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星评传



内 容 简 介


  宋应星是 17 世纪中国明代卓越科学家和思想家,他的《天工开物》是中 国科学史中的代表作,也是一部世界名著,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推崇。他的
《野议》等四种著作是中国思想史中的重要作品,其中闪烁着不少光辉的思 想。
  本书是作者根据 30 多年的实地采访和文献调查所获得的许多新的第一 手史料而写成的有关宋应星的综合性评传。全书共 13 章,分别叙述宋应星的 时代背景、家世、生平事迹、社会关系、著述、政治经济思想、哲学思想、 科学思想、技术思想、历史地位、国际影响及其著作版本,对宋应星一生各 个方面作了评述。附宋应星事迹年表。全书有插图 80 幅,其中不少为珍贵插 图。
本书可供高中以上学校师生、干部、科技人员,以及历史、科学史和理论工作者 参考。

自 序


  呈现给读者的这本《宋应星评传》,有幸被收入著名理论家匡亚明教授 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中。与本丛书其他大部分传主不同的是, 宋应星(1587—1666?)的主要专长是科学技术,而非文史或哲学。但他在 人文科学方面的著作表明,他作为一位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也是毫不愧色 的。中国传统科学有悠久发展历史和丰富文化遗产,在古代和中世纪中国曾 完成许多卓越科学发明和发现,对人类文明史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吸取前代 生产技术经验和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历代出现了许多优秀科学家和技术发明 家,通过他们的创造性劳动,使古代科学技术得以系统概括和,总结提高, 从而达到新的发展水平。毫无疑问,古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受社会生产 所制约,因之从事生产实践的工农群众在历史上始终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科 学前进的首创力量。但是科学家的作用是一点不能低估的。没有科学家的活 动和贡献,就谈不上科学和文化的发展,而社会生产的发展提高也会受到限 制。
  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中,明代(1368—1644)的学者宋应星要算是一位重 要代表人物。其《天工开物》(1637)驰名中外,是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优 秀科学技术典籍,也是一部世界科学名著。此书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明代及明 以前在农业和工业
各个生产领域内所取得的技术成就,内容广泛系统,文字洁简明了,插
图生动活泼,深受海内外读者的推崇。宋应星的科学业绩也因此得到世界各 国学术界的高度评价。除此书之外,
他还著有《野议》(1636)、《思怜诗》(1636?)、《论气》(1637)
和《谈天》(1637)等书流传于世,其中反映了他在政治经济、哲学和科学 技术观等方面的思想,说明这位作者是驰骋于自然科
学和人文科学两大知识领域的渊博学者。过去因对《野议》等未予注意
或研究不够,宋应星在人文科学方面的成就一度被 其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所掩盖,主要原因是这些书长期间只 是明刊孤本,不易为人们见到,直到本世纪 70 年代起才再版刊行。从这
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宋应星作为科学家兼思想家的地位才被确认,其思
想中的精华方为世人所识。 象宋应星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及其著作,是很值得深入而 认真地加以研究的。这项工作是整理、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来进行这一工作呢?匡老最近强调说:“对待中国传统文 化思想,我们既要反对否定一切,又要反对肯定一切的两种偏向。我们要以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批判、消除消极因素,继承发扬积极因素,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精 华,在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中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①本书就是根
据这一精神对 1981 年发表的旧作《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加以改写和扩展而成 的。宋应星及其著作,正如所有其他古人及其著作一样,既有积极因素,也 有消极因
  素,但相比之下积极因素是主要的,正因为如此,他和他的著作才在今 天仍受到称道。我们的任务就是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继承发扬其积极因 素,使其精华在当前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当我们了解到他的一些科学成就
  
和优秀思想一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时,就会从他那里获得激励我们继续 进取的精神鼓舞。春风杨柳万千条,十亿神州尽舜尧。明代先哲宋应星能做 到的,在当今时代里我们也应当并且能够做到。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比旧作有下列较大的变动。将原来论宋应星思想的 一章扩成四章,分别评述其政治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和技术思想, 这样就能更详细地介绍其思想的各个方面。旧作论《天工开物》版本的那一 章,在今本中改为论宋应星现存全部著作的版本,包括《野议》等四种在内, 同时又将近年来国内外出现的《天工开物》新版补充进去。鉴于有关宋应星 家世及事迹的原始资料不易得到,为保存史料计,此次一律给出全文,并加 以解说,以便作进一步研究。宋应星事迹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是关于他早 期和晚年活动记载不详,比如何时读小学入县学、何时拜邓良知(1558—
1638)与舒曰敬(1558—1636)为师、甲申(1644)后何时荐授滁和乓巡道 及南端兵巡道等,吏料均无明确记载,因而在这些地方显得模糊不清。我们 此次从不同角度多方考察了这些问题,获得新的认识,初步理出一些头绪, 排出了具体时间表。史料中对其师友事迹的叙述也常缺乏年代,而这又反过 来影响到对宋应星事迹的探讨,此次亦设法给出具体年代。但愿这些方案成 为今后深入研究的引玉之砖。在论国际影响的一章里,加入近年在国外获得 的一些新资料。
因有些史料涉及宋应星一生的不同方面,如其友人陈弘绪(1597—1665)
写的《复宋长庚刺史书》(1644),涉及宋应星 当本书书稿交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时,丛书副主编林德宏教授
先通读全稿,提出很多宝贵意见。1989 年 12 月,又蒙丛书主编匡亚明教授
亲自在宁主持召开定稿会议,听取了各专家意见后,再作修订。中心负责人 潘群、丛书其余副主编周勋初、茅家琦、吴调公及时惠荣诸先生都关心书稿 的修订、提了好的建议。赖有以上各位努力,本书才有出版机会,谨致谢忱。 匡老主持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计划,是中国学术界的空前创举,对加强精 神文明建设、弘扬中国思想文化遗产将有深远意义。我们祝愿他健康长寿, 亲自看到 200 部评传出齐。但限于水平,本书有遗误之处,恳请海内外读者 指正。

潘吉星记于不息斋


1990 年 3 月 3 日·北京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 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 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 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 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 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 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 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 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 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 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 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 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
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 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 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 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 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 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 早在 1938 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 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
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
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 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 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 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 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 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 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 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 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 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 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 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 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 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 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 1990 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覆证明,凡是在 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 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 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 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 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
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
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 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 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往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 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 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 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 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 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 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 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 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 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 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 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 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 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 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 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 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
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 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 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 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 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 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 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 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 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 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 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

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 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 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 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 “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 开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 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 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 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 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 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 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 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 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 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 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 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 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 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 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 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 “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 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 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 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 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 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 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
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
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 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 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 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 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 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 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 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 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 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
  
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 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耄童心,默默地祝愿这 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 能发出无私的光芒,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 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 年 10 月 7 日



宋应星评传

第一章时代背景


  科学文化史表明,每个卓越历史人物的出现都有其时代的需要,并都是 该时代的精神产物。因为每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 就要造就出这样的人物来。正如同在 16—17 世纪欧洲需要并且产生了伽里略
(1564— 1642)、哈维(w. Harvey, 1578—1657 )和阿格里柯拉
(GeorgAgricola, 1494—1555)等人那样,在 16—17 世纪的中国也需要 并产生了李时珍(1518—1592)、徐光启(1562—1633)和宋应星(1587—
1666?)这样的人物。按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
—)博士的看法,这一时期中国科学界的李时珍、宋应星等人虽然其活动不 一定与当时西方科学家有联系,但其学术水平足可与其西方一流同行相匹敌
①。科学与思想的复兴运动在当时是一种世界现象,就象一次巨大的地壳运动 那样,在地球的东西两端同时涌现。虽然中国与西方情况不尽相同,发展程 度也处于不同层次,但不能否定有某种类似之点。已故史学家侯外庐(1903
—1987)教授借用明清之际思想家的话,把 16—17 世纪的中国称为“天崩地 解”的时代,认为这个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们具有“别开生面”的批判思想①。 这是个恰当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但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当时的西方,不但 适用于思想界,也适用于科学界。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是一种世界现象。 当历史已发展到某一成熟阶段之后,自然就会结出精神上的硕果,中外皆然。 在西方, 16—17 世纪近代自然科学中的兴起和启蒙思潮的涌现,是与 封建制度的没落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相伴随的。工商业资本主义为其 自身发展,需要了解物体物理、化学属性、自然力的表现形式和物质物体运 动变化的数量关系等等,这就要求助科学技术。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要 求打破封建制桎梏,提高并解放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商品贸 易,因之便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新社会生产关系的建立,需要在意 识形态领域内冲破中世纪神学统治和封建观念的思想束缚,因而就要求开展 新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对封建主义及其精 神支柱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经院哲学及各种蒙昧主义表现展开了批判,宣扬 思想解放和人文主义。这就是与科学复兴同时而起的思想文化复兴。所有这
一切对于社会历史发展都起了促进作用。
在中国, 16—17 世纪明代科学的高涨和启蒙思潮的涌现,也是与封建 制的衰败、商品经济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相伴随的。封建制经两千多年统 治后,至明代已进入衰败阶段。当其发展至后期各种矛盾加剧而弊端百出之 时,就要求进步思想家予以揭露和批判。随着工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历代 科学知识的积累,传统科学技术至明代进入晚熟阶段,需要科学家加以总结。 这时资本主义在中国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萌发,虽然不在社会中占压倒优势 地位,却也同样刺激了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工商业主与比他 们先行一步的西方工商资产者并无二致,出于同样利益及目的也要求迅速发 展工农业生产和商品贸易,因之也求助于科学技术。他们与社会市民阶层、



① J.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I.P. 147 (Cambridge Universty Press,1954);Vol.
Ⅲ.P.154(Cambridge,
① 侯外庐: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潮的特点,载《中国资本主义萌 芽问题讨论集》,上册,第 91
页(三联书店,1957)

农民和手工业者一样,要求冲破封建制束缚。与上述要求相适应,在意识形 态领域内也出现了新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科学家和思想家 对封建主义及其精神支柱佛教与道教的神学、中世纪儒学和各种蒙昧主义也 展开了批判,宣扬科学与理性、民主与法治。明末和明清之际科学界和思想 界的启蒙运动有别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后期文艺复兴,但却是同一历史阶段 的产物,社会效果亦同,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就本书传主宋应星而言,他正好生活在 16—17 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明代 后期的万历(1573—1619)、天启(1621—1627)及崇祯(1628—1644)三 朝,晚年还赶上清初的顺治年间(1644—1661)。在这些年代里中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他是一位饱经沧桑的人物。他活动的鼎盛时期在 17 世纪 30—40 年代,其主要作品《天工开物》 (1637)、《野议》 (1636) 及《论气》 (1636)等都发表在这一阶段。他作为明末及明清之际中国启 蒙社会思潮代表人物,是以科学家兼思想家的双重身份而登上历史舞台的。 以往的史学作品总是把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2)、王 夫之(1619—1693)和方以智(1611—1671)等人列为该时期启蒙思潮的著 名代表,而没有提到他们的直接思想先驱并与他们同时在世达 50 年以上的宋 应星。这是个重大遗漏,究其原因是由于长时间内对宋应星思想研究与认识 不足,结果使他的思想光辉被其科学成就所掩盖。本书目的之一就在于以一
系列证据表明,宋应星不愧为 17 世纪中国启蒙思潮的早期杰出代表人物。要
解释何以会出现象他这样一位人物,就要首先着重分析其所处时代的科学、 社会和思想背景。说来也巧,宋应星著作和思想的酝酿,正好处在明末封建 制急剧衰败和资本主义萌芽显著发展的时期。他既目睹了旧的社会生产关系 和生产方式的衰落,又目睹了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萌发,他在东 西南北各城乡间所从事的行程达几十万里的广泛科学考察和社会调查规模, 恐非同时代其他学者所能比拟。所有这些丰富阅历使他在研究自然科学和人 文科学时,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作为学者只读万卷朽还不够,必须要行万 里路,这是古人早有论述的,而宋应星恰好做到了这一点。
让我们先分析宋应星在他那个时代里所面临的技术、经济现状。明代
(1368—1644)以来的农业和手工业各部门在宋代(960—1279)、元代(1280
—1368)基础上都有新的发展①。农业中主要栽培稻、麦、黍、稷、粟(小米)、 菽(豆类)、麻、棉、各种油料作物、经济作物(如染料、甘蔗)、果木、 蔬菜,还有桑蚕等副业、畜牧业和渔业。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稻的重要产地在 南方长江流域,早在南宋(1129—1279)时这一带水稻种植就发展很快,在 粮食中产量居于首位。按照宋应星的统计,明代全国口粮中稻占十分之七, 而麦黍粟共占十分之三(《天工开物乃粒))。这个统计或许略有出入,但 可看出稻确为五谷之首。南方稻谷还通过大运河漕船运到北方。当时大抵是 南人食米,而北人食麦(面)。宋应星生长于产稻区的江西农村,一出家门 便是稻田,他从小就熟悉种稻技术。江南无霜期长,基本上推行双季稻耕作 制,如他所见,“南方平原田多一岁两栽两获者”,“六月刈初禾,耕治老 稿田,插再生秧”。①实际上这是连作稻。岭南地区和福建气候温暖,没有霜



① 潘吉星:明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载刘重日主编:《中国史稿》第六册,第 687—720 页(人民出版社,
1987)。
① 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上册,第 2B 页(明崇祯十年原刊本影印 本,中华书局,1959)。以下

期,甚至推行一年三熟制,种两季稻,再种其他一种作物,充分利用天时和 地力。明代种稻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从《天工开物》、《农政全书》 等书叙述中就可看出。那时在颗粒选种、浸种、育秧、插秧、追肥、除草、 收割以及防治病虫害方面都积累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经验。先用浸种法对稻种 作预处理,撒播田里秧生后三十日即拔起分栽,秧苗拌以肥料和农药(当时 主要是砒霜,即氧化砷)。一亩秧苗可移栽 25 亩。各稻产区还培育出不少优 良品种,如就江西而言,便有救公饥、喉下急、吉安早、浏阳早等。而按明 人黄省曾《稻品》所载,在嘉靖(1522—1566)年间苏州地区水稻品种达 38 种。由于稻作技术的提高,南直隶(今江苏)长江以南稻田亩产 3 石,个别 地方高达 4—5 石。
  麦类虽也产于南方,但主要产地在北方(图 1)。当时总结出的种麦经 验是,土细、沟深、耙轻和撒匀,对选种、种子处理、播种、整地作垄畦、 施肥、清理麦沟、培土壅根、运锄、收麦和防止虫灾等方面,都采取了有力 措施。其中一项重大成就是发展了小麦育苗移栽技术。由于这项技术在江南 的运用,解决了稻、麦争时的矛盾①。崇祯末成书的《沈氏农书》云:“若八 月初先下麦种,候冬垦田移种,每颗五、六根,照式浇两次,又撒牛壅沟盖, 则杆壮麦粗,倍获厚收”。虽然对小麦移栽技术的记载出现较晚,实际上这 种方法至迟在明中期就已行之有效了。这对推广稻、麦两熟制具有很大意义。 除稻、麦外,对黍、稷、菽和棉、麻的选种、施肥、灌溉、田间管理及防止 病虫害等,也都积累一些有效经验。为了提高复种指数,明代还广泛用间作 和套种技术,如麦棉套种、粮桑间作、粮豆间作和粮菜间作等。①
明代棉花种植比前代有进一步推广,遍及南北各地,有些气候、土壤和
技术条件较好地区,如今江苏、河南、河北、山西和山东等省,都成为这时 著名产棉区。浙江湖州、嘉兴、杭州和四川保宁等地,是桑蚕业发达的地区。 甘蔗种植也有发展。尤以福建、广东及四川为盛。他如各种油料作物和茶、 漆、油桐、染料和各种果树栽培,都有进一步发展。由于这时中外交通大开, 万历以后还从国外引进玉米、甘薯、落花生、西红柿和烟草等,也由东南沿 海地区逐渐向内地各省推广。尤其玉米和甘薯是高产作物,用途广,对土壤 条件要求不高,便于种植,很受农民欢迎,至明末已遍及南北不少省分,成 为后起的粮食作物,而且还从中国再传至朝鲜和日本。玉米原产中美洲,万 历年引入中国,田艺蘅(16 世纪人)在《留青日札》称其为“御麦”:“御 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名‘御麦’”。李时珍《本草纲 目)卷 23 称其为“玉蜀黍”:“玉蜀黍种出西土”。王世贞(1536—1583) 的《学圃杂疏》又叫“西番麦”。甘薯也原产美州,与玉米同为印第安人最 初栽培。万历十八至二十一年(159O—1593)福建商人陈振龙将薯种从吕宋
(今菲律宾)带回家乡,由福建巡抚金学曾提倡种植,遂逐步推广。徐光启 在《农政全书》卷 27 收入他写的《甘薯疏》,主张在各地试种,可作备荒食 用。落花生原产南美洲巴西、秘鲁, 16 世纪初从南洋群岛引入中国。弘治
《常熟县志》(1503)称:“三月栽,引蔓不长,俗云花落地面,而生子土 中,故名。”这些美洲作物的引进,丰富了中国作物品种,也给百姓带来好



均引此书,不另说明。
① 闵宗殿、董凯忱、陈文华:《中国农业技术发展史》.第 133 页(农业出版
① 陈文华:《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简明图表》,第 29 页(农业出版社,1978)

处。
  {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008_1.bmp}为了改良土壤并提高肥 力,明代因地制宜地充分利用人畜及鸟粪便、厩肥、草木灰、骨灰、绿肥、 饼肥等多种肥源或加工成复合肥料,还以石灰处理酸性土壤。同时较普遍使 用各种简便而有效的农机具,如筒车、牛转筒车、踏车、拔车、辘轳等灌溉 供水。遇有天旱,则用龙骨水车(图 2)一人每天可灌田五亩,用牛则倍之
(图 3)。有的地方用风帆带动水车,工省而效高。这样遇有灾情,也可抗 旱保收。农耕工具从垦土、播种、中耕除草到收获、加工谷物用的犁、耙、 楼车、锄、铲、镰、石碾、踏碓、水碓、水磨、木砻、土砻和风扇车等,在 明代都应有尽有。其中有多功能的农具,如《天工开物·粹精》所介绍:“江 南信郡(广信府,今江西上饶地区)水碓之法巧绝。??有一举而三用者, 激水转轮头,一节转磨成面,二节运碓成米,三节引水灌于稻田,此心计无 遗者之所为也。”①在加强施肥、追肥、灌溉和田间管理同时,也注意防治田 间病虫鼠害。南北各地大量施用砒霜为农药,湖广衡阳(今湖南衡阳)一厂 有造至万斤者,速售不滞。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卷 44 还系统地论述了捕蝗、 治蝗技术,摸清了蝗虫产卵和生长发育过程,提出消除其滋生地和诱捕方法。 嘉靖年间(1522—1566)马一龙的《农说》更从理论上概括了明代农业科技 成就的秘诀:“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而功倍矣”。 又说:“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 可为,[人]力足以胜天矣”。这种农学思想后来被宋应星所发挥。在全国 可耕面积相对来说不多、但拥有大量人口的明代中国,使人民得以生聚,就 是靠精耕细作的农业和广大农民故辛勤劳动成果。
商品经济在明代的发展,也对农业发生了影响。表现在作物栽培方面,
就是经济作物栽培显著地增加,有些地区还出现了集中种植某种经济作物的 专业化倾向,农村中的专业户越来越多。如《农政全书》卷 35 木棉(棉花) 条所说,在今江苏松江一带,“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当不 止百万亩”。屈大均(163O—1696)在《广东新语》卷 25 称:“广州凡矶围 堤岸皆种荔枝、龙眼,或有弃稻田以种者。每亩荔枝可二百余本,龙眼倍之。” 福建泉州也是种植甘蔗、荔枝和龙眼的集中地带。这种情况在明以前是少见 的。种植这些果木或经济作物的,多是小土地所有者,他们是促进农村经济 繁荣的一支力量。如果在种植之后,还兼营产品加工,雇佣工人制成产品出 售,便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在农村的一种表现形式。例如,湖州养蚕户多自栽 桑,有的还织丝;广州种荔枝、龙眼者,收取加工并载以烤箱,打包后再由 车船贩至各地。他们本身并不种田,而是吃商品粮。农村中出现的另一情况 是租役货币化,以银两代替实物租役。当时有不少农民离开土地,进城经商。 他们“多设智巧,挟技艺以经营四方,至老不归”,成功者成为新的工商业 主,一般则为小商小贩。另有些破产农民也涌人城里,成为手工业者、工匠、 役人或游民。
明代中叶以后,尽管皇族、大官僚地主豪强实行土地兼并,使土地高度 集中于少部分封建统治阶层,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私有化现象也有 所增长。这就产生一批有经营自主权的大中小土地所有者,他们一般不是靠 政治权势,而主要靠经济力量拥有田产的。在长江三角洲、东南沿海地区和



① 宋应星:《天工开物·粹精》,上册,第 55A 页(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十

内地的江西、湖广等地,土地私有化现象表现得特别明显。明末清初人叶梦 珠在《阅世编》卷一谈到明代经营地主势力时指出:“有心计之家乘机广收, 遂有一户而连数十万亩,次则三四五乃至一二万者,亦田产之一变也”。顾 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39 引天启诏曰:“各省开垦水田,往往既成熟, 被势豪或经营地主混占告夺”。除谷田外,棉、麻田也向私有经营方向发展, 如张履祥(1611—1674)《近古录》卷一谈到河南南阳人李义卿“家广地千 亩,岁种棉花,收后载往湖广阎货之”。由于土地商业化、私有化的发展, 引起了封建大地主和土地商业化的矛盾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农村中的资本主 义萌芽已冲开了封建制的坚硬地壳,而商品经济就象猛水那样无情地冲击着 明代发展到后期的封建社会的各个角落,起着使其渐趋解体的催化作用。
明代农业发展和农村生产力的提高,为手工业部门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 和商品市场,有助于工业的发展。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工业部门,首先要数纺 织业。当时官府在南北二京设染织局、机房,还在杭州、嘉兴、湖州、苏州、 松江、南直隶(今皖南)等地分设织染局,生产各色绩罗绸缎,又于各地置 淀所,种青蓝以供染事。除官营纺织作坊、机房外,各地还有更多的民营作 坊。明人张翰(1511—1593)在其《松窗梦语》(1593)中称,“大都东南 之利,莫大于罗绮绡绫,而三吴为最”。由于普遍种植棉花,棉织业也跟着 兴盛起来。苏州府所属太仓、嘉定,户户以织为业,织机之声昼夜不停。松 江是棉织中心,城乡皆事纺织,布被天下,每年产棉布上万匹。由于提花机、 腰机和结花等技术的进步和织机的改进,所出产品花色、种类超过前代。《天 工开物·乃服》介绍的苏州、杭州织造局所制龙袍,由大型提花机(图 4) 织成,其花楼高一丈五尺,织工两人一上一下提织花样。弘治(1486—1505) 年间,福建一种织机,把缎机由五层改为四层,称为改机。民间织机房内通 常要雇佣很多工人。《神宗万历实录》卷 361 谈到苏州于万历年(1573—1691) 纺织业时写道:“染房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 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可见 16—17 世纪时只苏州一地就有一万多名 出卖劳动力的织染工人。他们聚集在城市的劳动市场上等待雇佣。“机户出 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正说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业已形成。 明人冯梦龙(1574—1646)在其《醒世恒言》卷十八描述苏州府吴江县 盛泽镇上施复一家的发迹经过。施复在十年之内由一张织机扩大至三、四十 张,资本增至数千金。类似情况并非个别现象。张翰《松窗梦语》 (1593) 卷七更叙述他祖上在成化年末(1487)由资本银一锭、织机一张起家,两年 后增机一 张,后增至二十张,成为“家业大饶”的工场主。张翰祖父张毅庵 四兄弟也以丝织为业,“各富至数万金”。①资本的这种迅速增殖和扩大再生 产,刺激了纺织业中资本主义手工业作坊的发展。施复和张毅庵从小商品生 产者变成资本家,是很典型的事例。丝织业如此,棉织业也应如此。明代棉 织工具和技术革新也较显著。轧落棉子的木棉搅车,一人操作可抵四人手工 作业,而水力驱动的大纺车工效更大。宋应星据实地见闻称,棉布寸土皆有,” 唯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此外,中原和四川的麻织业、西北的毛织业, 也从明中叶以后用较新技术武装起来。用大纺车纺麻,昼夜可完成百斤。西



① 侯外庐: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潮的特点,载《中国资本主义萌 芽问题讨论集》,上册,第 91
页(三联书店,1957)
① 李光壁:《明朝史略》,第 94—95 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北毛织集中于兰州、西安,兰州的毛毯最为有名,行销各地。 瓷器生产是明代很大的工业部门,产瓷之地北有真定、定州、平凉、华
亭、太原、平定、开封、禹州,南有泉州、德化、徽州、婺源、祁门、处州、 龙泉等地。但宋应星认为“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景德镇所在的饶 州府成了全国最大瓷器生产基地。但明初景德镇主要设官办御窑厂,烧造各 种高级瓷器供统治者御用。后来民窑渐增,嘉靖(1522—1566)年间景德镇 有官窑 58 所、民窑 20 所,但至明末民窑已增至二、三百所。清人蓝浦《景 德镇陶录》卷八引黄墨舫《杂志》称,当地“延袤十三里许,烟火逾十万家, 陶户与市肆当十之七八”。民窑窑身比官窑大三四倍,每次可烧小器千余, 多雇工数十人,具有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规模。四方远近之人以其技艺来此 食力,万历间镇上雇工每日不下数万人。当地昼间白烟蔽空,夜里红焰熏天, 岁造几十万件。“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①《天工开物·陶埏》称:“共 计一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可见生产过程已有详细的劳动分工。 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工业部门中。
  明代著名瓷器有白瓷、青花瓷、弄红、窑变、斗彩和五彩釉瓷、碎瓷等。 在制胎、施釉、烧造技术和工艺美艺装饰方面都有提高。施釉分浇釉和吹釉, 瓷釉均匀美观,制坯则以陶车旋转,用铁刀随转随削,器内外光滑、器型复 杂。在艺术装饰方面,“斗彩”是很有特色的,先在釉下细描青花图样,烧 成后再在釉上青料勾出的画样上填以彩色,使釉的上下色彩争妍斗艳,故称 斗彩。御窑厂所用瓷器花样,常由内府画师作稿,艺术水平相当之高。明瓷 中以永乐(1403—1424)、宣德(1426—1435)、成化(1465—1487)、嘉 靖(1522—1566)、万历(1573—1619)年间所造最为珍贵,行销国内外, 成为大宗出口商品之一。除瓷器外,江苏宜兴用细沙土烧造艺术陶器,北京 琉璃厂烧造的各色琉璃瓦,也名著一时。①17 世纪以后,中国瓷器引起法、 德等欧洲国家技术家的兴趣,以明瓷为样本纷纷起而仿制。其中以法国技术 家帕利西(Bernard Palissy, 1510—1589)仿制得最为成功。
明代采矿、冶金及金属加工工业也有很大发展。洪武(1368—1398)年
间在各地设 13 个冶铁所,官营冶铁岁课 1800 万斤。永乐年在今河北遵化建 立规模较大的官营冶铁厂,役夫 2500 人。朱国桢(1558—1632)在《涌幢小 品》卷四记载遵化大型铁炉身高一丈二尺,每炉熔矿砂 2000 多斤,日出铁四 次,以煤为燃料,鼓风风箱由四至六人带拽。生铁炼出后,再炼熟铁,最后 再炒成钢。洪武未年允许民间采炼,民营冶铁业便迅速兴起。永乐元年(1403) 民矿课铁 8 万斤,宣德九年(1434)便超过 55 万斤。以政府规定课铁三十取 二计,则民矿冶铁量在 30 年内增加 7 倍以上,为数达 800 万斤。山西阳城民 营铁矿厂在天顺(1457—1464)、成化(1465—1487)年间每年纳铁课五六 十万斤,实际产量当为 75O—900 万斤,超出永乐元年(1403)全国民营矿产 量总数的 6 倍,可见其发展速度之快。以上是北方冶铁情况。
屈大均(163O—1696)在《广东新语》卷 15 谈到南方广东佛山镇民营冶 铁业时指出,冶铁炉形如大瓶,口广丈许,底厚三丈五尺,“下铁矿时,与 坚炭相杂,率以机车从山上飞掷入炉。其焰烛天,黑浊之气数十里不散”。 一炉每天可得铁 6000 斤。“凡一炉场环而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堀铁



① 李光壁:《明朝史略》,第 97—99 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① 冯先铭等主编:《中国陶瓷史》,第 357—414 页(文物出版社,1982)

矿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计一铁 场之费不止万金”。生铁烧成后,再炼制成熟铁,“计炒铁之肆有数十,人 有数千。一肆十帖,一帖有十余人”。这种佣工数百人、资本在万金以上的 民营冶铁场,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中规模较大者,其产品通过水陆运输远 销于江楚之间。万历时人张萱(1557—?)在《西园见闻录》卷 40《蠲赈》 条称,福建尤溪铁矿炉主从四方招集工人来此冶铁,每炉多至五、七百人, 其规模也与广东佛山民炉相当。据《天工开物·五金》所述,高炉炼出生铁 后,趁热便直接以大柳棍搅拌炒成熟铁。由生铁制成团钢的技术比宋代灌钢 方法有改进。明代铸造、锻造技术也很高超,既可造万斤巨钟(图 40)、重 锚(图 41)和长丈余的大炮,也可造纤细灵巧的小铁针、犀利的刀剑和刨、 凿、锯等小型工具。明代铸钱工艺也相当进步,用含铜量多的铜锌合金借锡 模成批铸成。明初在江西铅山采铜矿炼铜,随后在四川、山西、云南等地也 设官府矿厂,大半由民矿所出赤铜供应。产铜之地以湖广武昌、江西广信、 四川、贵州、湖广衡州等地为主。明人陆容(1436—1494)《菽园杂记》卷
14《采铜》条介绍采铜、炼铜情况时指出,一人一日可得矿 2O—25 斤。每
30 斤为一箩,每箩可得铜一斤。雇工百余人,将铜矿石 250 箩(7500 斤)堆 积起来用柴炭烧之。将铜烧出矿面,以铁锤击碎,“入大旋风炉,连煎三日 三夜,方见成铜”,①再锤碎反复烧炼得精铜。因炼铜比炼银费工,故坑户乐 于采银。明中期以后,银的采炼发展很快。《明史》卷 233《张贞观传》载 民商张守清在山西五台山开银矿,雇工多至 3000 人,可见其经营规模之大及 资本之钜。其他如贵州、四川、福建、浙江等省也采银。但正如宋应星所
云,川浙等八省产银,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惟滇中可永行也”
(图 5)。明代还采炼金、锡、铅、锌等金属,并生产各种合金材料,炼银 用反射炉,炼锌产品纯度达 98%,是向欧洲出
口的物资之一。对非金属矿石,如石灰、砒石、硫黄、丹砂(硫
化汞)及各种矾石等也有大量开采,产品用于工农业各部门。{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017_1.bmp}这在《天工开物》中都有所反映。 采煤技术和煤炭产量在明代也有很大提高,煤的产地以北京门头沟、山 西平定、河南丰城、江西萍乡、湖广荆州等地为主。煤炭除作民用外,还用 以煎炼金属矿石,考虑到明代冶铁及其他金属产量很大,则用煤炭之量亦必 十分可观。煤分为明煤、碎煤及末煤。孙廷栓(1616—1674)《颜山杂记》 及宋应星《天工开物·燔石》对采煤技术邹有记录。明代竖井采煤在井下有 支板撑护,又用巨竹筒将有毒瓦斯放出。此时另一成就是将煤烧成焦炭作高 效冶炼燃料。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卷七记载说:“煤则各处 有之,臭者烧熔而闭之成石。再凿而入炉曰礁,可五日不绝火,煎矿煮石殊 为省力”。从嘉靖《徽州府志》 (1566)卷七还可看到采矿程序及分工情 况:“凡取矿先认地脉,租赁他人之山,穿山入穴。深数丈,远或至一里, 矿尽又穿他穴??既得矿,必先煎炼,然后入炉。煽者、看者、上矿者、取 矿砂者、炼生者,而各就其任。昼夜翻换,约四五十人。若取矿之夫、造炭
之夫,又不止是。故一炉之起,厥费亦重”。 造纸业及印刷业至明代已进入集大成阶段。造纸槽坊各地都有,但集中
于今河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安徽、浙江、广东及四川等省。明初



① 陆容:《菽园杂记》,卷 14,第 177—178 页(中华书局,1985)

在江西设官局,后来大量民间槽户迅速增加。北方造桑皮纸、楮皮纸、麻纸, 南方多造竹纸、皮纸及稻草纸。竹纸产量居首,如江西、福建的毛边、连史, 多用于印书等。皮纸居其次,浙江及河北桑皮纸宋时已闻名。南直隶径县(今 安徽境内)宣纸为一时之甲,以青檀皮为主料,纸质坚白受墨,用于书画。 稻麦杆纸用作包装纸、卫生纸及迷信纸(火纸)。雍正《江西通志·土产志》
(1732)载明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19)在江西永丰、铅山及上饶兴起 很多民营纸坊,皆雇佣工人造纸,纸坊内有扶头、善碓、拣料、焙乾等专业 分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造纸业中同样明显地表现出来①。所产之纸除本色 纸外,有各种加工纸,如五色笺、金花纸、粉蜡纸、洒金银粉蜡色纸、印花 纸等。纸的用途很广,除书画、印书、包装及宗教活动用去大量外,还用以 印纸币“大明宝钞”、制造壁纸及各种室内装饰品。王宗沐(1523—1591) 在《江西省大志·楮书》中列举 28 种纸的名目。
  造竹纸包括砍竹、沤竹、浆石灰、蒸煮、漂洗、浆灰水、再蒸煮、沃灰、 舂捣、漂洗、打槽、加纸药、抄造、压榨、烘干等工序。蒸煮用大 楻筒,筒 围一丈五尺,筒下大铁锅受水十石余(图 27)。造皮纸工序比竹纸还要复杂, 抄大幅纸需七、八人同时荡帘。明代纸中以宣德年(1426—1435)所造贡笺 最为名贵,新安仿宋藏经纸、成都薛涛笺、松江笺和径县宣纸也是上品。印 刷业因纸的充足供应亦得到长足发展。刻书店铺多集中于南直隶徽州、福建 建阳、江西南昌、浙江杭州、四川成都,还有南京、苏州等地,北京是北方 最大的印刷业中心。从明版书可见除用雕版印书外,还用木活字和各种金属 活字。“邸报”可看成一种官办的报纸,崇祯年间(1628—1644)用活字印 刷。套色雕版印刷术也获得进一步发展,崇帧时出版的《十竹斋画谱》是代 表作,应用了新的短板套印法。金属活字有铜活字、锡活字和铅活字等。明 代插图本书籍的大量涌现,标志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大型民营印刷厂常雇工 几十人至几百人,其内部劳动分工也相当细。明代造纸及印刷无论在产量及 产品质量上,都居于当时世界之首。
交通运输、造船、火药及火器、煮盐、制糖、油漆及建筑等工业部门,
在明代也发生了与上述诸部门同样的进展。以车船为例,中国素有“南船北 车”之语。宋应星说,北方四轮大马车可载重五十石,骡马多至 10 或 12 挂, 少亦 8 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陆上交通工具。南方江河湖泊较多,则靠舟 济。永乐年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所乘远洋宝船,长 44.4 丈(148 米)、宽
18 丈(60 米),载重 1000 吨,平均每船容四、五百人,没有高超技术难以
造成此巨舰。此外,漕船(图 44)、福船、广船等也相当大,福船高大如楼, 分为四层,可容百人,广船有时比福船还大。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超过历 史上任何时期。明代历朝统治者都重视火器,早在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 一次就向朝鲜调拨硝石 50 万斤、硫黄 10 万斤及各种火器,可见其产量之大。
①火药、火器主要由兵仗局统一掌握,生产各种巨炮、三眼镜、鸟铣、水雷、 地雷及各种火箭。地方由各官府掌握,禁止民间制造。茅元仪《武备志》
(1621)火器部分对火药、火器性能、制造作了详尽的叙述。制盐在明代分 为海盐、池盐、井盐、岩盐等数种。两淮盐运司在嘉靖年改用几百斤重的大 铁锅熬盐,年产 7—8 亿斤。各地灶户也生产私盐。四川井盐用深井钻探法从



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第 109—115 页(文物出版社,1979)
① 潘吉星:《中国火箭技术史稿),第 158 页(科学出版社,1987)

地下深处汲取卤水,再用天然气熬盐,集中于自贡一带,官私皆从事生产。 井盐生产比海产盐难度大。
  明代工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进入市场流通领域的商品,因之商业和 城市也随之呈现繁荣景象。“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激(岭南)宦商横游 蓟北(河北)”,这是宋应星的亲自感受,他将此商品经济的繁荣称为“圣 明极盛之世”①。南北两京是最大的城市,弘治年(1488—1502)全国人口有
5382 万,而北京就有近 67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 1.4%。至万历年京师人口近 百万,城内商业繁荣,店铺林立,百货齐集,还有各种专业集市,如米市、 煤市、缸瓦市、猪马羊市、花市等,更有按时开市的灯市、夜市。琉璃厂、 果园厂(漆器)、铸钟厂、盔甲厂及各种铜铁作坊、珠宝玉器厂一等亦分布 于京内各处。南京为明初首都,是仅次于北京的政治中心及南北客商聚集的 大城市。市内人口稠密,商业兴隆,有绫庄巷、珠宝廊、锦纺坊、木匠营和 铜铁作坊等坊市,居民日用百货均由市场供给。各省省会不但是当地政治、 文化中心,也是工商业中心,如太原、开封、济南、西安、杭州、南昌、武 昌、成都、福州、广州和桂林等。大运河是沟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沿河城 市如德州、临清、东昌、济宁、徐州、淮安和扬州等地,也是著名商埠。还 有些城市有专业化工业优势,成为某一生产部门的产销中心,如江西景德镇 瓷业、苏杭湖松地区的纺织业、今河北遵化和广东佛山的冶铁业、江西铅山 和今安徽泾县的造纸业、云南个旧的铜锡冶炼业、四川自贡的盐业、西北兰 州的毛织业、徽州和福建建阳的印刷业等等,这些地方特产都经商业渠道运 销国内外市场。
上述城市,尤其新兴专业城市的发展,也是商业发达的标志。因为大量
产品无法在当地销售完,而所需原材料有时要外地供应,这就需靠商业媒介。 例如松江棉布所需棉花,靠江北产棉区供应,棉布再运销各地。嘉定产丝不 产米,仰食四方。北方张家口将毛皮贩至湖广,其缎布取自江南。景德镇瓷 釉由浙江提供,瓷器行销全国。湖广等地商人每年携银数十万两来广东采购 铁器运往北方出售,而浙江、今江苏纺织用染料靛蓝又来自福建。北京刻书 商所用竹纸取自江西、福建,墨来自徽州。商品流通渠道无孔不入,象人体 血液那样流通不息。北方驿道上的大马车和南方水路上的巨舶终日在不停地 运转。李东阳(1447—1516)《怀麓堂记·杂记》写道:“官家货少私货多, 南来载谷北载雄(盐)。??倏去忽来谁复知,乘时射利习成俗”。农业、 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的改进,造成无数产品,加上国内外市场的开拓, 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因。农产品的商业化,大批农民离开乡村,又 为城市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商品购买者。
在国内农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上,明代对外贸易也有所开拓。因永乐年郑 和率二万人乘五六十艘巨船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打通了中国与东南亚、南 亚、非洲各国的海上贸易通道,将货物运到南洋,再转口输入欧洲。自从绕 道非洲南端好望角通向亚洲的新航路发现后,中国与欧洲又有了直接贸易往 来。这是嘉靖、万历以后出现的新局面。政府在沿海的太仓州、广州、漳州、 泉州、福州、宁波等地设对外贸易口岸,置市舶司以统之。虽然禁止民间对 外贸易,但时紧时驰,仍无法阻止无孔不入的商人“下番致富”。他们前往 日本、朝鲜、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印度等地从事海外贸易。



① 宋应垦:《天工开物·序),上册,第 18 页(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十年原 刻本,1959)

万历时人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写道:“海上操舟者,初不过取捷径往来贸 易耳。久之渐习,遂之(往)夷国。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旅宋(吕宋, 今菲律宾),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刺迎(马六甲)、暹罗(今泰国)。 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来,率以为常。所得不 赀(不计其数),十九起家”。明人李绍文
《云间杂识》卷中亦云:“近来中国人都从海外商贩,至吕宋地 方获利不货,松人亦往往从之”。《海澄县志)卷一亦称:“饶心 计者视波涛为吁陌,倚帆槁为耒耜,??输中华之产,驰异域 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当然明代对外贸易除私商外,更 主要是官商,官商借其手中权势和便利条件,也在外贸中暴 富。但他们有破坏性,其所得不用于扩大工商业,而专事挥霍,或置田
成为官僚地主,具有封建性。 洪武初年,明政府发行纸币“大明宝钞”,禁民以金银交 易。但因纸币投入量过大,造成贬值及通货膨胀,不取信于民, 弘治时(1488—1506)废钞不行。明中叶以后,在商品经济冲击下,白
银作为价值尺度而成为社会主要流通与支付手段。 至万历九年(1581),朝廷颁布由内阁首辅(宰相)张居正(1525—1582)
拟议的“一条鞭法”,规定将赋与役合而为一,统一用银两计算,把封建赋
役改为金钱缴税。这意味着只要有银钱, 可免除力役,百姓开始有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有利于商人、农民和雇
工的谋生活动。内外贸易也以银为货币,结果扩大
  了白银流通范围。社会上对银需求量相应增加,而国内银产量不能完全 满足需要,于是对外贸易中补充银的来源。张燮
(1574—1640)合《东西洋考》卷七写道:“东洋吕宋地无他产,
  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这种情况具有普遍 意义,无论官商、民商,对外贸易多以中国货物易回白银。万历年以后,葡 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商船来华,运走中国瓷器、丝绸、 茶叶、书画、漆器、金属锌和铜合金等,而将其得自美洲新大陆的白银和墨 西哥银洋大量流入中国。从此墨洋和美洲白银也成为明代流通货币,中国因 而卷入了世界贸易与金融体系之中。纸钞、铜钱逐步为银取代,银成为主要 货币。甚至官俸、高利贷和土地买卖均以银兑现。这就表现出封建社会末期 的特征,而白银就是促使此社会解体的腐蚀剂。
明代农工商业的发展还给科学技术以强有力的推动。比家庭手工业规模
更大的、佣有数百人以至千人劳动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要求用较先进设 备、较少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和更高劳动生产率来组织生产,才能使业主获更 多利润。而要达到上述目的,便需逐项分析有关生产过程各个环节,制订最 佳生产方案,这就要靠科学家的工作了。另一方面,工农业大量生产技术经 验需要及时总结,以便推广。而在明代及明以前虽然已有了一些农书,但有 关工业方面的著作却相当之少,既令有,也只涉及个别领域,没有综合性著 作。不少领域如各种金属及合金冶炼铸造、锻造等重要工艺,长期间缺乏系 统而详细的技术记载。工匠只能从口授而世代从事生产,工厂主也无技术书 可资参考。其他如榨油、造竹纸、丝织、烧砖瓦及陶瓷等工艺,情况也与此 类似,因此社会上迫切需要有综合研究这些工艺技术的著作问世,以便为人 们提供“内载耕织造作炼采金宝、一切生财备用秘传要诀”之类知识。明人

虽可见若干农书,但农业中新鲜经验如甘蔗移栽技术、家蚕杂交和农药运用 等,则不见诸著录。这个时代为有关工农业综合科技著作的出现提出了社会 需要,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前提。万事俱备,只欠有心人从事这类研究、 写出这类作品。这类人物早该出现,却迟不见,时代便造就出宋应星这样一 位人物,使他适应社会要求,以其《天工开物》一书满足实践需要。正好在 他壮年及中年时代因对儒学科举产生绝望而转向实学并对科学技术发生了兴 趣,在各地科学考察中掌握了足够资料,使他能胜任这项工作,于是历史重 任便落到他的肩上。下面要谈到的明末社会及思想背景,又使他这部书具有 时代精神,就是本章开头处所说的 17 世纪启蒙思潮的精神。书中在讨论科技 著作的同时,不忘批判封建主义及其精神支柱宗教神学、宋明儒学及各种蒙 昧主义表现,而宣扬科学与理性。明代是中国科技史的总结性发展阶段,很 多著作都带有集历代科技成果之大成的特点。宋应星的书也正好如此,所以 我们说他是有充分时代感的学者。{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025_1.bmp} 明代科技著作的另一典型代表是李时珍(图 6)的《本草纲目》(1596)。
前代本草学亦不乏其书,但自宋人唐慎微(1056—1136)的《经史证类备急 本草》(1082—1083)问世以来,出现不少新药与医方有待增补,而从前著 作中多有一药数名而列不同部类,对药性误记亦待纠正,传统三品分类显得 迂腐。时珍有鉴于此,发奋 30 年参考 800 余种书籍,结合个人调查撰成《本 草纲目》52 卷。此书分 16 部 62 类,载药 1892 种、附方 11,096、插图 1160 幅,总结先前成果,又有新的发挥、增补及更正,集本草大成,成为具有世 界水平的科学巨著。此书虽刊于进入 17 世纪的前 4 年,仍具有 17 世纪启蒙 思潮之风貌,是宋应星某些思想的直接先驱。万历年以后因中欧交通及文化 交流开展,欧洲科学技术亦逐步传入中土。而徐光启作为有识之士较系统地 与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hieu Ricci,1522—1616)等西土译述《几何原本》、
《测量法义》、《泰西水法》等书,又主持历局依西洋新法纂辑成《崇祯历
书》。他成为介绍西洋天文、历法、数学、地学与水利学的科学家。但他还 有项独到成就是著成《农政全书》60 卷 12 篇。此书分农本、田制、农事、 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种植、牧养、制造及荒政等篇,转载前人著述, 更加个人心得,集古农学大成。明以前地理学著作很少据实地考察而写,而 徐宏祖(1586—1641)的《徐霞客游记》则别开新例。他以 30 年时间去 16 省区作广泛野外考察,写成自然地理学杰作。惜其著述失于途中,现存部分 仅见对石灰岩地貌、火山现象系统考察的记录,具很高科学水平。
  明代总结性科技著作更有茅元仪(?—1629)著《武备志》(1621)240 卷,为宋代《武经总要》(1044)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科学巨著,广采历代 兵书二千余种。此书分五部,有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 其中《军资乘》55 卷,与后勤供应有关,包括立营行军、军械、火药火器、 屯田、水利、河漕、海运、医药、马匹等。占度载 96 卷,其中包括海防、江 防及航海等。《军资乘》中卷 119—134 为火攻篇共六卷,名《火器图说》, 用大量插图详述火药种类、制法、火药理论和各种铣炮、火枪、火箭、炸弹、 地雷、水雷、喷火筒等,还介绍西洋火器如佛朗机,是中国火药火器技术集 大成之作, 18 世纪引起欧洲人注意。至于书中有关造船、航海、医药、气 象学等丰富记载也有价值,著名的《郑和航海图》便首见于此书中。《武备 志》的学术价值现下还仍认识不足,其实是怎样高估都不会过份。介于农学、
  
医药与植物学之间的卓越著作,还有明初朱的《救荒本草》(1406)。这 位王子热心慈善事业,鉴于灾年人饥而死,遂在王府园圃内栽培四百余种有 食用价值的野生植物,亲自观察,在助手协助下作试验,令画师依实物绘图 制版,详述四百余种植物名称、产地、形态、性味、食用部位等。此书共 14 卷,三分之二植物不见于以前本草书,是世界上最早的食用植物学专著,受 到国外高度评价。朱还主编《普济方》160 卷,收 61,739 条医方,集历 代医方大成。
  明代数学也打上时代烙印,充满商业数学的色彩。吴敬《九章算法比类 大全》 (1450)10 卷列 1329 项应用算题,有的引自古书,有的与明代商 业有关,如利息计算、合伙经营、就物抽分(以货抵运费或加工费计算方法) 等。此书是历代应用数学问题解法汇编。商业数学还促进了珠算术的发展, 珠算用算盘演算,比算筹简便迅速。珠算至迟出现于元代,但系统论述始于 程大位(1533—?)《算法统宗》(1592)。此书共十七卷,近于吴敬的书, 但有新内容,共 595 项应用算题均用珠算求解,且最早创用珠算法开平方、 立方,还载有新制“丈量步车”,即测量土地用卷尺①。珠算术后传至日本、 朝鲜及欧洲,至今仍受用。在物理学,尤其声学领域,对传统理论系统研究 后有新的建树。如朱载堉(1536—1616)《乐律全书》中《律学新说》(1584) 提出十二平均律理论,解决历代用三分损益法定管弦长度与发声高低时遇到 的实际问题,是对古乐律理论的一次科学总结。现代乐器制造即以十二平均 律原理为基础②。王徵(1571—1644)与西士合译《远西奇器图说》(1626), 又自著《新制诸器图说》,则属近代早期工程力学及机械学专著。从以上所 述若干明代科技代表作来看,其另一特点是其实用性极强,且多由作者实际 调查或实践后写成。《本草纲目》为药物学著作,作者为职业医生,此书由 其结合临床实践及调查而写成。《农政全书》为农学作品,作者种过试验田, 有亲身感受。《救荒本草》实用性更大,基于作者园圃观察、试验而后成书。
《算法统宗》属商业数学,作者本人即商人出身。《武备志》直接为军事服
务,作者出身将门,身居副总兵官,有实战经验,决非纸上谈兵。《徐霞客 游记》虽纯科学性较强,却是作者实地考察结果。《奇器图说》及《诸器图 说》均且民生日用,作者曾自制各种奇妙机械。结合体验而著书。传统科科 至崇祯末年不少领域已有总结性著作问世,所缺者是有关工业各部门的科技 著作,正虚席以待。在这种情况下,《天工开物》应运而出,注定要填充这 一空缺。但写作这类书比只从事某一专门领域的研究难度更大。因为工业涉 及各种各样的技术部门,衣食住行、民生日用几乎无所不包,门类过于庞杂, 且每一部门都自成一个体系。整个工业部门又非集中于某一局部地区,而是 分散于全国各地不同的工业中心,相距很大。与农学、本草学、历算、军事 科学及地理学不同,在技术科学领域内前人遗留下来的系统著作很少,无从 参考。所以不少对科学技术有兴趣的读书人对此视为畏途。只有对工农业各 领域具有广泛知识基础和实地见闻,而又富有开拓精神的人才有能力从事这 项工作。看来只有宋应星是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具备从事这项工作的个人条 件。而事实上他至迟在天启末年至崇祯初年已悄悄地在作这方面的准备。
如以下几章将要谈到的,宋应星生于农工商业均称发展的江西,又适值



①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第 152 页(科学出版社,1984)
② 戴念祖:《未载■,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人民出版社,1986)

商品经济及资本主义萌芽显著发展之时,得其天时、地利。江西水稻、景德 镇的瓷器、广信府的铜、铅山的竹纸等都远近著名,不出本省便可看到。他 前半生又到嘉兴、湖州及杭州、苏州调查过桑蚕及丝织技术,去广东、福建 了解种蔗制糖及造纸技术,在山西调查池盐、炼锌技术,再至云南调查炼银 技术等等。在今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广东、河南、 湖北、江西、湖南、云南及安徽等省都有他的足迹。每到一处他都留心当地 工农业技术,并记录下来。这是明代南北交通之便及技术发展为他提供的客 观条件,他又因为有志于实学,能自觉运用客观条件。但他除注重工业技术 外,对农业技术也特别注意,所以他的书实际上包括当时所有重要的工农业 技术。徐光启研究农业技术比他早,也想写部农书,但生前没有完成,亦未 出版。宋应星不约而同地与徐光启都对农学有兴趣,他虽起步较晚,但其《天 工开物》却先于《农政全书》而授梓。这是因为宋应星对明末时局演变有一 种紧迫感,希望趁明亡前赶紧把研究心得及早发表出去,所以竟后来居上。
《天工开物》讨论范围之广度及深度,为明代所仅有。此书是反映当时工农 业生产实态的一面镜子,也只有农工商业处于全面发展的明末,才能产生这 样一部杰作。《救荒本草》、《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及《天工开物》 各自放出异彩,代表明代科学的最高成就,除《救荒》成于永乐年外,余皆 成于万历、崇祯年间,即封建社会逐步解体、资本主义萌芽滋长时期。虽然 此时资本主义尚未普遍发展,中国依然是老大的封建帝国,但资本主义萌芽 作为沙漠中的一片绿洲,毕竟还是结出科学硕果。如果没有内外因素扼杀, 明末中国社会肯定会逐步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也会发生科学革命。但 历史没有沿这个正常轨道前进。继明之后全国范围建立的政权是满族贵族集 团统治的清王朝(1644—1911)。清初皇帝为巩固其统治,使一度衰败的封 建制又得到强化,使一度发展的资本主义遭到严重摧残,因而阻塞了历史按 原定方向发展的道路。探讨中国为何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并兴起科学革 命,是个复杂问题,非此处讨论范围。我们这里应继分析宋应星时代社会技 术经济背景后,进而分析其政治及思想背景。
事物总是包含着矛盾的两个方面。万历至崇祯年间当明政权还维持对全
国大片国土封建统治时,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潜伏着财政经济危机,而经济 危机又导至政治危机。这是由封建社会内部固有矛盾所造成,由于统治者昏 暗和政权腐败又加剧了矛盾,以至靠政权内部力量难以调整,反而越演越烈。 宋应星所面临的正是明末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的动荡时期,统治阶 级内部矛盾也随之激化,政权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万历中叶以后明政权政 治衰败表现在朝政、吏政、财政及学政各个方面。统治者昏庸,不理国事, 任用阉官与奸臣,排斥忠良,必令朝政失纲。朝政失纲则吏政必不举,贪赃 枉法,贿赂公行,卖官鬻爵,法度必乱。财政失策则经济萧条,民穷财尽, 而苛捐酷税日增,导至民不聊生、国失其本。学政荒废,则不能用贤举才, 不肖者反而噪进,国失栋梁。凡此种种政治弊端于明末均暴露无遗,且有加 无已,最终导至明亡。神宗朱翊钧(1563—1617)在位长达 47 年(1573—
1619),从万历十七年(1589)免升授官谢恩之礼后,便不再临朝亲政,群 臣疏谏不听,而在后宫吸食鸦片、纵情声色,不以国事为重,反以金玉为命 脉。万历初年赖有首辅张居正(1525—1582)推行包括“一条鞭法”在内的 政治改革,使形势略有好转,但万历中期便尽行放弃。统治机构有时处于瘫 痪状态,六部堂官(尚书、侍郎)只有四、五人,都御史八年无人补,内阁
宋应星评传的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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