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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内幕




中文版序言


  诺贝尔文学奖一会儿授予通俗文学作家高尔斯华绥和赛珍珠,一会儿授 予执意求新者艾略特和福克纳,一会儿又授予“鲜为人知”的大师辛格和米 沃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托尔斯泰和哈代不能获奖?授予索尔仁尼 琴诺贝尔奖有无政治观点的考虑?为什么亚洲的获奖者寥寥无几?这部作品 提供一些主要的评价轮廓,以期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但同时也出现一系列 不同的阶段,而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我宁愿把长达 90 多年的实践看作 是一个互为关联的整体。战后时期的评价手段完全不同于最初 10 年的,近些 年的决定从原则方面看也与 30 年代的有很大差距。为了这种新的和更加新的 观点,第一次使用瑞典文学院及其诺贝尔评选委员会档案馆里的丰富资料。 这部作品是 1986 年为庆祝瑞典文学院建立 200 周年用瑞典语出版的。 尔后相继被译成多种文字。1986 年出了法文版,1988 年出了德文版,1991 年出了英文版。希腊文版正在印刷,俄文和意大利文版也在准备之中。现在 这部作品要与广大的中国读者见面,我对此予以高度评价。这使我有机会一 方面介绍日常批评的深刻背景,另一方面澄清围绕诺贝尔文学奖的各种误
解。
  漓江出版社为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令我高兴的是这部作品正是由它出版的。还使我感到高兴的是, 这部作品是由极为优秀的斯特林堡翻译家、我的朋友李之义翻译的。

谢尔·埃斯普马克


『维尔森时代:高尚和纯洁的理想』1


  我们可以把维尔森对遗嘱中“富有理想的倾向”这句话的解释作为诺贝 尔文学奖历史中最初 10 年的标题:“高尚和纯洁的理想”——强调获奖者的 作品必须“不仅在表现手法上,而且要在思想和生活观上真正具有高尚的品 德”。在 1905 年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报告中再次出现的这一原则,是人们理 解这种奖金不仅仅是文学奖励的一个重要标志。小埃萨亚斯·泰格纳尔在同 年的一项特别声明中发展了这个观点。它所奖励的范围要比“文学天才”(诸 如“讲述天才”)广泛得多。“诺贝尔奖所讲的必备条件,包括促进人类朝 富有理想的方向前进,扩大人类常规的视野和使其比过去更完美更纯洁”。 在整个早期阶段,考察一个候选人——如 P·布尔热——是否合格,既基于 作品内容的理想,也基于表现形式的理想。
  “富有理想的”精神和“文学天才”的平衡在 1908 年白热化的局面中 变得极为明显,人们要在赛尔玛·拉格洛夫与斯温伯恩之间选出一人(最后 以少数人同意的奥伊肯当选了结)。在泰格纳尔讲话前三年,一位评奖委员 会成员讲了同样的意思,“那种在公众中流传很广但是令人遗憾的观点认为, 诺贝尔奖是奖励美文学的贡献”,这种误解支持当年来自英国方面的建议。 维尔森反驳说,诺贝尔奖毕竟是文学奖,因此必须着眼于文学贡献:“诺贝 尔设立的绝对不是什么‘蒙提翁情操奖’。”但是他并不以此来否定自己过 去强调“思想和生活观”方面也要有理想。维尔森选择这个论点,仅仅是为 了在把中伤和反对自己提出的候选人斯温伯恩的观点推向已经失效的时候, 强调能使自己的候选人居于女对手之前的“文学贡献”。拉格洛夫的崇拜者 泰格纳尔宣称,“尽管有伤感的迷惘,斯温伯恩还是可以要求先人一步,如 果这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奖’,但现在的问题是要求对人类的美好事业作出 贡献”:
   根据我的想法,谁也不应该怀疑(赛尔玛·拉格洛夫的)纯洁、仁爱并伴有芳香诗意的 作品,作品中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在有助于促进人类朝美好方向发展方面大大超过了那位被推 荐的伟大的英国诗人的作品。
  在内容和表现形式的理想之间进行权衡是一个再次出现的问题。具体到 赛尔玛·拉格洛夫,维尔森由于特殊气质而强调“文学贡献”的环节,而对 立面的强烈崇拜者则强调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然而极为明显的是,在这个时 期的文学方面的诺贝尔奖首先不是文学奖;文学作品质量不如促进人类“朝 理想的”追求的贡献重要。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和文学院在寻找“具有纯粹的艺术和伦理理想”的候 选人时(1910 年关于安东尼奥·福加采洛的情况就是这样说的),人们从以 瑞典著名哲学家 G·J·布斯待罗姆为代表的 19 世纪保守的理想主义潮流和 从在 F·T·菲舍尔的《美学》(1846—1857)一书中得到精辟总结的 19 世 纪早期的理想主义美学角度来解释遗嘱。维尔森的作为实际上体现在他本人 的作品中对布斯特罗姆的颂扬上。在 1866 年布斯特罗姆的葬礼上,这位年轻 的诗人用以下的话作为颂词的结尾:
北欧青年今天在你的墓旁宣誓, 为了光明和权利, 为了你一生所崇尚的永恒真理

战斗,勇敢地战斗。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 1912 年,维尔森还写道,布斯特罗姆“永 远是我们最杰出、最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瑞典思想家”。在哲学家墓旁致颂词 的同一年,他首次发表自己关于菲舍尔和蔡兴的幽默观的论文,指出前者是 自己的第二大权威——“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美学家”——在文章中有一处是 这样说的。
  诗中讲到的战斗将由布斯特罗姆的这位学生及崇拜者、《邮报》和《我 们的国家》的主要评论家、身居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要职达 30 年之久的维尔 森进行下去。在其任职期间,他是瑞典和北欧文学中新潮流的顽固反对者—
—先是反对现代文学开拓性作家——G·勃兰兑斯,H·易卜生,A·斯特林堡 等——继而反对以浪漫主义为先导的 90 年代文学,赛尔玛·拉格洛夫和 V·海 顿斯塔姆为其伟大的先行者。他以少见的方式,同时反对互相打内战的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两派作家。
  这种战斗的一个重要阵地就是瑞典文学院。维尔森不仅是该院的领导, 他奉行的评选政策也扩大了对他思想的支持。在 1889 年的一封信中,他透露 了自己的抱负,“在分崩离析的时刻把瑞典文学院作为一个具有文学理智和 保守主义的桥头堡”。在世纪交替之际接受颁发诺贝尔文学奖任务的瑞典文 学院,实质上是有着狭隘战略的评选政策的产物。在文学院内,布斯特罗姆 主义有一个坚强营垒。现在仍然很难看出,它的影响到底有多深远。但不管 怎么样,有一点是明确的,除了布斯特罗姆以外,贯彻始终的一般意义上的 保守主义有着完全的影响。1901 年文学院里只有一位有影响的诗人 C·斯诺 伊尔斯基。后来逐步放进去一些不是很危险的 90 年代作家,1904 年是 E·A·卡 尔费尔德,1908 年是 P·哈尔斯特罗姆。其他瑞典现代文学作家,从斯特林 堡到赛尔玛·拉格洛夫,在维尔森时代全部被拒之门外。属于这种情况的还 有瑞典现代文学研究奠基人、理想主义美学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H·舍克;此 人尽管在 1906 年形式上已选入文学院,但是维尔森借助奥斯卡尔国王的否决 权有效地抑制了他。
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评奖委员会里就太平无事了。维尔森在 1903 年 1 月
28 日致一位文学院院士的信中抱怨说,在评奖委员会内人们反对他“力图强 调在评选中必须特别注意作家的观点和作品中的美好、纯洁和高尚”。评奖 委员会内的同行们在这个时期对理想主义的信念本身是同意的,但是当运用 这个标准否定托尔斯泰、易卜生,现在又轮到反对赛尔玛·拉格洛夫的时候, 在原则上一致的人当中却没有集中到必要的多数。
  尽管如此,维尔森还是成功地创造了文学院,该机构得以使整个保守的 理想主义和古典主义的美学支持诺贝尔对创作要具备“富有理想的倾向”的 要求。在关于文学院历史的作品中,舍克自然清楚那些原则性路线,但是他 在描述如何处理各个候选人问题时比好斗的理想主义者维尔森更强调手段。 我这里着重讲一些别的情况。诡计的特征当然不能否认——正好相反,它经 常引人注目——但是从大的方面看,更重要的是,保守的理想主义者维尔森 和他在文学院里的志同道合者怎么样把反对 80 年代的生活观和整个世纪的 美学的斗争从瑞典和北欧的舞台推向国际。过去反对勃兰兑斯、后来反对易 卜生的论点借助遗嘱人的话变得合法,并由于六位数字的奖金而身价倍增。 诺贝尔奖金颁发机构变成了伸向北欧国界之外的武器。决意要使自己成为地 区性反对新时期的思想和语言桥头堡的文学院,竟肩负起颁发伟大的国际文
  
学奖的任务,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现在已经到了确切地了解概括在“高尚、纯洁的理想”的公式中的原则
体系的时候了。第一个决定性的要求是对现实本质的理想主义的看法——特 别强调基督教的观点;直到 1911 年,报告中还这样说:
   时空是有限生命的形式,但是真正的现实是精神方面的,是超越时空的。上帝是一种精 神。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一切都有其终极的基础。任何经验主义,任何现实主义,都无法达到 存在的基础。 关于上帝的本性,有神论观点受到偏爱,根据这个观点上帝曾经高于世
界,是主宰世界命运的一种力量。1906 年人们以赞许的口吻介绍了美国哲学 家布尔登·波温:
   从观察事物的方法看,他是有神论者,他既反对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上紧发条后自动行走 的钟的抽象的自然神论,也反对自然主义。他驳斥了自然科学家要解释世界的错误要求,主张 自然科学的实际任务是观察自然。 批评或否定基督教的态度都是罪过。乔索·卡尔杜齐完全有资格以他不
朽的诗歌获诺贝尔奖;但是 1902 年人们说“他对积极宗教的否定观点”经常 以挑战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一点并没有阻止他 1906 年获奖,他的异教的特征 当时得到了谅解,原因是这位火热的爱国者把基督教与阻碍意大利获得解 放、在诸多方面具有世界性的天主教会混为一谈。
然而不可知论的观点也会招来麻烦。1902 年对赫伯特·斯宾塞的评价就
源出于此,把他称为唯物主义者确实“不公正”——这在当时是被取消资格 的一种标志——同时还把他当作“科学领域里不可知论的最主要的代言人”:
   他的不可知论的哲学,在满足人的内心最深刻的需要方面,比起那些伟大的理想主义者, 不管他们是万有神论者,如黑格尔,还是有神论者,如布斯特罗姆,都大为逊色。
  最后在我们眼前就出现了真正标准的问题。真实性的观点在康德的唯心 主义中有其哲学的出发点,对上帝的看法在瑞典国教中自然也有其最初的根 据,在这方面布斯特罗姆有着特别的意义。斯宾塞的观点不能满足“人格哲 学崇拜者”的要求。在他们的大师布斯特罗姆身上,思想在神的主观性中建 立了人格等级制度,这是一个把时间和空间、运动和变化升华到现象世界的 幻想之上的体系,整个物质的宇宙就成了一种感官上的幻觉。
不论是哲学理想主义还是基督教的观点,都赋予人类一种个性,以追求
更高雅和道德责任感为主要特征。“宗教怀疑论者”苏立·普吕多姆——这 是他 1905 年的名字——在伦理的追求中恰恰能够显示出令人满意的理想主 义优势:
   他是一位在人间无法找到安乐的寻觅者和探求者,由于似乎无法获得精神方面的知识, 他感到痛苦。然而在实践——伦理领域里,像康德一样,在义务的不可否认和绝对的事实中, 找到了人类超感觉目的的证据(1901)。 布斯特罗姆认为,人类可以受较低级的感觉方面的动机或较高级的合理
动机所左右,通过日益加深在精神体系中的自我意识而完善自己,这一点在 上述看法的背景下与康德的绝对命令是一致的。后果是,每一种宿命论的观 点都被否定。意志自由是这种观念的一种主体。
  这种理想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社会的看法。国家的神圣和君主 制的尊严置于一切批评之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作家的“火一般的热 爱祖国之情”受到高度赞扬,1902 年对卡尔杜齐就是如此。同时说,此人对 共和制的同情“并没有阻止他支持意大利的君主制,如果他能结束不时地对
  
其领导人的攻击就更好了。看一看下边的情况更有说服力:显克维奇的《洪 流》中的克米茨慈起初受引诱去反对合法国王,但是后来在爱情的影响下, 通过一系列有利于法制的社会秩序的英雄举动赎回了失去的尊严(1905)。 人们还把从一位德国评论家那里借来的“在一切情况下都要履行权利和义 务”的公式看成是奖励埃切加赖—埃萨吉雷(1904)的“高尚品质”的基础。 在社会范围内,家庭和与其密切相连的道德生活占有重要地位。比昂松 所以获奖,就是因为他在晚年还在《让我们工作》中歌颂道德生活的权利, 反对残酷无情的本能力量,在《贵族庄园》里戏剧性地歌颂“关心家庭力量”;
这位“家庭诗人”一贯反对把性冲动作为人类的主宰(1903)。 这种社会观不仅倒退到一般意义上的保守的理想主义,而且在布斯特罗
姆的观念中有着更为广泛的特殊含义,特别是在专业哲学范畴之外有着最重 要的意义。按照他的观点,国家是一个人,由君主代表,而君主的尊严是天 赐的,高于一切个人和所有政党。个人仅仅是国家的器官、民意代表机构降 低到人民观点的传声筒,而决议则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独揽大权的国王的事 情。在后世看来,布斯特罗姆的观点表现为理想主义的官僚哲学,这种“夸 大的理想主义给社会现实披上一层薄纱,并由此筑起一道防范激进和要求改 革的防线”,因而显得保守。瑞典文学院孤立于瑞典文学和文学史界的较为 现代的一派,反而以布斯特罗姆为招牌与奥斯卡尔的行政管理结为默契的联 盟。它的“富有理想倾向的”决议就表现了这种破碎、深刻保守的理想主义。 与生活观和社会观方面的理想主义相对应的是表现方法上的“真正高尚 品德”。文学理论基础就是从歌德和康德到谢林和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的 美学,集中体现在菲舍尔的《美学》里。在各种报告中提到的大师们,在古 代诗人中有荷马和埃斯库罗斯,以及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泰格纳尔和吕
涅贝里。
  菲舍尔以黑格尔的观点为出发点,认为美就是精神与物质的和谐统一, 被塑造的人物的思想完全体现在外观上——希腊的古代技巧和歌德的技巧。 他本人使用“理想—现实主义”这个概念;他把相同的标签贴在芬兰诗人吕 涅贝里的作品上。最近人们把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整个时期都称为“理 想现实主义”,与此相连,人们希望看到,现实怎么样扩展到本世纪的文学 观中来。第 1 届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美学观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维尔森的美学观点强调,作品要把理想主义的现实与物质世界的“具体
情况”结合起来。“一位文学大师”的主要标志是,他“清楚地再现人生”
(1930),但这只是理想主义抱负的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是对大自然的看 法——与歌德抱有同感——自然是“真理”和“灵魂”的同义语;一个至关 重要的词是“真实”,吕涅贝里的《斯多尔中尉的故事》被认为是“真实特 征”描写的典型。
  这种理想现实主义的赞扬艺术地再现了最终被理解为灵魂的大自然,这 种技巧一方面担心抽象和象征,另一方面又避免“一件件地自然主义地记录 那种低级的、丑陋的现实”,1910 年在高度评价海泽时就是这样说的;显克 维奇的一部作品给人冷漠的印象在 1905 年得到原谅是很正确的,因为我们在 “比如歌德身上经常发现这种艺术上冷漠的例子”。
  思想与艺术现实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客观性。歌德先于其他人体现了“纯 洁”、“客观”的创作理想。被称为歌德之后最伟大的艺术家的海泽表现了 “歌德式的无倾向性”;长篇作品不喜欢“或多或少地去解决问题”(1910)。
  
这种歌德的理想与勃兰兑斯和其他开创性现代创作流派的作家们所主张的 “提出问题进行辩论”则针锋相对。菲舍尔主张客观的形象与理想主义的追 求脱节,此人曾语重心长地警告“有陷入客观主义泥潭的危险”。
  这种“理想现实主义”有着强烈的古典主义作品的特征。人们保留着财 经典艺术的尊崇,而反对浪漫主义不纯洁的混合,借助歌德反对这类离经叛 道的主张。维尔森认为把童话和现实混为一谈就“剥夺了创作的客观性”
(1908)。 “适度”、“平衡”与“和谐”构成了高尚的美学标准——这些誉美之
言极像温克尔曼对希腊古代艺术的观点:“纯朴无华和格调宏大。”假歌德 之虎威,整个菲舍尔的美学观点把这些评价变成了金科玉律。以这种精神为 指导,文学评奖委员会的报告中说,“人们喜欢看到一部艺术作品有着高尚、 平稳、适度(1903)以及渴望和谐与平衡的结构(1901)”。在英国也有一 个与歌德类似的标准人物丁尼生;此人“永远保持适度、内在平衡与悠然自 得”(1908)的品德被介绍给同时代的作家。
  当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讲到一位文学大师必须清楚地再现人生的时候,它 把艺术形象与要求清楚地结合起来。“朦胧”和“模糊”经常有着强烈的贬 义:“??诗人要直抒己见,如果他要被人理想化,就不能仅仅像在一小伙 受戒者之中解释秘宗的祭司。”对简单、明了的赞扬符合经典作品和泰格纳 尔的要求。评价戏剧作品要求有个性,“丰富的想象力与高雅、自然相结合”。 最后精练也属于经典美学观点指出的优点之列。这样一位作家就会得到这样 的评语:他“缺乏精练,有时候过于琐碎”。在这个标准中既有歌德理想的 影子——“大师不会画蛇添足”——又有菲舍尔关于“内在和外在规模的法 则”的影子。
在此背景下,文学奖设立初期阶段的一系列评价也就不难理解了。入选
者原则上要符合理想主义的各种条件,需要辩护或者需要谅解的离经叛道的 东西较少。1901 年人们在 25 位被提名者中进行评选,最后集中在两个互相 对立的法国候选人身上,他们是普吕多姆和弗·米斯特拉尔。在前者“创造 的”诗歌中,显示了“高尚、伤感、善于思索的灵魂”,诚然他不是宗教徒, 然而是探索者,意识到”人类的超感觉目的”;这类作品“痛苦的心理分析 引起读者共鸣,深深的忧郁,但不流泪”,“作品中高尚、引人入胜和令人 神往的描写”以及“卓越的艺术技巧”使作家成为“当代最优秀的诗人之一”。 与这种“内向的创作气质”相反,米斯特拉尔是有着“快乐的想象力的外向 型”普洛旺斯叙事诗人,他的“稚朴的通俗性和新鲜、珍珠般的纯洁”融汇 在“明快、荷马式观点”的插曲中;如果说他还没有“达到深刻灵魂运动的 源泉”,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创作诗歌的主要品德??即天才”。当 两位诗人的贡献难以分出高低时,人们发现了正确的做法:“注重支持普吕 多姆的来自同等地位的法国学士院院士的选票,瑞典文学院就是仿效该院建 立的。”这次有着“重要前言”的评选“至少在知识界的很大一部分人中理 应受到赞同”。但是由于偏信法国学士院,致使评选被彻底误解。瑞典本土 立即作出反应,42 位知名作家、艺术家和评论家签名赞扬托尔斯泰,这是众 所周知的。此人在 1901 年未被提名;在最初的年代,文学院院士很少利用亲 自提候选人的权力,由于原则性理由,评选委员会成员一开始也回避。但是
1902 年托尔斯泰再次成为 34 名候选人之一,事情已经白热化。怎么样才能 把这位杰出的候选人排除掉呢?

  这个勾勒出来的评选标准系统地给了我们答案。评选委员会的报告强 调,托尔斯泰在世界文学中占有很高地位。这位《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是散 文创作艺术大师。尽管他表现了“宿命论的特征”、“夸大机遇而贬低个人 主动精神的意义”。《安娜·卡列尼娜》被描绘成有“更高的艺术价值”, 是一部充满“深刻伦理观”的作品。由于“这些不朽的创作”,人们本来“相 对比较容易授予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文学比赛的桂冠。带有“道德愤慨”的
《复活》也属于这些杰作之列,然而有着“可怕的自然主义描写的《黑暗的 势力》和有着“消极禁欲主义”的《克莱采奏鸣曲》使他一落千丈。但主要 是因为他的“文化敌人和偏见”以及他本人所作的“与高雅文化生活无关的 放浪本能生活”的辩解,给他脸上抹了黑;特别是他对国家和圣经的批评:
   ??他不承认国家有惩罚权力,甚至不承认国家本身,宣扬一种理论无政府主义;他以 一种半理性主义、半神秘的精神肆无忌惮地篡改《新约》,尽管他对《圣经》极为无知;他还 认真地宣称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没有自卫和防护的权力。 一位作家最近声明,“金钱的奖励毫无价值,甚至有害”,人们不应该
把一项奖励“强加”给要求说清楚人们“作出决定仅仅是因为崇拜他的文学 作品的作家,而他的宗教和社会政治作品显得不成熟和错误百出”。上边被 引用的这些托尔斯泰的话是他在回答 42 个人对他的赞扬时说的;他对于自己 未能获得诺贝尔奖感到“很高兴”,因为他可以免除怎么样打发这些“除了 造成罪恶别无他用的”金钱的烦恼。托尔斯泰的声明对于评选起一定作用, 但是很明显,原则问题上的反对意见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些反对意见综合在
1905 年报告的重要声明里,它们与主要标准——“高尚、纯洁的理想”——
相联系:
   即使对托尔斯泰很多作品很崇拜的人,也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样一位作家身上 怎么能体现出纯洁的理想:他在从其他方面看是一部伟大作品的《战争与和平》中,认为盲目 的机遇在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克莱采奏鸣曲》中,他反对真正夫妇的性 关系;他在不少作品中不仅否定宗教,而且否定国家,甚至否定所有权,而他自己却一贯享有 这种权利,以及反对人民和个人有权自卫和防护。
  1902 年的诺贝尔奖没有授予托尔斯泰,而是授予了创作了浩繁的《罗马 史》的“当代最活跃的历史创作艺术大师”T·蒙森。描写“具体”、个性鲜 明使这位博学的历史学家成为“当时最伟大的著述家”。一位谴责波里比阿 “忽视人类内心世界道德力量”和抱有“过于机械主义世界观”的历史著作 家在“富有理想”色彩这一点上能顺利获得通过。
从“遗瞩似乎要求纯洁的理想”的观点出发,自然主义和批评社会的现
代文学也遭到拒绝。对第一年度的头号候选人左拉的处理就为采取这种立场 提供了理由。在承认他有着“巨大的工作能力和对有着强烈感染力和明显效 果的现实描写的非凡能力”的同时,评奖委员会作出这样的决定:
   ??在他的自然主义中没有灵魂,往往是粗鲁的冷漠,这使他很难获奖,按照遗嘱人的 话,这项奖金将授予“富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 在这项否定的决定中,理想主义的世界观和要求在反映人类生活时与和
谐的古典主义美学适度结合起来了。
  1903 年,类似的结合也落在北欧开拓性文学先驱 G·勃兰兑斯身上。此 人对“自己的时代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并非总是善良的”:
   ??他经常蛮不讲理,对于不符合他自己的消极的怀疑主义的、完全无神论的观点一概 排斥和贬低,在伦理—性关系问题上观点危险,而且变化无常。
   
  勃兰兑斯把违反奥林匹克理想的创作与不合常规的生活观和伦理结合 起来。就“文笔成就”本身而言他可能够条件,但是还有缺点;除了“冗长 和哗众取宠”之外,人们还特别指出,“语调冷嘲热讽”往往使他的作品“失 去人们在文学史和历史作品中可望看到的真切和纯粹的客观性”。
  基于类似的理由,易卜生也被束之高阁。对于作家的《布朗德》、《觊 觎王位的人》、《皇帝与受命划船的囚犯》和其他优秀作品大家会一致赞赏, 但是“考虑到易卜生最近的蜕变,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产生了深刻的忧虑,就 是本来希望给这位蜚声世界文坛的作家伟大奖赏的人也望而却步”(1902)。 这个简短的评价是有所指的。它的孤高的读者阶层仍然忠于维尔森对易卜生 后期作品的很多评价,它们被收集在《批评家》(1901)一书中。所批评的 “消极”(包括对勃兰兑斯的责难)自然是指在《社会支柱》、《群鬼》和
《人民公敌》这些剧作中对社会所作的易卜生式的批评,而所反对的“神秘” 是指《野鸭》、《卢斯米尔霍尔姆》和《海上夫人》;后来用赞许的口气谈 论海泽的常务秘书“不是易卜生象征主义的信徒”。现在“清楚”的要求也 登台了,它更加细致地解释了不满意
象征主义的理想现实主义。
  1903 年,与他人共同分享奖金的想法被否定之后,比昂松获奖。此人的 作品“服务于纯洁、高尚的思想”和“把伦理与诗的躯体结合起来”,他以 完全不同于易卜生的方式满足了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要求。
北欧第三位具有开拓精神的作家斯特林堡在评审中连影子都没露过。他
从未被提过名,由此也可以对提名者的保守主义略知一二。 对于两个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G·豪普特曼的评价在早期最富有典型性。
1902 年的报告再次否定了左拉,并把着眼点放在早期的豪普特曼的带有“粗
俗的自然主义”的作品上。此人在《日出之前》中”沉迷于描写那些令人作 呕的酗酒和几乎沦丧到乱伦的恶习”,他的深受易卜生《卢斯米尔霍尔姆》 影响的《孤独的人》浸透着“可怕的个人主义”。在评论他的《织工》时, 又加进了一种政治因素:在柏林进行首演式时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辛格尔 带头鼓掌,“一部分观众怂
恿台上的演员洗劫厂主的住宅”。在“富有理想”的条框制度下的现存
法律制度被赋予只有这样几句话的含义。 然而对豪普特曼的处理也表明,自然主义的对立面象征主义怎么样摆脱
了理想主义标准的束缚。就像在《沉下的钟》中一样,《汉纳的升天》又出
现了“深刻的诗歌特性”,但是作品中“有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虚幻,散发 着医院的气味,并伴有令人不悦的神秘主义味道”:“象征主义极为做作。” “高尚、纯洁的理想”的要求,一方面反对“冷漠”或者“粗俗”的自然主 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散发着医院气味的象征主义。
  对象征主义的这一立场部分地解释了 1903 年最初对莫里斯·梅特林克 所采取的刻薄态度的理由。另一个理由加了哲学—宗教的标准——特别是“来 自不可知论大师 H·斯宾塞”的影响。据说后来人们强调,梅特林克后期的 观点有很大变化:
   但是不可知论在他身上仍然存在,如果现在他更加强调人类有能力按着道德信条决定自 己生命的话,那他就是认为人类的行动可以影响未来的生命是绝对不可信的,因为只要生命存 在,或者说只要世界发展,不管道德状况如何,都会按既定的方向发展。
直到 1909 年,当维尔森越来越理解梅特林克时发现,此人在“细腻的

情感方面”大大高于赛尔玛·拉格洛夫,他抱怨说,作家“在观察方法上没 有达到坚定的有神论,这一点对他的戏剧本身有好的影响”。然而维尔森的 意思是说,梅特林克不是从“根本上否认”神的存在;此人仅仅“发现存在 的原因罩着一层薄纱”,“对此他感到伤心”——附加一句,他对普吕多姆 的评价平平淡淡。像后来一样,他也严格坚持“权利和义务的意义”,“如 果说由于不可知论他还不可能在世俗的世界秩序里给权利和义务的生活完全 满意的保障的话”。
在另外一个基本点上也导致了类似的推迟获奖,即意志自由的问题。
1903 年人们说,“梅特林克的宿命论使所有人物都变成了朦胧力量的傀儡”。
1909 年人们强调在《明智和命运》中发生了变化,宿命论得到了“克服”, 人类的命运置于“她自己的胸怀里,按自己的方法使用自己的意志”。这些 重要变化为获奖开辟了道路。
  然而哲学与宗教的思索是与美学相联系的。梅特林克“一般性的象征主 义”的诗歌作品,实际上为理解“他对灵魂生活的某些具有较浓厚神秘色彩 的特征所作的暗示性、思想传导性的描写”提供了“丰富的启示”,通过“气 氛上的神秘力量”吸引读者,但违背了“清楚”这一根本要求。《暖房》中 的抒情诗“非常混浊”,而戏剧作品也表现了“同样的不清楚”。这是远在
1903 年的事。考虑到像《不速之客》和《阿格拉凡和塞莉赛特》这些作品深
刻的经历(后者被认为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之一”),1909 年的报告有了 另外的角度;当介绍那对由于巨大、神圣和灵魂相通的同情而不是因为邪恶 的情欲相结合的情人怎么样为使弱者不受欺凌而斗争时,从字里行间透出了 维尔森个人秘密日记的一股清风。梅特林克“对真理的坦诚追求”和“作为 美文学作家的天赋”最终克服了那些认为“他的整个世界观不能使我们完全 满意”、特别“不喜欢艺术中的象征主义”的人的保留态度。1909 年的评价 实际上为 1911 年的获奖奠定了基础。
1904—1906 年的奖金授予了那些大体上符合标准的候选人。评选委员会
认为米斯特拉尔在“很高程度”上达到了遗瞩上提出的要求;他是一个“从 不赞扬低等事情”的作家,在“纯洁、丰富和艺术理想”方面都出色,“毕 生致力于一种思想,致力于提高和改变故土的兴趣、语言和文学”。除了米 斯特拉尔以外,文学院推出西班牙戏剧家埃切加赖,他的作品有时候被批评 为“放荡、对可怕和使神经紧张的事物有某种偏爱和缺乏目的性”,但是在 “高尚的理想”方面极为出色;与同时代那些带有片面性的个人主义戏剧家 不同,此人推崇“遵守道德规范,这些规范如得不到遵守,个人应得的幸福 也会付之一炬”。在 1905 年的获奖者显克维奇身上,人 们重新发现了遗嘱人 预示的“高尚贵族”。《你往何处去》的作者用“高雅的手法??描绘了一 种高雅的题材”。作家的“客观”符合预先设计的道具,一方面体现在“从 未由于有害倾向而受到排斥的一度坚强和热心肠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体现 在“丰富的个性塑造”上。有趣的是,人们作出这一抉择似乎弥补了可能对 斯拉夫语文学的忽视——除了托尔斯泰以外,显克维奇不仅最受“公众的同 情”,“而且正在取代他”。在 1906 年的获奖者卡尔杜齐身上,由于“异教” 和同情共和制,人们最终遇到了麻烦,但是得到了原谅:这类攻击不是指向 天主教,作家“反君主制的情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减弱”。同时“他的歌在 美学方面异常高雅”,作家通过“自始至终与热爱祖国、热爱自由相联系以 及从未对美好的愿望失言或在诗中歌颂低级的感觉主义”而被称为“富有理

想的本能”。
  1907 年选中吉卜林与过去的评选是一样的,但是对各种标准之间的相互 关系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材料。从维尔森的原则系统观点看,他是近乎完美无 缺的候选人;从正统观点看,他又是诺贝尔获奖名单中“为数不多的伟大的、 被正式承认的名字”之一——按照后世的一位诽谤者(G·斯坦纳)的观点, 实际上就初期而言他也是唯一的名字。这怎么可能呢?让我们先看一看吉卜 林是怎样体现了当时的报告明显要求的“观点和艺术中的理想”。他的生活 观带有《旧约》的色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赤裸裸的清教徒式的惧神色彩, 他的伦理有着“赤胆忠心的义务感”的理想主义;他是“遵纪守法的旗手”, “是勤劳和安分守己”的颂扬者。同时在吉卜林身上还有一种“想象的天赋 和感情的理想”,其中表现在他“不简单地照葫芦画瓢,而且有想象力”, 他知道从头几个字起就要揭示特征和个性的本质——这一点有别于实录和琐 细的自然主义,但同时“喜欢具体”和避免“空洞的抽象”——这一点有别 于象征主义。与斯温伯恩相比,吉卜林显得有局限性。他没有此人的“良好 教育和妙笔生花的风格,但是他也摆脱了此人的异教式的享乐主义和如醉如 痴的状态,但有病态的思念”。那个时期的获奖者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高 度地达到了“高尚、纯洁的理想”的要求。
那么早在世纪之初就已经老化、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有着强烈偏见的标准
怎么能推举出一个在后世看来仍不愧为文学大师的作家呢?回答自然是这 样:除了我们一目了然的生活和艺术理想这些品德以外,还存在着具有更广 泛意义的内在价值。早在 1903 年人们就谈论吉卜林永不枯竭的“天才的创造 力”,1907 年的报告在莽莽书林中发现了“一种原始的、几乎是神造的想象 力”;他的使原野风光“突然变得像魔影”和使人物立刻表露内心世界的让 人入迷的观察很早就显露出来。在这些评价中,报告捕捉到了使后世读者也 能引起共鸣的特点。那些本身就值得赞赏的品德与能够获奖的“富有理想” 倾向的特征就结合起来了。
人们用吉卜林奖励英国“当代最伟大的叙述家的才华”。第二年,维尔
森想用斯温伯恩来歌颂英国最杰出的诗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之 所以急不可待,是出于策略,因为在伟大的福加采洛没有能够收集到多数票 以后,要找一个强有力的候选人与赛尔玛·拉格洛夫抗衡。这些考虑在不小 程度上对于评判越来越受到人们理解的斯温伯恩起过很大作用,此人早在
1903 年的审查中就被公认为“有着强烈灵感的不朽诗人”,“把流淌的悦耳
之声溶进他的形式美的作品里”,但因“缺乏纯洁”而落选,表现在“他的 殉教式的、与日俱增的无神论”,过分“喜欢无度的性关系的黑暗势力”和 缺乏在丁尼生身上引起人们赞扬的“高纯的圣洁”。人们“在斯温伯恩的诗 歌中重新发现了有学识的亚历山大主义和浓重的颓废情绪”;“纯洁,它肯 定不是”。
  然而 1908 年斯温伯恩集中了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中的三票,其他两票赞 成赛尔玛·拉格洛夫。其背景是,维尔森本人亲自作了调查,对一系列作品 给了很高评价;其中把《阿塔兰忒在卡吕冬》中的十字歌称为“自歌德和席 勒之后出现的可能是最优美的歌”,而描写马利—斯图亚特的三部曲被称作 “文学中最重要的戏剧作品之一”。在第一部诗集《诗歌与民谣》中,有时 候情欲的描写“过于大胆和不可救药”,但形式“非常美”,个别的诗有一 种“极为迷人的色彩”。然而受批评的诗被看作是一个危机时期的产物,带
  
有“波德莱尔怪才”的特征:
   (斯温伯恩)经历过一次危险的内心危机,在此期间,他的诗歌在黑暗的痛苦之中,在 朦胧之中和在横溢的才华与色情的混合中出现了反常。他对自由的追求变成了消极的东西,试 图摆脱一切束缚;他对各种谎言的反感误伤了积极的宗教。 对“宗教目标”的尖锐批评被谅解为“对教皇绝对权力主义和片面地坚
持中世纪崇拜形式和各种类型的宗教迫害狂的正当的不满”的表示。斯温伯 恩在“后来的发展中也降低了过去采取的挑战腔调”。这一点体现在《诗歌 与民谣》第三集中:
   这位昔日不妥协的共和分子而今庆祝合法的君主制,诗人的四弦琴过去弹出的是享乐的 曲调,而今用最美好的方式歌唱童年的天真无邪,让琴弦为心灵的纯洁鸣响。 从愤世疾俗的无神论者到正常的署名诗人的转变引起评奖委员会内的
赛尔玛·拉格洛夫的支持者的怀疑是不出所料的。泰格纳尔以诗人最后一部 剧作《甘迪亚公爵》为证说明,在“这位年迈的斯温伯恩身上表现了对于可 怕事情与过去相同的趣味,对于形形色色的丑陋事物与过去相同的兴趣,这 些来自诗人沸腾的青年时代的一些诗歌中的特征我们还能记起和认识”。他 和一位同事都认为,这些作品不符合创作应该“有益于人类”的要求;后者 还指出对这种前后不一现象的反应:“??人们会再三重复这个问题——怀 着‘理想主义’的观点——人们为什么没有记得托尔斯泰和易卜生?”
维尔森不同寻常的理解自然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但是深入地研究自然会
导致观点的更新。此外,就像一位专家指出的那样,他对斯温伯恩的态度很 可能暴露了他个人的矛盾心理:
   那些尖锐谴责左拉和斯特林堡不道德的批评家,被他在阿尔姆克维斯特和后来颓废派文 学的“伊甸园”中发现的色情所吸引。维尔森感到“邪恶”对他的吸引力,这是一种几乎总是 与警告和谴责相平衡的吸引力,它们与以前人们在他身上寻觅的惧怕性欲相联系。
  斯温伯恩与赛尔玛·拉格洛夫之间的激烈竞争最后陷入僵局,人们抬出 毫不出色的耶拿哲学家鲁道夫·奥伊肯作为妥协。报告把此人的特征称之为 “一个有创造性、但并不决定时代的思想家”,“作品令人愉快和高尚”, 但缺乏柏拉图、康德和谢林作品中所具有的“天才美”特征,要继续调查这 位候选人。当文学院最后选中奥伊肯的时候,维尔森不能支持这一选择,他 通过谢绝向获奖者致颂词来显示自己与此事保持距离。
在对付日益高涨的舆论方面,维尔森最后一次成功地阻止住入选的首要
人物不是奥伊肯,而是赛尔玛·拉格洛夫。从我们的观点看,比较有意思的 是与赛尔玛·拉格洛夫作品相矛盾的评价原则和使她获胜的原则。早在《约 斯达·柏林的故事》发表的时候,维尔森就采取了反对她的立场,后来他一 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关系到他在这场激烈争论中的威 信。但是赛尔玛·拉格洛夫的创作确实违反他的美学观点,同时也存在评审 标准前后要一致的问题。
  在承认“伦理的纯洁”和“真正艺术风格”进步的前提下,维尔森 1904 年的报告突出下面一点:
   但是有些东西与《约斯达·柏林的故事》中的风格或《假基督的奇迹》的表现方法,或 女作家在描写现实的时候喜欢与童话和传说混为一谈方面都不同;在她最后出版的《基督的传 说》中,有很多富有诗意美的描写,但不时被荒诞离奇的描写所破坏。 在随后的年代里仍有反对意见,1907 年又作了补充,在民俗书“《骑鹅
旅行记》中,童话与现实毫无顾忌地混为一体”。1908 年维尔森用一种有趣

的方法强调自己的考虑。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这样一种观点:《约斯达·柏 林的故事》“有很多描写非常不自然”,《假基督的奇迹》缺乏“简单的真 实”。赛尔玛·拉格洛夫与一种古典美学理想发生冲突,“自然”这个概念 在当时有着 1800 年前后规定的意义。当维尔森在女作家身上看到“做作和不 自然”的时候,他明显地想到了“古代诗人”以及“泰格纳尔和吕涅贝里”。 但可能更重要的是,这是对这种美学的另一种形式的侵犯,更确切地说,他 是反对各种文学体裁之间应有所区别:“现实与童话有时候在她身上以一种 剥夺了客观性描写的方式混为一体。”在这一点上,《骑鹅旅行记》为这种 批评提供了炮弹。作品不仅受到专业人员的批评,他们指出书中的“错误破 坏了想象”,而且“书中的童话不像童话,现实不像现实,两者以混浊的方 式结合在一起,不伦不类”。童话与描写现实的结合——正是这一点使赛尔 玛·拉格洛夫在富于想象的现实主义时期再现光彩——这是从植根于德国新 古典主义中的美学观点出发对她作出的评价。
  然而反对派的论点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泰格纳尔雄辩地论证了,赛 尔玛·拉格洛夫如何用她写的每一页书“为美好的事业、为理想和为人类服 务”。另一位评奖委员会成员强调,“她有非凡的想象力”——还增加了一 条民族的理由:“时间可能已经到了,让世界记住,诺贝尔的祖国也有文学。” 维尔森时代还有关于盎格鲁萨克逊语文学领域里的一两个谜没解开。为 什么托马斯·哈代和亨利·詹姆斯被排斥在外?早在 1902 年乔治·梅瑞狄斯 就被否定,理由是没有达到“自然”和“适度”的要求。此人的小说确实有 创造性,但是“经常显得做作和寓言式”。作家在他的祖国已经因为过分爱 好“强烈和异常的效果”的情趣而受到批评;“对于非英语的读者来说,他 的作品显得言过其实或者有一种做作的陌生感”。同年叶芝也遭否定。在承 认他有“一种独特的诗歌个性”的同时,人们认为他的表现方法“往往朦胧 不清”;我们再次看到了对象征主义根深蒂固的偏见。1911 年对肖伯纳所采 取的否定态度更不会使人感到意外。相对来说肖伯纳被介绍得比较细致,有 一定的肯定——尽管《华伦夫人的职业》被认为“仅仅是题材感人”。作为 戏剧作家,肖伯纳“缺乏真正的创造性,但是感情强烈,个性刻画经常很生 动”,他被认为充满活力,但“往往固执己见”。最后的结论是,“就获得
诺贝尔奖金而言”,他的“力度过于强,而艺术性过于欠缺”。
  1910 年对哈代的评价有更大的原则意义,这一年人们选中海泽。他的作 品被认为是“通过风格的巨大贡献和对原野描写的强大力量引起人们特别的 关注”。人们则反对哈代,因为他作品中的“主人公缺乏性格,似乎缺乏一 切宗教伦理法规”。人们还批评繁琐的细节和“偏爱耸人听闻、地动山摇和 扣人心弦的效果”以及违背“心平气和与字斟句酌”的创作方法;在后者—
—“形式高雅、清新的散文”方面——哈代有自己的优势。然而最后对他作 出的判决是“刻薄的宿命论”和“很少对上帝怀有尊敬”,根据他的作品的 观点,上帝缺乏对法律和恩典的了解,让机遇左右人类之子。报告赞同他的 一位崇拜者的话:
   哈代带有宿命论色彩的作品从根本上讲是非美学的,因为他没有把艺术作品应该提供给 灵魂的奋进力量给予被同情者,对于受盲目冲动控制的生灵,他缺乏兴趣。此外,对世界主宰 的反抗不仅是对神不敬,而且是一种暴行,如果人们认真思索的话。 “特别在原野风光的描写”方面有巨大贡献的哈代遭到评奖委员会的否
定,其核心是他对意志自由和世界主宰的观点违背人们心目中的“富有理想

倾向”的观点。艺术应该有使人“奋进”作用的思想也属于这方面的原因; 哈代对于“试图在作品中寻求安抚和解脱的人”从来没有同情过。
  试图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美学手段筛选 20 世纪文学的这行文字的尾 声,是 1911 年对 H·詹姆斯的最后评价,这是维尔森在评选委员会最后一次 执笔。出发点是,詹姆斯被很多人视为“美国当代最伟大的长、短篇小说作 家”。人们说,他也有“一种优秀、经常是细腻的风格,他的技巧也很出色”, 尽管主要作品是一些“交谈与境遇小说”。然而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人们反 对他。其一是对“主题”的要求;《一位女人的肖像》的主题实际上很不明 确:
   人们永远无法理解,作品中完美无缺的女主人公伊萨贝尔·阿科尔目光怎么可能如此迟 钝,在拒绝了出类拔萃的华尔伯顿勋爵之后会把手伸向一个利己主义外行奥斯蒙德先生。
  《鸽翼》建立在“既不可能也令人厌恶的主题之上”,这是与上边性质 相同的批评。然而另外一种批评才具有决定性——詹姆斯“往往缺乏紧凑”。 在《一个女人的肖像》中“细节拖着繁琐的心理分析”,使人感到“厌倦”。 作家“过多地编织一些小事,而它们对情节并没有较大影响”:“广泛和细 碎对于一位有着 w·司各特天才的作家是允许的;在有着各种司各特光彩的 詹姆斯身上就显得令人生厌。”
当 H·舍克在自己未出版的回忆诺贝尔奖的著作中总结第一个阶段的时
候,强调诺贝尔奖对创作的意义。作品中的结论很严厉:“??对文学院来 说,谢绝文学方面的这项相当没有价值的任务可能更聪明。”维尔森在“争 权”过程中希望“能把欧洲的文学引入他所认为的正确轨道”。他的愿望受 到嘲弄:“文学按着自己的轨道发展,完全不受诺贝尔奖的左右。”在持强 烈批评态度的舍克眼中,维尔森“在很多重要方面担当这个任务也是很成熟 的”:
   在工作干劲,在兴趣方面,在文学作品阅读方面,他高于文学院内所有的同事,还有他 的文学情趣——如果不受厌恶或同情左右的话——无疑也是真正的诗人情趣。但是他颁发的诺 贝尔奖,既没有使他、也没有使文学院获得人心,因为“情趣总是可以讨论的”。
  舍克以“真正诗人”情趣的慷慨论断,对维尔森时代诺贝尔奖金政策中 的问题一滑而过。直到 1902 年他在一个有争执的方面才强调,文学院对“理 想”一词的解释极为片面,这一方法将把“世界文学的一大批巨著”拒之门 外。第一阶段效果不佳,这是由于按着维尔森的文学战略抱负对遗嘱人愿望 的解释造成的。这种解释在理想主义的哲学中,特别是在布斯特罗姆的观念
和 19 世纪中叶由菲舍尔系统化了的唯心主义的美学中找到了根据。谈到维尔
森时,人们曾经这样说,他所“代表的方向,在他赞同之前就已经自然存在”: “他是瑞典浪漫唯心主义的唐·吉诃德。”一个历史的偶然把维尔森发动的 不合时宜的运动引向了国际文学界。

文学中立政策 2



  随后的一个阶段,人们实行一种谨慎的新政策。在海泽和梅特林克轻而 易举获奖以后,1912 年豪普特曼中选,尽管他过去的作品属于自然主义和象 征主义,1913 年人们冲破欧洲的边界,把诺贝尔奖授予泰戈尔。
文学院部分年轻化是这些新的探索者受宠的原因。1912 年的评选在某种

程度上就是这样。我们记得 1903 年豪普特曼被拒绝了。在过去评选中毫不妥 协的 E·卡尔费尔德属于文学院内主张把豪普特曼排在首位的多数派,他 1904 年入选文学院,从 1912 年起荣升常务秘书,用舍克的话说,由于自己的品德, 他在这个职位上成了没落的维尔森时代之后“文学院的救星”。有趣的是, 过去加在豪普特曼作品中的毒签,什么“粗陋的自然主义”和散发着医院味 道的“象征主义”,都已暗淡无光。如今他的戏剧作品包含着从“典型的现 实主义”到“迷梦般的作品”、从具有“奇特魔力的特殊剧作”(《织工》)
到“充满诗情画意”的作品的各种特征,在世界文坛上是“无与伦比的”(H·赫 梅尔伐特)。
  然而人们在 1913 年的评选中较为明显地看到初期的解冻现象。这一点 不是表现在为法国文学史家 E·法盖作证的报告本身,此人被誉为植根于蒙 田、帕斯卡和拉罗什富科的“道德高尚”的大师。进而用前一个时期的精神 把他与其先行者、“否定论先驱”泰纳和勒南相比较。诚然他也是“从实证 论”出发,但是把它限制在“严格地遵循从既定现实进行推理的观点上”; 反之,他不像泰纳那样把“起源和环境视为某种不可知的决定性力量”,而 “主要从传统的责任观点看待个性”。他完全遵循旧的标准来说明“我们时 代的圣佩斯”完全有资格获得一项要求有理想倾向的奖金:
   事情越来越表明,他对现实的理解不仅仅局限在纯粹表面的现象(作为一个思想家,他 比绝大多数重要的实证论者更了解柏拉图和康德的观察事物的方法),而且包含着维护传统和 现存事物的人类灵魂深处的力量。因此他的心理调查和作品获得了把他升华到一种稳定、完整、 有着现实主义因素的生活观的更高目标。
  对法盖的评价使人反顾过去,维尔森的观点在其同事中有着何等的代表 性。如今我们从其他人的嘴中又听到了他过去所作的评价。
同时人们以刚刚出版的《吉檀迦利》为出发点,讨论 R·泰戈尔;人们
说,这位作家兼翻译家的英语译文“像原著一样美”,这种带有同情色彩的 评价与前一个 10 年发展起来的标准是一致的。泰戈尔对神的崇拜被看作是 “一种美学的有神论”;“他的信仰不属于万有意志论,实际是一种抽象, 通常被认为是印度高层文化的标志”。同时神秘主义观察事物的方法可以归 属于诺贝尔的评奖原则:“作家应该怀着对有神秘起源的高尚理想的赤诚信 仰,倾听大自然的声音。”然而评奖委员会仅仅声明它对这位杰出的印度诗 人的发展前途有兴趣。文件是历史学家颜尔纳以评奖委员会的名义签发的, 随后他荣任评奖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长达 10 年之久。
然而新的信号不是发自报告,而是发自维尔森的后继人海顿斯培姆的一
次特别讲话,这是第一次由评奖委员会以外的人参加文学院的诺贝尔奖金评 奖工作。在完全相信评奖委员会的“公正和无私”的情况下,他绕过评奖委 员会的侯选人;他“不能够摆脱这种想法,我们特别应该把奖金授予美文学 作家”,在今年的名单上,他发现了一位“高于其他人”的诗人。以准确的 直观,他重提歌德这个标准:
   歌德诗选可以使我们对他的伟大确信无疑,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其他的诗怎么样,同样, 我们去年夏天得到泰戈尔的诗也应使我们坚定地说,通过阅读它们我们认识了一位当代最伟大 的诗人。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了这些诗,十几年来,我不知道在诗歌文学领域内是否还有能与 之相比的。此时此刻,我就像喝了一杯清甜的泉水。充满他的思想和感情的仁爱、内心的虔诚、 心灵的纯洁、文笔的纯正、自然的高雅——这一切融为一个深刻、完美、罕见的精神美。那里 没有冲突和破坏,没有绝望、庸俗和琐碎,如果一个诗人具备这些品德就有资格获诺贝尔奖的
   
话,那么就是他。据我所知,在世的诗人在这方面没有人能够与之相媲美。
  这些使人联想起海顿斯塔姆本人正在创作的《新诗》的誉美之词,对于 当年的评选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一个 60 年以后在诺贝尔奖评选工作中才起指 导作用的、在当时被认为极不寻常的观点却起了作用:“不经过多年在报纸 的栏目中反复褒贬,就发现一个伟大的名字,对我们来说是空前的。”海顿 斯塔姆最后指出,由于符合“奖励上一年的一本书”的最初的法定目的,所 以存在着可能性。
  海顿斯塔姆的主动精神这时候已经有了一种文学政策的含义。同时这封 信还表明,他的最初灵感来自收信人 P·哈尔斯特罗姆,早些时候他曾给此 人写信:“你说的这位印度诗人听起来还不坏。在一定程度上有必要打破清 规戒律。”对于 1913 年另一个建议,海顿斯塔姆特别补充说:“选中施皮特 勒的危险正是在于,这可能不意味着打破这方面的清规戒律。”信中继续写 道,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已经成了“外交部”,让外国“逐个国家地”分享诺 贝尔奖:“比如第一次是法国学士院。”他本人在讲话中暗示的政策是:打 破这种外交秩序。他和 P·哈尔斯特罗姆互相通信的目的是打破过去的传统 做法,同时意味着 90 年代作家肃清头号敌人维尔森影响的决心。但是这种抱 负没有地区的界限。海顿斯塔姆为泰戈尔所作的雄辩证词的主要结果是,诺 贝尔文学奖首次冲出了欧洲的文化范围——这完全是无意的巧合。
然而世界大战的爆发阻止了一切类似的尝试,人们被迫对这一任务采取
了新的谨慎立场。1914 年由 H·颜尔纳制定的主要指导思想被说成是一项文 学中立政策。其理由是,避免使评选获奖者后的批评可能给“公正”投下阴 影;据说人们把遗嘱人的意图解释为“首先防止采取任何支持或反对的民族 主义立场”——然而并非要阻止“用善意的精神在不同语言之间公平地分配 一项奖金,只要能使尽可能选择真正优秀获奖者的主要要求达到的话”。这 是评奖委员会所作的第一个来自诺贝尔文学奖颁发机构的政治中立声明。
瑞典文学院要奖励的是“个人最有资格的人”,而不考虑“世俗的烦恼”,
“毫无疑问文学超然于当时的政治动乱”,这一点本身无可非议。但是又不 得不顾及“祖国的立场”:
   瑞典文学院作为颁发诺贝尔奖金的机构之一有足够的代表性,在国外,它作为我国有决 定权的机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高于日报,它的行动早在战争初期就在很多有影响的地区因受 怀疑而招致调查。我们无法公开声明,以便能够防止对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的行动作出不利于瑞 典的解释。尽量减少在这个情绪激愤的时代容易引起的愤怒的政治性讨论,无疑是我们渴望的, 如果通过对事情本身的处理不会损害我们所承担的义务的话。
  各种建议还必须经受外来的考验,选中一位获奖者可能招致“已经存在 的仇恨的新爆发,由于对文学院的任务和立场产生的意想不到的误解,人们 可能把矛头指向我国”。
  对遗嘱人用意的忠诚也属于这些爱国主义的考虑。文学院应尽量减少给 国际冲突火上加油——“尽管是无意识的”,也要考虑设立奖金的目的,即 “特别在我国以外首先应与奖金的设立者争取世界和平的理想相联系”;如 果“一项为争取整个人类美好未来而设立的奖金真的被曲解为只对某个特定 的民族有利的话,那肯定是不幸的”。
  然而不仅仅只是中立的意愿出现在这段有趣的文字之中。人们还可以看 到一种较为积极的作用:仔细处理瑞典文学院的国际工作可以“适当地减轻 和弥补”在当代文学里的民族主义和“权力之争”中极易产生的“言过其实”。
  
人们讨论过共同分享诺贝尔奖的问题,然而政治上进行“弥补”的这类行动 却没有成为现实。比如德国和法国共享的想法连实现的影子也没有。然而我 们在较低的国内水平上看到了符合这种平衡精神的某些理由。事实上,人们 在充满国际仇恨的时代找到了完成任务的其他途径。
  然而这项文学中立政策是以颜尔纳对西方文化发展的整体看法为背景 的。在他眼中,西方文化是由古典—基督教的遗产创造的统一体。在每一个 有生命力的民族身上,整体的文化比其自身的特殊成就有着更强大的力量。
1914 年的报告就显示了各民族的表现形式使整体文化变得朦胧这一观点: 如今只有极少数的作家能够一成不变地将自己本民族的具体和富有特性的灵感升华和变 成清楚而又生动的真正人道主义观点的表达,然而这也不能与昔日古典主义时期还未变得朦胧
的天才相提并论。
  这种观点包含着为“普遍的人类”创作的一种热望,一种在近期服务于 中立政策、远期服务于由历史造成的西方整体文化的热望。然而文学的现实 状况令人失望。颜尔纳说:“我们不愿意向我们自己和别人隐瞒,我们仍然 没有能向某一位无可争议的高水平的文学大师授奖。”这种反思不是把批评 的矛头指向文学院的评选标准,而是认为当时的文学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
   远景也看不出有什么光明,至少在不远的将来是这样,甚至连我们迄今为止颁发奖金时 所要求的水平也难以保持。知名度高的作家的数量近乎零,而要培养和巩固新的世界声誉,则 需要时日。
  这项中立政策的第一个结果是 1914 年被一致提名的“瑞士人施皮特 勒”。在其主要作品《奥林匹斯的春天》里,此人不仅创造了试图表现“对 世界发展和人类生活有独立见解”的神秘主义,而且他对语言的处理“既有 古典大师又有瑞士民族”特征。他还显示了一种中立的声音——超出了他的 瑞士国籍归属和表现方法:
   不论就形式还是就内容而言,诗人都超然于当时的冲突,可以说他对愤怒和毫无意义的 战斗保持中立。
  然而瑞典文学院如同其他的诺贝尔奖金颁发机构一样,决定 1914 年不 颁发任何奖金。因此施皮特勒暂时失去了自己中立的地位。早在 1915 年的报 告中就记载着,他的政治表现如何“在德国和奥地利引起极大不满”:“毫 无疑问,在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他的获奖会在这些国家造成极为尴尬的局 面,导致各种误解。”施皮特勒不是唯一遭到非议的人,早在几年前,除了 很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之外,还有不少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的人受到监 视,特别是几位踊跃参加正在进行的战争辩论的法国人柏格森、法盖、巴赞 和布尔热。选中罗曼·罗兰“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导致尴尬的反应。此人“通 过几项关于战争的声明,不仅在德国,而且也在自己的祖国法国招来仇恨”。 同样,E·维尔哈伦“义愤填膺,严厉谴责德国人及其进行的战争”。这些情 况“不应影响对作家作品的评价”;然而另一个问题是,“向这些多少受到 非议的战士颁发瑞典的诺贝尔奖金”是否合适。文学院可以把这项任务看成 “超然于一切战争和政治”,在美文学的基础上“以全人类的名义”完成这 项任务,既是一位被认为接近诺贝尔理想的候选人,办起来就容易了。但是 若其文学上的贡献还不如因选中而招致的“愤怒”大,作为瑞典的一个颁发 奖金的机构的文学院看来,便“不值得承担由于激起外国人对我国义愤而承 担的责任,尽管不是有意的”。
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考虑中立而“有意视而不见有关人士的成

绩,避免给交战国家臣民当年的诺贝尔奖”,实为过分。但是人们在文学内 找到了理想的方式,“特殊的国家同等地提到日程上来”,迄今为止的评选 可以说都是“按此方向进行的”。然而人们遵循中立政策,对第一个十年中 建立的灵活原则采取特殊的贯彻方法:“特别是现在,有利的机会似乎已经 到来,决不能忽视广大较小的民族??”这就是说 1915 年的奖金给西班牙文 学;颜尔纳和评奖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建议给佩雷斯·加尔多斯,他在多卷 的小说作品《民族轶事》和《小说选集》里显示出一位伟大作家的才华,“在 本国他是一位具有非凡的气质、高尚的精神的德高望重的作家”。颜尔纳对 加尔多斯所作的证词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某种倾向”。来自法国方面的“沙 文主义”的批评被证明是不公正的,而对某些历史人物“偏爱”的责难被说 成“遭到成功的反驳”:“他没有党派色彩,而是站在一般的爱国主义的立 场上。”在面临当时西班牙的自由主义者和教权主义势不两立的形势下,他 力争“对他们双方不偏不倚”:“如果不用极端的西班牙教派的眼光来看, 就不是仇视基督教或教会。”但是加尔多斯不属于“那些用抽象的方法提出 问题进行辩论的人”。他“力求通过多方面深入刻画各种个性的特殊、复杂 的生活经历来揭示冲突”。考虑到颜尔纳对现代文学中在普遍人类特征中要 有民族特性的提法有所保留,加尔多斯在刻画自己的西班牙人物时使他们“具 有典型性”有着特殊的意义,“那些不了解西班牙特征的读者也容易理解他 们”。颜尔纳把过去对无倾向性的客观要求与超出国界的有效性以符合已经 宣布的中立政策的方式结合起来。同时评奖委员会的处理方法表现了颜尔纳 评价的片面性;对推荐加尔多斯的建议抱有强烈同情的哈尔斯特罗姆认为有 必要发表一篇特殊的讲话,以便说明此人的作品也有“很高的美学水平”。 然而 1915 年评奖委员会的建议上有两个名字。人们想把 1914 年的奖颁 发给施皮特勒;人们把他的贡献与此举可能招致的愤怒进行比较;多数人想
把 1915 年的诺贝尔奖授给加尔多斯,少数人推崇罗曼·罗兰。如我们所知,
文学院决定这一年不颁发奖金;把 1914 年的奖金存起来。 舍克推荐的罗曼·罗兰在颜尔纳的报告中遭到了尖刻的批评。颜尔纳认
为:《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伟大的作品“形式松散”,尽管有不少长处。
“由于想象和对迷途的天才的崇拜”,主人公的形象“受难过多”,被强调 的理想主义是“一种感情的怀疑论和万有神论”。一个有趣的特征是艺术形 式本身——“艺术家小说”。因为所有艺术都是“生活的一种反映”,颜尔 纳说,一部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作品就成了“反映的反映”,作家不是“立 即”进入他要“描写的生活”,而是进行“一种普遍的、琢磨不定的美学自 我反映”,不是描写“活生生的人物较量”,而是介绍“阴影之间的疲倦的 相互游戏”。这种标准与通常集中反映艺术家问题的当代文学相距甚远。
  像过去一样,1916 年的报告提议把 1915 年的奖金授予加尔多斯(两个 人持保留态度,他们同意给罗曼·罗兰),而建议把当年的奖金平分给丹麦 人吉勒鲁普和克努森(有少数人主张只给吉勒鲁普)。文学院反对这两项建 议,而把 1915 年的诺贝尔奖授予罗曼·罗兰,“作为对他创作中高雅的理想 主义和他用同情与真理刻画不同类型人物的奖励”,同时把 1916 年的奖金授 予海顿斯塔姆,“肯定他作为我们新时期文学中的代表人物所起的作用”。 文学院的决定只是部分地违背了颜尔纳表达的观点。实际上人们还是遵 循他所制定的中立政策。就罗曼·罗兰而言,人们只是对他的理想主义有另 外的观点,对他的人物刻画有另外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次超越民族
  
界线的评选,作家伟大的长篇小说既不亲德也不亲法——而是另有用意—— 作为流亡瑞士的和平主义者受到两方面的批评;“不仅在德国,而且在自己 的祖国”引起的愤怒都证实了他的不偏不倚的态度。授予罗曼·罗兰诺贝尔 奖实际上符合 1914 年制定的政策。
  授予海顿斯塔姆诺贝尔奖也是如此。评奖委员会提出的两项授予丹麦人 奖金的建议遭到否决只是表面现象。就像 A·厄斯特林在其文学院历史书中 说的那样,这只是在等待文学院对由于自然原因而未写入报告的真正候选人 采取立场之前的临时安排。但是选瑞典人也有一定的含义。在上一年由于出 版了优秀诗集《新诗》而走运的海顿斯塔姆成了完全不同于维尔森所期望的 “有理想倾向”的诗人。但同时他确实符合颜尔纳所设想的框架。这一评选 结果顺应了时代提供的“不要忽视众多小国的有益机会”。获奖者名单上过 多的北欧代表中——如果把 1920 年的汉姆生也算上共有四个——有很大一 部分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文学中立政策有关。结果有了很强的北欧色 彩。在 1916 年致两位文学院院士的信中,泰格纳尔竭力在有决定性的会议前 夕进行鼓动;情况“很不妙,其结果很有可能极不合理”。一种可能是,其 中一次奖金在海顿斯塔姆、卡尔费尔德和哈尔斯特罗姆之间共同分享;另一 次奖金要在“一个挪威人,是谁还没有定”——被提名的有 A·加尔堡和 G·海 贝里——“一个丹麦人,很可能是吉勒鲁普”和“一个芬兰人,可能是 H·阿 霍”之间分享。泰格纳尔理由充分地说,文学院按这种方向作出决定,“在 很大程度上要在世界面前丢脸”。
当 1917 年重提给丹麦人诺贝尔奖的时候,J·克努森已经逝世,评奖委
员会建议——继续忽视勃兰兑斯——由 C·吉勒鲁普和 H·彭托皮丹共同分 享。这样,具有海顿斯塔姆色彩的 90 年代就偿还了在本国文学中已经无足轻 重的启示者吉勒鲁普的债。但是疑团仍在,没有这种感恩之情的诺贝尔评奖 委员会主席怎么可能把“在很多重要方面”都微不足道的吉勒鲁普排到彭托 皮丹之前呢?我们看到过的维尔森时代的评价标准给了答案,它们的阴魂未 散。在一位丹麦权威(安徒生)的指点下,颜尔纳重读彭托皮丹的作品,在 此基础上对此人作出了新的评价。但是昔日的保留仍然贯彻在这位后悔者的 评价中。颜尔纳手中已经得到了“钥匙”——“作家隐蔽的同情”——能够 较好地理解没有同情心的人物描写。然而面对着都是描写“中等或者干脆就 是小人物”、“局限在很窄的描写阶层和生活要求”的情况,他感到缺少什 么东西,从使用彭托皮丹从来“没有认识到需要通过描写要人和他们与生活 所作的坚决斗争来吸引和教育自己的读者”这些牵强附会的话就可以看出。 给有自然主义灵感的那一代作家打上烙印的人类观和叙述观,对颜尔纳是陌 生的。《幸运的皮尔》的描写“出于一种病态的宿命论”,因之缺乏“普遍 意义上的内涵”。这种观点我们并不陌生。但是作家的客观也带来忧愁;排 斥自己的个性意味着有别于歌德理想的另一种客观,此外要求翔实又与要求 不能画蛇添足矛盾。在“记录员”千方百计掩盖“自己亲身介入”的同时, 他竭力“仔细地刻画(人物形象)的软弱”,令那些“只满足于了解主要特 征的读者”感到厌烦。然而颜尔纳竭力表明,小说家还是想在进入他的作品 的人面前“显示自己”,尽管他把自己隐藏在作品中的人物之后并企图从他 们内心深处揭示他们。颜尔纳成功地将彭托皮丹纳入了有理想倾向的道路。 在《冥府》中他感受到一种“明显、但从未说明的愤怒,它被迫承认更高级 的道德世界秩序”。

  颜尔纳以迥然不同的方法在吉勒鲁普身上重新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此人 追求前后一致的世界观,其特点是“尊重人类存在的决定性精神力量,他也 强调个性的完整意义和独立性”。“公开与勃兰兑斯决裂”一目了然;吉勒 鲁普“已经不再接受草率处理爱情与婚姻的忠实义务”。同时他感到“被新 丹麦语文学奉为神明的巴黎楷模的支持”;这是与记在作家帐上的自然主义 的决裂。相反,他被“影响征服他年轻心灵的德国古典主义、古代希腊风格 和古代日耳曼英雄史诗”所吸引。推荐者以强烈的同情注视着他,从《布伦 希尔德》——“以戏剧形式表现忠贞的爱情牺牲精神的一首壮丽的赞歌”, 到《朝圣者卡玛尼达》,作品中他表现得像“佛教经典作家”。这样对颜尔 纳来说,朝理想主义发展就成了吉勒鲁普作品的“神经”。他指出,作家以
他 25 年来一直忠诚的保尔·海泽的理想主义信条结束自己的作品《流浪者》
(1885)。这是富有新意的总结。吉勒鲁普作为后世的德国理想主义和德国 新古典主义的继承者站在海泽一边。颜尔纳的文学情趣也源于此。带有德国 唯心主义余声的维尔森时代和反对“鞋匠现实主义”①的 90 年代汇合成对吉 勒鲁普的赞扬。
  世界大战造成的“不忽视众多小国”的机会使 1916 年和 1917 年的诺贝 尔奖用于奖励斯堪的纳维亚的作家。1919 年人们继续这条路线,试图把卡尔 费尔德选为获奖者,然而因为有文学院常务秘书的身份,此人拒绝接受这一 荣誉。1920 年小国得奖的“机会”仍然存在。这一年的奖金在有 A·加尔堡 参加竞争的情况下授予创作了《土地的生长物》的汉姆生。同时把 1919 年的 奖金授予多年被提名的施皮特勒。评奖委员会说,“时间终于来了,我们现 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将诺贝尔奖金授予这位久负盛名的瑞士诗人”。这里所说 的顾忌是指与施皮特勒的政治声明和可能来自德国和奥地利方面的反应有关 的事情。这类考虑现在已无必要。
然而世界大战到 1919—1920 年仍以另外的方式起着作用。仅有 18 个建
议被寄来参加上一年“奖金竞选”,这样就导致文学院内部成员更加充分利 用自己的建议权利;1916 年院士们自己提出 5 个名字。交通中断也造成这样 的困难,正如人们在 1919 年说的,“对建议人的目的缺少很多必要的调查工 作”。
1920 年颁发的两次诺贝尔文学奖在文学院内部也不是水到渠成。这时候
已经是评奖委员会成员的舍克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就施皮特勒而言,他的好 名声仅仅被解释成“因为在德国人们往往把意愿与艺术能力、思想和行动混 为一谈”;《奥林匹斯的春天》“缺乏真正史诗特征”。但是《土地的生长 物》也没有“达到诺贝尔奖金所要求的标准”。诚然这部小说是“一部重要 艺术品”,但是在这部小说和汉姆生的其他作品中都缺乏舍克所期望的一位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所必备的“文化、成熟的世界观和人道主义”。最后应该 联系当时为勃兰兑斯辩解时的一个论点(他的“世界观被认为不具备一个诺 贝尔奖金获得者应有的‘富有理想’的特征”):
按照我的想法,文学院对“富有理想”一词的解释过于偏狭,使用到目前为止的解释将 会使世界文学中大量的作品都不能获得诺贝尔奖,如果把它们提交给文学院的话。否定勃兰兑 斯这样一个一生都为思想而斗争的人——否定他有“理想”,在我看来非常勉强,人们只要读 一读他最近几部有关世界战争的书就会发现,他为一种理想和在公正基础上建立世界秩序表现
诺贝尔文学奖内幕的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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