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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战风云录(中)



香港商战风云录(中)

第二十八章 船王易帜董浩云破浪领航


  香港开埠以来,航运业基本为洋人船商所垄断。华人船商夹缝中求生 存,在华南沿海开辟不定期航线,运输零星客货。少数船主,虽被誉为大 船东,但船只多为大风帆船,只有极少拥有汽船。
  香港另有不计其数的小船东,他们的航行范围大致在香港各岛之间。 香港总是在兴建码头,码头总是不够用。轮船泊在外海,货物装卸全靠驳
船。从事驳船业的,多为华人艇户。
  香港填海需要大量的石料,就地的石料不够,就需从其他岛屿或半岛 运来。其时,载石船穿梭往返,广东沿海的船家也赶来分一杯羹。放眼望 去,站在船头的船主和水手,皆是饱经风吹日晒的黄面孔。
  中国古代,曾有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创举。到近代,中国的航运业式 微调零,只能望洋兴叹,眼睁睁望着洋船在中国海域或内河耀武扬威。
中国航运的中兴,更待何时?
老牌船王 香港第一位华人船王是郭松。
  1877 年,郭氏船务公司拥有 13 艘汽船,郭松为香港航运界较大的独 立船东,是早期华商中的巨富。
现存的有关郭松的资料寥若晨星。香港有几大郭氏家族:香格里拉郭
家、丰隆郭家、永安郭家。据考,郭松与这几大郭氏家族的先辈无渊源关 系。
  郭松当时拥有的船队,足以与一般的洋人船东抗衡,但郭松以后便销 声匿迹。除了少数学者,即使是老一辈香港人,也不知香港第一代船王郭 松。有学者作这样的推测,郭氏船队敌不过大的洋轮公司,被对手吞并; 还有一种可能是遭受飓风灾害。如这之前的 1874 年风灾,就有 35 艘洋轮
沉没,在未实现无线电传递海洋天气预报的年代,海路运输全然靠天吃饭。
  物换星移,潮涨潮落,在郭松之后的几十年间,香港的华人航运界, 无人有出类拔革的表现。
本世纪 40 年代,许爱周的大名从省港澳航运界脱颖而出,稳坐香港船
王宝座。
  许爱周是广东湛江市坡头墟人,1881 年生。幼年就读于私塾,12 岁随 父经商。最初经营土产杂货,后获得美国德土占石油公司的煤油经销权, 掘得第一桶金。从 20 年代起,许爱周涉足地产业,10 年功夫,成为湛江 市区大地主,拥有 100 多间店铺和其他物业。许氏最大的一处物业,是宝 石大酒店。
湛江是中国南方著名的天然海港,湛江的航运业自古发达。那时,进
出湛江港的远洋船只均是洋轮,这些庞然大物泊在港湾,使众多的龟缩在 洋轮之侧的中国船只,自惭形秽。
这情景,深深地刺痛许爱周的心。 德士古的油轮定期开往湛江。那时的油轮实际是散装货轮,煤油装在
铁皮箱内,便于批发零售,人们称其为美孚罐。许爱周作为代理商常登船
公干,他对洋轮的了解,也是从这时开始的。他由此也结识了不少洋人船

长及水手。 许爱周一方面对洋轮垄断中国航运耿耿于怀;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叹
服洋轮的优越性能。这便是许爱周投身航运的契机。
  1932 年,湛江首富许爱周成立川昌航业公司,购入多艘二手客货轮, 开辟北部湾及湛江、香港多条航线,最远处航抵南洋各国。最初的船长均 为法国人(北部湾为法国割据,周边地区有海南岛、雷州半岛、广西南部、 越南北部),船员洋人华人皆有。到 40 年代,川昌开始有华人船长。
1940 年,川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许爱周以香港为基地,双管齐下,
拓展航运,购置物业。川昌拥有的船只数不详,据老一辈港人称,川昌可 与太古、怡和在香港的船队竞一日之长。
  许爱周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船东。日军侵入香港之际,许爱周 下令凿沉泊在船坞大修而无法开动的船,以防落入日军手里。逃回湛江老
家后,许爱周慷慨解囊,支持抗日。
  香港收复,许爱周回港收拾残局。他设立仁兴矿务公司,把广西开采 的滑石粉加工后,运往香港做化工原料。4 年之后,他的船队总吨位超过 战前最高水平,居华人船东之冠。
1952 年,许氏船业在港往册,更名为顺昌航业有限公司。 期间,上海船东迁册香港,出现群雄争霸的局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是金山轮船公司业主董浩云。
大海之子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民营航运巨子有四位:上海三北轮船公司的虞洽
卿,烟台政记公司的张本政,重庆民生实业公司的卢作孚,中国航运公司 的董浩云。
谁是船王?当时无确切的统计数据。通常认为,最初虞洽卿独领风骚,
他鼎盛时拥有 20 余艘轮船,总吨位 5 万多,虞洽卿死后,三北中落。政记 曾一度称雄渤海黄海,日治时损失惨重,一厥不振。民生船只有 140 艘之 多,但多为内河小轮船。董浩云出道最晚,但后来者居上。
  董浩云 1911 年 8 月 18 日生于浙江定海。父亲是上海的五金行老板。 定海为中国最大渔场舟山群岛的县城,历史上,一直归宁波府管辖。董氏 住宅依山傍海,董浩云是看着大海长大的。
“大海蔚蓝,船桅如林,一叶舟舸,载余稚童之梦,飘往大洋。三保
太监郑和,七下西洋,余熟记于胸,时热血沸腾。余暑期回故里,常登舟 弄水,以温童梦??”
  这是董浩云中学时的一篇作文。他 5 岁那年,乘船到上海,在父亲身 旁念小学中学。
1927 年,高中刚毕业的董浩云,背着父亲参加航运训练班招生考试,
入选就读。训练班为北方的金融家周作民所办,一年后,董浩云被派往周 氏旗下的天津航业公司做职员,时年 17 岁。
  董浩云工作勤奋,提升很快,到 25 岁时,已是公司副经理、常务董事。 这一年,渤海冰封,许多船只冻在冰层。交通部派出飞机视察救授,代表
天津航业公司的专员就是董浩云。半个世纪后,他回忆道:“那时的飞机四
面漏风,高空风大,下飞机时,我人都快冻僵了。”

  董浩云热衷社会活动,20 岁时被推选为天津船业公会常务理事,23 岁 又选为副会长。他目睹列强称霸远东航运的现状,萌发出联合同业与洋轮 竞争的志向。
  1936 年,董浩云携妻顾丽真(天津航业公司老板之女)回上海,创立 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公司所有的家当,仅一艘小轮船。
  董浩云却雄心勃勃,在同业中宣传他的构想,将各家小型民营船务公 司合并,欲加入者以船只折价入股,组成庞大的船队,与外国轮船公司和
官办招商局船务抗衡。他设想开辟多条定期航班,改变小船东“有船无货,
有货无船”的被动局面。同时,以船为抵押获取银行信贷,购置新船。 董氏的倡仪得到不少小船东的响应。然而,董浩云生不逢时,次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计划搁浅。中国航运的一半船只被国民党军 队征用,后又凿沉于长江,封锁航道,阻止日舰溯江攻打武汉重庆。
上海日治时期,中国航运公司破日方接管,董浩云先后担任过上海通
成公司运输部经理、金城银行船务部主管等职。 董浩云不甘在日伪统治下苟且偷安,于 1941 年春流亡香港,中国航运
信托公司重新在香港注册成立。仅有的 3 艘船悬挂英国国旗,航行于东南 沿海。
好景不长,半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对日宣战。中国航运信托公
司作为“敌产”被日军没收。董浩云辗转重庆,曾在盟军驻华机构和政府 部门服务过。
二战结束,董浩云踌躇满志回到上海,向交通部驻沪机构申请复业,
被官员以“香港注册公司”为由驳回。无奈之下,董浩云只好另组公司,
于 1946 年获准注册,公司名称是中国航运公司。 当时中国虽是“世界五大强国”,实际上国力薄弱,加之国民党忙于内
战,根本无暇顾及民族工业。中国的航运业,仍为西方列强控制。
  董浩云正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逐步发展壮大的。到上海解放的数 年间,中国航运旗下购置的船只有:慈航、昌黎、唐山、滦州、慈云、凌 云、天龙、天行、天平、通平等 10 艘,全是 2 千吨位以上的海轮。
  1947 年,董浩云从美国购得 3 艘胜利型万吨级货轮,董浩云另设一间 独资的复兴航业公司,将这 3 艘船分别命名为:京胜、沪胜、渝胜。其后, 董氏又购入 8 艘内燃机小货轮,夏兴旗下共有 11 艘船只。
  至上海解放前夕,董浩云拥有和控制的船只共 21 艘,总吨位逾 10 万, 雄踞上海民营船队之首,堪称民间船王。
董浩云另有两项业绩载人中国航运史册。
  1947 年,董浩云派遣全部由中国船员驾驶的天龙号,自上海首航法国, 成为轰动业界的创举。1948 年,他又派遣通平号航抵旧金山,船员仍全为 中国人,是中国民营轮船首次横渡太平洋,董氏与中国航运名声大噪,中 西多家报章均刊登了这条消息。
  1949 年,董浩云大概在香港滞留了半年,香港流言四起,说解放军要 解放香港。港英当局草木皆兵,扩充兵力警力,加紧备战。
  董浩云将中国航运公司与复兴航业公司,迁往台北注册。实际上,董 浩云拥有的船只,仅复兴旗下的京胜、沪胜、渝胜 3 艘。中国航运旗下的
船只为各股东共有,董氏离沪匆忙,来不及与众股东商议财产分割与撤离
向题。

  其实,仅有的 3 艘“胜”字号货船,还未真正属于董氏,他仍在供船。 不过董浩云一点不慌,世界正处战后复兴期,运输繁忙,正闹船荒。用不 了多久,他就可以交清所欠美方的余款。
  当时美国政府对独裁的蒋介石彻底失望,由此连累与蒋介石毫无私人 关系的董浩云。1950 年 2 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声明,以“欠债未还” 为理由将台北复兴航业公司的京胜、沪胜两艘船扣留。
  董浩云欲哭无泪,唯靠渝胜一条船,苦苦支撑奄奄一息为之奋斗了 20 余年的航运业。
  董浩云唯恐渝胜重蹈覆辙,便易辙来香港。他在香港注册一间分公司, 取名金山轮船公司,将渝胜号归于金山旗下,船头悬挂的青天白日旗改为 米字旗。台北的中国船运公司与复兴航业公司,实际上成了空壳。
  昔日叱咤一时的上海船王,沦落为香港的小船东。当时的华人船队, 以粤商许爱周的最为庞大,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众多的上海船商,只能仰
其鼻息。 董浩云语言不通,常常孤自一人踯躅于维多利亚港边。渝胜远航,他
更有“亲子离家”之惆怅。海潮奔涌不息,董浩云重温旧梦,指望来日东 山再起,重振海威。

种种传闻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事突起,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出兵朝鲜。退 守孤岛的蒋介石惊喜若狂,惶惶不安的港英当局也为之松一口气。美国第 七舰队部署于远东,这意味着美国对远东事务绝不会撒手不管。
  朝鲜战争刺激了美国在亚洲盟国和盟友经济的复兴,远东大闹船荒, 运费上涨,董浩云的渝胜号收益不菲。
山姆大叔再次伸出援助之手,扶植原以为“不可救药”的蒋氏国民党
政府,“爱屋及乌”,董浩云的京胜、沪胜两船,完壁归赵。
  董氏旗下又拥有 3 艘万吨级巨轮,但很快,人们发现金山公司似乎不 止这 3 艘巨轮,仿佛董氏会变出船来。
传闻中董氏逃过“劫数”的船只并非京胜、沪胜、渝胜这 3 艘船。他
离开上海时,中国航运旗下的一半船,或正远航欧美,或被国民党军队征 去运载军队军火撤离赴台。后来渐渐物归原主,使濒临破产的董氏集团起 死回生。
  金山公司的 3 艘船一律灰色船身,烟囱黄色并有梅花标志。董氏后来 收回的船既不是这身“打扮”,又没采用原来的船名,而是英文船名。或许 董氏怕其他股东追来香港瓜分船队,或许压根就没有这回事,董氏仍是那
3 艘“胜”字号船。 有人问董浩三,董氏苦笑道:“天下哪会有这么好的事?我只是代理一
些船只的营运。” 其后几年,那种黄烟囱带梅花标志的轮船,愈来愈频繁出入维多利亚
港。因为董氏的京胜沪胜两船,曾被美国政府作为国民党政府的资产而扣 押。因此,有人说这种船是宋子文的,或说是蒋介石的,更有人说金山轮
船公司是台湾的官办公司。董浩云哭笑不得:我有那种荣幸?若有,我这
10 多年就不会像没娘的小囡,无依无靠。我唯有靠自己苦苦支撑。当我的

船队稍有起色,政府的招商局恨不得吃掉我。 种种传说,给董浩云蒙上一层神秘色彩。那时的香港本地人;对内地
商人仿佛有一种偏见,若惨淡经营,就认为是民间商人;若飞黄腾达,就
认为是政府资助的官商。 平心而论,董浩云是个极不愿做官商的人,对做官更是无欲。在内地
时,他多次有进交通部和招商局任航运要职的机会,他均敬谢不受。董浩 云的鸿愿大志,就是要做中国最大的独立船商。
在内地之时,董浩云在洋轮官轮的双重夹击下,尚能建立庞大的船队。
现在处于香港更宽松、更自由的经济环境下,董氏为何不可大展拳脚?
时来运转 董浩云审时度势,认为世界航运中心,必会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
  美英等国原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船队,但由于船员工薪大升,船东不 堪重负。这些国家海员工会力量强大,若船东采取低薪制或雇用第三世界 的船员,必会招致海员工会的干预和控告。在这种情况下,船东不得不收 缩船队规模。
从 50 年代中期起,希腊、日本的船东迅速崛起,其中最著名的有奥纳
西斯、日本三光、日本轮船等。但从 60 年代初起,这些国家的船东又受到 劳务成本上涨等因素的制约,致使竞争力减弱。
就综合条件讲,香港最有希望成为第三代航运明星。香港的经济增长
迅猛,但工薪上涨总要迟两拍——香港独立工会势单力薄,更重要的是, 中国内地和东南亚的来港移民源源不断,成为业主固守低薪制的温床(60. 年代,美国船员月薪普遍达到 2000 美元,而香港船员仅 300 港元,以 1:
6 的自由兑换率计算,两者薪酬悬殊 40 倍)。 香港的税率为世界最低,这成为船东“逃税”的天堂。 董浩云认为,在香港从事航运业前景无量。董氏的目标,不再做中国
最大的独立船东,而是做全球最大的。
  早在 50 年代,董浩云就殚精竭虑扩充船队。令董氏船队惊人膨胀的, 是他遇到两次良机。
60 年代初,美国一次卖给董氏 12 艘万吨级胜利型货船。条件惊人优
惠,总共才卖 100 万美元,折合港币 600 万元的话,每艘船才 50 万港元—
—等于白送给董浩云。 据说美国政府,都给予当年被扣资产的有关机构或公司变相补偿,对
当年的错误做法作出不加声明的更正。董氏当年两艘胜利轮被扣半年,现 在却得到近乎 10 倍的回报。
  其实,美国政府再精明不过。这些胜利轮是 40 年代初,应国防部运载 军队军人的特需而匆忙建造的,设施简陋,能走即可,反正随时都有毁于
战火的可能。现在,养尊处优的美国船员,根本不愿在如此破陋不堪的船 上工作。这些胜利轮的船龄已届 20 年,美方正准备淘汰,当废铁处理,现 在不如做顺水人情,弥补董氏当年之损失。
  董浩云顺手捡了个热煎堆,喜出望外。董氏将这 12 艘胜利轮漆上金山 梅花标志,编成“香港系列”:香港代表、香港生产、香港出口,等等,加
入至欧美的定期航线。

  船务专家董浩云自然深知这批船的缺陷,耗油率高。可那时油价便宜, 苏伊士运河封锁后,上涨的运费足以弥补多耗的油料。船上设施简陋,可 香港船员,不但对低薪毫无怨言,还特别能吃苦。胜利轮的餐室、舱室的 内装修及器具,均是美式的,在香港船员看来,已是相当奢侈舒适了。
这批船,董氏到 70 年代才逐步淘汰。
  10 年之间赚的盈利,足够买数十艘同等吨位的新船。由于董氏在世界 航运界口碑很好,60 年代末,董氏又顺手捡了个热煎堆——西德把一批内 燃机双轴客货轮廉价卖给香港金山(具体数不详,董氏忌讳别人说他专捡 二手船,讳莫加深)。
  这批船建干 50 年代,1.4 万吨级。由于西德海员工薪扶摇直上,西德 航运普遍实行自动化或半自动化。德方的条件是:金山购入这批船不能走 欧洲航线——以免对西德船商构成威胁。董氏信守诺言,将这批船纳入“东 方系列”:东方学士、
东方艺人等,加入远东太平洋航线。
船王易冠 董浩云对航运业的贡献、或许不在于他建了庞大的船队,而是他对航
运业开拓性的举措。 董浩云是亚洲航运业最先迈进货柜(集装箱)化的先驱。
1969 年,董氏创造性地将 7 艘旧散装胜利型货轮,改成货柜船(注:
货柜须全部放置于甲板上,重心不稳,董氏在舱底放重物以求平衡)。次年, 注册东方海外货拒航运公司(简称东方海外),开办全船货柜业务,定期航 行美国西海岸。随后,董氏在日本汀造 7 艘高速货柜轮。董浩云对航运新 科技兴趣浓郁,目光独到,作风果敢。当时美国华裔学者卡保奇(英文译
名,中文名不详)设计出半潜式船型,半潜式只通过实验室船池试验,而 无船厂建造、船东使用先例。董氏大胆采用卡保奇半潜式,交日本佐世保 船厂建造 1.2 万吨级的多功能客货船,取名东方皇后号(1966 年)。
  东方皇后试航取得非常满意的效果,不仅比传统船型的船早两三天航 抵美国西海岸,还减少油耗 30%。由于东方皇后的成功,卡保奇船型引起 世界航运界的重视,不少船东纷纷订造卡保奇船型的船。
董浩云在订造的太平洋光荣号上,在烟囱装有大容量锅炉,利用烟囱
400 度高温的废气做锅炉燃源,产生大量蒸汽带动发电机。电力可供航行 时油泵、水泵及生活用电。该轮航行,每 24 小时省柴油 2.5 吨。
1966 年,董浩云一气在日本订造 6 艘 22.7 万吨级油轮, 油轮采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最新研制的“重热”装置,这种超大型油
轮又获得低耗油的满意效果。6 艘油轮分别取名为:维运、维动、维产、 维生、维力、维量。将船名后一个字连缀起来,便是一句口号:“运动产生
力量”。
  1974 年,东方海外巨型货柜船“香港货柜”下水,该船采用大口径低 速柴油机,造价虽高,耗油特省,另配有人造卫星导航装置。
董浩云是航运业进入巨型油轮时代的领潮人。
  1958 年,他向日本船厂订造第一般油轮大西洋信心号,交美国钢铁公 司长期租用。到 1959 年,他的另一艘东方巨人号油轮下水,该轮载重 7 万
  
吨,是世界通用油轮的两倍。董氏拥有的油轮总吨位,与当时希腊著名船 王奥纳西斯的油轮总吨位相同。
1980 年《大英年鉴》载人东方巨人号:“这是亚洲人建造及拥有的最
大一艘船舶,甚至船员、管理、机器装置等,也都由亚洲人一手包办。”
  1980 年 12 月 19 日,海上巨人号在日本下水,它以载重 56.5 万吨级 摘取世界最大油轮桂冠,轰动全球航运界。迄今,仍是世界最大超级巨型 油轮。
香港的老一代船王为许爱周。
从 40 年代未初起,上海船东纷纷抢滩香港,群雄闹海,其势汹涌。
  1957 年,老船王许爱周弃舟登陆,成立中建企业公司,全面进军房地 产。川昌航业仍在经营,仅维持原有船队规模不变。
  有人说,许受周是在上海船帮的夹击下,败阵逃岸的。许氏家族是否 真就“败阵”?要待数十年后才见分晓。
上海船商名声鹊起,许氏川昌渐渐沉寂,这是公认的事实。 在上海船商中,最先赢得巨大声誉的当属董浩云。许退董进,50 年代
未,董浩云取代老船王许爱周,成为新一代船王。在董浩云事业的鼎盛期, 他共拥有 130 余艘轮船,总吨位逾 1 千万吨,相当于全苏联的商船队总吨
位的一半多。
  因董氏的公司曾在台北注册,本人曾持有台湾身份证,故未获得英皇 室的授衔封爵。但他与英皇室及内阁均保持良好关系。1981 年,董浩云访 美,受到里根总统的接见。董氏还是摩纳哥王国驻香港名誉领事。
  到 70 年代,包玉刚的环球集团迅速崛起。包氏、董氏同时被国际航运 界列为“世界七大船王”。
  美国《纽约时报》称董浩云是“世界最大独立船东”。董浩云靠什么而 成功的呢?这就是他常说的一句话:
“地球表面 3/4 是海洋,我们应该有信心征服海洋。”
热心教育 董浩云终身从事航运业,他认为:“船只不仅可以运载货物,还可以作
为交流思想的工具。”
  1970 年 9 月,董氏斥资 320 万美元,买下退役的豪华邮轮伊丽莎白皇 后号。随后投入 600 万美元进行内装修,将它改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 同管理的“海上学府”。
  1972 年 1 月 9 日,当改造工程即告竣工时,泊在香港海港的 3.8 万吨 级巨轮不幸失火,被毁沉没。其后打捞出水,拆卸当废铁出售。该船已投 保,董氏以所得保险费作为股金,成为英国保险公司大股东。
海上学府夭折,董氏痛心疾首,但投资教育之志不泯。之后,他购入
美国一艘万吨级的较小邮轮大西洋号,改造成“宇宙学府”。宇宙学府附属 美国匹兹堡大学,董氏教育基金会提供奖学金,东方海外负责营运。董氏 为宇宙学府董事会主席,教授来自 40 个国家的著名学府,学生则是从亚洲 各大学里遴选的优秀生。
宇宙学府周游列国,有助于学生开拓视野,加强与各国文化的交流。
每期学生约 500 名,专修文理各科。

1980 年 6 月 23 日,董浩云获美国成就学院金碟奖。 董浩云在香港,有两件事最为轰动:一是海上学府——伊丽莎白皇后
号毁于大火;二是董氏致香港传媒的一封公开信,舆论界就“董浩云与包
玉刚,谁是真正的世界船王”闹得沸沸扬扬。 有关详情,本书将在第三十章涉及。

第二十九章 赵氏曹氏 初衷不改不同航


  香港的五大船王,有两位鲜为内地人所知,他们是华光航运的赵从衍、 万邦航运的曹文锦。赵氏曹氏均是上海人,他们在香港从事航运业的目的, 都是看好“会流动的资金”——船。他们的势头压过老船王许爱周,并且 先于包玉刚下海。他们两家的船合起来,相信不比航运较发达的大国少。 他们为何不同航?

上海的淡出与香港的进取


香港第22任总督葛量洪(1917年至1958年)在回忆录中说:香港“复苏较快的因 素是由于中国回流香港的大量劳工”,“香港经济的重建主要是得力于上海 人带来的 资本和工业技术”。
香港沦于日治较上海晚几年。30年代后期,上海有一大批工厂迁往香港。抗战胜 利后,有少量工厂迁回上海,但马上内地内战烽烟四起,大部分工厂就暂时留在香港。 解放战争中,随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愈来意多的移民和资金流入香港。高岭期以
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为起点,在9个月里。有75万人从水陆两路涌入香港,1950 年,香港人口激增到250万。之后,仍有移民越境入港。
移民中,以上海人文化素质和商业素质最高,他们多是银行家、工商资本家、公 司管理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工人。(随老板而来的),另有少量的官僚譬吏及文 化教育界知识分子。据《广州百年大事记》,1949年8月11日流入港澳的黄金估计达2 万两,一周内已达五六万两之多。这之中,流入香港的黄金肯定较澳门多。这一时期
为广州解放前夕(10月),流入的黄金以广州人的居多。上海解放为该年5月,上海资
金流入香港的高峰期为2至7月。上海为远东最大工商业城市,流失的资金肯定比广州 多。资金形式有黄金、白银、珠宝、外币等。流入形式为自带,极少通过银行,因此 无法估量。
另外,原来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商行,均卷资入港发展。 百余年来,香港虽名为世界自由贸易港,但上海在这方面的功能并不亚于香港。
上海扼守长江流域,处中国东部中心,又以辽阔的中原为腹地,城市规模、经济发达 程度,以及在国际金融贸易的地位,均胜于香港。由于政治与战争局势的变化,这似 乎成了一条规律:沪盛港衰,港起沪落。
1949年后,上海的半殖民化的自由经济渐纳入计划经济轨道。一方面帝国主义对 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另一方面中国奉行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的国策。这样,上海“准
世界自由贸易港”的功能日渐消失。上海的对外贸易,基本限于社会主义阵营或友好 国家间的易货贸易,以及援助亚非拉。
战后经济复苏的东京,有可能成为“准世界自由贸易港”,但日本的贸易壁垒和 高税制,使各国商人望而却步。这样,香港就是远东唯一的世界自由贸易港。香港基
本成了中国内地转口贸易的唯一通道。香港的自由贸易港功能辐射全世界,它在许多
方面远远走在上海前面。
  在香港的五大船王中,相信还有两位船王,内地人一定相当陌生:华 光航运的赵从衍、万邦航运的曹文锦。不过,赵氏、曹氏两大航运世家, 在香港却是相当有名。
赵氏、曹氏都是来自上海航运界的家族。两家高沪来港的时间前后不
超出半年。他们来港重执航运业的目的一样:都是看好“会流动的资金”

——船。


避风落根


  1948年隆冬,刺骨的寒风在黄浦江掀起浑浊的浪花。国星号的汽笛如 位声在外滩的洋行大厦间回荡,国星号缓缓偏离码头,将驶往南中国海的 香港。
这大概是国星轮第一次装载这么多乘客,它纯粹是一艘散装货轮。不
过眼下这情景,已见怪不怪,离沪的“难民”如潮水四溢。国星轮上,就 有该轮的老板——赵从衍及他的四位公船上的上海人问赵老板还回不回上 海。赵从衍道:“我是去避避风头的,当然还要回来。”
  熟悉上海航运界的人们,谁不知道赵从衍的大名。赵从衍跟人们通常 所见的船东不同,他们多是从风口浪尖中摔打起家的,而赵从衍是律师出
身,纯粹一介书生。 赵从衍是江苏无锡人氏,父亲是官僚,家境富裕。赵从衍就读于上海
东吴大学法学院,求学期间,与同学倪亚震结为伉俪。赵从衍毕业后,在 上海做律师。
1940年,日伪政府对律师重新注册登记,赵从衍为示“抗议”,放弃律
师业,投入商界。最初与一位英商从事进口香烟业务。日军偷袭珍珠港, 英美与日本成为敌国。英商离沪流亡,香烟进口业务嘎然而断。
赵从衍与友侪开办船务行。他们没有船,仅是代理——为货主联系船
只,又为船主招揽货源,从中赚取佣金。这便是赵从衍的航运启蒙学校。 上海收复,中原大地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物资极为匾乏。 日伪期间,上海留下大批物资,远东各处,亦有战争剩余物资运来上
海。
  赵从衍见这是一宗好买卖,便倾其多年积蓄,购买一艘二手洋轮,取 名国星号。赵从衍既是船主,又是货主,一石二鸟,财源广进,到1947年, 已跻身千万富豪。
  当年百万富翁已是非常了不起,赵从衍30出头就有千万身家,在富翁 云集的上海滩亦不多见,以市值论,相当今天的数亿。赵从衍马上大举进 军房地产,购下的物业竟有数条街之多。好像赵氏是开国家银行的——他 那艘国星轮就是“银行”。
1948年冬,解放军气吞山河,锐不可挡。赵从衍安排太太带幼女乘飞
机去香港,然后带四个儿子乘自己的船去香港。 赵从衍选择了中立的香港为避风港。 赵从衍的儿子赵世光回忆当年的情景: “当时父亲告诉我们要到香港度假去,谁知一去便是几十年,而且是
在香港落地生根。当年,我们乘搭的那艘轮船体积庞大,大约有3千到4千
吨,俨如巨无霸一样,至今我仍然历历在目。” 曹文锦约比赵从衍小10岁,曹氏家族是真正的航运世家。曹文锦祖父
曹华章开设一间曹宝记船业公司,从事长江流域的内河运输业。但曹文锦 父亲曹隐云没有继承父业,主要是太古、怡和的洋船队势力太大,民族航
运业步履维艰。曹隐云在父亲的资助下开办银号,后发展成中国劝业银行。
曹文锦1925年生于上海浦东老家,从小在教会学校求学,中学毕业后,

进入中国著名的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读书。此时,父亲是 上海有名的银行家,母亲吴娱萱开设天宝成珠宝金饰行,是上海滩自力谋 生的阔太。
  在曹文锦读至大二时,父母就迫不及待讨论儿子该继承谁的事业。大 学甫毕业,21岁的曹文锦便按照家族列具的“训练项目”投入紧张的训练。 他白天去祖父的进出口行实习,晚上便随父亲学习金融课目,曹文锦回忆 道:“祖父、父母望子成龙,我都要累得趴下来。”
曹文锦唯独没有学习航运业。那时执航运业的人士,多是走船出身的
“粗人”,家族不屑让名校毕业的文锦学走船揽货。同时,家族的航运业规 模日微,不可与其他事业同日而语。
  如果一切都未发生变化,曹文锦将会顺利地继承庞大的家业。不过, 没有受过大起大落磨难的曹氏,是否能将家族事业光大而成为一名出色的
企业家,尚需打个问号。
  人算不如天算,曹家苦心孤诣让曹文锦继承家业,可家业将来是否姓 曹都成问题。
  1949年新年伊始,偌大的淮海平原落入解放军之手,杜聿明、黄百韬、 黄维兵团全军覆灭。上海的有钱人如惊弓之鸟,纷纷弃屋丢舍,逃港逃台。
香港《资本家》杂志(1992年8期)称:“1949年,中共兵临上海前夕,
曹家仓皇出走,只带了10万美元南下香港,大致只有当时曹家财产的5%至
10%。当时曹文锦还不到24岁。” 另有不少香港报章杂志认为,曹家带出的资金,只有家产的1%。无论
哪种说法更准确,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曹家是上海的巨富;二、曹家出 走损失不菲。
当时曹家还不认为就蒙受了什么损失,他们只是避避战 乱。以前也曾有过北伐、日侵等战事,曹氏家产仍姓曹,仅破损了一
些坛坛罐罐而已。
曹文锦回忆道: “当初,我们只想着来港避风,为了使属下职员安心,我们(在上海)
的公司如常营业,房地产、珠主以及股票都没有出售或带走,只随身带了10 万美元现金和一些珠宝,希望局势稳定后再回上海。”
靠水生水 无独有偶,赵家来香港的初衷与曹家相同,数十年后,赵从衍回忆南
逃的情形:
  “当时形势十分混乱,我最初只把香港当作庇护所,逗留半年便会返 回内地,但内战结束后,反观香港却有作为,所以便索性以香港为根据地。” 赵从衍带出的唯一家当是国星轮。国星轮3500吨级,是当时比较大的
海轮。赵从衍便把国星轮当主,作为家庭赖以生存的唯一财源。 逃港的上海人,都说赵从衍是个聪明人,带来一笔“会走动的资产”,
来到香港便衣食无优。 和所有来港的上海人一样,赵从衍陷入人生地不熟的困境。为了揽货,
赵从衍把运费压低,却又遭到同业的谴责。赵从衍见逃港的上海人愈来愈
多,估计一时难回上海,便在港庄册一间华光船务公司,雇用一名粤籍的

香港人帮他揽货。 真正使华光船务突飞猛进的,是朝鲜战争爆发、海上禁运。由于战争,
各方急需各种物资,而禁运,把运费抬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至内地及
朝鲜的每吨货物运价竟达150美元!在90年代的今天,同等航程每吨货物运 价只有10—20美元(视货物类别而异)。当年的150美元,相当于今日的1500 美元,两者运价悬殊100倍!
  “有船就是印钞机”——当年为朝鲜战争运载货物的船主、货主均这 么说。
  然而,利润大,意味着风险大。港府执行联合国决议,对内地及北朝 鲜实行禁运,要闯过香港海关这一关,已是不易。过台湾侮峡,国民党军 队为防解放军攻打台湾,在海峡布水雷。愈接近辽东半岛和朝鲜,危险愈 大,若遇到美国巡洋舰,不是被扣留,就是被击沉。
船毁人亡、为之破产的船东大有人在。
  国星轮跑过短暂的险程,盘满钵满的赵从衍便适可而止,开辟至日本 横滨的航线。朝鲜战争使日本经济绝处逢生,由于地理的原因,日本成为 美军的后方基地,日本产业界获得大量的战时特需订单。日本工业化路子 与香港一样,都必须依赖海外的原料市场。远东大闹船荒,国星轮不愁货
源,运费虽比跑“险程”低,盈利仍十分丰厚。
  赵从衍把盈利投入购买二手船,渐渐拥有一支可观的船队。到50年代 未,华光船务到日本订造新船,遂步把老船淘汰。
随着船队的庞大,赵从衍渐渐放弃全船揽货经营的单一方式,将一部
分船只租赁出去。赵从衍的做法是:假设这艘船的建造借款是1000万,每 月连本带息要还50万,但月租金收入有100万,除了还本息,还有钱赚,大 约两年赚回一条船。
赵从衍对赚钱锱铢必计,精打细算。他说: “政府规定船只必须每年入船坞接受检查一次,若船员在船只进入船
坞前便维修妥当,船只留在船坞的时间便可由两星期减缩为7天。节省了7 天,便等于多赚了钱,这便是我当船主的生财之道。若船又出了毛病,租
船者便不肯再租,若能准备精干的工程人员解决出现的毛病,让船只得以 继续行驶,问题便可解决。”
华光一日千里,从60年代起,赵从衍成为香港同时也是世界华人三大
船王之一。他与另两大船王董浩云、包玉刚交情甚厚。他们起初都经营散 装货轮,后来逐渐分化。董氏的东方海外专营货柜,为他旗下公司的重点, 同时不放弃油轮与散装货轮。包氏的主力是油轮,散装货轮也颇庞大。赵 氏一直把散装货轮为重点,只有少量的佃轮。
  有人问,是不是上海船帮订了君子协议。赵从衍解释道:“这不可能, 私交归私交,生意归生意。在商言商,谁也不会在重大利益上让步。但每 一家的条件与设想不同,结果也不同。”
  由于中东战争,油轮是盈利最大的生意。关于这一点,现任华光航业 董事总经理的赵世光,答记者提问时有这样一番解释:
  “任何会走动的东西都有机会产生意外,但我们公司成立以来,船队 却从未发生意外,原因是我们小心管理避免风险。其中以油轮所涉的风险
较大,万一发生撞船或搁浅事件,船只的原油外泄,问题可不简单。如果
在美国出事,油污赔偿动辄便要赔上百万美元,故此我认为经营小型油轮

则不妨考虑,例如3万至5万吨的制成品油轮;至于大型油轮,则非要小心 不可。体积较小的油轮即使出事的话,要清洁油污亦不致太难。”
石油运价较低,小油轮只能赚小钱。从这一点,可窥赵从衍作风之稳
健。正是由于他过于求稳,赵氏家族在物业投资上长期裹足不前。 赵氏不断地置船,到70年代,旗下就拥有60艘海轮。那时,香港股市
趋热,成交活跃。以小钱控大钱,律师出身的赵从衍深明其义。
  1972年10月,赵从衍成立华光航业集团公司,终于在翌年1月成功上市。 赵从衍将家族拥有的船只,部分注入华光航业有限公司。
  70年代中期,赵从衍事业进入顶峰,拥有的船只总载重己逾300万吨, 比许多海洋国家总商船载重量还多(1973年,内地远洋船舶总载重为270万 吨)。赴从衍功成名就,将家族业务交儿子打理,沉醉于搜购玩赏古董。
  友人开玩笑地问赵从衍:“购置这么多古董,是不是也是可走动资 金?”赵从衍笑道:“是我喜欢。”
谁都不曾想到,赵从衍的这一嗜好,成为日后拯救华光倾覆的“救星”。
  70年代初期,香港房地产如火如荼,赵氏公子跃跃欲试,却遭父亲的 劝阻,“物业搬不走,船才是最最可靠的”——这是赵从衍数十年得出的经 验教训。
70年代末,内地改革开放。赵从衍无比欣慰,又无比懊悔。他抱怨自
己不该老是对政治存有太多的戒心,要不,赵氏家族既是船王,又是地产 王。
鸡蛋哲学 曹文锦与赵从衍同命不同航。
曹家经营航运业已有半个世纪。那都是内河小船,既带不来香港,就
算能带来也派不上用场。这时,赵从衍等一大帮上海船商已风风火火干起 来,相信盈利不少。
“对,就干家族的老本行!投资买船,遇到风波,把船头一调,所有
的资产都随船而动!” 曹家倾其家资,孤注一掷,花80万港元买下1200吨的Ebonol号,这艘
船破旧不堪,造于1908年,有41年船龄。曹家别无他策,家底只剩下一个
月的生活费。那时正闹船荒,曹家在香港无任何资产可做抵押,老船东要 求一次付清船款。
船是会走动的资金——基于这一点,曹家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 幸运的是,船一到手,就有货物待运。曹家积攒下钱,马上又以98万
港元买下1918年出坞的旧船——1300吨级的Eastern Trader号。 曹文锦回忆道,岁尾年检,官气十足的英籍验船官百般刁难,说我们
这两艘船是废铁,不肯发证。我们一家急得吃不下饭,原以为船是会走动
的资金,现在连走的权利都没有!幸好我在圣约翰大学练就一口纯正的英 语,跑船检机构多方求情,才获准航行。
  朝鲜战争爆发,曹家财运亨通,两堆“废铁”成了聚宝盆。帝国主义 对中国全面禁运,只要有胆识,就有发大财的机会。曹文锦每每追忆那段
航运的黄金岁月,都抑不住内心之喜悦:
“我的事业的转折点正是那个时期,那时150美元付运一吨货物,我们

运载大批特需物资往内地,并兼做入口生意,业务急剧增长。” 大利与大险是孪生兄弟、否则运价不会这么高。当时有多少货主船主
遭不测呢?无统计数据——反正给曹文锦撞上了。
  那时,国民党军队为防解放军越海解放台湾,在台湾海峡布水雷。若 绕过台湾岛,不仅船程远,而且风浪大,千吨级的小海轮很不安全。曹氏 船队的元勋Ebonol号通过台湾海峡,触雷沉没。
  曹文锦沉重地说道:“更惨的是保险公司竟以战争风险为理由,一分钱 也不赔,这打击不能说不大。然而,我的第一反应是‘必须生存下去’,什
么发财大计暂且搁置一旁,首要解决的是保着老本,一步一步地踏实苦干, 伺机再发展。”
  这次惨重的教训,使曹文锦不再对航运业孤注一掷一尽管50年代航运 业市道很好。
“船虽然是可走动的资金,但更稳妥的办法,是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
只篮子里。” 曹氏一直到90年代都未放弃航运业,但从1954年起,就开始走多元化、
跨地区发展的道路。1955年,曹文锦与日本药业公司合作,在香港销售药 品及化工产品。
曹文锦的投资重点在外国,他对香港的前景一直不看好。
  朝鲜战争结束,曹文锦动念到东南亚发展。正好,一位上海朋友在马 来西亚新山开办纺织厂,资金周转不灵,向曹文锦借钱。曹文锦给他30万 元,作为股金投资。但最后,这家纺织厂仍无起色,濒于倒闭。这位朋友 只得请曹文锦去接管。曹文锦在朝鲜战争时期与内地有生意来往,被马来
西亚拒绝入境。曹文锦几经周折,方准许入境。他来到新山,新山一片荒
山野地,纺织厂仅几间铁皮屋。曹文锦体谅了朋友的难处,全力把纺织厂 维持下去,并扭亏为盈。
60年代,曹氏又在马来西亚投资办了两间纺织厂。曹氏在大马期间,
结识马哈迪医生,现在马哈迪为大马首相。曹氏在大马大展拳脚,想必有 诸多便利。
此外,曹氏在泰国和新加坡,有多项投资。 “分散投资,分散风险”——这是曹氏鸡蛋哲学的具体体现。 曹文锦于1966年万立成邦航业,并于1972年在香港上市。从“万邦”
一词的含义,可知曹氏船队基地并非在香港一处。
  1986年,曹文锦与大马政府创办国家轮船公司,曹氏占其股分的3.2%。 该公司在大马挂牌,近期市值达45亿马元。另外,曹氏还参股投资建造一 处大马船坞,并发起创办大马第一所航海学校——大马马六甲航海学校。
  在泰国,曹氏拥有70%泰国国家轮船公司的股权,拥有25%泰国联合 船坞。另外,曹氏参与建造泰国货柜码头,该码头年处理货柜20万个。泰
国传媒称:香港船王曹文锦氏,控制了泰国的航运事业。
  曹氏家族独资拥有船只44艘,总吨位157万吨。分别在香港、新加坡上 市的万邦航运,曹家持股40%,旗下船只20艘,总吨位75万吨。按曹氏持 股量计,曹氏拥有其中的30万吨。这样,曹氏家族独资拥有的船只吨位185 万吨。
曹文锦在香港五大华人船王中排行老四。与排行第三的赵从衍比,悬
殊甚大。

不过,谁是最后的赢家?在航运鼎盛时期,难以下定论。

第三十章 心旷似海 包玉刚下洋远航


  在香港的五大船王中,包玉刚下海最晚。包氏稳扎稳打,建立起总吨 位1300万吨的庞大船队,不仅雄踞香港航运界之首,而且被传媒公认为世 界第一船王。包氏经营方式看似笨拙,实际上大智若愚。一日,老船王董 浩云致信编辑部,指出计算包氏船队吨位有误,掀起轩然大波——谁是真 正的世界船王?

建国之初为何未接管香港?


1948年冬,国民党败局已定,全中国即将解放。12月,港督葛量洪给殖民地部报 告,要求英国增援香港。年初,香港驻军增至3万多。10月,广州解放,港英当局惊 恐万状,香港传言四起,人心惶惶。
为什么解放军不一鼓作气解放香港?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承认所有帝国主义强加于 前中国政府的不平等条约,而仍容许英国继续治理香港呢?
这其中有多方面原因: 当时,大西南、沿海许多岛屿尚未解放,国内还有国民党残部,新政权需要解决
的问题太多,一时还顾不上香港问题。 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港英当局对共产党及民主党派的人士在港避风及活
动,采取了较宽容的态度。英国政府未像美国政府那样积极支持国民党打内战。
香港一直是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通道。新中国成立后,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开放 上海等通商口岸,那么,进出口贸易对香港的依赖将会加强。
最后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香港的地位如何,取决于英方对新中国的态度。
1949年11月l日,英国政府在备忘录称:中国国民党当局“除代表其统治集团外 再也不代表任何东西”。1950年卫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苏联代表提出关于把国民党 集团代表开除出安理会的提案交大会成员国审议时,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投票反对 苏职的提案,唯有英国投弃权票。1951年,美国操纵联合国对中国实行禁运。英国迫 于美国的压力执行对中国禁运,指令港府断绝与内地的贸易来往。但实际上,港英当 局在执行过程中根不“得力”,且“默许”民间的“非法走私”,光通过海关放行的进 入内地的商品一年也有数亿港元。1950年1月6日,英国外相在给中国外长的照会中, 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合法政府。经过多次谈判,1954年6月17日中英建立 代办级外交关系。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国政府的帝国主义国家。
英国这样做,只是出于在华利益与香港地位的考虑,但客观上对中国有利。 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灵活做法(维护对香港的主权,但准许英国在香港行使
治理权),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在香港第二代航海家中,包玉刚下海最晚——他在朝鲜战争结束的第 二年,还在跟父亲包兆龙争执要不要买船。
  当时航运界行家普遍认为:有志航运的人,若没遇上朝鲜战争的大好 时机,休想在短时期内发大达。
  包玉刚不仅下海晚,下海前连海水是咸是淡都“拎勿清”(搞不清,指 毫无航海知识)。包玉刚后来者居上,成了世界最大的船王,创造出海上神
话。
是命运之神独钟于包氏,还是包氏的确有非凡过人之处,


一腔热血


包玉刚是浙江宁波人。 解放前,江浙有“无宁不成商”的说法。经商是宁波人的传统职业,
如果一个宁波人,10多岁还呆在老家不出外闯荡,会被人认为没出息。 宁波自古就是东南沿海的重要商埠。鸦片战争后,宁波成为中国最早
开放的四大通商口岸之一。华商洋商汇集,氤氲的商业气息熏陶着宁波一
市七县(鄞县、镇海、象山、奉化、定海、嵊泗、慈溪)的人们。 现在海外的宁波籍商人约有30万人之多,形成财力雄厚的宁波帮,不
少人成为商界翘楚。 在香港的沪商中,又以宁波帮风头最劲。如纺织业巨子。南联实业主
席安子介;原中华总商会会长、幸福集团主席王宽诚;棉纱大王,南丰集
团创始人陈廷骅;影视巨富、邵氏兄弟公司的邵逸夫(请参阅广州出版社 出版的《影视巨富——邵逸夫传》);香港船王、海外东方创始人董浩云; 还有一位就是本章主人公包玉刚。
  1918年农历10月13日,包玉刚生于宁波的包氏祖屋。在此之前,父亲 包兆龙已有一子(玉书)一女(爱菊)。包玉刚出生后,母亲还生下一子三
女,他们是三子玉星、二女美菊、三女素菊、四女丽菊。 父亲包兆龙在汉口开一间平和鞋庄,性格豁达,谈吐风趣幽默。他忙
于生意,一年中在家的日子很少。
  钟包村在宁波市近郊,是一个小村庄。包玉刚是在当地名校叶家义庄 上的小学。包玉刚在班上成绩不算拔尖,不过,宁波人对后代的学业并不 苛求,只要求后代会识字算数,将来能应付经商即可。宁波中学极少,宁 波少年往往读满小学就到上海等地“学师”。
  包玉刚成绩不拔尖,天资却聪慧,他讨厌刻板的背古诗文的教学法, 喜欢读上海出版的稚儿课外读物,尤好幻想。
宁波离海有数十里。一次,包玉刚随父亲去镇海,乘船顺甬江而下,
终于见到宽广浩瀚的大海。水天一色,千帆竞游,尤其是硕大无朋的海轮, 如一座大山在大海中移动。
第一次看海的感受,深深印在包玉刚幼小的心灵。
  1931年,13岁的包玉刚小学甫毕业,只身去汉口。这对宁波人来说, 幼小的年龄独闯天下已见怪不怪。包玉刚先到十里洋场上海,来不及上外 滩逛街看景,就买下船票乘小轮航抵汉口。
  包玉刚最初在父亲的鞋店帮忙。一天,包玉刚提出他想继续读书。包 兆龙感到奇怪,经商是宁波人与生俱来的祖业。经商经验是学师学来的, 不是读书读会的。包兆龙是个开通人,答应儿子的奢求。宁波人不让后代 多读书,不是缺钱,而是“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世俗偏见。但这种情况到 三四十年代已有较大改观,上海不少宁波富豪,不惜送子女出国留洋。他 们说,以后经商,光会写货价打算盘可吃不开了。
  包兆龙送儿子上汉口的一所中学,包玉刚勤工俭学,放学后或周日便 到父亲的店帮忙,读书、学师两不误。
几年后,包兆龙在上海开天宝钱庄,包玉刚随父亲来上海,一边读书,
一边在钱庄帮忙。中学毕业后,包玉刚进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做职员。他打

算攒了一笔钱,进大学读书。然而,抗日战争使得包玉刚的大学梦幻灭, 上海的大学纷纷南迁。
日治时期,上海的中央信托局业务停顿,职员或散去,或去昆明的临
时总部。包玉刚决定离开日伪统治的上海,去昆明续职。华东中南的许多 地方被日军占领,火车不通。去昆明只有绕道香港。
  包玉刚先回了一趟宁波老家,新婚妻子黄秀英坚持与丈夫同行。从 1939 年到1949年,夫妻俩相濡以沫,一起度过10年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岁月。
这是包玉刚第一次到香港。秋高气爽,夫妻俩乘坐香港最有特色的交
通工具山顶缆车登上太平山顶。碧蓝色的维多利亚港,舢舨与海轮穿梭进 出,卷起一道道白色的波浪。眼下的情景,又与在宁波所见到的大不一样。
船与海的概念,又一次深深印在包玉刚的脑海里。 包玉刚到昆明不久,便派往衡阳,任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保险部主
任。后转到工矿银行,任衡阳分行副经理、重庆分行经理。
  1945年,抗战胜利。包玉刚被派往上海接收日本帝国银行资产。经改 组后,在原址设立上海市银行。才28岁的包玉刚被任命为业务部经理,次 年,包氏又被提升为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仍兼业务部经理。包氏年轻有 为,深得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钱大钧、副市长吴国桢赏识。
包玉刚一家住在安亭路20号一幢洋房里,家中有舞厅、钢琴,包氏有
银行配给的专车。几十年后,包玉刚女儿去故居探望怀旧,发现里面竟住 了5户人家。
包氏收入不菲,生活舒适。但此中的滋味,只有包氏心底最清楚。通
货膨胀,挤兑风潮一波高似一波,国家银行成为市民戟指唾骂的对象。包 氏殚精竭虑,想透过银行的作用维护社会的安定。但此时国民党大势已去, 民心下稳。战后第二任上海市长吴国桢说:“有包玉刚在,银行就能正常运 作。”
  1949年新春,包玉刚向行长提出辞呈。市长吴国桢没强行挽留,只要 求包玉刚等到2月份。
3月初,包玉刚携妻子女儿乘机离开上海。
  包玉刚是国民党政府官办银行的要员,得到前后两任市长的器重与提 拔。包玉刚感激这些上司。但对国民党抱有看法。当时军政人员大都随闰 民党政府去台湾,包玉刚却去了中立区香港。
  国民党败退内地,中断了包玉刚在金融界的仕途。这成为日后包氏在 香港商界施展身手的契机。
择业之惑 包玉刚来港,正值“难民”潮的高峰。香港收复后,人口增长很快,
但房屋并没建多少。现在一下子涌来这么多人,房荒愈加严重,不少“难
民”或住在临时帐蓬,或露宿骑楼下。 包玉刚一家算幸运。父亲包兆龙在去年就在西摩道租下一个单位,约
百多平方米,月租450港元。用租不算贵,因为港府对房租有限制。但实际 上政府的法例不起作用,人多房少,顶手费成了公开的秘密。包兆龙另花
了2万港元的顶手费。一年后,这2万港元还算便宜的。
包兆龙还有个先见之明,来港前就把家中能变卖的东西全卖掉,换成

金银美元,估计值数十万港元。 父子俩都是生意人,深知坐吃山空的至理名言,因此,生活十分悭俭。 包玉刚已逾而立之年,当仁不让挑起养活一家三代人的重担。他对银
行业轻车熟路,首选的职业当然是银行职员。那时的香港银行,除了洋行, 就是粤行,得精通英语、粤语。包玉刚英语不太熟练,粤语则一窍不通。
  包玉刚作过试探后,便泯灭这番念头。想到数周之前,自己还是上海 大名鼎鼎的银行家,到香港,谋个银行差事都不易,心中不免戚然。不过,
这也使包玉刚更清楚认识到:世界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免费面包,一切得靠
自己努力。 包氏父子决定搞能进能退、见效快的进出口贸易。此时,包家的上海、
宁波朋友常聚一块,商议生计与出路问题。其中两位在上海银行的旧同事 与包玉刚意见相同。于是大家合起来成立一家四人联合公司。
寻找写字楼千辛万苦。正好一家公司在皇后大道中华人行租了一套写
字楼,后又付不起房租,便挤出一小间给包氏四人公司。包玉刚曾回忆道: “四人挤一起,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一个人要开抽屉,另一个就得站外 面去腾出空位。”四人公司寄人篱下,连挂牌子的地方都没有。
  如不是包玉刚日后成为商界巨擘,当时及以后的普通香港市民,永远 也不会知道曾有这么一间四人公司存在。
  他们默默无闻地做中国的土产买卖,生意还算顺利,但都是薄利生意, 未显示出大的突破。
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联合国对中国实行贸易禁
运。这对香港经营内地生意的英商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对与内地有千 丝万缕联系的华商来说,又是天赐的发财良机。
  并不是所有加入偷运“违禁物资”到内地的人都一夜暴富。像霍英东 这样,由布衣一跃为巨富的算异数。一部分人赚得盘满钵满;一部分人小 本微利;还有一部分人船倾货淹,甚至断送性命。
  因素是多方面的:运气、胆量、航线、货色。一般说,航程愈远愈赚 钱,于是就有人九死一生,把船开到辽东半岛与朝鲜;同时,违禁的物资
中,与战争愈密切,暴利愈大。 银行家素来保守稳健。四人公司的四位老板,都出自银行业(包兆龙
在沪开钱庄),作风难免保守。他们从欧洲购进化工原料、铸铁锭、轮胎等
一般性的战略物资,通过第三国或中立区澳门再卖给别的商人。其他商人 装船运往内地,与有关部门发生直接关系。显然,盈利大的是后一类商人, 但风险也大。
包玉刚等人不求暴利,但求平安。由于量大,赢利也比较可观。 朝鲜战争结束,这种“猪笼入水”的生意嘎然中止。 四人公司便改做民生生意,从台湾购来食糖;再交一间公司卖给内地。 朝鲜战争期间,由于业务的扩大,包氏家族的成员不断加入公司。人
员扩充了,生意却缩至食糖一项,包氏父子都非常焦急,于是就萌生出去 内地开辟生意渠道的念头。
  包玉刚在上海市政府的银行做过“大官”,包兆龙决定自己去,以民间 商人的身份重访上海的商界朋友。到了上海,那些老友噤若寒蝉,唯恐避
之不急。
包兆龙说好了一有好消息,马上与家人通电讯。连等几星期,包兆龙

杳无音讯,一家人都十分焦急,又不敢贸然去上海。 包兆龙终于一脸沮丧回到家里。原来他被有关部门扣留下来,要他交
巨额的税款。他带去做生意的钱都放下了,靠亲戚的资助才能回来。
  “这么说来,内地不需要我们跟他们做生意了?”包兆龙三子包玉星 问道。
  “恐怕很难,内地在搞运动,乡下的地主被分了地,城里的商人日子 不好过。三反五反,我认识的好些个厂商店商,都倒了大霉。唉,也怪他
们自我,被查到偷工减料,以劣充优。做生意还是规规矩矩为好。”
  最初来港的上海人,仅仅把香港当作避风港。有的想方设法去欧美等 国;有的想等内地局势安稳后,重返内地。像包兆龙这样遭遇的人不少, 有的一去不回。
  这样,想回内地做生意是无望了,只有把香港做永久根据地。那么, 该做什么好呢?
  公司离海边不远,包王刚喜欢工作之余到海滨散步。望着进进出出的 海船,包玉刚想起幼年第一次看海萌发的航海梦想,不由想起来香港投身 航运而发迹的上海人,一个念头从他脑海划过:
对,从事航运业! 包玉刚的构想在家中掀起轩然大波,包兆龙坚决反对,连朋友也觉得
不可思议。 朋友劝阻他,航运虽然盈利丰厚,但正如古人所说,水能载舟,也能
覆舟。海上风浪无常,风险极大。
  父亲说,生意场有句警世明言:“不熟不做”。你对航运了解多少?香 港的航运公司有几十家,有的从祖辈起就是搞航运的,财大船众,经验丰 富,你竞争得过他们吗?一条船动辄数百上千万元钱,一遇不测,钱就白 白丢进水里。哪里有做陆上的房地产生意牢靠?
  包玉刚的理由是:船是可以行走的水上物业,而陆上物业是死的。大 平盛世,船可运货赚钱;遇到局势动荡,可起锚远走。我们到英国保险公 司投保,即使没赚到钱,也不致于血本无回。
  根据权威杂志对经济形势的预测,战后经济迅速恢复,至少20年不再 会有世界性的战争,世界经济将会有大的发展与繁荣。船的作用愈来愈重 要,船东若赚不到钱,只能怪自己无能。
  现在内地搞自给自足的经济,连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进出口贸易港都 封港,香港的地位将分外突出,世界来远东的货物都将云集香港,只要有
船,就不愁没生意做。并且,不一定走与香港相连的航线,有海的地方, 都可以走船。
包玉刚摆出种种理由,终于说服了父亲。这一年,包玉刚37岁。
旱鸭下海 包玉刚通过他人的介绍,飞往伦敦,会见会德丰公司总裁马登,期望
得到马登的支持,借一笔款买船。身材魁梧的马登先生,把眼前这位身材
矮小、不知天高地厚的东方人,大大地奚落了一番。 “我一定得买到船!”碰壁后的包玉刚,坐在飞机上暗暗发誓。没有不
动产作抵押,也找不到财力雄厚的人担保,唯有一条路是自筹资金买船。

包兆尤对儿子从事航运业顾虑重重,但又为儿子的决心所感动,全力支持 儿子买船。包氏父子经多方等措,筹集了20万英镑(折美金77万元)现金。 包玉刚从香港船舶经纪公司获悉,英国威廉逊公司有一艘旧船侍售,
要价22万英镑。 还差2万英镑,怎么办?家中连稍值一点钱的东两全变卖了,亲戚朋友
中,稍有一点财力的,都出了钱集资,才凑齐这20万英镑。包玉刚走头无 路之际,猛一想,价码是经纪公司开的,难免会煲些水,如直接与威廉逊
公司打交道,或许会便宜些。
  包王刚急忙飞赴伦敦,果然以20万英镑的代价,谈妥并买下这艘二手 船。
  这艘燃煤旧货轮,造于1927年格拉斯哥船厂,载重8700吨,原名英宣 纳。威廉逊公司按照协议,将船维修油漆一遍。包氏为“新船”的命名颇
费一番心事。最后定名金安号,“金”字的含义,表示财源广进;“安”则
表示行船时人货平安。全安号的英文名为Golden Alpha。
  1955年7月30日,雾都伦敦晴空万里,外港海风徐徐,阳光明媚,包玉 刚目送金安号缓缓离开码头,消失在海平面,即先乘机回来。当金安号停 泊在香港的外海,包玉刚已跟日本山下汽船公司谈妥租船合约。注册登记, 检船领照,然后全员租船给山下公司。
  港窄船多的香港航运界又冒出一家新户。同业并不感到是威胁,而是 觉得好笑。
包玉刚没做过船长大副,也没在船务公司做过职员。他懂得旗语灯语
吗?懂得航速、航线、耗煤、运价之间的微妙关系吗?不过,这旱鸭子还 算有自知之明,不懂船索性把船以低于市面运费的固定价格,长期包租给 精明过度的日本人。吃这么大的亏,未免也太愚蠢了。
  然而,几年后,同业再也不敢小觑包玉刚了,包氏虽不会驾船,但他 懂船,他把他的船队打理得有条不紊。再过了许多年后,同业对包氏刮目 相看,他那长期租船的笨办法,却使他船队急剧膨胀,其势直逼老船王董 浩云。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是对自己的能力胆识再自信的人,也不会忽 略运气对一个人事业的重要作用。
1956年,也就是金安号租出的半年之后,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对全
球航运业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埃及总统纳赛尔挥师占领苏伊士运河,非 友好国家的船只,不得通过运河。
  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被列入非友好国家,而世界商船的80%都 为这些国家所拥有。悬挂英国米字旗的香港船只也在其列。这对船东不是 灾难,而是福音。欧亚航线的船只,大都须绕道非洲好望角,船只紧缺, 运费暴涨。
正在这时,日本山下公司的租船期届满。山下公司出数倍于原价的租
金,为金安号续了约。包玉刚拿到这笔保证金,立即加上自筹资金购入一 艘二手船,又与一家货运公司签下4年的租约,拿到钱再想方设法去买船。 短短的几年时间,包玉刚拥有7艘二手船,组建环球航运公司。“环球”
二字,足显包玉刚汪洋般的宽广胸怀。 包玉刚开创了长期租船的经营方式。其方式又分两种:一是全员租船,
租期3年到10年不等,船的开支由环球航运负担,并分期收租金;二是光船

出租,环球航运不管船的开支,按月收取租金,这种方法比较省事,但租 金较低,船的本金利息收回时间较长,却风险较小。
到60年代中期,环球的船只已有20余艘之多。包氏的好友赵从衍开玩
笑道:“都说你是个旱鸭子,现在你旗下有这么多的船,你无论在什么地方 落水,你的船都会及时赶到救起你。”
借鸡生蛋 包玉刚发展这么迅速,与银行的支持分不开。包氏是银行家出身,深
谙银行的作用。靠自有资金,发展缓慢;负债经营,反倒能获得长时期的
惊人发展。 包玉刚做进出口贸易时,结识了汇丰银行信贷部主管桑达士。涉足航
运,便把一艘船抵押给汇丰,以取得小额贷款,作流动资金。
  包氏不再满足做二手船船东,他渴望拥有新船。新船造价昂贵,排水 量7千吨的船,需100万美元——这已是相当便宜了,日本的造船价比欧洲 要低一半多。
包玉刚再次找到桑达士,狮子开大口,要借75万美元。 桑达士明明白白告诉包玉刚,所有银行都不会投资航运、航空和电影,
船只资本集中,风险极大,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但桑达士又没完全拒绝包玉刚,给了他一个机会,只要租户的开户银
行能够开出LC(信用证),汇丰是可以考虑贷款给环球航运的。桑达士知道
日本人精明刁钻,包氏是不可能拿到日本银行的LC,因此,先让包玉刚高 兴高兴也无妨。
  包玉刚也知道开信用证很难,但他还是全力以赴,即飞往日本,找到 租他船的日本经理。包玉刚用英语说明来意,日本经理假装听不懂,闪烁 其词。包氏洞悉出对方的心理,于是说:
  “我的船在管理方面,十分妥善,这个你大可放心。另外,假如我的 船失事了,保险赔偿金,全部归你,我直接让保险公司把钱拨进你的银行
帐号,我一分不拿。” 日本租户经理终于带包氏去开户银行——神户银行,经反复谈判,包
氏如愿以偿。
这份银行信困证成了包玉刚迈上船王之路的敲门砖。
  当包氏拿着这份LC 走进汇丰银行桑达士的办公室,桑达士惊愕之极, 觉得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包玉刚打破了汇丰银行不贷款给航运业购船的“行规”,并且开了香港 银行参股投资购船的先河。包氏有了订造新船的实绩,轻而易举获得日本 银行的支持。日本政策把造船列为重点扶植的产业,为吸引外国船商来日
本订造新船,日本银行提供给外商的贷款利息比提供给本国人的低得多。
日本的这项产业政策,为包氏造船提供了便利,又造成日本航运界宁可租 船、不愿订造新船的奇怪现状——这又为包氏将新造船只租出去带来了极 大的方便。
  借鸡生蛋——1962年12月,包玉刚第一艘1.6万吨的新船东樱号在日本 函馆市船厂下水。到1968年底,包氏旗下拥有轮船50艘(其中23艘新船),
排水量达350万吨,总值3亿美元。包氏不仅把航运巨子曹文锦、赵从衍远

远抛到后面,而且与老船王董浩云不相伯仲。 包玉刚涉足油轮起于60年代,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石油成为紧俏商品,
中东产油国大发横财,经销石油的西方石油公司亦大发横财,运油的船商
同样大发横财。 包氏购入4艘二手油轮,吨级1.5万至1.6万吨,属小字号。包氏资金有
限,只能买小油轮。不过,小有小的优点:航速快,适宜在中小型码头泊 位停靠。
当时油轮数希腊、挪威船王所拥有的最多,他们待价而沽,价高者得,
单程租给石油公司,一艘大型抽轮,从波斯湾跑一趟欧洲,进项就达几百 万美元。
  包玉刚仍采取保守稳健的低价长租方式,他飞赴纽约,来到埃克森石 油公司大楼,会见运输部经理牛登先生。包氏追忆道:
“那个人说:‘啊,你是谁?’我说我是香港来的,跟着自我介绍一下,
我说我来向你们提供4条小油船,是15000吨和16000吨的小油船,你们需要 不需要?他看着我,这个人是戴夫·牛登。他说:‘我看不到有很低的租价 哩。’我说:‘好,你可以有很低的租价。’于是他们就租了船。”
  石油的提炼销售,都由欧美的石油公司垄断。欧美石油大亨,不相信 东方人管理的油轮。包玉刚以价格优势打入欧美石油公司,打入后仍坚持
低价。埃克森是最老的石油公司,创始人是美国第一位亿万富翁洛克菲勒。 埃克森牵了个好头,蚬壳、德士古、美孚等石油公司,相继成为包氏油船 队的长期租户。
  1969年6月,包氏第一艘巨型油轮(21.9万吨)世丰号在日本下水。这 之后至今,环球先后订造20万吨级以上的巨型油轮达50艘,总吨位达10000
万吨以上,另有20余艘中小型油轮和混合油轮。油轮成为环球航运的重点 发展项目。
谁是船王 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舆论谈起世界级船王,皆不约而同把目光盯
到希腊、挪威的大船商身上。美、英、日等国也有特大型航运公司,但都
不是独立船商,而沦落为公众公司。 谈起世界级船王,首推希腊的奥纳西斯。人们对奥氏的兴趣,桃色新
闻更胜于航运本身。奥氏频频更换美艳女伴,尤其是他娶了美国已故总统
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犹如世界传媒的核爆炸。奥氏的连襟、希腊船王尼 亚哥斯亦不相上下,娶美国汽车大王福特的女儿为妻,名噪一时。
  欧美传媒一向忽视华人,尤其是包玉刚、董浩云等华人船王不会制造 桃色新闻,自然受到西方记者的冷落,世界船王排座次,也自然会把包氏
董氏遗漏掉。
  1971年秋,在伦敦至普利茅斯的火车头等车厢里,包玉刚对面坐着一 位英国绅士。绅士问包氏是日本人吗?包氏说是中国人,说准确一点,是 香港的中国人。绅士立即表示出莫大的兴趣,与包氏聊起来。当他得知包 氏是搞航运业的,问包氏有多少船。包氏说:“有一点点,具体数记不太清
楚。”
绅士一愣,甚是惊奇,记不清楚,那不是有很多吗?香港那小地方,

会有这么大的华人船商?他问道:“有奥纳西斯先生那么多吗?” 包氏说:“大概有吧,可能会有尼亚哥斯和奥纳西斯两个连襟加起来差
不多。”
  英国绅士像发现新大陆,瞪眼看着包玉刚,脱口惊叹道:“真正的世界 船王在香港,不在希腊!”
  这位英国绅士,就是即将上任的第25任香港总督麦里浩爵士。由于麦 里浩的缘故,一向低调的包玉刚被西方媒介挖掘出来,“册封”为“东方的
奥纳西斯”。
1973年,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说: 包玉刚“这一支航行世界、价值8亿美元的商船队,已经为他赢得了‘东
方奥纳西斯’的外号。新船纷纷加入包氏的船队,扩增迅速,颇有使现在 世界上唯一的最大船东奥纳西斯,不久可能成为‘西方的包玉刚’之势。”
1977年,吉普逊船只经纪公司,为当年世界十大船王排座次:
船商/公司 总运载吨位 包玉刚 13474757 日本三光 5940302 英国么那 5238800 日本轮船 5065656 美国卢域 4868546 NYK 4658379 董浩云 4522276 奥纳西斯 4483463 沙兰 4191964 贝格森 4091830

排行榜显示,“东方奥纳西斯”包玉刚的船,是奥纳西斯的近3倍。同
时,包氏把香港老牌船王董浩云远远抛在后面。 就像富豪排行榜一样,各家的材料来源及计算方式不同,富豪的座次
会发生很大的偏差。如80年代日本几家权威经济杂志列出的富豪排行榜,
均没有堤义明的名字。1987年,美国
  《福布斯》杂志把商界隐士堤义明挖出,估计堤义明的身家为210亿美 元,不仅高踞日本富豪榜首,而且是世界第一富商。如此巨大的偏差,在 日本传媒界引为笑话。
  继“吉普逊世界十大船王排行榜”公之于众后,美国数家传媒联手排 出“世界七大船王”,他们是:包玉刚、董浩云、利瓦诺斯、奥纳西斯,贝 格森、沙兰、尼亚哥斯(注:均为独立船商)。
其中,两位华人船王分别名列第一、第二。包玉刚拥有的船吨位1300
余万吨,董浩云拥有800余万吨。 包玉刚再次夺魁。
  嗜船如命的董浩云再也不甘沉寂,致信给评估船王排行榜的传媒,指 出计算的方法有误,不可把公司拥有的船只与私人拥有的船只混为一谈。
董浩云没直接为自己鸣冤叫屈,而是评议计算方法。
嗅觉灵敏的香港传媒,已从董氏的字里行间嗅出醉翁之意,把包氏与

董氏船只总额、资金来源作了一番较深入的调查。 谁是真正的船王?一时闹得沸沸扬扬。
《董浩云外传》的作者在文中称:
  “刚踏进80年代,世界上有七大船王,其中位居其首的却是两个中国 人:包玉刚和董浩云。
  “究竟盟主属谁?一些报纸和杂志常常把这两个人作比较,有的说包 玉刚船队有1300万吨,而董浩云只有800万吨。
为此报道,董浩云曾写过《致编辑的信》,解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汇
丰全称)拥有包玉刚名下船队的一半股权,所以包玉刚实际只得650万吨载 位的船云云。报章也纷纷报道:董浩云是真正的世界船王,连美国《纽约 时报》也称他是‘世界最大独立船东’??”
郭峰在《冰山一角看冰山》一文中指出: “在去年(1980年)10月初,本港各大报章刊登了一篇新闻稿。这篇
稿大意谓:目前‘真正的世界船王’是董浩云。董氏集团现今拥有各种干 货船、货柜船、油船、客船及散装货船共110多艘,总载重超过1000万吨。 据称,这些船舶绝大部分是由董氏集团所拥有(与别人有合作关系的船舶 仅20万吨),所以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最大船东,也就是‘船王’。
“在这以前,人们都认为包玉刚是‘世界船王’。70年代初期,包玉刚
领导的‘环球集团’发展得十分快??加上宣传媒介的渲染,包玉刚便被 公认为‘船王’。不过,对航运业认识比较深的人,知道包玉刚和汇丰银行 关系十分密切,环球旗下不少船舶,实际上仍是和其他财团共同拥有,包 玉刚只占其中的一半。”
包玉刚对这场争论保持沉默。董浩云在抛出公开信后,也缄口不言。
一位权威人士披露出最新材料,称包氏环球集团拥有的船吨位不是1300万 吨,而是2000万吨!
船王之争再掀高潮,各传媒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1988年,鸿硕、宾加在《世界船王的崛起》一文中,对船王的盛衰更 叠作了一番回顾:
  “1980年,是环球航运公司最昌盛的时期,旗下船队达200多艘,总吨 位达2100万吨,总吨位直迫苏联全国的商船总额,稳居世界第二位的日本 三光船运公司属下船队与之相比,不过只及其一半。”
  这一类文章为数不少,把董浩云从第一位排斥出去,董氏自然不可与 包氏争锋。
谁是真正的船王?任何权威都拿不出使人不会产生异议的定论。 我们大概可这样认为:若以所控集团旗下的船只吨位计,包氏是世界
最大的船王;若以独立拥有量计,董浩云恐怕要列世界首位。 包氏董氏二位华人船王,大致交了个平手。因包氏的船队规模大,气
势上仍胜董氏一筹。董氏暗暗较劲,欲做让世界航运界、传媒界心诚口服
的世界船王——此乃后话。
血浓于水 包玉刚于70年代加入英国籍,包氏说:“我这样做是为了生意的方便,
我永远是中国人。”
香港商战风云录(中)的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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