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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鬓大王古耕虞—中国红色资本家丛书



引 言


  时光不知不觉间进入 20 世纪之末,21 世纪正在向人类招手。在过去的 近一个世纪里,中国这个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国度,发生了许许多多震撼人心 的大事件:辛亥革命和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第一次国共合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西安事变、抗日战争、三年内战、 国民党退出中国大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化大革命、中国实行改革开 放政策??这些事件必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一页,被一代又一 代的后来者传诵。
  毫无疑问,在流逝的时光里,和平与发展正成为人类面临的两大主题, 经济活动早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战争、暴力和血腥似乎已成了旧 时代的缩影,正逐渐离我们远去。一轮又一轮的新技术革命,犹如江河决堤 般的工商业形势,给这个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带来了新奇的、美不胜收的壮 丽景观。
  仅就中国而言,1976 年的结束是一个转折,短短十余年时间,改革和开 放即已结出了硕大的果实,贫穷的中国正大踏步向着富裕迈进,发财致富成 了人们最热门的话题。从城市到乡村,先富起来的人过着优雅的生活,据说 百万富翁已达到六位数。如今的人们真是赶上了好时候。
当我们站在 20 世纪之巅,拨开历史的迷雾,回望过去时,除了让那些震
撼人心的大事件不断进入视野外,也许还应记住这样一群人——那些在发展 民族工商业的道路上成功的跋涉者。
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创建和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第一次鸦片战
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加速了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 上个世纪下半叶,民族资本近代企业陆续产生,由此,在封建经济重重围困 下的微弱的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外国侵华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 本同时并存,使近代中国工商经济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势。民族资本在其中 所占比重很小,并有着自身固有的缺陷,在外国侵略势力和国内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但是,中国近代的民族企业家大都怀着独 立发展资本主义的理想,具有渴望祖国富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反对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谋求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他们还在长期的经营管理活动中积累了一套非常宝贵的经验,值得后人借 鉴。
历史不应该遗忘他们。
被誉为“猪鬃大王”的古耕虞即是一代人中的一个。 小小的猪鬃使古耕虞成为百万富翁,已属不易。他还是旧中国最大的出
口贸易商,为国家换回了大量外汇,中共领袖周恩来称赞他“为抗战立了功”。 建国以前,古耕虞是四川畜产公司的总经理,他曾长时间垄断中国传统出口 物资——猪鬃的出口,因而被称为“猪鬃大王”。
  富兰克林说:“天助自助者。”美国还有一句格言:“人人都能成功。” 事实上,真正能取得巨大成功的只是极少数人。作为旧中国实业家的古耕虞, 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者,他学识渊博,商才洋溢,具有出色的魄力和睿智;他 富于传奇色彩的创造与成就令人为之瞠目。然而,更耐人寻味的,也许是他 的演变——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中艰难创业的古耕虞,逐步加深了对中国 共产党的认识,当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时候,他将自己的事业和财富毫无保留
  
地交给了国家和人民。他是一个出色的爱国者。 一位长期研究近代中国工商经济的专家就此写道:“现代人类社会历史
舞台的主角,实际上只有两个: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中国有句老话,‘不 是冤家不聚头’。这两个阶级本来是‘冤家’,而在中国,这两个主角,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却能团结合作,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共同奋斗。这是 20 世纪世界史上的奇迹??”
无疑,“猪鬃大王”古耕虞是这个“奇迹”的实践者和见证人之一。

第 1 章 小小少爷


  虽被尊称为“小小少爷”,其实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好过○进上海 圣约翰大学学英语,为日后做国际贸易打下基础○“我很早就读《资本 论》,并不是说我很早就进步”○最迷恋的人是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



  一座宽大而高深的宅院里,青石铺就的路面上,几个不到 10 岁的孩子在 玩耍。其中年龄最大的那个穿着打扮明显比别的孩子要好,他是重庆的首席 富翁、总商会会长古绥之的幼子。在他的身边,时刻不离他左右的,是一个 约七八岁的孩子。这位衣着朴素的孩子叫古耕虞。幼年的小耕虞身材单薄, 看上去弱不经风,但他的一双大大的耳廓和饱满的天庭却十分引人注目,而 他的那双炯炯闪亮的眼睛更使人感到他是一个聪慧的孩子。
  刚刚下过一场雨,宅院里的不少地方残存着一片片的积水。蔷薇花的气 息在这座高大宅院的上空飞扬。时而有长长的、闷哑的汽笛声从远处传来, 那是航行在长江上的过往船只发出的声音。20 世纪之初的西南重镇重庆还是 相当宁静的,湛蓝的天空、湿润的空气、清脆的风铃声和小贩们热辣辣的叫 卖声,给这个已具相当规模的城市平添一种远古时代的遗风。
重庆是 1876 年(清光绪二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烟台条约》,英
国加强了对长江流域和西南诸省的侵略势力后,逐渐发展为通商口岸的。1895 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又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重庆随之 辟为商埠,外国资本主义在重庆的势力愈加雄厚。
1905 年,古耕虞生于重庆。他出生时,重庆已有 20 多家洋行,英商、
日商、法商、德商、美商都有,这些趾高气扬的外国人在重庆繁华的街道上 行走,他们的到来渐渐打破了重庆以往的宁静,这个避居西南一隅的中国重 镇不再只是中国人的天下。
那些外国洋行除了向内地倾销煤油、洋碱、颜料、布匹、呢绒、西药、
香烟、酒类、罐头食品等等洋货之外,主要是经营猪鬃、牛羊皮、肠衣、桐 油、白蜡、生漆、青麻等出口。这些商品,统称为山货,它们差不多都是工 业原料和军用物资。
古耕虞的祖父是个织布的手艺人,后来成了一个手工织布作坊的小业
主,家境仅比普通人稍稍殷实一点。他的父亲古槐青早年是个读书人,因考 秀才未中,才弃学经商,到其族叔古绥之开设的正顺德和同茂丰山货字号当 了伙计。后来,古绥之又把古槐青派往上海,替他在上海经营山货。
古耕虞的祖母和母亲并不是四川人,她们都是从河南迁到广东的客家人
——明末农民起义后,四川因战乱不休,变得地广人稀,此后的几百年中, 两湖、两广不断有人迁往四川定居,这就是当地几乎尽人皆知的“湖广填四 川”。就这样,原本是中原人氏的他的祖母和母亲又从广东来到四川。古家 上两代的家庭主妇都是贫穷的劳动妇女,因此,古耕虞童年的生活十分俭朴。 在古氏家族中,本世纪初混得最好的当推古绥之。古绥之的正顺德字号 靠贩卖鸦片致富,后来他又把资金转向经营山货,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
1858 年,清政府与英国在上海签订了《中英通商章程》,其中重要的一条是 允许鸦片进口。自此以后,鸦片可以在中国公开贩卖。清朝末年,重庆有两 个以贩卖鸦片起家后来又都经营山货的商人,古绥之是其中之一,当然,精

明的古绥之已经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不行,所以,他在发家的过程中一直 依附英商白理洋行。
  1904 年,已经渐成气候的重庆商界成立了总商会,古绥之当选为第一任 会长。本来就喜欢交际的古绥之来往于官僚、军阀、地方豪绅之间,风光无 限。
  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慈禧太后 送上了断头台,但是,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时所颁布的“诏令”中那些 “布新”的部分,诸如开学堂、开银行、采矿筑路、提倡实业、办报馆、办 商会等,却在继续进行。紧接着,清政府又于 1903 年和 1906 年相继颁布了
《奖励公司章程》和《奖给商勋章程》,这两个章程对中国工业技术的发展 和民间集股创办工商业的行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后一个章程中还规 定,集股越多,赏给的爵位越高,从七品、五品一直到一品。两年之后设立 的大清银行(中国银行前身),资金为白银 400 万两,其中商股就占一半。 虽然有能力集股办实业的大都是官僚、买办等权势人物,但同时也说明“戊 戌维新”之后,新生的资产阶级在封建王朝统治下的社会地位在上升。诸行 业中,中国封建传统排的座次为“士农工商”,商居末位,有时还被称作“末 商”或“末奸”。而这个时候,大商人可以捐一品顶戴了。
由此可见,中国工商界人士社会地位的提高,竟始于一位处于慈禧太后
魔爪下的十分不幸的皇帝。古耕虞后来称光绪皇帝是“把旧中国从小农经济 社会推向近代工业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中国皇帝”。
古耕虞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跃跃欲试的时代。


  重庆是一个美丽的山城,虽然它远离中国的心脏地带,但由于其在西南 地区的特殊位置,由于著名的长江流过它的脚下,所以它仍是中国本世纪初 工商业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当上了重庆总商会会长的古绥之在生意场上更加如鱼得水。他还出资办
了一张《商务日报》。这可能是中国工商界最早的报纸之一(古耕虞发财后 接管了这家报纸)。古绥之做生意就凭两张名片,一张是“英商白理洋行”, 一张是“重庆总商会会长古绥之”,凭这两张名片,他贩运的货物可以在各 地关卡、驻军之间畅通无阻,可见他势力和影响之大,同时也勾画出半封建 半殖民地时代旧中国商绅的面貌。
按辈份,古绥之是古耕虞的族叔祖。他们之间有血缘关系,但并非直系。
辛系革命之后,清王朝退位,中国开始进入中华民国时代,但在许多地方, 仍沿袭着一种旧的教育方式——家塾。当然,这种教育后代的方式只有在有 钱有势的官僚、军阀、豪绅家中才有可能实现。他们把教师请到自己家中, 给子女单独讲课,有时考虑到孩子学习时寂寞,便又找别人家的孩子一同来 伴读。在这种情况下,古耕虞有幸成为他的族叔祖古绥之幼子的伴读。
  古绥之给孩子请了三个老师,其中一个是前清举人,一个负责教英语。 而他的那位幼子却不爱读书。如此一来,古耕虞的那个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 幼叔除了颐指气使、异常娇纵外,根本学不进东西,童年的古耕虞常常挨了 打而不敢还手,相反还得好好伺候他。那几个塾师对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 们真正的学生不好好学习,而这个被叫来陪读的孩子学习起来却非常用功, 他们便认定这个孩子将来会有出息。
然而,几位塾师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面前的这个沉默寡言的孩子日后

会成为名闻中外的“猪鬃大王”。 寄人篱下的滋味是不好受的,幼年的古耕虞承受了这样一种痛苦,古绥
之一家阔绰的生活既让他羡慕,又使他感到无所适从。话又说回来,有个阔 绰的族叔祖,毕竟不是一件坏事,毕竟比一个无依无靠的穷孩子要好许多, 尤其是在外人眼里,因为他们都姓古,所以古绥之家的伙计、佣人,以及总 商会的人,都把古耕虞的幼叔称为“小少爷”,称古耕虞为“毛少爷”,意 即小小少爷。
其实,两个少爷的地位十分悬殊。 后来,古耕虞在他的谈话中,很少涉及到这段他陪人伴读的时光,也许
因为这是他一生中最早发生的事情,记忆不深或大都淡忘了,事实上,这段 经历对他后来的生活十分重要,一是他借机学到了不少文化知识,二是他大 大开阔了眼界,三是他明白了一个人要想不受欺辱,必须使自己强大起来—
—尽管他为此尝到了遭人轻蔑的苦痛。

时光就像长江之水那样,一刻不停地流淌。
  转眼到了 1919 年,此时的古耕虞已经成了一名 14 岁的少年,他开始学 着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独立地思考问题。这时候,古耕虞和他的幼叔已 经进广益中学读书。广益中学是重庆一所教会办的学校,校舍和教学质量都 堪称一流。幼叔还像过去那样,没有心思读书,古耕虞却借此难得的机会, 如饥似渴地学习。
1919 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个极为重要的年头,这一年,著名的“五·四”
运动的爆发,揭开了中国现代史上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页。 无疑,这是历史的必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不但未尝到胜利果实,反而
蒙受了更大的耻辱。“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 主义在华的特权,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山东省被日本夺去的一切权 力。从北京开始的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迅速波及到全国,学生罢课,工人 罢工,商人罢市,继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又一次处于巨大的政治动荡之中。 重庆的学生和市民不甘落后,纷纷上街游行,往日平静的街道响起震耳 欲聋的口号声。当时在重庆割据称雄的是川军第二师师长刘湘,示威的群众 来到刘湘的司令部,刘湘佩戴中将军衔,出来接见群众代表。他说,我是军
人,只知道服从命令上前线打仗,这事你们去找警察厅。
  重庆警察厅厅长郑东琴约定第二天在总商会和群众代表见面。次日天刚 放亮,大批的学生、工人就涌到总商会的门口,等待接见。
  古耕虞和他的幼叔也在游行的队伍里。幼叔纯粹是为了看热闹,而古耕 虞作为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少年学生,已经明白了爱国的道理,他挥动 小小的拳头,随着众人大喊爱国抗日的口号,直喊得嗓子冒烟。
  群众的愤怒主要集中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华的走狗,重庆那些替日商 当买办的中国商人被愤怒的群众拉到街上戴高帽游街示众,店铺里的日货被 付之一炬。
  古绥之作为重庆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不得不出面表示一下,他表面上是 支持学生、工人和市民上街示威游行的。但是,他只是支持别人,他不希望 自己的子弟也跟着闹腾。以他多年闯荡世界的经验,他知道,年轻人上街搞 什么运动,无异于引火烧身。所以,当手下禀报两个少爷也在游行的队伍之
  
中时,他的脸色很难看,不由分说,就派人将他们强拉回家中。 古绥之对他们说:“别人怎么闹,只要不闹到我头上,我都不管,相反
还要支持他们,但我决不允许你们乱来,越是这种时候,我越是要对你们严 加管束,这样对你们有好处。”
  古绥之工作很忙,平时很少在家,他担心自己不在家时,两个孩子不听 招呼继续上街闹事,想来想去,决定将他们送到上海,交给在上海替自己经 营山货的族侄古槐青看管,他甚至不派别人去送,而是亲自将他们“押解” 赴沪。
  大约在 1919 年的夏天,古耕虞暂时离开了生活 14 年的重庆,到达上海。 从此,他长达七年的伴读生涯也结束了。
  许多年后,古耕虞回忆说:“‘五·四’运动对我以后的发展影响很大, 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使我初步明白了爱国的道理。一个人只有在爱国前提 下,他所做的一切才有意义。”
  “五·四”运动的成功之处在于唤醒了沉睡之中的中国民众。从此以后, 少年古耕虞迎来了一个新天地。


  在上海,古耕虞见到了他久别的父亲。父亲抚弄着他的头发说:“几时 不见,你长高了。”他感到鼻子酸酸的,意识到自己到了干事情的年纪。他 已经取得的学识和进步自然也很令父亲高兴。
他的父亲古槐青是六年多前来上海的,中间很少回去。古绥之同茂丰字
号的山货,过去直接在重庆交售给英商白理洋行,然后由该洋行运往上海出 口。后来古绥之发现,这种就地交售的方式很吃亏,洋商居间在重庆、上海 两头“吃回扣”。尤其是他们自己不懂得国际贸易,各种山货在国际市场的 行情,只好听凭洋商报价。这样一来,主动权就掌握在了洋商手中,洋商有 时甚至假造电报,谎称国外山货跌价,于是压价收购,从中攫取了大部分利 润。因此,从 1913 年开始,古绥之将他的族侄古槐青派往上海,同茂丰字号 的货物也直接运到上海,交售给上海的洋行。这样,虽然仍难逃掉上海洋行 的盘剥,但总算避开了重庆洋行的鲸吞和愚弄。
古槐青成为同茂丰字号长驻上海的唯一职员,应该说是幸运的。他当年
考过秀才,有较为深厚的旧知识底子,加之年轻,新东西学得快,尤其是他 初到上海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的民族工业,特别是纺织、面 粉等工业,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厮杀之机,很快发展起来。于是,有一副精 明的商人头脑的古槐青,开始在这个极为难得的形势下建立自己的商业体 系。
  古槐青对纺织工业很感兴趣,他想方设法结交了当时广东帮的纬通纱厂 和在武汉的“裕大华”系统的纱业巨子。“裕大华”是国内赫赫有名的大财 团之一,它包括武昌裕华纱厂、石家庄大兴纱厂、西安大华纱厂,及其投资 兴办的煤矿、进出口、金融等事业,它的总管理机构设在汉口。古槐青一边 在上海替古绥之经营山货出口,一边经营自己的纱号,结果很快发了财。
  此时的古槐青已有了较为雄厚的财力,即便不再依靠族叔古绥之,他仍 然能过得非常之好。父亲在商业上的成功,也为古耕虞日后的发展提供了良 好的条件。
  一天,父亲对他说:“你不能老在家里闲着,得进学堂学点东西。”父 亲已经为他选好了学校和所要学的专业——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专业。
  
  不久,古耕虞顺利考取了美国教会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预科,学的是英 文。父亲这时候已经意识到,将来要想做大生意,尤其是做国际生意,不懂 英文根本不行,这充分说明了父亲的高明之处和“战略”眼光。
  四年之后,古耕虞从圣约翰大学预科毕业了,他成绩全优,已能操一口 流利的英语——他后来在生意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与他这期间学到的英语截 然分不开。而且上学时他还发现,自己很善于交际。就是凭着出色的交际能 力,他后来成了大学交谊堂四川同学会的会长。
  在那时,创办于 1879 年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很有名的学校,它由美国基 督教会承办,其前身是圣约翰书院,先后设置了神、文、理、法、工等学院。 国民党统治时期,许多附丽于美国统治阶级的国民党达官贵人就毕业于这所 著名的学校。古耕虞取得了圣约翰同学会的会籍,这个同学会也叫作“梵皇 渡俱乐部”(因校址在上海梵皇渡而得名)。而这个会籍在当时却很不容易 得到。
  进了“梵皇渡俱乐部”的门,对于他以后进入所谓上流社会,其作用是 显而易见的。
在圣约翰大学的生活,是古耕虞一生中最轻松、最愉快的时光。 但也是他一生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转折。


  尽管战乱不休,政治腐败,外国资本和官僚买办横行于工商界,但中国 工商界的有志之士依然于万难之中创造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工商业景观。
前清状元、后来成为中国东南实业大王、被中共领袖毛泽东誉为“中国
民族实业界不能忘记的四个人物”之一的张謇,在南通创建了南通学院。这 所民间学校曾培养了许多日后在工商界大展宏图的人才。
1923 年,古耕虞遵照父亲的意愿,来到当时已有很大名气的南通学院纺
织专科读书。靠经营纺织品而发了财的父亲,一心想把他培养成纺织工业的 技术人员。父亲认为这种选择于国于家都有好处。
古耕虞后来回忆说:“我认为,父亲那时候把眼光放远了,有了实业救
国的思想。”
  来南通读书的那年,他只有 18 岁。就在这一年,他结了婚。纯粹是旧中 国的封建习俗在作怪,青年人尤其是富家子弟结婚都比较早。好在这门婚事 还令他满意。他的夫人王崇德是四川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娘家在重庆开着钱 庄,她的年龄比他还要小。更重要的是,王崇德是个知书达理的女性。
1924 年,他过早地结束了学业,没有毕业就回到了重庆。这并不能说明
他不喜欢纺织工业,而是因为他被发现有色盲,不适宜从事纺织技术工作。 回到重庆之后的古耕虞继承了父亲最初的职业——在山货字号当学徒。
他日后成为同他族叔祖和父亲一样的山货商,也许是一种天意。 勿庸置疑,书籍具有巨大的力量。就在那几年,古耕虞有点发疯般地读
书。他读《圣经》、《富兰克林传》、《资本论》。最初读《资本论》时, 他尚不到 20 岁。当时,他把《资本论》仅仅当作一部经济学的书来读,就像 读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著作一样。
  50 年后的 1978 年,他坦诚地说:“我很早读《资本论》,并不是说我 很早就进步。读《资本论》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共产党。这部书不是禁书,普 通的美国大学也开这门课。我只是把它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
由此可见,他这个人并不喜欢标榜自己。

然而,他真正感兴趣的却是另一部书:《福特管理》。 从那本书里,他了解到:福特汽车公司把汽车工业的一切活动都控制起
来,组成一个从制造汽车到销售汽车全过程的垄断组织;福特汽车公司从
1913 年起就建立起了装配线制度,汽车的车身在传送带上沿着工人面前慢慢 传送过去,每个工人装配一定的部件。这项制度使汽车的生产成本降低到今 人难以相信的程度——著名的 T 型汽车每辆的成本价格从 950 美元降低至
360 美元。同时,福特又把工人每日的最低工资从 2.4 美元提高到 5 美元, 把工时由 9 小时缩减到 8 小时。福特把它说成是资本家与工人“利润分享”。 当然,这只是汽车大王福特的溢美之辞——成为巨富大亨的只是福特自 己,工人的工资虽然有所提高,但福特获得的好处不是更大吗?况且装配线 上极度紧张的劳动,几乎使工人们发疯。著名电影演员卓别林曾经主演了一
部名为《摩登时代》的电影,即是最好的写照。 那时候,年少的古耕虞对马克思所指出的“剩余价值论”自然难以理解
深刻,他最感兴趣的只是福特汽车公司的管理方式。他从福特那里学到了对 他后来的事业发展极为重要的东西。日后他继承父业经营古青记山货字号 时,也如法炮制,结果大获其利。
  由此可以这样说,古耕虞这位中国猪鬃大王发财致富的看家本领,是从 美国汽车大王福特那里学来的,他只是把这个本领中国化了。
看过《福特管理》这本书的大有人在,但古耕虞却从中获得了很大好处,
仅此一事,即可显现出他作为一个商人的过人的素质。

20 年代的中国是个风起云涌大变革的时代。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诞生。1924 年 1 月,国共开始第一次合作。新 生的力量在与旧的势力进行殊死的搏斗,前途未卜。
这段时间,正是古耕虞在上海和南通读书的时间。
  四川作为一个交通不便的内陆省份,教育事业毕竟很不发达,学生要想 深造,最好的办法是往外走。到上海来的一部分,有的报考同济、交大、圣 约翰等名牌大学,也有的热衷于政治和军事,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古耕虞 在上海的时间,四川学生到他家里落脚的不少,仅堂兄弟、表兄弟就有十几 个。他们中有的已参加了共产党。当然,也有的参加了国民党。
每个人都在谨慎地选择着自己未来的道路。
  古耕虞回忆说:“我在上海读书那几年,共产党在我自己的家里就搞得 很热闹了。当时我父亲的态度是国共不分的。对参加革命的子弟、亲友的态 度,是你们干你们的共产党或国民党,我做我的生意。凡来投奔的,临走时 照例送点钱和衣服。我自己和我父亲一样,也是国共不分,甚至连国共合作 是怎么回事也不理解。当时,我的脑海里,充满了孔孟之道、基督教义、各 家经济学说、福特管理等形形色色的思想,中外古今,封建主义的,资本主 义的??在我头脑里凑成一个大杂烩。不过,从这个大杂烩中可以找到支配 我前半生的全部行动的最主要的东西,那就是福特思想??”
  古耕虞念念不忘的仍是福特思想!好像他已难以对别的事情感兴趣,当 一个大资本家的念头,不可阻止地进入了他的心灵。
  新思潮没能使他成为一个彻底的旧时代的反叛者。他无法像那些激进的 同龄人那样,用激进的方式向旧势力挑战,他只是倾心于工商业,沉醉于用 福特的方式管理企业。所以,他也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
  
小小少爷古耕虞开始向生意场迈进。

第 2 章 古青记


  父亲开办“古青记”,儿子当上少掌柜○猪鬃定名“虎”牌,意欲 一跃而起○“货畅其流”是生意人的全科玉律○弄懂国际贸易,“洋师 傅”功不可没○“猪鬃大王”的商业生涯从这里开始


  1922 年,在重庆山货业曾经很有名气的同茂丰字号结束了它的历史,富 甲一方的古绥之成了生意场上的败军之将。
其原因是,古绥之在下运上海的山货中私藏鸦片,两次被上海海关查获
——而此时,鸦片已不能在中国公开出售——那些夹带鸦片的大批山货又多 属次品,脱销困难。受到双重打击的古绥之从此一蹶不振。
  在此之前,古槐青已与他的族叔分了家,自己在重庆开设了一家吉亨山 货字号。先前同茂丰交售给重庆白理洋行出口的猪鬃,商标是洋行标定的, 叫“牛牌”,新开张的吉亨山货字号交售给上海洋行出口的猪鬃,商标是自 己定的,是一只红色的老虎,名曰“虎牌”。“牛”与“虎”,虽一字之差, 但含义却大大不同,“牛”含有任人宰割的意味,而“虎”却有王者气概。 这多少也表明了古槐青意欲超过古绥之、“占山为王”的雄心和壮志。
古槐青制造了虎牌猪鬃的商标,他的儿子古耕虞把它同自己一生的命运
紧紧连在了一起。仅仅几年之后,古耕虞成功地将虎牌猪鬃推向国际市场, 并使它成为同业中的佼佼者。而古耕虞这位未来的“猪鬃大王”的商业生涯, 便是从这个名叫古青记的小小商号开始的。
古槐青仍长驻上海经营纱号,他把重庆吉亨字号的业务,委托给一个名
叫李钰安的人经营。吉亨的规模并不大,用行话来说,是不铺“外山”(不 派人到产区设庄收购),不设“洗房”(没有自己的加工工场)。吉亨只有 三个职工,四个徒弟,在重庆当地收购猪鬃、羊皮等山货外销。
就在这期间,古槐青的身体每况愈下,他担心自己将不久于人世,遂决
定把家产交给儿子经营。


  1925 年秋的一天,笼罩山城重庆的薄雾渐渐消散。在川流不息的人群 中,一个手提皮箱、身着中国式长袍,中等个头、学生模样的青年,匆匆从 朝天门码头健步上岸。他方面大耳,额头宽阔,大嘴薄唇,鼻翼宽扁。尤其 是那双四处逡巡的眼睛,炯炯有神,闪烁着机敏而犀利的光芒。
这位气质不凡的年轻人,便是后来闻名遐迩的猪鬃大王古耕虞。
  这一年,古耕虞只有 20 岁。他回故乡的目的,是遵从父命,前来继承父 业的。
  走在林荫路上,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他可以左转右拐毫不费劲地 找到当年他读书的广益中学,还有他和同学们去南北温泉时走过的捷径。然 而,面前的一切又使他感到陌生,他看到,街道两旁不知啥时候冒出了那么 多各种字号的货店、商家。他想,自己用了近六年的时间到外地求学,下一 步要做的,便是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实现自己的抱负??想到这些,他既兴 奋又忐忑不安,不由得加快了步子??
  不久前,他的父亲刚刚把吉亨字号撤销,改办了“古青记”。眼下在古 青记当经理的,已经不是李钰安,接替他的是一个叫廖熙庸的人,此人是父 亲的朋友,也是父亲的徒弟。
  
  古青记的实际资本是白银 6 万两,但名义上公开的只有 8000 两,其中古 槐青占八成,另外两成是虚股(也叫附股,股人不需要出钱),一成属于他 的朋友廖熙庸,一成属于一个叫曹仲辅的人。
  后人也许不理解,为什么在资金上要作这样名不符实的安排?古耕虞后 来解释说:“定股 8000 两,是因为‘要得发,不离八’;附股两成,是因为
‘不搞九,搞十足’。这完全是一种讨吉利的、封建迷信的东西。它只说明 了一个问题,即古青记名曰‘股’,实际是独资。我父亲是古青记十足的东 家,也就是掌柜。那不在‘股’上的 5.2 万两,是以低利存在字号的,叫做
‘副本’,不能动用。旧式字号的所谓‘股’,并不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发 行股票或公司债。旧中国的工商企业,大多数像古青记那样,是封建性的, 远远没有发展到投资人可以靠剪息票为生的程度。扩而大之,也反映了旧中 国并没有经过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远远说不上是一个有现代意义 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 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
  因此,古耕虞一直认为在旧式字号中,只有东家才是真正的资本家。那 些有附股的,甚至当经理的,顶多分点红利,他们在企业中的经济地位实际 上是东家雇佣的伙计,随时可以被解雇。鉴于此,在建国以后每每受到冲击 时,古耕虞都站出来,只承认自己是资本家,不承认那些跟他当经理的人是 什么资本家。他在用事实说话,试图保护他们,使他们免受冲击。


  年方 20 的古耕虞成了古青记理所当然的接班人。照老规矩,店主的子弟 即便被指定继承父业当掌柜或经理,哪怕他是大学毕业甚至留洋归国,也必 须先在店中当学徒,从头学起,其待遇与其他学徒一样。因此,古耕虞最初 在古青记的身份是一名学徒。开始他有两位师傅,其中一个便是他称之为父 亲的“托孤重臣”的廖熙庸。
廖熙庸和古耕虞都曾向古槐青拜过师,称过徒弟,论辈份,两人应该是
师兄师弟,但古耕虞却尊称廖熙庸为师傅,而且这一称呼终生未改,足见他 对廖的尊重,可说是没齿难忘了。
古耕虞总结道:“他给了我很大好处。”
  古青记经理廖熙庸老家在四川江津。他对猪鬃的收购、加工十分内行, 精通业务,而又对古氏父子忠心耿耿。古青记的虎牌诸鬃后来能称雄于国际 市场,颇得力于这位“重臣”的努力。
廖熙庸并未因自己是古家的“伙计”而懈怠,相反,他办事认真,从不
含糊,这从他对待古耕虞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来。他对少东家管教极严,稍有 不满,不是严辞斥责,毫不留情,就是撂挑子辞别古青记回江津老家,非要 古耕虞亲自登门赔礼认错,才肯回来。
类似的事情发生过不少次。 古耕虞清清楚楚地记得,每年的春节来临之时,按照中国旧式字号的老
规矩,店主人都要在店堂里挂一副对联,而且大都挂这样的对联:生意兴隆 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横批:货畅其流。
  1926 年的春节又来临了。劳作了一年的人们,脸上难得露出喜色。连成 一串的鞭炮声不时地在城内各处炸响,给雾濛濛的重庆带来节日气氛。
  大年初一,天还未亮,廖熙庸就率领古青记全体职工,规规矩矩、十分 虔诚地垂手立于店堂前。他着人站在凳子上,去贴那副新书的对联和横幅,
  
单等着一贴好,就将挂在门口竹杆上的鞭炮点燃。 古耕虞站在一旁直皱眉头。他读过几年洋学堂,接触到不少新知识,新
思想,他已经看不惯这套老掉牙的习俗了,而且廖熙庸毕恭毕敬、小题大作 的样子更让他看着不顺眼,于是,他突然大声说:“算了,没啥子意思嘛, 明明是老古董,顶啥子用?我看不要挂了!”
  他实在没有想到,廖熙庸一闻此言,就像听到有人骂自己的祖宗一样, 当即勃然大怒,脸涨成了猪肝色。继而,廖熙庸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 “亏你还想当个生意人,你不成器,我看你狗屁不如,你是一个败家子!” 廖熙庸的表现大出他的意料,他心想,不就是不让你挂一副破对联嘛,
干嘛发这么大的火?你非要挂就挂嘛,哪个非要挡你? 廖熙庸盛怒不休,很让他这个即将接班的少掌柜脸上挂不住。而且骂过
之后还不算完,正月初五祭过财神之后,便回江津老家去了,临走时留下一 封信,说是已向他在上海的父亲发了电报,请求辞职。你这个败家子觉得我 是个老古董,那好,你自己干吧,我也不愿与你这种人共事,以免眼看事业 的失败??
师傅的拂袖而去,他才觉出事情变得严重了,自己捅了乱子。 作为初入商界的生意人,那时他还不明白“货畅其流”对于商业者的重
要。60 年后,在全国人大的一次会议发言中,他感慨尤深地说:“‘货畅其
流’是生意人的金科玉律。”他当着众多与会者的面把这个故事讲了一遍。 后来他在《资本论》里,也读到了这样的话:“生意领域要快,在流通 领域是不许停留的。”读到这里,他才豁然明白了廖师傅发火的真正用意和
良苦用心。
  两年之后,他的父亲病重,他离渝赴沪省视。父亲躺在上海广慈医院的 病床上,留给他的临终遗言也是这个内容:“生意人有句老话,‘货不停留 利自生’,货存仓库,每天不仅要付利息、栈租、保险等费用,而且质量要 下降,三五年这货就损失了。你以后做生意要记住??”
“爸爸!”他呼唤着,用力握住父亲的手,眼里含着热泪,努力记下了
父亲最后的教诲。 再往后他读《史记》时,知道了陶朱公范蠡的名字,就是和西施有那么
点恋情的范蠡。范蠡是 2500 年前的百万富翁,曾经帮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
解了“会稽之厄”,雪了“会稽之耻”。 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货币经济就相当发达了,范蠡在这方面留下了
许多至今还有用的经验之谈。如“时用则知物”、“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
就反贵”、“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无息币”(货物停息不流就没有利润) 等等。
细考起来,范蠡是中国工商界当之无愧的祖师爷。 解放以后,古耕虞甚至以“社会主义的陶朱公”自勉。
  无独有偶,范蠡 2500 年前的这些想法,居然和 2500 年后美国汽车大王 福特的想法差不多,古耕虞把他们一联系,顿时豁然开朗。
  后来的岁月里,古耕虞只要一想起师傅廖熙庸的这次发火,就打内心里 感激他。感谢廖师傅,在他刚进入生意场时,便给他上了生动、宝贵的一课。 廖熙庸不辞而别后的第二天一大早,古耕虞便带上自己的女儿前往江 津,他必须把廖师傅请回来,古青记暂时不能没有他。古耕虞之所以带上女 儿,是因为女儿是廖师傅的干女儿,廖师傅很喜欢她,看在“干女儿”的面
  
子上,廖师傅会原谅他的。 进了廖家门,见到廖熙庸,他快步向前,拱手道:“师傅,我给您拜年
来了。” 廖熙庸的脸色仍然很难看。他象征性地点点头,话里带着话:“给我拜
年?我可是个老古董,怎么敢劳驾你,少东家。” 古耕虞嘿嘿一笑:“师傅,还生我的气呀。您为了古青记好,都是我不
对,我向您负荆请罪还不行吗?以后我都听您的。” 他又对女儿说:“快给干爸爸问安。” 当女儿稚嫩的、甜甜的声音响起来时,廖熙庸终于转怒为喜。这位古青
记的“重臣”又回到了重庆,继续辅佐他。 古耕虞的另一个“师傅”,是曾同古绥之来往密切的英商白理洋行的大
班白理。这位闯荡中国的英国人在重庆开洋行之前,曾经当过老牌的英商隆 茂洋行的帮办。隆茂洋行是重庆最早出现的外国商业机构。
  1911 年至 1913 年,白理和古绥之相互勾结,一度垄断了重庆猪鬃和牛 羊皮的出口贸易。其实,白理是个没有多少资本,仅凭帝国主义在华特权, 用古绥之的买办资本居中拿回扣、吃盘子的洋掮客。
但是,白理有着丰富的国际贸易知识,这是谁也不敢否定的事实。 古绥之拆穿了白理的掮客把戏后,重庆所有的山货商都不再与这个坏了
名声的人合作,白理只得把资金转向经营“西店”。即进口洋货向内地倾销。
后来又转向航运,买了四条船,一度垄断了川江的内河航运。
  1926 年 9 月,英国军舰炮击万县,造成伤亡千余人的“万县惨案”。一 时间,重庆、上海、汉口、北京等地各界民众纷纷集会抗议,呼吁人们抵制 英商和英国货。在这种情况下,白理的航运被迫停止。但他不甘心就这样离 开中国,尽管他在中国的日子也不像先前那样好过。他又去经营出口。
古青记开业之后,白理仍呆在重庆。因为他曾是古绥之家的常客,古耕
虞很早就认识他。进古青记继承父业当上掌柜后,古耕虞知道此人非同寻常, 有意无意同白理攀交情,拉关系,想从他那里学几手。
这时候的白理已步入人生的暮年,或许因为来日无多的缘故,白理几乎
毫无保留地把许多有关的外贸知识,从报价、发价、提单、装船,一直到电 报密码等等,都教给了古耕虞。因此,英商白理也是古耕虞一生中的一个很 重要的人物,白理实际上是古耕虞经营国际贸易的“洋师傅”。
古耕虞回忆说:“我确实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密码,这是
从事国际贸易的一门很重要的学问,不但要英文好,而且要数学好。” 通过白理的关系,古耕虞经过考试,还取得了担任公证人和开办保险公
司的资格,为他日后发展古青记的业务,将古青记变成一家托拉斯式的企业 打下了基础。


  中国猪鬃,大体分七个主要产区和集散中心:天津、青岛、东北、汉口、 重庆、上海和昆明。其中天津的产量最大,重庆的质量最好。重庆猪鬃的特 点是坚韧挺拔、富有弹力。
  大约在 1890 年,有一个叫立德乐的英国人从天津来到重庆,开设了专营 猪鬃的立德洋行,天津是长江以北诸省猪鬃的集散中心,属于“猪鬃大埠”, 那里的洋行早就开始经营猪鬃出口,并且大都发了猪鬃财。英国人立德乐从 天津带来 10 名技术熟练的洗房工人,他利用他们当师傅,在当地招募了七八
  
十名学徒,建立了加工猪鬃的洗房,开始按照国外市场的需要生产生鬃,然 后出口。立德乐加工的猪鬃被老一辈的重庆山货商称为“津庄猪鬃”。
  猪鬃的加工和收购,其脉络大体是养猪的农民——屠工——到四乡收集 猪毛的小商贩——在产区设点收购猪鬃的商贩或山客——中路商——行栈—
—洗房——字号——买办——洋行(出口商)。这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洋行通 过各个环节伸向中国农民的吸血管。农民养猪,图的是猪肉,不是猪毛,四 川是养猪之乡,农民几乎家家养猪,人们一般在春节来临时大量杀猪,此时 是猪鬃生产和收购的旺季。按照惯例,农民杀猪时要请屠工,除给钱、管饭 外,一般都要把猪毛送给屠工。这时,小贩们就四处串乡收购,然后逐级交 售,到行栈集中,进行加工后,通过字号,最后集中到洋行出口。
         不难看出,猪鬃在农民眼里几乎是废物,在中国收购时的成本也很低, 但出口到了国外,就变成黄金了,因而得利最大的是洋行。 猪鬃加工工场的工人,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辛酸。
  解放以后,古耕虞曾经多次回忆起从立德洋行开始,重庆加工工场的工 人劳动时的悲惨情景。他讲道——


  当时,这些工场都是手工劳动,工人的生活是悲惨的。最悲惨 的是水洗工人。猪鬃从猪身上拔下来,它的根带着肉皮。水洗时要 把附在鬃上的、能够腐烂的东西都腐烂掉,因而洗鬃的水又脏又 臭,温度又低。揉洗时,用手搓。工人的手脚成天浸在这样的脏水 里,很容易烂。当时各厂的水洗工人大多是女工或重工。这些烂手 烂脚或者生了其他职业病的工人,约占总数的 30%。水洗工人的劳 动条件最差、最苦,工资也低。搂工的劳动条件比较好些,有板凳 可坐,在案子上把梳好的猪鬃扎紧。扎的时候,绳子的一头用牙齿 紧紧咬住,另一头用手使劲拉。所以用不着多少年、工人的牙齿都 松了。到那时候,他就不能再劳动了,只好找一个徒工来当替身, 他在这个替身身上还能挣两年钱。就这样,工人把他们的悲惨命运 传给他们的下一代!


立德乐的到来和立德洋行的建立,揭开了重庆猎鬃大量出口的序幕。 自从立德乐把天津的加工工艺带到重庆后,质量优良的重庆猪鬃逐渐蜚
声国外市场,出口时箱子上都印有 CHUNGK-INGBRISTLES(重庆猪鬃)字样。
外国的商品目录,也以此为专名,可见重庆猪鬃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之大。 立德乐垄断重庆猪鬃出口近 10 年之久,年事已高后他把业务转让给英商
隆茂洋行。隆茂洋行垄断重庆山货市场的时间更长,规模也更大。 一个行业,一旦形成垄断,那么它就容易去宰割别人。在外国洋行垄断
重庆山货市场的时代,当地的山货商受尽了他们的控制、盘剥、压榨和欺骗。 古槐青就曾碰到过一次。 古耕虞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某一年的暑假,他同父亲一起回到重庆。
一个炎热的中午,父亲急匆匆走进家门,他告诉儿子:自己交售给隆茂洋行 价值规元银 20 万两的猪鬃,洋人和中国买办欺他不懂英语,不懂起码的外贸 知识,硬说猪鬃质量不好,欠钱拒付。
  当时发生这类事情一点都不奇怪,很多山货商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外 国洋行和他们的中国走狗太霸道了,人们往往敢怒而不敢言。
  
  但 20 万两规元银不是一个小数目,这笔钱若讨不回来,财力尚很单薄的 古槐青即有破产的危险。
  古耕虞听了非常气愤,他当即与父亲一道,一路小跑来到隆茂洋行,直 接去见洋大班。他替父亲当翻译,据理力争,洋大班迫于事实,最后同意照 价付款。
  这是古耕虞在生意场上的第一件得意之作。但这件事也给古氏父子上了 一课。父亲认为让儿子学英语学对了,儿子进一步想到,将来自己经商,非 把产品直接销到国外不可,只有这样,才不受老牌洋行和买办的气,才不受 他们的盘剥。
  由于重庆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商埠,这个地区的山货业又比较发达, 所以除洋商云集外,当地的以经营山货为主的字号、店铺也是多得数不胜数。 洋商与洋商、洋商与本地商、本地商与本地商之间的竞争自然就很激烈。破 产倒闭的字号就像风中的树叶一样,俯拾即是。那些尚未倒闭的商号,谁也 不知道自己能存在多长时间。
刚刚开业不久的古青记,一点都不引人注目。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一年之后,古耕虞“学徒”期满,廖熙庸将自
己的位置让出,年仅 21 岁的古耕虞正式成为古青记的少掌柜。 廖师傅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师弟,我的任务完成了,以后就看你了。你
爸爸创下这个小铺不容易,千万不能毁在你的手上啊??
古耕虞紧紧握住廖师傅的手,久久不想松开。他郑重地点了点头。 从这一天起,古青记像一艘小船,在古耕虞小心翼翼的驾驶下,摇摇摆
摆出航了。

第 3 章 机缘与挑战


  “我所以能成为猪鬃大王,是共产党帮了我的忙”○“娃娃”一举 打翻了“爷爷”○智逐洋商,显示超群胆略○与美商“联姻”,全部货 物直接出口,创了奇迹○崛起于世界经济大危机时期


  一个人的成功,往往有一些机缘从中起作用。或者说因其特定的历史条 件和社会条件,加之个人的出色才能,才有成功的最大可能。所谓天时、地 利、人和,就是这个意思。
  正是大革命的汹涌浪潮,为古耕虞最初在商业上的成功提供了良好的机 缘。
  1925 年,古耕虞继承父业,当上了古青记的少掌柜。而此前的 1924 年, 国共进行第一次合作;此后的 1926 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而且迅速推进 到长江流域。也就是说,他刚步入社会和商界,就赶上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 争的高潮。
  古耕虞后来多次感慨地说:“我所以能成为猪鬃大王,是共产党帮了我 的忙。”
这话并不能说明他有意讨好共产党,因为事实确实如此。
  重庆远离上海,而上海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大本营。北伐军胜利进 至长江流域,那些平时在长江中游弋的英、法、美、日等外国兵舰,担心长 江被拦腰截断,自己成为瓮中之鳖,于是仓皇撤回上海。
汉口、九江的英租界被收回,消息传到重庆,在重庆的外国洋行傻了眼。
因为没有了本国武装力量的保护,总觉得底气不足,所以他们也赶紧撤离到 上海。
洋行的撤离,等于给民族资本松了绑。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重庆的猪鬃、
羊皮以及其它土特产品的出口,一直被洋行垄断。1926 年,洋行一跑——而 且他们再想回来就难了——民族资本家们喜上眉梢。
这就给了雄心勃勃的少年古耕虞一个脱颖而出的良机。
  试想,如果没有共产党的促进,可能不会有第一次国共合作;如果没有 共产党的大力配合,北伐军肯定不会那么快就取得胜利——而且能不能挥师 北伐还得另说。总而言之,没有共产党,大革命的浪潮就不会那么巨大,历 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不如此,趾高气扬、四处横行的洋人能舍弃他们在各 地的果实吗?
由此可见,古耕虞的发达的确与共产党有关。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大革命的浪潮,改变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进程。


机会只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所谓大泽龙蛇,即是先有大泽而后才有龙蛇。如果有了大泽却没有成为
龙蛇的才智,照样不行。 外国洋行的撤离,对于初出茅庐的古耕虞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缘。但
国内同行之间的争斗,依然是险象环生,一不小心就会翻船。 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业务后,古青记少掌柜古耕虞迎来了他的第一场商
战。
裕厚长是重庆山货业的老字号,掌柜是位专营羊皮的老手,财力雄厚,

手段也巧妙。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盛产羊皮的土耳其卷进了战争,中国羊皮 出口借机大增,裕厚长也跟着发了财。
  裕厚长的老掌柜和古绥之是同一代人,按说是古耕虞的“爷爷辈”。裕 厚长字号当时在重庆的山货帮里,在经营羊皮上无人能敌。
  偏偏古青记在经营猪鬃外,也经营羊皮。而 20 出头的古耕虞属于“娃娃 班”,不论财力、信誉、经验,都远远比不上裕厚长。
  古耕虞执掌古青记后,打的第一仗,对手不是别人,正是老资格的裕厚 长。
  细论起来,裕厚长和古家还有那么点亲戚关系,但商人为了发财,特别 是某些利欲熏心的商人,有时会六亲不认的。
六亲不认的裕厚长,将它的打击目标指向了羽毛未丰的古青记。 恒祥钱庄是重庆有名的钱庄,实力雄厚,恒祥及其联号曾一度占据了重
庆钱庄业同业公会的“半边天”。这家钱庄长期和裕厚长有业务往来,交往 甚密。
  与古青记往来的钱庄叫复兴,经理是古耕虞夫人的长兄王雨樵。复兴钱 庄的实力也无法同恒祥钱庄相比。这一年,羊皮就要上市了。
  突然,一天早晨,从钱业公会传出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古青记的老掌 柜古槐青在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投机失败,亏累甚巨,古青记行将倒闭。
这显然是一个十分恶毒的谣言。古耕虞从未听到过父亲的纱号“亏累甚
巨”的消息。他想,父亲是个很稳重的人,他在上海的纱布生意可能有点亏 累,但“堂底”甚厚,绝不至于因此倒闭。散布此种谣言的人一定怀有某种 险恶的用心。
他了解到,此谣言是裕厚长联同恒祥钱庄一起蓄意散布的,其目的是败
坏古青记的声誉,使客户不敢将羊皮卖给古青记。 这恶毒的一招起初令古耕虞有点猝不及防。一个刚入商途的年轻人,怎
么也不会想到,别人会使出如此毒辣的招数。
很显然,如果处置不当,他有刚出师就全军覆没的危险。 妻兄王雨樵听到这个消息后,特意来到古青记。他焦急地问妻兄:“你
看怎么办?如果谣言传大了,谁还敢卖羊皮给古青记?今年若收不到羊皮,
我怕是只好关门了。” 妻兄说:“先别着急,咱们一起想想办法。” “裕厚长恶意造谣,太卑鄙了,不行我找他们算帐去!”
妻兄毕竟比他年长几岁,经见的世面和风浪多。听了他的话,妻兄摆摆
手:“我感到,在这个关节口上,千万不要与裕厚长去争吵,争吵的结果只 能更加对裕厚长有利,要想个巧妙的办法使这个谣言不攻自破。”
  冷静一想,他觉得妻兄的话有道理。然而,怎样才能使谣言不攻自破? 他冥思苦想,绞尽脑汁??
终于,他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他马上急电上海,让父亲先汇来 10 万两银子,他把这些钱全部浮存在重 庆各钱庄。接着,父亲又汇来一二十万两银子,他照样送往各钱庄。
客户们开始相信,古家不会倒闭破产,不然,哪来的这么多钱? 到了“比期”(旧中国银钱业和工商业公定的债权、债务结算日期,有
“大比期”、“小比期”之分。具体日期各地有所不同。)结算,古耕虞连 别人欠的钱都不回收,一切业务照常往来。

  同时,他请人到店堂,摊开总帐,让复兴钱庄检查,证明他在财务上底 子很厚,然后由复兴钱庄向他大量放款。
  古耕虞的所作所为立即见效,他不但没有失去客户,信誉反而在同行中 大大提高,那一年他收购的羊皮比往年多出不少。
  这次较量,居心不良的裕厚长以失败告终。古耕虞凭他的智慧,初战奏 凯。
  他回忆说:“这是我初出茅庐的第一仗,而这一仗是冒着全军覆没的危 险进行的??生意买卖人是非常讲信用的。裕厚长造谣言,目的是使古青记 在同行中出丑,想乘机抑制我,发展自己。但想不到他反被‘娃娃’搞了一 下,结果以害人开始,害己告终。古青记不仅没有丢丑,反而信誉大大上升。 裕厚长不仅没有捞到好处,反而在同行面前暴露了心术不正,使往来客户对 他存了戒心??”
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下面,轮到他出击了。 古青记与裕厚长第一个回合的斗争差不多接近尾声时,一个叫罗庆芳的
中年人阴沉着脸来到古青记的店堂。古耕虞认识他,此人是裕厚长的一个部 门经理。
  对于罗庆芳的突然造访,古耕虞感到有点奇怪。愣了愣,他说:“罗老 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罗庆芳点上一支烟,狠狠抽了一口:“少掌柜,我是来告诉你的,我被
裕厚长给撤了。裕厚长的老掌柜心胸狭窄,容不下人,而且明里一套暗里一 套,我实在看不惯。他们也觉得用我不放心,就??”
古耕虞不觉心头一振,赶忙给罗庆芳让座,又命人给罗庆芳上茶。
  他早已听说,罗庆芳是个人才,这样的人才如果为他所用,对古青记肯 定有好处。于是,他真诚地说:“罗老板,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相连,人 挪活树挪死,你如果不嫌弃,就到古青记来,我欢迎你!”
“少掌柜!”罗庆芳激动地站起来,“我正有这个意思,打算投靠古青
记,刚才进门时还担心少掌柜看不上我呢!” “哪里哪里,像罗老板这样的人才,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谢谢少掌柜夸奖。”罗庆芳喝了一口茶,“我和裕厚长的事情不能这
样完结,我要报复!我了解裕厚长的全部经营手段和秘密,他们欺得了别人,
欺不了我。比方说,他们冲你造谣,无非是因为羊皮价格看涨,想挤掉你, 自己多进货。而我罗庆芳要让他今年买不到一张羊皮!”
从此,罗庆芳成了古耕虞手下的一员大将,他四处奔走,居然没费多大
力气就把裕厚长的客户给割断了,一批批质量上等的羊皮源源不断地输送到 了古青记。
  古耕虞了解国际市场上的情况,羊皮价格确实看涨。按山货市场的惯例, 猪鬃、羊皮的收购季节很短,一年只有三个月左右。他在这三个月中,动用 全部资金,来者不拒,以较高的价格几乎把上市的羊皮全搞到了手。
  最初古耕虞不会料到,他在同老资格的裕厚长的斗争中会大获全胜。但 他确实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裕厚长落败而归,而且从此一蹶不振。
  古耕虞执掌下的古青记从此站稳了脚跟,没有人敢再小瞧这个嘴上没毛 的少年山货商。
  “娃娃”打败了“爷爷”,在当年的重庆商界曾经是一个传诵一时的话 题。
  
  此次交锋,最重要的也许是使古耕虞树立了信心。临危不乱、沉着、稳 重、善于应变、敢于向强手挑战,后来成了古耕虞最大的特点。
  “裕厚长把自己最精干的人白白地送给了我利用,”他回忆道,“罗庆 芳要不是与老掌柜赌气,是不会来帮我忙的。因此,解放前,我的企业决不 轻易开除一个人,特别是那些有才干的、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人!”
把别人的教训变成自己的经验,是聪明人的一贯作法。


  北伐军的胜利吓跑了重庆的洋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外国人都害怕, 不再敢来染指利润颇大的重庆山货业。
  果然,外国洋行撤离重庆的那年晚些时候,一个叫 H.B.纳尔斯的美国人 坐船来到了重庆。据说此人代表美国一家最大的制革商来重庆收购羊皮。
  纳尔斯的到来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外国人不是都吓跑了吗?怎么又 来了一个傻大胆?此人和政府和上层是什么关系?重庆山货业的老板们很想 知道纳尔斯的来头,但一时又猜不透。
刚刚挫败了裕厚长的古耕虞起初保持着沉默,他在静观事态的发展。 纳尔斯胃口颇大,收购了大量羊皮。但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个高傲的美
国人对重庆市场的情况没有进行任何调查研究,可以说是两眼一摸黑,就冒 冒失失地做生意。譬如,重庆当地没有代客打包或出租打包机的厂商,他收 购的大批羊皮加不了工,打不了包,装不了船;而且当时正值长江枯水期, 即使打了包也找不到运货的船只。
偏偏羊皮是很娇嫩的东西,一个月内不加工,就会霉烂。纳尔斯急得嗷
嗷叫。但他干着急,没办法。 这位美国人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不懂得利用中国商人当买办,而
这本是洋商惯常的作法。他只凭一张银行开具的信用证,就孤身跑到重庆大
量进货。到了结算时间,几十家供货商纷纷前来讨款,他的信用证只能在重 庆中国银行凭证抵六成,要付的货款却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
焦头烂额的纳尔斯已经无路可走。
  古耕虞讨厌这些凭特权来中国淘金的洋商,认为他们纯粹是来盘剥中国 人的。很显然,纳尔斯是来填补洋行撤离重庆后的空白的,因此,古耕虞对 此人的嫌恶之情更是溢于言表。
这时的古耕虞已有了雄心勃勃的宏愿,他要在重庆山货业独执牛耳,如
果纳尔斯成功了,势必对他不利。他必须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设法赶走这 个美国人,而且要使他下次不敢再来。
  他看准时机,开始了他的行动。首先,他向中国银行打招呼说:“如果 不解决纳尔斯的问题,重庆许多山货行就要被迫倒闭,还会牵连到全四川许 多小码头的小山货商,事情就闹大了。”
  然后,他找到纳尔斯,摆出“高姿态”,表示可以设法替他加工、打包, 并以自己的信誉作担保,以非常低的利息,替他垫付八成货款给卖主。
  当然,他有自己的条件:纳尔斯把收购的全部羊皮交给古青记清理,而 古青记办理这些手续,不收取任何费用。同时,由同业公会成立债权团,监 督纳尔斯在合同上签字:(一)承认委托古青记代办一切;(二)承认中国 银行是第一债权人,由中国银行将纳尔斯所购货物,交古青记加工出口,出 口后把信用证的收益人改为古青记。
此时的纳尔斯急得差不多要跳长江了,见古耕虞出面为自己解围,当然

求之不得,连声对古耕虞说:“OK!OK!”也顾不上什么条件不条件了,马 上签字。
  纳尔斯铩羽而归,古耕虞一是没费多大力气就赚了一笔钱,二是于谈笑 之间便实现了他“不但要赶走那个美国人,而且叫他下次不敢再来”的誓言。 许多年来,在重庆山货业,尚没有哪个中国商人赶走洋人的记录。他智
逐洋商的故事一时广为流传。 这件事情使他所受的益处远不止于此。同行们真诚地感激他,觉得他代
洋商垫款付帐,救了他们,是雪中送炭之举,他在同业中的声誉大为提高; 同时,他在中国银行的信誉也提高了,仅此一件事情,便使中国银行看出他 虽然年纪轻轻,但手段高明,胆量超群,必是山货业的后起之秀,前途无量。 “异军突起,掩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这是 1926 年至 1927 年间, 四川最早的商业银行——聚兴城银行重庆总行在业务报告中,提到古青记时
的赞美之辞。 那时,他尚不足 22 岁。


  中国是一个工业极不发达的国家,猪鬃在国内的销量很小。因为猪鬃的 用途主要在军事工业和建筑领域。
既然大量的中国猪鬃需要出口,那么,和国际洋商打交道是不可避免的。
  早年古耕虞发家的一件实质性的大事,是摆脱上海和伦敦的英国中间 商,将猪鬃直接输往美国,进而垄断了重庆的猪鬃出口。
事实上,没用多长时间,他就做到了这一点。也许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
他其实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因为旧中国包括进出口贸易在内的经济命脉,几 乎完全在帝国主义侵略资本的控制之下,他这样做的结果,等于摆脱了洋人 的控制。
在他之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大概只有“东北王”张作霖的利达贸易
公司和李国钦的华昌贸易公司,以及其它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公司,前者主要 靠军阀割据势力,后者是由于发现了中国西南部的矿藏。
他和他的店堂身处遥远的内地,他手中既没有枪杆子,又没有特殊的科
学技术和发现,而他偏偏做到了这一点。 他靠的是什么?只有一个答案:凭借过人的才智和精明的经营技巧。
1927 年,蒋介石在上海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中国的局势更加动荡。
商人们于夹缝中求生存,日子更为难过。但这个时候,古耕虞却抓住了一个 来自大洋彼岸的大好机遇。
  两个美国商人代表美国最大的猪鬃进口商——孔公司来到了重庆。这两 人名义上前来考察重庆猪鬃的生产和出口情况,真正的使命却是想会见已经 在美国市场上有了声誉的虎牌猪鬃的主人。过去,孔公司通过伦敦的英国中 间商进口虎牌猪鬃,他们同古耕虞的想法不谋而合,打算摆脱英国人,直接 从中国进口虎牌猪鬃。但他们又担心上海和伦敦的英商从中阻挠,所以事先 对这个使命秘而不宣。
  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接待了他们,何北衡对他们的真正来意不明底 细,先把当时重庆最大的猪鬃商人——峤济山货字号的掌柜吴懋卿介绍给他 们。
  这位吴掌柜不懂英语,做山货生意是内行,但对国际贸易一窍不通。陪 客人参观了几家加工猪鬃的洗房后,已无法再谈下去,双方只得“拜拜”了。
  
  美国人并不死心,他们又找到重庆山货业同业公会。同业公会请了一位 在教会办的医院里当护士长的罗太太当翻译。偏偏这位罗太太又不懂什么猪 鬃,双方人士也就越谈越糊涂。
  美国人缠着何北衡,不达目的不罢休。最终还是何北衡大致猜中了他们 的本意,亲自请他们吃饭,然后又约古耕虞作陪。
  重庆曾家岩。何北衡家明亮的餐厅里,酒菜都已备好。当何厅长将风度 翩翩的古耕虞介绍给两位美国人时,双方都愣住了。美国人终于找对了他们 真正的目标,而且没想到名气日隆的那只红色的“老虎”——虎牌猪鬃的主 人这么年轻;古耕虞也终于见到了他早已闻知的美国孔公司的代表,他预感 到又一个机遇来到了自己面前。
  杯觥交错之间,古耕虞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如数家珍一般,将重庆猪鬃 的货源、加工、经营、出口情况向客人作了详细介绍。两位美国人满脸放光, 一再向何北衡竖大拇指:“古,了不起!中国,了不起!”
  经过几次秘密互访,古耕虞知晓了孔公司打算直接进口虎牌猪鬃的愿 望,不由心中大喜。几年来,他梦寐以求的不正是将猪鬃直接外销吗?这样 即可避开上海和伦敦中间商的盘剥,而且照此做下去,才算是真正的国际贸 易!再说,他早就立下了在同行业中“执牛耳”的宏愿,这两个美国人恰恰 为他提供了这种可能。
最好的结局应当是,孔公司不再从伦敦市场购进猪鬃,古青记也不再把
自己的猪鬃交售给上海的洋行,双方直接交易。 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摆在了他们面前:如此交易肯定会惹恼英国
人。此时,大英帝国还是雄视两洋的“海上霸主”,美国人尚不敢过分冒犯
英国人的利益,两位孔公司的代表不免忧虑重重,他们比古耕虞还要着急。 古耕虞表面上装作很平静,照常做他的生意。一俟晚上,他或久坐灯下,
苦思冥想,或翻看国际贸易方面的书籍,寻找对策。
  某个夜晚,他临睡之际,一个念头突然在脑子里闪了一下,刚脱下一只 褂袖的他赶忙停止动作,僵在了床头。为何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他古怪的模样令夫人王崇德不知何故,吓得脸都变了色。直到丈夫脸上
露出喜悦之情,她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一条良策终于在古耕虞的头脑中形成了。 次日,他将想法告诉了两位美国人。美国人听后认为是个万全之策。于
是,双方马上签订了一纸秘密协定。
  这一纸秘密协定,是他后来成为猪鬃大王的转折点,也是他一生的转折 点之一。他的商业生涯从此真正步入了辉煌!
  没过几天,他开始发运第一批直接销往美国的虎牌猪鬃,当然,他没有 使用古青记的装船标志,而是采用了“LT”两个毫无意义的字母作为标志; 装船人也不用古青记的名义,用的是化名,以避开上海的英国洋行的耳目。 同时,他仍把一部分货物交售给上海的英国洋行,以麻痹他们。
  英国人果然没有生疑,只是对货源渐少感到不解,时常电问缘故,他的 答复是:重庆货源不足。
  时间的脚步不停歇地前行,古青记直接销美的猪鬃数量也不断增加。终 于有一天,他完全停止了对上海英国洋行的贸易,彻底甩开了他们,实现了 全部货物直接出口!
英国人这才如梦方醒。然而,虎牌猪鬃此时已基本垄断了美国的主要市

场,信誉日增,他们再想插手,为时已晚。 更让英国人担心的是,古耕虞垄断了美国的卖方市场,也就有可能垄断
中国国内的猪鬃出口。这是他们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因此,恼羞成怒的英国 人多方寻机报复他。无奈,这只红色的“老虎”羽毛已丰,雄壮无比,他们 只得望“虎”兴叹,眼睁睁看着古耕虞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山货“出口大王”。


  翻翻史料即可获知,那个年代的民族资本家中,能够摆脱帝国主义洋行 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垄断和居间盘剥的,好像只有古青记一家。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猪鬃销售市场。据不完全统计,全美国有四五百家制 刷厂,甚至美国 48 个州的监狱,都有自己的制刷厂,利用犯人在狱中制造刷 子,所用原料几乎全部是中国猪鬃。
  众所周知,美国工业有三大支柱:钢铁、汽车和建筑工业。除钢铁外, 汽车和建筑工业都需要大量的刷子;不仅工业用刷,人们日常生活中,发刷、 牙刷、衣刷、鞋刷,还有刮胡须用的刷子,等等等等,哪一样也离不开猪鬃。 而且工商业越发达,越是需要大量的猪鬃。
  古耕虞垄断了美国所需要的猪鬃,即有了垄断国内猪鬃出口的条件和可 能——到了这个程度,不但重庆,即便是全国的山货同业,都已无法与他相 竞争了。
古耕虞与美国孔公司的由秘密到公开的合作,后来被人誉为是一次成功
的“婚礼”。这场“婚礼”使得双方都成了大王:一个是中国的猪鬃大王, 管出口;一个是美国的猪鬃大王,管进口。后来他自己评价说,“成了一个 很大的国际性垄断组合”。
这段中美两国贸易史上有名的、密切的“猪鬃姻缘”持续了 18 年之久,
直到 1946 年,按照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的《中美商约》,古青记和孔 公司都在对方国家各自设立了代表处,从此,双方都可以在对方的国内寻找 相宜的买主或卖主,这段“猪鬃姻缘”才发生了松动??


  现代经济活动中,银行已渗透到几乎所有的领域,怎样和银行打交道, 对于尚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民族资本家来说,是一个新课题。
1928 年以后,随着古青记的虎牌猪鬃直接输美,其出口金额逐年增长,
一年进出的票据高达几百万美元。 起初几年,古青记收入的外汇都卖给设在上海外滩的外国银行,如卖给
英商汇丰银行、美商花旗银行等。这些外国银行又有“外滩银行”之称。
  其实,古耕虞并不喜欢与外国银行打交道,他实在看不惯某些地主、军 阀、清朝的遗老遗少,他们宁可不拿利息,甚至倒贴“保管费”,也要把钱 存进外国银行才放心。
  他说:“这些外商银行各自扶持本国商人,在结汇手续上给以种种便利, 而对中国商人却给以种种刁难,甚至文件上打错一个字也不予结汇。”这是 他不喜欢与外商银行打交道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的商人却要忍受外国资本的歧视、压榨和盘剥, 这又是弱小的民族资本家面临的困境之一。当权者的腐败无能令那些有爱国 心的中国商人痛忿不已。他们所遭受的屈辱也许更直接。
  但是,在 1928 年以前,中国所有的银行都没有经营国际汇兑的权利,这 就逼着你不得不和外国银行打交道。对于旧中国银行界来说,1928 年是一个
  
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年,国民政府特许中国银行经营国际汇兑,中国银行 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有权经营国际汇兑的银行,因而也进入了上海“外 滩银行”的行列。
迟是迟了点,但毕竟开了个头。 不久,国银行国外部经理、旧中国著名的金融家贝淞荪发现古青记常年
有很多外汇(信用证)在上海卖给外商银行,却与中国银行没有来往。于是, 他以总行明义,打电报给中国银行重庆分行,查询古青记的信用,电文中却 把古青记误书为“顾青记”。重庆分行见到这份电报,估计总行还不熟悉古 耕虞这位“掩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的人物,立即复电总行,予以介绍。 同时向古耕虞表示,可以让他在重庆办理结汇,其汇率和上海一样,还可以 凭国外开来的信用证,在重庆先取得中国银行的“打包放款”。
  所谓“打包放款”,是指出口商与外国进口商成交,货已售出,但货物 还放在国内的仓库,需要整理、装船待运。在尚未运出之前,出口商一般应 把货物存到银行的仓库,领一张栈单,然后把栈单连同买方由外国银行开来 的信用证一起交给国内的银行,向银行借打包放款。这种方式,等于出口商 把这批出口货物的所有权暂时转移给银行,直到把货物运交给了国外的买 方,出口商收款后向银行结汇还款为止。显然,打包放款有利于出口商和银 行,有利于活跃、扩大本国商品的出口。这是银行给予出口商的一个非常优 厚的条件。
当时,银行打包放款的利息只有几厘,而市场上一般放款的利息至少在
一分五以上。古青记拿到这种放款可以降低成本,而成本低恰恰又是国际贸 易商提高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古耕虞凭自己的实力和信誉,再次获得了一个有利的机遇。
  他说:“为什么中国银行肯给古青记这样优厚的条件呢?不是官僚资本 发善心,扶持民族资本发展,而是为了与上海汇丰、花旗等外商银行抢生意。 他们抢生意,我得了实惠。”
他又说:“那家银行(指中国银行)后来虽成了国民党官僚资本四大银
行之一,但在那些年中,刻意扶持我,投我所好,在国际市场上宣传我的货 好、信用好,目的虽然是为了拉生意,但它不像外商银行那样歧视我、排斥 我,因为中国银行毕竟是中国人的银行。”
中国银行为了拉古青记的生意,后来发展到不惜打破银行的惯例。比如
说,客户向银行贷款,照例需有人担保,最好是银行担保,而古青记属于经 营大户,来往金额大,谁也不敢为它担保。中国银行却同意古耕虞以私人名 义担保。
  古耕虞担保古青记,自己担保自己,等于没有担保。这在旧中国金融史 上,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奇特的先例。
  中国银行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冒险?非也,因为他们了解到,古耕虞是个 非常讲信用的人。古耕虞的信誉,曾被伦敦鬃商视为与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 如此一来,在中国银行的心目中,古耕虞个人等于是一家银行,和这家银行 打交道,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古青记和中国银行结缘,着实使自己得到了不少好处。


1929 年 10 月 24 日。纽约。 这一天是星期四。

  这一天,纽约股票市场发生了极度的混乱——股票指数狂泄不止,犹如 末日来临。这便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历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四”,它引发了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地震。这场经济地震所造成的恐怖阴影,一直到第二 次世界大战的前夜还没有消散。
  古青记垄断重庆猪鬃出口的局面,恰恰就形成于 1929 至 1934 年整个资 本主义世界的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恐慌时期。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
  就在这场经济动荡中,在美国,有一个名叫富勒的商人,组织了一批人 挨门挨户推销刷子,居然很顺手。仅在经济形势极为严峻的 1932 年 8 月一个 月里,销售额竟由 15000 美元增加至 5 万美元。以后逐年增至 100 万美元之 巨。
  可以肯定,富勒的成功与古耕虞销到美国市场上的猪鬃有关。那时,古 青记在中国猪鬃向世界市场出口的份额中已占 35%,特别是美国市场所需要 的猪鬃,大部分是古青记的产品。
100 万美元在经济大危机期间是一笔怎样的数字呢? 资料表明:当时幸运地没有失业的工人,每周平均工资仅为 16.21 美元;
百货商店的售货员,每周工资低到 5 美元;伐木业工人每小时工资为 10 美分; 悲惨的纽约布鲁克林区“血汗工厂”里,女工们每周工作 50 小时,报酬是
2.39 美元;在街头流浪的姑娘,为了活命,被迫向路人出卖肉体,然而,一
场交易下来,通常代价只有 10 美分! 由此可见,古耕虞的猪鬃,如何使那位美国人富勒大发其财。 那几年,美国市场上的猪鬃价格,虽然由每磅一美元多跌到 90 美分,但
没再往下跌。它不像股票,抛售的浪潮可以使它变得一钱不值。刷子这个东
西——从发刷到鞋刷,只要人还活着,总是需要的。何况它的原料猪鬃,是 从中国进口的,在美国不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只要古耕虞的猪鬃售价每磅 低于 90 美分,进口商照样赚钱。因此,那几年中国猪鬃向美出口并未下降。
古耕虞的猪鬃“王国”能建构于这个非常时期,原因盖出于此。
  他的成功,他的独到之处,主要在于他抓住了时机,而后采用资本主义 的经营管理方式,刻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
他认为,价值规律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定理,不论在经济繁荣时期,
还是在经济萧条时期,都一样起作用。当经济繁荣时,中国猪鬃的出口成本, 哪怕高一点,外国人照样要;而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如果出口成本还那么高, 自然就无路可走,只好亏本倒闭。古青记的出口成本比全国任何鬃商都要低, 尽管遇到世界经济危机,他不但能出口,而且照样赚钱。
他还趁机在国内大搞兼并,逐步进行行业垄断。 “经济危机,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来说,生产、消费都是下降的;”他
阐述道,“可是对一个企业来说,恰是生产效率高、产品成本低、质量好的 企业,淘汰效率低、成本高、质量差的企业。所谓‘大鱼吃小鱼’,‘大鱼’ 不但是钱多,主要的是它生产技术高明,经营管理得法。”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是古耕虞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特征。
猪鬓大王古耕虞—中国红色资本家丛书的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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