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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文库 艰难时世



艰难时世

致家长和老师


小时候,我最喜欢看的书是关于武侠和知识青年生活的。这些书只要 一拿起来就舍不得放下,总是躲在被子里偷偷地看到很晚。武侠的豪气
干云、知青逆境中萌发的真爱,不时会激动着我那颗小小的心。 长大了,虽然常常自愧做人远没有江湖人的那份洒脱不羁,对知青的崇
敬却始终保留着。以至于每当我直接或间接地得知某位当年的知青,在走过 了那么多贫穷和苦难的日子以后,终于实现了个人的理想时,便会替人家激 动不已,那情形仿佛是自己忽然成了暴发户或是摘取了某项耀眼的桂冠一 样。
  也许是因为对知青的偏爱,所以也就特别注意他们的孩子,一代正在成 长中的孩子。这一代孩子比起他们的父辈来,不知道有多幸运。他们中的绝 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对他们百般呵护,为人父 母的当年知青对他们更是宠爱有加。也许是自己吃的苦、受的难太多太多, 当年的知青们仿佛不能忍受自己的亲生骨肉再受半点委屈,再有丝毫的不如 意。
  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年代成全了他们。他们的孩子过上了锦衣玉食的 生活,成了集各方娇宠于一身的中国当代小皇帝。
孩子们的幸运还不止于此。社会的进步,使孩子越来越聪明伶俐、讨人
喜爱。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更使他们的小脑袋瓜里装满了各式各样新鲜的 词汇,偶尔蹦出一句话来,就连做家长做老师的也要愣半天才能回过神来。 这些孩子对新事物接受能力之强、对新东西反应之迅速,远不是他们的父辈 当年所能比拟的。
然而,也许世上的事本来就难以十全十美。当孩子们在家长的呵护和周
围人的一片赞誉声中成长起来的时候,在他们身上却很难再找到他们的父辈 当年所具有的那种精神。
当年的知青如今虽是倾其所有使孩子过得悠闲自在,但他们或是忙于自
己的事业,恨不得一天当成两天用,要把过去的损失弥补回来,没有时间坐 下来与孩子沟通交流;或是感叹自己已是“过去时”,而把全部梦想、全部 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替自己扬眉吐气、出人头地。望子成龙心切, 使自己无暇顾及孩子的所思所想,孩子学习好了,就一味地娇宠溺爱,心甘 情愿地为他们做保姆,孩子学习不好,又一味地施加压力,使孩子自卑得抬 不起头来。
  在学校,老师、学生统统围着“升学率”转,只要学习好,就一好百好。 思想政治课上,没有思想,只剩下对付各类考试的政治。历史课上,国内国 外历朝历代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哪一个也不能拉下,本就是走马观花一带而 过,为了应付升学率,就更是只捡一些有可能被考的条条框框重点讲上一讲, 隐含在史实背后的人类的精神伟力和坎坷命运只好忽略不计了。
  孩子们吃不了苦、受不得委屈,有的孩子稍有不如意就会离家出走,甚 至小小年纪也学会轻生,这确实不能不说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一个误区。
  我希望这一代孩子一生平安、快乐、如意,同时也希望有人能教给他们 在遇到一些沟沟坎坎、乃至社会大的动荡时,如何迅速地调整自己,勇敢而 自信地去面对。为此,当接到《艰难时世》这个题目时,尽管压力很大,我 还是拿起笔来,希望能让孩子们了解,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那些动荡的年代,
  
人们是怎样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斗争和生存下去的。 在书中,孩子们不仅会看到先驱者是如何不屈不挠地执着追求自己的信
念,平凡的人是如何忍辱负重满怀希望地与命运抗争,而且将会看到在动荡 中人们是如何把握机遇,在极度恶劣的环境里人们又是如何始终保持乐观向 上的生活态度的。
  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天之骄子,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取得骄人的成就,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每个人也都曾经为之奋斗过。失败并不能否定努力, 理想能否实现有时真的是由命运来决定的。
  《艰难时世》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一个重温的过程。没想到,再次阅读有 关资料,自己还会为书中的人与事所激动,就像儿时一样。我在自己的文章 里,没有做过多的主观评论,我只是希望把那些让我个人深受感动的东西写 给大家。如果孩子们像我一样地被感动了,那么我相信他自会从中有所领悟, 获得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西南联大

八千里路云和月


  1937 年 7 月底,平津失守,北方各大高校被迫纷纷南迁。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奉命迁至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三校校 长作为联合大学的常务委员,主持校务。学校下设文、法、理、工四个学院, 其中除文学院设于南岳外,其余学院全部留在长沙。到 11 月,各学院基本准 备就绪,纷纷开始上课。1937 年底,南京沦陷,临时大学匆匆结束了它不到 一个学期的教学工作,再次准备迁徙。此次的目的地是后方重镇昆明,一座 春城。
  1938 年 2 月,临时大学除部分同学投笔从戎、北上抗日救亡外,其余分 成两路,开始搬迁。一路由教师、女生和部分体弱男生组成,乘火车取道香 港、越南赴滇。另一路就是轰动一时、经贵阳等地徒步入滇的湘黔滇旅行团 了。
  一提起旅行团,总让人想起小时候所唱的“我们是快乐的旅行队”这首 歌,而旅行团的成员到底快乐与否,大概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了。
旅行团采取战时军事组织形式,团长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先生亲自
挑选的中将参议黄师岳。出发前,旅行团在韭菜园校本部的大草坪上举行了 “誓师”大会。会上,团员们一律穿着新配给的制服和帽子,个个精神抖擞, 宛若即将开赴前线,阵容甚为壮观。
一路上,团员们清晨即起,早餐甫毕,立即开拔。每日少则二三十公里、
多则四五十公里。夜晚多以稻草为席,间或也与鸡鸭犬豸同室而眠。沿途还 坚持作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一路行来,趣事多多、收获多多。
湘西土匪素来猖獗,除非万不得已,极少有人愿意涉足此地。幸好张治
中先生提早跟“湘西王”打了招呼说,有一批穷大学生将“借道”从这里去 云南读书,旅行团因此得以悄然平安通过。尽管有一晚还是听到了几声枪响、 受了几许虚惊,但团员们还是很以此事为荣。
旅行团也有很风光的日子。路过贵州省的时候大学生们极受尊敬,有的
县甚至派出中学生在城郊列队欢迎。当地群众更是沿路争相观看,有一对郑 姓姐妹还特地邀请一位同姓的团员到家里吃饭认亲,并赠送玉箫一对留作纪 念。热烈的场景在省城贵阳达到了高潮。这一天正赶上大雨滂沱,旅行团成 员们为壮观瞻,歌声嘹亮、步伐整齐地冒雨行军,大街两旁的群众无不鼓掌 雀跃。
  旅行团居然还遭到过别人的嫉妒。他们一入云南便撞上了正向外开拔的 滇军六十军。滇军们眼看着旅行团阵容整齐、士气旺盛,而且还个个穿了崭 新的制服,不由得醋劲大发,愤愤地骂将起来:“他妈的!我们步兵正在开 往前线去打仗,他们‘航空兵’却躲来后方享福!”原来他们把旅行团错认 为是航空部队了。
  旅行团除去完成每天规定的步行任务,还忙里偷闲顺路欣赏了桃花源、 飞云岩等祖国大好河山,访问了侗家村落和苗民彝民的山寨。不仅熟悉了各 地风土人情,而且亲手采集了无数稀有的动植物标本。收获最大的当数歌谣 采访组的刘兆吉。他一路上不辞辛苦搜集了 2000 多首歌谣,后来整理成册, 出版为《西南采风录》,真正实践了闻一多先生的著名理论:“有价值的诗
  
歌,不一定在书本上,好多是在人民的口里,希望大家到民间去找。” 师生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历时 68 天,行程 1600 里,于 4 月 28 日“精
神旺盛”地在昆明与先期到达的队伍胜利会师了。 此时,旅行团的成员人人都脱了一层皮,唯独闻一多先生的胡子一路上
日日见长,至此已成了好大一副美髯。他在给家人的信中不无得意地写道: “此次搬家,搬出好几个胡子。但大家都说,只我和冯芝生的最美。”冯芝 生就是冯友兰先生。冯先生赴滇途中手臂折断,动作不便,因而留了胡子。 他也很为自己的胡子长得快且美而骄傲,时常“一袭长衫,半部黑髯,飘然 而行”。这大概可以算是教授们的收获吧。

炮声·雨声·读书声


  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昆明与蒙自的关系,被联大学生 戏称为前者如北平、后者如海淀,只不过从“北平”到“海淀”需一天的车 程。有时候火车晚点,还要在中途过上一夜。后来有许多家眷迁来昆明,在 蒙自教书的教授们便开始于两地之间频繁地奔走。5 月 4 日,联大正式开课。 受条件限制,不仅学院分作两地,联大学生的教室也相距甚远,都是七 拼八凑借来的房子,分散在好几处。听课的学生每天东奔西跑,换教室、抢
座位,忙碌于众教室之间。
  教室多为土墙泥地草皮顶(也有部分铁皮顶)的低矮平房。教室里的课 桌大部分也是由土基搭上木板拼凑而成的。教室的破旧程度从杨振宁博士的 回忆中可略见一斑:“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 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之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 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宿舍的情况更糟。不仅没有书桌,简直连条宽裕点的缝隙也找不到,即
使是一间很小的茅草屋,里面也要挤住上 40 多人。清一色的上下铺,拥挤如 客轮的三等舱。在没有图书馆和教室可去的时候,一切活动便都在床上进行: 趴在床上就着枕头写家信,坐在床上支起双膝垫上个硬家伙抄笔记,当然也 有挤在一两张床上打桥牌、下象棋、大唱各种歌曲的时候。流亡学生不以为 苦,反为这难得的亲密无间感到其乐融融。
雨季是最滑稽的时候,宿舍和图书馆总是屋外下雨屋内漏。于是无论睡
觉还是看书,必定人人头顶一把伞。 除了头顶的雨水声,联大学生最熟悉的来自空中的声音便是警报声和炮
声了。在屡遭日寇飞机轰炸的那段日子里,昆明上空飞机往返回旋、清晰可 辨。学生的上课时间被迫改在上午 7 点至 10 点,下午 3 点至 6 点。每次课间 休息缩短为 5 分钟。无论上课与否,一有警报,立即疏散。
  敌机的轰炸使联大不多的家当再次被毁。1941 年入校的新生被分配在破 败的庙宇里,守着泥菩萨生活学习了半年有余。
  贯穿于此起彼伏的炮声、雨声之中的,是联大学生那经久不衰的读书声, 那是一种唯一永恒的旋律。
  从 1938 年到 1946 年,每天都在上演着联大学生上前乱哄哄挤在一起争 抢座位的喜剧。图书馆里拥挤而肃穆的景象也周而复始一天天真实地存在 着。
  
  联大学生的生活水平和环境一日日地降低和恶化下去,而学生们的思想 和神经却是一日日地丰满和兴奋起来。地方虽小,然而云集了全国无数知名 教授。联大学生从大学一年级起就可以聆听教授们深入浅出的讲解,接受他 们春风化雨般的指导。仅只《中国通史》一门课,学生们就可以接触到吴晗 先生系统性极强、以制度演变史为主的“纵法”讲授和雷海宇先生故事性极 强、以历史循环论为主的“横法”讲授,此外,还有钱穆先生、孙毓棠先生?? 学生们可以任意去听,不论系别、院别。设备、教材固然简陋,却大大培养 了联大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联大对学生的质量是严格把关的。如果全年有三分之一的课程不及格, 就要留级,如果全年一半功课不及格,就要退学。不仅对专业课严,对文史、 体育等基础课程也要求甚严。一天,有位学生在报送选课单时填了一门“国 济贸易”,经济学系系主任陈岱孙教授指着“济”字说:“改一改”。学生 马上将“济”字改写为“暨”,仍是一个错别字!陈先生于是红笔一挥,划 掉“国济贸易”,替他填上了一门 3 学分的“大一国文”。
  在严师如此仔细的敦促下,联大学生个个勤奋用功,不敢有丝毫偷懒懈 怠。
  八年过去了,二千多名学生在炮声、雨声、读书声的合鸣中走出了联大 校门。日后成为蜚声国际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博士 亦在其中。

国难当头讲《孟子》


  罗庸先生素以声音洪亮著称、讲起课来跌岩起伏、收放自如,别号“罗 叫天”。
叫座的罗先生,到了蒙自更是独树一帜,开了《孟子》和《杜诗》两门
课。罗先生往讲台上一站,开宗明义就说:“国难当头,读《孟子》是为弘 扬士气,养成坚韧不拔的意志,负起多难兴邦的重任;读《杜诗》,就要充 分体会贯穿在他诗里的优国忧民的精神。杜甫一生颠沛流离,但从不把个人 的疾苦置于整个国家和人民的疾苦之上来看待。”台下学生,无不为之一振。 事实上,在联大,罗先生哪里是用嘴在讲《孟子》和《杜诗》,又哪里 是罗庸先生一人在讲《孟》《杜》,众教授无不在用自己的行为给联大学生
上着生动的一课。
  学校奉命南迁之后,联大教师顾不上与年事已高的双亲多作话别,抛舍 下柔弱妻儿,便先后南来。战火纷飞的年代,其牵肠挂肚之情可以想见。
  南下以后,学生们挤挤挨挨住茅草屋,教授们又何尝舒舒服服地住过洋 楼公寓。床铺不过是由三块板二条长凳拼铺而成。如能侥幸以国币一角一只 购得几只洋油木箱用来作床铺,便很是满足。卫生间是与学生们公用的,“前 后两排,晨夕川流不息,即挤且秽”。想来多少有点于师道尊严不符。
  困难的时候,学生们吃由霉米加百分之十谷子、稗子、砂子、泥巴等物 做成的“八宝饭”,而教授们有的一家靠食粥度日,如果还吃上了菠菜汤, 就很是高兴。吴大猷教授常常穿着大补丁裤子去上课,曾昭伦教授的鞋子也 总是前后见天。
  尽管如此,教授们依然故我,兢兢业业地讲课、踏踏实实地做学问。魏 建功先生教授《汉字形体变迁史》,往往自刻蜡版印发学生。他所刻的蜡版,
  
因字体繁多、笔划有粗有细而颇费眼力和手力,但每每总会及时地发放出来。 钱穆先生教授《中国通史》,即使是在空袭频繁的日子,钱先生每次“结队 避空袭”也不忘“携《通史随笔》数册”,为的是能给第二天的课程作准备。 陈寅恪先生教授《佛教翻译文学》,他和燕卜荪先生一样博闻强记,可以整 段整段地背诵佛经,不过他还是喜欢不辞辛苦地把一大摞佛典搬来运去。冬 天的时候,他会把两顶瓜皮帽叠起来戴,拎着用麻绳捆扎、塞得满满的提包, 缓步当车,往来于宿舍与课堂之间。上课的时候,高度近视的陈先生会把两 行字叠在一起写,好在他一边写,一边还要口述。讲到得意之处,他会仰面 哈哈大笑,忘了身在何处。
  操场上、树荫下,不时可以看到教授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讨论问题。也 有喜欢到民间去搜集文献古籍的、调查民风民俗的。罗常培先生和王力先生 就曾利用当地条件,因地制宜地开辟了新的教学和研究领地——《汉藏预言 调查》、《汉越语研究》等。当然还有如“何妨一下楼主人”闻一多先生那 样,除了去上课,便把自己关在屋里埋头用功的。
  八年间,西南联大不仅没有因为时局的动荡、物质的匮乏而变成一个怨 天尤人的集中营,反而凭着教师们“刚毅坚卓”的精神结出了累累硕果:理 学院华罗庚、周培源的研究成果分别获教育部第一、二届学术审议会自然科 学类一等奖,工学院出版教科书八种,文法学院的教授们出版专著十数部。 各学院还根据个人研究所得增设了如《流体力学》、《植物解剖学》等数门 质量上乘的新课程。
更为重要的是联大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才俊,在战火纷飞中延续了中华文
明的遗脉。投笔从戎、血洒疆场是捍卫国家,而坚忍不拔、文化兴国也未尝 不是一种力量的抗衡。国难当中,联大教授功不可没。

学生亦老师


  联大的学生在众教授面前是懵懂无知的乖乖学生,可是在当地人眼里, 他们就变得很神圣、很高大了:知识很渊博了还是那么用功读书,又爱国、 又讲卫生,还时髦还开化还不摆架子。于是学生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乃 至衣着打扮均开风气之先,而且被人亦步亦趋地仿效着。学生们自觉不自觉 地俨然有了一副为人师表的风范。
学生们首先教给人们的是:穷苦人并不低人一等,智力也并不比谁低下。
只要勤奋用功,同样可以考上大学。 学生们一到蒙自,便使蒙自人十分“失望”:从火车上下来的,不是他
们想象中西服革履、浓妆艳抹的少爷小姐。要不是从口音、眼镜和举止分辨, 混在人群里还真看不出哪些才是大学生。学生们一下火车就七手八脚你帮 我、我帮你地把行李搬了个八九不离十,第二天,也不见学生们吆三喝四地 下馆子、四处玩耍,反而一大清早就人人捧着本书、守着南湖用起功来。
  一头雾水的老乡四处一打听,原来大学生并不都是富裕人家的子弟。“茅 塞顿开”的蒙自人自此努力读书的多了起来,特别是女孩子上学的多了起来。 学生给蒙自人上的第二课是爱国卫生运动课。蒙自盛产苍蝇,俗称“饭 蚊子”。饭菜一经上桌,便有“饭蚊子”成群结队前来“献舞”,而且赶之 不尽、挥之不绝。人走在街上,被“饭蚊子”们碰上几下鼻子和嘴也是常有 的事儿。当地人见怪不怪,颇能与之和平共处。学生老师初来乍到,忍无可
  
忍,于是拍案而起,联合当地驻军和其他部门开了个灭蝇动员大会。会上, 学生们颇有一点圣雄甘地每见人随地吐痰便奔过去宣讲一番大道理那样苦口 婆心的架势。会后,蒙自几乎人手一蝇拍,对“饭蚊子”进行各个击破。
  苍蝇并未就此灭绝,不过蒙自人自此知道了苍蝇乃传染疾病之媒介,是 蒙自人常常发生腹泻、霍乱的罪魁祸首。
  第三课是由女学生主讲的。蒙自是一座闭塞的小镇,素有“世外桃源” 之美称。“世外桃源”中的妇女长裙及地、长袖及腕,无论冬夏。新娘子上 街必打“遮羞伞”,青年男女上街不得并肩而行。
  联大学生一来,小镇古风日渐不古。女学生的出现不仅使蒙自女孩子上 学的多将起来,而且使她们日渐时髦起来。原来“远望女学生一队队,孰为 联大学生,孰为蒙自学生,衣装迥异,一望可辨”。可没过多久,就满眼“尽 是联大学生,更不见蒙自学生。盖衣装尽一色矣”。“联大学生自北平来, 本皆穿袜。但过香港,乃尽露双腿。蒙自女生亦效之。赤足纳双履中”。蒙 自女生的衣袖自然也是越改越短,“以致胳膊上显出几节深浅分明的肤色” 来。
  联大学生还真的正正经经地作过一回老师。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独挑大 梁,为蒙自失学人员开办了夜校。报名者如过江之鲫,有儿童也有成人。一 起学语文、音乐和算术。讲语文的时候,学生老师还会讲讲时事,宣传抗日 思想,指导学生们给自家编写抗日门联。音乐课上则教唱抗日歌曲。于是, 一时间蒙自家家门上张贴抗日对联,街头巷尾处处传唱救亡歌曲。
联大学生离开蒙自的时候,蒙自人怀着别样的心情再次纷纷涌向火车
站。其中有一位跛脚的夜校学生,在车厢外一拐一拐地跑来跑去,和车厢内 的学生老师一一握手告别,泪流满面。

背影


  读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背影》是会不知不觉间潮湿了眼眶的。文中虽然 没有任何华丽的词藻,但父亲那捧着橘子攀爬月台的胖胖的身影会令人经年 不能忘怀。
朱自清先生人如其文。没有任何张扬、张狂,他就那么恬静沉稳地呆在
那里,但又让人无时无刻不感觉到他的存在。 学生初来蒙自,朱先生每每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嘘寒问暖、细心照料。
学生毕业离开蒙自,朱先生又亲自到车站送行,叮咛嘱咐。火车都开走很远
了,还隐约可见“站在月台上的朱自清先生高举着的礼帽影儿,在远空中摇 荡”。1938 年 7 月底,文法学院开始分批迁回昆明,这个时候,又是朱先生 亲自张罗搬迁事宜。“他陪同大家到碧色寨,安排我们上车坐定。车启动时, 他站在站台上向我们招手微笑,然后转回蒙自去安排下一批。”望着他渐渐 远去的背影,想着他连日来的操劳辛苦,学生们眼前的朱自清先生仿佛变成 了《背影》中的父亲。
  朱先生在写《背影》一文的时候,大概怎么也想象不到自己会成为学生 们心目中那永恒的“背影”吧。
  朱先生对学生的关爱不仅是在生活上,更是在学业上。联大“南湖诗社” 成立时,他欣然应邀担当指导。对于一个学生自发创立的小团体来说,这样 一位大诗人的参与本身大概比他的任何具体指点都更令人为之雀跃吧。对于
  
诗社以外的人,如果谁写了好诗,被他知道了,他也会主动把人家找上门来, 点拨一二。
  朱先生还积极鼓励同学们举办诗歌朗诵会,他自己也时常去参加。有一 次,朱先生以深沉微颤的声调朗诵了冯友兰先生的一首七律:“二贤祠里拜 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在场的同 学无不肃然,有的还悄悄流下了眼泪。
  朱先生在动荡的岁月里尤其关心学生们如何做人。他在给清华毕业生题 词中这样写道:“向来批评清华毕业的人,都说他们在做人方面太稚气、太 骄气。但是今年的毕业同学,一年来播荡在这严重的国难中间,相信一定是 不同了。这一年是抗战建国开始的一年,是民族复兴开始的一年。千千万万 的战士英勇的牺牲了,千千万万的同胞惨苦的牺牲了。而诸君还能完成自己 的学业,可见国家社会待诸君是很厚的。诸君又走了这么多路,更多的认识 了我们的内地,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国家。诸君一定会不负所学,各尽所能, 来报效我们的民族,以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的。”谆谆教导、殷殷期盼,跃 然纸上。
在联大流亡学生眼中,朱自清先生是良师、是益友、更是慈父。

大鼻子英国诗人


  大鼻子英国诗人兼批评家,威廉·燕卜荪先生,刚刚被北京大学聘为外 语系教授,还没来得及走马上任,就赶上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大鼻子 诗人倒也不以为意,先是义无反顾地直赴长沙,而后又追随着南下的联大大 军一直来到了蒙自。自此之后,南湖的边上便经常可以看到他背着双肩背包、 戴着近视镜、目不斜视、匆匆赶路的身影了。
诗人教授好像是个急脾气,走路急匆匆的,讲起课来也是急急忙忙的。
急急忙忙地将整段整段的莎士比亚、乔叟、斯宾塞一字不错、一句不漏如流 地背出,急急忙忙地抓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又擦、擦了又写,然后还要急急 忙忙地加以评点,仿佛稍有停顿便会阻塞他的灵感似的。大串大串纯正的牛 津音不停地从诗人嘴里流淌出来,令初次听课的学生常常忘记从文学巨匠们 的诗作里汲取养分,倒好像是专为欣赏诗人教授的风采而来的。
急急忙忙的诗人,有时候还会不知不觉地把黑板擦放到自己的西服口袋
里,然后便“喔喔”有声地满世界寻找。迷惘、绝望之余,便又会毅然扯起 一只西服袖子,代替黑板擦在黑板上死劲地擦。粉笔末纷纷扬扬地落到诗人 越发红通通的大鼻子上,看上去好像是一根胡萝卜顶上了几根白须须。此时 的诗人是最可爱不过的了。
  诗人也有不那么急急忙忙的时候。路过学生宿舍时,他会驻足良久,为 的是尽情倾听里面一位张姓同学的胡琴声。月园之夜,他会登上蒙自城头, 掏出西服口袋里面装的两瓶酒,慢慢地自斟自饮,微醉方归。在南湖边上的 小咖啡馆里,他还会旁若无人地看上好一会儿书,然后再一次次熟门熟路地 翻过法国银行的高墙回到自己的卧室去。
  诗人酷爱抽烟,尤其喜欢一边打字一边抽,往往搞得满室烟雾弥漫,不 见其人,只闻打字机声嗒嗒。有一次,诗人在路上被人打劫,钱物给掏了个 精光方才放行。诗人左思右想独独舍不得常常刁在嘴里的那个烟斗,追上去 居然要了回来。每每提及此事,诗人总是心下甚喜。
  
  还有一件让诗人自以为幸的事与诗人的另一大嗜好——喝酒有关。这一 天,诗人喝完了酒兴高采烈地回了家,临睡前,随手就将眼镜塞到破皮鞋里。 第二天早上起来,诗人蹬上皮鞋正要去上课的时候,突然被鞋内的“异物” 吓了一跳。慌慌张张地掏出来一看,他那宝贝眼镜早已遭了殃。“还好,我 只踩破了一个镜片,喔,喔,好运气!”诗人在忙不迭地把他的“好运气” 与学生分享了之后,便每天依旧戴了这个“半壁江山”急急忙忙地来来去去
了。
  诗人的住所算不上舒适,大批的书报和各式各样的酒瓶、烟罐更使房间 显得狭小而幽暗。诗人自己却很喜欢。他常常在这里一连工作几日几夜,好 几天也不出门。学校刚刚迁来蒙自的时候,因为教材奇缺,学生和老师手里 都没有书。诗人就凭着记忆亲手打印讲义分发给大家。工作累了,诗人最喜 欢用凭窗观风景的方式进行休息。“我最喜欢这扇意大利式的格子窗和窗子 以外的风光。你看,我坐在窗旁,便可以看风的吹拂,云的飞扬,和树木的 摇曳——中国有许多好地方,叫人留恋不已。”诗人这样说道。
  遗憾的是,大鼻子诗人还没来得及到别的好地方去,欧洲便已战云骤起。 大鼻子诗人迫不及待地将他全部的藏书送给联大图书馆,然后便拖着他那双 破皮鞋,日夜兼程地赶回去投笔从戎、报效祖国了。

难忘五四


  难忘“五四”——北京大学的先辈们“在‘五四’运动中完成了无比的 功绩”,而且还因为 1944 年的这一天,是“联大民主精神复兴的一天”,而
从 1945 年的这一天开始联大被赞誉为是“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定 5 月4 日为中国青年节是早在 1939年就由陕甘宁边区的青年组织提出 而国民党政府同意了的。可是随后,善变的国民党政府因为对 1919 年 5 月 4 日一事始终心有余悸,所以 1944 年的时候,就又把青年节改在了 3 月 29 日。 为此,联大学生首先发难,展开了定名为“五四纪念”的盛大活动以示抗议。
5 月 3 日晚,联大历史系率先举办了规模宏大的“五四”座谈会。应邀
出席的闻一多、吴晗等教授以及与会的同学在可容纳几百人的大教室里,纷 纷踊跃发言。大教室内一时人满为患,连窗台上也站满了人。
“五四”当天,《联大半月刊》、《文艺生活》、《潮汐》、《民主》
等 30 多种壁报就像那忽如一夜春风来的千树万树梨花一样,陡然开放在联大 的民主墙上。晚上,悠悠体育会举办的营火晚会如期进行。但原定由文艺社 主持的“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晚会由于三青团的干扰,延期至 8 日举行。
  8 日晚,联大学生与闻讯赶来的云大同学一起,3000 多人在图书馆前的 草坪上对着熊熊的篝火聆听朱自清、罗常培、冯至等十位名教授的演讲。慷 慨激昂的闻一多先生在晚会的最后发言中指着头上的星空对学生们预言道: “朋友们,你们看,月亮升起来了,黑暗过去了,光明在望了。”
  继“五四纪念”之后,联大每年都举行盛大的“五四”纪念周活动,因 皖南事变的爆发而一度进入低潮的联大学生运动也再次蓬勃兴旺起来。
  如果说 1944 年的“五四纪念”活动只产生了一定的内部影响,那么 1945 年的“五四”纪念周则唤醒了整个大后方的各阶层群众。
  纪念周是由相当力量的宣传攻势开路的:先是《五四特刊》的出版,继 而“报联”在图书馆前张贴了 8 版联合的巨型壁报,壁报上醒目地刊出了对
  
18 位教授关于纪念“五四”感想的访问记录。前来观看者趋之若鹜。
  4 月 30 日晚,纪念周正式开始。华罗庚教授首先在联大学生会举办的科 学晚会上大声疾呼:“科学的基础应该建立在民主上。”紧接着,诗人光未 然在新诗社举办的诗歌朗诵会上朗诵了长诗《民主在欧洲旅行》。
  一连几天,联大校园内盛况空前。到处都有来自校内外情绪高昂的大中 学生、工人和记者。
  5 月 4 日,纪念周活动达到了高潮。上午,学生及各界代表近万人在云 大操场参加了由联大、云大等 4 所高校联合举办的“各界青年纪念‘五四’ 大会”。本来联大训导处还特地送给全校师生 2800 张戏票,想以此取消这次 集会,结果戏票统统被联大学生收集起来,分赠给附近贫苦的百姓和士兵了。 下午,各校学生自治会再次联手,闻一多等民主教授们和青年学生手挽 手、肩并肩进行声势浩大的大游行。一路上“组织联合政府”、“停止一党 专政”等口号声不绝于耳。受到鼓舞的各阶层群众不断加入到游行队伍当中, 顷刻便汇成了一条 2 万多人的民主洪流。此刻的春城沸腾起来,到处可见要 求民主的标语,到处可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一发自肺腑的歌声。 至此,联大学生彻底实践了自己在 1938 年 5 月 4 日告全国同胞书中的誓 言: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我们决不放弃这种责任。我们不畏艰难,不慕安 乐,不为恶习所染。我们要深入到全国各地,为中华民族的对日全面抗战,
担负起后方所需要的工作??

长征

一个真实的神话

长征是一个神话,是一个以人力战胜自然、战胜环境的真实的神话。
  从 1934 年 10 月到 1936 年 10 月的两年时间里,长征战士纵横 11 个省市, 徒步行走二万五千里,粉碎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突破了国民党中央军
和 10 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包围。两年中,战士们以平均每日行军 71 华里的速 度,先后通过 6 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居住区,翻越 18 条山脉,渡过 24 条河流, 占领了大小 63 座城市。他们经过的少数民族区,其中有几个是 30 多年来任 何一支汉族部队都没有进入过的。他们翻过的山,其中有 5 条是终年积雪, 不仅此前从来没人爬过,就是此后也再没人胆敢问津的。他们渡过的河,水 急滩险。他们所走过的路是世界上最难通行的羊肠小道。
  平均每天都会发生一次遭遇战,每天都会有战友在自己身边倒下。呼啸 的子弹、噬人的沼泽、呜咽的江水、冰冷的雪山,随时都有可能夺去一个个 年轻的生命。还有那难耐的饥饿,更像一把钝刀,慢慢地侵蚀着战士的躯体, 销磨着他们的斗志。
没有人生来就愿意吃苦受累。1934 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元
气大伤的中央红军为了生存下去,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由此踏上了漫漫的 长征路。
长征途中,尽管有种种人为的和天然的障碍,但“大无畏的精神,征服
了一切险恶的环境;铁一般的意志,冲破了无比的艰难”。经过了遵义会议、 再次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红军队伍,一路上大捷之声不绝于耳,最后终于胜利 到达陕北吴起镇,并在那里揭开了驱逐日寇的新篇章。
我们的美国朋友曾这样描述长征:这是一次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远征,
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 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 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 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
“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
意义,更不能描绘出参加长征的红军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遭 受的苦难。”一支赢弱不堪的队伍,历经无数艰难险阻之后,反而“士气大 增、万众一心”,汇集成一支滚滚的抗日洪流,这不能不说是发生在现代的 一个真实的神话。

灵丹妙药辣椒面


  一提起辣椒面,就会想起辣椒水,就会想起白公馆和渣滓洞。在战争期 间,辣椒水是和竹签子、老虎凳共同戕害被捕共产党员的几大刑讯工具之一, 闻者无不悚然。然而,谁又曾想到,仅仅一字之差的辣椒面却成了护佑红军 战士平安翻过雪山的灵丹妙药。
  一进入雪山地区,就恍如进入了一个迷幻的世界。只感到四处都是山, 无穷无尽、无边无缝的雪山。找不到道路,觅不到人迹,也看不到鸟飞。天 和地仿佛都起了变化,就连空气也显得生疏起来。阳光即使在它黯淡下来的
  
时候,映在山上,也足以使山峰变成光亮一片,银光闪烁,晃得人睁不开眼。 看到红军战士一点儿停下来的意思也没有,藏族向导惊恐地劝阻道:“不 要再往前走了。前面到处是妖精!”妖精吗?此时此刻只怕是阎王老子亲自
坐在上面,红军战士也要前去拜见一下了。 浓雾、风暴和冰雹是雪山的常客。云雾一起,雪山立即变成了一片深不
可测的雾海。当战士们从山口上坐着向下滑时,不知有多少人的身影从此就 永远消失在这滚滚的雾海里了。
  风暴和冰雹来的时候,竟仿佛真的有精灵在作怪一样。山崩地裂般,大 块大块的千年积雪从山顶狂泻下来,连人带物一齐卷裹着,转瞬间就又堆成 了无数新雪丘。侥幸远离雪崩地点的,也被风雪吹得无处可藏、无处可躲。 风夹杂着细碎而坚实的雪粒,一阵紧似一阵地密密袭来,像大把大把尖细的 钢针执拗地向人们的手上、脸上和脖子上扎去。
  排成纵队向上攀登的队伍像提线木偶一般,被风雪吹得一忽而集体向右 跌倒,一忽而又集体向左扑去。冰雹更是雪上加霜,跌跌撞撞刚刚爬起来的 战士还没从跌来倒去的晕眩中清醒过来,就又遭到冰雹的无情打击。冰雹大 的如乒乓球,小的如蚕豆,不仅把战士们手上的雨伞、头上的斗笠打得稀烂 稀烂,而且还把他们的头和手砸得不住地淌血。
眼看就要到山口了,战士们的力气也要耗光了。一个个嘴里像塞满了棉
花,喘不过气,说不出话,更走不动路。眼睁睁望着那一二百米的距离却只 想不计后果地坐下来歇歇、睡一会儿。
被人捏住鼻子、撬开嘴巴硬往里灌辣椒水是一种酷刑,可这时候,被人
捏住鼻子、撬开嘴巴硬往里塞辣椒面却无异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辣椒面 早在山脚下就已经准备好了,只不过,不到万不得已,是千万不能动用的。 吃的时候要和雪揉成一团,像嚼炒豆一样,慢嚼慢咽。
这辣椒面还真的具有起死回生的作用。头脑清醒的人一招呼,尚有余力
的战土纷纷强迫着众战友和着雪吞下了辣椒面。最后,凡是能把搀有辣椒面 的雪团塞进嘴里的同志,全部登上了山口。
站在山口,战士们回望绵延不绝、毅然前行的队伍,默念起就此永别的
亲爱战友,挥洒一把英雄泪,便又继续上路了。

山珍·海味·救命花


  长征中缺少食物是出了名的,而贺老总的“山珍海味汤”在红二方面军 也是出了名的。只不过,所谓的“山珍”只是野菜,而所谓的“海味”也只 是贺老总亲自钓的几条小鱼而已。
  贺老总第一次做汤,是在 1933 年。那时候,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肖克等 同志的率领下,由井冈山根据地撤出,迁往湘西与贺老总的红二军团会合。 他们一路上马不停蹄、日夜征战,红军战士由 9000 人锐减到 3000 多。贺老 总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红六军团进入贵州的消息后,马上动员苏区人民全力 以赴迎接井冈山红军的到来。
  会师夜以后的第一个早晨,红六军团的战士们一睁眼就看到每个人身边 都放上了一双崭新的草鞋,自己那身三个月未曾洗过的衣服也已浆洗干净、 烘干叠好放在枕边了。而此时,贺老总早已起身多时,到河边悠然垂钓去了。 香美的煨鲜鱼汤对久病体弱的战士是多么大的慰藉啊。
  
  贺老总第二次做汤,是队伍行进在草地当中的时候。进了草地,吃不上 饭是常有的事。疲惫已极的战士眼看着战友冻饿而死,却无力相助,也无力 为亡灵培上一撮黄土。寻找可吃的东西成了军队中的头等大事。
  有一天,善钓的贺老总居然钓上了几尾小鱼,大家赶着去挖了野菜,隆 而重之地煮了一盆“山珍海味汤”。贺老总还特地派人请来了张金莲母女。 张妈妈是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参加红军长征的:怀里抱着一个,背上背着一个, 手里还牵着一个。她承担了所有缝缝补补、照顾伤病员的琐碎事情,行军的 时候,还站在行进的队列旁为战士们作宣传鼓动工作,是长征的有功之臣。 贺老总就借着这盆自己亲手煮制的“山珍海味汤”表达了对英雄母亲的敬意。 还有一种山珍是战士们自己发明的,那是一种浅颜色的大簇山花,属杜 鹃科,有颜色的味道苦涩、微毒,纯白色的则鲜美可口。采回来以后,先用 温水浸泡一下,挤出苦涩的汁水,然后就可以煮着吃了。战士们都叫它“救 命花”。如果运气好,再能抓到一二只雪鸡、弄几朵“丛树菌”“伞把菇”,
炖在一起,就是上好的“山珍汤”了。 大块朵颐之后,三三两两挤靠在一起,由宣传队吹奏上一曲战士们最喜
爱的《梅花三弄》,征途中所有的艰辛困苦便仿佛都彻底地消融了。 只可惜,真的是“好花不常开”,出了中甸,就再也见不到这可爱的“救
命花”了。

红军·共产·红军楼

今天迪庆高原上五六十岁的老者叫做“共产”、“红军”的不在少数。
  60 年前,那里的孩子刚刚出世的时候,正是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二万五千 里长征路过迪庆高原的时候。汉藏民族有积怨,相互的隔膜本不是一日二日 就能够消融得了的。再加上国民党从中挑拨,藏民一开始对红军的敌对情绪 很严重。红军走在路上,轻则挨冷枪,重则遭到有组织的武装袭击。掉队的 红军情况更糟,不是被剥光了衣物,就是无缘无故地失踪了。
正当战士们准备举枪自卫时,军政委用耐心的讲解抚慰了战士心中的愤
懑。于是,一场尊重藏族兄弟、团结帮助藏族兄弟的活动开始了:为了尊重 藏民的习俗,战士们自觉保护寺庙。夜晚,他们宁可冒着高原的酷寒而露宿 野外丛林,很多人因此冻病了、冻伤了,但是没有人抱怨。战士们在帮助藏 族同胞劳动的时候,喝碗水、吃块糍粑都会付上双倍的钱。他们甚至还组织 起来学习藏族日常用语,打着手势对藏胞们解释: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我 们要到哪里去,谁是大家共同的敌人等等。慢慢的,藏胞们把粮食、马料拿 了出来,把酥油奶茶拿了出来,把红糖、盐巴这些从外地运进来的稀贵之物 也拿了出来??
  一边秋毫无犯,一边至诚相待,友情的种子渐渐生根发芽了。不少父母 给自己刚刚出世的孩子取了“红军”、“共产”这样的名字以纪念这段深挚 的友情,而这一份思念也就一直弥漫了数十年。
  不仅仅是迪庆高原的藏族同胞,也不仅仅是藏族同胞一家,羌族、彝族、 苗族,凡是红军所到之处,又有哪一家少数民族不曾与长征队伍结下了兄弟 姐妹般的真挚情感呢?
  红军刚刚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时候,由于国民党的造谣诬蔑,群众对红 军深感恐惧,纷纷四处逃避,使得各个山寨空无一人。红军战士一边刷标语、
  
散发传单,进行口头宣传,一边以自己的行动使敌人的谣言不攻自破。在侗 寨龙坪,国民党敌特人员化装成红军放火烧寨,疲劳已极的红军战士一个个 纵身火海,奋勇扑救,保住了村寨东南片的两百余户木楼,特别是保住了一 座建于清嘉庆九年(1779 年)的侗族鼓楼。这座楼是侗族同胞集会议事、休 息娱乐的地方,很为侗族人民所看重。大火扑灭后,红军战士在侗族同胞的 协助下,抓获了特务,拆穿了敌人的阴谋,还为受灾群众发放了银元。后来, 侗族人民为了怀念红军,就把鼓楼改名叫做了“红军楼”。
  疑虑和恐惧打消了,越来越多的人回到了村寨。他们不仅为红军筹办粮 草,而且还翻译带路、护理伤病人员。红军走后,侗族人民编了许多山歌、 侗戏讲述这一段故事。这些山歌、侗戏至今一直在流传着。
  流传下来的,不仅仅是这些溢满浓情厚谊的故事,而且是红军战士忍辱 负重、救国救民的精神。红军战士当年刷写的标语“继续斗争,再寻光明”, 至今仍被完好地保存着。红军长征走过的路,被当地人民称作“红军路”, 红军当年翻过的山,被当地人民称作“红军山”。当地人民用“红军”、“红 军楼”这样的名字,纪念军民之间不灭的友情;用“红军山”、“红军路” 这样的名字,鼓励自己像红军战士一样以坚韧不拔的精神不断地向前迈进。

“米老鼠”戏弄“大苯猫”


  长征途中,有过这样一首“标语诗”:远看一条索/近看鸭池河/敌人拼 命堵/老子硬要过/要过要过这就过/李觉送行蛮不错/你在对岸站岗哨/我在 这里洗个脚。
这首诗写于最后一批红军渡过乌江以后。诗中的鸭池河位于乌江上游。
远看像条绳索,仿佛抬脚一迈就能过去。实际上,水底暗流湍急,河床时宽 时窄深不可测。河的两岸更是山岩陡峭高达数十丈。在敌人重兵把守下,红 军真的是插翅难飞。李觉则是国民党的著名将领。
然而,红军不仅“飞”过去了,而且还悠悠闲闲地洗脚、作诗,这情景
岂不像“米老鼠戏弄大笨猫”一样吗?红军虽然弱小,但精明乖巧,敌军虽 然在力量上占优势,却蠢得出奇、不堪一击。
事实上,事情远没有诗中写的那么轻松。红军并不是在敌人重兵把守下
过的河,而是打了一个时间差,趁着兄弟部队把敌人主力“调”到贵阳附近, 便争分夺秒地抢渡鸭池河。为此,工兵营的战士连夜探水深,测流速,编制 竹排,投锚架桥,冒着霏霏细雨在冰冷的河水里一直奋战了两天两夜。刺骨 的河水将战士的手脚冻得裂口流血,敌人炮弹在水里激起的股股水柱、排排 气浪使战士的手脸多处受伤。
  最后一批红军刚刚过了桥,敌军主力也已经赶到。敌人的前卫哨兵与红 军的后卫哨兵正好隔江相望。情势之急迫可以想见。
  事实上,眼看着主力部队已顺利过江,忙碌了两昼夜、此时大松一口气 的写诗小战士,原本是想在水里尽情洗个澡的,可由于时间紧迫,而且他也 再没有勇气重新置身于冰冷的江水中,所以只好坐在江边洗了洗脚。
  事实上,就在小战士洗脚的片刻,几位工兵营战士饿昏在他的面前。发 给他们的几块糍粑一直放在江边的大石头上,没人顾得上吃。
  而李觉也并不是不堪一击。他曾使红军在湖南找不到立锥之地,还曾在 广西对红军紧追不舍,致使红二师的易团长战死,杨政委负伤。这次的乌江
  
之战,又迫使红军主力屡屡转移。李觉实在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率领的 军队也素有“铁军”之称。
  不过,此时此刻,看了这首写在河对岸、近在咫尺岩壁上的标语诗,鼎 鼎大名的李觉只怕真的会像大笨猫一样,气得昏倒在地了。
  我们看书、看电影,总能发现诸如此类“米老鼠戏弄大笨猫”的场面。 可真实情况是,在长征途中,敌人精良的武器装备确实对红军构成了威胁, 敌军的将领也确实多为出自黄埔军校的精英。战争的惨烈是不可言状的。
  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激战腊子口,没有哪一次战役不是险象环生, 也没有哪一次胜利不是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枪林弹雨中,与冲锋陷阵的 红军战士始终相伴的是一颗颗乐观、幽默、好胜、年轻的心。

红军先生,背朝云南


  “靠四川喽!红军先生,背朝云南!”当我坐在江轮上听到大副从扩音 器里招呼岸上群众时,我的耳畔仿佛响起了 62 年前摆渡船工陈月清的这句呼 吼声。那时候自然没有扩音器,但想必他的声音也是如此如洪钟般响彻大江 两岸,因为他是用尽全身的力气在吼,在激流中、在疾驶的木船上。船工本 人自然也不是四川人,但想必他的声音也是如川音般可亲可敬,因为他是用 心在吼,为了保持船体的平衡,朝着站在船中央的红军战士们吼。这荡气回 肠的吼叫声一直持续了整整 9 个白天黑夜。
红军长征北渡金沙江共经过五大渡口。上述这幕情景就是红一方面军在
“皎平渡”过江时发生的。横渡金沙江对红一方面军来讲,是长征以来最冒 险又最成功的一次行动。谓其冒险:当红军战士们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终 于甩掉紧迫在后的“尾巴”,大步流星赶到金沙江边时,南岸所有的船只都 已经被敌人封锁了。一旦稍有耽搁,“觉悟”了的“尾巴”马上就会追踪而 至。到那时,前有滔滔江水,后有追兵无数,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谓其成 功:30 多名船工驾着 6 条破船划了 9 天 9 夜,硬是将 2 万 5 千多名红军战士 安全送过了江。整个行动中没有损失一个人,令迟到的敌兵气得只有翘胡子、 跳脚的份儿。
导演这一出“米老鼠戏弄大笨猫”的不是别人,正是陈月清等 30 多名船
工。他们中间有一位彝族老人殷孟芝。金沙江水流湍急,白天渡江尚且不易, 漆黑的夜里就更不必说,故而“夜不渡皎平”的规矩是祖辈相传的。但这位 老人在红军的危急关头,硬是打破了这一规矩,带领红军突击队,驾着他那 只刚刚用旧布烂絮堵好漏洞的破船摸到对岸,奇袭守军,从敌人眼皮底下抢 回了三只木船。他们中间有穷苦船工张朝寿哥俩,是他们帮助红军战士从水 底下打捞起一条破船,修补修补,驾起来就用。还有傣族艄工李有才,是他 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从上游鲁车渡拖回了两只宝贵的船??正是这些船 工,忘却了自身的安危,傲立于水天之间,凭着一腔热血,仗着几只破船, 与湍急的江水搏斗,向横飞的子弹挑战。
  横渡金沙江只是万里长征中的一小段,皎平渡也只是金沙江 5 大渡口中 的一个。然而,我相信,每一位过江的同志都永远不会忘记那声如洪钟般的 呼喊:红军先生,背朝云南!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长征实在是一个不朽的民族寓言。它与远古时 代的夸父逐日、精卫填海一脉相承,展示了中国人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和
  
多灾多难的历史中百折不挠的气概。它与其他民族的史诗、寓言,如犹太人 出埃及、过红海,美国人开发西部遥相呼应,体现了人类在厄运中非凡的勇 气、想象力和首创精神。重温长征故事,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次灵魂 的洗礼。

美国西部开发

能人的时代(一)


  美国人从小是吃牛肉长大的,这恐怕连中国的小孩子也都会知道。其实, 美国人大吃特吃牛肉也不过是一百来年的事。一百多年以前,肉也只是贵族 老爷和有钱人的食品,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讲,它是只有节日里才能享受一 下的美味佳肴。
  导致了这一巨大变化的,是内战快要结束时发生在美国西部荒漠上的一 个“奇迹”。
  一大队满载货物的牛车在通过怀俄明东面的平原时遇到暴风雪,赶车人 被迫弃车而返。第二年春天,赶车人念念不忘他的货物,于是就故地重访。 他怎么也没想到,迎接他的不仅仅是货物而且还有一群膘肥体壮的牛。他本 以为这些牛早就饿死了呢。
  原来,一直被人们认为毫无价值的“美国大沙漠”孕育着一种不需要雨 水的“仙草”,它可以使牛群在整个冬天赖以为生。
  西部的牛本身也有许多不同寻常的优势。不同于东部被娇宠坏了的短角 牛,西部的长角牛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它们猎狗般的鼻子能嗅出哪里危险哪 里安全,据说还能嗅得出 15 英里以外在下阵雨。在没有草的地方,它们甚至 还能像长颈鹿一样够着树上的嫩枝和叶子吃。
消息一经传出,一群聪明伶俐反应迅速的家伙立即来到这片荒莽西部的
茫茫原野上寻求他们新的财富。“地面下有黄金,但是地面上的黄金更多”, 当众多的人们仍旧纷纷前往科罗拉多大做黄金梦的时候,这一少部分人已经 使一股新的“淘金热”在西部地区悄然兴起了。
首批的淘金者,他们的方法简单而巧妙——派克斯峰是前往科罗拉多的
必经之地。人们在翻山越岭之前往往需要处理掉随身携带的笨重物品和牛 车。这些新淘金者们便在山峰附近的普拉特河旁开办了一个大养牛场,以收 购或代养这些牛,寄放费是每头每月一美元。所谓大养牛场其实就是那片神 奇的平原。新淘金者们买下那些精疲力竭的拉车牛,让它们用平原上不花钱 的野草把自己喂肥,然后再以大价钱把牛肉卖给继续西进的大车队。
再后来,他们干脆迁往丹佛做起大买卖来。他们低价买下外来移民求之
不得想要脱手的“走痛了脚”的牛,用肥美的牧草调养调养,过不了多久就 又高价卖出去,替换另一只“走痛了脚”的拉车牛了。如此一来,他们财力 猛增,很快拥有了自己的牛群。
  拥有自己的牛群意味着财富,也意味着更多的风险。当把牛群赶往东部 或者北部以卖得一个好价钱时,一路上武装的骚扰、偷牛贼的惊吓往往使牛 主人损失惨重。曾有人这样回顾道:“人生三百六十行,很少有像赶牛这一 行那样拿大笔财产去冒险的了。事实上,赶牛人几乎和小孩子一样无用,只 要走错一步,他就会丧失整个牛群,也就是丧失他在世上的全部财产。”
  幸运的是,一些富有想象力的西部拓荒者很快摆脱了这种动荡不安的局 面。他们建立了牛城,然后用火车把牛和牛主人们运往他们想去的地方。牛 城就建在横贯美国大陆那条铁路的最西头。地点尽量靠西,这样赶牛人就无 需穿越广褒的荒野。在那里西部的赶牛人和北部的买牛人可以公平地讨价还 价,如果价钱不合理,赶牛人还可以把他的牛群继续运往东部。
  
  牛城的建立和铁路的使用对赶牛人来说是一个喜出望外的好消息。因为 无论白天和黑夜,对可能发生麻烦和暴力行为的担心,就像梦魇一样压在他 们心头。他们简直不能相信竟然会有人不用蛮横态度和抢劫行为来接待一个 西部的赶牛人。为此他们总是在牛城里大摆宴席,喝酒、唱歌、滔滔不绝地 发表演说,以表达他们轻松欢快的心情。
  当初这一计划刚被提出来的时候,无论铁路公司的经理还是地方的头面 人物,全都嗤之以鼻。然而这些不肯认输的人居然真的就有了“点石成金” 的法术,在赶牛人、铁路公司、荒凉的小村庄、当然还有他们自己面前,堆 起了无数座金光灿灿的小金山。

能人的时代(二)


  有一天,一大批赚钱的盐井都被一种黑色的油状物质污染了,也许是当 局者迷,众制盐商一时间恍如大难临头,如丧考妣。而另一位有胆识的商人 却乘机接管一口“被破坏了的”盐井,成立了美国药用石油公司。他仿照着 印第安人的做法,将这种黑油装瓶出售,名之曰“美国油”。
  “美国油”一旦走俏,效法者自然不乏其人。说来也怪,这种油居然也 就源源不断地汩汩而出,一发而不可收了。过多的石油使红极一时的“美国 油”身价日跌。有心计的销售商不得不另辟蹊径,高薪聘用耶鲁大学教授对 石油进行全面试验,以期发现它的其他用途。结果表明:“从油中提取出来 的液体用来点灯,同他们见到的任何灯一样明亮”,此外,这种油燃烧起来 消耗缓慢,亮度稳定而且无烟。此时的美国正在憧憬着“每个房间里有一盏 灯”这个时代的到来,耶鲁教授的研究结果可谓恰逢其时。
美国人对石油的收集一直沿用的是从印第安人那里学来的老办法。然而
一些被公认为是“疯子”的人却异想天开地要从地底下钻出油来,就像抽水 一样把油从地下抽上来。这一次来的是只受过小学教育,没经过任何技术训 练、也没有任何采矿知识,而且正四处流浪的前铁路列车员德雷克。
福至心灵的德雷克,一到现场就被“钻油”这个“疯狂”的念头“迷惑”
住了。在众人眼里,他是如此疯狂,以至于没有任何一名钻探工愿意为他效 劳。最好笑的是,第一个表示愿意为他钻油的盐井钻探工,在签了合同后就 逃之夭夭了。其理论是,如果要摆脱掉“疯子”,最好的办法就是签订一份 合同,装着一定会来的样子。
谁也没想到,“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老话还真的起了作用,以至于当油
实实在在地被抽了上来以后,毫无准备的德雷克不得不用威士忌酒桶、浴盆 以及身边一切见得到的东西来盛它们。
  还有一种有趣的场面发生在聪明的油商运送石油的时候。早期的高产油 井往往集中在油溪附近。不过,溪水一向很少,不足以把一桶桶的石油浮起 来,流送到运往市场的驳船边上。油商们只能舍近求远,花高价用马车和火 车“联合作业”。就好像“行行出状元”这个中国古训一样,美国西部有胆 有识的人也无所不在。他们对溪水采取了“小溪截流筑水坝”法,预定的放 水时间一到,“按照规定的准确时间,从上游开始,一个个水坝依次打开”, 不断集聚起来的水一下子奔腾而出,下流整个的溪流水位在几分钟内迅速涨 高。下游两岸沿溪的船工们此时早已作好了准备:石油装上了小船,小船解 开了缆绳,大水一到,他们立即使船离岸。集聚起来的水就这样一直将小船
  
漂送到了他们理想的港湾。 还有一个聪明人在这里是不能不提及一下的。他就是石油大王洛克菲
勒。在那个石油尚未成为稳定商品的时代,许多人因为石油而发财致富,许 多人同时因为石油而倾家荡产。只有强硬的洛克菲勒设想出一种控制整个市 场的巨大联合企业,最终垄断了美国石油行业。
  美国西部拓荒是一个充满混乱与竞争的时代,也是一个能人倍出的时 代。正是这些能人,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寻求别人从来没有想象过可以在 那里得到的东西。他们不仅在沙漠中生产出了牛肉,而且在石头里找到了油, 给千百万个家庭带来了光明,最终实现了美国人“希望每个房间里有一盏灯” 的美好梦想。

永恒的传奇人物——西部牛仔


  提起西部牛仔,人们自然就会想起草帽、洗得发白的牛仔服,一张刚毅 果敢晒得黝黑的脸,一把快枪和一匹骏马。
  在美国大片没有引进之前,美国西部片曾经很是兴旺了一阵,以至于人 们如今偶尔说起西部牛仔,仍然会有一种隐隐的激动兴奋的感觉。狂放不羁、 只与自己的枪和马为伴的独行侠和钢铁硬汉,这便是影片中的牛仔形象。
其实,真实的牛仔生活并不是这样的。印第安人随时的侵袭,牛群随时
可能因受惊而发生的乱窜,都会使牛仔们神经紧张得要过敏。 牛群受惊乱窜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尤其是在晚上,那时候,就连最勇
敢的牛仔也要恐惧得产生出一种末日来临的感觉。几千头牛刚刚还带着千姿
百态的睡相相互依偎着安静地打盹儿,忽然间一下子就全部惊起,吼声如雷 地拥挤着乱作一团。它们翻来滚去,不停地向右绕圈子。此时,牛仔们要想 保全性命只有靠自己的马了。几个牛仔、几匹马一起来一个危险的包围战术: 他们围住乱糟糟绕着圈子奔跑的牛群,由外向内,努力使包围圈越缩越小, 直到逼迫着牛群挤挤挨挨地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才能罢手。如果他们做不 到这点,那么一切就都完了。牛群就会像火花一样冲出去,迅即消失在茫茫 的黑夜里。
曾有人这样回忆道:“大群惊窜的牛积聚起来的热量是惊人的,牛角和
牛蹄相互撞击所产生的气味几乎令人无法忍受。有时候,尽管天气凉爽,在 奔跑的牛群的下风,却有一阵令人难受的热气。为了防止牛因受热而掉膘和 丧失肌肉的力量,有经验的赶牛人在牛群行进时,总是让牛适当地散开。动 物身上产生的热似乎会吸引电,尤其在牛群身上潮湿时是这样。有一次,在 一场暴风雨过后,我看见几个骑马赶牛群的人,他们的脸都给烤焦了,就像 被炉火烤过似的。”事实上,真的是脸给烤得跟关公似的倒也没什么了不起, 最要命的是那些草原犬鼠的洞穴,还有冲沟和悬崖。对于那些只顾骑着马狂 奔赶牛的人来说,这些东西即使是在大白天也已经够危险的了。
  为了尽量减少上述种种危险事情的发生,这些钢铁硬汉们在夜间巡逻时 总要给牛们唱一些被他们称之为“赞美诗”的东西,为的是告诉正在熟睡的 牛们是朋友而不是敌人在为它们守夜。想来其情形一定宛如温柔的小保姆给 乖婴孩哼唱催眠曲一般。“赞美诗”的曲调来自于牛仔们童年记忆中教堂里 的各种乐曲。歌词则兼而有之:或是讲述一些著名赛马的光辉业绩,或是重 复咖啡罐上的广告用语,再或是一些随便脱口而出的对牛群表示亲昵甚或辱
  
骂的词句。据说,听惯了“赞美诗”的牛群竟真的不大因受惊而乱窜了。 我行我素的独行侠是不可能存在的。赶牛的路上,所有的牛仔都置身于
一种准军事状态下。不允许喝酒、赌博,也不允许有私人的仇怨。任何一个 人的粗心大意或是冲动,都可能意味着大祸临头和全体人员的死亡。许多不 久以前在内战战场上还互相对峙的对手,在这条牛路上又都重新联合了起 来。
  这是牛仔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牛仔们分成几批,在各个小队长的指挥 下,跑遍整个地区,把碰到的牛全部赶到会合地点,供牧场主们清点财产。 每个牛仔随身带上自己的一群马,少则八匹,多则十匹,在峡谷里上上下下 满山遍野地追赶母牛和幼犊。春天的气息和四周莽莽的景色使马儿们浑身是 劲儿。牛仔们稳稳地坐在欢腾的马上,一连奔驰许多英里,一路上不停地挥 动绳索,扯倒一头又一头活蹦乱跳的幼犊,那充沛的体力、优美的姿势和娴 熟的手法无不登峰造极。西部片中那些理想化的牛仔想必一定是出自这里 了。
  真实的牛仔生活固然充满风险和灾难,令人不得不时时绷紧神经,然而, 他们留给后人的却是胸怀坦荡、豪气冲天、扶弱济贫的英雄形象。
  当他们打着手语、越过隆隆的牛蹄声相互交谈时,当他们保护了贫弱的 妇女儿童时,他们便成了人们心目中永恒的传奇英雄。
也许我们不得不对历史真实中的西部牛仔与文学艺术中的西部牛仔有所
区别。在历史真实中,美国西部的开发并不像“西部片”中所描写的那样如 牧歌般浪漫,如凯歌般推进。其中,不乏无法无天的愚昧、血淋淋的仇杀, 还有对“新大陆”土著居民印第安人的野蛮征服。但是,正如一位哲人所说, 道德的“恶”往往是文明演进的动力。西部牛仔的故事被“寓言化”后,我 们毕竟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人类筚路蓝缕的创业冲动,看到了七尺男儿在大自 然的洪荒中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栉风沐雨的挺拔身姿。
从牛仔身上,我们可以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生与命运的关系。从牛
仔身上,我们领略到一种原始的、磅礴的生命力。这种生命体验将使我们在 和平年代的人生变得更有力度、更有质量。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青春无悔


  自从粤菜独树一帜火爆京城以来,京城的饮食大观便一发不可收拾。什 么川菜馆、湘菜馆、傣家菜馆,还有东北大菜馆,一个个颇具名目的“馆” 如雨后春笋般争先恐后冒了出来,遍布京城大街小巷。
  其间能引得行人止步稍事停顿的,往往会是那些题名为“老三届”之类 的小饭馆了。
  “老三届”并没有遍布京城,也不具备显赫的门面,引得人们驻足停留 的是“老三届”所代表的整整一代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摸爬滚打的人。
  “大革文化命”(侯宝林老先生语)伊始,全国近千万中学生宛如笼中 飞出的小鸟,纷纷扑向社会。终止了学业的学生,转瞬间成了叱咤风云的革 命小将和挥斥方遒的红卫兵领袖。等到“祖国江山一片红”了,小将们的出 路也成了问题。积压了几届的学生,社会上无力接纳,学校里容纳不了。1968
年 12 月,毛泽东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 要”的最高指示。于是,“老三届”(1966 年—1968 年)初、高中 6 个年级 的学生带着印有“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字样 的水杯,告别了父母家人,几乎一个不留地迁往农村“经风雨、见世面”去 了。
轰轰烈烈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 1966 年陆续开始,一直延续到
1976 年左右。10 年里,总共 1403 万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里”接受了再教 育。其中,1048 万人在农村社队,126 万人在新组建的青年集体场队,还有
229 万人则被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接纳了。
  受够了风雨考验的老三届们,自从大规模返城以后便沉寂了下来。昔日 “天兵天将”的凛凛威风、下乡伊始的勃勃朝气以及知青生活中的种种凄凄 惨惨切切仿佛都已经烟消云散。
然而,沉寂并不等于无所作为。老三届们从最底层开始,一步一个脚印
地向前迈进着。在经受了那么多磨难以后,除了命运的捉弄,似乎再也没有 什么可以阻挡他们。他们默默地掀起上夜校充电的浪潮、下海经商的浪潮, 当然还有出国的浪潮。往日张狂的少年如今早已多了几分沉稳、几许圆通。 他们将当年集体高喊“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的精神活学活用到每个人 的“创业史”中,为自己展现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未来。
  当历史又向前推进了十几个春秋时,老三届们终于有暇直面自己的过去 了。1990 年,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在北京举办“魂系黑土地——北大 荒知青回顾展”;1991 年,原广东和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分别在广州和 重庆举办“历史为平凡作证——海南、广东兵团知青生活回顾展”和“青春 无悔”大型图片展。当然,也有人率先在京城办起了“老三届”饭馆。
  咒骂过,诅咒过,然而 10 年的青春生活无法从记忆深处抹掉。他们曾面 对着大山、面对着黄土地高声呼喊:“我来啦!不走了!”他们也曾在那里 忘我地战斗。他们把青春和爱留在了那里,青春的回忆是一辈子的回忆。
午夜梦回,是不悔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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