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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



编写说明

一、我们为什么编写这本书


  1.为一般读者认识毛泽东、了解毛泽东提供一个新的角度。近年来,出 现不少有关毛泽东生平轶事和著作研究的读物。对其阅读古今中外著作的情 况,也有一些回忆和叙述,但多数缺少注解分析;或单一研究某木书对毛泽 东的影响,难给人以整体的印象。木书将弥补这一缺陷,力求为人们展示一 个“书斋里的毛泽东”形象。
  2.扩展和深化毛泽东研究领域。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形成及其发展基 础,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也包括对古今中外各种书刊 典籍内容的吸收、扬弃和发挥,后一个方面始终是毛泽东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本书将尽量全面地使读者体会到毛泽东的理论渊源。
  3.使人们从毛泽东读书的角度了解他的个性情趣,特别是他联系实际而 不为书所拘的读书方法。这些,都生动地反映在毛泽东对一些书籍和文章的 批注和大量谈话当中,这就需要广泛地汇集、严肃地选取、客观地解析。

二、编写原则

1.范围要全。时间跨度,从毛泽东 8 岁发蒙读《三字经》、《增广贤文》、
《幼学琼林》,到他 83 岁逝世前半月读《容斋随笔》;据此分门别类,包括 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历史、文学诸篇,早期单列一篇。
2.以准确性、文献性为材料的选择原则,使之有永久的保留价值。
3.叙述方式和语方表达,朴实、生动,力求可读性。

三、编写体例

每个条目包括 3 个部分:
  1.原文(某书或某文中的某段)摘引,即毛泽东所批注或评论的原书(文) 中的段落。上下引文尽量全面,避免断章取义。如果毛泽东是就全书的基本 情况或该书叙述的某个观点、某件事情发表评论,则放在“解析”部分客观 介绍,概括毛泽东评论对象的内容。
2.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其中不仅包括毛泽东的读书批注,而且摘
引毛泽东著述、谈话中有关读书的心得体会。所引都保持原貌,能查明时间 的,均注明;有的批语无法断定时间,则注明毛泽东读某某书的批语。这部 分文字,主要摘引自公开出版和发表的毛泽东著作(言论),也有的是摘引 自当事人的回忆和有关论著中所披露的文献材料,对这两方面的材料,均注 明出处,以备读者查考。
  3.注解分析。包括:①原书(文)基本情况。作者及出版或发表时间; 全书(文)的基本倾向及其影响;毛泽东阅读的版木,如果是文章,则说明 原文发表的时间及刊物。一本(篇)书(文)可能设若干条,这个内容则只 在第一条内出现。②毛泽东阅读的现实社会背景及其阅读过程或谈话背景。 有的书是早年读过,而晚年也读,将过程说清。③分析毛泽东读评的基本观 点。毛泽东在阅读或评论同一部书时,常常有好些相近或相似的批注和谈话,
  
另设条目则重复,这种情况一律将原文和批注、谈话揉进这一段叙述分析, 并在行文中顺带出毛泽东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什么书上发表这些批注、 谈话的,以充实毛泽东的观点及其发展情形。分析则指明毛泽东观点的特色。
④如果这些观点在毛泽东的实践中有所反映,或在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中有突 出意义,也作必要的说明。前后观点若有变化也有所交待。从总休上看,有 的条目侧重于理论分析,有的条目侧重于毛泽东读书情况的交待。
  4.条目设置。除早期篇按毛泽东阅读和评论的时间顺序外,其他诸篇均 按原书(文)的形成时间。国外著作一般效在后面。

四、参阅书刊


  为广泛收集素材,编写者分工查阅了大量出版物,吸收了近几年的研究 成果,并对一些材料做了认真的考证核对。参考的主要出版物有:
1.毛泽东本人的著作
  《毛泽东选集》第 1—4 卷(第 2 版)、《毛泽东文集》第 1—2 卷、《毛 泽东早期文搞》、《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毛泽东军事文集》、
《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外交文选》、《老一辈革命家家书选》(中 央文献研究室编)等。
2.有关研究和回忆的著述
  书籍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西 行漫记》(斯诺》、《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毛泽东 的读书生活》(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读史》(张胎玖)、
《毛泽东和诗》(张贻玖)、《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李锐)、《庐山会
议实录》《李锐)、《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逢先知等著)、《毛泽 东谈文说艺实录》(刘汉民编)、《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穆欣)、
《缅怀毛泽东》上、下(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编)、《毛泽东读古
书实录》(黄丽镛编著)、《毛泽东交往录》(于俊道、李捷编)、《毛泽 东与中国史学》(王子今)、《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马齐彬、陈文斌 等)、《忆毛主席》(吴冷西)、《毛泽东在上海》(上海党史研究室编)、
《我眼中的毛泽东》(郭思敏编)等。刊物有:《文献和研究》、《党的文
献》(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合办)、《中共党史研究》(中央党史 研究室主办)等。
  此外,还有许多散见于各种出版物的单篇文章,以及一些当事人的回忆 著述。
  以上出版物是本书中“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材料的来源。个别条 目还引述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 早年读书生活》(李锐)等书中的一些论述。

五、编写人员


木书由下列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同志参加编写,具体分工如 策 划:陈 晋、李师东

主 编:陈 晋
早期编:陈 晋、樊 静(以编写字数多少为序,下同)
政治篇:陈 晋、张爱茹、张 鸣 军事篇:樊 静、张贻玖、陈 晋 经济篇:孙 纲、毛立言、陈 晋、宋玉洛 哲学篇:陈 晋、黄宪起、张晓玲、杜志明、高 路 历史篇:陈 晋、樊 静、张贻玖、王汉田 文学篇:陈 晋、张贻玖
  稿成后,由陈晋、李师东统稿,张呜部分统稿,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转 送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审稿。参加审稿的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有汪裕尧、冯慧、 吴玉裕、刘宝玉、鲁振祥、张素华等 6 位同志,他们非常认真负责,提出许 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在此表示特别的谢意。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早期篇

背得,可是不懂
(读“四书”、“五经”)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
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 对待学生的。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在保安接见美国记 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 6 年。背得,
可是不懂。
——摘自毛泽东 1964 年 8 月 18 日在北戴 河的谈话[解析]


毛泽东上面两段回忆,说的都是他少年时代在韶山家乡读私塾的事情。 幼龄的毛泽东,生得虎头虎脑,聪慧过人,深得外公外婆的欢心,因此
8 岁之前,一直在外家寄居。外家是个大家族,设有家塾,童年毛泽东常去
“旁听”,里边学生在背书,他听过就背了下来,还能写字,背古诗。常常 博得大人们不时的惊喜。毛泽东 8 岁被接回韶山读书,先先后后,断断续续 在好几个私塾读过书,这期间,他还因父亲之故停过学,白天同长工一同下 田,晚上帮父亲记帐之余,还坚持自学。后来,在他的坚持和母亲、舅舅的 支持下,毛泽东又得以读下去,一直到 1910 年夏。
发蒙伊始,毛泽东读的未必就是“四书”、“五经”这样权威的儒家经
典。显经,“四书”、“五经”这样的儒家经典,对于儿童来说实在是大艰 涩难懂了,所以,很多人编了些儒学的通俗本和普及本,以供儿童启蒙之用, 旧称“蒙学”,最常见的蒙学课本是“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 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还要加上《增广贤文》和《幼学琼林》 以及《纲鉴易知录》等。这类书,一类行文比较通俗,有的还押韵,易于上 口,便于记忆,把儒家思想的自然观、伦理观、道德观和价值观都融汇于其 中,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因而在民间成为传播文字知识和儒学的最好中介, 事实上成为儒家经典的普及形式。毛泽东小时候,也首先是从这些书里面获 取知识,接受传统文化的。
  如《幼学琼林》里面,有词语的解释,有典故的介绍,有成语的运用, 又蕴含着封建社会为人处世的道理。采用对仗的联语形式,不仅有助于记忆, 也有助于学习吟诗作赋。其中的一些成语典故,如中流砥柱、前车之鉴、坐 井观天、兼听则明、口蜜腹剑、物极必反等等,在后来的《毛泽东选集》中 都可以找到。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有过“耕三余一”的口号,这见于《幼学 琼林》:“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庶儿遇荒有备。”至于《增广贤文》,相
  
信毛泽东在小时候也是熟悉的。“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长江后浪 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人而无信,不知 其可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等等。这些话常出现在毛泽东的笔端和口头,成为他语言素材。
“四书”、“五经”中,“五经”是《周易》、《尚书》、《诗经》、
《礼记》、《春秋》。“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前两种是《礼记》中的两篇,实算不得两种书,它们和《论语》、《孟子》 同样普及,受世人重视,是由于南宋大儒朱熹将“四书”编在一起,并以毕 生精力作注解,由引构成了自己的理学体系。明清以来,理学受到封建统治 者的推崇,“四书”由此被定为科举用书,从而化为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 “四书”中《论语》是专门记载孔子及若干弟子言行的书。《汉书·艺 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 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 语》。《孟子》相传为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共同编定,大体如《史 记·孟苟列传》所言:“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 七篇。”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论语》“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 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如‘君子’、‘仁’、
‘忠恕’,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
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孟子》“书中说‘仁’兼说‘义’,分 辨‘义’‘利’甚严;而辨‘性善’,教人求‘放心’,影响更大。又说到
‘养浩然之气’,那‘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这是修养
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相通的哲理。”关于朱熹编注“四书”,朱自清还有 这样一段概括的话:“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享领,便能领会
《论语》、《孟子》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语》、《孟子》的旨趣,
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 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 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 在第三步,和《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 基础教育。后来规定“四书”为科举用书,原也根据这番意思。不过来子教 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不合于 他提倡的本心的。
关于“五经”。《春秋》是孔子作的鲁国的史书。一般是读它的“传”,
即对《春秋》内容所作的解释或详述,《春秋》有三传,人们常读的是《左 传》。《诗经》为孔子以前的诗歌汇集,《尚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 分追述古代史迹著作的汇集,相传均为孔子编选而成。《易经》为《周易》 中同“传”相对而言的经文部分,是占卦的书,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旧传 孔子曾为之作《传》,《易经》和《易传》合而称《周易》。《礼记》又称
《小戴礼记》,是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传为西汉戴圣编纂。“五 经”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反映了儒家思想。
  根据有关回忆材料,毛泽东 6 年的私塾读书生活,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 引人注目之处:(一)书读得比较多,开蒙起点高。韶山毛氏家族认为《百 家姓》、《增广贤文》等是俗书,发蒙从《三字经》开始,读过《琼林幼学》; 继而点《论语》、《孟子》和《诗经》等;后来读过《春秋公羊传》、《春 秋左氏传》(即《左传》)等;在最后一个塾师处,还读过《纲鉴易知录》
  
和古文等。(二)天分极佳,记性好,几达过目成诵的地步,很小就会查《康 熙字典》。读书瘾头大,一闲下来总是在看书。(三)他并不喜欢读经书。 旧时私塾,在开初阶段,老师只点书,并不讲解,学生只是死记硬背。他最 喜欢看的是杂书。私塾的规矩,认为这都不是正经书,不许学生看。他总是 偷着看,甚至在课堂上将正书放在上面。塾师发觉后,就故意多点书,让他 背,他都背得出来。(四)开始学作“破题”文章,作得快,总是交头卷, 还常帮助同学作文。当时已废科举,乡村塾师关于作文,大概也只会先教学 生如何“破题”。“破题”是八股文的首段,要用几句话讲白题旨大意。
  在毛泽东少年时代,科学废,学堂兴。西学东渐已是时代的风气,外出 留学已成知识界的潮流。但是在湖南韶山冲这个闭塞的山区,新思潮的冲击 力似还十分微弱,他只读了《盛世危言》这样讲西学的显然已经过时了的书。 因此,虽然时代已变,但毛泽东所处的教育环境,依然是旧式的、传统的, 但也许正因为他处于韶山冲这样一个闭塞的山村,才使他在 6 年私塾中,为 旧学打下了一个较好的根底。这对于他日后的生活道路,产生了正反两方面 的影响。积极的方面使他比别人能更好地立足传统文化,汲取有益的养分, 消极的方面则是时为传统文化的阴影所翳蔽,从而生出些不好的东西。
  旧时私塾先生教“四书”这类经书,只照本宣科而不讲解,只让学生背 诵,不但得背正文,而且还要背朱嘉的注解。囫囵吞枣,消化不了,学生当 然没有兴趣。“四书”中的这些所谓心法哲理,学童们(其实也包括老师们) 是无从领会理解的。所以毛泽东说他“背得,可是不懂”。不过背诵之法, 自幼记在脑中,成年后理解力强了,警句名言,精彩段落,随手拈来,是大 有好处的。毛泽东后来对“四书”、“五经”的运用、发挥,十分自然,说 明了这一点。
  
我爱看造反的旧小说
(读《水浒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
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 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 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 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 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 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 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 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 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 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 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利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摘自毛译东 1936 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上面这两段谈话,说的是他少年时代在韶山读课外书的情况。毛
泽东是 1902 年 9 岁时正式入私塾读书的,先在其家近旁的南岸私塾发蒙,后 又在韶山一带换了 6 处私塾读书。其间,1907—1908 年他 14—15 岁时曾停 学在家务农。在私塾所学的,自然是“四书五经”这类传统文化中规范的启 蒙读物。但毛泽东说“不喜欢它们”,所以,上私塾时他背着教师读《水浒 传》和历史演义这类被视为“禁书”和“坏书”的作品,即使辍学在家务农 的时候,他也“继续读”。这一点,很鲜明地反映了毛泽东从小时候起就逐 步形成的在文化选择上的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小说,文言成熟于唐代,白话成熟于明代。“小说”这一称谓, 被正史大家说成是源自先秦的“杂家”者流。一个“杂”字,把它排除在经 史子集的文化殿堂门外,被世人目为消愁解闷的“闲书”。正统的文人士大 夫自然不屑以为,只有那些落魄不得志的才子们才去营构。这与古典小说的 内容和形式有关。它既为杂家之言,自然较少去“宗经”、“载道”、“征 圣”,去言修治齐平者们的“雅洁”情志,而是用“摆龙门阵”的方式去讲 述些野史趣闻和怪异之事。于是在流播之间,渐渐成为大众百姓的文化娱乐 形式,更多地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情感愿望和价值取向。故著名的古典小 说,除《红楼梦》之外,大多是源自民间的创造,与上层的雅文化分流,对 正统者来说自然有些碍眼。就其美学形式而言,传统文艺样式,多属于表意
  
和表现型,唯小说重写实,重描绘,这也是粗通文墨的人喜欢阅读,不识一 字的人喜欢听讲的重要原因。所以,毛泽东说:“村里的老人??也喜欢这 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过。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
  从文化环境来说,农家子弟毛泽东自小就喜欢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这类 “杂书”,也有其必然性。此外在少年毛泽东身上,出现如此明显的速反的 文化和文艺选择,自然有带普遍牲的生理年龄方面的原因。就像神话艺术是 人类儿童期特有的精神需求和创造一样,最富想象和幻想的少年时代,大都 偏爱有曲折故事、形象生动的演义小说和魔幻小说,特别是以理性刻析的形 式向他们灌输繁琐的礼仪之道,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的情况下,更容 易萌生逆反的文化接受心理。故毛泽东对斯诺说:这些书,“是在容易接受 的年龄里读的”。
  当然,年龄因素对少年毛泽东的文化选择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要意 义。渐渐的,他从好奇的欣赏走向主动的自觉的接受。毛泽东所列举的爱读 的“旧小说”中,实际上有两类,一是《水浒传》、《西游记》,有“造反” 内容,一是《三国演义》、《隋唐》等,传播历史知识。但它们有明显的共 同点,这就是颂扬英雄人物。应该说,这是毛泽东从小爱读旧小说的一个心 理起点。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也叫《水浒全传》,传为元末明初人
施耐庵创作。描写的是发生在北宋徽宗宣和(1119—1125)年间,以宋江为 首的农民起义的事故,其活动范围在山东、河北、江苏一带地区。这个故事 的情节,由南宋到元末愈传愈盛,反映人民爱憎分明,成为宋元时代许多农 民起义的富有典型性的艺术概括。《水浒传》的主要版本有:(一)百回本。 最早出现的百回本是明朝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的刻本。内容上在宋江等受招 安后,又插入了征辽的故事。(二)一百二十回本。现存最早出现的一百二 十回本是明末郁郁堂刻的杨定见本。在此之前,就出现了一百一个回本、一 百一十五回本和一百二十四回本。这些书都将百回本的原文大加删节,又平 空插入平田虎、王庆的故事,就成为所谓“文间事繁”本。杨定见刊行的一 百二十回本,以百回本为底本,增入平田虎、王庆的故事,就成了所渭“事 文均繁”本。(三)七十回本,这就是清初出现的金圣叹的七十回本,又称 贯华堂本。该本终于卢俊义一梦,无招按及招安以后的故事。金圣叹扬言得 到了“古本”,说只有七十回,以后的回数都是后人加的。他在七十回的后 半部分作了添写,前面又伪作一篇施耐庵的序,实际上是他作了删增。后人 所谓金圣叹“腰斩《水浒》”,就是指的此事。金圣叹这样做,实出于他的 思想倾向。他反对“招安”,希望把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一网打尽。这个本子 流行极广,很长时间代替了百回木和一百二十回本。因为它包括了《水浒传》 的精华和主要部分。文字也比其他版本洗练和统一。此后,出现了许多影印、 石印、排印、铅印的七十回本。(四)七十一回本。这就是 1954 年人民文学 出版社出版的《水浒》。该本把金圣叹的批语删除,伪造的卢俊义的一个“噩 梦”作为结束,亦予以删去。依照一百二十回本,恢复原来面目。又相应地 把金木的“楔子”略加剪裁,改为第一回,并把最后一回回目“惊噩梦”, 恢复为“排座次”。这样,全书的回次就有七十一回了。这是建国后最为通 行的版木。到 1972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印刷了 20 次。
  对《水浒传》的版本情况,毛泽东也是很熟悉的。这从他 1975 年 8 月关 于《水浒》的谈话中便可知道: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几十回,“砍掉了,
  
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 叹》(见《南腔北调集》)。”又说:“《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 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这段评语印在前面。”
  《水浒传》中所展示的英雄好汉们形形色色的传奇经历和令人神往的个 性、意志和品格,这对受到韶山冲那片封闭土地的束缚,受到逐步发迹而又 有些专制的父亲的严格管束,以及耳闻目染半封建社会种种不平等现象的少 年毛泽东来说,这些作品的内容无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所以他对斯诺谈到: “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他敬佩 和向往这些英雄好汉的义气、侠行、胆识、才干,多少是以艺术欣赏的方式, 不自觉地在实现自我角色的转换和情感价值的认同。后来他还谈到过在与父 亲发生冲突时,他把父亲比着《水浒》中的贪官,而自己无疑是梁山上那群 “替天行道”的好汉。享有凑巧,这种转换和认同,就在毛泽东津津乐道《水 浒》等小说故事的那段时间里,这些文学世界里的事情竟也在现实世界中发 生了。梁山的故事在他的家乡接二连三的重演。而这些故事用他的话来说“影 响了我的一生”。
  1936 年同斯诺神话时,他如数家珍似他讲起小时候听说和看到的一些事 件,有一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在长沙有成千成万的人没有吃的。饥民派了 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 没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就从来没饿过。”当抚台回答的话传到人们耳朵 里的时候,他们怒不可遏。他们举行了群众集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 他们攻打巡抚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厅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后来来了一 个新抚台,立即下令逮捕暴动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杀头,他们头被挂在旗 杆上示众,作为对今后的“暴民”的警告。几个卖兰花豆的小贩逃出长沙, 把消息传到了韶山。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和同学们展开了 讨论。大多数学生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 题。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单纯地把它看 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感到兴趣,而毛泽东在回忆中却说:“我却始终忘 不掸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 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韶山一带还发生过一件事。一个秘密会社哥老会的会员们同本地的一个
地主发生了冲突。他到法院去控告他们。由于他是个有势力的地主,所以很 容易地通过贿赂得到了一个对他有利的判决。哥老会的会员们败诉了。但是 他们并不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并撤到本地一个叫做浏山的山里,在那里建 立了堡寨。政府派军队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打起反旗 的时候,曾经杀了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彭铁匠的人。最 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不得不逃亡。后来他终于被捕并被斩首;但是在学 生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毛泽东接着说, “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 磨灭的印象。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
  于是,当他“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的时候,他获得了一种新的视 角,他发觉“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当主人公”。
  如果说,在此之前他阅读古典小说,主要是获得历史知识和少年幻想的 直观满足,以及对艺术形象的美感愉悦,那么,这段思索则反映出他的思维 开始走向社会内容的评价,不满足于情感的审美体验,还要寻求真和善的价
  
值所在。他的标准自然十分浅近朴实,但却是一个根本的事实:他接触的都 是长年辛劳的农民,而文学作品竟不以他们为主角,既然人的生存的首要条 件是吃饭,种地的农民就应该是社会生存中最重要的角色,可在艺术美的天 地里却没有他们的位置,而让那些不种田不耕地的人充当主角,这实在太不 公平了。进一步,他阅读古典小说的收获开始超越文学命题,升华为社会学 的命题:统治者拥有并控制着土地,他们“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原来, 文学创作的不公平,源于社会身份的不均等。小说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就这 样自然地在毛泽东心目中系结在了一起。于是,他常常对小朋友说:“我们 长大了也要写书,写农民的书。”
  如果提出,毛泽东最早是从上述表现替天行道的造反者形象的作品中感 受到“革命”的,或许是不过分的。
  关于毛泽东阅读《水浒传》以及受其影响的情况,后面还有条目叙述。 这里再顺带说一下毛泽东后来读历史演义和其他“旧小说”的情况。
  1937 年 1 月 31 日,毛泽东刚进驻延安,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便 专门给在国统区开展工作的李克农发了封电信:“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 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
  1941 年 1 月 31 日,在给远在苏联的毛岸英、毛岸青写信时,毛泽东又 特地给他们寄了一批演义小说和传奇,据他所开列的书单来看,其中包括:
《精忠岳传》2 册,《兰花梦奇传》1 册,《峨嵋剑侠传》4 册,《小五义》
6 册,《续小五义》6 册,《水浒传》4 册,《薛刚反唐》l 册,《清史演义》
2 册,《洪秀全》2 册,《侠义江湖》6 册。
  1944 年 7 月 28 日,在给谢觉哉的信中,特地指点他到范文澜处寻找《明 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之类的作品,并说“《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 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1947 年 9 月 12 日在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又说: “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范文澜 40 年代送给他的一 部《笔记小说大观》,他一直保存,后来带到了北京。
1967 年 10 月 12 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他说,不学点帝王将相,不
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 这大体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一生爱读旧小说的原因。

把西方的东西引进中国
(读郑观应《盛世危言》)


[原文]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 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未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 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读书史, 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 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知乱 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 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 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其驯致 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干学堂,论政干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 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抢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 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 路四达,果足恃欤?
——摘自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父亲]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他在一次诉讼失败之后,更是这样了,当 时他由于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而败诉。我经常 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 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 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 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 像经书那样“有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影响??。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解析]


  13—15 岁时,毛泽东离开私塾,辍学在家。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 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帐。尽管这样, 他还是能够继续学习,贪婪地阅读他能够找到的除了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 这使他父亲很烦恼,因为父亲要他读经书,于是,少年毛泽东只好偷偷地利 用晚上的时间读他能找到的“新书”。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就是这个时 候读到的。
  《盛世危言》是近代早期改良思想家郑观应的代表著作。郑观应 1842 年生于广东香山。1858 年他放弃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热衷的科举考试,到上 海学习商务。在此后的 20 多年,他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担任 买办;同近代有名的洋务派人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同办过“洋务”;
  
他自己也曾经营过贸易、投资轮船公司,是位熟悉中外贸易的官商。郑观应 不仅深谙孔孟之学,而且广泛深入地研究了近代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文 化。于 1862 年写成《救时揭要》,后增订改名《易言》刊行,至 1893 年再 经增补修订,定名《盛世危言》,随即出版。各种版本翻刻发行达 10 多万本, 是当年影响极大的讲西学新法的书。以致能够传到韶山这样闭塞的山村来。 此书在戊戌变法前几年,曾由总理衙门印 2000 部,分发众大臣阅看,影响更 腾播朝野。
  该书分 5 卷,正文 57 篇,附录 19 篇。《道器》篇列首,为全书总论, 继以《学校》、《西学》、《考试》、《议院》诸论。从前面引述该书“自 序”中的一段话可以知道,郑观应是以实行君主立宪体制,发展资本主义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当作“富强之本”的;同魏源等人专讲“师夷长技” 的观点有区别,更不同于洋务派官僚的“遗其体而求其用”,只重“船坚炮 利”的主张。然而,郑观应仍自称“涉足孔孟之道,究心欧美西学”,“中 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总之,不敢摆脱孔孟纲常人 伦的本体,仍是一个“圣之时者也”的人物。他的改良主张,经过戊成变法 失败后,也早已宣告“此路不通”。不过,对于孤处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 这本一二十年前出版的书,确是顿开茅塞的读物。其君主立宪和发展资本主 义经济的纲领,还是相当新鲜的,特别是郑观应“以中学为体,辅以西学” 的主张,对他很有启发。他意识到中国绝不能守着祖宗的老样子不变了。
唤起少年毛泽东的爱国精神和“一定的政治觉悟”的书,除了《盛世危
言》外,这时他还读了一本小册子《列强爪分之危险》。这本书介绍了日本 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以及对越南、缅甸宗主权丧失的情景。他后来对斯 诺回忆说:“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木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 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 亡,匹夫有责。”
《盛世危言》等著作,展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开阔了毛泽
东的眼界。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天下国家都处于大变化之中,自己不能 守在韶山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应该抓紧学习新知识。他读的书,对他“发 生了影响”。这个影响就是他对斯诺说的:“《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 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作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 的??”最后。还是父亲作出让步。得到复学的准许后,毛泽东到另外两处 私塾又读了一年。不久,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告诉他,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 讲授新学,在那里可学到不少韶山冲里学不到的新东西。毛泽东听了以后很 动心。八舅文王钦、堂叔毛麓钟和表兄王季范等也众口一词,都说毛泽东若 进了洋学堂,日后会有大出息。毛泽东的父亲经过他们的劝说,认为这也许 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便答应了。临行前,他抄送给父亲一首诗道别。诗 中写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 不青山。”年青的毛泽东就抱着这样的志向离开了韶山,走上了一条新的生 活道路。

经世要务,——讲求
(读顾炎武《日知录》)


[原文]


非器则道无所寓。(眷一《形而下者谓之器》) 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卷十三《正始》)
——摘自顾炎武《日知录》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昆山顾宁人先生,生长世族,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诸史,略
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钞节,经世要务,——讲求。当 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 衰。事关民主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 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摘自毛译东 1913 午 10 月至 12 月《讲
堂录》,原文出自潘耒《日知录序》(见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599 页:


  惟北方之强,任金革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烈士武臣,多出 凉州。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创之 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南 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乘而喜马。此数古人者,皆可师也。
——摘自毛泽东 1917 年 4 月《体育之研究》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68 页)
[解析] 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字宁人,江苏昆山亭
林镇人,故又号亭林。早年参加复社,议论朝政,反对宦官专权。留心经世 致用之学,注意民生利病和国家大事。辑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明亡后, 清兵南下,参加抗清斗争。后半生遍历华北各地,结交豪杰、观察山川形势, 时刻意图恢复,拯求民族沦亡。晚年累次拒绝清廷之召。主要著作有《日知 录》、《顾亭林诗文集》等。《日知录》共 32 卷,是读书札记,按经义、吏 治、财赋、史地、兵事、艺文等分类编人。书以“明道”“救世”为宗旨, 包括作者全部学术思想。顾炎武的学生潘耒(1646—1708)为这部书写了《序 言》,把顾炎武从事实地考察,讲求实学的精神阐述得非常清楚。毛泽东不 但恭谨抄录,而且还把它正为立身行事的准则。
  毛泽东 19l0 年秋到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随后对顾炎武“明道教世”之 学有扭浅了解。同同学萧子暲交谈读书心得,毛泽东尝引顾氏“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格言以互勉。进入湖南第一师范以后,他更广泛地接触到清初 几位大师的学术思想。除了经常到“船山学社”去听刘人熙等讲述船山哲学
  
以外,他对顾炎武首倡“经世致用”的学风,颜元、李塨讲求的习行哲学, 尤为向慕。所以,1917 年撰写《体育之研究》一文,标举顾炎武、颜习斋、 李恕谷为文武兼备、三育并重的师表,备加称颂,绝非出于偶然。
  明末清初带有启蒙色彩的思想家王船山、顾炎武、颜习斋等,反对程、 朱、陆、王过分侧重“理”、“心”的偏向,认为空谈性灵,愈谈愈妄,只 会导致对现实社会浑然不察,导致办事无能。因而他们主张实践,主张通过 自己以天下万物为对象来活动;他们重形体,探究身体各机能的发达,认为 身体是以万物为对象的活动的前提;他们身经明亡于清的惨痛,主张为学当 讲经世致用等等。这些主张,事实上都融入了青年毛泽东对人生的思索之中。
《讲堂录》里便记有不少顾炎武的言论主张,推崇他“足迹半天下”,穷究 有关国计民生的现实课题;看不起不求实际的名士风度,认为“名士如画饼, 可玩不可餐”。认为“伊尹(商初出生于奴隶的大臣——引注)道德、学问、 经济、事功俱全,可法”。
  关于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时候读到顾炎武的《日知录》的,有不同的说法。 一般的说法是,他 1909 年在韶山东茅塘读私塾时,毛麓钟老师指导他读过这 部书,毛泽东早期研究的著名权威李锐先生不同意此说。他认为:《日知录》 是一部高层次的学术著作,决不是三家村里小小蒙童的适当读物。事实上也 没有人听说过旧时私塾中有过点读《日知录》的事情。毛泽东在《讲堂录》 中提到了潘耒的《日知录序》,并且摘抄了其中若干内容,这只表明他 1913 年在第四师范求学的时候,听过教师讲授过潘耒的这一篇序言,并不能据以 证明他在私塾读过《日知录》。当然,随后在第一师范前期研读国学时,读 过或涉猎过《日知录》。可以断言,那种说塾师曾点读《日知录》的,是一 种不确切的材料。
比较起来,李锐先生的分析似乎更有道理一些。但可以肯定的是,顾炎
武、王夫之等的经世致用思想,是近代湘学的源头,毛泽东自幼耳濡目染, 在东山小学堂时便知道了他们的一些基本主张,到长沙读书以后,更是由浅 入深的接受了《日知录》的影响。

有登高一呼之概
(读梁启超主编《时务报》、《新民丛报》)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无心读古文。当进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 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 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在保安接见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咏昌先生: 书十一本,内《盛世危宫》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
尚希原谅。
 泽东敬白 正月十一日
——毛泽东 1915 年 2 月 24 日致文咏昌信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4 页)


  二十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 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 之概。原其所以,则彼时因几千年的大帝国,屡受打击于列强,怨痛愧悔, 激而奋发。知道徒然长城渤海,挡不住别人的铁骑和无畏兵船。中国的老法, 实在有些不够用。“变法自强”的呼声,一时透衡云澈云梦的大倡。中国时 机的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湖南也跟着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
纽。
——摘自毛泽东 1919 年 7 月 21 日《健学会 之成立及进行》(见《毛泽东早期文稿》 第 2 版,第 362 页)
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
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仪》在《时务 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 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 论家。
  粱启超是在两次赴京尝试落第之后,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 车上书”的。“戍戍变法”后,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 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后来,他拥护 袁世凯当总统和段棋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 出国游欧,回国后即退出政坛,专心著作和讲学。
  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 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 认有时是信口开河。
  
  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 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 的术语宋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 肤浅,这不容易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他自己写评论,又要修改别人 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枝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 其中三位主要助手也是广东人。现在我们的报社,动辄数百人、上千人,是 不是太多了?
——毛泽东 1958 年 4 月 8 日在武昌同吴冷 西、田家英的谈话(见吴冷西《“五不 怕”及其他》第 163—164 页)


[解析]


  《时务报》和《新民丛报》,是近代史上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要报刊。 均为梁启超(1873—1929)主持。梁 1890 年起师事康有为,成为其主要助手。
1895 年后致力于维新变法运动,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思想家、宣传家。戊戌 变法时脱险赴日本,办《清议报》,继续倡议君主立宪。1905 年后,思想趋 于保守,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派。1912 年回国,组织进步党。后反对袁世凯称 帝和张勋复辟。晚年致力子学术研究及教育。一生著述甚丰,辑为《饮冰室 合集》。其主编的《时务报》于 1896 年 8 月创刊于上海,为旬刊。它以变法 图存为宗旨,宣传改良主义思想,成为维新派在戊戌变法前的最有影响的报 刊。1898 年 8 月停刊。
《新民丛报》是维新派在戊戌变法后的重要报刊。 1902 年 2 月在日本
横滨创刊,半月刊, 32 开本, 1907 年冬停刊,共出 96 期,有汇编本。 除梁启超外,主要撰稿人有马君武、黄与之、康有为等。创刊号《本报告白》 称其宗旨三条,报名“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名”; “乐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
梁启超当时的主要文章和时事性论著,几乎都是在他自己主编的《时务
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上面发表的。在政治上他鼓吹保救光绪皇 帝、反对慈禧太后,主张君主立宪。但更重要的是,梁启超在其报刊上面发 表了一系列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如《天演学初祖达 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乐利主义者之泰 斗边沁之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论泰西学术思想变迁 之大势》等等。这样,跟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伦理观念、思 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得以介绍过来,在长期囿于封建文化观念的中国知识界 中,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梁启超的文章,气势奔放,感情丰富,文质并茂, 时夹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通俗易懂,琅琅上口。世称“以饱带感情之 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 冲冠,或热泪湿纸。”同严复相比,梁的西学造诣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虽然 严译西著与梁的启蒙办报几乎同时面世,但在影响面上,严却远逊于梁。这 一方面是由于严文之古雅艰涩,一方面是由于梁文之流畅通晓。梁启超富于 进取,学识渊博,人称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早期,他 那具有非凡魔力的文章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从朱执信、柳亚子到胡适、蒋

梦麟,以陈独秀到吴王章、林伯渠,从鲁迅到郭沫若、邹韬奋,都有过这方 面的回忆。故毛泽东说他当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很自然的;认为 梁启超的报刊文章有“登高一呼之概”,也是符合实际的。
  毛泽东后来特别欣赏的,认为“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 淋漓”的《变法通议》,是由《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等 20 篇论文组成,连载于《时务报》第 1 期至第 43 期。它以西方资产阶级 进化伦为武器,论证变法势在必行,认为变法是天下公理,变亦变,不变亦 变,主动变法,权操诸己,可以救亡图存,否则亡国灭种。揭露封建专制制 度的腐朽,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主张变科举、立学校,培育新人。 兴工艺专利,发展民族工商业。改革官制,实行君主立宪。议论新颖,文字 生动流畅,在知识分子中影响重大,传诵一时,梁启超也因此书而声名大著。
  《新民丛报》于 1907 年冬季停刊。毛泽东是在 1910 年下半年在湘乡东 山小学堂才读到的,虽然已经是几年前的旧杂志了。但是对于一个来自闭塞 山村的少年来说,其中的一系列主张却有振聋发聩之感,自然更启发毛泽东 从全新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思考人生。如他自己说的,对这些文章,他是“读 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从这里受到的影响,一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 间。后来他组织“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 宗旨”,还可以看出梁启超“新民说”的明显影响。这种新文体也影响他作 文章的风格。甚至毛泽东成年之后的文章里,还是不难感受到梁启超式的气 势。
最早借书给他的表兄,是舅父的儿子文运昌,当时他们同在东山学堂念
书,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还书便条现在还留存在韶山纪念馆。
  1911 年春,在辛亥革命前夕,毛泽东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就读时,也 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饮佩,在思想上还不清楚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 的区别,于是写了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提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组 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 交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
在以后进入省立高等中学的半年,以及在第一师范的 5 年半的学习中,
他并没有完全忘记梁启超。在现在保存下来的读书批语、笔记和书信中,或 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都能看到梁启超的影子。
1913 年《讲堂录》所记:“理想者,事实之母也。”便是化用梁启超在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里的句意,原文为:“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 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讲堂录》里,为解释《易·大过》 里“君予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的句意,毛泽东录引了梁启超《新民说·论 自由》中的四句话:“狂澜滔滔,一柱屹立。醉乡梦梦,灵台昭然。”
  1915 年 6 月 25 日,在给湘生的信中谈到自学的重要性时,毛泽东说, “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 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 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 救济”。康梁在他的心中,是通过自学而有所造就进而成为“奇杰”的典范。 同年 9 月 6 日,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说他曾想离开学校,“以就深山 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基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 这年 4 月,主张帝制的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 造舆论。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诸名流起而反对。梁启超在 1915 年 8 月
  
22 日的一封家信中说:“实不忍坐视此辈鬼域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 能属文耳。”曾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上大总统书》等文,讥斥“筹 安”诸君子,强烈反对帝制复辟。后来参加蔡锷讨袁起义后,梁又连著《军 中敬告国人》、《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袁世凯之解剖》等文,笔力雄 浑、锐利酣畅,社会影响很大。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通过学友会,将汤 化龙、康有为、梁启超 3 人有关反袁及对时局不满的文章,编印成册,题为
《汤康梁三先生对时局之痛言》,广为散发。为请他的好友萧子升题写书名, 毛泽东特致一信:“近校中印发汤康梁三先生书文,封面当签署‘汤康梁三 先生之时局痛言’十一字,仰吾兄翰赐书为幸,长以此信笺之长减半寸为限, 大小真草,随兄为之。须此甚急,可否明天上午赐来?不一。”对于这件事, 毛泽东的好友张昆弟在 1916 年 4 月 28 日的日记中又说:“上午八时接润之 兄书,并承《汤康梁先生时局痛言》一本,夫康氏素排议共和,今又出面讥 帝制,真所谓时中之圣。斯人若出,民国亦之幸矣。”毛泽东和张昆弟都认 为,康有为与梁启超能由君主立宪立场转变为拥护共和,反对帝制,这是一 件好事。
  1917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某公常自谓:‘今日 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这里 说的“某公”,便是梁启超。1903 年 10 月,梁在《新民丛报》第 38—39 号 所载之《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说:“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 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悼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以后,他又在《清 代学术概论》、《是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过“今日我与昨日我挑战”的 话,可见毛泽东对梁启超的这些论著是熟悉的。
梁启超在《进化化革命音颉德之学说》一文中,详细介绍了 19 世纪达尔
文进化论的积极鼓吹者颉德的观点,其中说到:“进化之义,在造出未来, 其过去及现在,不过一过渡之方便法门耳。??斯宾塞屡言牺牲过去以造现 在,而不言牺牲现在以造未来。无他,重视现在太过。见有所蔽,而于现在 必灭之理未尝措意也。虽然,斯宾塞非全忘未来者。彼尝言曰:‘人群之进 化,实由现在之利益与过去之制度相争,而后胜于前之结果也。’又曰:‘国 界必当尽破,世界必为大同。’此皆其理想之涉于未来者也。虽然,彼其所 根据者,仍在现在,彼盖欲以现在国家思想扩之于人类统一之全社会,未足 真称为未来主义也。其在德国,有所谓唯物论者,有所谓国家主义者,有所 谓保守党者,有所谓社会党者,要之悉皆以现在主义为基础而已。”“十九 世纪者,平民主义之时代也,现在主义之时代也。”
  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并对其观点记得很熟。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 说:人类的意志规定行为,人类先有生活之目的“而后成生活内容之模范, 恒结为理想,而现于其心目之间。于是务实现真理想,本之以求完成其本质, 发展其生活之动作,而定其价值焉。”毛泽东读到这段话后,随即用梁启超
《进化论革命者胡德之学说》中的观点来批注:“梁任公有将来观念与现在 主义之文,即此段之意。”
  1919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又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本会总记》 的文章,阐述由他实际主持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及湖南学生运动的渊源由来, 开篇便述及 1897 年由熊希龄在长沙创办的新式学堂——时务学堂,梁启超时 任该校中文总教习。翌年戊戌变法失败,学校遂被撤消。毛泽东接着说:“时 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此时的学校,大都以
  
鼓吹革命为校风”。“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后来一些学堂的学生,在 “案头的乱书堆中,或抽屉里面,常秘置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梁启超等所做 的《新民丛报》,一样是汪精收、宋教仁等所做的《民报》。”
  以上种种,说明青年毛泽东始终把梁启超及其著述,看成清末领导思想 界革新潮流的代表。以至到 60 年代的时候,他还对刘斐说:当时自己“受到 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 路”(刘斐《难忘的教诲》, 1979 年 1 月 2 日《人民日报》)。1964 年
12 月 20 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对人说,近代史也得看看,你得看《新 民丛报》,你得看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
  当然,毛泽东晚年对梁启超文章的评价更为客观、全面了。这一点,反 映在我们前面引述的 1958 年 4 月同吴冷西、田家英的谈话当中。但对梁的办 报和文章风格,则始终是肯定的。
  
立宪君主为人民拥戴
(读梁启超《新民说》)


[原文]


  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 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 也。??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相越。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 国家也”一语,至今以为大逆不道,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夫 国之不可以无朝廷,固也,故常推爱国之心以爱及朝廷,是亦爱人及屋爱屋 及乌之意云尔。若夫以乌为屋也,以屋为人也,以爱屋爱乌为即爱人也,浸 假爱乌而忘其屋,爱屋而忘其人也,欲不为之病狂,不可得也。固有国家思 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 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 国家之蠢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
——摘自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
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说诚 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 也。
——毛泽东 1910 年下半年读梁启超《新民
说·论国家思想》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5 页注④) 我还记得我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兹禧太后都已死去的—
—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在朝两年了。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
说实在的,我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 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




[解析]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在保安同美国
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新民说》,是梁启超陆续发表于《新民丛报》第 1 号(1902 年 2 月 8
日)至第 72 号(1906 年 1 月 6 日)上 20 篇论文的合称。这 20 篇论文题目 为:1.叙论;2.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3.释新民主义;4.就优胜劣败 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5,论公德;6.论国家思想;7.论进 取冒险;8.论权利思想;9.论自由;10.论自治;11.论进步(一名论中国群 治不进之原因);12.论自尊;13.论合群;14.论生利分利;15.论毅力;16. 论义务思想;17.论尚武;18.论私德;19.论民气;20.论政治能力。梁启超 在这些论文中反复阐述这样的论点:中国国民缺乏公德、私德、国家、权利 和义务思想,多“奴性”而少“独立”,可谓“民智低下”,“智慧不开”。 认为只有有了新的国民,才可能有新的国家,新的政治。“欲维新我国,当 先维新我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为什

么呢?因为“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 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所以,“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 乞之大原”,“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基于这样一 种认识,梁启超不遗余力地进行启蒙宣传。他的这些文章,一时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新民说,也正是梁启超在这个时候的中心思 想。
  《新民说》第 6 节《论国家思想》,载于《新民丛报》第 4 号。该文解 说了“国家”和“朝廷”两个概念的差异。现在韶山纪念馆里,还保存了一 本当年毛泽东读过的《新民丛报》第 4 号,以及毛泽东在其中一段话旁边的 批语。作批语的时间,当是 1910 年下半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期间。毛泽 东的批语,总的思想没有越出梁启超原文的范围,但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农村 少年,能够如此理解和接受这些思想,总是难能可贵的。这是我们现在见到 的毛泽东对政治、对历史见解的最早文字记录。即使不说是他的史识,也不 得不承认他的领悟力是过人的,而且还有所发挥。梁启超用了“正式成立” 一语,用现在的语汇来表达,即“具有合法性”的意思。少年毛泽东做出了 解释,只有立宪国家、宪法由人民制定的国家,才是具有合法性的。他认为 数千年来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只不过是“盗窃得国”,都是不具备合法性 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读《新民丛报》的时候,就在思考着中国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读书态度。后来他投身子改造中国与世界 的斗争,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梁启超把“国家”和“朝廷”(政府)分开来观察的思想,后来毛泽东
也作过类似的表述。例如 1939 年在延安,在纪念五四运动 20 周年的讲演中, 就说了“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 梁启超区分“国家”和朝廷”,自然不是为了推翻既有的清政府,而希 望采用“立宪”制度使它更“合理”、更“正式”一些。对于帝制,他当时 是不反对的。对于少年毛泽东来说,也是这样。他当时的思想还没有超出维 新改良,甚至可以说,由于环境的闭塞,在 1910 年的时候,他才刚刚开始接 触维新改良的思想。所以,他在 1936 年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这段日子,不讳言 自己当时相信皇帝是诚实善良的,只不过需要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物帮 助他们改良现政府而已。梁启超《新民说》中《论国家思想》,其进步的一 面,是批判了“朕即国家”的传统政治观念和以“忠君”寓爱国的奴才心理; 其消极的一面,是鼓吹君言立宪和开明君主论。毛泽东的批语则说明他当时 也把君与民视为一个统一体,君无民为支撑则为“盗窃得国”,而君为民所 拥戴,那么,国家与政府就可合而为一了,而其前提,便是搞“立宪之国家”。 当时,毛泽东对中外开明的和有作为的君主,是很崇拜的。1936 年他对 斯诺回忆自己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的情况时还说:“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 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我着迷,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同时我也学了 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 国家,里面有这样的话:‘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获得胜利,弄建立了他的 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 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格拉斯顿、卢梭、孟德斯鸿和林肯。”这 部书毛泽东是从当时的同学子暲(萧三)那里借来读的,他在书里用墨笔画 了许多圈点。据萧三回忆,在还书的时候,毛泽东对他说:“中国也有这样
的人物。”

我发现了激动人心的材料
(读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个民族革 命的报纸,刊载着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这个起义是由一 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 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个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此人后来成为国民党的 一个著名的头头。这个时候,我也听人谈到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 国正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致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 校的场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 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 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 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我的军饷是每月七元??剩下的饷银,都花在报纸上,我成了一个好读
报纸的人。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它经常讨论“社会主义”, 我就是从这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 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一些江亢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及 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 一位同学回信表示赞同。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解析]


  上面引过的两段,是毛泽东回忆他 1911 年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 书,到同年 10 月加入长沙起义新军的一段时间里,阅读《民立报》所得到的 思想收获。据考证,第二段里提到的《湘江日报》,应为《民立报》。理由 是:第一,当时在长沙发行的报刊中,并无叫《湘江日报》的。第二,当时 长沙发行的报刊中,《民立报》曾较集中的讨论过“社会主义”问题。第三,
1911 年春毛泽东到长沙后,《民立报》是他非常爱读的报纸,同时,该报也 是在全国影响很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办的报纸。
  《民立报》,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的重要报纸。1910 年 5 月,于右 任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8 月被封; 10 月 3 日改名《民吁日报》出版,
11 月 19 日被查禁;后又改头换面更名《民立报》继续出版。所以,《民呼》、
《民吁》和《民立》被称为“竖三民”。《民立报》自创刊到 1913 年 9 月 4 日被袁世凯查封,日出三大张共出一千零三十六号。另还出版《宋渔父》等 小册子。社长子右任,宋教仁、吕志伊、范鸿仙、徐血儿、章士钊等先后任 主笔。该报以提倡国民的独立精神为宗旨。辟有论说、批评、纪事、丛录、 图画 5 个部分,以论说和批评为主。内容有:猛烈抨击清政府;批判封建专

制制度;报道各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发表有关外交、边防及分析国际政治 形势的时评等。该报在辛亥革命前后,均起过积极的作用。
  1910 年毛泽东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爱读的是《新民丛报》,并崇 拜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康有为、梁启超。1911 年春到长沙读到《民立报》后, 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他在《民立报》里发现了“充满激动人心的材 料”。其中便包括广州起义的悲壮行为,和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他 了解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可以说,正是《民立报》的影响, 使毛泽东开始抛弃康梁的改良主义立场,转向孙黄革命派的立场。当然,这 种转变还只是初步的,他“还没有放弃”对康梁的“钦佩”。
  毛泽东在《民立报》上读到的“激动人心”的材料,莫过于“社会主义” 了。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名词。
  毛泽东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为什么会立即突出地注意到社会主义,并对 社会主义表示了空前的热情,急切地在他的同伴和同学中进行讨论呢?这里 有两个直接原因:一个是江亢虎成立中国社会党并鼓吹社会主义;另一个是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其舆论鼓吹的中心转向了社会主义,并且宣称要立即实 行社会主义。这两个原因的结合,就使社会主义的思潮由暗流转变为公开的 潮流,这就不能不突出地引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和注意。


  1911 年 8 月 9 日,江亢虎在上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他宣布该会 之成立,“即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幕之始”。该地发行机关刊物《社会星》, 以研究和鼓吹社会主义。同年 11 月,江亢虎又在上海成立中国社会党, 11
月 24 日,在《天锋报》上颁布了《中国社会党章程》。1912 年 1 月,社会
党在上海召开联合大会,发行机关刊物《社会党月刊》,并于虹口海宁路 12 号设社会党讲演所,每星期一下午在该所讲演社会主义问题。这之后,江亢 虎伊然以中国社会主义活动家的姿态出现,到处作讲演、发文章,与总统谈 话,打电报致总统等,搞得不亦乐乎。一些刊物,如《社会世界》、《新世 界》、《民立报》等等,都刊登了江亢虎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讲演、消息 等,并且展开了对社会主义的一些讨论,这样就造起了一股关于社会主义的 不小的舆论。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对社会主义的宣传表示了极大的赞成。1911
年 12 月 30 日,孙中山接见江亢虎,详细地询问了中国社会党的组织情况,
及他对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的看法,对江亢虎表示“嘉慰”。孙中山向江亢 虎表示,自己早已是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家”,对于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 “竭力赞成”。他希望社会党子社会主义能“广为鼓吹,使真理论普及全国 人民心目中”。
  弄清上述历史背景,我们就能较清楚地找到毛泽东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的 原因,并看到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在他的早期思想中也不是一件无足 轻重的事情。当时,孙中山和江亢虎等人一些关于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和演 讲,《民立报》都首先刊载。毛泽东就是从这份报纸上引起对社会主义的注 意的。
  1911 年 8 月 13—14 日(这个日子正是毛泽东在长沙湘乡驻省中学时, 对《民立报》发生强烈兴趣的时候),宋教仁以“渔夫”的笔名在《民立报》 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商榷》一文,文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派 别,并讨论了在中国应实行何种社会主义的问题。宋教仁指出,当今社会主 义派别有四种:“一无主义,即所谓无政府主义”,“各国之无政府党皆属
  
此派”;“一共产主义”,“各国之共产党及科学的社会主义家皆属此派”; “一社会主义”,“各国之社会民主党、劳动党、社会民主主义修正派皆属 此派”;“一国家社会主义,即所谓社会改良主义,亦名讲坛社会主义”, “各国之政府及政治家之主张社会政策者皆属此派”。宋教仁认为,如果要 在中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那就必须实行无政府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1911
年 12 月,江亢虎在《社会》杂志第一期上发表《社会主义商榷案——社会主 义商榷之商榷》一文,对宋教仁的社会主义主张提出批评,声称在中国只能 实行社会民主主义,而社会民主主义亦即国家社会主义,他主张在共和制下 推行社会改良主义,从实质上说,他所主张的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阅读《民立报》时,不可能不注意到著名革命党人宋教仁的这 篇文章。 1919 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回忆当时情况,就说他 在长沙就读时,就已经熟悉了宋教仁。也不可能不读到江亢虎的上述文章。 因此,应当说,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对毛泽东是有影响的。1912 年 1
月 1 日,《民立报》又刊登了《大总统与社会党》的报道,介绍了孙中山与 江亢虎关于社会党和社会主义的谈话,其内容对于关心国家命运的毛泽东来 说,应当是“激动人心”的。如果事实是这样,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解释, 毛泽东为什么会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学讨论社会主义的问题。而讨论的内 容,我们大约也可以断定为:在中国是否应当实行社会主义?实行何种社会 主义?等等问题。总之,《民立报》成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印象深刻的启蒙 报纸。当然,他当时要和别人讨论的,主要是从江亢虎那里了解到的社会主 义,即社会改良主义,以及孙中山说的“民生”主义”的社会主义。(此条 目编写多引自黎永泰《青年毛泽东与中西方文化》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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