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田玉PDF文档网 / 人物传记 / 毛泽东的艰辛开拓
 


毛泽东的艰辛开拓



前 言


   毛泽东已经成为历史人物,但他的影响并没有成为历史陈迹。不仅他 的事业和思想仍对当今的中国发生着直接的巨大影响,而且可以说,从邓小 平开始的后毛泽东时代,就是毛泽东艰辛开拓的正确的理论和实践的继续与 发展。
  近年来,国内的政治文化生活重新出现“毛泽东热”。一是对毛泽东的 评说再次成为社会各层各界的热门论题之一。二是披露毛泽东生活的纪实作 品和研译毛泽东思想的论著如雨后春笋竞相面世。就学术界而言,专职研究 毛泽东的队伍正在由游勇散兵聚合为集团力量,有关毛泽东的专题思想和综 合思想的研究会、室、所在全国已达数十个。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在不断 扩大,许多刊物辟有专栏发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论著,专司此职的研究期刊 先后在祖国的东西南北创立。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大面积丰收,一 批有影响的专著和论集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注目。
  与前几年相比较,应当说,国内学术界对毛泽东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从研究思路上看,既有政治视角的研究,又引入了文化视角的研究。80 年代中期兴起的中国传统文化热也波及到了毛泽东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对毛 泽东的研究渐渐地从政治分析转向文化透视,运用形而上的思辩理性,探讨 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揭示毛泽东的思维深层的文化结构,阐释毛 泽东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和毛泽东个人思维空间的优特性与局限性。这样另 辟蹊径的研究,虽不无偏颇之论,但除走上歧途者外,一些有价值的论著给
研究论坛吹进了一股清爽的风。
  从研究方法上看,在分析性的研究之外,加强了综合性的研究。随着有 关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选集和专题文集的陆续出版,研究工作者获得 了越来越多的珍贵文献资料。一些有学术价值的专题研究和专论文章把毛泽 东思想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填补了某些学术空白。宏观研究、体 系研究取得了明显成效,高等院校的广大教学与研究工作者在系统化、体系 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程、毛泽东军事哲学新探、毛泽东 思想概论及至毛泽东思想辞典之类的出版物呈方兴未艾之势,大量涌现。
就研究对象而言,在对毛泽东正确思想深入研究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其
错误思想的研究。对毛泽东正确思想的研究已由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理论向社 会主义时期的理论倾斜。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的思想 以及改革的思想的研究已取得初步成果。在研究毛泽东的错误思想理论时, 通过剖析其早期思想来研究其晚年错误已成为一个显著特点。做这样联系的 研究,如果不简单化、不绝对化,是有利于深化认识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脉络 的。毛泽东建国后的思想理论(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与由第二次历史性飞 跃所开辟的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之间的关系,不仅引起了愈来愈多的研 究者的兴趣,并且愈来愈成为研究的重点。
  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毛泽东观。随着对毛泽东研究的深入和国外研究 毛泽东思想论著的传播,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大气候的变化,对 毛泽东开拓的理论与实践的评价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反差。年龄不同、经历不 同、文化积淀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政治倾向不同的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往 往大相径庭。就宏观的区别而言,大致存在这样四种不同的观点:
一是全面肯定论。不仅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绩,还肯定毛泽东晚年的严

重失误。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错,只是在实践中没有区 分好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因此,应当坚持这 个理论。
  二是全盘否定论。完全否定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无限夸大建国以来的挫 折和失误,并把它归罪于毛泽东个人,认为毛泽东是专制君主、偏执狂、迫 害狂,缔造了中国的封建社会主义。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物多 持这种观点。
  三是功过参半论或“功死过活”论。认为毛泽东有功亦有过,或功大过 也大,他的功已成为历史的铺垫石,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在人们的记忆里渐 渐淡忘,而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随着时代的前驶和民主政治的推 进,将会成为历史批判的对象。
  四是功大于过论。这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 下简称《历史决议》)的论断,即认为毛泽东虽然在晚年犯了诸如发动“文 化大革命”一类的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 远远大于他的过失”。这是一个客观的、公允的、深得党心民心的评价,从 事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广大理论工作者都赞同这一评价。
  以上对毛泽东的评价,虽然主要是从政治价值而言,但也包含了对其理 论价值的评估,因为对毛泽东的政治评价与理论评价是很难分开的。我个人 持上述最后一种观,点。就我们 50 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而论,都经历了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给国家、民族和党带来的苦难,个人的成长也受 到了这样那样的影响。但是,研究毛泽东、评论毛泽东不能凭着感觉走,必 须用冷静的理性去排除感情的纷扰,克服主观臆断,防止情绪宣泄,客观地 评价他的功过,科学地分析他在艰辛开拓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创造与 迷失。在 1981 年宣传《历史决议》时,我曾写文章反复阐释过“功大子过” 的论断。我认为,毛泽东是个“世界级”、“冠军型”的伟大历史人物。无 论他所进行的事业还是他所提出的理论,既在中国历史上,也在世界历史上, 留下了深刻的、不可磨灭的印迹,会发生巨大的、久远的影响。作为大政治 家、大军事家、大哲学家、大诗人,他与古今中外属于这些系列的伟大人物 并驾媲美,毫不逊色。不少伟大人物都有过失或污斑,但这不会从根本上动 摇他们参与创造历史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无疑给我 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害,但是归根结底,他是功大于过。在《科 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一文中,我解释说:“因为第一,功过的分量显然不 同,他领导创造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创立毛泽东思想的功绩,从根本上改变了 中国的面貌,揭开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新的篇章;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并没有改变国家的性质,使新中国倒回到旧中国。第二,功过的时间显然不 同。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算起,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代表,有 整整半个世纪之久。谁都承认,在前四十年,他的功绩是主要的,只是在最 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错误才是主要的。把这两者相比较,结论是不 言自明的。
  第三,功过的历史影响显然不同。毛泽东的功绩是长远起作用的因素。 尽管历史还可能有反复,但他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逆转 的。中国社会制度发生的根本变化,将使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受益。以他为代 表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他 在晚年所犯的错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主要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们党正在不断地努力纠正,而且,其理论根据还是他过去倡导的那些正确 的思想。这几年所实行的一切,就思想路线方面来说,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 恢复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及其影响,经过一段时间后是能得到彻 底纠正和克服的。因此,《历史决议》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 过失’,绝不是夸张或溢美之词。”①历史叉过去了将近 10 年。尽管对《历 史决议》有种种诘难,对毛泽东也有这样那样的议论,但我认为上面的分析 的基本论,久还是能经受住历史风雨的考验的。不是讲“中国魂”吗,毛泽 东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中国魂”。
  对毛泽东的其他三种评价,我是不能苟同的。全盘否定论首先是政治的 偏执和逆向,也是对历史的无知和亵读。这是一种非理性的狂躁之论,毫无 科学的求实精神可言,其谬误显然,不屑辩驳。
全面肯定论是 60—70 年代固定观念的长期积淀。这种观,久把晚年毛泽 东的理论与实践加以割裂,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毛泽东的错误有一部分是 实践背离理论,如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背离了那时刚刚提出的严格区别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但是,他晚年的主要 错误不是由于实践背离理论产生的,如“大跃进”的实践与“大跃进”的理 论是一致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的产物。就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而言,这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概念。它的要 害,是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被消灭 之后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社会的主 要矛盾,阶级斗争在任何时候都高于一切,因此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 抓阶级斗争来带动一切、促进一切,并要不断地采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 方法来消除社会的阴暗面和克服党内腐败现象。这个理论作为一种体系,从 总体上说,悼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造成 10 年浩劫的情景历 历在目,很难说有什么正面价值,必须坚决否定。对这种错误理论的否定, 既不会动摇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也不会影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再则, 否定这个理论,也不是要否定毛泽东晚年所有全部的思想理论,因为即使是 包括“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在内,尽管他的思想的主导方面是受这个错误理 论支配的,但其间也还提出了一些积极的、正确的思想。例如关于防止和平 演变,警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对经济工作的保证和推动 作用,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等等。这些思想,有的与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理论虽有某种历史的联系,但不失其某种战略价值或科学意义; 有的则没有任何联系。这样一些积极的或正确的思想,在一个时期内确实没 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高度重视。但是,历史是最公正的。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 重大政治事件表明,对毛泽东晚年的有些思想还是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开展深 入的研究。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不是要否定诸如上述积 极的或正确的思想,恰恰相反,还应当继续从中汲取教益。将毛泽东晚年的 那些积极的、正确的思想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剥离、区分得越 彻底,对后者的批判才能越深刻,也才能真正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全面肯定 论者认为,这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党内腐败现象滋生,对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软弱无力和缺乏一贯性,就是由于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 命的理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它不符合这几年的历史实际。这是一个比较



① 载 1981 年 7 月 9 日《解放日报》。

复杂的问题,有许多因素发生了作用,其中一个因素可以说是对一定范围内 存在的阶级斗争缺乏足够的实际的认识。比较多地注意反对阶级斗争的扩大 化是对的,而忽略了会因此产生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认识倾向,则是深刻的 教训。但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党内腐败现象,强调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并不是要重新回到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也不是 要继续高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不能 混淆。
  “功过参半”或“功死过活”论,亦非科学之论。毛泽东的功过并非半 斤八两,已有前述。他的功绩,已成为共和国历史的奠基石。因此,只要共 和国存在,就要不断地宣传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的伟大功 绩,让世世代代继承革命遗志,发扬光荣传统,高擎社会主义的旗帜。随着 历史的前进,对毛泽东的错误无疑还会进行这样那样的批评,但这不应该是 政治上的鞭打嘲骂,而应该是科学的理性反思;不应该是片面夸大、否定一 切,而应该是实事求是,辩证分析,把对他的错误的正确认识变成党的宝贵 精神财富。
  毛泽东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 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 助的。”①这是他在 50 多年前讲的。半个世纪过去了,毛泽东也已作古。套 用这句话是想说,从孔夫子到毛泽东,都应当给以,总结。就文化现象而言, 也可以说,古代孔夫子,现代毛泽东,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巨人。对 毛泽东给以总结,就包括对他在艰辛开拓过程中的理论创造与迷失的研究。 研究孔夫子的学问,称为“孔学”。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学问,也可 称为“毛学”。这种类比也许有简单化之嫌,但是作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 而言,并非妄议。“孔学”被研究了二千年,“烟火”未断,长盛不衰。“毛 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定将前途无量,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历史共存。“毛学”作为学问,同其他学问一样,是不会被穷尽的。随着历 史的发展和文献的挖掘,它的某个侧面或某个思想理论会不断地被突出出来 加以研究,获得新的成果,推陈出新,常研常新。
也许有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提出“毛学”作为研究对象,是否又在搞
毛泽东的个人崇拜?1981 年的《历史决议》阐明了我们党对待个人崇拜问题 的明确态度。在政治上,我们党是反对对任何人搞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 但是,把某个重要历史人物的思想、理论及生平事业作为学问进行研究,并 不是“个人崇拜”。不能把政治上的个人崇拜与作为科学对象的研究混为一 谈。
前已指出,近年来对毛泽东理论的磅究有新的突破。就研究毛泽东的理 论创造而言,通过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探讨,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 社会理论的内容和意义进行了再认识,使这一长期末被深入研究的理论获得 了重要的理论价值。尽管某些文章把新民主主义社会描绘为好似“天国乐 土”,有与其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何不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去的倾向,但 是,这些研究者率先对这个理论进行反思,给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了一个新 的领域。笔者也对这个理论进行了很不成熟的研究,发现毛泽东的“新民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534 页。

主义社会论”既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创造,同时又存在一些理论罅漏,充分认 识这个理论的价值是对的,但是把这个理论绝对化、偶像化则是不对的。在 我们国家,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已成为历史,要求再回到 40 年前去搞新民 主主义社会,既是不可能的,也是反历史的。当然,这个理论为世界上众多 的像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实行革命转变、以和平的方 式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提供了理论模式,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有责 任继续研究它、发展它。在近作《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 一文中,我初步地阐述了上述观点。这也使我感到对毛泽东思想理论的研究 是没有尽头的,是可以推陈出新的。“海阔凭鱼跃,天 高任鸟飞”。
  对毛泽东在开拓过程中的理论迷失的研究,近来提出了“毛泽东晚期思 想”的新概念。这是一个有益的理论探索。它表明了理论工作者敢于突破禁 区、创立新说的巨大勇气。对于毛泽东的晚年,我也认为需要开展系统的深 入的研究,但是对于“毛泽东晚期思想”新概念的提出和界定,却又感到不 无值得商榷之处。目前对“毛泽东晚期思想”,有些研究者是这样界定的: “毛泽东晚期思想是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 出并付诸实践的思想和理论,主要是关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 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内容包括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毛泽东对社会主 义发展阶段的论述,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等等。这个概念跨越的年 代,从 1956 年 4 月《论十大关系》问世开始,直到 1976 年 9 月毛泽东逝世。 对于“毛泽东晚期思想”这样的界定,我以为至少有两点需要认真研究。 第一,怎样理解这样界定“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理论意义。毛泽东的研 究者都知道,毛泽东思想除了有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层含义之外, 主要是指毛泽东本人的正确思想。《历史决议》对此有明确的定义,也论列 了它的主要理论内容。相对于毛泽东的正确思想而言,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 主义者之前的思想,一般称之为“毛泽东早期思想”。这里既不包括新民主 主义革命理论,更不可能包括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毛泽东思想和毛泽 东早期思想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是清楚的、明确的。提出“毛泽东晚期 思想”概念,从逻辑上说,显然是相对于“毛泽东早期思想”和“毛泽东思 想”而言的,也就是说,不属于这两者范围的,统由“毛泽东晚期思想”囊 括。既然如此,对它的界定,按照常理,就不应当与前两个概念存在包含关 系。但是,目前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界定却与毛泽东思想的界定存在相 当一部分的包含关系,即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以 及在 1956 年 4 月以后的其他正确,思想理论这一大块,既属毛泽东思想,也 是“毛泽东晚期思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交叉呢?因为这两者定义的逻 辑不一样。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从思想理论的性质来界定的(凡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理论都属毛泽东思想),无明确 的时间下限。目前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界定,则以明确的时限为主要标 志(因为名为“晚期”,回避不了时间性),这就不能不与毛泽东思想概念 发生内涵与外延的两重交叉。如果撇开毛泽东早期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不把 这些概念作为一个系列概念来看待,目前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界定也不 是完全不能成立,但是,正由于这三个概念构成了一个完整系列(不把它们 看成系列概念,在逻辑上说不通),因而目前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界定,
就似违背了逻辑常理(形式逻辑要求它们互不交叉)。 第二,不能低估这样界定“毛泽东晚期思想”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据目

前的界定说:“毛泽东晚期思想主要指毛泽东本人晚年的错误思想,所以同 毛泽东思想有严格的区别”。区别何在?界定者没作具体分析。但从其界说 可以了解:“毛泽东晚期思想”主要指毛泽东本人晚年的错误思想,而毛泽 东思想就毛泽东本人来说,只包括他的正确思想,因而谓之“有严格的区别”。 但是,如上所述,这两个概念由于存在相当一部分的重合关系,因而实际上 并没有严格区别开来。不仅如此,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正确思想理论和
1956 年 4 月以后他的其他许多正确思想,都统属于主要指毛泽东晚年错误思 想的“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概念之下,不管界定者的主观意愿如何,这样界 定的结果必然有把毛泽东的正确思想误为错误思想之嫌,因为这些思想理论 的光焰被厚厚的黑云压盖了。近赤者易显红,近墨者易显黑。从社会心理学 的角度来思考,把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放入毛泽东思想这个系统来 探讨,其积极的价值易被光大。反之,把这部分内容纳入以错误思想为主导 的“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系统来研究,其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就不像在毛 泽东思想体系中那样得到充分认识。这是一种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客观效应。因此,目前这样的界定,不仅无助于人们严格区分毛泽东思想和 “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两个概念,而且可能有损于毛泽东思想的形象和对这 部分理论的正确理解,以及对其科学价值的研究。
目前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提出和界定,可能主要是就这个概念本身
的意义来考虑的。对于这个概念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早期思想的系列关系 以及可能会产生的社会效应没有作调换角度的设想。科学研究既然提倡多角 度、全方位,所以,我冒昧地提出上述意见供研究者参考。就笔者所知,在 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是曾经酝酿过“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概念的。 因为有上述矛盾难以解决,后来放弃了这个概念。近来重新提出这个概念, 尽管作了目前的一些界定,仍然没有释开上述矛盾。依笔者愚见,《历史决 议》使用的“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的提法,尽管不是定义式的语言,但却是 较为准确、不会引起歧义的用语。
当然,如果认为提出“毛泽东晚期思想”概念有利于研究毛泽东本人晚
年思想的话,我以为,这个概念也不是绝对不可使用的。但是,这首先要确 定毛泽东晚期的上限(从何时算起)。而学术界对此并未取得共识。目前至 少有三种意见:一是起自 1956 年 4 月发表《论十大关系》之后;二是起自
1957 年夏季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之后;三是起自 1966 年 5 月发动“文化
大革命”之时。比较之下,我个人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其次,这个概念要慎 用。因为毛泽东的晚期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晚期有很大不同。马、恩、 列的晚期都不存在偏离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问题,甚至还在继续发展这一 科学理论。因而也不存在将其晚期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区分的问题。毛 泽东则不然,他晚期大部分时间的指导思想的主导方面是偏离马克思主义 的,尽管他主观上是想捍卫、继承并以为是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他 的悲剧所在。因此,像马、恩、列那样,简单套用晚期思想来研究毛泽东, 在目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上,都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这是毛泽东与 马、恩、列晚期的一个重要区别。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土壤,我们不能不注意 这个区别。
  承蒙中共党史出版社将我这几年来研究毛泽东的近 20 篇文章以《毛泽东 的艰辛开拓》为书名结集出版,不胜感谢。收入集子的大部分文章基本是原 发表作,编选时对有的文章作了若干文字性修改。这些文章从一个侧面对毛
  
泽东的某些思想理论进行了初步探讨,不当之论,在所难免。就算一家言, 作为纪念党成立 70 周年的汇报,并求教于广大读者。此篇前言文字也是仓促 之作,简单地回顾了国内近年来的毛泽东研究状况,发表了上述感言。书中 乖戾衅误之处肯定不少,切盼批评批正。
作者,写于 1989 年共和国 40 周年大庆之日

增订本序


  “说不尽的周恩来,研究不完的毛译东。”这是近年来知识界内广为流 传的话。乍听起来,似不顺耳;但细一琢磨,也不无一点道理。毛泽东、周 恩来,中国共产党的这两位巨人,作为中华民族现代历史上璀灿群星的杰出 代表,在半个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有许多共同的品德和业绩为 世人称羡,又有不少各自特殊的优点和长处为后代们敬仰。这两句话,既可 看做是就他们的共性而发的,也可视为系就其特点而赞的。
  毛泽东是研究不完的。他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 家之一,这已不再有人怀疑。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的逝世时曾经说:“这位 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①我们虽然不 能把毛泽东与马克思简单类比,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在毛泽东逝世 以后(尽管他晚年的思想理论有严重错误),仍然感觉到了再拥有一个具备 像他那样渊博的学识和哲人智慧的思想家、理论家是多么不容易!毛泽东是 值得研究的。事实上,国内外对毛泽东的研究己历时半个多世纪。长期以来, 人们一直以为斯诺在 1937 年出版的《西行漫记》是介绍毛泽东的最早作品。 最近见到一个材料说,还在 1935 年共产国际机关杂志《共产国际》(俄文版)
第 33—34 期合刊上,一个署名为“赫”的作者就撰文介绍了毛译东。在“赫”
的将近 7000 字的文章里,尽管对毛泽东的生平和革命经历的介绍不准确,讹 误不少,但作者是把毛译东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来宣传的,并着意刻画 了他的传奇性、色彩。文章直写到毛泽东与朱德一起领导中国红军离开江西 根据地开始长征进行战略转移为止。这个材料有两方面的价值:第一,它把 介绍、研究、宣传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文献资料出现的时间,
由 1937 年提早到了 1935 年。第二,过去研究者们总认为在 30 年代前期和中
期,共产国际并不欣赏毛泽东,然而从这篇文章看,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评 价还是很高的。
如果说对毛泽东生平的介绍,外国人早于中国人的话,那么对毛泽东思
想的研究,则是中国人最早驰骋的疆场。据不完全统计,从党的延安时期起,
自 1940 年以来,截止 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对毛泽东的思 想的宣传、学习和研究方面,约有文章 10000 余篇,著作(包括各种小册子)
1300 余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 10 多年来,经过对“文化大革命”的拨
乱反正,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已被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科学研究了。无论就 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高度与力度来看,也无论是在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效能 与成果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截至 1991 年底,已发表的论文达 6000 多篇,出版的专著有 300 多本。这个统计是很不完全的,因为出版发行的渠 道多元化后精确统计甚为困难,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参数来了解毛泽东研究 的基本状况。据笔者所知,为了迎接 1993 年的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纪念,各 地出版社从 1990 年以来都在积极组织书稿,推出宣传和研究毛泽东的各种书 籍。届时,一个新的“毛泽东出版热”将像钱塘江潮一样,以汹涌澎湃之势 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就其可能产生的推动毛泽东研究的效应来说,当属可 喜可贺之事。
在这本集子初版的前言中,笔者曾提出建立“毛泽东学”(简称“毛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74 页。

即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来开展研究。这个建议得到不少 同道者、研究者和读者的赞同。不管这个提法合宜与否,“毛学”事实上已 经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 下筒称《历史决议》)发表的 10 多年来,毛泽东的生平与思想、理论与实践、 道德与文章、早期与晚年、正确与迷失、贡献与错误,已经被作为学问得到 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请参看本书的终卷篇之一
《当代毛泽东研究概论》)。随着毛泽东 100 周年诞辰的到来,“毛学”将 再次成为热门学科。
  随着研究工作的全面推进,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越来越成为一些研究者 的一个兴奋点。研究毛泽东的晚年,这一课题既有异常的复杂性,又有鲜明 的现实性。对笔耕者来说,是块很有潜力的“可耕地”。但是,要耕耘它, 也有很大的难度,需要花大气力。在这里,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注 重方法论的研究,也可以说有个“科学种田”的问题。如果思路对头,方法 对头,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对所研究的大小课题都作 客观的、全面的、具体的、本质的分析,而不是罗列现象,剪裁历史,那么, 经过一番艰辛劳作,加上“风调雨顺,天公作美”,在这块“可耕地”上是 可望获得丰收的。
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决议》为根本准绳。这既是一
条首要的政治原则,也是最基本的方法论。无论是国内的政·治风波,还是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回流”,都证明 1981 年的《历史决议》对毛泽东 的评价在总体上是科学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周而是站得住的。极少数 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精英”们想动摇它,没能得逞,全党、全 国人民都衷心拥护这个决议。我们国家、我们党所以能“任凭风浪起,稳坐 钓鱼船”,无疑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条,也得益于《历史决议》对毛 泽东的科学评价,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正确总结。试设想,如果 1978 年底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拨乱反正,继续“文革”路线,行不行?当然不行,人 民不会答应。按照“文革”路线,根本就不会有中国的今天。同样,如果 1981 年的《历史决议》搞“非毛化”,像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那样,又将 怎样?那也不会有中国的今天。近年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动荡、大分裂、 大雪崩就是明证。仅此而言,我们也要感谢有这么一个好的《历史决议》。 当然,面对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面对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中出现 的许多问题,也会有对《历史决议》的评价提出异议者。作为学术问题,不 同的观点、意见在一定范围内也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但是,来自各方面的信 息反馈表明,《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至今仍能获得无论是研究者还 是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绝大多数的认同。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 几乎人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毛泽东”,而每个人心目中的“毛泽东”又都 可能不会完全相同。没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是不可想象的。《历史决议》 对毛泽东的评价可以说求得了一个“最大公约数”。获得这样一个“最大公 约数”很不容易。作为理论工作者不能不从政治大局出发,十二分地珍惜这 个历史成果。因此,深入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决议》作 为根本准绳。
  对充满着复杂矛盾的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在研究中尤其需要采取分析的 方法。所谓“剥离”,就是分析的形象说法。提出“剥离”,其前提就是承 认正确与错误处于交织并存状态。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人的思想都可能有
  
这种情况,既没有 100%的正确,也没有 100%的错误。但是就其对现实的政 治关系发生的影响而言,并不是每个人都处于这种状态之中。毛泽东在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以前基本上不存在这个问题。自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他的思 想才明显地表现出两种发展趋向,即正确的思想指导与错误的思想指导互相 交织着向前发展,此起彼伏。这就构成了“文革”前 10 年间他的思想由正确 走向错误,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错误纠正以后又在阶级斗争方面犯错误的发展 曲线。怎样把正确的思想与错误的思想加以区别,这就需要分析和“剥离”。 在“文革”时期,毛泽东的错误的思想占居主导地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其主要的思想理论,但也不能说在这个时期 毛泽东就没有一点正确的思想。事实上,在这 10 年间还是有不少正确的或积 极的、有价值的思想的,有的甚至还被包裹或镶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的理论体系之中,当然也有游离在这个理论体系之外的。这就更需要进 行审慎的分析或“剥离”,不能在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把毛泽东的一些有 价值的东西也否定掉,不能在抛弃错误的理论体系时把包裹着的合理内核因 素也扔掉。
  应当指出,“剥离”也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剥离”本身就是一 个分析的过程。对经过“剥离”之后取得的合理的内核因素也还要继续进行 分析,甚至改造,才能使其发挥作用。比如,现在人们谈论较多的毛泽东的 反“和平演变”思想就属这种情况。西方国家提出“和平解放”、“和平演 变”问题稍早一些。毛泽东比较明确地提出反“和平演变”问题则是在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之后不久。虽然毛泽东主要是针对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上出现 的反苏反共逆流,从世界范围内两种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这个大背景、大 视角来思考问题的,但也不能说这与对庐山会议错误开展的党内斗争的认识 没有一点关系。当时,毛泽东是把庐山会议的斗争看成“帝、修、反大合唱” 在党内的反映的。从反“和平演变”思想的发展来看,它后来又与 1962 年八 届十中全会以后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紧密联系起来了,以 致到发动“文革”之后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的一个内容
(这就是当时特指的“反修防修”等)。但是,从毛泽东提出问题的背景和
他始终关注世界形势格局的变化及思考问题的视野来看,它又不完全属于这 个理论体系之中的内容。因此,一方面,要说毛泽东的反“和平演变”思想 完全不属于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这不符合历史实际;另方 面,把反“和平演变”思想简单地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等而视 之,也不符合毛泽东的思想实际。还要看到,一方面,毛泽东从世界范围内 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来提出反“和平演变”的思想,充分显示了 他那深邃的战略眼光,无疑是个伟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他把发动“文化大 革命”作为开展反“和平演变”斗争的方法,作为防止我国发生“和平演变” 的根本途径,这已被历史证明是不成功的。这就说明,毛泽东提出了这个问 题,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近几年来,邓小平同志重提反“和平演变”问题, 并不是简单地把毛泽东的思想拿过来加以宣传,而是根据新的国际关系格 局,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新情况,把它置于现阶段的“一个中心、两 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之下来加以审视,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 理论与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一个重要国策。现在,我们党进行反“和平演 变”的斗争,不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重复过去那些不正确的作法,而 是更加坚定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把这看成是真正

能够防止“和平演变”的根本路线。 在毛泽东晚年还有这样一种情况:他的一些思想观点是正确的,但是概
括这些思想的历史根据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例如《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 的?》这篇文章,源于毛泽东 1963 年 5 月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 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时加写的一段话。“前十 条”贯彻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的决定,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 估计,是一个要在农村开展大规模阶级斗争的文件,无疑反映了那个时期的 错误的指导思想。但是,毛泽东加写的这段话却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 识论,在某些方面发展了《实践论》的观点。这种矛盾现象怎么解释呢?既 不能因为他概括这些思想的直接根据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而否定这些思想 的理论价值;也不能因为这些哲学理论是正确的,就认为当时作概括的历史 根据也是正确的。这就要求我们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考察。不仅是毛译东,在 古今中外的一些其他思想家那里,也不乏这种矛盾现象,因此作结论不能简 单化。人类思想史的发展告诉我们,一个理论的概括,一个思想的产生,往 往不是即兴之作,不是根据某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来的;而多半是经过长 时间的思考、孕育,到了某个时候,通过某件具体事情被引发出来的。从思 想史的角度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的有些思想早在抗 战时期就萌生了。在 1939 年 9 月关于动员延安军民开展生产运动的一次讲话 中,毛泽东指出:思想是可以变成物质的。当还没有生产的时候我们做好了 计划,提出了口号,但这还只是思想,不是现实的东西,只能想象和思考, 而不能手触和目视,就是说,它还只是精神而非物质。现在呢?现在已经变 成一粒粒的小米、黄米,一个个的西瓜、南瓜,还有蜜甜的梨子、血红的西 红柿;现在不仅手可以接,眼可以见,而且嘴可以吃了。“这就告诉我们, 一种思想,只要是有根据的,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就可 以变成物质。”在 1945 年 4 月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又指出:我们 党的正确路线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是外国送来的?不 是。它是从中国的土地上长出来的。到了 1956 年 2 月,毛泽东找国务院工业 部门负责人进行经济问题调查时,再次指出:思想是可以变成物质的。设计 变成房子,从物质来,又还原到物质中去。1963 年 5 月,即在修改“前十条” 期间,毛泽东讲哲学的兴致很高。他在当月的杭州会议上有一段讲哲学的长 篇谈话,其中心就是继续讲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问题。他说: 说精神不能变物质,不对;人民大会堂还不是由工程师、工人变成的。物质 变为精神,精神变为物质,如此反复,日常生活中就是这样变来变去的。可 以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的内容,不仅是概括发挥了这 次会议的讲话以及另外一些讲话的精神,而且可以说是自 1939 年以来毛泽东 对这个问题长期思考的积淀的结晶。理论的根往往是又深又长的,它不单纯 是某个时期某个实践的升华。它既可以是对长时期的大量实践经验的积累的 反思,也可以是其自身相对独立发展的逻辑的必然结果。因此,不能简单地 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的主要思想视为根据 60 年代初 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实践而提出的。
  真理与错误有时只有一步之隔。1957 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毛译东对社会 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形势认识的变化就是没有把握好这“一步”而进入误区的。 同样,现在分析毛泽东思想观点的变化,如果不把握住这“一步”之别,也 会混淆其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界限。前些年有一种说法,认为《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这部著作是“无产阶级专 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源头”。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就是误解了《正 处》的基本观点,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正处》中的社会主义 阶级斗争理论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把无产阶级与资产 阶级的斗争看成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作为其前提的。《正处》虽然没有沿用党 的八大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的表述,但是它关于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与八大关于主要 矛盾的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因此,不能说《正处》否定了八大关于主 要矛盾的思想。诚然,在《正处》修改过程中加写了关于阶级斗争是长期的、 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 没有真正解决等论断,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时的毛泽东已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 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因为关于长期性、曲折性和有时 呈现激烈性的说法,只是一种对阶级斗争的状况的描述,并非性质的判断。 承认阶级斗争的这几“性”,并不就意味着承认它是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只 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时也可以表现出这些特点。近两年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 为清楚。事实上,毛泽东改变对主要矛盾的认识,否定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 论断,提出两个阶级的斗争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在《正处》发表
3 个月之后的 1957 年 10 月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从《正处》发表到八届
三中全会的这 3 个月,是毛泽东的思想急剧变化的 3 个月。就对社会主义社 会阶级斗争的认识来说,这是毛译东由获得了基本正确的认识继续向前跨 越,超过了真理所允许的界限而陷入误区的关键时期。当然,毛泽东本人不 可能对此加以区分,我们党也是在历史前进了几乎 1/4 个世纪之后总结历史 教训时才认识到这一点的。我们要遵循《历史决议》,努力弄清这个关键时 期毛泽东的思想的变化轨迹,才不致混淆毛泽东由正确走向错误的思想路 程。
以上强调将毛泽东晚年的正确与错误加以区别,不单纯是为了更多地发
掘、肯定其积极方面的价值。主要是体现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 其实,就是对于其错误的理论与实践也有一个辩证的否定态度问题。否定毛 译东晚年的错误,绝不能简单地视为“倒垃圾”、“泼污水”,何况对“垃 圾”、“污水”还有一个再处理,变废为宝的问题。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在 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是为了追求理想的社会主义 形态而没有找到正确实现的方法而发生的。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只从消极 的方面以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势来看待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只看到其直接破坏 性的一面,而也要看到它的间接的受益性的一面。例如,第一,它至少告诉 我们,“走了岔道”。离开基本正确的轨道走了 10 年“岔道”,付出的代价 够沉重的了。此路不通,不能再走。否则,就是无视历史的惩罚,拿国家的 兴衰与人民的幸福开玩笑,这就受了益。第二,具有物极必反效应。“不撞 南墙不回头”,只有跌了大跤、吃了大亏,才能对错误有深刻的反省,认真 总结出深刻的经验教训。人们常说,“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就是 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这也就是错误的反面“贡献”。所谓“错误是正确的先 导”的实际含义也就在这里。采取积极的、理性的态度(而不是任何情绪化 的宣泄),来分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实际上对属于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 盾的政治错误都应如此),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都将受益匪浅。
历史是以滚动方式曲折前进的。一个时期,历史的这一个侧面被突出出

来;但过一个时期,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可能直面行进在历史道路上的人们。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的认识,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强调的侧面和重点都会因时、因地、因情况和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认识 不能不受历史的制约和影响。因此,一时的强调某个侧面,就不能脱离对该 事物的总体的认识;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某个侧面的突出,就不能离开对其 总体的评估。否则就会顾此失彼,缺乏客观性和全面性。对毛泽东晚年的理 论与实践的研究也不能不分析历史前进的特点,注意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研究毛译东本身不是目的。从理论方面说,研究毛泽东是为了超越毛泽 东,发展毛泽东思想。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来,我们党在实践中探 索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了在长时期内必须坚持“一 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国家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东欧、苏联剧变后,我们国家没有发生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归根结 底,是由于这 10 多年来的路线正确,尽管在某些政策上和许多工作中还有这 样那样的缺点、失误,甚至有很不尽如人意的腐败现象,但是从总体上看, 从主流看,路子是走对了。这是很不容易的。错误的必须努力纠正,正确的 必须坚持。没有这两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变化,对我们的路线的正确 性的认识不会有那么深切。有了这两年变化形成的巨大反差的比较,使人们 一方面更加清醒地看到了面临的形势的产峻性,同时也更加坚信“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提高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条正确路 线的自觉性。我们党探索出来的这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追 根溯源,最早还是毛泽东在 50 年代中期曾经努力开辟的,但是他没有沿着正 确的方向走下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继承了毛泽 东的正确趋向,并根据新时期的具体情况,大大地发展了毛译东思想关于社
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党超越了毛泽东。
  同时,这 10 多年来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本身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人 们经常议论的,关于共产主义的目标已由近变为远了,从 30 年代到 70 年代 讲得较多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已从历史的日程表上不断后移了;作为共 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人们的认识中不仅由短变长(因为仅社 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其成熟阶段更无法预测),而 且其所要实现的日标由高变低了。如由不承认商品经济到只在狭小范围内承 认商品经济(主要限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交换),再到承认整 个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由只承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 种公有制形式,到承认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所有 制形式的存在,包括承认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等;由只承认《哥达纲领批判》 阐述的按劳分配原则,到同时承认非按劳分配原则存在的必要,等等。这些 观念的变化,不是任何人一定要人为地、主观地强加于现实社会的,而是几 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自身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的观念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也 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料不及的。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活生生 的现实。仅此而言,改革开放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从理论到实践,确实经历 了一场深刻的革命。这些观念的变化,以及相应而来的政策的变化,从形式 上看,好像是一种后退(如与共产主义的日标似乎越来越远了),而实质上 却是真正的前进。从生产力标准是衡量路线和政策正确与否的最高标准的角 度来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都说明 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和雄厚了。
  
  这 10 多年来,就观念的变化和政策的调整所表现的历史的重大转折而 言,与党史上由内战时期到抗战时期的转变有某些(而不,是全部)相似之 处。当然,历史不可能完全重复,任何比较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作这一历 史的比较旨在说明,当年的毛泽东正是在历史性的转换关头,高瞻远瞩,以 深刻的政治洞察力和理论分析力,总结党的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写出了《实 践论》、《矛盾论》和《新民主主义论》等巨著。今天,我们党也需要有总 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的历史性巨大变化及其经验教训的理论巨著,需 要有新的《实践论》、《矛盾论》,需要有像《新民主主义论》那样的巨著。 这是时代的呼唤,是党和人民的期望。我们学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一个 巨大的理论责任感就是,为全党共同努力来实现这一任务而作出应有的奉 献。
  这本集子再版,增加了几篇文章。有的是前些年写的,有的是近几年的 新作。另外,凡书中引用的《毛泽东选集》第 1—4 卷,均以 1991 年的第 2 版为准。全书 20 多篇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笔者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 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的一些粗知浅见,甚至也难免有愚知陋见,欢迎广大 同道和读者不吝赐教。如果说本书的初版是献给培育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亲 爱的党 70 周年生日的礼物的话,那末再版增订本则是献给传播我们以马克思 主义真理的伟大的先驱者之一——敬爱的导师毛泽东同志 100 周年诞辰的一 份微薄的纪念品。
写于 1992 年元旦

新增订本序


  这本书出版了两次,印行 25000 多册,据说都已销售完了。这次重新增 订再版,除将原书中的一些文字作了校改外,主要增补了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前后至今年初写的 10 篇文章。 按惯例,一本书再版,作者要唠叨几句,我也难以摆脱这个定势。 这次再版,讲三点想法。
一、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确实博大精深
  说实在话,一个时期,我不爱用“博大精深”四字来说明毛泽东的思想 理论的伟大性。因为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词被用得太滥、太绝对了。 但是经过这些年的研究,我感到,尽管这是一个“陈词”,但还是不得不用。 第一,毛泽东不仅是大革命家,大政治家,而且是大学问家,大思想家。 他留下的论著、讲话等各种文稿估计达数千万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 中,无人能出其右。他的著作有特殊的魅力。读他的书韵味无穷,能使人浮
想联翩,开阔思想,启迪智慧。不用这个词,似不足以表达那种感受。 第二,说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并不排斥承认他晚年的思想理论
有严重错误。因为就“博大精深”一词的本意讲,只是形容知识渊博,思想 精邃,并不是一个属于科学范畴的关于认识是否完全具有真理性的价值判 断。这就是说,思想理论的“博深”性与思想理论的真理性不是一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时期,滥用“博大精深”,使其几乎成了“绝对真理”的代 名词,那是一种狂热。在狂热之下,不讲科学。混淆概念,不足为奇。经过 拨乱反正,在已经将毛泽东的正确与错误、伟大与迷失区别开来之后,再来 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包括通过透视他晚年的错误理论而发现其中蕴涵着的某 些“真理的颗粒”,会真正使人感到他的思想理论的“博深”性。这种“博 深”性不等于真理性,不是要把毛泽东那些错误的东西也说成正确的。我想, 只要思想上明确了这一点,将这两个概念区别开了,那么,说毛泽东的思想 博大精深,就既不是一句溢美之词,也不会引起其他歧意。
对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在 1993 年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之际再
次达到了高潮。据悉,这一年报刊发表的有关论文达 5000 多篇。出版的有关 著作达 600 多种,1994 年,对毛泽东的研究还在继续。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 著作仍然不少。1995 年发表的论文仍有 1000 多篇,出版的著作仍有 70 多种。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的巨大影响。
当然,对毛泽东的研究数十年长盛不衰,高潮迭起,这有许多原因。首
先它无疑与我们党和区家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 思想的认定、意识形态的导向和政治权力的作用有密切关系。但是,不能不 说,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著作的博大精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没有这一点, 仅靠外力的作用是不能持久的。事实上,对毛泽东的研究已经成为时下国内 学人的一门新兴学科,即我在前几年讲过的“毛泽东学”。在不少学人看来, “毛泽东学”好比一座蕴藏量极大的富矿,可供长时间地开采和加工。生产 和研究。因而,它有一定的吸引力,并不时地掀起高潮或热浪。
二、进一步将对毛泽东的研究引向深入
  事实上的“毛泽东学”的兴起,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政治文化现象, 经过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的空前规模的研究和出版高潮之后,如河对巴 对毛泽东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已成为广大“毛学”研究者的一个历史责
  
任。要成功地负起这个历史责任,有很大的难度。这里不从大角度去立论, 仅从具体地进行实际研究而~, 9 厂言,在当下一段时间内,至少可以 从这样几个方面着手摸索:
  一是充分利用正式发表和广为披露的大量文献档案资料。在过去一段时 间,文献档案资料的发表满足不了研究的需要,是影响研究深入的一个不容 忽视的外在条件。但是,这些年来,特别是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前后, 有关部门发表的关于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文献档案资料是空前的。仅中央文 献研究室出版的关于毛泽东的著作就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8 卷、《毛 泽东文集》2 卷、《毛泽东军事文集》16 卷、《毛泽东文史批注集》1 卷、
《毛泽东外交文选》1 卷、《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1 卷,还有《毛 泽东年谱》(1893—1949)3 卷等。《党的文献》杂志还陆续发表了不少文 章。这都属于文献档案资料性质的,总共达 800 多万字。固然不能说,重要 的文献档案资料都已完全发表(有关部门今后将继续出版毛泽东的各种著作 集,公布党的文献档案),但这样数百万字的原始性材料为把毛泽东研究引 向深入开辟了广阔天地。对这些材料的消化利用,是“毛学”研究水平提高 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是广撷博采已有的研究成果(包括回忆录),把现有的重要研究论著
(包括重要的回忆录)作为继续向前攀登的前进基地。纪念毛泽东百周年诞 辰,可谓是“毛学”研究的大丰收。尽管我们不能过高评价这一大批成果的 质量,但这些年的有些论著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如薄一波著《若干重 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卷)、《胡乔木文集》(3 卷本)、《胡乔木 回忆毛泽东》、胡绳著《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吴冷西著《回忆毛 主席》等,此外还有《毛泽东百周年纪念——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 论文集》(上中下三册)等。这些论著是毛泽东研究的最新成果,为“毛学” 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起了巨大推动作用。薄一波、胡乔木、胡绳、吴冷西同 志的论著不仅披露了许多翔实的原始文献档案资料,而且其中有的论著分析 问题的思路和提出的观点都极富启发性。国此,对这些论著就值得认真研读。 如果把“毛学”研究比喻为攀登高峰,这些论著应当视为向前攀援的基地。 不少读者和研究者不是都厌烦研究和出版中的低水平重复现象吗?产生这个 现象有诸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起点低、目标低,即前进的基地不是这些一 流的大作,奋斗的目标也是无意去创作较高水平的大书。改变这个局面需要 多方面的努力,包括提高编辑水平,改革出版制度等。但是,树立攀登高峰 的意识,提倡攀登高峰的精神和把握好攀登高峰的基地是一个重要方面。
  三是立足于当代,寻找新研究视角,探索新研究方法。开展研究,资料、 观点、方法可谓三要素。提高研究水平,这三者也是缺一不可的基本要素。 有了基本文献资料,有了好的思想观点,研究方法,包括研究视角和思路, 对于提高研究水平,使研究成果具有新意,就起着重要作用。一些刻板的研 究方法早已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和读者的兴趣。“毛学”研究在一个时期使人 产生陈旧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些研究论著没能摆脱以往的一些刻板的 研究方法。但是应当看到,这些年来,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在兴起,不少论著 颇具新视角,面貌大变,很受欢迎。这是近年“毛学”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 也是“毛学”研究水平在提高的一个明显标志。还应当提及的是,这些年出 现的毛泽东“纪实作品热”,尽管鱼龙混杂,一些不健康作品造成了不好的 社会影响,但是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纪实作品对毛泽东研究和有关的出版工
  
作的繁荣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功不可没。从表达方式而言,把 纪实性的写作方法应用于研究和塑造“毛泽东”,不能不说是一大发明。它 的显著优点或是使作品具有可读性,社会效益大。它的缺点或是往往缺乏科 学性,容易演变成文学作品,因而失之于真。如何把纪实性与科学性相结合, 应当成为探索新的研究方法的一个思路,也应当成为改革“毛学”研究中的 陈旧表述方法的一个契机。
  四是贯彻“双百”方针,展开学术讨论,进一步活跃研究气氛。这些年 “毛学”研究空前活跃。若不是如此,不可能一年之内有数以百计的著作和 数以千计的论文面世。但是在大面的活跃中也有小不活跃的一面,即“花儿 盛开,鸣而少争”。有这么多论著,可以说得上“花儿盛开”。但是许多论 著都是各“放”各的,各“鸣”各的,相“争”者少,故曰“鸣而不争”。 小平同志讲“不搞争论”,显然是指政治问题和政策问题。就学术问题包括 “毛学”研究而言,还是应当提倡争鸣的。这是繁荣“毛学”,把“毛学” 研究引向深入,并推上新台阶的一个重要条件。比如,有本《毛泽东战略思 想研究》的书,关于毛泽东战略思想的界定说:“毛泽东战略思想是毛泽东 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 主义建设的全局性、规律性的正确反映,是用以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并 被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战略思想同中国革 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作者 经过慎密研究后下的定义。这个定义是有充分的根据的,普遍地认为也是最 保险的。我并不是要非议这个定义。但是我也听到过不少这样的议论,认为
1981 年《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是为了立住党
的指导思想的战略需要而作的。这是属于“不搞争论”的范围。但是《历史 决议》没有说,任何一个重要的领导人甚至主管领导部门也没有说,关于毛 泽东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教育思想、科技思想、体 育思想、卫生思想等等,都要根据《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总定义来 分别界定。因此,主张不必套用《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定义的那几个 要素,而突出毛泽东个人在上述哲学、经济、政治等领域或方面的思想观点 和历史作用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等加以定义。与前面 注重“引经据典”的思路相对而言,这又是一种意见。这种意见强调上述各 方面思想的学术性,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这两种意见,或者说两种观点, 可能各有长处,但也会各自碰到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我个人认为, 属于这类学术问题的不同观点之间,在一定范围可以展开讨论,允许争鸣。 不讨论、不争鸣,有些矛盾揭示不出来,有些道理不能说透。而学术理论发 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不断地揭示矛盾,讲清楚道理,使真理愈辩愈明。这 也是推动“毛学”研究的一个途径。
  三、应当继续正确认识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或简称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是这些年来 人们关注、思考和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应当说,大多数人能够得出正确的 结论;产生困惑,不能正确对待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 偏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种偏向是以邓非毛,即把小平同志这些年在理论 上的重大发展,看成是与毛泽东思想没有任何关系,认为毛泽东思想过时了, 把小平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在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
  
把毛泽东正确的东西也加以否定,好像毛泽东一无是处。这种偏向在国内的 出版物中虽然是个别的,但近来海外诽谤毛泽东的出版物以这样那样的方式 流进来,对国内一些人特别是对青年人的影响却不可忽视。另一种偏向是以 毛非邓(至于那些既非毛又非邓的,属另一种性质问题,当作别论)。在 80 年代未的动乱之后,大家开始反思过去,包括对苏联、东欧紧接着发生的逆 转,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变化,以及我们党的理论和路 线。实际上,小平同志也在反思。1989 年 6 月 9 日他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 上干部时的讲话,就是一篇反思之作。他认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没有错,基 本路线、战略目标都没有错,应当“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①。 后 来又强调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100 年不动摇,“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②。他视察南方发表的谈话, 集中地表达了他反思后的新认识、新结论。这种反思是科学的、正确的,代 表了全党反思的主流。也有一种反思观点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 和邓小平的做法,偏离了毛泽东思想;不讲阶级斗争,不搞政治运动,只抓 经济建设,其结果只能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名不符实。特别是这几年经济形势比较严峻、精神文明建设的有些方面 出现滑坡、腐败现象未能得到强有力的遏制、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增多,这种 情绪和观点越来越发生影响。
我个人认为,尽管矫正这些思想认识上的偏颇,主要不是理论研究和宣
传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工作实践的问题。党的各项工作跟上去了,许多实 际问题得到了解决,经济形势越来越好,人们思想上的一些困惑认识甚至糊 涂观念就容易消弭。但是就理论方面而言,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辨析的。
一是要继续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加以区别。毛泽东的晚年
有错误,并且毛泽东的晚年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这是上了 1981 年的《历史决议》的。对这一点要十分明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只是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根本没有否定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 东思想。就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而言,那是对立的,两者是否定 关系。但是,就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而言,两者则不是对立的,而是继 承和发展的关系。本书新增补的几篇文章反复地论证了这个关系,这里不再 赘述。
二是对现实和理论的关系要作具体分析。对邓小平理论产生困惑,除了
对这个理论的基本观点有保留看法,这是一种情况外,还有的,就是对现实 与理论之间在某些方面存在的巨大反差缺乏正确认识,认为邓小平理论虽 好,但与现实很难对上号,因而怀疑现实生活中的消极腐败现象是这个理论 导致的结果。产生这种看法,从理论上说有一个认识上的混淆,即把在现实 中所看到的一切社会现象完全等同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其 实,这是要加以区别的。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社会现象,包括一些地区、一些 部门的工作实践,并不完全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只有那些 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求的实践,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实践。那些在根本上违背和偏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求的实 践。都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并且一概都在克服和纠正之列。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07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1 页。

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 言,并不存在什么反差;至于讲那些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关系.当然会存在反差。但这不是理论本身 不好,而是那些实践偏离和违背了理论的要求。因此,不应当怀疑理论,而 应当去努力克服实践中的偏向,使更多的实践成为真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实践。当然,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完全正确地转化成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扭曲,不变形,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 这里既要有成千上万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称职的干部(特别是各级主要 领导干部)的全身心的投入。又要有能正确地体现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一系 列具体要求的、到位的方针政策。目前的许多问题都出在这些中间环节上。 这正是难点所在。也是要不断努力解决的问题。
  应当指出的是。正确认识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 关系,还需放开历史的视野,既要看到两者的差别性,更要看到两者的共同 性。就纠正前述的不同偏向来说,无疑需要强调不同的侧面。但是如果放在 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来看,就一定阶级的思想体系的发展而言,则应当强 调两者的共同性。因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属于当代中国的同一个阶级即无产 阶级,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同一个思想体系即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发展 的不同阶段。从历史的现阶段来说,两者的差别性比较明显。但就历史的宏 观而言,两者的共同性无疑是主要的。放眼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下几千年, 称得上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能够治国平天下(实指安华夏)的,在古代要 数孔孟之道。微观地看,孔学与孟学有无区别?当然有区别。但这个区别是 继承与发展中的区别。对历史发生巨大影响的,不是两者的区别,而是两者 作为一个整体,即孔孟儒学这个思想体系,成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各个王朝 的治国之道,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在近代,虽有孙中山的理论,但不 能与之匹敌,未能实现其治国安邦的宏愿。唯有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毛泽东思 想和邓小平理论,才成为中华民族在当代的治国安邦之道。两者作为一个整 体,构成中国无产阶级打天下、治天下的政治理论,实际上也是继续引导中 华民族走向先进、成为世界上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理论指南。毫不夸 张他说,毛、邓思想理论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作用可以与古代的孔孟之道相 媲美,“古有孔、孟,今有毛、邓”,后者是中国无产阶级对中华民族的巨 大政治贡献。
因此,正确认识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不
仅对于科学地把握党的指导思想。促进政治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和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 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75 周年纪念。增订再版拙著,也算是再次表达点 心意吧。
  本书尽管重新增订再版,但不妥之处可能还有,包括本篇感言可能也不 尽恰当,衷心欢迎指正。
写于 1996 年春节前夕

导 论

科学地评价党的历史和毛泽东同志①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中国人民走过了 32 年伟大而不平坦的 历史道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受到了实践的反复检验,既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饱尝过沉痛的 教训。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同志曾 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侧面,对建国以来的这段历史进行过认真的总结, 发表了许多启迪思想、富有胆识的深刻见解,对党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很有 帮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 可以说集中了全党的正确意见,吸取了这几年总结历史经验的一切好的成 果。
宋代大侍人苏拭在一首咏庐山的名诗中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 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许多同志都经历了“文 化大革命”的不幸,痛定思痛,回顾历史,一时难以排除感情的纷扰,把建 国以来历史中的错误看得过重了,不能得出客观的、公正的评价,这是可以 理解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看问题切忌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要以冷静的、理智的头脑和科学分析的态度严格地解剖历史。毛泽东同志在 延安时曾说过:看问题,第一要客观,不要主观;第二要全面,不要片面; 第三要看本质,不要只看现象。这三句话,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作了精 辟的概括,也是我们分析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这次发表的《历 史决议》正是运用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作出 了深刻的总结.是党总结历史经验和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典范,也是马克思 主义的伟大历史文献。





























① 此文原标题为《 总结历史经验的典范——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毛泽东的艰辛开拓的下一页
成为本站VIP会员VIP会员登录, 若未注册,请点击免费注册VIP 成为本站会员.
版权声明:本站所有电子书均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有任何侵犯您权益的情况,请立即和我们联系,我们会及时作相关处理。


其它广告
联系我们     广告合作     网站声明     关于我们     推荐PDF     全部分类     最近更新     宝宝博客
蓝田玉PDF文档网致力于建设中国最大的PDF格式电子书的收集和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