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田玉PDF文档网 / 商业营销 / 海外华人实业家发家秘诀
 


海外华人实业家发家秘诀







  这是三位青年同志,花了大量的时间,广泛收集材料,潜心地研究分析 后,奉献给读者的一本新作。
  华人在海外的崛起,已经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他们的成功,既是所在国 家或地区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国人的骄傲。近几十年来,世界许多国家和地 区的一些学者、专家,都纷纷着手研究华人成功的经验。从深层意义上讲, 是要探索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在不同自然环境和社会制度下的生存 与适应能力,了解中国人的力量所在。同时,也对华人的生活方式、处世态 度以及经商成功的要诀进行描述、比较和分析,使读者能从中悟出一些经商 的道理。
  有一句话说:“海水所到之处,就有华侨。”这是用来形容海外华人分 布的广泛。据有关方面统计,到 1984 年底止,海外华人已达 3000 万人。他 们以东南亚为中心,分布在亚洲其他地区、欧洲、美洲、大洋洲及非洲大陆。 华人的经济实力,被外国华人问题研究专家用“巨大的商业民族”来形 容。在东南亚地区,华人凭借累积的经验实力,努力开拓市场,为这些国家
的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印尼,华人人口达 400 多万。不少人从事商业活动,有些人从事 加工业、金融业、贸易业,对印尼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富豪林绍良就 是一位国际商界的知名人士。
——在泰国的五大金融集团中,除了泰国王室管理局之外,其他如泰国
盘谷银行集团、郑午楼家族控制的曼谷首都银行、伍班超家族控制的泰国农 民银行和李木川家族控制的大城银行集团,都是泰籍华人为主的金融企业。 这五大金融集团占有全国储蓄总额的 70%以上,总资产已达泰国国内生产总 值(GDP)的 50%。
——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新加坡,华人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 76.5%。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加坡经济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仍然是老一代华人企业家, 如橡肢大王陈嘉庚、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以及与陈嘉庚有血缘关系的季光前、 陈六使等人。
作者把港澳同胞中的企业家也放在书中进行介绍和研究。香港的十大华
资财团,任何一家单独行动,都足以引起当地金融市场的反响。 华人对日本的经济奇迹也作出了相对卓越的贡献。“第二次大战结束后,
日本在亚洲各国的殖民经济体制相继崩溃,企图以贸易‘再立国’的日本政 府,曾经把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导入其经济再成长的一环。”①日本华人经济研 究专家南康文先生说道:“在海外进出的日本企业,??,若不与全球各地 的华侨相搭配,生意就很难进行。”
在美国,华人人口只有 100 万人,与美国总人口 2.4 亿人来比较,是一 个极少数民族。但是,华人社会的迸退,却对美国科学技术及其他重要产业 造成重要影响。战后兴起的一些华人企业,如王安电脑公司、华昌公司等, 在各自的行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十年来,在美国西海岸,华人增加


① 《变色龙:华侨经营成功术》,原著:小久保,译者黄渊源,台湾卓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很快,许多人进入了教育、科技领域,一些人在经济领域也获得成功。 自从鸦片战争后的 100 多年间,海外华人都处于战乱与社会动乱的环境
之中,甚至遭受种族歧视的迫害。但是,他们为何仍能表现得如此突出而且 获得成功呢?
  首先要提到的一个原因是,华人的勤劳节俭与坚强毅力。在 19 世纪后半 叶到 20 世纪中叶这段时间内,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军阀割据,国内战乱 频仍,民不聊生。我国人民被迫背井离乡,到海外谋生。然而,他们到达的 新天地无异于又一个火坑,正等着他们的也是苦难的岁月。那种严酷的劳动 与生活境遇,有时简直和奴隶的生活不相上下,虽然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 海外华人仍然凭借自己的身体、智慧和同胞之间的团给互助,含辛茹苦,坚 毅、勤劳,立住了足,开拓了事业。外国人惊叹:华人“意志之强劲,有如 野草一样。”
  华人老爱说的一句话是“白手起家”。这意思是说,他们即使一无所有, 也要在逆境之中,凭着自己个人的勤奋工作,节衣缩食,来累积资本,建立 起自己的事业。
  当然,在变化多端的环境中,要取得成功,除了个人的实力与努力之外, 还要具备某些要素。正是这些要素与华人个人美德的契合,衍生出被称为世 界三大经商术之一的“华人经商术”。
在海外,华人常常被称为“东方的犹太人”,或者“世界赚钱大王”。
我们如果除去可能含有的讥讽之意,从中就可以看出华人确实具有经商的特 殊才能。探讨其中的缘由,正是本书的主题。
这里要指出的是,近 40 年来,海外华人所处的时代与过去有所不同。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原属于帝国主义殖民地的许多国家获得独立,世界经济获 得了稳定的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推动着传统产业的变革和新产业的涌 现。这一切给了许多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发展的机会。海外华人企业家依靠自 己的勤劳和智慧,利用这大潮的各种机遇,度过艰险,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一有利的环境,给了华人企业家在激烈竞争中显露才 华和能力的舞台。
中国是 3000 万海外华人的母体。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始终与故国保持
千丝万缕的联系。1894 年,孙中山先生创立“兴中会”,点燃了中国资产阶 级革命的火种。在此后 17 年间,直到辛亥革命的爆发,华人出钱出力,为当 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巨大支持。孙中山先生曾经称赞说:“华侨是 革命之母”。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到新中国的成立, 华人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 陈嘉庚先生更是毁家纾难的华人领袖。陈先生 17 岁只身赴新加坡谋生。 而立之年,在父亲破产后,他以 7000 元资本开始,先是开办黄梨(菠萝)罐 头厂,继又经营米行,最终成为富甲南洋的“橡胶大王”。属下公司总资产 曾一度高达 1900 余万元。他以“补助国家社会之发达”为己任,在家乡倾资 办学。集美一校,既办了男子小学,又办了女子小学;既办了中学、师范, 又办了水产、商科、航海、农林、女师、幼师等科;继而又全力创办厦门大 学。厦大、集美丙校支出之数达 1300 万余元。他因办学耗尽资本之后,仍不 为个人企业失败所囿,矢志报效祖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以 67 岁高龄,出 任南侨总会主席,为祖国的抗战筹集了大批款项,“使国家藉吾人血汗一洗

百年之奇耻,得藉吾人物力一报九世之深仇”。①先生冲破阻力,支持坚持抗 战力量,是非分明,大义凛然,赢得国人的尊敬。新中国建立后;他又怀抱 赤诚之心,回国参政议政,共商国是。陈嘉庚先生不愧为“华侨的旗帜,民 族的脊梁”。
  今天,我国正在进行四化建设,广大海外华人大力支持祖国建设,为家 乡兴办公益事业,并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献计出力,表现出感人的爱国怀 乡之情。他们对祖国建设所作出的贡献,是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中国的对外开放,打开了中国人观察世界,走向世界,与各国人民扩大 友好交往的大门,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值得我们研究。研究海外华人经济的 成长就是一个课题,改革开放才 11 个年头,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刚刚起 步。有关华人企业家的资料,多散见于报刊杂志之中,浅易者多,求根究源 者少,海外资料搜集也有一定困难。在这种条件下,三位作者苦心求索,系 统研究,分析华人企业家的创业进程和经营之道,这也正是本书的可贵之处。 海外华人企业家所处的环境和价值观与我们不同,但是在他们创业进程中所 表现出的坚韧奋进的精神和创业经验,相信对读者会有所启示。
1991 年 2 月于北京












































①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宣言。

海外华人实业家发家秘诀

导言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由于工作的需要,1984 年以来,我们接触了许多回国投资的华人企业家
①。他们独特的个性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无论来自世界上的哪个国家或 地区,从事什么行业,他们都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的行动倾向。他们 的行为处处显示出,他们是一类特别的人。更主要的,是他们的人生和事业 部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令人惊奇的是,他们许多人虽然并不相识,但创业的经历却有很多类似 之处;他们总结创业经验,往往不约而同地强调某些经营和行为规则。而这 些又经常与我们熟读过的经济或管理理论发生冲突,也与我们对华人企业家 的一些先入之见差别较大。我们认识到:客观地、直接地考察这些华人企业 家的创业历程,探求他们的成功经验,将是一项有意义的研究工作,这既可 以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了解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窗口,也可以为某些领域从事 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提供许多有关这些企业家创业动机和成功经 验的确切知识。在研究过程中,他们丰富的个性和充满挑战的创业历程,常 常令人激动不已。
  目前,社会上流传着不少有关华人企业家的书籍,但大都是零散的新闻 材料的堆砌。对他们丰富的创业经验,没有人真正地进行科学的分析,以求 系统地总结出来,反映华人企业家创业历程的全貌。这是我们写这本书的外 部原因。
我们最初收集了 100 位海外华人企业家的详细材料,但最终选择了其中
的 40 位作为本书的考察对象。这虽然舍弃了许多有意义的人和事,但保证了 对象的代表性和全书结构的平衡,在书中,老一辈华人企业家占有较大的比 重。他们大部分生于国难时期,长于国难时期,幼年即为生活所迫,漂洋过 海,出外谋生,依靠个人的力量,白手兴家,最终成为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经 济巨擘,甚至世界级富豪。他们的创业历程代表着海外华人经济事业的发展 史。同时,我们也选择了一些新一代华人企业家的代表人物。全书基本上包 括了海外华人所从事的各个主要经济产业的有代表性的企业家。
我们使用的大部分材料是企业家们自己的回顾和经验总结,通过第一手
材料分析和把握他们在创业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具有更强烈的真实 性。这些问题包括:他们单独创办企业的原因和动机,如何筹集原始的资本, 如何寻找最初的伙伴,如何获得管理知识和经验,如何处理企业发展过程中 接踵而至的问题,现在又是如何管理他们庞大的帝国。
幸运骄子的素质 华人企业家在异国他乡开创自己的事业,遇到的困难和障碍是一般人难
以想象的。在特别艰苦的环境中,这些企业家凭着个人的力量,从流浪者、 打工仔变成富甲一方的商业骄子,自身若不具备应有的条件,只凭侥幸,自 然难成今日之正果。许多材料显示出,他们并不是所谓天才,大多数人既无 优越的家庭条件,也不比正常人多几分聪明。实际上,他们在早年的生活中, 既不是家中的宠儿,也不是标准的好学生。与众不同的是,他们的行为很早 就显露出不受羁绊的独立精神,以及强烈的冒险欲望和行动倾向。



① 本书包括香港、台湾的一些企业家。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华人企业家的创业历程和环境与分布在其他
国家的华人企业家有许多类似的地方和特点。

  华人企业家都以勤劳著称,他们都有着过人的精力,推崇实干而不尚空 谈,常常被新闻界称作“工作狂”。香港合和实业公司的总经理胡应湘,60 年代曾被誉为香港“华资五虎将”,他名下的公司总资产达 60 亿美元。他在 总结成功的经验时说:“成功来自于刻苦工作。一个人愈刻苦,就愈幸运。 我坚信,勤劳决不会让人失望。”在创业过程中,胡应湘几十年如一日每天 工作 12 个小时,常常连节假日都不休息。台湾的金融家蔡万霖,1988 年被 美国《财星》杂志评为世界十大富豪之一,名下的公司总资产达 90 亿美元。 在台湾,他的勤劳与财富一样,尽人皆知。他在外地出差,沿途奔波从不休
息,秘书常常累得顶不住了,只好换人,有时一路上要换好几个秘书。 务实、克制、谦逊、不愿炫耀自己是这些人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作为企
业家,他们有着特殊的领导魅力和素质,给下属传播着一种潜在的鼓动力。 但对伴随着成功而来的社会活动却普遍存在着一种本能的厌烦,一般都极力 避免曝光。新闻界关于他们的财富的报道,常常使他们感觉窘迫而不能容忍。 在公众场合,他们沉默寡言,不善言谈,但内心深处却隐藏着强烈的自信。 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信条,那就是:在事情成功之前,决不谈论它。印度 尼西亚的华人企业家林绍良,号称“印尼的洛克菲勒”。他在谈到这个问题 时说,人在企业上的成功,并非追求名利,而是追求快乐幸福的人生。人的 最高志趣在于创造,要竭尽智慧与心力去奋斗。作为一个成功者,他始终把 自己看成一个普通人,处处约束自己,以过普通生活为乐。他常常告诫子女, 要学会过清贫日子,不要炫耀财富。至今,林家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承担一 定的家务劳动。
在回顾创业经历时,他们总是反复强调,成功来自早年同仁的共同努力。
林绍良曾经说道:自己所学无多,本无力量经营如此庞大的企业,所以能有 所成就,主要是善于选择共事伙伴。这也许正是他们作为企业家魅力的源泉。 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这些华人企业家在任何情况下都总是坦诚地表达自 己的意愿,勇敢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在他们的创业生涯中,放弃初衷的事虽 然时常有之,但重要的是,每一个变化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遇到困难,他 们喜欢首先倾听自己本能的呼声。幸运的是,实践总是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这带给他们自信,使他们行动果敢,充满活力。胡应湘先生曾说,无论在什 么环境中,我总是在为我自己工作,用我自己的方式做事,这不是由于自私
或傲慢。实际上,只有采用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才能把事情做得最好。
  老一代华人企业家大多数出身贫寒,没有受正规教育的机会,许多人只 上过几年小学就被迫出外打工谋生,上过大学的只占极少数,没有一人毕业 于大学经济管理类专业。年轻一代华人企业家虽然生活条件较父辈优越,但 有机会享受大学教育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而且大多数人毕业于大学理 工科,只有极少数人接受过正规大学管理专业的教育。他们的管理知识和经 验大多数都是从工作中学来的,印尼华侨李文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李 文正开始创业的 4 年前,他从印尼东爪哇偏僻的农村只身闯进雅加达。当时, 印尼的独立革命刚结束,雅加达充满贫困和饥饿,百业萧条。公务人员一个 月的工资往往不够支付一星期的生活费用。就是在这种食不果腹的环境里, 他拼命干活、寻求生路,4 年里终于攒下了一笔不足 2000 美元的存款。1960 年的一个夜晚,面临危机的印度尼西亚基默克朗银行的一位经理人,偶然来 到李文正的住所,希望他参与投资,以解燃眉之急。这成了李文正创业打天 下的机缘。30 年后的今天,李文正已成为一位经营 5 家银行、4 家金融公司
  
及四家租赁公司的大企业家。然而,创业之前,李文正既没有受过银行业务 的训练,更不懂银行是怎样经营的。他后来对朋友有点难为情他说,“我当 时还分不清资产负债表的左边和右边有什么不同。第一天营业结束,员工把 资产负债表拿来给我签字时,我不知道怎样去看它,也不知道应该如何承认 我的无知。”他只好从头学起,当天晚上找来一位朋友为他补习会计知识。 他常说:“这是一个过程。你必须在直接参与交易中学习。”
  长期处于激烈的竞争环境之中,这些企业家都养成了从工作中学习的习 惯。对他们而言,从工作中寻找解决管理问题的答案比熟读管理教科书更简 捷、更实用。这使他们很难成为一个好读书人。这些成功的企业家们一般只 是在早上 9 点钟之前或晚上 7 点之后浏览一些贸易和技术方面的资料。对于 管理学著作,则仅仅只是作为茶余饭后的调剂。平均而言,他们 1 年大约只 读两本书。大部分人喜欢读中国的古典著作,如《三国演义》、《水浒》和
《孙子兵法》等。受过西方教育的新一代则喜欢读肯尼福·布莱恰德的著作
《一分钟经理》、托马斯·皮特、罗伯特·沃特曼合著的《追求卓越》以及 罗伯特·汤森特的著作《上升的组织》等。
早年的经历 老一辈华人企业家大多数在少年时就挑起维持家庭生活的重担。台湾“塑
料大主”王永庆,1918 年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县新店镇直潭里的一个贫苦农
家。15 岁时,由于家庭经济拮据,被迫辍学到当地一家米店去做小工,以此 来贴补家用。当时,他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将来能开一个自己的米店,使自己 和家人摆脱穷困。为实现自己的梦想,总是暗自留意老板如何经营,平时省 吃俭用攒下每一分钱。1 年后,他真的与别人合伙开了一家米店,以后又办 起了碾米厂,经营过砖厂、木材生意,1951 年,他年仅 35 岁、就蓄积了 5000 万元。这为日后在塑料行业中一展宏图提供了原始的资本和最初的管理经 验。香港地产业富豪李嘉诚年仅 14 岁,父亲就因病去世,他身为长子,被迫 挑起了照顾母亲,抚养弟妹的重担。从此,他离开校门,走上了挣扎、苦斗 的人生道路。他获得的第一份职业,是为一家塑料玩具制造公司当推销员, 一天需要工作 16 个小时。22 岁时,他开办了自己的第一个工厂——长江塑 料厂。这成为他日后事业的开端。印尼的林绍良、泰国的陈弼臣早年都有类 似的艰苦岁月。
有一些人在开办自己的企业之前,曾在某个大公司工作,并获得较高的
职位。如果继续工作下去,本来有希望爬上权力宝塔的顶层。然而,他们最 终都辞去了自己的职务。从头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一些人在回顾自己最初 的抉择时,常常称之为“不计血本”。他们这样作的动机是复杂的,一些人 仅仅是为了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干事;另一些人则是对公司的政策或某些决定 不满;也有人是为了实现自己最初的理想;还有些人是被妻子或朋友推上个 人的创业之路的。
  华人企业家最早开办的企业总与自己早年的经历有某种关系。美国华裔 “钢铁大王”谭仲英从学校毕业后,获得的第一个职业是在一家钢铁公司当 推销员;王永庆最早是一家米店的帮工,他首先开办的是米店;林绍良最初 是烟贩,赖以发迹的生意是从事丁香烟原料的贩卖。在最初的企业获得成功 之后,他们省下每一分钱,集中投资于自己悉心选择的某一新兴产业,逐步 获得丰厚的利润,形成雄厚的资本。进而开展多元化经营,使自己立于不败 之地。在当地市场饱和之后,又投身于激烈的国际市场的角逐,或者在世界
  
各地设立分支机构、或者买下外国公司的控股权,最终成为国际经济中的举 足轻重的商业大王。
创业历程
华人企业家的创业历程大致可以分为 3 种类型:
  (1)白手起家型。这是第一代华人企业家中最常见的类型。他们家境贫 困,没有外部条件可资利用,只凭着个人的勤奋、正确的抉择和冒险精神, 成功地创立了自己家族的企业帝国。当今排名在世界前 10 名的华人亿万富翁 中,有 5 人是白手兴家的,他们是李嘉诚、林绍良、王永庆、蔡万霖、陈弼 臣。
  白手兴家的华人青年企业家也层出不穷。香港宝光眼镜制造厂有限公司 的创办人和行政总裁马宝基,才年仅 48 岁。18 岁时从内地移居香港,入一 家眼镜厂做学徒,在 1960 年用自己节俭而攒出来的 1000 港元开始创业,用 手工生产眼镜,自产自销;经过 15 年的努力,于 1975 年用 3.5 万港元创建 了一家只有几个雇工的眼镜制造厂。此后 10 年间,宝光公司迅速发展成为拥
有 40 万平方英尺厂房、3000 部机器、雇工 3000 人的香港眼镜的主要制造厂 家。马宝基成为香港首屈一指的眼镜大王。
  (2)知识创业型。在新一代华人企业家中,这种类型的人层出不穷。他 们充分利用自己的科技天才,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并且成功地将自己的科 技成果转化成商品,实现开创自己的企业的梦想。
美籍华人王安是这类企业家的杰出代表。王安祖籍江苏昆山,1920 年出
生于上海,1940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随后在内地一家无线电 厂工作。1945 年他赴美求学,后来获哈佛大学应用物理学硕士、博士学位。 以后,又在该校电脑研究所跟随美国的“电脑之父”艾肯博士工作了 3 年, 这一时期,王安在试验和研究中,发现磁场振动原理可以用在电脑中,发明 磁性记忆圈。这一发明被公认为计算机科技的里程碑。这使电脑的体积大大 缩小,为小型电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1 年,王安把该项发明专利卖给了
IBM 公司,得款 50 万美元。此后,他以一般学人少有的决心,辞去了研究所
稳定的工作,在自己的车库里办起了“王氏实验室”,为一些大公司承制电 脑零件和专用设备。当时,仅有他自己一人。1955 年,王安实验公司正式成 立时,也只有职工几十人。现在,王安公司已成为拥有 26000 多名职工、在
103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 540 个分支机构的跨国公司,1981 年,公司的总营业
额达到 856000000 万美元,1971 年到 1981 年的 10 年间,公司的纯利由 372 万美元增至 7800 万美元,增长了 20 倍。促进王氏公司突飞猛进的主要原因, 是它的产品日新月异,除电子计算机外,各类新型电子专用附属设备亦层出 不穷。这些新产品有:世界第一台电脑排版机、第一座电子计分器、第一架 可写方程式的计算器、迷你电脑、卡片辨认机、自动打字机、无线电打字印 刷机。这些产品现在大多已成为社会生活必需的工具。有趣的是,世界著名 的电脑博士在回忆自己的学习生活时却说:“我不是一个优秀学生。我并不 努力学习,只是在考试到来或学期末时才设法渡过难关。”
  (3)继承发展型。华人企业的发展总是与家族的发展史紧密联系在一 起。一个成功的企业是几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华人社会具有良好的家庭教 育传统。事业有成的第一代华人企业家都十分注重子女的教育,以图企业后 继有人。而家族企业的继承者大多表现十分出色,青出蓝而胜于蓝,这些人 或者是第一代企业家的儿子、孙子,或者是女婿、外孙。正是这代代相传、
  
生生不息的精神,使得华人经济事业能够从小到大,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发挥 越来越大的影响。
  当然,华人企业家的创业史并非只有上述 3 种类型。许多华人企业家虽 然出身于官商世家,却不愿意受家族的荫庇,走白手起家之路,获得的成就 令老一辈侧目。
  本书 40 位企业家中,22 位是用自己早年工作所得、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数量少得可怜的资金开始创业生涯的。李文正最初的创业资本只有 2000 美 元;王永庆仅用 200 元台币;泰国华人“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用变卖家产所 得的 2000 元钱开发出了驰名中外的万金油系列产品;新加坡饼干大王周子敬 则是仅凭一袋面粉、10 斤食油发迹的。大约四分之一的人是通过家庭成员的 信誉担保、家产抵押或者自己精明的经营计划,从银行获得贷款创办自己最 初的企业;也有人是靠从亲戚、朋友处借来的数量有限的资金开办自己的企 业;少数人是在家族企业的基础上开创自己的事业。
  年龄也是创业的重要因素。大多数成功的企业家在 35 岁之前就奠定了事 业的初步基础。王永庆在 16 岁时就办了自己的第一个米店。李嘉诚 22 岁时 就开设了自己的第一个工厂。这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应付各种难以 预料的问题。当然,在这样的年龄就开始独立经营企业,也带来许多困难。 最初,他们往往缺乏基本的管理经验。
为了弥补自己在知识、管理经验和资金方面的不足,大部分人都与别人
合伙开办最初的企业。他们寻找的合伙人一般都年纪较大,有丰富的管理、 市场或技术知识。这种合作,为企业早期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活力,但是, 在企业规模扩大以后,除了少数例外,大部分都难以维持,甚至阻碍企业的 发展。一些人在若干年后回顾说。靠个人单枪匹马地白手创业是极端困难的, 但勉强维持合作则会违背企业管理原则。因为,企业活动总是需要明确而又 集中的领导。
与一般人看法不同的是,他们在创业初期对产品市场并没有确切的了
解,常常改变产品或服务类型以适应市场的需要。企业也经常面临着接踵而 至的问题;有时甚至濒临破产的边缘。刚刚去世的香港金融巨子冯景禧早年 的创业历程也许是最曲折的。他 1923 年生于广州,16 岁时就到一家工厂当 学徒,最初,他与人合作经营酒楼,后来又从事黄金买卖,都以失败告终。 他从香港运鱼往台湾销售,鱼全部死于途中。接着,他又从台湾运香蕉往香 港,船遇风暴,延误了行期,大部分香蕉腐烂变质,他再遭挫折。直到 50 年代初,他的生意才有了转机。他把被美国禁运的战略物资转售给内地,获 得丰厚的利润。从此,便一帆风顺。一些企业家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称之 为“创业不稳定期”。在这个时期,最需要的是百折不挠的精神和精明果断 的决策能力。要善于判断形势,把握时机,在最初的经营取得成功之后,不 满足于现状,果断地将积聚的资金投资于新兴的更大产业,使自己置身于更 激烈的竞争之中,使企业与时间并进。
  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老板郑裕彤曾将自己成功的秘诀总结为 34 字 箴言,即:“处世之道:必须遵守信用、重诺言,做事勤恳,处事谨慎。做 人要饮水思源,不应见利忘义。”他认为,人纵有运气,也不能一世鸿运当 头。摒弃投机的手段,凭着眼光独到,掌握有利时机,脚踏实地做买卖,是 发家致富的根本。“世界船王”包玉刚常说,企业家“不能贪图一时的高利 润,而需要立足长远、在天空晴朗、市场兴旺时就要未雨绸缪,想到应付难
  
过的日子,因此,应该不为暂时的利润所引诱,实行有利于长期稳定、始终 立于不败之地的办法。”他们这些切身的体验,实际上是华人企业家创业历 程的写照。
中西合壁的管理风格 华人企业家受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异国他乡创业,一般通过亲身的
体验学习管理知识,在创业实践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管理风格,被西方人称为 “中国式管理”。
  华人社会乡亲意识相当浓厚。他们常常是以家庭为核心,以家族成员为 基础,休戚与共,共同发展。几十年来,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的价值观 念也在变化,但华人企业一直保持着家族企业的特点。
  华人企业的人事管理制度也别具一格。印尼华人巨富林绍良熟读四书五 经,十分赞同孟子的“性善”理论,将其应用于企业管理之中。他把人性当 作一种矿藏,不断地去发展,从而发挥最大的作用。他用人有两大原则:量 才任职,不必求全;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认为,人的才智不同,所能担 负的工作各异,大才可大用,小能可小用,不能求全责备。德能兼备者最好, 有德无能而勤奋者可用,无德有能而自私自利者不可用。他用人的方法是, 使用之前要掌握全部的情况,然后加以分析,在决定运用后则尽量开诚布公, 推心置腹。慎用于始,信任于后,因此,总能和下属和谐相容。华人企业家 在人事管理过程中,一般是刚柔相济,严于要求而又宽厚待人。蔡万霖为了 强化公司的人事管理,有意加强公司稽核处职能,抽调了许多精干的人才去 那里工作。该处工作人员每天认真地到各部门、各地方查看,发现问题立即 上报。凡是他们报上来的材料,蔡万霖都亲自审阅,一旦查出违反公司纪律 的行为,当事人立即以革职论处。公司员工都说:“跟着总经理做事情,一 角钱也不能贪,一点错也不能出。”另一方面,对广大员工的生活,蔡万霖 也一直十分关注,力求赏罚分明、该用钱的地方出手十分大方,自创业以来, 他已三次让员工入股,有的老员工拥有的企业股票已达上亿元新台币。公司 的年终奖金,几乎年年都超过 6 个月的工资。这样,公司内部形成了强大的 向心力。
一些华人企业家在回顾自己的经历时说,在创业的最初几年里,获得最
宝贵的经验是人事。企业在头几年总是不断遇到危机。在应付危机时,我们 能发现,谁的品质好、谁不好,谁刻苦有能力、谁不能干。这提供了最初考 核和用人的标准。企业人事管理的目标是要使全体员工像一家人一样,为企 业奋斗终身。在遇到企业经济困难时,一般要求职工协力共渡难关,很少以 解雇员工作为摆脱危机的手段。因此,这些企业的职工都有较强的归宿感, 愿意与企业共命运。一些人评价说,华人企业家的用人艺术是融东西方优点 为一炉,既有西方人科学的求实精神,又有东方人和谐的情趣气氛;妙在东 西合璧,合二为一。
  敬业乐业,亲力亲为。在创业初期,华人企业家的处境都十分艰苦,因 此,他们对自己的事业也倍加热爱。对企业的管理也事必躬亲,细致入微。 马来西亚南源布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姚美良说:“做生意辛苦一点没有什么, 还是亲力亲为为好,不能事事靠助手,否则破产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现在,他属下的企业遍布于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各地,富甲三方,却仍 然对公司的每一个投资项目都亲自去作研究,并参与具体布置。
海外华人企业一般都经历了一个较长的管理合理化过程。王永庆在回顾

这一过程时,深有感触他说:“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由于人多事杂,单 靠人力控制是不够的,必须依靠组织的力量来推动,依靠制度的力量来管理。 管理合理化过程是艰难的、缓慢的,但效果却是根本的、无限的。经营者应 摒弃一切的惰性与杂念,从本身开始,痛下一番心理建设的功夫,踏实地从 艰难的、根本的、比较无味的管理问题着手,逐渐引导企业走上合理化经营 的坦途,舍此而别无他路。”
  在最初的几年里,企业家们一般都十分关注企业的发展速度,以防止由 于过快的膨胀造成财务危机。分析这些华人企业的财务报表,我们发现,这 些企业的发展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在头五六年内,企业的营业额一般在数千 或者数万元的范围内以稳定的数量增长;八九年后,开始爬升到 100 万元; 到第十年,企业开始起飞、业务也逐渐多元化。虽然有的企业第一、二两个 阶段经历的时间更长一些,但大致都经历了上述三个发展阶段。
  大部分成功的华人企业家都把企业之外的时间献给家庭或者从事体育运 动。一些人为自己的闲暇时间购买了农场,工作之余,喜欢与家人一起在农 场中散步,与农工聊天。还有一些人只喜欢在庭院之中漫无目的地冽览。
  华人企业家都乐于与德高望重、有守有为的社会名流交往,重视友情, 与乡亲、学友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但一般而言,他们都不愿进行过多的应酬, 力求使自己的私生活与企业经营保持一定的距离。
与一般人想法不同的是,华人企业家一般都有美满的婚姻,至少他们的
离婚率并不高于其他社会集团。在本书涉及的华人企业家中,70%的人还与 原配夫人生活在一起,而且许多人都度过了银婚纪念日。大部分人都认为, 良好的婚姻是他们事业的基础。一位知名的华人企业家曾这样说道:“没有 一个幸福的家庭作为基础,我就不能工作。在办公室里,我似乎总是在冲锋 陷阵,我需要一个风平浪静的地方,让自己得到放松。”
他们的家居生活往往都十分节俭。一些人拥有庞大的住宅、私人游艇和
豪华的小轿车。但这只是少数。大部分至今仍住在不起眼的房子里,室内也 只摆设一些普通的桌椅,四壁的字画往往是家里最值钱的装饰品。他们认为, 享受生活的最佳方式是和家人一道出国度假,这也是他们最奢侈的消费。一 些人不仅自己和家人格守“勤俭兴家”的古训,还要求当地整个华人社会养 成节俭的习惯。但这些人对公益事业都表现得乐善好施。无论是社区大事, 还是邻里告贷,只要合情合理,他们都积极捐款。因此,华人企业家都深受 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欢迎,深得“人和”之益。
不愿意惹人注目
  与西方企业家不同的是,华人企业家不愿意炫耀自己的财富,从不挥霍 自己的金钱,也不利用自己的财富寻求个人的声誉。他们一般不直接参与当 地的政治活动。如果想对某项公共政策的制订施加影响,通常的方式是给政 界要人写信,或找他们私下谈话,申述自己的观点,很少通过公开的方式来 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任何场合,他们都不愿意使自己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 王安的妻子邱文霭女士在谈到这一点时说:“中国人一般倾向于做个有节制 的人。他们认为,假如他们一直埋头苦干的话,就会有前途。我认为,大多 数中国人不是很爱交际的。”
  也许正是这种默默无闻的生活方式,给他们的创业历程遮上一层神秘的 面纱,常常不为社会一般人所理解。我们希望通过这部书揭开这层裹在华人 企业家身上的神秘面纱,真实、客观地展现他们的创业历程,寻找他们取得
  
成功的原因。

1.华人企业家群的崛起


  中国人移居海外,始于秦汉时期,至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但是,直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海外华人经济尚不足以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具有 国际影响的华人企业家更是凤毛麟角。40 年后,情况完全改变了。华人企业 在世界各地蓬勃兴起,华人富豪也跻身群星,战后华人经济的成长已经是世 界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而国内在这方面 的研究刚刚展开,人们常对此提出各种问题,当是情理中的事情。
移居海外的动机 与西方国家的移民不一样,早期的中国移民不是得到国家或任何其他机
构支持的有组织的团体。他们是去寻找机会,并希望把个人的不幸留在中国。 因此,对于中国移民来说,他们的主要动机不外是赚取金钱的欲望及逃离中 国的苦难生活。他们往往把居住地当作维持生计的地方,或者发财之地,大 部分早期移民都怀抱着“落叶归根”的思想。具体动机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1)从事中外贸易。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盛唐时期,中国与周围许多国家 建立了贸易关系。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很多人踏入 异国他乡,有的就客居在那里,成了华侨。(2)传播生产技术。早在公元前
200 年前,我国的先进生产技术,即受到日本和东南亚地区人民的欢迎。随
着我国各种手工业产品在东南亚市场的扩充,生产者进一步输出机器设备, 聘请制造技术人员,前往海外建立作坊就地生产,以扩大供应市场的需要。 这些人多在海外定居。(3)海外亲友的介绍与鼓励。世界各地华侨在外事业 稍有成就之后,多返乡探亲,介绍亲戚朋友前往协助其事业发展,而国内亲 人则受到他们成功的鼓励,增强了出洋谋生或创业的信心。直到现在,这仍 然是促进华侨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之一。(4)逃避国内战乱。据史料记载, 早在秦朝,秦人就开始避难出逃朝鲜、西域或其他地方。此后历次战乱,逃 亡海外者络绎不绝。尤其是近代史上,兵祸频仍,我国人民深受战争之苦, 不堪忍受,逃亡者遍及世界各地。这也是中国人移居海外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我国与世界各国政府问使节往来、宗教、文化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刺 激了向海外的移民。
近代史上,西方殖民主义者把中国当作廉价劳动力市场,把中国人以“契
约华工”的名义,贩卖到世界各地,充当苦力。“契约华工”,俗称“猪仔”, 最早见于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 从英、法、荷、美、西等国家来的投机商,雇佣一批中国打手,肆无忌惮地 把中国市民、农民、小手工业者投入设在厦门、澳门等地的“猪仔馆”,然 后塞进海船的底层,运往大洋彼岸。这些契约华工在船上受尽各种折磨,死 亡率高达 22%,最高的竟达 64%。英国 H·B·莫尔斯在其著作《中华帝国 的国际关系》中,称这些船为“浮动地狱”。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华工被当 地资本家、种植园主像牲畜一样抢购回去,被迫从事各种非人的奴隶式劳动。 秘鲁钦察岛采掘鸟粪的华工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鸟粪开采地天气炎热,终年 不雨,臭气熏天。华工们的饮水变质,食物不足,每日却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许多人精疲力竭,倒在鸟粪层中,白人监工却不加体恤,还要用皮鞭抽打。 不知多少人葬身于此。据估计,从 1850 年至 1925 年间,出国的“契约华工” 约有 300 万人,其中 100 万人非正常死亡,另有 30 万人受伤致残,死伤合计 约占总数的 43%。清人彭玉麟在《海国公余辑录》中,将华工的命运称作:

“生入地狱之门,死作海岛之鬼”。这也是近代史上海外华人生活的写照。 战后华人社会的变迁
据我国侨务机关的统计,1948 年世界各地华人人口为 8,721,000 余人,
于 1984 年底,已增至近 3000 万人,36 年来增加了近 3·5 倍,这显示出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人移居海外及华人自然繁殖人口超过 2000 多万人。这些 统计包括华侨(侨居海外而且保留中国国籍者)、华人(已经取得外国国籍 者)及华裔(在海外出生的华人)。现在华人与华裔人口占绝大多数,故本 书统称为海外华人。
海外华人主要分布在亚洲地区,占总数的 90.07%;其次为美洲,占 6.85
%;欧洲占 2.09%;而大洋洲及非洲华人人口,均未及百分之一。战后,由 于国际经济联系的加强,华人的流动性也大大增加,许多华人进行第二次移 民,导致华人分布结构的调整。这主要表现在战后美洲华人人口的大量增加。 战后海外华人人口大幅度增加及分布结构调整的原因主要有:第一,解 放战争时期,许多人为躲避战乱及国民党的统一而逃往海外。其次大陆、台 湾、香港及东南亚华人子弟及青年学生前往西方国家深造,学成就业后,又 接出家人前往团聚。第三,台湾、香港地区及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华人企 业家赴世界各地从事国际贸易、投资设厂或应聘担任技术和专业工作。第四, 东南亚一些国家或地区实行排华政策,华侨被迫迁徙。第五,我国实行开放
政策后,大陆前往各地的新移民也逐渐增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人的观念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 过去的华侨认同感已逐渐改成华裔认同感,而中国取向的态度也修改为对传 统文化遗产的认同。华裔也不再期望“落叶归根”,他们住的地方就是家, 他们已预备去适应,流浪的中国人已成为扎根于当地社会与国家的公民。年 轻一代华人也具备了在当地竞争的本事。据统计,目前已有 90%的华人加入 了当地国籍。其次,在华人社会里,旧的方言与地区会馆的联系也慢慢松弛, 超越家庭的多元种族关系与国际关系逐渐建立起来。第三,华人社会的婚嫁 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长期受中国文化伦理道德的影响,老一代华 侨只愿在华人之间通婚:如果因事业的需要,要与当地人结婚时,一般也只 是华侨的男性娶当地人的女性。现在华人已打破了这种观念,华人与外族结 婚已越来越多。这些变化都十分有利于华人的生存与发展,为华人经济事业 国际化提供了社会与文化基础。
华人经济活动的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华人经济活动的演变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在 13 世纪 前,中国商人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地区。当时,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地区基本上 是季节性的。直到 13 世纪中期与 15 世纪之间,中国商人才在东南亚建立据 点,而这些地方逐渐成为中国移民的聚居地。从 16 世纪到 18 世纪初期,中 国移民已在当地商业、简单制造业及农业方面形成较强的势力。这是华人经 济活动的第二阶段。从 18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 30 年代,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 的侵略,中国人向南移民急剧增加,并开始向欧、美移民。他们既充当劳动 力,而且,在一些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也扮演生产者与消费者中间人 的角色。这个时期,华人经营的零售业在当地占有优势,也经营洗衣、餐馆、 农场、矿业、金融、交通运输业和少量制造业,但规模仍然较小。
  近几十年来,华人在继续经营传统经济行业的基础上,在许多方面均有 突破,并不断开拓新领域,在各个行业都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华人企业,
  
许多华人企业家开始走上国际活动舞台。下面就几个有代表性的行业作一简 要介绍:
  (1)工业。战后,我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及新加坡工业大幅度增长, 而这些国家或地区与全球华商联系密切,扩大了华人企业间的资金与技术交 流,导致全球华人在工业方面的投资不断增加。海外华人子弟大多接受高等 教育或专业训练,学成后应聘在华人企业担任制造技术及经营管理工作,为 华人资本流入工业领域提供了人力基础。同时,国际经济的持续增长,也力 华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随着外部经济环境快速的变化,华人企业 家认识到,固守原有的局面,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于是纷纷扩大生产规 模,投资于新兴工业产业。
  在亚洲地区,华人原多经营商业或农林渔牧业,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各国市场规模随着人口增长、收入提高,不断扩大,引导华商进入工业生产 行列。东南亚一些国家为保护该国居民的经营事业而对外侨从事经营进行的 诸多限制,也促使华人转向工业发展。其中较具规模的,如泰国林莱荣先生 的亚洲纤维公司,占当地总产量 10%以上。泰国黄彰任先生,所投资创设的 拉差柏油厂和谢国民先生投资的卜蜂饲料厂,都是规模较大、经营也很成功 的企业。印尼华人从事工业者也很多,尤其是近年来,当地华人多与台湾、 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华人企业合作,在各行业中都增长迅速。 如林绍良领导的集团与台湾合资兴建的印尼水泥厂,生产水泥,使印尼由原 来的水泥输入国变成输出国;他的炼钢厂,也是华人最大的炼钢厂。此外, 还有黄亦聪先生的现代棕油和椰油炼油厂等,都在当地相关产业中占有重要 地位。在菲律宾、马来西来,华人工业在其国内亦占有重要地位。
在美洲地区则以美国近年来华人工业发展最为迅速。70 年代后期,台
湾、香港及东南亚华商纷纷前往投资,更进一步形成美国华人工业的蓬勃发 展趋势。如台湾大同公司与美国华商合作,在洛杉矾成立美国大同公司,现
有 3 家家电制造工厂,年产电扇达 100 万台,为美国最大的电扇工厂。台塑
公司在美国投资达 10 亿多美元,收购美国 10 家加工厂,深受美国朝野的重 视。已故李国钦先生创办的华昌公司,是世界上钨、铪加工产量最大的厂家, 其钨产量占世界的 30%。王安电脑公司已成为世界有名的跨国公司。谭仲英 先生创办的谭氏企业公司,连续收购美国数家钢铁企业,属下工厂达 16 家之 多,而其中产品矽钢,占美国中部地区的 70%。此外,还有陈全工业公司、 奈茂公司、联合电脑公司等,都是在规模和经营管理上已达科学化、现代化 的企业。
  (2)商业。商业是海外华人传统的行业,但战后亦发生较大变化。原先 华商多经营零售或批发业,主要经营当地土特产与原料物资,或者通过外国 大企业进口日常制造品,转手在当地零售。随着华人资本的累积和规模的扩 大,华人逐渐由原来的零售商或批发商,发展成为中型或大型的国际贸易商, 开展对外贸易。
  (3)金融业。金融事业是战后华人经济中发展最快的一个行业之一。到 目前为止,华资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多达数千家,拥有资产不下数百亿美 元。
  亚洲地区,由于战后东南亚各国、香港、台湾华人企业迅速发展,并逐 渐实现多元化、国际化,进而带动了华资金融业的发展和业务范围的国际化。 其中较具规模的有:泰国盘谷银行,该行在 1982 年底位于世界 500 个大银行
  
中的第 194 位,为全球最大的华商银行。此外,泰国还有曼谷首都银行、泰 国第一银行、泰国农民银行、泰京银行、大城银行、暹罗银行、亚洲信托银 行、那坤吞银行。到 1983 年 5 月止,其资产总额占泰国银行资产总额的 70
%。马来西亚有 9 家华资银行,最大的是马来亚银行,政府是最大股东,资
本 1500 万马元。印尼华资银行达 17 家,最具规模的要数林绍良所属的中央 亚细亚银行,其次为泛印度尼西亚银行、国际银行、安佳宝银行等。新加坡 华人经营的商业银行有 12 家,大华银行资产总额达 439,800 万美元,居世
界 500 个大银行的第 321 位。其次为华侨银行。菲律宾的华资银行有 14 家, 其中远东银行、联盟银行在 1980 年位居全菲银行排行表的第 7 位和第 8 位。 香港华资银行则多达 19 家,东南亚华资银行还在此设立了众多的分行,形成 了一个较大的华资银行网络。
  美洲地区,美国的华资银行数量最多,规模也较大。尤其是在六七十年 代以后,随着华人人口数量的增加,华人素质也普遍提高,华人的收入水平 也获得较快增长。华人社会流动着大量游资。加上我国大陆、台湾、香港及 东南亚各国华商与美国经济往来的增加,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带动了美国华 资银行的蓬勃发展。如旧金山地区有广东银行、美国亚洲银行、建车银行、 加洲国家银行、美国加洲银行等 9 家;洛杉矶地区有国泰银行、远东国家银 行、太平洋银行、世界华商银行等 11 家;纽约地区有中美银行、金洋银行、 汇丰银行、东方银行、国际合众银行、大东银行等,夏威夷、西雅图、休士 顿等地也有华资银行存在。此外,还有东南亚各国、香港、台湾华资银行在 美国各地设立的分行。其中旧金山地区的广东银行,历史最长,为美国华资 最大的银行。
(4)航运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华人航运事业迅速发展。到 1987
年,全球华人拥有的船舶载重总吨位超过 6000 万吨,占世界总吨位的 14%。 其中最具规模的有:香港包玉刚属下的环球海运公司,已故董浩云先生创办 的董浩云航运集团:台湾长荣海运公司;日本李海天创设的海天商船株式会 社、郄泽先生的德国航运公司等。此外,东南亚国家一些华商经营内河、沿 海航运,也颇具规模。如泰国华商促进航运公司,拥有货轮 38 万吨,经营泰 国国内各种水运业务。华人经营航运事业约占泰国当地的 70%。
(5)房地产业。这也是战后华人经济中发展最炔的产业之一。亚洲地区,
自 60 年代初期以来,主要华资财团都投资于房地产和建筑业。在泰国,较具 规模的建筑工程都有华资的参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郑午楼先生投资开发 泰国碧差汶旧宫计划,将于皇宫旧址兴建泰国最高的 62 层世界贸易中心大厦 及拥有 650 套豪华客房的观光旅馆,8 层楼的商业中心一座,附设可容纳
7000~10000 辆车位的停车场。计划投资额为 160 亿铢,是泰国有史以来民 间签约投资的最大金额,也是华人最大的房地产投资,马来西亚马化控股公 司属下的大城市发展公司,总资产额达 308100000 马元,拥有可利用土地1390 公顷。在印尼,大多数建筑工程和住宅区兴建计划,华商均占有重要份量, 日本资本雄厚的华人经营房地产者达 100 多家。其中,已故林以文先生属下 的惠通规模最大,在东京拥有数座娱乐以及办公大厦,并在京都、仙台、汤 河原、箱根等地开发山坡地达十余处。林以文先生还在香港、中南美洲投资 各项事业,形成一个国际性的企业集团。已故李合珠先生创办的中台工业会 社,在东京闹市区拥有一座高达 12 层的大饭店,价值超过 50 亿日元,又在 宇都宫等六地区购置山坡地,改良为建筑用地。在美国夏威夷及台湾等地,

李先生也大规模投资于房地产、金融、观光及旅馆业。是日本继惠通商事之 后的又一大华资国际性财团。
  美洲地区,华人房地产事业主要集中于美加两国。据有关统计,自 1970 年以后,华人在美国购置房地产每年平均超过 2 亿美元。仅旧金山地区,到
1981 年为止,华人房地产投资达数十亿美元。甚至有人估计,如果香港及东 南亚各地华人继续投资于房地产,则数年内半个旧金山市将为华人所有。最 著名的华人房地产投资,要数马来西亚一家华人企业设计的“美国的香港” 计划,现由另一位马来华商孙嘉林接管。孙先生计划在旧金山屋伦市附近, 投资 2.06 亿美元,兴建三座大厦,供商业、零售及住宅用。楼房最低 15 层, 最高达 32 层,总建筑面积达 126 万平方英尺,附设一座高 30 层、拥有 350
间豪华客房的旅馆和一座有 1740 个车位的停车场。 近年来,香港及东南亚各地华商纷纷前往澳大利亚购置房地产。其中较
引人注目的有:新加坡华商谢杰立先生以 180 万澳元购得墨尔本著名的柯伦
街 1 号,后又以 50 万澳元买下圣基尔达道 432 号一块空地,用以建造住宅。 已故董浩云先生以 500 万澳元买下了一座凤凰大厦。华资的大规模涌入,已 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关切。
  除了上述产业之外,华人的传统产业,如餐馆业、农渔牧业等,在战后 也获得了长足发展,随着资本规模的扩大,纷纷走上科学化、现代化经营。
海外华人的经济特性
  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近百年来虽然结构不断变化,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但是华人优良传统的本性则没有变化。而这些正是华人在异国他乡赖以生存 的自身条件,也是华人企业家得以发展的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华人移民目的的经济性。正如上文所述,中国人向海外移民与西方国家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的移民不同。西方国家的移民,是出自政府有计划 的帮助,甚至以国家武力作为后盾。而华人移民主要是出自个人向外求生与 发展的动机,其目的是经济性而非政治性的。一般而言,他们不想参与或干 预当地的政治活动。他们致力于适应环境,一方面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政策, 另一方面与原居民相安无事地住在一起。对他们来说,最主要的是寻找经济
机会。
  勤劳节俭与适应性。刻苦耐劳,勤俭节约,是我国人民的传统习惯。这 使得华人有较强的生存适应能力。华人在海外,无论气候的寒暑,政治条件 的顺逆,都能够忍辱负重,适应生存,专心地经营事业,逐渐求得发展。忍 耐、刻苦和节俭,也使得他们在竞争过程中,更容易积聚资本。华人的适应 性还在于不以任何势力压制他人,也没有任何独占侵略的企图。他们躬于人 事,与当地人民相处,纯粹是在互利互助原则下共图和睦进展的。这一点, 在东南亚华人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东南亚 是一种多元化社会。许多不同的种族或社会群体共存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之 中。由于没有充分同化,他们缺乏共同的国家意识和一套大家都接受的文化 与政治价值观念。整个地区存在着三种经济结构,即西方殖民主义经济、华 人经济及居民的农业经济。西方殖民主义者控制着当地的大型企业,包括工 厂、矿山及种植园,同时控制着大量的贸易与资源,处于金字塔的最高层。 原居民主要是从事体力劳动。华人处于两个不相容的阶级之下,从事白人不 愿从事而当地人又无力从事的事业,包括那些零售、运输及普通买卖。这使 得他们得与作为生产者的白人和作为消费者原居民双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
  
随着与当地居民的经济联系的演化,华人逐渐开始与当地居民通婚,学习他 们的语言,熟悉当地农村社会经济情况与生活方式。这又使得华人在与其他 外来商人的竞争中逐渐占了优势。当时,东南亚农村社会的金融设施非常缺 乏。而随着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当地居民需要资金购买种子、肥料及必要 的机器设备,在农产品收割前,还需要购买一些必要的消费品。华裔商人就 向他们提供贷款,从农产品中收回本金与利息。华人的贸易运输网,则负责 收集各地少量的农产品,把它们分门别类,加工及运输到世界各地去。过去 几个世纪来,华人充当了当地农村与城市商品流通的桥梁。可想而知,在当 时条件下,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纷繁的事业。而当时,也只有华人能担当起 这一经济功能。这逐渐成为战前东南亚华人累积资本的主要途径。战后,东 南亚国家相继赢得独立,狭隘的民族主义抬头,华人众多的国家几乎都制定 了限制外国人经营工商业的规定,而华侨受冲击最大,但大多数华人企业能 够迅速作出对策,转移生产方向,免受不良影响。例如,1971 年,马来西亚 政府实施新经济政策,限制华人在企业的控股权,希望在 1990 年使马来人在 各企业所占股权上升至 30%。而实施至今,华人所占比例仍有较大幅度增 长。这一方面说明,当地华人经济力量的强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华人企业 家高度适应性的特点。
除了节俭与勤劳外,发展社团,支持经济活动,是增强华人企业适应现
有条件能力的一个重要社会文化因素。在华人社会中,各种家族、宗教、乡 亲或地域性的组织,非常繁多。如美国的华人社团,大致可分为 7 大类,包 括宗族组织、同乡会组织、业缘组织(如商会、同业公会等)、政治组织、 宗教组织、文娱体育团体、同学会及大量的社交性团体。这些团体,举办各 种公众事宜,调解纠纷,维持华人社会的秩序等。同时,还有助于企业资本 的形成,也有助于创业者寻找贷款保证人及适时的市场信息。而这种互助在 当地居民中往往较缺乏。
一个高度发展的商业道德是华人企业间合作活动的一个重要纽带。个人
信用是华人商业社会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不仅在同行内是如此,在不同行 业中亦是如此。这种商业道德既维护个别企业本身的生意,也维护华人社会 里每个成员的利益,从而使得华人社会具有相对凝聚力。
最后,华人经济活动是服务和建设性的。战后,华人企业已经延伸到各
种经济行业之中,而且活动地区非常广泛,穷乡僻壤,通都达邑,都可以看 到华人企业家的足迹,逐渐形成了一个华人经济网络,为当地社会提供必不 可少的经济服务。同时,华人对当地的经济建设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早在 19 世纪,华侨就为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设、加拿大矿产的开发、中 南美洲农业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而东南亚地区的开发,则更是凝集了华 人的血汗。一位英国殖民者曾经说道:“马来西亚的开发,以华人为发端, 他们的才能与劳动,造就了今日马来西亚的繁荣。”这井非言过其实。战后, 华人对各国经济建设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如美国华人李国昌的华昌公司,王 安的王安电脑公司、陈全工业公司、王嘉廉的联合电脑公司等,在战后美国 新技术发展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东南亚地区华人结合我国大陆或香 港、台湾企业的经营经验、制造技术及海外市场的优势,扩大东南亚各国的 经济事业,成果卓著。如印尼林绍良领导的沙林集团、泰国陈弼臣创建的盘 谷银行集团、马来西亚郭鹤年领导的郭氏兄弟集团、香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
集团都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

战后海外华人素质的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外华人不仅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其素质也迅速
提高。在华人众多的东南亚地区,华人社会在经济发展后,普遍重视子女教 育,并出钱出力发展当地教育事业,导致东南亚各国或地区的教育质量普遍 提高。也使华人青年在当地受教育的机会普遍增加。在这一地区,华人在经 济发展方面往往比当地人表现出更大的潜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华人受教 育程度较高。马来西亚人口中,华人只占三分之一,而华人大学生人数则高 于当地居民子弟大学生人数。据 1971~1972 年马来西亚大学学生人数的统 计,马来人学生人数 3738 名,而华裔学生人数是 3892 名。在理工科方面, 马来西亚学生人数是 33 人,而华裔学生则高达 2026 人。在欧、美、澳、加 等工业国家或地区,战后华人学子也不断增加。这一方面是由于当地华侨子 弟在当地接受良好教育,学有所成;另一方面,东南亚地区的华裔青年在父 母的鼓励和支持下,纷纷前往这些国家接受现代教育;而且近年来,我国开 放政策不断深入,大陆青年赴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留学生人数也不断增长。据 统计,美国著名大学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系主任是华人;美国机械工程学会 属下 12 个分会,有 6 个分会的主席是华人;参加阿波罗登月工程实验的华人 科技人员达 1400 多人,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世界著名的电子计算机企业、 美国国际商业机械公司的 800 名技术骨干中,有一半以上是华人;美国航天 飞机的研制,也有不少华人参与。美国华人人数只占美国总人口的 4%左右, 但华人中的知识分子人数,已达 10 万多人,其中 3 万人被认为是美国第一流 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占美国第一流人才总数的四分之一。美国社会流 传着这样一句话:“美国的财富在犹太人口袋里,智慧在华人的脑袋里。” 战后海外华人素质的普遍提高,带来了华人职业的明显改变。比如在美 国,早期美国华人,多受雇于铁路、矿山、垦荒公司等部门,从事各项重体 力劳动,或者开设洗衣店、餐馆、杂货店,靠经营小型服务业为生。如今,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华人受聘于各高等院校、科研机关、工厂企业的教师、 研究员、工程师,以及充当医生、律师、公务员等等,成为各行各业的专门
人才。这为海外华人企业在战后的崛起提供了充足的人才资源。
海外华人的收入与资本 华人企业大多数是以创业者及其家庭成员的收入作为原始资本,因此,
华人收入的高低是影响华人企业资本形成的重要因素。
  海外华人,除新加坡外,在各国均为少数民族,其收入的高低与受教育 或专业训练时间的长短,及能否储蓄,运用资本经营工商业等因素密切相关。 战后,海外华人子弟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职业层次也相应获得提高,薪金 收入随之获得增长。其次,海外华人从事最多的餐馆业,随着战后旅游事业 的发展,员工工资大幅度提高。第三,随着战后华人经济的发展,华人储蓄 利息及投资收益也大幅度增长。因此,近 40 多年来,海外华人收入总额增长 迅速,而且人均收入一般较所在国一般居民收入要高。据 1950 年美国人口普 查资料,华人工作的平均报酬为每年 1779 美元,而全美人均工作报酬为 2700 美元,华人仅为全国平均的七成。但是,1980 年美国人口普查材料显示,美 国华人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为 22550 美元,较全美家庭年平均收入超过 2650 美元。而华人在美国的投资收益,也持续增长。美国是近年来华资金融业发 展速度最快的国家。据全美银行报告资料显示,截至 1984 年,在纽约华埠就 至少有 26 家华资银行,其中分行 7 家,而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1981 年的
  
统计,在纽约各银行的华人存款,已超过 100 亿美元。各地华人积极的储蓄 活动,是促使华资银行业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其他行业,华人资本 的投资规模也不断扩大。
  在东南亚地区,华人所受教育与平均投资或储蓄,均较当地居民稍高, 因此华人的年平均收入亦较高,在马来西亚,1970 年,华人平均个人月收入
为 68 马元,印度人是 57 马元,而马来人则只有 34 元。华人平均家庭月收入
为 387 马元,印度人为 310 元,马来人仅有 179 元。华人与欧洲人控制马来 西亚经济的程度,可从大型有限公司的股权所有中看出。1970 年,该国企业 的股权分布,包括政府企业,依种族比例是,马来人占 2.4%;华人占 27.2
%;而欧洲人占 63.3%,马来西亚的官方资料指出,70 年代初期,华人控制
了 90%的马来西亚经济。在新加坡,其转口贸易完全由华人所控制。在印尼, 华人控制了 50%的批发生意。菲律宾华人只占总人口的 2%,而在 1945 年至
1956 年的全国总投资额中,华人资本占了 26.5%,在泰国,含有华人血统者 控制了大银行和国家的主要出口米、茶叶、橡胶和木材。1974 年 6 月《经济 学家》杂志指出,“除日本外,1400 万华侨是亚洲最令人畏惧的经济力量。” 这也许是东南亚地区华人资本形成的国际影响的心理反映。
据陈怀东著《海外华人经济概论》估计,1983 年,海外华人收入总额为
94823969000 美元。其中三分之二在亚洲,总数为 65075456000 美元;其次 为美洲,总额为 22201745000 美元;第三为欧洲地区,占 5691186000 美元; 第四为大洋洲及南太平洋地区,占:734980000 美元;第五非洲地区,仅
120598000 美元。海外华人的巨额收入带来了巨额储蓄,为战后华人企业的
发展提供了潜在的资金来源。 华人政治地位的提高
在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欧、美、澳地区的世界经济、军事强国,
在种族主义煽动下,不少地方掀起排华浪潮,以后又相继制订了排斥、歧视 华人的中国移民法案,不仅制止或限制华人入境,而且华工谋生多被局限于 洗衣、餐馆、仆役、小型杂货店等行业。华人饱受“次等民族”的待遇。在 美国,1882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1887 年又通过了《排华法案》 的补充条款。到 20 世纪初,美国许多州还通过了排华苛例。美国华人为了争 取平等待遇,进行了长期斗争,而且得到了美国人民的支持。太平洋战争爆 发后,中美两国人民面临着共同的敌人,美国国会遂废除了《排华法案》, 但移民还受配额的限制。到 50 年代,歧视华人的苛例被陆续取消。华人在美 国的地位逐渐得到改善,而且有机会进入高薪行业,华人对美国的投资也逐 渐增加,一些华人还积极参加美国社会政治活动。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 等国家也相继取消了歧视华人的移民法案,华人在这些国家的地位也逐渐得 到提高。
  在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在战后获得独立以后,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情 绪,对华人经济发展颁布了许多限制性的法规、条例,给战后东南亚地区华 人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随着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及亚洲 日本和“四小龙”的崛起,国家间经济竞争的加剧,华人经济力量的增强, 这些国家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限制华人经济的发展,从而降低整个国家的 经济增长率,要么充分利用华人的人力与资本。菲律宾在五六十年代颁布了 一系列限制华人经济发展的措施。但是,70 年代以后,政府态度已经发生了 明显的变化。科拉松·阿基诺夫人曾多次强调,菲律宾华人社会是国家经济
  
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华人的参与,而使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更 迅速地提高。印尼也是战后东南亚国家中排华情绪很强烈的国家,近年来, 华人企业也逐渐获得政府领导的重视。随着中印两国关系的改善,相信华人 的地位也会进一步改善。
  随着华人经济的发展,华人多在当地购置房地产,发展企业,而且规模 不断扩大。同时东南亚华侨人口众多地区,政府多鼓励华侨人口入籍,融入 当地社会。华侨为维护经济权益,也须取得公民权及参与当地政治活动。老 一代华侨“落叶归根”、不参与当地政治活动的老观念开始变化,许多人认 识到,为了华人的生存和发展,维护华人作为公民的权益,必须有强大的政 治力量作为后盾。在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华人担任政府公职、民意代表也逐 渐增多。前新加坡华人总理李光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美国,不少华人 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开始出现一股华人从政热潮。在南美洲,圭亚那华人阿 瑟·钟在 1970 年被选为国家独立后的首任总统,并连任两届,成为美洲第一 位担任国家元首的华裔。其他地区华人在政治上也崭露头角。
战后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经济加速发展 东南亚地区资源丰富,气候适宜,又紧邻我国大陆,为海外华人聚居最
多的地区。其中新加坡华人占人口总数的 76·5%,马来西亚占 34.8%,是 海外华人占当地人口比率最高的国家。而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华人总数均 超过 400 万人,属华人总数最多的国家。各国华人长期经营工商业,华人经 济已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一环,受当地经济盛衰的直接影响。
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持续 30 年繁荣,工商业不断发展,造成劳动力和
原料供应紧张,同时,产业结构也面临调整。因此,这些国家的大企业纷纷 将密集型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既带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加速发展,也培 养了当地技术及经营管理人才。而且,战后经济繁荣促进了国际市场的大幅 度增长,造成对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及原料物资强劲的需求,刺激了东南亚 各国或地区劳务与原料输出大幅度增长,为这些国家或地区输入更多的生产 机器设备、人造工业原料、运输工具、技术等提供了外汇资金。华商充分利 用这一机会,投资设厂,或者扩大生产规模,或者投资于受经济增长刺激而 膨胀起来的新兴行业,如房地产、金融业等,采用最新自动化设备,以更多 产品供应当地市场需要或者输往工业国家,从而提高了华人企业家的国际活 动能力。香港及东南亚各地的华人企业家纷纷前往北美洲、中南美洲、大洋 洲及非洲、欧洲各地推广贸易、投资设厂,或购置房地产,形成了全球华人 企业国际化趋势,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华人企业家。
  我们从香港华资财团的崛起可略见一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华资集团 在香港已有一定的力量,但原来的公司发展不大,现在主要的华资财团是在 战后发展起来的。如新鸿基、长江实业、合和、新世界、泰盛、大宝、远东 发展、东方海外等集团。近几十年来,华资财团尽管沉浮较大,但势力还是 逐渐增大,在香港的经济地位日益提高。如“长江实业”就收购了英资财团 的“和记黄埔”41%的股权,令人刮目相看。隆丰国际收购九龙仓并从而间 接控制天星小轮及电车公司。使英资企业逐步为华资所掌握。由于势力加强, 在香港的经济事务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1982 年香港发生股市狂泻,“长江 实业”否认抛股,恒生指数马上上升到 73 点。地产界的华资集团在“官地” 买卖上出价的高低,也直接影响着地产市场,股市及其他金融市场,作为自 由贸易港的香港,一直是经济强人成长的沃土。近几十年来,随着国际经济
  
的持续繁荣和东南亚地区经济的发展、香港经济迅速膨胀,华人企业家凭着 自己的眼光和魄力,或凭着自己的手段、谋略及专业技能,趁着好的机遇, 大胆进取,往往只用了一二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霸业,成为令人瞩目的当地 巨富。世界船王包玉刚的创业经历最具代表性。包玉刚是上海商人包兆龙的 次子,1918 年生于浙江省宁波。他年轻时,曾任职于中央信托局,到抗战结 束,已是重庆矿业银行的经理,后来又到上海任上海市银行副经理。1949 年 移居香港,改营进口贸易。1955 年,他不顾家属和朋友的劝阻,转营航运业, 创立了环球有限公司,购买了一艘有 27 年船龄、8700 吨的货轮,经营从印 度到日本的煤炭运输。50 年代后期,日本的经济恢复了活力。为了刺激经济 的发展,日本政府积极扶持进出口贸易,原材料的进口量和产品出口量持续 增长,对海运的需求自然也跟着增加。但当时的日本,战后初愈,政府财单 力薄,无法马上建立足够的商船队,只能向外国租用大批船只。包玉刚在短 短几年里,集资订造船只,大大地扩充和壮大了船队,并将船只全部祖给日 本的航运公司。进入 60 年代,包玉刚很快认识到了由于购买许多旧船在经营 管理上产生的困难。而正在此时,日本政府准备复兴造船业,为那些在日本 造船的人提供低息贷款。日本的造船厂商也鼓励外资购买日本船,然后再租 回来使用。主要原因是,日本海员工资普遍较高,如果日本航运公司自己拥 有船只,工资成本自然就比较高。包玉刚抓住这一机会开始在日本建造新船 以更新船队中的旧船。从此,他的事业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60 年代末,70 年代初,中东危机封闭了苏伊士运河。日本和西方国家对油轮的需要更趋紧 张。环球航运公司又订造了 10 万吨以上的超级油轮。在短短的几年里,包玉 刚的船队运输能力增加了几倍。除了订造新船外,包玉刚还收购其他公司来 增强财力。他领导的隆丰国际有限公司就是由以前的贷款及投资公司发展演 变过来的。据 1978 年估计,环球集团拥有船只的总吨位已达 1800 万吨,共
160 艘,船龄平均三年半。在二十几年中,包玉刚从一个仅有一艘旧货轮的
船主,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航运实业家之一,这种发展速度,即使在航运界 巨头的眼中,也是惊人的。而回顾他的创业历程,我们不得不叹服他充分利 用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机遇的胆识和魄力。
新技术革命
  五六十年代,电子、化工和材料等领域的新技术革命将人类带进一个新 的境界,这足以与 18 世纪运河的开通和 19 世纪电的发现相媲美。当然,重 要的并不是技术发展本身。对企业家而言,他们又增加了许多新的有待开拓 领域,像以往历次大的技术变革一样,新企业家首先看到了这些机会。
  一些在当代世界企业界驰名的华人企业家正是在五六十年代捕捉到了技 术变化的信息,并着手创办自己的企业。这里仅仅只举出几个人的名字。美 国王安博士创办“王安电脑公司”,从事电子计算机产品的开发。美国华人 王嘉庚创立“联合电脑公司”,开发并经营电脑软件销售。他以 10 万美元、
4 名职员起家,至 1984 年,营业额达 8500 万美元,销售网遍及 13 个国家, 成为全世界制造及销售电脑软件最主要的公司之一。并在 1984 年获得美华协 会“杰出成就奖”。美国华人陈全博士于 1981 年 10 月兴办“陈全工业公司”, 致力于新材料的开拓。该公司拥有对钛基合金及镍基合金的精密锻造程序控 制技术,尤其是对近准形及精准型锻造控制技术,在美国企业中处于领先地 位,主要业务包括对美国国防、航空及太空工业器材组配件的供应。此外, 华人学者还在加州硅谷创设电脑组配件公司 30 多家。在世界其他地区,这类
海外华人实业家发家秘诀的下一页
成为本站VIP会员VIP会员登录, 若未注册,请点击免费注册VIP 成为本站会员.
版权声明:本站所有电子书均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有任何侵犯您权益的情况,请立即和我们联系,我们会及时作相关处理。


其它广告
联系我们     广告合作     网站声明     关于我们     推荐PDF     全部分类     最近更新     宝宝博客
蓝田玉PDF文档网致力于建设中国最大的PDF格式电子书的收集和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