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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文库 责任



摆事实,讲道理
——致家长和老师


  接到这本书的写作任务时,我已经离开中学讲台将近一年,而《素质教 育文库》编委会之所以要我写这本书,却又是看上了我有在中学任教的经历, 有曾经在课堂上足足给学生讲了四年“大道理”的“资本”。
  据我所知,在这套丛书中,并非每一本都有给学生讲“大道理”的要求, 有的纯粹是为了给学生介绍一些最新的知识,以开阔他们的视野,活跃他们 的思维。但主编同志明确告诉我,《责任》这本书,主要目的就是要给学生 讲述做人要有责任感这个“大道理”,要引起他们的兴趣,要把他们说服。 如果他们看了这本书后,不但责任感没有增强,反而得出了“责任感可有可 无”的结论,那么这将是一本空前失败的书。
  这项任务无疑是真正的“光荣而又艰巨”的。谁都知道,在今天这样的 社会氛围之下,最难办好的事情就是给人讲道理。这是一个权威被逐渐消解、 价值观日趋多样化的时代,人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谁也不 比谁傻多少”,凭什么人家非得听你的?在学校当班主任时,我曾不止一次 地听见有学生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只崇拜我自己!语气斩钉截铁,完全是 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式。我还注意到,当学生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去“接 受教育”时,他们中不少人或多或少都怀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即便没有和老 师当面“掐”起来,至少也表现得“不敢言而敢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对一个中小学教师来讲,育人比教书难十倍,当班主任比单单教课又要难十 倍。难在何处?难在给人讲道理,特别是讲“大道理”。
在学校为人师表时,虽然谈不上多么敬业和优秀,但自认为还是比较认
真负责的,至少没有误人子弟。不过实事求是地讲,由于年纪轻,经验不足, 给学生讲道理特别是讲“大道理”时,确实收效不大,或者说至少没有收到 立竿见影之奇效。由于种种原因,很快便从讲台上“退”了下来,心里难免 隐隐有点遗憾,有些不甘。
所以,现在来写一本谈责任的书,对我来说便成了一种挑战。我似乎没
有理由拒绝这一挑战,而且似乎比在课堂上“真刀真枪”地给学生讲“大道 理”时更有兴趣和激情。我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不辜负编者的信任,一定 要把这本书写好,不能让花钱买书的读者(大多数是中小学生)失望,不能 让为读者花钱买书而掏了腰包的人、中小学生的尊敬的父母们失望。
在准备动手写作的时候,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句话:摆事实,讲道理。
仿佛一道灵光,我一下子明白自己该怎么办了。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要 讲道理,得先摆出充分的、贴近学生生活的、令人信服的事实,然后结合这 些事实,展开分析,深入探讨,挖掘出那些隐藏在事实背后、蕴涵在事实当 中的道理。这不正好是我离开学校之后,在报社以一个“评论员”的身份所 从事的本职工作么?
  这样一来,本书的写作就变得相对容易了。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接触并 积累了大量的新闻事实,它们足以支撑起我按计划要讲述的那些个“大道 理”。细心的家长同志肯定会发现,本书的每一篇文章,都至少有一件到两 件新闻事件(有的尽管是一两年前的“旧闻”,但同样能说明问题),为了 适合中小学生的阅读习惯和理解能力,我尽可能地将这些新闻事件叙述得详 尽、生动,有时为此不得不牺牲相当的篇幅,致使真正等到要“板起面孔”
  
讲道理的时候,却发现已经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于是只好简单总结几句, 草草收兵。但从另一方面看,这样不见得有什么不好,学生们读到某个新闻 事件后,多少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有时可能是一些十分独到的感受,这 时再结合我在文章中的分析,也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理解。
  另一点有必要向家长说明的,是我在写作中的一种努力。中国现在正在 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面临着跨世纪的挑战。好多在计划经济时代培 养起来的适应那个特定时代需要的观念,今天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我们这些 “过来人”的头脑当中。与我们不同,孩子们几乎从一出生,就赶上了新时 期的曙光,他们的头脑中,较少或者根本就没有那些旧观念,所以,这个时 候,我们就应该利用这样的有利条件,适时地引导他们培养起一些适应新时 期建设、适应下一世纪剧烈竞争需要的新观念。这样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 他们在接受这些新观念的时候,可以较少地或者根本就不会产生新旧观念上 的冲突,从而使他们的言行很容易由自然而习惯,因习惯而更加自然。我的 这种努力,在《现身说法》、《活着才能斗争》、《知识就是责任》等文章 中有明显的体现。
  在给学生讲道理之前,拉拉杂杂地给家长们讲了这一通“道理”,冒犯 了。我主要是想交待一下自己的想法,希望有助于家长同志本着“摆事实, 讲道理”的精神,既要指导好孩子们读好这本书,更要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实 际行动来培养孩子们的责任感。
谢谢。
            分内与分外


“责任”一词,新版《现代汉语词典》 解释为:①分内应做的事;②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因而应当承担的
过失。两个义项的意思是统一的,都强调了一个人分内应做的事。当我们对
某人说“这是你的责任”时,是指他的职务、角色、分工、技能等因素决定 了他应该把某件事情做好。举例来说,公安局长的责任是全面管理好所在地 区的社会治安;家庭里父亲的角色决定了他的责任之一是给孩子树立起一个 坚强、正直的榜样;公共汽车司机的责任是保证汽车安全行驶,售票员的责 任是向乘客出售车票,并维护车厢内的乘车秩序;火车上如果有乘客突然生 病,乘客中的医务工作者就有责任前去参与诊断治疗??相应地,如果某人 没有做好分内的事,人们便有理由要求他对此承担责任。
以上是对责任的最基本的理解。事实上,社会生活是异常丰富复杂的,
随着时间、地点、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对于责任的界定往往会产生某些歧义, 也就是说,分内与分外的界限有时会变得模糊不清。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 有些看起来是分外的事,到底该不该也去把它做好?
  1994 年夏天,辽宁西部地区发生了三十多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给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由于各级政府组织抢险及时 得力,两万多受灾群众无一人伤亡。可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是,7 月 14 日凌晨, 带领干部群众奋战在抗洪救灾第一线的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同志,突然被无 情的洪水冲走,最后光荣牺牲。这一噩耗顿时使全体锦州人民陷入了无尽的 悲痛之中,也极大地震动和感染了全国各地的干部群众。此后,党和国家高 度肯定了张鸣岐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号召全国人民都学习 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精神,他的光辉事迹与雷锋、焦裕禄、孔
  
繁森等人的英雄模范行为一起,铸成了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一道不朽的丰碑。 然而就在人们沉痛悼念张鸣岐同志的时候,有极个别人却发出了一种异 常的论调,说什么“市委书记本来就不该上前线,他死得不值”。这种怪论 立即激起了人们的义愤。不过平心而论,说这话的人至少有这么一条“理由”: 作为一个市委书记,当时的责任在于把握抗洪救灾的全局,协调和指挥全市 各地方、各方面的抢险行动,这些工作在办公室里就可以完成,根本没有必 要亲自奔赴抗洪抢险第一线。这种说法实际上把市委书记在洪涝灾害面前的 工作分成了“分内”与“分外”两部分——在办公室里坐阵指挥是“分内” 的事,亲临前线则是“分外”的事,张鸣岐是牺牲在“分外”的事情上,所
以死得不值。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张鸣岐在干好“分内”工作(他一直在从总体
上科学有效地指挥全市的抗洪抢险工作)的基础上,应不应该、有没有必要 去干“分外”的事?进而言之,张鸣岐以市委书记的身份亲临抗洪抢险第一 线,这到底算不算是分外的事?
  关于分内工作与分外工作,还有一种形象的分法,即认为上班干活是分 内工作,下班以后的事情是分外工作,上班时的分内工作应该干好,下班后 的分外工作可干可不干,如果要干,便是可以干好,也可以马马虎虎敷衍过 去。现在姑且用这种分法来衡量张鸣岐的牺牲。我们知道,上班下班的区分, 是针对坐班制度而言的,但是我们有很多工作,采取的不是坐班的形式;即 便表面上是坐班制度,实际上也没有严格的上下班之分。市委书记是党的高 级领导干部,他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以及他身上担负的党和人民的重托,内 在地要求他必须全力以赴、毫无保留地努力工作,他的工作不应该也不能有 上班下班之分、分内分外之分,特别是在面临严重局势和紧要关头的时候, 张鸣岐身为锦州市委书记,正是以这种“过分”——“超过分内”——的高 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事实上,他的行为的伟大之处正在这里,他的高度 自觉的奉献精神的震撼人心之处也正在这里。
做好分内的事,是一种责任;主动做好分外的事,也是一种责任,而且
是一种更为可贵的责任。特别地,当分内工作与分外工作没有实质性区别的 时候,无条件地、不计任何回报地把工作做好,则是一种至为难得的责任。 分内的事,大多是家庭、社会的一些“硬指标”,以及我们自身生存和发展 的需要“强迫”我们去做好的;分外的事,却主要是我们对家庭或社会的一 种义务感,或者纯粹是我们内心深处的良知要求我们去做好的,它不是“强 迫”的结果,而只是一种软性约束,我们如果不愿意去做,或者没有尽力做 好,一般也不会受到法律制裁,顶多受到道义上的谴责。但是,一个对自己、 对社会高度负责的人,一个品德高尚、无私无畏的人,是不会满足于只是机 械而被动地做好分内事情的,他必定要向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必定会 像张鸣岐那样,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作出最辉煌、最有价值的选择,没有丝毫 迟疑,永远不会后悔。
进入角色


  在《分内与分外》一文中,我们在分析一个人的责任能否截然分为分内 与分外两部分的时候,涉及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上班干活是分内工 作,下班以后的事情是分外工作,上班时的分内工作应该干好,下班后的分 外工作可干可不干,如果要干,便是可以干好,也可以马马虎虎敷衍过去”。
  
我们初步得出的结论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实际上被内在地要求必须全力 以赴、毫无保留地努力工作,我们的工作不应该也不能有上班下班之分。现 在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1994 年,法国一位名叫多梅尔的警官突然间成了新闻人物,原因是他终 于抓获了一个流窜在外达半个多世纪的罪犯。1942 年,18 岁的法国男青年布 鲁昂索犯下了绑架、强奸并杀害女童的罪行。他的暴行,激起了公众的强烈 愤慨。当时 21 岁的警官多梅尔受命缉拿凶手,他发誓一定要完成这项任务, 为了这个不幸的女童,更为了法律的尊严。多梅尔万万没想到,自己将为此 付出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因为凶手实在过于奸诈狡猾,很多次多梅尔马上就 要手到擒来了,布鲁昂索却又都奇迹般死里逃生。但是多梅尔一刻也没有气 馁,仍然坚持不懈地奔波、搜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意识到自己这一 辈子也许注定了要消耗在对这个凶手的追捕上了,他更加坚定了铲除凶顽、 伸张正义的信心。这样一直花去了 52 年的时间,多梅尔终于大功告成,将布 鲁昂索缉拿归案。在这 52 年里,多梅尔一共打了三十多万次电话,出国追查 五十多万英里,到过泰国的娱乐区、阿根廷的养牛场、埃及的纺织厂和意大 利的鞋厂,用他自己的话说,“搜索已经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抓获布鲁昂 索那天则成了他“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多梅尔为此 不但失去了常人最普通的闲暇和享受,还付出了先后两个妻子都因他长年不 能在家而与他离婚的代价。
在多梅尔“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天”到来之时,他已是 73 岁的老人,凶手
布鲁昂索也已是七十高龄。我们实在很难想象,两个年愈古稀、白发苍苍的 老者,一人押解着另一人走进警察署时,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会有什么样的 心情。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多梅尔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行动,证 明了自己是一个优秀的、高尚的警官,证明了自己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一刻也没有“下班”,没有愧对警察这一光荣而神圣的社会角色。
我们每个人都在扮演一个特定的角色:学生、教师、医生、律师、记者、
企业家、作家、艺术家、军人、工人、农民、个体业主,等等,每种社会角 色都对它的扮演者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就像一个导演为扮演某个角色的 演员进行的设计一样。一出戏里各种角色扮演得成功与否,既受演员演技高 低的制约,也要受演员表演态度的影响,这二者往往综合起来,决定整个演 出的质量。同样地,我们要扮演好一个社会角色,也必须具备高超的“演技”, 并抱一种积极、认真、勤恳、负责的态度。以警察这一社会角色而论,他们 的天职是除暴安良,惩恶扬善,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案情发生,职业的敏 感、职责的本能就决定了他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马上进入角色。多梅尔无 疑是其中的一个突出典型。并不是每个警察都能做到像他那样无私和忘我, 都能有他那样的坚韧和执着,但我们看到,一个人只要像多梅尔那样进入了 角色,事实上就没有了分内分外、上班下班之分,就会以相当大的热情沉浸 在“表演”之中,为此很有可能要承受不小的牺牲。
  警察是如此,其他社会角色何尝不是如此!在很多人眼里,作家是一种 令人羡慕的职业,从事的是非常优雅体面的工作,但是英国作家奥斯卡·王 尔德( 1854—— 1900 年)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诫那些仰视作家的青年说: “大作家们的生活是特别的没有滋味。他们完全蒸发在自己的书本里,一点 什么都不留给生活。”他的话使我们认识到,要扮演好作家这一社会角色是 万分不易的,整天出入于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所,长年累月在外地观光旅游,
  
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来的。我国著名作家老舍(1899——1966 年)的儿子舒 乙先生曾回忆说:老舍“必须每天写??与其说是爱好、兴趣、习惯,不如 说是规矩。职业嘛,跟拉车的一样,不管天气好坏,必须出车,除非病得爬 不起来。父亲??不管脑子里有没有灵感,有没有诗兴,必须伏案,必须硬 写。”台湾作家李敖对此也很有感受:“工作和消遣我根本没把它看作两件 事,对我根本是一件。”你看,一个人扮演了作家这一社会角色,便不可能 有“下班”的时候,“除非病得爬不起来”。
  那么,是不是生活中就永远没有放松和享受,我们都只能像陀螺那样不 停的旋转?我没有这个意思。多梅尔也好,老舍也罢,他们本质上也是普通 人,也有吃饭、休憩、娱乐和睡觉的需要和权利,但他们分别是自己所扮演 的社会角色中的典型,他们的敬业精神和不懈追求告诉我们,人生的辛劳中 包含着沉甸甸的责任,这既是为了对得起我们每个人自己,也是为了对得起 我们扮演的社会角色。
责任自负


  我们现在讨论责任的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一个人要对自己的 行为负责。
大家看西方一些国家的电影,每当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案件时,总要要求
控辩双方的证人起立宣誓,表示自己愿意对所提供的证词负责,那种情形看 上去是十分庄严肃穆的。有人对此不理解,认为这样一本正经地宣誓,即使 算不上滑稽,也实在是一种形式主义。其实,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它以向 上帝和宪法宣誓的庄重形式,事先警告那些企图作伪证的人,要对自己的证 词负责,一旦被查明是伪证;证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中国的法律当 然也要惩罚那些作伪证的人,只是没有西方那一套“形式主义”,不过据说, 我们也正在考虑采取类似的作法,来强化证人对法律负责、对自己的证词负 责的意识。
理解了证人在法庭上要对自己的证词负责,也就能理解在社会生活的其
他场合,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道理。证人的证词不过是一 句(席)话,但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法官对案件的判决,进而影响案件当 事人的利益,甚至可能影响他们一生的命运,可见证人的责任不可小视。可 是,在别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实实在在的行为已经不再是一句(席)话了, 它们大多会比法庭上的证词更加直接地对他人造成影响。
1997 年 4 月 7 日中午,广州市荔湾区体育实验小学一年级女学生张某放
学回家,走出学校门口几十米后,突然一块红砖从附近的楼房上飞下来,重 重地砸在她的头部,她鲜血直流,当即晕倒在地。几名路过的学生家长赶紧 将她送往医院抢救,经诊断为颅骨粉碎性骨折及脑内出血。
  经过公安机关的周密调查,终于找到了肇事者——与被害人张某同在一 所学校的六年级男生高某。据高某自己供认,他在十天之内,曾连续五次从 八楼高空抛下砖头,正是最后这一次,使无辜的张某身遭飞来横祸。进一步 的调查还发现,高某与张某并不认识,他这样做不是故意要加害张某,而且 他精神正常,只是因为贪玩成性,听到楼下人们的叫喊,觉得开心,才屡屡 犯错,终于酿下如此惨痛的悲剧。
  由小学生高某的恶作剧引发的这一起恶性伤害事件,激起了社会各界的 强烈反响——特别地,因为高某是未成年人,受《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保护,
  
不能被追究法律责任,公安机关只能将他交还给他的家长管教,并责成家长 承担受害者的一切医疗费用。这样看起来,似乎高某就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 责了。其实不然,一方面,在法律上,由于他是未成年人,他应该承担的责 任被间接地转移到他的家长那里去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断定,只要高某 的确是报道中说的“精神正常”,那么眼见自己的恶作剧造成了他人心灵和 肉体上如此重大的创伤,他一定会有所悔恨、警醒,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 他的这种内疚情绪一定会与日俱增。从这一点看,高某并不能逃脱自己在良 心和道义上的责任。
这种良心和道义上的责任,从另一起事件中也许更能得到体现。1985 年
8 月 26 日,湖北武昌车辆厂机械车间车工方俊明和邻居游玩归来,行至东湖 九女墩,忽然听到湖中有人高喊“救命”。他迅速扔下自行车,直冲湖边, 未加思索,便一头扎进水里。由于水太浅,他的脑袋碰在水底的石头上,造 成颈椎骨折,神经受到重挫,导致高位截瘫,从此再也无法站立。事后得知, 在湖中喊“救命”的是一名 13 岁的男孩,他当时是在和别的孩子嬉闹,并未 溺水,喊“救命”纯粹是在搞恶作剧。
  接下来的事情更加让人慨叹不已:方俊明为救“落水儿童”致残,有当 时在场的同伴作证,可是当武昌车辆厂找到被救儿童的家长取证时,他们害 怕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对此矢口否认。于是,方俊明救人的事实难以得到 最后确认,随之而来的各种待遇也就无法落实。在此后的日子里,他一直躺 在床上,默默地生活在旁人难以想象的冤屈、苦闷和贫困之中。直到十年之 后,当初那个无意间用恶作剧使方俊明落下终生残疾的顽童,已经大学毕业, 在正式参加工作的第一天,他终于和父亲一起,走进了方俊明的家,站在方 俊明的床前,他泪如雨下:“叔叔,我错了,这十年让你受苦了!”
十年前的顽童(及其家长),怀着铁石一样的狠心肠,推卸了对自己行
为应该承担的责任,也把一个不折不扣地履行了见义勇为义务的好青年推向 了生活的绝境。十年后,在良心的谴责下,他们终于鼓起勇气,以被救一方 的身份出具了直接证明,使有关方面最终确认了方俊明的舍己救人的行动, 并补充落实了相关的待遇。这样,方俊明的高尚的情操,也在十年后重新广 为人知,感动和激励了周围众多的人们。这些,客观上都是与一个关键人物、 十年前的那个“落水儿童”今天站出来对自己当初的行为负责分不开的。
一个人总是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的,时间可能有早有晚,方式可能有所
不同,但责任是不可推卸的。这是一个社会正常发展的内在需要。
代表意识


  前些日子,有个朋友从外地来北京出差,一共呆了一个多月。他离开的 时候,我送他到机场,问他:“对北京印象如何?”他说:“印象最深的, 是北京人的首都意识,或者叫代表意识。我常听见北京人说这样一句话,‘别 给咱北京人丢脸,别给咱中国人丢脸’,就像李素丽说的‘对内我代表首都, 对外我代表中国’那样,把自己一个人的言行、荣辱与整个首都乃至中国紧 密联系起来,体现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朋友的概括很有意思,也很准确。 据我所知,类似的观念其实并非北京人所独有,在上海、天津、广州、西安、 成都、厦门等大中城市的居民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代表意识。
  代表意识,顾名思义,是在同一地域、同一类型群体中的一些人身上显 示出来的、足以表示该群体的某种共同特征的感觉形式或思维方式,特别是
  
指那些能代表该群体共同特征中积极向上的一面的意识现象,并且往往外在 表现为一种责任感和荣誉感。所以,如果仅以某个城市的居民的“代表意识” 而言,意义还不是很明显。人们也许更关心某一群体中成员的“代表意识”, 比如学生、工人、教师、新闻记者、政府公务员等。
  在中国,对人民、国家和民族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无疑是中国共产党, 所以,很多人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一个党员干部, 如果他怀有自觉的“代表意识”,时时刻刻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那么,仅就他个人的力量而言,也必将产生积极而良好的影响,更不用说如 果每个共产党员都这样高标准严要求,其影响将是何等广泛了。
  然而毋需否认,当前少数党员中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看法,以为他(们) 尽管是共产党员,但首先还是一个具体的人,所以首先只能代表自己个人, 其次才能代表共产党,或者根本就不代表共产党。于是他们有意无意放松了 对自己的要求,把党纲、党章赋予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抛到一边,以 致失却了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形象,干出一些连一般群众都不会去干、都嗤 之以鼻的事情来,造成了十分消极、十分恶劣的影响。这里,问题的关键在 于,这些人既然(至少在名义上)是共产党员,那么在客观上他们就不仅仅 只代表他们自己,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广大群众对党的看法。 正如俗话所说:“一粒老鼠屎搅坏一锅粥”,哪怕只有极个别党员不愿代表 党,从而违法乱纪,胡作非为,也可能败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使党无 形中要替他们背上黑锅。这是党和人民群众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党纪国法 所不能容许的。
有鉴于此,凡是真正有远见、有洞察力的领导干部,无不对此保持着高
度的警惕,不但自己清正廉洁,以身作则,而且十分注意开展实事求是的工 作,以免出现“一个人做坏事,共产党背黑锅”的情况。两年多前,张庆黎 同志就任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发现一些基层违反国家规定,擅自加重农民 负担,群众意见很大。他立即召集乡干部开会,痛心疾首地批评他们:“你 们就不怕挨骂?不怕让共产党挨骂?”他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尽快清除前任 泰安市委书记、大贪官胡建学一伙造成的恶劣影响,重新大力弘扬正气,牢 固树立起党在人们群众中的良好形象。此后,他多次告诫区、乡干部:“宁 肯不当先进,也要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不能再因为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而 让共产党挨骂了。”
也是在山东省,有个著名的劳动模范叫王廷江,他自从成为一名共产党
员后,就自觉地以党的事业为己任,时刻注意维护党在群众中的声誉。他说, “俺当沈泉庄的家,就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要让老百姓打心眼 里说共产党好。”他很看重自己的一言一行,看重自己作为一个村支书的模 范带头作用:“村这一级干部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在群众眼里,代表着共 产党的形象。当村支书,甭看官不大,管的事却不少。这些事,从小处讲, 是村里的事;从大处讲,就是国家的事,就是党的事,管好了,大伙就说共 产党好。”
  作为学生,我们同样也需要有这种代表意识。具体来讲,我们的主要任 务是学习好科学文化知识,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同时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 必要的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素质。特定的年龄 阶段,特定的学习任务,内在地决定了我们应该以一种“学生形象”出现在 世人面前,决定了我们每个人的言行应该能够当之无愧地代表学生的整体形
  
象,而不是相反,由于我们缺乏这种代表意识,所作所为给学生群体抹黑、 丢脸。比如说,一个男中学生叼着香烟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或者一个女中学 生打扮得珠光宝气,妖冶无比,便极可能会让行人侧目叹息,并进而产生一 种显然经过夸大了的认识:“唉,现在的中学生,没一个好的!”试想,如 果这种想法成了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无疑对每个中学生都是十 分不利的。
  令人欣喜的是,在我们周围,有无数个王廷江、张庆黎那样的共产党员 和领导干部,以及其他正直、善良的普通群众,正在用他们可贵的“代表意 识”,用脚踏实地的责任感,为改善社会环境而辛勤工作着。我们有理由相 信,在他们的感召下,包括学生在内的广大社会成员一定会更加积极地行动 起来,严格要求自己,投入到改革、建设的伟业中去。
感恩意识


  人的一生中,小而言之,从小时候起,就领受了父母的养育之恩,等到 上学,有老师的教育之恩,工作以后,又有领导、同事的关怀、帮助之恩, 年纪大了之后,又免不了要接受晚辈的赡养、照顾之恩;大而言之,作为单 个的社会成员,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多层次的社会大环境之中,都首先从这个 大环境里获得了一定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机会,也就是说,社会这个大环境是 有恩于我们每个人的。
有了这种知恩意识,人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报恩意识——用自己的勤奋
工作和无私奉献,来回报所有人的恩惠,回报这个社会的恩惠,就能有自觉 地、无条件地为他人和社会付出的责任感,而不大在乎自己是否吃亏,是否 得不偿失。
说到报恩,我们自然要想到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中国古人讲求孝道,
原本称得上一种传统美德,但古人往往把它绝对化、极端化,甚至传说有的 晚辈做出了“哭竹”(三国时吴国孟宗的后母喜欢吃竹笋,大冬天让孟宗外 出采集,孟宗到竹林后,失声恸哭,一大片竹笋便奇迹般地长出来了)、“卧 冰”(晋代王祥的后母喜欢吃鱼,王祥在冬天中脱掉衣服,准备剖冰捕鱼, 突然冰自动解开,两条鲤鱼跳了出来)、“尝秽”(南朝庾黔的父亲庾易生 病,庾黔为了探知病情,取来父亲的粪便品尝)、“割股”(相传有古人割 取自己的大腿肉煎药,以医治父母的重病)之类的“愚孝”,理所当然要遭 到后人的反感和唾弃。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反过来,完全不念父母的养育之恩,不过问父母的
生活,不关心他们的健康,则又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化和绝对化。浙 江湖州市南浔镇有一位母亲,生了一对有出息的双胞胎儿子,小儿子即将出 国,大儿子也在国内一所大学戴上了博士帽。可就是这个大儿子,在 22 岁大 学毕业时,仅仅因为母亲提醒他泡了三天的衣服如果再不洗就要发臭了这样 一件生活小事,便从此不再对母亲开口叫一声“妈”;当母亲不大同意他与 其身患乙肝的对象结婚时,他固执己见结了婚不说,更从此不认亲娘了;母 亲给他写的信,他全都原封不动地退回;为了避开母亲的“纠缠”,他连住 址都不告诉老师和同学;好心的老师把他的传呼机号码告诉了他母亲,但母 亲打通电话后,他一听是她的声音,就“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了。
  这个让人伤心、让人愤怒的真人真事,典型地反映了现在一些自诩“新 潮”的年轻人,已经完全背弃了中华民族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完全丧失了
  
最起码的人之常情,蜕化成了彻头彻尾的冷血动物。父母终究是父母,他们 的所作所为尽管不一定全对,但他们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和拳拳爱心,却是无 论如何也否认不了的。退一步讲,就算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他们对我们的养 育之恩和爱心显得十分有限,但他们作为老人和长辈,也完全有理由得到我 们的尊重和赡养。古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 重、赡养我自己的父母,以及他人的父母,爱护、抚育我的孩子,以及他人 的孩子),现在一些人连“吾之老”,都不愿“老”,更不用说“人之老” 了。不知他(们)是否想过:有朝一日我年纪大了,子女也像当年我对待父 母那样对待我,该如何是好?
  与此类似的另一种现象是,我们一些大学生千方百计出国留学,又千方 百计争取留在国外发展。他们的理由是,国外的科研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比国 内好得多,我在国外的发展潜力更大,为什么非得回到国内去“受苦受累” 呢?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根本经不起推敲。的确,国外的科研 条件和生活条件比国内好,但你不要忘了,在你从一个小学生到大学生的成 长过程中,国家在你身上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你翅膀硬了,说走 就走了,无异于儿子刚刚长大成人就和父母不辞而别,于心何忍?再说,出 国学习本是件好事,但学成后回来报效祖国更是天经地义的事——正因为中 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诸多条件包括科研条件和生活条件尚不尽如人意,才迫 切需要学有所成者回到中国来,用知识和技术改变这种相对落后的状况。在 我看来,那些坚持留在国外,一味只顾自己享受的中国学生,比那些一有点 本事就闹着要和父母分家,并从此完全不顾父母生老病死的“败家子”好不 了多少。
感恩,说明一个人对自己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有着正确的认识;报恩,
则是在这种正确认识之下产生的一种责任感。没有社会成员的感恩和报恩, 很难想象一个社会能够正常发展下去。
责任的传递


  前段时间,北京市第 21 路公共汽车售票员李素丽同志的先进事迹在全国 广为传颂,她所在的 1333 号车也被各界人士争相乘坐、观摩。其间,有名曾 因“罢演”风波受到公众谴责的演员亲身感受了李素丽的服务后,动情地说 道:“我错了,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即使在以前舆论批评之后,我也没 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内疚过。”
其实,在李素丽同志“岗位作奉献、真情为他人”精神的感染下,内心
深处受到强烈震撼的又何止这名演员?15 年来,凡是乘坐过李素丽那趟车的 人,进而言之凡是通过各种渠道认识李素丽、知道李素丽这个名字的人,谁 能说自己无形中没有发生某种变化呢?他们或者增强了对人间真、善、美的 信仰,或者也像李素丽那样,用实际行动默默地为他人和社会服务。例如, 某医院大夫杨秀敏坐了十年李素丽的车,李素丽的优质服务也感染了她十 年,她自己做了不少玩具,一边让害怕打针的孩子玩,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一边给他们打针;有些父母白天上班没空带孩子到医院体检,她就晚上登门 服务。再如,有个小学生在车上生病了,李素丽把他带回车队细心照料,下 班后又和司机把他送回家,后来这个小学生带了几个小伙伴来车队,要帮助 李阿姨擦车,还组织了一个学雷锋小组,每天帮街坊的爷爷奶奶往楼上拎东 西??

  毋庸讳言,这几年社会上的确存在着一些不良风气,最典型的是人情冷 漠,责任心淡化。一些人不但自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而且还想当然地认 为所有人都和他一样自私自利,所谓“人人为自己,无人为国家”。甚至有 人把它上升为一种“抵消理论”,说什么“我节约,他浪费,我吃苦,他享 受,我奉献,他腐败,一正一反,互相抵消”,认为即使某个人或少数人要 为他人、为社会无私奉献,在整个社会都在“忘我索取”的大背景下,也无 异于沧海一粟,无济于事,还不如大家“能者多捞”,“多捞多得”,谁也 不必说闲话。这种说法反映了人们在有待净化的社会风气面前的一种担心: 树立一两个典型管用吗?普通人“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管用吗?
  现在,当我们看到李素丽、徐虎等一大批模范人物的先进典型事迹之后, 就知道这种担心其实是大可不必的。在徐虎之后,不是很快出现了“徐虎第 二”、“徐虎第三”、“徐虎第四”,以及“徐虎班”、“徐虎网络”,乃 至一个遍及全国的“徐虎效应”吗?在李素丽的先进事迹的感召下,不是同 样出现了无数个以她为榜样,从我做起,从身边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的“小 李素丽”、“杨素丽”、“刘素丽”??吗?事实上,李素丽们的真情奉献 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非但没有被“抵消”,反而如燎原的星火,如怒放的春 花,漫山遍野,蓬蓬勃勃,让我们看到了无穷的信心和希望,并从中吸取了 像他们那样认真地生活和工作,勇于承担起自己作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应 有的责任的道德力量。
一些人鉴于当前社会道德现状的确还有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对
李素丽那样的先进典型能够起到的模范带头作用表示怀疑,这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人们在对善与恶的估计上的差异。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公元前 59—公
元 17 年)对此有过分析,他说:“人对善的感觉不如对恶的感觉敏锐”,因
为恶行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往往以相对极端的显性方式表现出来,而个人和社 会从善行那里受到益处,则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打个比方,你今 天外出,上午坐公共汽车时,有人给你让座,下午你到商店买东西时,却无 端被售货员骂了一顿,那么你极有可能对下午的遭遇耿耿于怀,相反,对上 午亲身感受到的那件好事的印象可能就要浅得多,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上午别人给你让座这件好事,就完全被下午的倒
霉冲淡或抵消,一点也不会对你产生积极作用,除非你已经成了一个麻木不 仁的人。伯夷、柳下惠是我国古代的两个贤人,孟子称赞“伯夷之风”能使 “顽者廉,懦夫有立志”(使“贪婪者变得廉洁,懦弱者变得勇敢”),“柳 下惠之风”能使“薄夫敦,鄙夫宽”(使“浅薄者变得敦厚,狭隘者变得宽 大”),的确是“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了,不过伯夷、 柳下惠毕竟是“圣人百世之师”,对普通人一般来说不大可能有如此立竿见 影、一呼百应的榜样作用。但是,普通人的善行终究是一种客观存在,无论 世道怎样变化,它都将对周围环境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无论人心如何 “不古”,它都能使他人感受到春天一般的温暖。更为重要的是,一个被净 化了的环境,可以由里向外影响一个更大的环境,使之受到更大的净化;一 个感受到了他人真情的温暖和责任的力量的人,也会在内在信心、激情和感 动的驱使下,自觉将这种温暖和责任感传递给下一个人,下一个人再传递给 再下一个人??李素丽向乘客奉献的就是这样一种真情和责任,它一经产 生,就在人们当中无声地传递开来,并汇入到了浩浩荡荡的社会正义的洪流 之中,永远不会停止,永远不会消亡。

培养好心情


  我家附近的一家商场有两个售货员:一个是二十岁左右的姑娘,整天拉 长着脸,仿佛顾客欠了她的钱没还;另一个是位三十多岁的大姐,对每一个 走过柜台的顾客都报以真切的微笑,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两个人在同 一柜台,姑娘一般是上午当班,大姐一般是下午当班,尽管很少同时“亮相”, 但她们的对比鲜明的服务态度还是给顾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天下午,我 买完茶叶后,忍不住问大姐:“您对人真是太好了,可上午当班的小姐为啥 态度又那么差?”大姐笑着说:“她上班还不到一年,可能不太适应吧。其 实干我们这行的,服务态度好点对自己也有好处——让顾客满意,让顾客心 情好,自己的心情不也就好起来了吗?”
  大姐的这番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以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服务行业中 的某些工作人员心情总是不好,对顾客不是冷若冰霜,就是声色俱厉,仿佛 顾客不是去光顾他的生意,而是去哀求他施舍点残羹冷饭似的?现在这位大 姐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诉我们,这里面存在着一个恶性循环:首先是服务人 员自己心情不好,使得服务态度不好,让顾客反感、生厌,而顾客的不满意 反过来又“刺激”着他们的心情朝更坏的方向发展,于是服务态度更加恶 劣??
由此我联想到全国劳动模范、优秀售票员李素丽同志。她十几年如一日,
立足于平凡的岗位,用日复一日的劳动给人们带来真诚的笑脸、热情的话语、 周到的服务和细致的关怀。相信每一个感受过她的服务的人,以及通过其他 途径了解到她的先进事迹的人,都会被她那天使般的微笑所感动、折服。是 什么因素使得李素丽的心情如此舒畅,并把这种好心情转化成精湛绝伦的服 务艺术,用它来感染、温暖千千万万乘客?她自己是这样说的:“我为我的 职业、我的岗位感到自豪,是它给了我每天都能向他人奉献真情的机会,让 我每一天都感到充实。”
几年前,我利用一个寒假的机会去成都玩,住在四川师范大学一个朋友
的集体宿舍里。那些日子,我每天都坐从学校出发开往市区的公共汽车,晚 上也坐这趟车回学校。有一天傍晚,在回学校的汽车上,我的座位旁边站着 一位中年妇女,由于身体很胖,行动有些不方便。当时车上人虽然不多,但 已经没有空座位了。我平常只给老人、小孩和带小孩的父母这三种人让座, 一般不给中年人让座,尽管他们的年纪比我大,但也许他们不服老,你非得 让他们坐,有时反而弄得他们很难堪,觉得自己在别人的眼里已经老了。但 这次不同,这个中年妇女站在我身边,的确很累的样子。于是我站起来,十 分得体地对她说:“你累了,坐一会儿吧。”她一听,非常感激而又十分自 然地坐下了。这时,我听见旁边有两个人在议论,其中一个说:“一看就是 川师(指四川师范大学)的学生,真有水平。”
  不知怎么的,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让我感动了好半天。我明白这 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主动给那名中年妇女让座,又没有让她感到难堪,既有 礼貌,又有水平,只有川师的大学生才会这样做。回到学校后,我对我的朋 友说起这件事,他心里也十分感动,说我这几天坐那趟车,让乘客们加深了 对川师大学生的良好印象,没有给川师丢脸。是的,如果我当时或者无动于 衷,或者带着一种施舍的神态给中年妇女让座,肯定都会给乘客留下一个不 怎么好的印象,并进而可能发展成为对川师学生产生一个整体上的不良印
  
象;反过来,既然社会上都这样看大学生,那么大学生们受到这种眼光的影 响,说不定真的会变得自私、粗鲁,谁也甭指望他们主动给人让座了。所以 说,我给那名中年妇女让座,实际上是给了车上所有乘客一个好心情,而他 们对我的评价,又等于是给了我一个好心情,这样循环往复,就能够不断营 造出好的心情来。
  我还想起去年早些时候,浙江杭州市的一家储蓄所曾经首倡实施了一种 新鲜的制度:员工心情不好可以申请“情绪假”,因为科学研究表明,人的 情绪受人体生物节律的周期性张弛规律制约,在“弛”的时候无论如何心情 也高兴不起来,于是服务态度生硬,造成不良影响,还不如给他(她)放几 天“情绪假”,等到心情好了之后再来上班,以便满面春风地接待顾客。然 而这种对服务人员“周期性心情不好”的解释即便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却也 不能说明为什么有的服务人员每天心情都不好,而李素丽、徐虎们却能每天 都满面春风地真情待人。
  最根本的解释只能是:只有李素丽那样以自己的身份、职业和岗位为自 豪,把它视为向他人奉献真情的机会,才能每天都感到充实,感到心情愉快; 才能带着这种“好心情”,主动以诚待人,为服务对象提供优质服务;也才 能像他们、像前面提到的那名大姐那样,感受到服务对象的“好心情”的回 报,从而使自己备受鼓舞,倍感愉悦,每天都能有个“好心情”,保持一个 “让别人心情好,同时自己也有好心情”的良性循环。培养好心情,是每个 社会成员应有的责任。
以德报怨


  “德”,是一个人受到他人或社会的恩惠和好处;“怨”,指一个人受 到他人或社会的不公正对待。“怨”,一般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故意制造 的,比如一个人在大街上遭到抢劫;另一种是无意制造的,比如一个人突然 间遇到车祸,肇事司机并非故意要加害于他,但他还是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我们听到过这样一些说法,“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投我以桃, 报之以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或者叫“杀 人偿命,欠债还钱”,说的都是一个意思:以德报德,以怨报怨。这样的认 识反映了人们心目中的一些真实想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是,有两种
异乎寻常的情况,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一种叫“以怨报德”。这种作法是不道德的,也是最让人不能忍受的。 记得报上曾披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落水的司机被人救起以后,救人者精疲 力竭,重新落入水中,不幸遇难;当有人希望被救的司机给救人者家属一些 象征性的报答时,那个司机非但一毛不拔,反而恶狠狠地说,是我自己爬起 来的,他的死跟我没关系!人们只能感叹说,这个该死的司机,真是良心让 狗吃了!这个司机的言行,就是典型的以怨报德。
另一种与此相反,我称之为“以德报怨”,本文主要分析这种情况。
  1994 年 1 月 2 日,江苏省南京市汉口路小学四年级学生、年仅 9 岁的刘 泱和妈妈一起去公园玩,当她们骑车经过南京火车站公交汽车站出口处时, 一辆快速行驶的公交车向她们开来,小刘泱躲闪不及,被从自行车上掀下, 车轮无情地压向了她的头颅??她就这样匆匆离开了人世。
  巨大的失女之痛,几乎把刘泱的父母带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他们是一 对坚强的父母,他们想:女儿已经去了,不可能再重新回来,作为不幸早夭
  
者的父母,应该与灾难和不幸争夺时间,不能这样消沉下去;应该想办法纪 念女儿,让她生前没有实现的愿望得到实现,从精神上延续她的生命。
  仅仅过了三天,1 月 5 日,他们决定,将为女儿准备读书用的 2 万元人 民币捐赠给她生前所在的学校,设立“刘泱三好学生奖励基金”,以鼓励更 多的同学“勤奋学习,争当三好”。他们的这一举动,在汉口路小学全体师 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也在南京市民中激起了很大反响,短短几天之内, 他们收到了社会各界捐款超过 10 万元。1 月 12 日,他们又将所得的捐款全 部献出,用来筹备创立“刘泱爱心基金会”,以资助更多的少年儿童成才成 长。鉴于刘泱亡于车祸,“基金会”将对因交通事故致残或陷入绝境的少年 儿童提供特别援助,帮助他们完成初等教育。
  1994 年 10 月 4 日,意大利总统斯卡尔法罗将一枚金质奖章授予一对来 意大利旅游的美国夫妇。就在几天前,在意大利境内的一条高速公路上,这 对美国夫妇带着他们的儿子正兴致勃勃地向一个旅游区进发,突然,一辆菲 亚特轿车超过了他们,一串罪恶的子弹射向这个美国人的家庭,父母死里逃 生,可他们 7 岁的儿子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正如有记者分析的那样,这对美国夫妇完全有理由痛恨意大利人,痛恨 这块让他们失去爱子的土地。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悲伤过后,他们作出 了一项令意大利人汗颜的决定:把儿子尼古拉斯的健康器官捐献给意大利 人。于是,一个 15 岁的意大利少年,接受了尼古拉斯的心脏,一个 19 岁的 意大利少女,得到了他的肝脏,另两个孩子分别得到了他的两个肾,一个 20 岁的意大利女青年换上了尼古拉斯的胃。
刘泱死于车祸,肇事的公交车司机并非出于故意,但他(她)肯定要为
此悔恨万分,因为他(她)看到自己的过失导致了一出无可挽回的悲剧;同 时,他(她)肯定也要像所有南京人那样深受感动,因为刘泱的父母,这对 完全有理由怨天尤人,有理由因为万般悲痛而对所有公共汽车充满仇恨的中 年夫妻,非但没有去向公交公司索要赔偿或补偿,反而捐出了为女儿准备的 学费,捐出了社会各界给女儿的捐款,目的在于为那些迫切需要救助的少年 儿童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而美国少年尼古拉斯死于意大利歹徒的子弹,是 故意伤害,他的父母似乎更有理由仇恨意大利人,他们却作出了那项“令意 大利人汗颜的决定”,为五名需要移植器官的意大利人献出了儿子的健康器 官。
刘泱的父母,尼古拉斯的父母,在受到外界故意或非故意的“怨”之后,
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去以怨报怨——追究肇事司机的责任,追捕枪杀无辜的 歹徒,这些是执法机关的任务——而是化悲痛为爱心,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奉献出他们的“德”,这就是“以德报怨”,一种想自己想得最少、想他人 想得最多的责任感,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无比高尚的人间情怀。
良心的谴责


  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我们谈到十多年前湖北武昌车辆厂机械车间车工 方俊明勇救“落水儿童”致残的故事,以及其中的令人慨叹之处:由于被救 儿童及家长拒绝向有关单位出示被救证明,方俊明救人的事实难以得到最后 确认,随之而来的各种待遇也就无法落实,致使他十多年来一直默默地生活 在旁人难以想象的冤屈、苦闷和贫困之中。然而老天总算有眼,十年之后, 那个无意间用恶作剧使方俊明落下终身残疾的顽童,终于和父亲一起,走进
  
了方俊明的家,向方俊明忏悔,并向有关单位提供了一份迟到的证明。 直到这时,我们才可以说,那个孩子和他的父母,总算天良还未丧尽,
还没有丧失掉做人的起码责任——假如他们一直沉默下去,那么方俊明永远 也无法名正言顺地被肯定为一个见义勇为者,也就无法享受到他作为一个英 雄应该享有的待遇和荣誉,而被迫继续过着每况愈下的生活,在“黑暗”、 孤苦和无奈中勉强度日。实际上,对那个孩子和他的父母而言,既然十年前 他们顶住“压力”,拒不承认被救事实,十年中他们也这样过来了,那么十 年后的今天,在没有人来“逼迫”他们承认被救事实的条件下,他们同样“可 以”继续保持沉默。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在十年后站出来补交一份迟到的证 明呢?唯一的解释是:在这十年中,他们一直在承受着良心的谴责,出于良 心压力,他们终于再也沉默不下去了。
  良心的谴责,良心的发现,都与人的良心有关。良心是什么?良心是一 个人内心里关于某个(些)人、某件(些)事、特别是与自己的行为有关的 人和事的正确认识和判断。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约前 372—前 289 年)说 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这里的“恻隐之心”,就是良心的一种。更为普遍的说法是“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希望别人没有良心,做出一些缺德的事来危害社 会,而且极有可能危害到我本人,那么我自己也就应该有良心,否则,人人 都不对自己提出良心的要求,那么也就不可能指望别人有良心。同样,良心 问题也引起了西方哲学家们的注意,他们关于良心的格言、警句很多,例如: “良心强调的是‘应该’二字”,说明良心始终符合个人和社会整体利益, 依据良心采取的行动是“应该”的;“当人类进化到身上没有茸毛,臀部没 有尾巴,头上不长尖耳的时候,良心就产生了”,说明良心是人类的一种本 质特征,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标志;“问心无愧是一张最舒适的床铺,在 上面可以一觉睡到天亮”,是指一个有良心的人,不会干出没有良心的事, 因而可以做到问心无愧,所谓“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总 之,良心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人应该而且必须具备的一种基本素质,如果一个 人缺少良心,甚而“良心被狗吃了”,那无疑是一件可悲的事。
好在那种丧失天良的人只是少数,退而求其次,更多的人即便谈不上“良
心大大地有”,但至少也还算得上“良心未泯”,而且有不少“良心未泯” 者原本已经接近丧尽天良的边缘,但在某种力量的驱使之下又挣扎着爬了回 来。去年曾有个自称是“外星人使者”的常姓“大师”,在辽宁省沈阳市建 立了一个信息站,号称“利用特异信息传导方法,将信息传导给患者,患者 就能得到来自宇宙高级生命信息的调理治疗”,以科学行医之名,行谋财骗 人之实,蒙蔽了当地的不少治病心切者。但就是这名“大师”,却在正式公 布的告患者书中作了如下声明:“在调理咨询期间,如病情发生危急情况, 应速去医院治疗,否则后果自负。”无独有偶,上海有个抢劫一名老人的治 病钱款( 1000 元现金和 2000 元支票)的歹徒,次日通过第三者将支票 退还了老人。
  沈阳的常“大师”公布的那条声明,表明她没有昧着良心把病情危急的 患者引上绝路。也许在别的“大师”看来,常“大师”的这条声明愚蠢之极, 完全是自我暴露的下策;可正是这条下策,将她从行将丧尽天良的边缘拉了 上来。再说上海的那个歹徒,之所以冒着一定“风险”让人代为退还支票, 据报道分析,“由于支票已(被老人所在工厂)明文签发专用,打劫之徒无
  
法使用,又看到被劫老人是持此去看病,才终于有了这么一丁点‘恻隐’之 心”。也正是这么一丁点“恻隐”之心,使该歹徒最终没有坠入丧尽天良的 深渊。
  一个人只要还“良心未泯”,便存在着被拯救的希望;从一个“良心未 泯”者发展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固然不是一日之功,但只要有这种希望, 我们就没有理由放弃努力。一个顽童十年前做了错事,经过十年所受的教育, 再加上自身良心的谴责,可以在十年之后拿出实际行动来弥补自己的过失, 可见良心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们强调良心的力量,也就是强调一个有 良心的人对自己、对他人负责的勇气。
君子慎其独


  记得是在三年多以前,歌手张楚在一首歌中这样唱道:孤独的人是可耻 的。这句话的意思是,现在是一个重视交流和互动的时代,谁如果还像以前 的一些哲学家、思想家、隐者那样,成天关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冥思苦想,闭 门造车,那不但十分落伍,而且会显得十分可笑、“可耻”。
  抛开这首歌中表达的那种渴望交流、渴望走入人群的情绪不谈,我倒是 从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人们之所以渴望交流与互动,认为孤独是可笑 的、“可耻”的,是不是因为人们害怕孤独?在一个已经很拥挤和繁忙的社 会里,为什么人们还如此害怕孤独?孤独会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危险?
当我们很长时间都处于孤身一人的境地,没有亲朋好友的帮助与鼓励,
也没有任何其他人的影响和监督,我们到底会干些什么事?也许我们会万般 苦闷,觉得世界上一切都凝固了、消失了,也许我们会变得郁郁寡欢,由于 长期不说话而丧失掉语言表达的能力,也许我们会降低自己生活和个人发展 上的一些要求,从而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甚至丧失掉基本的劳动能力与生 活信心??这些,都是在我们通常设想的范围内,孤独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各 种障碍。但是我要说,这些障碍其实多少都是有些不切实际的,因为一般我 们不会遇到这种漫长到足以极大地改变我们的心理状况和生活状况的孤独, 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处于一种相对短暂的孤独状态。 于是,我关心的仍然是那个问题:这个时候,孤独,或者叫独处会给我们带 来什么样的危险?
1996 年 9 月 23 日傍晚,在福建省福州市区宽阔的二环路上,40 岁的江
西民工何某冒着濛濛细雨,跨过栏杆试图横穿而过,突然,一辆邮政车高速 飞奔而来,将他撞出十多米,重重地摔在马路上,致使其脑部破裂,当场死 亡。邮政车上年仅 18 岁、驾龄不足半年的司机刘某一看出了交通事故,“心 中很恐慌,也很矛盾,想停下来看看那人到底碰得怎么样,可又想早点跑掉 了事,最终还是逃跑的念头占了上风”(事后刘某的自诉),于是他没有听 从同伴的劝阻停车救人,而是加大油门迅速逃离了现场。
  接着,司机谢某驾驶的一辆大货车飞奔而来,由于刹车不及,后轮碾过 何某的腿部。他也没有停车,一阵风逃之夭夭。紧接着,后面又驰来一辆货 车,压过何某的下肢,司机杨某同样没有停车,飞驰而过。不过谢某和杨某 在事后 6 小时之内,先后不约而同地前往交警部门投案自首。在谢某、杨某 之后,另一辆大货车也碾过何某的尸体,但是司机马上将车停下来,按规定 在现场等候交警前来处理。
这起重大交通事故的最后的处理结果耐人寻味。交警部门认为:死者何

某违反交通管理条例,横穿全封闭的机动车道,是引起事故的主要原因,应 负主要责任。警方强调,第一辆车的司机刘某如果及时停车并积极保护现场, 按规定只会受到罚款 150 元、扣驾照半年的处分,但由于他驾车逃逸,故加 重对其处罚:行政拘留 10 天,罚款 5000 元,吊销驾驶执照。第二辆车和第 三辆车的司机谢某与杨某,驾车碾过死者时并未造成致命后果,且事后均投 案自首,但同样因逃逸各被罚款 5000 元。而第四辆车的司机及时停车,并等 候交警的处理,严格遵守了交通管理的有关规定,结果被免于处罚。
  这是一起典型的肇事司机逃逸案。肇事司机逃逸,不但违背了起码的交 通管理规定,而且反映出一种严重漠视人的生命尊严、极端自私利己、企图 逃避法律责任的丑恶心态。但是如果仔细考察逃逸司机的心理行为,我们就 会发现,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抱着一种侥幸心理,以为深更半夜,前不着 村后不挨店,驾车开足马力溜之大吉,当场没有人看见,事后肯定也不可能 被查出来,与其傻呆呆地等候交警的处罚,还不如“早点跑掉了事”,反正 这种事神不知鬼不觉,只要及时逃离现场,就可以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了。 他们没有想到,现在绝大多数交通事故,依交通管理部门现有的侦破水平, 完全能够迅速查个水落石出,任何一个肇事逃逸者都逃避不了交通法规的处 罚。在这起事故中,第一辆车的司机抱的就是这种侥幸心理(虽然有同伴的 劝阻,但在他看来毕竟是同伴,相对于没有其他人看见这一事实而言,还是 “独处”)。第二辆、第三辆车司机的这种理心不太“坚定”,因而逃逸在 先,投案自首在后,不像第四辆车的司机那样完全放弃了这种心理,因此之 故,他们也分别得到了不同的处罚,可谓各得其所。
古人说过:“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语出《礼记·中
庸》,意为:“再隐蔽的事情也会被人发现,再细微的东西也会显示出来, 所以君子在独处无人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的行为谨慎不苟”)。在我们的 一生中,像司机突然酿成交通事故那样,处在一种“谁也没看见”的“黑暗 状态”的时候,肯定不会很少。我们必须注意,一个人即使独处,也应该像 被千万双眼睛注视着一样,光明磊落,坦荡无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对自 己的言行造成的后果负责。只有这样,我们才会不惧孤独,不避孤独。在这 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把前面那句歌词改为:孤独的人是坚强的。
不可“才大志疏”


  我有个上大学时认识的朋友,是一个罕见的多面手,从足球到计算机, 从弹吉他到拳击,从写诗到摄影??用他自己的话说,“什么都会玩儿,什 么都玩儿得转”。这样一个达·芬奇(1452—1519 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的美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式的全才,应该说在很多地方都能得心应 手、游刃有余了。然而几年以后,我再见到他时,却发现他几乎什么也没有 “玩儿得转”:大学毕业时,本想考研究生,但临考前参加了一场全市高校 的拳击比赛,过多地分散了精力,研究生没有考上;于是毕业找工作,随便 去了一个事业单位,一边干一边准备着考托福,临考前因为一件小事和别人 发生了矛盾,情绪受到很大影响,结果放弃了考试;接着是“下海”做生意, 玩股票,没赚着几个钱;便写起了小说,想以此一炮打红,不料两个中篇均 吃了闭门羹??现在,我的这个朋友可谓心灰意冷,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干成 点什么。
我们很奇怪,以他的高智商和聪明劲儿,按说玩什么都应该是没有问题

的,谁想他竟然处处受挫,差不多快到无所事事的地步了。相反,不少像我 这样的原本比他“笨”出一大截的人,虽然不敢说已经成就了什么大事业, 但至少干一行爱一行,干什么是什么,在自己那个特定位置上多少弄出了些 于人于己都不无益处的东西来,也算无愧此生。其实,我们周围有很多人, 由于自知不是名人、伟人的料,于是力求做一个认真的、合格的普通人;而 我的那位朋友可以说本来完全有希望干出一番大事业,成为响当当的大人 物,可现在却似乎还不及一个认真的、合格的普通人;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 生活中像他那样的“失败的天才”并非个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在一次采访中,我认识了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心理学系教授王登 峰博士,他的一席话使我豁然开朗。他说,在他接触到的学生中,一些人的 基本素质非常好,发展潜力很大,但是过多地受到眼前利益的诱惑和干扰, 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很低、很实际,过早地追求安逸舒适的生活,不愿意去追 求那种经过长期努力和磨练才能获得的真正的成功。他把这种现象称为“才 大志疏”。他举例说,一些毕业生不是愿意去基层,去条件艰苦的地方积累 知识,增长实际才干,而是拼命要留在大城市,要去待遇好的单位;大城市、 “好”单位不是不要人,可是并不见得都是最适合每个人发展的——对真正 有志向、有抱负的青年来讲,大城市、“好”单位无异于温室,其实并不利 于长远的发展。
“才大志疏”,这真是对上述那种人的一个准确有力的概括。现在,不
光是大学生中存在这样的现象,中小学生中同样也有一些非常聪明但是各个 方面都不踏实的同学,可见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加以 重视。细细分析起来,“才大”表现为一些同学天资聪颖,基础知识扎实, 很多东西一学就会。“志疏”则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缺乏积极的、远大 的理想。你不能说他们没有想法,他们中的一些人其实是很有一番雄心的, 只是大多拘泥于虚荣、职务、待遇、票子、房子之类,或者就是一味追求名 誉,追逐权力,其根本目的不见得是为人民和社会服务,所以这样的雄心充 其量只能叫做个人野心。第二,缺乏吃苦耐劳、奉献牺牲的精神,总以为凭 着自己的聪明和技巧,不用怎么下功夫也能获得事半功倍的功果。其实在现 实生活中,有很多杰出人物当然很聪明,天赋很高,但他们同时无一例外都 是通过刻苦学习和勤奋工作,从基层、从条件艰苦的地方一步一步干出来的, 用爱因斯坦的话说,成功就是 1%的天赋加上 99%的汗水。这几乎是一个铁 定的规律了。
我们以前宣传过一些各行业的成功典型,但这些宣传一般都弄得太神
化、太片面,给人高处不胜寒、可望不可及的感觉。其实,在社会生活中, 我们见得更多的还是那些自觉选择艰难困苦,有意识地远离灯红酒绿,从而 将自己锻炼得无比坚强,付出了超常的代价,最终获得超人成就的典型。这 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一个有为青年,特别是那些“才大”的青年,如果因为 贪图一时的安逸而放松了对远大目标的追求,使得自己最终或者是一事无 成,或者成就平平,那么无异于“闲置”了自己的良好素质,小而言之是一 种人才的自我浪费,大而言之则是放弃了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为社会服务的 责任,是十分可惜、十分不可取的。
  我那位朋友的情况正是如此。据我了解,他从小就野心勃勃,名利、权 力意识很强,但正因为是野心,所以十分脆弱,很难持久,稍有挫折,便陷 入沮丧、悲观的泥潭不能自拔。他思想漂浮不定,遇到一点困难就自动撤离,
  
仗着自己多才多艺,频频转移目标,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从心理学的角度看, 这其实是一种很不自信、很不成熟的表现。相反,只有树立了积极的、远大 的理想,并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为之艰苦奋斗,才能真正做到无私无畏,自觉 奉献,百折不挠,荣辱不惊。
  如果能让所有的“才大”青年都“志大”起来,我们的社会该是何等的 生机勃勃、意气风发!
严于律己


  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是各式各样的、有形无形的规范日益繁多。一个 人从每天早上出门的第一步起,就得注意用这些规范来约束自己,如果违反 规范,小则损人利己,或者既损人又害己,大则严重妨碍公共秩序,危害社 会的整体利益,要受到法律制裁。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早上骑车上学, 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就极有可能影响他人的正常行走,影响车辆的正常行 驶,同时也极有可能酿成交通事故,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安全。进一步讲,即 便今天你不出门,也有一个约束自己的问题,比如你不应该大声唱歌,放音 响,不能在楼板上故意用力踏跳,因为这些都可能给别人的正常生活造成干 扰。说得绝对一点,人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免不了要受规范的约束。
一个人主观上认同那些有益于个人和社会的规范,并有意识地以此严格
要求自己,约束自己,这就是严于律己。从理论上讲,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 能做到严于律己,那么整个社会的运转必然非常和谐,我们每个人也都能够 最好、最快地成长和发展。不过,现实生活中的情况总是千差万别的,由于 每个人所处的条件不同,所受的教育程度不同,所经历的环境不同,人们对 社会规范的认识、对个人自律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肯定有些人一时还做不 到或还不能很好地严于律己。还有一些人在某种特殊情形下,自律的防线会 渐渐崩溃,因此,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并积极宣传个人自律的意义。
1996 年,河南省高考文科状元的桂冠被鹤壁市浚县一中女学生唐黎摘
取。然而对唐黎一家来说,这个好消息带给他们的却是亦喜亦忧——喜的是, 以如此优异的成绩,考上第一志愿北京大学已经万无一失;忧的是,上学注 册报到总计需要上万元,而唐黎的母亲是位收入不足二百元的民办教师,父 亲则是耕种着几亩山岗薄田的农民,属于典型的贫困家庭,这笔钱一时间实 在难以凑齐。
正在这时,一桩“好事”找上门来,几乎就要令唐黎怦然心动。河南北
部有家生产口服液的企业得知唐黎是全省高考文科状元,专程派人赶到她 家,以一万元的价码,请她在报刊、广播、电视上为他们做广告,说是服了 他们厂生产的健脑口服液之后,才使记忆力增强,头脑清醒,思维敏捷,最 终考了文科状元。他们还许诺,只要广告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将再支 付给她一笔巨款。对于迫切需要钱交纳学费的唐黎来说,这真是“雪中送炭” 了。
  可是,面对厂家的劝说和许诺,唐黎一家始终不为所动,拒绝做任何形 式的虚假广告。唐黎对厂家来人说:“俺家清贫,上中学的费用也是父母东 拼西凑的,俺从来也没有喝过健脑口服液之类的营养品,也根本喝不起。是 学校强化教学质量和老师的辛勤教导,加上自己刻苦攻读,才取得了这样的 好成绩。如果我为了贪图钱财而说瞎话,我今后在社会上怎么做人?”厂家 无奈,只好失望离去。
  
  唐黎此举的可贵之处,在于她真正做到了严于律己。众所周知,现在报 纸、广播、电视上的广告随处可见,其中有不少是高价延请名人、明星来做 的,基本模式大同小异:某名人一边使用某种产品,一边以他们特有的形象 向消费者推荐这种产品。他们或者说:××,我喜欢;或者说:相信我,没 错;或者说:是它,改变了我??总之,那意思是说,是他们推荐的这种产 品使他们成了名人、明星,或者至少也是这种产品使他们作为名人或明星更 加有名,更加“明亮”。但事实究竟如何,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一般消费者 也不会就真的相信某种产品像名人或明星们吹捧的那样好。
  所以,假如唐黎痛快地答应了那个健脑口服液厂家的要求,按他们的需 要在媒体上做广告,其实也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她不但可以用广告收入解 决自己的燃眉之急,而且以后在社会上照样做人,就像那些成天在电视上给 人做广告的名人或明星,不是一个个都活得有滋有味吗?但唐黎还是十分警 惕,惟恐一旦自己给人家当了“健脑”的活教材,做了不顾事实、只求赚钱 的“托儿”,肯定要给成千上万急于提高学习成绩而又缺乏明辨是非能力的 中学生造成误导,使他们纷纷寄希望于那些鱼龙混杂的营养品,而忽视在老 师和同学的帮助下认真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质量,最终很有可能误入歧 途。果真这样,她岂不是助纣为虐、误人子弟?仅此一点,我们就可以说, 唐黎尽管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但她在恪守不说假话的道德规范方面,在具 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某些名人、明 星。
孟子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谓之大丈夫”。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人遵守社会规则,服从社会规范,一般来说比较 容易做到,因为很多规范对我们每个人的保障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前面 分析过的交通规则;但一个人要抵御住来自富贵者的诱惑,保持住贫贱者的 尊严,不屈从于强权者的压力,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严于律己,却需要很强的 道德勇气和责任意识。如果我们放松自律,为富贵所淫,为贫贱所移,为威 武所屈,就难免要做出害人且终究害己的事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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