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价值



译者前言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1851—1926)是奥地利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家。他一生除青年时期一度担任财政部官员,并于六十六岁时人阁担任商务 大臣外,一直从事教学及研究工作。先后在布拉格大学和维也纳大学当教授。 他写过多本社会学著作。在经济学方面,他的主要著作有三部:除本书外还 有《经济价值的来源和主要规律》(1884)和《社会经济学》(1914)。本 书是他的代表作。全书共六卷,初版于 1889 年,是德文本。1893 年由马洛 赫翻译成英文本在伦敦出版,1956 年纽约重印了英文本。中译本是根据英文 本译出的,卷首除刊载维塞尔于 1888 年写的一篇序外,还有英文本编者威 廉·斯马特写的一篇出版者序。
  维塞尔和他的老师门格尔以及庞巴维克共同创建了奥地利学派(亦称维 也纳学派)。奥地利学派理论的核心是主观价值论,亦即“边际效用价值论”。 这个理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欧洲好几个国家同时出现,但以奥地利学派 较为完整。维塞尔则在门格尔理论的基础上,在价值论方面创造了“边际”
(Grenznutzen,英译为 marginal)一词,在分配论方面创造了“归属”
(Zurechnung,英译为 imputation)一词,对完成这一学派的理论结构,即 完成较完整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起了重要的作用。
边际效用价值论是一种企图用主观心理分析方法来说明价值形成过程的
理论,所以又叫主观价值论。持这一理论的人认为,经济理论的核心——价 值——是孤立的个人的现象而不是社会现象,是人对财物的效用的感觉与评 价,而不是财物的客观物质属性。所以整个价值论或者说整个经济理论应从 人的需要及满足人的需要的效用出发来研究。
正是从人的需要及需要的满足出发,维塞尔和奥地利学派其他人物一
样,推崇戈申定律。他说,戈申定律是阐明人的需要如何满足的规律,经济 学受戈申之赐很大。维塞尔认为,按照戈申定律,人对某种财物的需要随其 逐渐得到满足而逐渐减小,直到最后达到需要的“饱和点”,也就是需要递 减到零,这时对这种财物的欲望就没有了,甚至会变到它的反面,即变为厌 恶。但是,象这样供给充分的财物是世界上少有的;一般说,绝大多数财物 都是具有稀少性的,不是供给无限,不能充分满足人的每一种需要,人必须 在需要还不曾达到完全“饱和”的那一点就放弃自己需要的满足。处于这一 点的需要就是“边际需要”;财物满足边际需要的能力就是“边际效用”。 效用是价值的来源,效用和财物的稀少性相结合而形成的边际效用就是价值 形成的条件,就是价值的尺度。
  维塞尔在本书中自称“边际效用”是由他提出的(见《价值的来源》), 门格尔有这种思想,但未曾使用这个特定名词。简单他说,边际效用就是消 费者个人主观心理上所感觉到的某一财物的随着数量递增而递减的一系列效 用中最后一个单位的效用,这个效用决定这一财物的价值。维塞尔进一步阐 明,这还适用于对整批财物的评价。也就是说,在一批同类的财物中,任何 一件财物都具有最后效用或边际效用的价值。如果需求不变,供给量愈大, 边际效用从而价值就愈小,反之就愈大。如果供给量不变,需求愈大,边际 效用从而价值就愈大,反之就愈小。不仅如此,不仅许多件财物之一具有最 后效用或边际效用的价值,而且这许多件财物中的每一件都具有这个价值。 这样,一批同类的财吻的价值,就等于它的件数乘边际效用之积。这就是说,
  
边际效用定律是价值的一般定律。 维塞尔还把边际效用分析应用到成本与分配理论。门格尔对这一部分未
作详论;维塞尔作了修正与发展。这是他对奥地利学派的又一“质献”。他 认为消费财物提供效用,生产财物也提供效用。大地、资本和劳动只要生产 出有用的消费品,便提供了效用。不过,生产财物是间接用来满足需要的, 它们所包含的是预期的或潜在的效用,这要间接地通过它们所生产的消费财 物的边际效用来衡量。换句话说,生产财物的价值是由它们的产品的价值, 或者是由生产收益的价值决定的。这价值是按照他所说的“归属”原理分配 给各个生产要素的。他认为生产要素结合起来生产收益,每一种要素都对生 产有自己的贡献,也都按自己的生产贡献在总收益中分到一份“归属”于它 的份额。“生产贡献”是生产总收益中所包含的个别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的 那部分收益。生产总收益中归属于个别生产要素的份额,就是那个生产要素 的收益——劳动的收益、土地的收益、资本的收益。生产总收益的价值等于 全部生产贡献的总和。他认为,适用于由生产财物所生产的消费财物的边际 规律,也适用于生产这些消费财物的生产财物。也就是说,在生产财物整批 地被利用的场合,生产贡献的归属也是按照边际规律进行的。每一单位消费 财物都从边际效用得到它的价值,每一单位生产财物也都从归属于它的边际 贡献得到它的价值。
维塞尔和其他奥地利学派人物一样,在价值论上和古典学派相对立,在
方法论上和历史学派相对立。但归根到底,他的边标效用价值论还是用来反 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首先是反对它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当 时,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已经出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始在工 人群众中迅速传播。在这种条件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要为资本主义制度辩 护,不能不采用新的手法,制造新的理论来掩盖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实 质,来证明资本主义是合乎心理规律的永恒制度。在本书第二卷第七章和第 四卷第十章中,维塞尔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歪曲和攻击。他说:在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中,关于价值的来源的论点是错误的;价值所涉及的 对象没有被全部包括进去,供给和需求的关系被忽视了;价值的社会功用只 是在分配方面,在一定限度内被承认了,而价值的功用的主要部分,即调节 和支配社会经济活动的功用根本没被承认。维塞尔在论归属时说,任何一种 生产财物,包括其中最有力量的一种即劳动,都不能单独生产任何东西,都 需要同其他生产财物——土地与资本——合作。他认为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就 是这样。所以,对于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收益的归属,按照他们各自的生产 贡献的大小来进行,是合乎自然的经济规律的,这对一切形式的经济生活都 适用,不论是在将来的共产主义国家,还是在现在的国家。据此,他认为把 整个生产收益全都归功于劳动的论点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他认为劳动价值 论和剩余价值论是错误的。
  总之,维塞尔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企图用主观心理分析代替客观经济规 律,使资产阶级经济学进一步庸俗化。他的边际原理,包括他的边际效用论 和归属论,不仅系统化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结构,也为后来形形色色的资产 阶级经济学流派所接受,构成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边际革命” 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 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 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 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 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 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 蔚为大观,既恒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 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1981 年和 1982 年各刊行五十种,两年累计可 达一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 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 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 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 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 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 年 1 月

自然价值

英译本编者序


  在我的《价值理论入门》一书的序言中,我试图使英国读者搞清楚奥地 利学派所阐明的价值理论的主要轮廓。我说过,为了公正评价维塞尔教授, 我没有谈到他的价值理论在分配上的应用,宁愿把他的富有启发性的辉煌著 作的翻译工作交给我以前的一个学生来做。我想,后面《自然价值》的译文 定能马上证明我的保留以及我对译者的选择是做得对的。
目前以奥地利经济学家作为主要解释者的价值理论,是通过杰文斯在
1871 年发表的伟大著作而为英国经济学家所非常熟悉的最后效用或边际效 用理论。同年,彼此不谋而合地,出现了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
—部具有条顿民族的彻底性与力量的典型作品。跟着在 1884 年出现了维塞尔 的《经济价值的来源与主要定律》。1889 年发表的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 包含有对价值、价格、成本等等的巧妙解释,作者就是根据这些概念来建立 他的著名利息理论的。在这之前,扎克斯于 1887 年发表了他的《国家经济理 论的基础》一书,在这本书里他把价值理论应用到国家的经济职能方面。最 后出现了现在这本著作,他锐意采用早先解释中的许多杂乱无章的概念,使 整个理论以及它的应用进一步臻于完善。
《自然价值》一书的主要目的可以在本书第二卷第六章中看到。但是,
一般读者也许从附属于这一主要发展的各章中还会发现最有启发性的问题, 特别是对社会主义者的理论的抨击。对英国经济学家说来,我敢设想,有三 点值得特别推荐为对我们这门科学有创造性的贡献。这三点是:在第一卷中 重新确定价值的基本概念;在第三卷及第四卷中把价值理论应用到分配方 面,在第五卷中把生产成本定律引到一般边际定律的范围之内。我想,假使 一个编者的序言有什么功用的话,那就是阐明那些他认为经过他仔细研究过 这本书之后所发现的困难之点。也许,我同奥地利学派的渊源使我可以用我 自己的方式来表述这些困难之点。
第一卷的内容是依据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对价值理论作一般的阐述。其主
要轮廓如下。 要是有人向一个普通人间起关于价值的最简单的问题,他会不自觉地流
露价值来源于效用的通俗看法,虽然他同时也觉得有许多现象好象同这种信
念相矛盾。例如,无偿的自然赐予就没有价值,某些公认为很有用的东西只 有很小的价值,稀罕象用处一样也提供价值,成本好象正是价值的对立物, 等等。这个学派的基本原理是,对价值的研究就是对人的估价行为的研究, 因此,凡是不能用它的定律来解释这些矛盾的价值理论就不是令人满意的理 论。
  略加分析就会看出,财物的“用处”,或者说我们从财物身上所得到的 用处,归根结底不过是需要的满足,或者毋宁说欲望的满足。不能满足什么 欲望的财物对于任何人都没有用处。如果我们能够不用财物就满足欲望,我 们对于财物就没有欲望。这两点理由所表明的结论是:值得想望或者被想望 的东西,本来不是财物,而是满足。可见,我们必须首先更深入地研究需要 和满足的性质。
  戈申定律给我们提供正确的分析。根据这个定律,需要或欲望随着每一 次满足的相继实现而递减直至达到饱和点为止。如果我们仔细考虑的是同样 的欲望而不是别种不同的欲望的话,如果所讨论的欲望是完全成熟的欲望而
  
不是刚刚激起的或仅仅是发展过程中的欲望的话,上述这一点就适用于一切 欲望,无论是较高级的欲望还是较低级的欲望。这样,每一种需要的满足都 刻划出一个递降的尺度,需要的感觉就按尺度上的各个度数具有不同的强 度。
  但是,在这里,可以叫做“需要”的有两种东西:整个的需要,或是一 种需要、一类需要,以及需要的个别感觉。不管我们对需要的种类作怎样的 分类——是按照我们从精神的或享乐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它们,还是从理智的 观点来看待它们——各种较重要的需要还是较重要的。然而,在这些较重要 的需要中,需要的感觉也按照需要供应的情况而发生从无限的最高点下降到 零的变化。就一天一天看,食欲是经常的又是重要的;可是,就一天的任何 时刻看,其重要性却决定于最后一餐所提供的满足。
  于是,无论我们怎样按类别来安排各种需要,我们都经常看到,属于我 们所认为重要一类的需要在某种情况下对我们并不是很重要的。两种需要, 就其类别言,一种重要,另一种不重要;而如果后者还没有得到满足,前者 已经得到满足,对比起来,我们都会觉得后者是较重要的。因此,在计算需 要的满足时,我们必须同时考虑这两种需要。需要的可能性是按类别来确定 的,现状是按已经达到的满足来确定的。就象对大多数人说饥饿只是一种愉 快的预测一样,我们对于我们本身可能有的需要了解得很清楚,也只是例外 的情况。
效用是满足人类需要的一般能力,或者,象杰文斯给它所下的定义,是
“事物的起因子事物同人的需要的关系的一种情况”。如果财物的“用处” 等于需要的满足,如果满足部分决定于需要所属类别的重要性,部分又决定 于先前已得到的满足,那么,我们就已看到数量或供给对于效用的估计的影 响以及对于在估计价值时变得那么显眼的用处的估计的影响了。说价值不是 事物所固有,那是老生常谈;说效用也不是事物所固有,却不是那么为人所 普遍认识的。除了同那个发现它有用的人有关系的东西之外,任何东西也不 是“有用”的,而如果那个人所有的这种东西业已足够或太多,那甚至连这 种有用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在这里我们得到给财物的效用下定义和计算财物效用的观点。只有当我
们看到满足决定于拥有财物,而不拥有财物或丧失财物带来不满足的时候, 我们才把我们对满足的兴趣转移到这些满足所依赖的物质条件。我们并不看 重那些过分多余的财物,甚至并不看重这些财物中我们所使用的部分,因为 满足并不决定于我们所使用的那部分。如果我们的需要很少,那就许多财物 来说,我们也许会达到类似财物过分多余的境地,可是我们的需要为数既多、 变化又大,这一事实就使我们想望许多财物,并把我们的努力分配到方面很 广的财物取得上面。这样我们通常看到,任何人所支配的商品供给都不足以 应付对这些商品的需要的一切可能的、甚至是实际的感觉。可见,一定有那 么一点,在那一点上还没有达到完全饱和就把满足放弃。这就是边际满足, 就是从经济上说在这种情况下所能得到的最小效用。也正是这种边际满足决 定着财物对我们的价值。
  要注意的是,这种边际满足并不是用处的一般能力,甚至也不是财物所 造成的实际用处,而是个别需求与个别供给情况下的最后的与最小的用处, 假定用字母顺序来表示商品重要性的等次。A 作为最重要的,我们就会首先 努力去取得 A,直到 B 的若干供给变得比 A 的进一步供给更值得想望的时候
  
为止。同样的,当从 B 所得的递减满足使得去取得 C 的若干供给更值得想望 的时候,我们就会放弃 B 的积累。可见,在 A 和 B 那里,出现一种边际满足, 即在具体情况下可以容许的最小满足。我们说这是经济边际,因为坚持积累
A 和 B,结果会使得可以取得的满足总和不如在一点上划下边际线停止进一步 满足,而从事 C 的满足。
  当财物独自受到估价的时候,就没有效用的比较,从而也就没有边际效 用。在这种场合,财物确是从这些财物的用处得到它们的价值;当然,决定 价值的是财物的若干有竞争性的用处中的最大用处。但是很少财物是按这种 方法来估价的,通常财物总是作为一批相同财物或供给中的单件财物来估价 的。假定某人陆续取得几件这种单件财物,他就要相继地把这几件财物依次 用于愈来愈不重要的用处。然而不管他有多少财物,总会有一件财物彼他用 在最小的用处上——除非财物是“无偿赐予”的。财物愈是大批;这种边际 用处就愈小。而如果财物是相同的,其中任何一件就都能成为被最后使用的 一件。可见,每件财物的价值都不能大于最小的用处,而整批财物的价值就 一定是最小用处的倍数。假定需求不变,在一批为数十件的财物中,每件财 物的价值都不能大于财物使用的第十个用处,而整批财物的价值则为第十个 用处的十倍。一批一百万件财物的总价值就是第一百万个用处的一百。万倍。 由此可见,所有那些在边际用处之上的用处都没有用价值来表现;正是根据 同一原理,实际得自自由财物的用处也根本没有用价值来表现。我们开头所 说的矛盾大体上就在这里获得解决。如果铁被估价得很小,那不是因为铁的 有用性很小,而是因为它的供给很大,大到铁的边际效用变得微不足道,而 铁的总价值便是这个微不足道的用处的倍数。如果空气不具有任何价值,那 是因为空气的供给是那么丰富,丰富得永远达不到其边际用处,它的总价值 也就等于用零来乘了——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
但是这种用边际效用来决定价值也给价值带来它本身的似乎违背常理的
现象。如果供给增加把边际效用降低直到由于过分多余而使价值消失,那显 然要出现那么一点,在那一点上供给再进一步增加不仅并不增加总价值,实 际上还减少总价值。假定一件财物产生十个单位的满足,两件财物每件各产 生八个单位——随着相继的满足而欲望相应递减——三件财物各产生六个单 位,四件财物各产生四个单位等等。那么,当我有两件财物的时候,其总价 值就和我有四件财物的时候相同,即同为十六个单位(8×2 与 4×4);而当 我有四件财物的时候总价值却小于有三件的时候了(4×4 与 3×6)。
然而,只有当我们把价值设想为简单的正数的时候,这才是似乎违背常
理的。这是把有用性或用处跟价值相混同的结果。的确,财物对于人的有用 性不能随供给的增加而减少。的确,就我个人说,四件财物的总用处等于 10
+8+6+4=28,因为我从这些财物所得到的实际用处并不减少,虽然各件财 物的实际用处都比它的前些件财物的用处小些。但是,如果我们记得,纵然 随着过分多余可以得到最高程度的用处,价值却随着过分多余而消失,我们 就会记得价值不仅包含用处而且包含依赖性。我们把我们对某种满足的兴趣 转移到一件财物,但是除非我们看到满足依赖于那件财物,我们就不能那样 做。假定有某种需要要求满足,当我有四件用以满足这一需要的财物时,我 的依赖性就比当我有三件财物时小些。财物每一次新增加,成批的有用东西 增加,而依赖性却减少;代表依赖性的数量是累计的,它不仅从最后一件财 物跑掉,而且从所有财物跑掉。要是我只有一件财物,满足对财物依赖性就

是完整的,价值也就反映全部用处(10)。要是我有两件财物,依赖性就小 一些,假定小 2;但是,由于相同的财物必然具有相同的价值,每一件财物 就各要少掉 2,因此价值就不是 18(10+8),而是 16(8×2)了。要是我 有三件财物,表示依赖性的进一步削弱的就是每一件财物再各少掉 2;如此 等等。
  于是价值就是正数和负数的结合,就是增加的满足和丧失的依赖性的结 合。价值是一个余数。一直到某一点为止,价值都伴随着财物的增加而增加, 虽然这种增加是较缓慢的累进——因为效用的增加还大于依赖性的丧失。但 当供给达到某一点、依赖性的丧失大于用处的增加的时候,总价值就减少了。 这样就得出结论,在某种场合,负的因素可能胜过正的因素,同样的财物, 较大的数量却比较小的数量具有较小的总价值。如果我们并不把价值设想为 是跟有用性或是跟用处意义相同的东西,那我们对这一点就不会感到奇怪 了。
  可见,如果价值是经济生活的最高原则,也就是说,如果经济行动主要 受追求最高价值的指导。那我们就会有一种象蒲鲁东所说的恒久矛盾。但是, 首先,直到到达价值的“下降阶段”为止是不发生什么矛盾的,而就任何商 品说这种“下降阶段”都是罕见的。就大多数财物说,数量的增加总是带来 总价值的增加,虽则单件财物的价值当然下降。其次,所谓价值是经济行动 的目的并不是事实。最高原则是效用。当价值与效用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 价值必须退居第二位。然而,照现在情形看,效用和价值一般是走同一条路 的——在“上升阶段”中——从而经济努力之服从价值领导是没有什么危害 的。价值的真正功用在于它成为效用的计算形式。在经济生活中一切事物每 时每刻都需要有尺度的。就这样价值总和我们形影不离,而效用——为我们 所取得却不归入价值的尺度——却被遗忘了,我们也就产生价值是首要目的 的印象。不过,经济世界使各种东西变得“便宜”的不断努力仍可能使我们 想起,我们最终还是试图使各种东西尽可能地接近那些“无偿赐予”,它们 有无限的有用性,却没有价值。
在第二卷里,为了便于比较,维塞尔简单地说明了照这样来理解的价值
——此后称之为使用价值或自然价值——同交换价值或平常经济生活中的价 值之间的关系。前者远不是什么同政治经济学丝毫无关的东西,它恰恰是后 者的基础。以下述正常情况为例,即卖主竞相卖出为出卖而制造的财物而买 主竞相购买这些财物。每个买主如果不管别人出价如何便会怀着最高出价来 到市场。这个最高出价是由两种估价来决定的:其一,财物对于他的使用价 值;其二,购货用的货币对于他的交换价值——后者将视财富与收入而变化 无穷。这笔货币的交换价值正好等于预期的使用价值。考虑到个人在财富上 和在需要上的差别,很明显这个最高出价是会变化无穷的。最高出价也不仅 是一种可能性,不仅是一种同实际价格无关的主观限度。在完全竞争的范围 内,买主争取购买的竞争和卖主争取按他们所能得到的最有利价格出卖的竞 争,都要迫使买主达到他们的最高出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投到市场上的 只有一件财物,其价格就要定在最有能力的买主的最高出价和第二个有能力
(但已被排除在外)的买主的最高出价之间。如果投到市场上的财物共有五 十件,根据同样的假定,价格就要决定在第五十个买主和第五十一个(被排 除在外的)买主的最高出价之间,如此等等。这种价格就是边际价格,它是 按照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通常决定价值的方法来决定的。无论其需要与财力如

何,谁也不会支付大于能够买到东西的能力最弱的买主所付的价格,而整批 供给的价格又是财物件数乘这种边际价格之积;换言之,这种价格是由边际 买主的主观最高出价所决定的。
  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买卖几件财物的场合,这是用不着论证的。在这种 场合,买主对每件财物有不同的最高出价,它随着他所要购买的件数而下降, 但是这个最高出价始终是按同样方法来决定的,即以购货用的货币的交换价 值计算的、由预期使用价值决定的主观的最高额,并且它始终是边际价格。 就这一切看,显然价格定律和价值定律之间有一种密切关系。不过这里也有 一个重要区别,就是需求在这里不是简单地代表需要的程度,而是代表以购 买力来表示的需要程度。这一点的最严重后果是,在现有不良的财富分配之 下,生产的方向不仅由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必需来决定,而且由以巨额金钱 来表示的富人的欲望来决定。
  在现代经济中,大部分人的生活都忙于制造不是为使用而是为出卖的某 种东西,这就对交换价值的形成给予了一个新的有力刺激。虽然在各个个体 经济内使用价值仍然保持其地位,但流行于交换商品中的价值形式却得到了 新的发展,因为交换商品是利用一种实际上没有使用价值的中介来进行的。 整个交换过程,买和卖,是用货币来进行的,而货币本身又始终是按照它的 交换价值来估计的。但是货币的这种交换价值不是能够用货币来取得的东西 的预期使用价值,又是什么呢?因为货币不过是我们为这个目的而保留的商 品。可见,前者的定律就是后者的定律。为出卖而制造,也就是为交换而制 造的财物也是这样,这些财物的最后基础始终是使用价值、即它们所交换的 东西的使用价值。同时,能够按小于效用的成本来更新的财物也是这样。简 言之,交换是用处的另一种形式,是一般财物的用处之一,但又是货币的唯 一用处。“这种意义上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具有同一性质,前 20 者来源 于后者,并且是后者的一种发展形式。两者都是主观的;两者的数量又都随 个人境况而异。”
这样,维塞尔同他的学派一样,在承认不能把这两种价值包含在一个定
义下面的同时,又为被忽视的使用价值辩护,指出交换价值是建立在使用价 值之上的,是没有使用价值就无法加以理解的。除非相同的(客观)价值购 买不同的(主观)价值,相同的价值相交换是没有意义的。
到此为止还只考虑了消费财物的价值。把价值估价分析得好象是把财物
看作破产者的存货那样抛到市场去销售,而不考虑这些财物的生产情况。如 果这个学说不再向前发展,那维塞尔就该受到有时加给奥地利学派的那种谴 责,认为他们过于专门从需求角度来考察价值而忽视了“供给表”。不过迄 今我们所考虑的还只是基础。在第三卷中我们才转到生产手段的价值。第三 卷把价值理论同一般的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的关系连结在一起了。
  因为从经济上看,生产财物就是未完成的消费财物,所以后者的效用就 是前者的效用;在生产财物还不是过分多余的时候,它们也是从它们的效用 获得价值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并不把生产财物的价值同一切价值 所最后导源的需要的满足结合在一起,我们并无必要在它们的收益的价值之 外再进一步追究什么,理由是收益价值已经以需要的满足为基础了。于是生 产价值实际上就是收益价值,或者可以说就是预期的收益价值。正象股票价 值是决定于它的红利一样,一切生产要素也是从它们所帮助生产的价值获得 它们本身的价值的。一般说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有用处的说明。
  
  现在任何生产要素也不是单独起作用的,而总是结合在一道起作用的。 我们显然需要一个原则来把收益分割成能够归给各项要素的份额。经验表明 这种计算实际上是每天都在进行的,而且不仅由个人来进行,在某些时期还 由一大堆人来进行。的确,如果生产领导人讲不出成功或失败究竟要归因于 哪一项要素,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不能把收益的各个部分归给各个要素的话, 那就根本不能把生产进行下去。奇怪得很,晓得分析和说明这一普通行为是 首要问题的少数作者,却由于把这个问题说成是物质上的因果关系而使问题 无法解决。他们试图发现,从物质上考虑,各个要素究竟生产了哪一个份额。 这差不多等于问孩子有多少应归功于父亲、有多少应归功于母亲一样的不合
理。
  与这门科学邻近的法律学指出了解决办法。在决定一件谋杀案的时候, 陪审员的任务只限于从所有构成谋杀所必需的条件与手段当中找出哪一项是 法律上应负责任和应受处分的。同样我们的问题也是从所有共同起作用的原 因当中找出哪些是经济上同收益有关的原因。在计算收益的时候,农场主并 不知道他的土地的过去历史,也不知道土地对于人以外的其他生物的用处, 不知道当时还不为人所支配的自然力在土地上所起的作用,不知道土地的属 于自然的无偿赐予的那部分。虽然他完全知道所有这些原因共同起着作用, 作为一个农场主,他却正确地只是把农场的收益归属于那些原因,就是如果 他想要达到某种目的他就必须考虑到的原因。如果,在发现了全部收获可以 归因于某些经济要素之后,他进一步着手分割这一收获并将各个部分归属于 各个要素,那不过是同一过程的延续。如果两块大小相等、位置相同伪田地 用显然相同的资本、劳动和智力来耕种,在收成上却表现不同的收益,那剩 余收益大概要归因于土壤的某种优点,虽然要是没有参加合作的其他要素就 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剩余。在一切生产部门中情况也都是这样。但要指出的是, 普通工商业者所做的事情经济学家肯定是能做的。事实上,除非我们能够从 理论上解决把收益分配给并归属于各个要素,我们必须说,归属收益份额的 实际方法是值得严重怀疑的,就我们所能看到的来说,现行的收入和财富的 分配是非常武断的。
在再作进一步分析之前,必须先把有一种解决办法排除掉。社会主义者
主张一切收益归劳动,他们极力辩解,单是取得收入的事实不能拿来论证就 是生产了收入。它甚至可能证明收入是靠欺骗或暴力取得的。但是有一个论 点似乎是决定性的。设想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把“联合生产”的产品平均分配 给它的公民。这样难道它就可以把所有产品都归因于它的公民的劳动吗?难 道它会比现在更有可能从所有土壤上生产相等的收成,或从劳动生产相等的 收益,而不间在一道起作用的资本吗?难道共产主义国家不把富饶的土地和 适用的工具算作财富,并且正因为它们影响着全社会的努力所得的收益而赋 予它们价值吗?很明显各种生产要素的纯经济的收益是和任何规定的收入分 配毫无关系的。如果地主与资本家没有理由取得地租与利息,那末劳动者也 没有理由取得工资了。
  在早先对解决办法所作的尝试中,门格尔恰恰没有看到那个正确的办 法。在估计一批相同财物的供给的时候,找到其中一件财物的价值的最明白 的方法,就是假定失掉这件财物,因为这样就可以立即确定由它决定的边际 效用。门格尔也把这一点应用于生产财物,想这样来找出失掉一项生产要素 时生产将有什么损失。但是适用于性质相同的消费财物的,可能不适用于为
  
了一个结果而参加合作的性质不同的生产财物。门格尔忘记了合作的共同要 素。无论在哪一个生产分组中,如果失掉一项要素,整个合作就要解体,其 损失就远大于该要素。我们必须考察剩下的要素在新结合中能做些什么。简 言之,问题必须从正面来提出:那就不是我们失掉什么,而是我们利用不同 要素的合作来达到一个目标所获得的是什么。
  于是,维塞尔本人的解决办法有如下述。假定某人的生命决定于他的最 后一发射击。来福枪和子弹合在一起的价值是很明白的,但却没有方法确定 各自的价值。这里未知数有两个,而等式却只有 x+y=100 一个。这种情况 同任何有组织的生产中参加合作的生产要素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又有什么差 别呢?在有组织的生产中,各项生产要素参加许多不同的结合,带来不同价 值的收益。生产财物和收益价值之间有许多等式,每项生产财物由于参加其 他等式就能加以追查。例如,如果劳动同各种不同原料一道起作用,每种情 况下的收益各有不同的价值,同时,如果每种原料同许多种劳动结合,每种 情况下的收益也各有不同的价值,那就有可能从许多等式中非常准确地弄清 楚哪些成果分别归因于各项生产要素。如果 x+y=100,2x+3z=290,4y+
5z=590,那么,X=40,y=60,z=70。 可见,我们如果选择一个足够大的范围,就能利用等式间的这种比较,
来找出归给各项生产要素的收益的份额。这种份额显然远不是什么物质收益
之类的东西。为了区别生产的总收益和各个份额的收益,维塞尔建议把这个 份额叫作“生产贡献”。
任何生产要素的生产贡献就是收益的那个部分,其中包含个别生产要素
对总收益的贡献;所有贡献之和正好等于总收益的价值。然而,由于收益是 一种预期的收益,它就不能是一切收益,也不能是平均收益。当然,它是边 际收益。在所有财物当中,生产财物大部分显然不是单独地被估价,而是成 批地被估价的。而且,由于一件生产财物的价值必然是所有生产财物的价值, 决定每件生产财物价值的就只能是所得到的边际价值了。换言之,决定生产 财物的价值的是边际产品,或边际产品中的份额。要找出铁的价值,我首先 找出铁制品的价值。铁制品的价值已经是边际价值,于是,在采用它作为铁 的价值的基础时,我就立即把铁的价值放在边际水平上了。不过情况并不象 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因为铁按多种不同数量加入到许多产品里去,这些产 品并没有得到,实际上也不能得到同样的边际价值,如果这样来决定铁的价 值,那铁的价值就不能是划一的了。然而,从经验上看,铺子里同样质量的 铁,其价值却是划一的,那个划一价值又相当于由许多使用当中的边际使用 所得到的价值。如果使用于不同结合中的铁制品,分别生产 8、9、10 个单位 价值,那铁的价值就是 8 了。
  但是,也可能很明显,这种用收益等式来决定归属的做法只不过告诉我 们某些份额是归属于某些生产要素的。我们必须进一步问,决定这些具体份 额的数量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例如,看到由于劳动、土地和资本三者合作, 劳动获得收益的半数已可令人满意了,但是我们不得不再问,决定劳动应当 恰好获得这半数收益而上地和资本应当获得其余半数的到底是什么。然而, 一篇序言的范围是不容许我涉及这问题的,何况,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在本书
第 146—153 页的透彻阐述之外再补充些什么,在那里作者把各有关份额的决 定因素全都详尽讨论过了。总起来只要提一提下面一点就够了:各项生产要 素随它的供给的稀缺、对它的需求的加大和技术的增长,而得到较大的归属

于它的份额,反之亦然,而且,并不存在任何要素所应有的绝对量。 到此为止都假定生产财物好象是仓库中质量完全相同的单件财物一样。
但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与相同数量的其他财物合作的两件同类财物中, 可能有一件财物产生价值较高的收益。这样的财物的使用原则并无困难。我 们如果拥有许多件这样的财物,就会首先使用那些产生较大收益的,而后使 用那些产生较小收益的。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可归属于质量较好的财物的收 益便较大,其程度相当于收益之间的差别。如果,这些生产财物中间质量最 差的财物出现数量过分多余,那我们就不把收益归属于它,而把所有收益全 都归属于质量较好的财物。
  现在,土地就是这种有差别的生产财物中间最显著的一种。李嘉图对这 一点专门给予注意。然而,我们如果仔细研究他的理论,同时研究这个理论 的必然结论,特别是一般地租的可能性,就会看到李嘉图关于土地所讲的一 切,也适用于所有具有级差价值的生产手段,即:按较好生产手段与较次生 产手段的质量差别的比例,在收益中较好手段所得的归属于它们的份额比较 次手段为大。某种上地所产生的个人收入——也就是李嘉图认为土地所特有 的收入——最终决定于下列事实:在同其他生产要素合作的时候,这种土地 产生这样一笔收益,即减掉可归属于资本和劳动的份额之后所剩下的一部分 按自然定律必须归属于土地,而且只归属于土地的收益。这不仅是一个收入 分割问题,而且是一个收益分配问题;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一定会 象现在这样发生,象现在这样得到解决。
但是,当我们转到资本的时候,我们就遇到较大的困难,因为在这里我
们遇到一个先决问题,也就是实际上究竟有没有一笔净收益始终可以归属于 资本的问题。
就土他说,显然收益的一部分一定要归因于土地,因为土地生产出净的
收成,也就是说,每一次收成以后,田地实际上依然完好。同样,劳动显然 也生产净产品,因为劳动者实际上并没有因生产而状况恶化。可是资本在献 身于生产的时候本身却消失了;于是问题是,资本应该怎样恰恰象土地一样, 生产一笔再现的收益。因为,如果这项生产手段这样做,它就一定要做别的 生产手段所没有做的事情,它就一定要主产出足以更新它本身的东西,并在 此之外再剩下一笔净剩余。
问题有如下述。归给资本的收益原来是一种总收益,资本就是消失在这
里面的。如果资本要做得象土地一样,这种总收益就一定要足以全部更新被 破坏的资本,并剩下一笔剩余。然而,经过仔细区别物质生产力与价值生产 力并记着我们目前所要证明的是前者,我们看到,在产业领域中在一道起作 用的三项要素的总收益,通常总是大得足以更新所耗费的资本并剩下一笔剩 余。这一点无论如何是无需证明的。在积累着成百万的资本的同时,还维持 了成百万人的生活,这就使这一点无可怀疑。如果这样的话,要是有人问到, 究竟可不可以把这笔净收益的份额归属于资本,那我们难道不可以反问,为 什么应该否认这一点呢?如果资本是一项经济要素,是一项象我们所说明过 的影响收益的要素,那为什么单单应该否认它在净收益中占有一个份额呢? 只要指出下面几点就够了:(甲)凡在机器代替劳动的场合,必须把以 前归给劳动的份额——即净收益中的一个份额——归属于机器:(乙)当追 加的资本增大任何产业的生产力的时候,就不能把额外产品归属于资本以外 的任何其他东西。于是我们必须结论说,象土地一样,一切形式的质量较好

的具体资本较之质量较次的具体资本得到归属于它的较高的收益,这种收益 是按使用质量较好资本所带来的生产成果的增加量来计算的。“当我们比较 资本质量的时候,决定归属的是净收益而不是总收益。”
  在阐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资本的物质生产力是无法直接证 明的。一部机器并不再生产出它自身来,而只是生产出别的东西来。我们间 接地看到,采用机器可以解放出劳动使其用于创造资本,这样就导致产品的 巨大增加。但是,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必须在净收益能够发生之前先行互相 交换产品——即所有不同工业的总收益。无论道路会怎样地迂回曲折,总会 从理论上得出这一点:生产中所消费掉的每一磅煤,总是正常地生产出另一 磅同样的煤,外加一点剩余的煤。
  说明了在什么原则之上把价值归属于生产财物,以及决定归属数量的因 素之后,又说明了一定也要把净收益的份额归属于资本之后,在第四卷中, 我们就回到各种不同生产要素的“自然”价值。
  我们知道,一般原则是,生产要素的价值是来自它们收益的价值。当我 们转过来把这个原则应用于各种生产要素的时候,在资本方面又碰到最大的 困难。问题有如下述:(甲)按照所论述的原则,资本是从其成果中获得价 值的。然而,假如我们希望知道归给任何生产的最后收益,并随着从成果价 值中减去所耗费的资本的价值,其结果却等于零,因为全部资本在生产中都 变成成果。成果和资本既然相同,从前者减去后者自然什么也剩不下了。如 果是这样,那又怎样来说明利息呢?因为资本的借出人不仅要求归还他的资 本,而且要求一笔叫做利息的剩余。(乙)假定我们发现利息是存在着的, 又发现借出的资本年复一年地再生产着它自身和一笔净收益,那为什么资本 的价值不代表那种无限的收益数额呢?
解决办法是以我们先前关于资本生产力的分析为基础的。我们刚才看
到,资本在生产中变成总收豫,也看到这种总收益确是包含资本的再生产和 一笔物质的剩余。我们从这一点可以推论:首先,资本的价值决不能大过于 总收益的价值:从而资本的价值是有限的。变成 105 的资本决不能大于 105 的价值。其次,我们推论:如果总收益总是包含着物质的剩余,那就不能把 整个总收益全算在资本价值的帐上。资本的价值必定小于 105。这样就得出 物质总收益与净收益,我们的问题也就得到解决。
这种过程在日常生活中通称为“贴现”。我们通过减掉例行利息来找出
在将来日子到期的一笔货币债权的现在价值。对于一切资本也是这样,我们 通过拿资本所要转变成的产品之和来减掉剩余的净收益,便找出资本的价 值。就固定资本而言,估价就更复杂些。这里主要特征是,必须把相继发生 的收益全部加以贴现,复杂的是,还必须预计到修理、重建等等并将其价值 加以贴现。就具有极其永久性质的固定资本来说,那就要用资本化来代替贴 现。因为利息作为资本价值的一定部分,而资本价值作为利息的倍数,那很 明显我们既可以通过把将来利息加以贴现的方法来得出资本价值,又可以通 过乘现在利息的方法来得出资本价值。在数学上两者的结果是相同的。
  当我们讨论到对第二个生产要素土地的自然估价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 先行处理资本在程序上是做得对的。因为通过估量土地的产品或收成的价值 来得出生产财物土地的价值的方法,不过是用来计算具有无限永久性的固定 资本价值的方法。我们资本化地租就象我们资本化净收益一样,所不同的只 是归给土地的始终就是净收益。可是,这一点却告诉我们,为什么直到资本
  
在产业中取得某些地位之前,土地得不到精确的估价。就资本说,我们有再 生产自身连同一笔剩余的母财富,已知这种总收益和净收益,我们就能找出 母资本的价值。可是就土地说,我们只有净收益,从而除了把土地价值作为 无限数量——与地租的无限可能性相适应——的原则外再不能有别的计算土 地价值的原则。但当资本出现的时候,当人们把资本运用于土地上面的时候, 当人们把土地和资本拿来互相比较和互相交换的时候,地租资本化的标准就 被发现了。资本和土地变成可以用它们的产品来通约的东西,也就是说,可 以通过耕种更多的土地或通过应用更多的资本来取得同等数量的收获。不 错,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可能没有土地和资本的交换,但是由这二者合作所 造成的等式还是会有的。
  至于第三个生产要素一劳动,自由劳动者不再象他在奴隶时代那样成为 估价的对象,但他的各别行为仍然是估价的对象。这里估价方法也和其他生 产要素一样。归属决定着把收益的哪一份额归给哪些劳务,而这样归给劳务 的每笔份额的价值就决定着劳务的价值。这样,象所有生产要素的价值一样, 每笔劳务的价值也决定于供给与需求,决定于从互补财物所得到的支持,决 定于技术状况。这适用于一切劳务,从最高级的浊占劳务直到不过作为“成 本财物”的非熟练劳动。
社会主义社会可能按工作时间来估价劳动,而不进一步注意其差别,譬
如说,应该把一小时的熟练劳动算作二小时的非熟练劳动,这里社会主义者 忘记了价值对今日经济的双重功用,就是它不仅作为收入的权利,而且作为 经济统制的手段。在追逐收入的赌博中,每个人只能赢到他所下的赌注的价 值,可是财富和劳动同样可以作为赌注,也就是说下了更多财富的人便赢回 更多的收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情况也许会改变。然而权衡财物和雇用 彼此的轻重的正是这一个价值,决定把生产财物引导到尽可能最好的经济成 果的也正是这一个价值。那么,收入分配的变动会不会弥补由于忽视价值决 定而产生的极端无组织呢?是不是因为庄稼汉要和地主得到一样多而上地就 不能有价值,是不是因为仆人和主人一样能干就可以忽视资本对产业的总收 益的效果呢?
在第五卷中所谈到的问题也许会遭受英国经济学家最严厉的批判。在这
一卷里维塞尔采纳古典学派理论所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成本的论点并在成本 中找到恰恰是效用的最一般的形式与尺度。这一论证可简述如下。生产财物 的价值来自它们的产品。但是不属于独占的,能用以制造许多产品的生产财 物,是从它所生产的价值最小的产品中获得它们的价值的,也就是说,是从 它们的边际产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它们对这种边际产品的贡献中获得 它们的价值的。然而生产财物一旦获得了这种价值,它们通常就把这种价值 保持到它们所转变成的产品里去,这些财物的价值——在这个关系里很有意 义地叫作“成本”——就这样近似地决定着价值。但是,由于最初决定这些 成本的价值的恰恰是边际产品的边际效用,所以生产成本定律不过是价值的 一般边际定律的一种特殊情况。
  这是本书的最因难、最微妙部分,请允许我试用另一种说法来阐述其主 要论点。
  无可怀疑,一眼矿泉是从人们发现泉水适于满足人类的某种需要这一事 实而获得价值的。要是泉水的化学成分发生变化,附属于矿泉的价值就要完 全消失。这也许是人们所能想望的最明白的例子,说明生产财物的价值是由
  
其产品价值来决定的。可是这和一般生产财物的情况又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在于:矿泉水是矿泉的唯一产品,而诸如煤、铁、非熟练劳动之类
的生产品,则可以说是有许多种水的水源。它们的产品按范围、种类及价值 说是数不清的。但是,依据我们决定矿泉价值的同一原理,我们当然应当说, 煤、铁及非熟练劳动的价值一定由它们所参加生产的商品总体的价值来决 定。可是这一总体并不属于经验上观察到的东西。任何统计也不能概括它的 无穷变化。它的数量是那么庞大、性质是那么不同,以至它对于生产它的生 产要素的影响必然是不清楚的。另一方面,生产手段却是大批存在和易于盘 存的同质财物。这些财物同其产品相比较的时候,给我们以大量和同质的印 象。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们把这些财物看作是决定因素而把它们的产 品看作是被决定因素了。
  再转过来看看个别雇主,我们看到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点。通常, 他自始就没有制造他所用的任何生产手段。他购买这些生产手段。给他印象 很深的事情是,他的煤、铁以及劳动都已经有了价格。他必须支付这个价格。 这样他的生产过程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一笔支出、一种牺牲,就是他所体会的 “成本”。他所制造的商品确是他打算用来补偿他所破坏的价值的,不过前 一价值是预期的而后一价值却是实在的。于是,他的第一原则就是,他所要 求的价格一定要和他所支付的价格相一致。这就很明显为什么他终于相信他 所要求的价格是决定于他所付过的价格了。
肯定地,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现在那么遍及工业领域的巨大企业,要否认
决定价值的是生产成本,就显得荒唐了。在任何组织周密足供仔细研究的行 业里,我们总看到拥有巨额资本、操纵价格的一两个大厂商。如果竞争尖锐 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厂商尽量通过减低工资、用机器代替劳动、大批购 进原料、改进建筑的规模和安排等等方法来减低价格。他们完全不顾及市场。 不等到需求变化就降低价格,根据熟知的经验,价格的每一降低通常都会刺 激更大规模的消费。其他厂商无论处于什么地位,都只能使它们的价格适应 于那一两个处于最有利地位的厂商的生产成本。这样,价格直接跟随成本变 动,难道还不明白吗?
穆勒的古典学派理论撇开这个问题。奥地利学派的理论虽然没有全部否
认它,但是,即使全都毫无保留,它仍然问,生产中所消费的所有这些东西 究竟从哪里获得公认是它们所传导的价值呢?产品归根结底只是劳动和资本 一起合作的产品。如今劳动按一定的工资参加合作,同时盖起了厂房、按装 了机器、还按一定价格买进了原料。那么,是什么东西决定所付的就是这些 工资和价格而不是别的呢?就逻辑看,古典学派的答案必然是,财物是从先 前的生产成本获得其价值的。然而这只是使问题倒退一步,使我们陷入永远 后退的境地直到我们扭转循环论法为止。假设,继续后退到更远的生产成本 的时候,也应该把资本化成它的象社会主义者所说的劳动第一要素,那还会 有同样问题:给予这种原始劳动以价值的是什么呢?除非这种价值也是由它 的生产成本所决定——维塞尔把它叫作“荒谬的想法”,他在第五卷第七章 里对此作了有力的抨击——答案就只能是,劳动是从其产品获得价值的。可 见,用生产成本来决定价值最终要引使我们兜圈子兜到发现自己是用价值来 决定生产成本为止。
  反之,维塞尔的答案却把我们领回到唯一的价值定律。消费财物形式的 产品从人类需要对于占有这些产品的依赖性获得它们的价值,生产财物则派
  
生地从产品价值获得它们的价值。“成本”是能供多种使用、能参加许多价 值等式的普通生产财物。说这样的成本将其价值传导给产品只是指它们完成 它们所以存在的目的。如果它们不在产品中再生产它们自身的价值,那人们 就根本不会去生产它们。但是成本除非本身先得到价值就不能给予价值。然 而它们所得到的既不是它们的产品的总价值,也不是反映财物总效用的财物 价值,而是它们的边际产品的价值。所以,成本凭其本身所能传导的只是边 际价值,而它们所能传导的这个数量也因为它是边际价值。质量相同的生铁 卖一个价格,并不是因为所有的铁制品都卖这一个价格,而是因为,虽然它 们按照它们所参加的生产结合而卖得各种各样的价格,还是始终有一个最低 价格或边际价格。所以按这一个价格买进生铁并用这生铁生产铁制品的风险 是最小限度的;这不过是取得经营中的最低价格的风险,而对产品需求的最 微小增加或产品供给的缩小,都会得到较高的价格。所以按成本生产意味着 预期破坏一种形式的价值会再生产另一种形式的价值,而这种预期是合理 的,因为成本代表工业领域中已经实现的边际价值。
  可见,用生产成本决定价值的定律只要可以应用就是正确的,也就是说, 只要产品是“自由生产”的,只要产品是按照它们同它们的生产手段的关系 来考虑而不是孤立地来考虑,就是正确的。但是这只是价值的相对数量的定 律。一个完整的理论却要求一个计算价值的绝对数量的定律,这个定律产生 于归属于成本的边际产品价值。于是,完整的定律将是这样:相同的生产财 物在产品中保持着相同的价值,那个价值来自生产财物的边际生产贡献。
具体地说,如果铁是 40 先令一吨,那下列事实就能成立:由于买主与卖
主之间经常过往密切,在这个领域内,体现在产品中的一吨铁至少要卖 40 先令。无论那个生产者也不肯出 40 先令,除非他能得到 40 先令。付 40 先令 来买生铁是安全的,因为出现在产品的新生命中的铁至少代表那个价值。此 外,如果付给非熟练劳动每星期 15 先令,那并不是因为社会要花 15 先令来 维持他的生命,诱使他结婚并为劳动市场保证供给,而是因为非熟练劳动在 其中合作的整个雇用范围内,曾把 15 先令归属于劳动者作为他在整个收益中 的份额——即他的边际份额。
这个理论的最突出之处也许是它继续进行把成本一词当作具有一定意义
的成本分析。没有疑问,英国读者会记得凯尔恩斯对穆动的攻击,以及他主 张“成本”一词意味着“牺牲”。维塞尔所赋给这个名词的正是这个意义, 虽然他对牺牲所包含的是什么的看法有很大出入。但是,象凯尔恩斯一样, 维塞尔并不把成本和资本家的成本等同起来。在维塞尔看来,“成本”就是 社会所耗费的东西。象那么多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维塞尔从不忽视世间的 财富“不是一笔基金而是一条流水”,或者,毋宁说始终是从下游流失又从 上游灌满的湖泊。要保持价值存在,就必须经常再制造财富。每个雇主都知 道,在把原料和劳动投入生产过程的熔炉中的时候,他所冒的是什么危险。 更难于看到:社会财富的提高水平是通过那种财富的经常变化为新的形式来 得到的,要是不明智地改变财富的形式,也可能使社会变得更穷得厉害。在 维塞尔看来,“按成本”生产就是指这个水平,这里生产意味着已取得的价 值的简单再生产,这里,如果产品不能恢复已投入生产中的价值,社会就要 遭受实际损失。
  假设我们付 100 英镑的代价买进劳动和原料,把它们投入织品中,这项 织品在穿着过程中经过消费而消失,我们就可以假定社会从这项织品得到过
  
价值 100 英镑的用处。这项织品从公共仓库里拿走上述数量的财富,可是我 们并不惋惜这种财富消失,因为织品通过在满足需要上给予我们等值而实现 了它的目的。它在物质财富过渡到活的财富的意义上再生产了它本身。但是, 如果我们付 100 英镑的代价买进劳动和原料,把它们投入一部机器中,那部 机器随后在制造一些卖不到 100 英镑的东西的过程中报废,那我们在经济上 就对社会犯了罪。我们从世上存货中拿走值 100 英镑的财富,却象我们所说 的,既没有使它“尽其用”,又没有给它补偿。以上我们是把资本和劳动看 作动态形式,其意义在于至少再生产被消费掉的它们本身的 100 英镑价值; 我们知道,会在其他使用中带来 100 英镑价值的,不是一件也许有价值也许 没有价值的产品,而是可以另行使用的资本与劳动。
  可见,按这种观点,平常的普通的生产财物全都是真正的成本,既是正 的成本,又是负的成本。所谓正,是因为用这样的生产要素来制造任何财物 都“需要”消费掉这些要素或放弃它们。所谓负,是因为当把财富专门用于 一种生产形式的时候,其他同源商品的生产就相应地受到限制。
  于是,维塞尔结论说,如果我们间按成本生产的产品究竟为什么有价值, 又为什么有相当于在制造这些产品时所破坏的价值的那个价值,答案就是价 值是从效用来的。当然,这效用并不是产品本身所实现的效用,而是在整个 使用范围内用相同成本所制造的产品所实现的效用总体中的边际效用。所谓 把成本花费掉只是一个征候,而认可成本价值的则是边际效用。
效用始终是价值的来源。所不同的是这里不再把边际效用限于只是边际
效用所属的那一类,它遍及整个同源产品的领域,它允许所有同源产品具有 相同的价值比例。这样,显然不同的产品却象一批财物的不同部分一样获有 相同的价值关系。如果我们始终必须在每类范围内找出它的边际效用,那的 确难于对消费财物进行比较。然而,由于成本带有已经决定的价值并把这种 价值传给产品,种类极其不同的商品就完全象同一批财物的许多单件一样可 以互相比较了。这样就可以结论说,成本定律是价值的一般定律所采取的最 普通的形式。
这里必然发生的问题是:在成本问题上,维塞尔是否仍然忠于他的第一
原则,即价值就是普通人承认是价值的东西呢?争论所使用的那个逻辑可能 使英国经济学家发生怀疑。而我,没有囿于作者所说过的一切,作为一个老 企业家,也许我的实际知识可以使我有资格说,作者对于成本所作的分析是 经得起普通人的批判的。就个人来说,我觉得这个分析不仅正确,而且巧妙。 决定成本的最简单形式是经纪商的决定。对他说来办理一笔出口订货只 是意味着为他的客户代购所需要的商品。如果他付现款,那为了办理订货他 就要花掉一笔钱,这笔钱也许是他出利息从银行借来的。这笔支出恰恰就是 “成本价格”。当然,外国订户析花的钱就等于那个价格,再加上运费和经 纪商的佣金,这笔佣金抵偿办公费、借款利息、利润,也许还抵偿风险。当 我们讨论到制造商的时候,问题就更困难一些。要是说我对于“成本估算” 有什么了解,也就是下面这些。任何熟悉自己业务的大制造商部有一张包括 若干开支的清单,这张清单可能包括,用作支付工资、煤炭和供应的金额, 机器与厂房耗损的摊提成数以及办公费和借款利息的金额等等。在这上面再 加上为原料而付出的一定金额,合起来就构成他的“成本”。这样,一个棉 纺业主就有一份制造每单位数量的棉纱的成本估算,当向他询问棉纱价格 时,他只要在这个估算上加上棉花的当时交货价格,其结果就是他的“成本”。

但是,这并不是他所要报的价格。他要报的价格还要包括一项抵偿利润与风 险的部分。实际上,成本估算只作为一种最低限度。必要时制造商也往往甘 心按成本报价,这主要发生于他是继续维持他的生产还是让他的企业受到损 害二者必居其一的时候。但是,按正常情况,低于成本他就不能经营了。
  然而,也许可以认为每个人在其成本估算中是可以自己作主的。可是事 实上制造商自己进行成本估算却是不常见的。成本估算一般是作为本行业的 传统或公开秘密出现在他们面前。在这种场合,这个被接受作为成本的东西 并不由这个或那个工厂的费用所决定,而是,对能够购买的劳动、建造的厂 房、开动的机器按平均数的计算。换言之,它是一种边际计算。如果个别制 造商不能按这个成本来生产,他的处境就更加不妙。这个成本是竞争所能允 许他的最大成本,如果他要保持胜算,他就必须满足于较小成数的“经常成 本”。如果成本估算不是根据通常能够用它来雇用劳动的工资,不是根据几 是有资本来从事这样一种经营的人所能实现的制造费成数,那这个成本估算 根本就不是整个行业的成本估算。
  可见,如果我们分析这种属于行业的成本估算,就会发现,它是根据某 些完全不同于这个或那个生产者的经验上的费用的。它所采用的劳动价格将 是极普遍地付给具有某种技能的某一类劳动的工资。他所采用的厂房价格将 是在一定地区修建土木工程所通行的价格。机器价格将是由能够从事几乎任 何种类的手工工作的机器匠把有无数用处的金属锻制成一定形状所花的成 本。原料价格将是由这种原料所能参加的许多织品所实现的价格来决定。简 言之,所有生产要素,只要不是独占财物,就是维塞尔所理解的成本财物, 也就是可以作许多种使用的财物,这些财物具有一种可以称之为被预先决定 的价值,因为它是由这些成本所参加的产品所实现的许多价值中的边际价 值。
还有一点也不能不引起注意的,就是,在成本当中,维塞尔还包括非熟
练劳动。象维塞尔在别的场合确是明白主张过那样,这意味着劳动力是财富 的一种形式。的确,人作为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但是人作为劳动者,却 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从经济上看,扶犁的手臂是和犁相同,把自身花费于生 产更多财富的力量。如果我们深究一下为什么一个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而没 有足够的劳动来使用这些财富的社会实际上还是很穷,这一点就变得更明白 了。但是,不管我们对于把劳动力包括在财富里面是否恰当,在看法上可能 有多么大的分歧,我们也不能否认,当把劳动力投于一种使用的时候,就是 从任何其他使用中抽掉和扣留了财富生产的一项基本要素。某种生产肯定要 “花费”社会某种劳动,就象一个好工人的死亡会使世界变穷一些,同是很 明白的事。
  我不能再多讲些什么了。随后的要点是:探讨租金和利息在成本当中的 地位,对把“成本”同劳动的痛苦和资本的节欲等同起来的“成本”概念的 尖锐批判,以及占第六卷一卷篇幅的关于边际定律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的虽 然简明但却富于想象的论述。要是这里我把这些要点略了过去,那不是因为 它们的价值较小,而是因为一篇编者序一定要适可而止。
  我还应该补充一点,依照作者的条件,我完全对现有译文的经济准确性 负责,并且逐字校了译文。作者序的译文以及内容分析表的撰拟,由我个人 负责。其他方面的译文都是马洛赫夫人所译,作为她的工作的赞赏者,我虽 然没有资格对于译文的优美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是引用维塞尔教授对于译文
  
所作的评价恐怕是再公平没有了。他说:“我认为本书在译文上就明晰与严 谨说是再好没有的。”对于维塞尔教授本人,我对于他以特有的耐心与明白 的说明来回答我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以及最后校订本书全部清样,致以诚挚的 感谢。
威廉·斯马特
1893 年于格拉斯哥

作者序


  曾经传说,人们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前人所作过的几乎所有 关于价值的说明的尝试。可以肯定的是,亚当·斯密在他的说明中把两种互 相矛盾的观点摆在一起了。简单地说,他提出两种理论,一种是富于哲理性 的,另一种是经验的。在前一种中,他试图搞清楚应当把什么东西看作是表 现价值的特征的属性;搞清楚对那些外表完全相同的事物,我们拿来归给某 些事物而不归给另一些事物的,究竟是什么;搞清楚我们拿很多归给某些事 物而拿很少归给另一些事物的,究竟是什么,而用别的标准来衡量,另一些 事物似乎还重要得多。按这个观点价值本身就是一种属性,并不等于我们所 理解的其他东西,尤其丝毫不等于事物的有用性。在实现这一尝试时,亚当·斯 密首先从日常经济生活的复杂的情况中进行抽象,并且限于说明简单、原始 的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里他发现价值的来源正是劳动。财物对我们的价值 等于财物所花费的劳动,从而等于占有财物所节省的劳动。这样得出了价值 概念之后,亚当·斯密接着把它应用到价值现象的经验实例中去。此后每当 他碰到价值的时候,便看不到其中有什么神秘的东西了;他有一种区别价值 于事物的其他属性的方法;他知道怎样达到价值的核心;的确,通过价值同 劳动——价值从它那里获得内容——的关系,他甚至能够计算价值。
但是,亚当·斯密又离开这一点按他在实际生活中所看到的,描绘了—
—这里我们谈到他的经验的理论——价值的原因和价值的大小。他看得很清 楚,原则上他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原因,在实际上劳动并不就是价值的唯 一原因。他认为,通常有三个要素一起构成产品的交换价值,即在生产劳动 之外,还有必要的资本利息和必要的土地地租。这并不是说经验上所观察的 “价值”,其性质不同于理论上的“价值”。土地和资本所创造的那种价值 是和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具有相同的性质的。就那种价值说,我们如果要领会 它的内容,要计算它的大小,我们所必须参考的也是劳动。表明他认识到他 的理论上说明和他的经验上说明之间有任何矛盾的唯一迹象,是在他从描绘 经济生活的原始自然形态过渡到描绘建立在把土地和资本当作私有财产的基 础上的社会那一部分。在这里他忍不住嘲笑那些“喜欢侵占别人劳动成果” 的人,但是,一旦回到现实王国,他又把利息和地租当作不言而喻的事实纳 入了他的理论体系。
过了近半个世纪之后,李嘉图试图澄清其导师理论的不完善之处。李嘉
图深深感觉到亚当·斯密几乎没有注意到的矛盾。他怎样来解决这种矛盾呢? 跟亚当·斯密的错误比起来,他所用的方法更严重地暴露了政治经济学是一 门多么幼稚的科学。今天,靠了这门科学的这些伟大先行者的劳动,当我们 面对着这些要加以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就不能再使自己回到这些伟大先行者 首先形成他们的观察和思想的那些概念里去了。在他们为逃避窘境所作的努 力中,他们以爽朗的心情来说明那些我们今天看来与其说是他们所要说明的 现象,不如说是谜样的东西。那么,李嘉图的企图是什么呢?他的全部努力 都消耗在试图表明亚当·斯密的哲理性的与经验的理论并不象乍看起来那么 互相矛盾——的确,在采取这种立场的时候,他就必须同时澄清和发展这两 种理论。如果我们所讲的限于一般规则和平均数,那么实际的价值本来就跟 我们从劳动所得到的价值在数量上是一致的——的确,并非完全一致,而是 差不多一致一只有一个例外,而这个例外是那么微不足道,以致可以完全略

而不论。在亚当·斯密所列举的,除劳动之外的价值构成的两个经验的要素 中,地租——这本是李嘉图的著名理论的最终成就——被完全取消了。地租 不决定产品的价值,反而受产品价值的决定。当然,利息还保留着,但是李 嘉图认为他说明过利息差不多按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数量的比例随着产品价值 的增加而增加,因此,最后还是劳动数量提供了一切产品的价值关系的颇为 可靠的尺度。由于按这样处理,利息便不构成他的理论体系的障碍,因而李 嘉图实际上也没有想去说明它。他认为利息就是象他所看到的那样,是一件 用不着说明的事实。如果我们记得推动李嘉图大脑运转的刺激因素,那么使 许多后世著作家感到惊奇的这种处理,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并不打算阐 明全部经济学。他只希望说明实际的价值和能够理解的价值是极其相同的—
—虽然只是从一定的观点看。李嘉图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想到改良经济生活的 人。他从不用应该是怎样的价值来反对实际是怎样的价值。他从没有想去谴 责利息。按作者本人的意思来理解,他的理论体系丝毫也不含有对利息的谴 责。这里面并没有什么不合逻辑的东西。当社会主义者根据他的体系掀起他 们反对利息的运动时,并不象他们所想象的,是什么他们在完成这个体系, 而是在破坏它。只有利息果真无疑地是一件好事情,人们才能象李嘉图那样 对其略而不论。
自李嘉图的著作出版以来半个世纪又过去了,而自《国富论》发表以来,
则已过去了一个多世纪。在这个期间,对社会科学的要求发展得很快。在亚 当·斯密的时代,人们用人的“原有”本性和事物的“原有”状态来说明事 物的现状,并以此为满足,相反地,我们却喜欢用现实来说明现实。哲理本 身变成了经验的东西。它不容许不是抽自十分有根据的经验的论证。历史状 态、成文法、日常经济生活,既是研究的对象,同时又是研究手段的最后来 源。要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在今天写作,那他们就会充满今天的精神,即 使他们还没有掌握使许许多多人的聪明才智听我们使唤的丰富经验与知识, 他们的著作仍会比他们在他们时代所能写出的不知要完善多少倍。可以肯 定,他们会避免那些自从他们的时代以来随人类精神发展而克服掉的错误。 然而,他们的学派还在追踪他们所走过的道路,踌躇于不易理解的经验 主义与最纯粹的臆测之间。这个学派还是伟大的学派。真是很奇怪,就政治 问题和方法问题来说,当各个方面——从社会主义者到德国历史学派的门徒
——都摒弃英国祖师学派的时候,居然看到,有关价值这个老的经济问题,
许多新近的经济学家却依旧忠于它的教义。一个人对经济学作怎样的判断归 根结底必须看他对价值作怎样的判断。价值是经济学所涉及的问题的精髓。 价值定律之于政治经济学正象引力定律之于机械学一样。直到现在,政治经 济学的每一个伟大体系都阐述各自的特殊价值观点以之作为应用于现实生活 的理论的最后根据,若是不能用新的更完善的价值理论来支持这些应用,为 革新所作的任何新的努力都不能为这些应用打下充实的基础。
  当然,许多流行的价值理论,曾在许多方面使其本身处于同亚当·斯密 及李嘉图的理论相对立的地位,特别在德国,虽然在那个国家近年来的确日 益广泛地接受了劳动理论。理论由此而获得的进展是不能加以高估的。特别 可以注意的是,现在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摆在一起,而且,除个人的经济 生活之外,我们现在还认识了国家经济以及其他更一般的经济。这里,又一 次突出地表现了价值理论和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反对个人主义者关于价值 概念的解释,是同在经济学中反对个人主义者倾向的斗争站在一边的。但是,
  
看来流行的理论的这一部分似乎也无能为力,而这个运动也就“束之高阁” 了。从今天的经济研究看,总的说来,人们所探讨的不是价值现象,而是价 值的通俗概念。我在别的地方说过,对于研究人类活动的任何方面的科学来 说,特别危险的是迷失自己的目标。他们忽略行为及其动机,太急于研究人 们从他们的行动中取得什么意义。我们于是有了“通俗理论”,特别是有了 那些能够通过用来表达他们所研究的现象的名词的普通意义来解释的理论。 我觉得这种评语特别适用于刚才提到的那些价值理论。
  我想谁也不会否认价值理论需要从根本上加以革新。甚至他们的门徒也 承认流行观点有不完善之处。但正当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往哪里转变踌躇不 决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论。在下述情况下,即在起初没有人注意,随 后很长时期只有很少人想到,只有那些大部分彼此互不认识,但是对于许多 人曾经怀疑和不同意的地方还是同意了的人们的努力之下,出现了建立在新 的基础上的新理论——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的经验的理论。
  这个新理论是从下列旧命题出发的,即财物的价值来自财物的效用,或 者,换一个说法,来自财物所保证的需要的满足。可是,人们要发现价值定 律,就一定要先懂得需要定律。如今,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发现这样一件事 实: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即使在一定的经济状况下,对同样东西的需要却 有十分不同的强度,视通过财物的使用而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程度而异。但 是,由于财物的使用决定于一个人所拥有的财物数量,财物数量便对需要的 估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而对价值本身的来源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观察是 更广泛的研究的出发点。它本身就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为它最终解决了价 值随财物的增加而下降这种似乎违背常理的现象。但是从它对于经济方法的 影响看,它也是同样重要的,因为它把经济学家从臆测的方法和普通语言所 指示的错误目标领到价值现象的经验的核心。
一般说我们可以把所有那些从效用溯源价值的人列为这个理论的先驱
者,特别可以列举那些甚至坚持交换价值也是以效用为基础的人,尤其是当 他们尽管受到生产成本的明显影响而仍然坚持他们的原则不退缩的时候。通 常在这一点上理论的阐述不是前后不一致或含糊不清,就是以放弃完整性为 代价、用撇开成本问题的方法来保持阐述的逻辑性与明晰性。作为新理论的 先驱者一按这个名词的较严格意义来说——我们可以列举那些研究财物数量 以及财物效用问题的人。当然,通常这方面只发展到说明随着供求变化所产 生的价值量变化的地步。但是就少数几个作者说,却采取了更为正确的形式, 承认“稀罕”、“供给的限制”是效用创造价值所依据的条件——不仅象李 嘉图所说的,就某些稀有财物而言,而且就一般财物而言。在符合这种条件 的作者当中,可以作为我们的理论的直接先行者的人是:奥古斯特·瓦尔拉
(《财富的性质与价值的根源》,1831 年埃夫勒版),以及孔狄亚克、吉诺 维西、西尼尔等。①
自然价值的下一页
成为本站VIP会员VIP会员登录, 若未注册,请点击免费注册VIP 成为本站会员.
版权声明:本站所有电子书均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有任何侵犯您权益的情况,请立即和我们联系,我们会及时作相关处理。


其它广告
联系我们     广告合作     网站声明     关于我们     推荐PDF     全部分类     最近更新     宝宝博客
蓝田玉PDF文档网致力于建设中国最大的PDF格式电子书的收集和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