于安置贫民百姓的钱财。另一位则对极端保守的前内政部长詹姆 斯·瓦特的虚伪嘴脸嗤之以鼻。当时詹姆斯·瓦特曾一方面公开痛斥住房和 城市发展部的种种活动,一方面又拿出 40 万美元,动用他的政治关系为住房 和城市发展部的三个项目筹措到了资金。
然而,那位法律方面的院外活动家对此却颇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我
真希望我也能参与其中。瓦特和有关人员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就我而言, 只要合法就行。”
这位院外活动家确实已经诊到了华盛顿的脉搏。“只要合法就行”正是
时下流行的道德标准。
  在 80 年代,联邦政府中有 100 多位高级官员,包括若干国会议员,都因 涉及各种不道德的活动而被革职。还有许多人受到调查。有些被判了罪,还 有一小撮成了阶下囚。
  然而,所有这些被罢免或判罪的官员,都只是因为违反有关受贿和作伪 证的法令而受到惩治。只有一人被判有违反政府的道德法律。即便如此,他 的判决在 1989 年也被推翻了。
  下列事实说明了这些法律的离奇古怪性,即政府部门的官员禁止接受美 国公司或院外活动人员馈送的、即使是一听软饮料的礼物,但是法律却允许 同样的这批官员,甚至在他们正在被游说的时候,应邀出席日本和其它政府 举办的、摆满美酒佳肴的盛宴。
  
  由于有这些漏洞,对国会议员和他们的职员实际上没有离职后的规定, 如同早些时候国会本身不受有关职业安全、公平的劳动标准和民权法律限制 那样,直到 1989 年末,国会本身都一直不受在政府其它部门实行的大多数道 德立法的限制。
  在没有严厉的联邦道德法律和离开政府后的就业规定的情况下,在华盛 顿盛行的道德标准自然就只能是合法职业的道德标准了。院外活动之所以按 照“律师的规则”进行,主要是因为,在华盛顿的 4 万名院外活动人员中, 有许多——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以及国会中 1/3 以上的人员都是律 师。
  华盛顿的一位律师指出,合法道德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当它们针对院外 集团活动时,可以追溯到反法律体系的腐败势力。这位律师解释说:
虽然实际上在法院从业的律师廖廖无几,但是反程序却决定了几乎所有 法律的前因后果。例如,你就税赋问题对你的当事人做他认为可以免被诉讼的 事情提出建议。因此,即使税务律师可能从未进过法院,但是他的目光也从来 都是盯着提供法律准则的反程序。 在一个反程序中,律师的作用是完全代表他或她的当事人,并由此帮助
当事人取得胜诉。律师的当事人是否真的出售废品是不相干的。相干的是, 原告和律师、或者被告,是否可以令人信服地向法庭(或陪审团)证明被告 是“有罪的”——即不但出售废品,而且是明知故犯。还是上述那位律师指 出:
在法庭上,事实是不相干的。如果事实对当事人不利,律师的职业道德
就会制止他向任何人披露事实,大多数法庭都是如此。因此,律师为其当事人 所陈述的任何事实都是一种歪曲。总地说来,受托之感使律师对有些事情保持 缄默,对有些事情却慷慨陈词。结果是,事实成了任人编造的东西。 在美国的反立法体系中,这样的歪曲势在难免。根据人为规定的法庭程
序,各方陈述自己的案情。原则上讲,这个过程可以使中立的法官或陪审团
得到事实的真相。 对院外集团活动来说,不存在类似可以得到事实真相的机制。“法官”
可以是一位国会议员,也可以是国会的一位职员,或者是联邦政府的一位官
员。这位法官常常既不中立,也不通晓游戏的规则——即人人都在歪曲由于 不存在有形的对立面,结果使歪曲可以不受到任何挑战。更有甚之,许多辩 护者甚至不表明他们到底在为谁说话。
反法律程序中律师与当事人的关系,现在已经被移植到院外集团活动人
员与当事人的关系上。在移植的过程中,许多身为律师的院外集团活动人员 已经学会遵循法院中的反标准。他们四处活动,仿佛他们受命于人,在道义 上有责任不惜任何代价帮助他们的当事人获得成功,而且即使外国公司或政 府获得的成功有悖于国家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华盛顿的这位律师评论说:“我的感觉是,大多数这些律师出身的院外 集团活动人员不仅危害国家的利益,而且还自认为,从职业上或者从道义上, 他们都有责任为追求他们当事人的利益而这么做。”
  当然,丰厚的财政、社会和政治报酬也增强了这种态度。关于这一点, 今日的华盛顿就象 100 多年前的华尔街。当时,杰伊·古尔德和吉姆·菲斯 克曾企图垄断黄金市场,最终却触发了一场金融恐慌。在菲斯克和古尔德的 企图失败后一年,国会在 187O 年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当一位身居高位的证人
  
被问及他对参与者的爱国主义问题持何种看法时,这位证人回答说,菲斯克、 古尔德及其在格兰特政府中的同谋“显然都很爱国,不过他们也大都希望发 财”。
  如同《华盛顿邮报》专门调查官员营私舞弊情况的理查德·哈伍德指出, “华盛顿只有两大件令人着迷:印地安人和金钱。每年蜂涌而至的钱财高达 一万多亿美元,供政客们重新进行分配。这正是我们的眼睛不断闪烁着狼一 样目光的原因。”
  哈伍德补充说:“我们也异常着迷于个人的美元收入。凭靠食品券和旧 衣服,我们不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大都市。”
  象接收大员和金融天才们采取的行动改变了华尔街的面貌一样,滚滚而 来的院外集团活动资金,已经把华盛顿从一座媚人的南方城市变成一座骄奢 淫逸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堡。结果是,唯利是图四处横行,歪门邪道层出 不穷,道德标准日见沉沦,可以让人接受的院外集团活动范围也不断地发展 扩大。
  例如,从 1979 年到 1984 年,米歇尔·阿贝尔律师在司法部发起了把受 到指控的毒品销售商和罪犯引渡回美国的工作。但是在他离职后半年,他却 摇身一变去为名闻天下的哥伦比亚卡里可卡因卡特尔的老板们效力。
阿贝尔接受的新工作,是利用他的关系、技术和知识使卡里集团的毒品
交易免被人引渡。然而,阿贝尔为他主子所做的事情远远不只这些。为了削 弱美国的引渡条约,他对国会和美国酒吧协会进行了游说。他甚至还企图为 他的哥伦比亚主子与司法部达成一笔交易。在西班牙法庭上,他作为老练的 证人出庭作证,反对他原先效力的单位提出把一名拘留的卡特尔头目引渡回 美国受审的要求。
然而,阿贝尔不是一个变节者。在华盛顿,占主导地位的态度已经是“人
人皆为之”——人人都离开他或她原有的政府中的工作,并把他或她掌握的 内幕和人事关系出售给那些肯出最高价格的人。现在流行的基本原则是:“为 什么我不呢?”
玩世不恭的态度到处弥漫,充斥着由于公共服务和公民美德观念日益丧
失而造成的真空。现在,许多熟知华盛顿内情的人,都把公共服务仅仅视为 个人通往财富与权力单行道上的一枚助推火箭,而发大财的最佳捷径之一, 就是充当外国利益的代理人。
总审计局在 1986 年进行一次调查的结果表明,有 76 名在联邦政府供过
职的官员已经注册登记成为外国的代理人。其中,8 名是总统特别助理、5 名是总统助理、2 名是总统副助理、1 名是总统顾问、1 名是白宫副新闻秘书、
1 名是副总统办公厅主任、1 名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1 名是美国国际 贸易委员会副主席、2 名是美国贸易谈判副代表、6 名是参议员、9 名是众议 员、12 名是参议院高级职员、5 名是白宫高级职员,还有 4 名是退休的将军。 简言之,这些前任官员代表着来自 52 个国家和 2 个国际组织的 166 个外
国机构和组织,其中充当日本代理人的数目则近于 1/3。 即便如此,也还仅仅是沧海中的一粟。还有数以百计的美国人正在为日
本和其它国家的利益而四处游说,用请客吃饭、拉选票的方法疏通关节,进 行政治交易。例如,总审计局的报告中就不包括那些为国内的外国公司子公 司进行院外集团活动的人数,因为这些人都不在需要到司法部注册的名单之 列。总审计局的报告也同样不包括那些其工作可以视为律师业务的内容——

即使这些同样内容的活动,如果由不是律师的人去进行,也需要注册登记—
—的人数。不进行院外集团活动的咨询专家和顾问,也不需要注册登记。 总审计局承认,它是根据非常不完整的联邦政府人事档案编写了这份报
告。由此可见,这份报告至多也只是管窥之见。 为了部分地弥补这种资料上的缺陷,本书附录——汇编了 1980 年至1990
年期间 200 名为日本和其它外国利益集团工作的官员的情况。当然,这些材 料也并不十分详尽。该表列出了这些前任官员在前政府中担任过的职务、他 们现在的雇主以及他们的国外代理人。在材料允许的范围内,它也列出这些 前任官员(或他们的公司)所得到的酬金。
  人们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到,华盛顿社会中贪婪和自私的精神气质已经使 盘根错节的权势兜售者结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只要价格合适,这些权势兜售 者就会迫不及待地向任何人——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出售自己,提 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帮助。
  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美国愈来愈经受不住日本日益增强的、 迫使美国照其意旨办事的能力和意愿。日本采取的行动有时十分微妙,有时 则不然。
  日本能够左右美国的最主要原因是,美国愈来愈依赖日本的基金为联邦 预算赤字提供资金。早在布什总统 1989 年 2 月动身前往东京参加裕仁天皇葬 礼大典,当他被问及想向那些对日本人正在“购买并拥有太多的美国经济” 而忧心忡忡的美国人说些什么的时候,布什回答说:
“不要对外国所有权过于忧虑,以致使这个国家的证券市场蒙遭损害。
我们有令人可怕的赤字,而外国资本和国内资本可以联手为这些赤字提供资 金。”
布什总统不过是在大庭广众之下重弹多年来日本外交家和政治家私下谈
论的老调:如果美国政府在对日贸易方面采取强硬的路线,日本就会断绝为 美国庞大的联邦预算赤字提供资金。
给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提供资金,只不过是日本在美国施展政治和经济力
量众多办法中的一个。另一种办法是,美国的公司日益依赖日本的高技术部 件。
在中曾根内阁中担任过运输大臣的日本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在他与索尼
公司总裁盛田昭夫合著的、颇有争议的著作《日本可以说“不”》中,对此 如何起作用作了阐述。石原说道,虽然美国的技术诀窍可以开发先进的技术, 但是仅仅由于它缺乏先进的生产能力,美国就无法运用它自己的技术诀窍。 石原认为,日本拥有这种先进的生产能力。
  石原鼓吹把日本的高技术生产能力作为政治杠杆与美国进行抗衡。他写 道:
“比如说,如果日本把(微型处理机)芯片出售给苏联,并停止向美国 销售,整个军事力量对比就会出现混乱。??技术愈向前发展,美国和苏联就 愈依赖日本人的首创精神。这种态势现在正在变得荒唐可笑,但是其精神实质 却是一清二楚的。”
问题的要害的确一清二楚。
  比如,1988 年,当国会考虑对东芝公司进行制裁时,那些依赖东芝零部 件的美国公司,主要是半导体公司,面临的只有一个政治决择:要么代表东 芝公司疏通国会,要么承担丧失生意的风险。
  
  同样地,日本的半导体厂商也在 1987 年和 1988 年,使用他们的经济杠 杆破坏了美日半导体协议。1986 年,日本政府同意,到 1991 年底,可以让 外国半导体厂商在日本原先封闭的市场上占有略高于 20%的份额。日本政府 还允诺结束日本芯片厂商非法倾销的做法。
  就在第二年,日本却暗地里策划了一场世界性计算机芯片短缺的闹剧。 猛然间,芯片供应量锐减,价格急剧上涨。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的律师阿兰·伍 尔沃夫报告说,许多美国公司已处于濒临破产的边缘,因为他们无法得到他 们制造产品所需要的芯片。
  这种既能控制价格又能控制货源的能力,使日本的制造厂商掌握了他们 削弱美国支持半导体协议所需要的武器。机灵的日本人所做的是,在美国电 子工业内部——半导体厂商(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和用户(计算机公司) 之间——制造一场重大的冲突,然后再加以利用。由于日本在市场上占有主 导地位,日本有力量采取高压政策,迫使美国公司制定长期的、缺其就无法 达成的商业性协议。
  许多身受芯片短缺冲击的美国公司,都向国会寻求帮助。加利福尼亚共 和党参议员皮特·威尔逊说,日本的供应商提出,只要美国公司向日本的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储存器芯片)制造商转让他们的“专利技术”(通常指专利 权和其它制造秘密),他们就可以向美国的公司出售动态随机存取储存器芯 片。
1988 年 3 月,威尔逊声称,日本通商产业省已经和一家美国芯片制造厂
商进行接触,主动提出保证让这家公司进人日本封闭的市场。交换的条件是, 这家美国公司得出面公开宣布废除双边半导体协定。
威尔逊一公开这个阴谋,通商产业省就预料短缺现象会很快消失。不久,
果然就是这样。但是,当时曾积极参与反对可能会对东芝公司实行的制裁的 联邦政府,既没有对日本,也没有对其芯片生产商采取任何的后续行动。
最近,得克萨斯州喜欢炫耀的企业家 T·布恩·皮肯斯受到了日本杠杆
政治的冲击。1988 年末,加利福尼亚联合银行(UBC)表示有兴趣对皮肯斯 的公司——梅萨公司——提供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信贷额为 5000 万美元的周 转金。(UBC 的资产为东京银行所拥有。)
1989 年 4 月初,UBC 和梅萨公司的董事长聚会达拉斯,并作出这笔交易。
UBC 的一位董事长通知梅萨公司,银行在达拉斯的办公室不仅对所做的安排 表示满意,而且还建议银行加入在加利福尼亚的办公室。
就在 UBC 和梅萨公司的谈判接近尾声之际,皮肯斯宣布他的布恩公司—
—一家私营投资所——已经购买了京都制造公司——日本最大汽车部件制造 厂商之一——20%的股票。作为京都公司最大的股东,皮肯斯要求在其董事 会中拥有 3 个席位。京都公司一口回绝了这个要求,而且在后来还雇用侦探, 探到了皮肯斯进行私人交易的情报。
  皮肯斯的 UBC 信贷额突然被取消了。梅萨公司的官员说,4 月末,一位 银行官员打来电话,十分尴尬地说那笔交易被取消了。原因是,“鉴于布恩 公司最近在日本的投资活动,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日本人的呼声反对 UBC 参与 梅萨公司的信贷额度”。
  美国金融的脆弱性与经济讹诈之间有一个基本的算术关系。80 年代联邦 预算是国家债务的 3 倍多,从1980 年的 9500多亿美元增加到 1990 年的31000 多亿美元。自从 1987 年以来,外国放贷者,特别是日本的放贷者,已经为大
  
量的预算赤字提供了资金。只要这些赤字继续存在,美国对外国放贷者的政 治脆弱性就只能是有增无减。
  在加利福尼亚州,日本银行已经占有全州金融资产的 25%,占全部未偿 清的贷款总额的 30%。肯珀金融服务公司的经济学家戴维·黑尔预计,到 90 年代中期,日本银行可能在全美国占有类似的市场份额。
  通过控制美国金融体系,或者说,至少在美国金融体系中占有一个重要 的地位,日本可以知道绝大多数美国公司最核心的机密。他们也可以对哪些 公司盈利和哪些公司亏损施加重大的影响。这将使日本成为更强大的幕后力 量。
  日本可以通过其实力雄厚的大藏省,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施加影响。作为 一个惯例,日本最大的六家银行——第一劝业银行、住友银行、富士银行、 三菱银行、三和银行和三井银行——定期与大藏省官员进行会晤。根据《远 东经济评论》报道,这些会晤的议事日程包括“确定存款利率和其它许多金 融事务”。“为了避免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可能采取反托拉斯的行动”,这 些会晤都对外保密。
  由于现在外国的放贷者控制着如此之多的联邦债务,由于现在外国业主 拥有如此之多的美国资产,因此他们希望并要求对美国的经济、贸易和政治 政策拥有发言权。美国在债务泥潭中陷得愈深,它要出售的资产就愈多,而 这种要求对美国经济、贸易和政治政策拥有发言权的呼声也会更加响亮、更 加执著。
联邦政府严重依赖外国资金这个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布什
总统对现今每年为联邦预算赤字提供大约 1/3 资金的日本人抱有担心的态 度。如果日本和欧洲的银行和政府停止了对预算赤字提供资金,那么布什总 统将要么不得不要求国会进一步提高税收,要么被迫在政治上不得人心地削 减政府开支。
只要布什总统和国会无意对联邦预算作出强硬的决定,日本和欧洲就会
对美国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 美国脆弱性的另一原因是思想意识。美国的幕后统治集团直到最近还仍
然迷恋于反对共产主义。它仍然鼓吹对自由贸易采取强硬的路线。这种缺乏
远见的思想,给继续以对外政策和防务考虑的名义牺牲美国的经济利益披上 了合法的外衣,而这些对外政策和防务考虑又常常只与遏制和击退共产主义 有着极为似是而非的关联。
其它国家,特别是日本,对美国僵化的思想深有感受。他们值得如何让
这种激情为我所用。美国企业研究所 1988 年的美日关系研究报告,引用了西 尾的评论。他指出,美国沉湎于冷战,已经使日本进行一场利用并全面使用 美国的外交攻势。即使日本被要求承担一些责任,“我们也可以背地里避开 这些责任,并且不遗余力地追求我们自己的经济利益”。
  自由贸易是扩大全球商业的理想的方法。毫无疑问,自由市场和下放资 源分配权,是组织生产和分配的最有效益的途径。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和 相对优势这两个概念的意思,是指这样一种世界经济秩序,即在这种世界经 济秩序下,没有一个公司可以垄断国际价格,也没有一个政府可以通过干预 商品和劳务的生产及分配,全面地改善其国民的福利。从理论上讲,如果一 个政府干预贸易——或许采用补贴,或者实行其它保护主义的措施,实际上 它只会损害其国民的福利。
  
  有理论,就有现实。全球商业的现实是,其它国家,特别是日本,拒绝 采用自由贸易的模式。结果,在世界根据自由贸易理论应该如何运转与实际 运转情况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差距。例如,现在看来,自由贸易给战后带 来的全球发展较少,更多的是由下列事实造成的,即美国坚持减少它对国外 进口的壁垒,而且减少壁垒的速度也远比其它国家快得多。此外,后见之明 也告诉我们,美国的金融转移和技术援助也部分地推动了全球的发展。这些 援助加快了重建战后满目疮痍的欧洲和亚洲经济的速度。事实上,减少贸易 壁垒和继续技术转让,是作为一项庞大的、不合时宜的外援规划予以实施的。
  在 80 年代,应用传统观念无法予以解释的事件,动摇了持强硬态度的“自 由贸易者”的理论基石,即不论是否“公平”,自由贸易都对国家有益的观 念。日本蔑视理论:它公开限制进口,对出口进行补贴,并因此成为世界上 人均最富有的工业国家。其它国家和地区,如南朝鲜和台湾,正在步其后尘, 并开始得到相应的好处。
  但是,美国一些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既不承认正在发生这种状况, 也不认为这有什么关系。例如,在 80 年代中期关于工业政策的辩论中,卡特 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舒尔茨撰文写道:“日本工业成功并不 是由于其工业政策造成的。政府无法发明‘获胜的’工业结构。”1989 年, 尼克松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也撰文写道,美国政府应该 忘记它的贸易逆差,因为它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害处。斯坦还说,“流入的资 本和外国占有美国资产,不是造成有危险的依赖性的一个原因。对我们来说, 有危险的依赖性是政治危险或者安全危险。”1990 年,斯坦在《华尔街日报》 上的一篇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看法。在这篇文章中,他争辩说,即使美 国变成世界上第二号经济强国,那也与此无关。
只有现在才出现一种新的、可以解释下面这明显事实的贸易理论:世上
并不存在完全的竞争。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垄断,或者少数几家公司控制 市场,能够限制产量,抬高价格,并且创造更高的利润。然后,他们可以用 这些高额利润在世界范围内永久地控制一个行业。诚然,更高的利润是以外 国顾客和竞争对手为代价换取的。但是,采取与邻为壑的政策能够使国家取 得繁荣,而且在实际中也确实使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得到了繁荣。
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格曼不仅是一位第一流的国际经济学家,而
且也是新贸易战略理论的主要缔造人。他指出,这种新思维展示了“在某些 情况下,政府通过限制进口、出口补贴等手段对贸易进行干预,毕竟可能是 符合国家利益的”。
  这种贸易新思维也许反映了当今世界实际上如何运转的现实。与此同 时,它也给胡作非为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自由贸易的 教义代表了一股无比强大的——也是有益的——势力,因为它遏制了特殊利 益集团潜在的贪婪。
  但是,也是这个正统的观点制约着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公开的讨论。 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各种偏离,都难免被扣上“工业政策”或者“挑选赢家 和输家”的帽子而受到嘲弄。自由贸易理论的评论家都被千篇一律地扣上“保 护主义者”的帽子。在此过程中,口号取代了思想,教义代替了政策。
  在如何修订一个主体正确的贸易模式去反映出现了微妙变化的国际形势 方面,美国需要新的思想。不幸的是,美国官方忠于正统的经济理论,给日 本和其它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可乘之机,去消除合法的批评,并且使美国的思
  
想意识反被他的谈判对手所利用。
  1989 年,美国为阻止出售美国卫星、超级计算机和木材,与日本产生了 对立。当时,日本通商产业省次官村岡茂夫就声称,他的国家正在根据“关 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规定提出申诉,“因为美国采取的行动严重地破坏了自 由贸易的精神”。村岡的所作所为极为恶劣地混淆了美国首创的理论,致使 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不得不反复说明为什么美国的行动并没有违背自 由贸易的原则。
  现在,就象日本的上流社会对他们自己国内的权力政治麻木不仁那样, 美国的上流社会对陈旧的贸易思想也麻木不仁。因此,美国不能使它的贸易 政策适应日益变化的国际商业秩序。
  造成美国脆弱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如下这个事实,即日本和其它外 国利益集团实际上拥有大号的机会去影响美国的贸易决策。造成这种状况的 部分原因是,牵涉到的美国机构和人员实在太多了。
  在政府部门,参加贸易决策的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管理和预算局、 经济顾问委员会、财政部、国务院、商务部以及其它 12 个主要机构。截至
80 年代末,将近 6000 名官僚都对贸易事务拥有一定的发言权。 国会内部也同样存在着权力的横向分配。《1988 年贸易与竞争混合法》
在最后表决前,来自 22 个不同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的 200 名国会议员参与了
讨论。最后通过的议案厚达 1300 余页。 权力斗争历来是残酷无情的。农业部要商定农业贸易。运输部希望参与
航空和国际运输协议。国防部处理合作生产的安排。内政部坚持主办国家煤
炭在国外销售的谈判。财政部拥有处理汇率变动的唯一权力。商务部负责促 进美国的出口。输出入银行决定何时给出口提供低息贷款。海外私人投资公 司确定什么时候对国外投资进行保险。
这些机构都为争夺政治地盘进行着经久不息的争斗,使日本人有大量的
机会去搞小动作。前商务部长顾问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说,美国贸易代表 办公室起初对支持一项反对日本半导体倾销的指控踌躇不决,因为它会增强 商务部在美国贸易事务中的作用。与此相反,当日本电报电话公司没有兑现
其 1981 年增加采购外国商品协议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具体采购目
标方面却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商务部反对这种政策。正如后来的结果所表明 的那样,日本电报电话公司豢养了许多商务邮的重要官员,其中有些人在离 开政府后便充当了日本的雇员。
美国没有一项统一的贸易政策:它所奉行的贸易政策不下几十种,每种
都反映了每个联邦政府机构狭窄的官僚政治关系。原则上,美国贸易代表办 公室负有制定美国全面贸易战略和协调美国贸易谈判的责任。但是,它没有 丝毫权力去实施其它机构所采取的、不产生重大变化的、甚至是援助性的行 动。
  更有甚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面临着资金严重不足、人员配备不齐 的问题。1985 年,它甚至无力支付每月征订日文版日报的 85 美元的费用, 而它的职员需要日文报纸跟踪东京的时事动态。日本的出版社免费给他们送 来了报纸,因为他们认为,美国的贸易谈判人员应该知道他们所报道的东西。 现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只能给专门注意美日双边贸易问题的职员,提 供一个半薪的专任职务。它的职员总数有 140 名。
当联邦政府真的打算制定并执行各种国家贸易政策的时候,机构间花费
银弹攻势的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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