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世智慧



序 说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都是在对人生茫然无知的时候,就匆匆踏上 人生的旅途。等到对人生有所感悟时,人生的某一阶段已经过去,从中获得 的人生经验只能供今后参考,走过的路不可能再走一遍了。至于对人生全面 透彻的了解,需要有人生的全部阅历,只能走完人生的全程后才能做到;但 那时生命之光已经熄灭,对人生的比较全面的经验只能供后人参考,自己不 可能重新开始人生的旅程了。
  但人生是宝贵的。宋高濂说:“天地有万古,此身难再得。人生只百年, 此日最易过。幸生其间者,不可不知有生之乐,亦不可不怀虚生之忧。”(《座 右编》)要想把握住匆匆而过的人生岁月,处理好人生的各种问题,我们不 能不利用前人的人生经验和智慧。
  人类个体的生命诚然有限,人类绵延不绝的群体生命却是无限的。如果 我们善于利用人类群体的人生经验,就可以减少人生旅途中的失误,避免“虚 生之忧”,创造出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鲁迅曾感叹:“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
特别难。”不过,古国、历史长也有好处,留给我们的人生经验也特别多。 中国文化以人为中心,重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重视处理人际关系的礼 义道德。早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就已经提出了系统深刻的人生哲学,教导
人们如何为人处世的道理。




  先秦诸子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的思想。儒学创始者孔子提出以“仁”为 核心的人生处世哲学。所谓“仁”,就是“爱人”(见《论语·颜渊》),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从仁出发,孔子 又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的“忠恕”之道。孔 子把“仁”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 成仁。”(《论语·卫灵公》)
孔子认为:“礼”与“仁”相辅相成。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有做人的标准,
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都要合乎“礼”的要求。孔子 既主张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又提倡宽厚爱人,维护人的独立人格和意 志。这是他思想中的内在矛盾。
  面对不同的人生环境,孔子提出这样的人生目标和人生设计:“笃信好 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道则隐。邦 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孔子的人生价值观是以道义为基本取向,而不偏重物质功利。他说:“富 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饭疏食饮水,曲肽而枕之,乐亦
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孔子的言行记录在《论语》中。近人朱自清称这本书“不但显示一个伟
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学问、作人的节目。”(《经典常

谈》)《论语》也可视为一部人生格言录。书中许多睿智的话,如“温故而 知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速, 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等等,至今仍然活在人们的口头语言和书 面语言中。
在相传为曾子所作的《大学》中,系统地阐述了孔子的人生处世哲学。
《大学》开宗明义他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 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 意者,先致其知;致和在格物。”
  以修身为基础,达到圣贤的至善境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至善境界。 为了实现这种目的,就要“荀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间断地日新其德, 努力做一个新人,这就是《大学》倡导的做人的目标和修养方法。
  战国时代的孟子把孔子的忠恕之道政治化,提出“仁政”思想,要求统 治者关心人民疾苦,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 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他提出的“民为贵,社稷 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界,可 以说是振聋发聩的空谷足音。
孟子提出著名的“性善论”,认为“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恻
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这是四种善端,可以发展成为仁、义、 礼、智四种德性。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产生人类恶的行为。因此要修养身 性,发扬本心的善性,同时要“求其放心”,找回丧失的良心。
孟子提出儒家的理想人格,即扩充美好的心灵,培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
气,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的大丈夫。这种理想人格成为无数中国人的人生价值标准,成为中华民族精 神的象征。许多志士仁人正是在这种人格精神的鼓舞下,成就了惊天地、泣 鬼神的伟业。
孟子也以仁义为做人的最高标准。他认为仁义不仅是君子和小人的分
界,也是人与禽兽的分界。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 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说的“舍身取 义”和孔子说的“杀身成仁”是完全一致的,都是把仁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在人生设计方面,孟子的思想也是和孔子一脉相承的。他主张“穷不失 义,达不离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许多中国人按照这种人生设计实现
修己、济世的人生理想。 战国末期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在政治上吸收法家的思想,提出“隆礼
重法”、“爱民用贤”的政治主张;在人生哲学方面,与孟子针锋相对地提 出“性恶论”,强调学习教育的重要性。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荀子·性恶》)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和教化,才能“积善成德,而神明 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才能获得高度的智慧,达到圣人的 精神境界。
  荀子倡导的人格修养以礼义、忠信、仁爱为主。他说:“体恭敬而心忠 信,术礼义而情爱人??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君子
  
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燕而血气不情,劳勌而容貌不枯;怒不过夺, 喜不过予。”(《荀子·修身》)这仍然不失儒家仁厚平和的谦谦君子之风; 但“怒不过夺,喜不过予”,则表现了荀子重法的思想特色。
  荀子推崇的理想人格是:“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 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 之臣、国君之宝也。”(《荀子·儒效》)这样的人即使是隐居在穷闾漏屋, 也没有人不尊敬他的。这和孔孟提倡的理想人格是一致的。




  和儒家思想互相对立、又互为补充的是老子创造的道家思想。老子用对 立发展的眼光审视世界,看到一切事物都包含互相对立、互相依存的正反两 个方面,正反两个方面的运动促使事物的转化。唯有永恒存在、无影无形、 作用无穷的“道”,才是宇宙万物生成衍化的总根源。“道”流贯于宇宙、 社会、人生。“道”是无为的,只是自然地运行。社会、人生也应该遵循“道” 的原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 因此,在政治上老子主张弃圣绝智“,清静无为,回到远古的社会中去。在 为人处世的问题上,他也主张贵柔守雌,虚静无为。老子说: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老子》第九章) 老子认为:持功自满,还不如没有功德好;显露锋芒,难保久常;金玉
满堂,难以藏守,富贵而骄,自取祸咎;只有功成身退,才合乎自然的道理。
  老子提出柔弱居下、与世无争、不为天下先的处世原则。他说:“是以 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第七章)“夫唯不争,故 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二十二章)圣人谦让退后,毫不自私,反 而能够得到人们的拥护,实现自己的愿望。圣人与世无争,反而没有人能争 得过他。
老子揭示了强弱转化的规律,认为“坚强者,死之徒;柔 弱者,生之徒”,
“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老子》第七十六章)在老子看来,坚强的东西 意味着死亡,柔弱的东西充满了生机。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优势往往在柔 弱的一方,不在强大的一方。在这种认识基础上,老子提出“以柔克刚”的 处世策略。
  老子倡导“无私无我”的理想人格,认为世人过份看重名利,因而“宠 辱皆惊”,得宠和受辱都担惊受怕;世人过份看重自己,因而“贵大患若身”, 重视大患像重视自身一样。如果无私,还有什么可以担惊害怕的呢!如果忘 掉自身,还会有什么祸患呢!老子认为,只有以贵自身、爱自身的态度去为 天下的人,才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以上见《老子》第十三章)
  老子还教导人们要有自知之明。他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 有力,自胜者强。”(《老子》第三十三章),这些思想是非常深刻而又有 积极意义的。
  老子的人生处世哲学有明显的消极倾向。例如:他强调回避矛盾,不为 不争,不为天下先,未免显得软弱油滑,不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 他看到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趋势,但没有看到转化必备的条件,因而把柔弱
  
胜刚强看得简单化、绝对化了。不过他那充满朴素辩证法的深邃智慧,他那 洞烛人生玄机的卓越思想,对我们有深刻的启示。他提出的“柔胜刚,弱胜 强”,“大直若曲,大巧若拙,大辩若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 伏”等等,已化为我们民族的智慧,对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学说。他把老子的朴素辩证法发展为相对主 义,把老子贵静守雌、处世不争的人生理想,发展为逍遥游世的人生理想。 庄子认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 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 子·齐物论》)贵贱、荣辱、是非以至生死的差别都是暂时的,只有作为宇
宙本源的“道”才是永恒的。 庄子强调人的个体价值,回归到人的自然本性;反对以仁义、名辨和耳
目之欲去伤害人的自然本性。他说:“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 役其德(束缚自己的天性)者也”(《庄子·天运》),不值得称赞;“以 富为是者,不能让禄;以显为是者,不能让名。亲权者,不能与人柄,操之 则栗,舍之则悲,而一无所鉴,以窥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同上) 在庄子看来,那些盯着富贵名位孜孜以求的人,就像受自然的刑戮一样。
因此,庄子主张忘掉生死年岁,忘掉是非仁义,不受外物的支配,“无
誉无皆,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 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耶?”(《庄子·山木》)庄子 主张用这种态度摆脱物质世界的种种纷扰,争取精神世界的绝对自由。
怎样达到这种境界,庄子提出“心斋”与“坐忘”的修炼方法。
  “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心斋”就是空 明的心境。忘掉自己,混灭意识的作用,保持空明的心境,自然能与“道” 契合。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此谓坐忘。”(《庄子·大
宗师》)忘掉自己的身体,抛弃自己的聪明,同“大道”融合在一起,这样 就不会去掉自己的私好,随自然的变化而变化了。
然而物质世界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精神追求常和现实相冲突。因此,
庄子的逍遥游世又有“安时处顺”的一面,即“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外化而内不化”。外在的形体顺应万事万物,生而不喜,死而不辞,更不 计较贵贱、贫富、是非、祸福:内心则不为世俗所累,保持超然物外的态度, 以实现人格价值和精神自由。
  庄子的人生哲学也有消极软弱的倾向。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不是积 极参与,促使它向有利的方向转化,而是消极逃避,想回到自我的狭小天地 中,寻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他的万物齐一的思想,反映出浓厚的相对主义 色彩。但是,庄子愤世嫉俗,对“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不合理现实,表 示出强烈的不满。他不随流俗,鄙弃功名利禄,为后世独立不羁、洁身自好 的知识分子树立了楷模。他从超越有限的更高层次去探讨人生问题,提出了 奇特深刻的人生哲理。这种人生哲理又以奇丽生动的文字表现,对中国人的 人生理想、人生追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道两家建立了各具特色的人生哲学体系。秦汉之后,两派互相排斥, 互相吸收,此消彼长。西汉初期,从宫廷到民间,普遍推崇“黄老之术”, 把道家的超凡脱俗和儒家的积极用世结合起来,应物变化,应俗施事,因时 而动,无为而无不为。武帝时,尊儒兴学,注重教化,突出了儒学的主导地 位。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衰微,玄学独盛。玄学家们热衷于谈玄析理,专 注于理论思辩;认为“无”是万物的根本,也是人格的理想。他们好谈老庄, 排斥世务,崇尚放达,轻蔑礼法,寄情于山水之中,追求玄远清虚的生活情 趣,在无为中达到与“道”合一。因此,玄学家们实际上是把道家的人生处 世哲学,应用于魏晋六朝时期苦难深重的人生实践之中。
  当儒道两家互相排斥、互相吸收的时候,又出现了另一种人生理论。这 就是佛教的人生哲学。佛教是外来文化。东汉时传入中国。佛教提出“因果 报应,生死轮回”之说。认为“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根 叶生必当死,种实总有终亡。”(《理惑论》)人的肉身必死,但灵魂不灭。 灵魂在地狱中轮回以后,随度受形,来生的命运由今世善恶决定。“此生行 善,来生受报”,“此生作恶,来生受殃”。佛教要人们安于现世的命运, 积极行善,追求来世的幸福;以虚幻的来世的承诺,安抚生活在苦难中的人 们,给他们一种精神解脱的方法。
但佛教和中国本土文化相冲突。时人认为佛出自西域,是外国之神,中
国人不应该祠奉。认为佛教使人有毁伤之疾,凳头之苦,不孝之逆,绝种之 罪,亡生之体,是“不礼之教”。佛教还与君道冲突,有“不敬王者”之罪。 为了适应新的文化环境,佛教便以佛理归玄言,迎合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 实现佛教的本土化。至隋唐时期,本土化的任务已经完成,形成了天台宗、 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其中禅宗是中国佛学最重要的流派。 传说禅宗是由印度菩提达摩于南北朝时期创立,传至五祖弘忍后分为南 宗慧能和北宗神秀两派。北宗主渐悟,须敛心入定,长期修炼,才能逐渐领 会,逐渐贯通。南宗主顿悟,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开始时,北宗显赫,南宗沉废。后来由于慧能弟子神会等人的大力提倡,慧
能定为禅宗六祖,南宗遂成为正统。
由慧能的弟子整理惠能言行而成的《坛经》,反映了禅宗的基本思想。
《坛经》认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人人所有的真常之心是世 界的本源,众生皆有佛性,人人可以成性;佛法即是自性,“若识自性,一 悟乃至佛地”;不必经历累生累世修炼,一旦开悟,当即成佛;“百念为宗, 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心不受外界影响,心中不留外物表象,于诸法上无 所留滞,虽处尘世,无滞无碍,来去自由。
  南派禅宗不读经,不礼佛,不禁欲,不坐禅,免除了长期修炼之苦,只 要顿悟,便可成佛,禅所追求的是一种摆脱尘世的种种羁绊、超然物外、大 彻大悟、行止在我、清纯闲适的生活情趣。这很适合一些士人的口味,他们 纷纷到禅理禅趣中去寻求精神寄托。至两宋时期,禅悦之风,遍及士林。




儒家、道家和中国佛教为人们提供了三种人生哲学和处世原则。 儒家提供的是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和处世原则,以修身为本,完成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功业。人人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人类个

体的人生价值实现于人类的群体价值之中,实现于伦理道德的精神追求之 中。因此,儒家重道义,重气节,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但治国平天 下的理想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实现的,理想常与现实相矛盾。于是 儒家又强调安贫乐道,涵养德性,通过塑造高尚完美的人格来实现人生价值。 这样,儒家的人生哲学和处世原则,便可以适用于处于不同环境、不同条件 的个人,获得广泛的应用价值。
  道家提倡的是避世出世的人生哲学和处世原则。道家主张虚静无为,顺 应自然,游心于物外,不为物态俗情所累。道家重人的个体价值和人格独立, 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的逍遥境界。魏晋玄学家发挥“逍遥”的思想,认为逍遥 有不同的境界。常人安于性分、适性自得即是逍遥。只有至人能够无我、无 为、无名,与天道一体,才能达到“绝对自由”的逍遥境界。不过这种造遥 游世的人生理想是庄子的发挥。若从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来比较儒道两家的人 生哲学,我们可以看到:儒家的人生哲学偏重于理想,从成圣成贤的要求出 发,提出人生的目标和要求。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儒家的人生哲学是士大 夫的,不是老百姓的。道家的人生哲学是直面现实的,特别是老子所说的, 都是饱经人生沧桑之后得出结论,在人生实践中有实用的功效。老子不是讲 人生应该如何,而是讲人生的实况,告诉你应该如何应对处理。老子不仅讲 处理人生问题的原则,还讲处理的策略和技巧,由于以上原因,在中国人的 人生实践中便出现儒道并用、儒道互补的局面。
禅宗提倡的是在世而出世的人生哲学和处世原则。佛教本来要人们脱离
红尘,寄希望于来世。但现世苦难,来世茫茫;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禅宗提 出出世不离入世的主张。慧能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 恰如求兔角。”佛法就在世间,离开世间去寻找智意,就像寻找世上没有兔 角一样。于是禅师们便出世而不离世;人生的价值取向不在来世,而在现世; 也不仅仅是寻求个人解脱,还要普渡众生。禅师们追求的人生理想是:看透 人生的真相,斩断一切欲念是非的烦扰,保持清静空明的心灵,遇事随缘应 对,不为过去而懊丧,不为未来而忧虑,享受自由适意的人生。禅宗的人生 理论沟通了儒家的入世精神和道家的出世精神,为立志进取、又屡遭挫折的 人们提供一种心理调节的方法。近人朱光潜总结弘二法师(李叔同)的人生 经验时,曾经提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人生理想。出世精神使人超 脱豁达,宠辱不惊;做入世事业,使人有所作为,有益于社会和人民,不致 虚度年华,浪费生命。这样,禅学便作为儒学的有益补充,进一步世俗化、 生活化了。
  唐代三位大诗人可以代表儒、道、佛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杜甫把个 人生命投入社会群体中,处贫困之境不失济世之志,对国家和人民怀着深沉 博大的爱,代表了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李白如天马行空,傲岸不驯,蔑视 权贵,张扬个性,追求理想,渗透了道家重个体人格价值的精神。王维熟谙 禅学,晚年隐居辋川蓝田别墅,以清静淡泊为生活情趣,
  常在清静淡泊中化入天人契合的境界,反映出禅者自然适意的人生态 度。



中国古代的人生处世哲学大体上是以儒家为主体,以道家、禅宗为补充,

形成完备深邃而又多彩多姿的理论体系。两宋以后,文人学者们又进一步做 精致化和普及的工作。程朱理学就是以儒家为主体,吸收佛道思想建构而成。 理学家们讲究“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 义、礼、智、信),注重个人的修养和气节。理学是精致的哲学体系,也是 实用的人生哲学。朱熹把《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 庸》两篇合编在一起,称为《四书》,加上“章句”、注释,作为人们修养 心性、处理事务、治理国家的基本教科书。
  明清之际,各种矛盾交织并发。一些失意文人退处山林之下,又不能忘 情世道人心而思有所作为,于是汇编名贤的良言雅训,采集民间的嘉言谚语, 或自述人生感悟。其内容涉及修已之道、人伦关系、治家方法、从政方略、 处世准则等各个方面。这些著作不是抽象的思辩和深奥的玄谈,而是实际的 人生体验和处世技巧,语言精炼,内容简朴,适合各阶层人士的口味。可以 举出三种代表性的著作:
  吕坤的《呻吟语》:吕坤是明万历二年(公元 1574 年)进士,当过刑部 左、右侍郎,万历二十五年托病辞宫。他居官勤于政事,居家努力学问,敢 于直谏,严于律己。《呻吟语》是他根据观察社会、人生所得写成的,有多 种版本印行,以清道光年间的栗氏刻本(栗毓美等编刻)收集较为完备。清 人阮承信曾根据陈宏谋的节录本再加精选,编为上下两卷。上卷分天地、圣 贤、修身、处人、应事、居官等 22 目,下卷是补遗,内容以儒家思想为主。 阮承信在本书序言中说:《呻吟语》皆从圣贤书中推衍而出,大有补于世道 人心,士大夫立身行事,事君临民,皆当以此为法。这本书明清时期颇有影
响。
  洪应明的《菜根谭》:洪应明字自诚,号还初道人,生平事迹不详。可 能是一位隐居田园的文人,一生坎坷而能坚持高尚的情操。书以“菜根”命 名,是根据宋人汪信民的名言:“咬得菜根断,则百事可破(又作“人能咬 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菜根是果叶的根本,那未本书也是作者讲为人处世 的根本道理。书的内容涉及为人处世的各个方面,采用对仗工稳的楹联诗赋 句式,富于哲理性,读时琅琅上口,读后耐人寻味。其思想以禅理为主,兼 收儒家道家思想,体现了一种把积极入世与超俗出世融合为一的人生处世哲 学。这本书除在国内流传外,还传入日本。日本现代企业家把《孙子兵法》、
《三国演义》用于企业竞争,把《菜根谭》用于处理人际关系。本世纪八十
年代后期,蔡志忠的漫画菜根谭在国内大量印行,使这本书为广大现代读者 所熟知了。
  《增广贤文》:这是一本大众化的人生处世哲学,在民间家喻户晓,影 响非常深远。这本书初名《昔时贤文》,又名《古今贤文》,后来经过修订 改称《增广昔时贤文》,简称《增广贤文》。编者已不可考。《增文贤文》 将圣贤名言(如“满招损,谦受益”、“居安思危”)和民间格言(如“忙 中多错事,酒后吐真言”;“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雅俗并集, 以俗为主,精炼深刻,通俗易懂,蕴涵着丰富的人生智慧,铸就了中国老百 姓的传统道德和处世原则。
  此外,明末清初出现的论为人处世的读物还有陆绍珩的《醉古堂剑扫》, 屠隆的《娑罗馆清言》,关从先的《小窗清记》,宋纁为《古今药石》,敖 英的《慎言集训》,陈继儒的《安得长者言》,魏裔介的《琼琚佩语》,申 涵煜的《省心短语》,申涵光的《荆园小语》,等等。这些书多数是汇辑前
  
人的言论和故事,因此作者们做的是人生处世哲学的普及工作。




  上面说的就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人生经验和处世智慧。我们应该怎样对待 这些经验和智慧呢?
  时代发展了。我国已从封建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从封闭保守、节 奏缓慢的农业国家向开放的、快节奏的现代工业化国家转化。我们所处的时 代、所担负的历史任务、所面临的广泛多样的人际关系,都和古人迥然不同。 我们自然应该有新的世界观、人生观,新的处世原则和方法。但新的理论、 观念、原则、方法不是凭空产生的,需要以前人留下的思想资料作为出发点, 作为参考和借鉴;然后结合新的实践经验进行创造,才能建构起新的理论体 系和原则方法。毛泽东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 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新民主主义论》)毛 泽东提出的对待古代文化的方针,自然也适用古人关于人生问题的经验和智 慧。根据现实的生活条件和需要,对古人的人生理论中有价值的部分可以采 取以下的原则和处理方法:
大力弘扬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优秀传统。例如:儒家重视对道德价值的
追求,把人的德性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而异于禽兽的基本标志。儒家倡导利 世济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赞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 创造进取精神,推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崇高气节和“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凡此种种,至今都有很强的现实意 义,需要大力提倡和发扬。现在,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速 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但经济建设要和思想道德建设同步。 如果经济发展了,道德滑坡了,不仅会阻碍社会的协调发展,也会导致人的 自身价值的失落。因此古人重视道德价值的思想今天并未过时。另外,我国 仍然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内有困难,外有压力。处在发达国家的经 济优势下,有些人容易产生民族自我迷失的心理,一切都是外国的好。因此 强调振兴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保持国格、人格的尊严,崇尚气节操守 和道义责任。也是非常重要而又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
纠正古人人生理论的偏颇方面,作出全面合理的新结论。例如,先秦诸
子在人生价值观方面,偏重精神价值,但并不否定物质功利,而他们的继承 者们却加以片面发展,以至走到君子不言利、空谈心性的地步。今天,我们 应该把“义”与“利”统一起来。义即天下人民之公利,公利自然不应反对; 个人的私利在合理的范围内也应该保护,但不能损人利己,不能以私利害公 利。从人生价值来说,物质利益并不是我们追求的全部目标,我们还有更高 的精神道德追求。只有这样,才能提升人的价值,获得心灵的平静、充实与 欢乐。因此我们既要重视物质功利,又要以义导利,以义制利,使物质和精 神得到和谐协调的发展。又如,儒家重群体价值,道家重个人价值,我们的 新的人生价值观则应该把群体价值和个体价值统一起来。人类的个体生活于 人类的群体之中,不能奉行个人至上主义;另外,也不能否定个体价值,如 果个体价值不能实现,群体价值也会落空。

  对古人观点、主张和道德范畴赋与新的内容,作出新的解释。古人的许 多人生理论和智慧都可以用这种办法来合理吸收。例如:古人重视怎样做人, 我们今天立身处世,首先也要解决怎样做人的问题。我们和古人做人的标准 和要求不同。古人要做圣贤,做忠臣,做烈女。我们要做“四有新人”,做 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古人强调律己修身,我们也要进行品德修养 和自我约束。古人律已修身的方法体现一种向内探求的主体自觉性,我们的 修身方法则应该把向内探求的主体自觉性和参加社会实践统一起来,在改造 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古人讲仁义道德,我们也要讲仁义 道德,但其内涵已发生变化。古人讲的仁义道德自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 政治经济制度和人伦关系。我们的仁义道德则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协 调当代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我们应该讲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 主义道德,讲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四有新人”的标准中“有道德”是一 项基本内容。非道德倾向和社会的文明进步是背道而驰的。
  根据不同的人生境遇和活动目标选用古人的人生智慧。人生是永不停息 的生命流动,有扩充,有收敛;有坦途,有荆棘;有成功,有失败;有欢乐, 有痛苦;有朝阳岁月,有黄昏岁月,故需以不同的态度和方法处理不同的人 生课题。通全明变,灵活圆融;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居安思危,防患未然; 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开拓创造,又以淡泊超脱的心情去化解矛盾和痛苦??古 人留下的这类处世智慧,对我们都有参考借鉴的作用。
处世问题是人生哲学的一个层面,是将人生哲学应用于人生实践活动,
其核心问题是人生价值、人生意义问题。处世问题涉及作为人类个体的人生 主体,涉及主体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外在的人生环境和人生实践中遇到 的各种问题。因此本书分为修己、待人、处世三部分介绍古人的经验和智慧, 并根据现实生活的条件和需要,对古人的处世智慧加以分析、生发,以沟通 古人智慧和现实生活的联系。 人生智慧需要亲自感悟,难以言传。因此笔者不奢望本书向读者提供现成的 人生答案,只能为读者观照人生、探索人生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材料和意见; 对人生真谛的了解,在于读者自己的思考、领悟之中。

总序 历史出智慧

一 未来是智能竞争的社会


  智慧是最有魁力而又古老的人生追求,这是人类认识事物和运用知识、 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一切从先天获得、后天培养的悟性、技能和才思都可 归结为智慧之果。人类正是恃有这种智慧和对智慧的不懈追求,才成为大千 世界的万物之灵。
  当人们在冥冥之中膜拜上帝、真主和释迦牟尼时,智慧就作为信仰,溶 进了宗教意识。穆斯林祈求真主的祷词是:“赐我智慧”、“增我知识”; 佛教供奉的“佛”,译成汉语,就是觉者,即智慧者,佛法无边又称“智慧 海”;基督教的《圣经》赞美“智慧是理智尽善尽美的形态”,“人有智慧, 就有生命的泉源”。虽然他们追求的是超脱的智慧,天惠的知识,具有理性 和神性的双重色彩,然而无可置疑的是,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当社会文明 还处在早期发展时,人们就把智慧视为生命的一体,须臾不可分离。
  出世者是如此,搏击生活潮头的先哲、学者和思想家们,对智慧的追求 更是气概飞扬。古希腊的一代哲人明确宣告:“我们是爱智者!”以求知和 爱智构筑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使后世受惠无穷。中国尤多智慧的大家,孔 子的一部《论语》享誉古今中外,“半部《论语》治天下”是中国垂之久远 的古训。享名近代的《人权宣言》,摘弓《论语》的吉光片羽“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至今仍在法国宪法中熠熠生辉。日本的企业之父涩译荣一,自称 根据《论语》之宗旨,使企业经营获得了成功。美国总统里根 1982 年在旧金 山纪念孔子诞辰的纪念会上演说:“孔子的学说世代相传,揭示全世界人类 丰富的为人处世的原则。”一部 2000 多年前的旧典,何以倾倒千秋万代?正 是因为它历经大浪淘沙,荡涤历史的尘埃,积淀下来的是有关人类生存、发 展、处世、为人的智慧,这是经过岁月磨砺,放之四海皆有启迪的人生哲理, 所以它能超越时代和国界,为不同肤色的人们享用不竭。
古人对智慧这种超几入圣的力量,早有精邃的见解。荀子指出:“知有
所合谓之智”(《正名》),用现代意义来阐释就是说,知识是智慧的基础, 智慧是知识的综合和升华。智慧和知识相依相生,智者,知也,这是中外先 辈的共识。现代实验科学的鼻祖、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 著名论断;殊不知中国的王充早在 1000 多年前的《论衡》一书中就提出“知 为力”的卓见。难能可贵的是我们的祖先尤其重视群体智慧的力量。淮南子 说:“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主术训》)斐松之说:“智周则万理 自宾。”(《上(三国志注)表》)曹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 无所不可。”(《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只要富集众人之智就能所向披 靡,无所不成,这是对智慧何等热情的讴歌!
  如果说在前工业社会,文化知识被少数人垄断,对智慧的认识还局限在 文化人的范围,到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已经 走出精英阶层,成为人民大众的共识,智慧的价值得到充分的估价,最能体 现这种认识的,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概括和总结。科学技术本是 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结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把人 的智力活动作为推动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的第一动力,标示着人们从祈求救 世主的恩赐,转向对人类自身的崇拜,这是人类认识自己,提高自己,进而
  
完善自己的一大飞跃。与此相媲美的,是未来社会的竞争是人才竞争的观念, 愈来愈深入人心。当前世界上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人才的作用,提出“人才 资本论“,因为资金的运转,资源的开发,都离不开人的运作。在生产发展 过程中,体力和智力劳动的结合,人的才能越来越起着主导作用,资金和资 源犹有尽时,人的才能却生生不息,用之不竭,所以人才是比货币资本、自 然资源更为宝贵的财富。人才是以智力和技能加以评判的,技能又是智力成 就的表现。人才资本实际上是智力资本,人才竞争又是智能竞争。
  智能寄寓人的脑力活动。人脑是智能的载体、世界的表达、物质运动的 最高形式。在当今人类面临一系列科学问题的挑战中,最吸引人心的就是脑 科学的研究,只有在这个领域才能实现生命科学与物理科学的高度统一,所 以自然科学将以脑科学的智能研究成为巅峰之作。在现代人文科学中,一切 与增长智能有关的学科,如思维科学、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都成为前 沿学科,不断以最新成果造就人才,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智慧潜力,这是未 来社会智能竞争的最大特色。



二 智慧大成之学


中国人的智慧超群是举世公认的。 且不说儒家文化主导东半球古代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是华人智慧辐射的
过程,即以西方来客而言,13 世纪的马可·波罗、16 世纪的利玛窦,一踏上
中华大地,就醉心中国文明,非常虔诚地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18 世纪西 方最负盛名的启蒙思想家高度赞叹中国文化的成就。伏尔泰称赞中国人“在 所有的人中是最有理性的人”。菜布尼茨说:“如果由哲人担任裁判的话, 那么一定会把金苹果奖给中国人。”19 世纪入侵中国的英法联军统帅瓦德西 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含有无限蓬勃的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 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天下生灵的四分之一”。20 世纪汉学大师李约瑟 以毕生精力研究中国文化,撰写鸿篇巨著《中国科技与文明》,声称:“全 世界都认识到他们身受到来自中国的恩惠。”科技最发达的美国拥有第一流 的科学技术专家 13 万人,其中华人就有 3 万;在著名的阿波罗登月工程中,
1/3 的高级工程师是华人;全世界 12 大银行家,华人即有 5 位;全球船舶吨
位总数的大半为海外华人所有。所以,毋用列举古代中国的发明创造有多少 世界之最,即以这些驰名国际的思想家、学界泰斗、传教士和纠纠武夫,以 及现代人才调查的统计,无一不说明,中国人的聪明为世人交口称赞,己成 为不争的事实。
  历数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国家,埃及、巴比伦、印度、玛雅,都以极其灿 烂的文化今后人叹为观止,然而他们古老的文化传统又无一例外地在历史发 展的长河中转移、中断、殒落、消失,留下千古不解之谜。唯有中华文化历 经战乱颠沛,历朝兴亡,绵延不绝,处处有史可考证,非有高智能的民族, 不足以创造这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这样聪慧的人民和 历历可考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举世无双的智慧宝藏,所以中国不仅是人口大 国,也是智慧蕴藏最富有的大国。
  史学是智慧储集的宝库。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传承者。有了 人才开始有历史,自然界虽也有历史,但这是由人来认识的,没有人,那只
  
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存在。人,不仅发现自然史,更是社会史的主体。历史典 籍中的笔录、叙事、记言、述理,归根到底是记人,不论是叱咤风云的英雄, 聪明灵秀的文士,鬼斧神工的巧匠还是狡诈猥琐的奸邪,都是作为社会性的 人在历史舞台上活动,留下他们的斑斑足迹。可以说,人类在生产斗争、阶 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积累的全部行程和经验都是历史知识。不问哪门学问, 只要它在一定的时间中演进,就要留下它的发展轨迹从而进入历史的视野, 所以史学荟萃了人类一切智慧的言行和功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 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美国历史学家乔治·伊格斯在《西 方史学的历史演变》中说:“与人类有关的一切科学——语言学、经济学、 法学、文学与神学——都是历史的科学。总之,既然历史是以过去这个广漠 无限的领域为对象的,它就存在于一切人文科学中,因此,它就是一个综合 者,一个管弦乐队的指挥。”这样一个包罗万象,总括万殊,具有高度综合 性的基础性的学科,毫无疑义,是培育新知最肥美的沃土。


  中国史学在传统文化中,是一门最辉煌的学问,天文地理、文治武功、 士农工商、文采风流、生产经济、物性事理、风俗民情、修养节操,无不罗 列其问。它不仅以浩如烟海的资料为外国史学家所称羡,更以巨细无遗的求 实精神独步世界史坛。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巴比伦的《创世纪诗》,都 以耳传口授的神话传说作为史学的发端,可信而不可全信。中国却以实实在 在的文字记录开其史学的滥筋。成书在 3000 多年前的《尚书·盘庚篇》是商 代帝王的文书,以可靠的信史为文明古国所罕见。甲骨文上的“史”是执掌 文书的官员的像形字,这表明从有文字以来就有历史的笔录者,记下的是确 凿存在的人和事,后人从地下发掘的文物,往往能证实当初的文字记载,很 少有所推翻。中华民族就以这样清明的头脑和笃实的态度认识自身的历程, 在史学中表现出理性的早启,这是民族智慧成熟的表现。
中国古史少有浪漫的神话,并没有减弱它的神圣性,相反,却以至高的
地位为其他学问所不及。被尊为至圣先师的孔子,是以历史教育家的角色登 上文化舞台的,他写的一部鲁国历史《春秋》,在汉代被奉为法典,冒犯一 句语录,有可能祸灭三族,援引一句古史,又可能化险为夷。在中国学术上 争议 2000 年之久的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之争,究其源端,就是用古代蝌 蚪文(篆书)和用汉代隶书抄写古史《尚书》不同版本之争。近代思想家郑 观应说:“千古纲常名教,经济学问,皆从经史而出,悉数义所生。”(《郑 观应集》)史学著作被尊为经典,受到人们的崇拜,左右中国学术思想的发 展,这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经学为 代表。这无异说是以史学为代表,早在清代章学诚就以“六经皆史”说揭示 了这一实质。所以古代中国在各种学问中唯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 唯中国最发达。如果说古希腊以哲学为智慧的最高成就的话,那么说中国史 学是古代智慧集大成之学,不为过誉之词。

三 把歷史智慧变成你自己的智慧


  历代治国安邦的能人志士,都重视运用历史经验创功立业。早在 3000 年前的西周王朝,执政的周公就教诲年幼的成王以史为鉴。汉高祖刘邦夺得 天下,即命陆贾考察秦亡的教训,阐述古今成败之由。北魏孝明帝时,高昌
  
国王曲嘉遣使奉表,向北魏求借经史典籍。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创建者石勒目 不识丁,但他深知学史的重要,还在戎马生涯中就令左右读《汉书》。宋太 祖出身行伍,读书不多,但他强调宰相必须是读书人,以通晓史书优选辅政 人才。唐太宗酷爱读史,声称史书使他“神交千祀之外”,“临睨九皇之表”, “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读史的有借鉴意识,写史的也有为当代服务的明确目的,“述往事,思 来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中国史学之父司马 迁的绝句。司马光自述《资治通鉴》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 得失。”“究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 “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顾炎武在家书中说:“史书之作,鉴 往所以训今。”遍览史书,诸如:“彰往知来”、“引古筹今”、“多识前 古,贻鉴将来”、“总括前踪,贻诲来世”、“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 今”、“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等等治史的名言,不绝于目。所以毛泽东的 “古为今用”既是他的史观,也是对中国史学传统最精炼的概括。历史属于 过去的时态,历史记述的是发生在往日的事件和言行,又对现实和未来有所 启示和引导,从而叉超越过去的时限,溶进现实生活的浩浩长流。我们的先 人就是在不断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中改造自己,改造社会,所以中国历史不 是一潭死水,它一代一代被人们重新认识,不断深化和更新历史见解,源源 不断地滋养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中国史书并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教科书,它也是哺育民族智慧的教本。
古代启蒙读物《蒙求》、《三字经》、《幼学琼林》、《龙文鞭影》都用三 言或四言的韵文,把历朝盛衰的典故编成琅琅上口的顺口溜,给少年粗知历 史的教育。青年学予以熟读史书为进取,饱学之士以博古通令为荣耀,打仗 兼通史书的雅称儒将,读经诵史又能经商的美名儒商,舞文弄墨的重视的是 史笔,咏诗的也以咏史为上乘之作,有人为此评价杜甫说:“若是杜陵无史 笔,姓名恐亦少人知”,没有史笔,就没有杜甫的盛名,这是对史笔的至高 评价。至于流传在戏曲、评话、小说、歌谣中的历史故事和掌故,那真是家 弦户诵,代代相传。
如果把这近乎全民性的爱好读史、听史的风气看成仅仅是统治者的提倡
和力行,那就小看了历史对民族生存发展所起的向心作用。基辛格在《重建 的世界》中说:“一个国家的成就只有通过共同的历史意识来鉴定。这是各 个国家仅有的经验,也是它们唯一能从自身学习到的经验。历史就是国家的 回忆。”所以爱国主义本身就是历史情感的表现。重视历史是民族的自信, 这方面只要看一看建国只有 200 多年的美国,是怎样珍贵先行者的遗迹,就 可知道不论是小农社会还是工业社会,只要有民族的生聚就有共同的回忆, 历史是不可替代的使万众凝聚的同心圆、众志成城的火种。在民族危难之秋, 同舟共济的历史情感会燃起救亡图存的火炬;在建设现代化中,历史面临的 挑战和机遇,又会成为民族振兴的契机。周恩来总理说得好:“历史对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于个人一样,一个人丧失了记忆,就会成为白 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 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诚然,20 世纪的中国与古代不可同日而语。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 促使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工业社会向信息时代迈进,新学科层出不穷, 知识更新加速。往日单一综合的史学不断分化,失去了往日的荣耀;琳琅满
  
目的信息,拓宽了人们的眼界,对史书的兴趣也有所淡化。显学地位的失落, 说明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需要丰富多样的知识,满足多姿多彩的人生追求。 史学走出独尊,成为众多学科中的一员,是科学事业在前进的表现。
  但是,史学又是一门认识世界的科学,它运用特定的社会记忆(历史资 料),把已经消失的人物和社会现象再现出来,发掘潜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 因果联系。人类社会本是层层相因的有机整体,某些带有实质性的东西不可 避免地反复出现,所以古今异时,环境有别的社会现象又具有某种共性,使 今人有所参照。所谓鉴往知来,就是通过对往事的鉴别、筛选、提炼、概括, 抽象成规律性的认识,以帮助人们深刻地理解现实,科学地预测未来,这是 人类更高层次的认知活动,诚如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一书中说: “智慧在于掌握万物所共有的基本准则。”历史智慧就是对规律的洞察和把 握,这要比简单的以古喻今、以史为鉴更胜一筹。所以一些国家或企业的领 导班子往往有熟悉历史的智囊人物参与战略研究,使决策具有驾驭势态的历 史威力。
  历史智慧对个人来说是进行创造性活动必须具有的思维训练。聪明睿智 的特点就在于,只需要看到或听到一点,就能长远的考虑和更多的理解,这 种能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来自历史知识培育的历史感。任何社会现象都是 历史发展的产物,又具有进退、延伸、变异的连续性,被我们耳闻目睹,所 感所知的,只是发展长河中的一段。历史感不仅要求把具体问题放在具体的 环境中去分析,还向人们提供从长远、宏观的视角对这一段事态的发展进行 全面、系统、整体的考察,从而见微知著,高瞻远瞩,立足方寸,远思千里, 见人之所未见,有所突破和前进。恩格斯高度评价“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 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13 卷,531 页)。马克思学说正是奠基于深厚的历史感, 构建理论大厦,确立新纪元的里程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王安石这首《登飞来峰》的诗句,就是对历史感风度最好的写照。
历史智慧也是民族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中国历史与伦理道德水乳交
融,古人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人生理想,史书尤以立德为先,德高才能望 重,身为平民的爱国志士、孝子烈女都能在青史留名。历史智慧往往也是伦 理智慧,以史教为内容,进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普及到市井小民, 纲常名教造成民族心理的重负,当今已不足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继续 清除封建糟粕,以促进人的现代化。但是道德又具有可资继承的超越性,那 种蕴藏在历史智慧中的乐观进取的人生追求,务实求真的理性态度,舍我其 谁的献身精神,以及种种宽容仁厚、公正廉明、急公好义、刚正不阿的美德 嘉行,古今推崇,有口皆碑。凡是具有这些盛德佳誉的清官、良相、能人、 巧匠、贩夫、农妇又几乎都是德才兼备的历史人物。人们也是按照智者也是 贤人来神化自己的崇拜者。诸葛亮、包青天他们料事如神的智慧,洞察秋毫 的眼力,公正无私的品节,典型地表现了历史智慧与道德精神的完美统一。 充溢史书的大量人物不是神而是人,以实实在在的智慧言行体现道德崇尚, 这是中华民族内在传续的精神力量。神游在这样的智慧氛围中,益智增德, 如沐春风,所以历史智慧可以陶冶情操净化心灵,达到真善美的境界。
  先人们那些超越常人的见解,出奇制胜的创造,机敏应对的蹈略,解颐 醒世的良言,闪烁智慧之光,朗照历史的穹字,采撷这火种,烛照在案头, 千古之智就会奔涌在眼前,源源不断地激活你的思绪和才情。
  
  为了荟萃群星的光华,我们编辑出版了“中华智慧集粹丛书”,收入《资 政智慧》、《思辨智慧》、《制胜智慧》、《经商智慧》、《富国智慧》、
《养生智慧》、《人生智慧》、《处世智慧》8 本著作,作为 1992 年全国获 奖图书“中华文化集粹丛书”的姐妹篇奉献给读者。
  这套丛书对历史智慧的大海来说,不能说是最全的,但却优选了最称职 的作者,选择了人生最关切的主题,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风格娓娓道出那 些动人心弦的历代俊杰的睿智风彩。


  禅宗的《坛经》说:“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把历史智 慧变成你自己的智慧,那就在我们心中升起了不灭的长明灯。

刘志琴

处世智慧

修己篇 修身为处世之本


  为人处世,首先是如何为人,如何提高自身的品德和素质。从个人来说, 自身的品德和素质关系到能否立足于社会,应付自如地处理各种人生问题, 实现人生的理想和价值。从社会来说,每个人的品德和素质,关系到世运的 治乱,国家民族的兴衰。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个人的道德修养给予特别的关注,把它作为政治学说 和人生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提出“修身”这一命题,并发挥了系 统的见解。
  孔子提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 语·宪问》)把“修己”看作关系到他人和社会的大事,要求人们用恭敬谦 逊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使自己的言行合乎原则和社会规范,以达到“安人” 和“安百姓”的目的。
  老子把“德”与“修”联系起来。他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 干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 其德乃普。”(《老子》第五十四章)
墨家的著作中专列《修身》篇,认为只有坚持不懈地注意自身修养的人,
才能称为圣人。
  《周易》中说:“谦谦君子,卑以自牧”,只有以谦恭的态度修养自己, 才能成为有道德的君子。
孟子和荀子虽然有“性善”、“性恶”的不同观点,但他们都强调修身
的重要。孟子说:“君子必自反也。”(《孟子·离娄下》)荀子说:“君 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孟子说 的“自反”和荀子说的“参省乎己(自省)”都是指通过自察反省来修养德 性。不过孟子的修身是扩充固有的德性,荀子的修身是改变固有的恶性。这 就是“养心”与“化性”的区别。
儒家的“修身”学说在《大学》中有系统的发挥。《大学》开篇就讲了
学习修养的目的、宗旨: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即发扬固有的德性,革 除旧的思想习气,达到至善的境界。《大学》又讲了学习修养的步骤和方法: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达到学习修养的 目的,就要按照这样的步骤和方法一步一步去做。然后《大学》接着写道: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 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
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 这是一套完备的修身理论,也是一套完备的政治理论。按照这种理论,
修身是立身处世的根本,也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从天子到老百姓,都要 抓住这个根本。要像汤之《盘铭》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不间断地革除旧的思想和习气,日新其德,努人做一个新人。这样,就可以 达到道德高尚的圣贤境界,同时也可以实现冶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这是 古人对人生经验的系统总结。此后中国的修身理论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线发 展演变的。
  儒家讲的修身以道德修养为主,通过自我修养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修 身的过程也是道德完善的过程。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
  
艺。”(《论语·述而》)“道”和“德”是首要的。内心的道德品质是行 为的依据。有德行的人才能根据“仁”的要求行事,合乎社会的行为规范。 深明道义还是只知道追求财利,这是分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准。
  孔子还提出全面的修养方法,包括学习、自省、实践等各个方面,并留 下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格言警句。例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 冶长》);“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述而》);“三 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 “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等等。
  孔子的“内省”修养方法并不排斥学习历史文献和社会实践经验。《论 语》中记载:孔子是以“文、行、忠、信”教育学生的。这里说的“文”当 是指三代的文化典籍,“行”就是人生的实践经验。
  《中庸》对学习、修养的原则和方法也有具体的论述。《中庸》中说: “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这就是说:修身要立足于道,修道要立足于仁。
《中庸》以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关系的处理原则为天下之达道(普遍的 伦常道理);以智、仁、勇为天下之达德;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 明辨之,笃行之”,为修身的原则和方法。这种原则、方法是把学习、询问、 思考、分辨、实行结合在一起的。《中庸》还强调修身要坚持不懈,“人一 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如果能这样做,愚笨的人也会变得聪 明,柔弱的人也会变得坚强。
修身是终生努力的过程。孔子曾自述这方面的体会。他说:“吾十有五
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 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从少年时代立志学习,到能随心 所欲的做事而不逾越礼的准则,已是垂垂老矣。可见修身需要循序渐进,终 生坚持不懈。
古人的修身理论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提
高个人素质为先导。一个工厂企业,一个工作部门,工作能否做出成绩,事 业能否兴旺发达,取决于每个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一个国 家、民族能否兴旺发达,取决于每个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人的思想、知识和能力不是先天固有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提高人的素质要 靠教育,教育要和人们自觉地学习修养相结合。如果每个人都自觉地从好的 方面学习,朝好的方面去做,集体就进步了,社会就进步了,国家就进步了。 人们常说:振兴国家,教育为本。似乎还可以加一句话:振兴国家、修身为 本。教育是外在的影响,修身是内在的要求,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是充满竞争的社会。竞争的法则是优者胜,劣者汰。 个人素质高的在竞争中处于优势,个人素质低的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一个人 要想立足于社会,也要以修身为本,自觉地进行思想品德的修养和知识能力
的修养,不断地提高自己,完善自己。 在现实生活中,人人都有理想和追求,毫无理想追求、浑浑噩噩过日子
的人总是少数;但不重视修身的却大有人在。结果理想追求和自己的思想、 知识、能力相矛盾,难免在现实生活中碰壁,被社会淘汰。许多人怀才不遇, 愤世嫉俗,可能是社会埋没了他;也可能并非真正有德有才,而是放松了自 己的修养和要求,志大而才疏,或者幼稚脆弱,对生活中的矛盾和挫折,缺 乏适应能力、承受能力和临机处置的能力。这说明处于现代竞争社会,仍然 要以修身为本,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

  当然,修身要适应时代要求注入新的内容。今天我们的道德修养以培养 社会主义新道德为目标,同时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除道德修养之 外,还需注意现代科学知识的修养,职业技能的修养,以及心理素质、创造 能力、思维方式的修养,等等。较之古人,修养的内容和要求都扩大了,提 高了。
  修身与修养是同一内容的不同表述。古人讲“修”就是修身,“养”就 是养心、养性,养心、养性就是修身的内容。古人讲修身偏重于品德方面。 今天的修身已将修养的范围扩大到人的素质、能力的各个方面,有政治修养、 理论修养、道德修养、文化修养、艺术修养??这样,“修养”已成为使用 频率很高的一个词。修养的涵义已演变成提高人的品质、能力所进行的学习、 涵养、锻冻活动,以及经过学习修养人们在品质、能力方面所达到的水平。 刘少奇曾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后来受到错误批判。由此造成人们 对“修养”的误解。认为“修养”是“闭门恩过”,脱离社会实践。儒家“内 省”、“自察”的修养方法,后来的确被理学家们从唯心主义方面片面地发 展了,空谈心性,不关心经世济民的学问。但“内省”“自察”有合理的方 面,即学习修养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自觉地发扬好的东西,克服不好的东西, 以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这仍然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自觉地学习 修养和参加社会实践并不矛盾。我们需要投身社会实践,同时也需要自觉地 学习修养。没有这种自觉性,既使身在社会实践之中,也会无所收获,两手
空空。
  现代人重视发展个性,这是否和修身相矛盾呢?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修身的目标固然包括社会的共同理想和道德,遵守社会的行为规范,但修身 并不否定个性。修身的目的是塑造现代人的健全人格,并不是把每个人铸成 一种模式。修身不是扼杀个性,而是解放个性。如果不注意自觉地学习修养, 人们潜在的品质和能力就不可得到发挥。科学家、艺术家、运动员获得独特 的成就,都是和自觉、刻苦的修养锻炼分不开的。
修身和发挥创造性有矛盾吗?不会有矛盾。今天我们讲修身,不是要人
们畏首畏尾,谨小慎微。我们要把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开拓创新的能力, 作为修身的一项重要内容和要求。我们修身的目标,不仅是培养有高尚道德 的人,还要培养独立、健全的人格和自由、全面发展的个性。因此修身并不 是束缚创造性,而是要发挥创造性。
简言之,今天说的修身,是每个社会成员自觉地学习修养,充实自己,
提高自己,完善自己,这是我们立身处世的根本。

修身的目标和境界


  古人修身的目的,是要使自己成为有德性的人,达到理想人格的境界。 儒家的理想人格是“仁人”和“圣人”。照孔子的解释,亡者爱人,能 爱人的人便可称为“仁人”;至于“圣人”的标准要更高一些,不仅要爱人, 还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孔子不轻易称一个人为“仁 人”或“圣人”。弟子们称孔子为圣人,孔子说:圣人我不敢当,只不过是 学不厌、教不倦罢了。弟子们解释说:学不厌是智,教不倦是仁,既仁且智,
就可以称为圣人了。(以上见《论语·述而》和《孟子·公孙丑上》) 可见儒家的理想人格是把“仁”和“智”、修德和济众结合在一起的。
一方面要培养德性,达到高尚的道德境界;另一方面要做学问,增长才干, 造就经邦冶世的本领和业绩。对仁人的要求是推己及人,自己想树立好的品 德,也帮助别人树立好的品德,自己想达到的也帮助别人达到。儒家把个人 和社会、自己和他,人联系在一起,既要成就个人的人格,又要以天下为己 任。
  当然,由于环境的影响,在立己和立人两个方面不可能都做得很好。孔 子曾举出三个“仁人”的典型,就是殷朝的微子、箕子和比干。微子是殷纣 王的哥哥,纣王淫暴,他屡谏不听,只好逃到民间隐藏起来。箕子是纣王的 叔父,他屡谏,纣王不听,便佯狂为奴。比干也是纣王的叔父,他谏纣王三 月不去,被纣王剖心而死。在殷朝灭亡的时候,纣王暴虐无道,他们三人所 处的社会环境并不理想,他们的性格遭遇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保持了自己的 德性,达到理想人格的境界,因此孔子称他们为“仁人”。他们在历史上也 作为理想人格的典型受到人们的尊敬。殷商灭亡后,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 周公封微子于宋,以承殷祀。
孟子讲“圣人”时,提出圣人的四种类型,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
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孟 子·万章》)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 治则进,乱则退。”当纣王无道的时候,他洁身自好,隐居在北海边上,等 待天下太平,因此孟子说他是圣人中清高的人。伊尹是“治亦进,乱亦进”, 天下的老百姓中有一个男人或妇女没有受到尧舜的恩泽,就像他自己被推到 水沟里一样,因此孟子说他是圣人中自愿承担天下重任的人。柳下惠“不羞 污君,不辞小官”。被遗弃没有怨言,身处困境也不担忧,因此孟子说他是 圣人中灵活随和的人。孔子“可以处则处,可以什则什。”能做官就做官, 能隐居就隐居,因此孟子说他是圣人中能顺应时势、相机行事的人,是前三 种圣人品格的综合,是集大成者。因此孟子认为他是最高的圣人。
  孔子说的“仁人”和孟子说的“圣人”,都是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他 们的不同类型代表不同的处世态度。箕子和伯夷是一类,洁身自好,不与世 俗同流合污。比干和伊尹是一类,积极进取,勇于负责。微子和柳下惠是一 类,既不像比干、伊尹那样积极进取,也不像箕子、伯夷那样消极逃避以洁 身自好。但这三种人都达到了理想人格的境界。儒家认为:按“仁德”和“济 众”的双重要求,伊尹、比干最符合“仁人”、“圣人”的要求,但另外两 类人也不能否定。孔子则兼备三种人的品格,所以尊他为“大圣”、“至圣”。 老子也以“圣人”为理想人格。但老子说的“圣人”和懦家说的“圣人” 不同,儒家讲仁、智,讲匡济天下。老子心目中的圣人是善于依道行事的人,
  
即虚静无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 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老子》第二章)老子认为:圣人是依照“道” 的法则,以无为的态度处理事情,用不言的方法教化民众。任万物兴起不加 影响,生养、作育万物不据为己有,不自恃己能,成就了功业也不居功夸耀。 又据《老子》第十五章对“有道”的人的描述,老子心目中的“圣人”是审 慎恭谨、淳厚质朴、心胸开阔、融和可亲、沉静恬淡、飘逸无系的人。
  庄子谈理想人格时,提出比“圣人”更高的“至人”、“真人”、“神 人”。《庄子·逍遥游》中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在《庄子·天地》篇中,苑风问什么是“神人”,书中回答说:“上神 乘光,与形灭亡,是谓照旷。致命尽情,天地乐而万物销亡,万物复情,此 之谓混冥。”庄子认为,“神人乘日月光辉,无形无迹;与天地同乐无一丝 牵挂,混同自然。
  什么叫“真人”?“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无拘无束的来,无拘 无束地去。(见《庄子·大宗帅》)。什么叫至人?《庄子·齐物论》中说: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死生无变于已,而况 利害之端乎!”可见“至人”和“真人”都是超越生死和利害得生的。
  庄子说的“真人、“至人”、“神人”是一种虚拟的、遗世独立的理想 人格。这种理想人格鼓舞人们在任何社会环境中,保持个人的独立人格的精 神自由;但完全脱离社会现实,回避个人应负的社会责任,则是它的主观片 面性和消极倾向。
儒家、道家标举的理想人格,对中国人的人生追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我们生活在世纪之交的新时代,生活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新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任务。国家 和社会的现代化,要求人的现代化。换言之,要求塑造现代中国人的理想人 格。我们修身,应该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塑造和谐健全的人格为目标。
人的素质包括生理素质、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等方
面。生理素质(身体素质)是人的素质的物质基础,是“载知识之本而寓道 之舍”(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的素质 的基本内容,它们以心理素质为发展的基础,又反映心理素质的状况,促进 心理素质的发展,如智力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关系,情感、意志和思想道德素 质的关系都是这样。
  人的素质的综合反映便是人的人格。健全和谐的人格是建立在人的素质 全面提高的基础之上的。现代中国人应该怎样提高自己的素质、塑造健全和 谐的人格呢?根据邓小平培养“四有”新人的要求,应该在理想、道德、文 化、纪律方面达到完善的境界。
  理想是思想素质的基本内容。对某种理论学说的信念,对某种事业的追 求,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表现。没有理想追求,只知饱食暖衣,则近于 禽兽,谈不上健全的人格了。今天,我们应该提倡和树立的理想,是振兴中 华,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此外还要根据每个 人的生存环境、职业分工和爱好特长,提出具体的奋斗目标,把远大理想落 到实处。
有健全、高尚人格的人应该是有道德的人。古人称人格为人品,可见道

德和人格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今天的中国人应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这种 道德品质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包括职业道德、社会公 德和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内。
  知识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营养,可以转化为觉悟、转化为能力,可以改变 人的气质、性格和品格。知识和人格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现代社会是科 学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人们需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需要培养 学习、运用、创造新知识的能力。
  纪律是道德的要求,有道德的人自然会自觉地遵守纪律。现代社会人类 交往越来越频繁;由于通讯、交通手段现代化,生产、交换社会化、国际化, 人类交往的范围从一个地区扩展到全国以至全世界。这样,每个社会成员都 要有合作、参与的意识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这既是维护他人和社会利益的 需要,也是维护个人主体人格的需要。
  如上所述,和古代相比,我们需要塑造的健全人格不仅是内容方面的革 故鼎新、而且人格的内涵也扩大了。我们塑造健全的人格,应该着眼于人的 综合素质的提高。这样,个人才能立足于社会,社会才能依靠个人素质的提 高而得到发展。
  尽管如此,现代中国人的健全人格不会完全脱离中国文化的传统。古人 崇高的人格精神会被赋予新的内容、而活在现代中国人健全高尚的人格中。 健全高尚的人格或理想人格,是人生修养的目标。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社 会条件不同,人生的机遇不同,性格和秉赋也不同,人格塑造的实现上必然 具有层次性和多样性。儒家以尧舜为楷模,以圣贤为修养的最高境界,但不 是每个人都能有尧舜的德行和事功,都能达到圣贤的境界。这就是孔子说的: “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 语·子罕》)但是,我们只要朝着目标一步步努力去做,总会有所成就的。 国学家钱穆曾说:“今天我们要来提倡中国文化,莫如各自努力先学做 人,做一个中国人———个理想的中国人》。”(《中国文化与中国人》)。 今天,我们修身,塑造健全理想的人格,也应该从学习做人开始。做一个有 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昧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 泽东《纪念白求恩》)这样的人格理想,处在任何环境和条件下的人都是可 以追求的。职位高的人可以追求,职位低的人可以追求,普通的老百姓也可 以追求。一个人只要有高尚的品德,就是一个具有人格尊严、人格价值的人。 他即使没有显赫的名位和功业,他的人格精神仍然会受到世人的景仰,对社 会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雷锋是一个普通战士,但雷锋精神代表了一种高尚 的人格,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努力做一个中国人, 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一个刻苦学习、勤奋工作的中国人,一个艰苦创业、 大胆开拓的中国人,那未,我们的国家民族就可以再创辉煌的历史,我们的
人生价值、人格理想,也就会在国家的腾飞、民族的振兴中得到实现。

志向与气节


  志向是人生的理想,即人生的目标和方向,不过,志向和理想也有细微 的差别。理想专指人生的目标、方向,志向除指目标、方向之外,还包括为 达到目标的决心和勇气。因此志向又可引申为志气。美国人卡耐基说:“朝 着一定的目标走去是‘志’,一鼓作气,中途不停止是‘气’,两者合起来 是‘志气’,一切事业的成败都取决于此。”卡耐基对志气的理解和我们差 不多。
关于志向对人生的意义、作用,古人已经谈得很多。
  《礼记·儒行》篇说:“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认为志向重于生 命,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有以身殉道的精神。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认 为志向是一个人独立的人格尊严。
  荀子说:“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荀子·劝学》),讲志向 与见识的关系。
  苏东坡说:“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有坚韧不拔之志”, 讲志向与事业的关系。
申居勋说:“人品学问,俱成于志气,无志气人,一事做不得”,讲志
向与道德、学问、事业的关系。 关于志向的作用和立志的意义,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作综合的阐释: 志向是关于人生的设计。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成就什么样的事业,实
现什么样的人生价值,都要有自觉的设计和筹划,不能浑浑噩噩,漫无目标,
随波逐流。立志是人的自觉活动,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 志向是人生的目标。有了目标,人的活动才有明确的方向,每一项行动
才能获得明确的意义。漫无目标的行动,必然是劳而无功,一事无成。按照
一定的目标行动,正是人类活动的自觉性的表现。 志向是人生的动力。有了明确的目标,就会推动人们为实现目标去发掘
自己的潜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培养克服困难的意志和毅力。这样,在
实现人生目标的同时,也提高了人的素质和能力。 总之,志向是人类活动的特征和要素。正如法国科学家巴斯德所说的:
“工作随着志向走,成功随着工作走,这是一定的规律。立志、工作、成功,
是人类活动的三大要素。” 任何人都会有自己的志向,只不过志向有大小高低之分罢了。古人讲立
志时,强调要立大志,立高志。诸葛亮告诫他的外甥说:“夫志当存高远”, “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 免于下流矣。”程颐说:“君子之志,所虑者岂止一身,直虑及天下千万世。” 张载提出:要“为大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明人吕坤提出: 要“做第一等人,干第一等事,说第一等话,抱第一等识。”今天,我们立 志,也要立大志,立造福社会、利国利民的大志,不能只在个人或小家庭的 范围里打圈子。
  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立大志、成大业的故事。下面举《史记》、《后 汉书》中的两则:
  《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 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
  
陈涉太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后汉书·班梁(班超、梁慬)列传》记载:班超随兄移居洛阳后,“家 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 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砚)间乎?’左右 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
  这两则故事的情节大体相似。陈涉当雇工为生,班超帮公家抄书维持生 活。他们都不安于贫困,立志要干一番事业,又都受到周围人的嘲笑。后来, 陈涉揭竿而起,自立为陈王,成为著名的农民革命领袖,完成了亡秦的事业。 班超投笔从戎,率三十六骑出使西域,打通了西汉末年阻塞了几十年的丝绸 之路,被汉明帝封为定远侯。这两个人都因为立大志,成大业,而名彪青史。 如果他们没有大志,就只能一辈子当雇工和抄书匠了。
  故人生的成就由志向而来。强者与弱者,奋起与沉沦,卓越与平庸,都 是由于志向、理想的差别。强者为实现理想而奋起,取得卓越的成就。弱者 因为失去生活目标而沉沦,碌碌无为,平庸一生。
  志向、理想是现实的升华,受社会环境和时代要求的制约。不符合社会 需要的志向、理想,只能是空想幻想。生活在现代的人,想当帝王将相,自 然是荒唐可笑的事。志向、理想还要和个人的智慧、才智、特长等主观条件 相适应,否则志大而才疏,也会成为空想和幻想。
志向、理想有政治的、社会的、职业的和生活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
要合乎历史的潮流和入群的需要。中国社会己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振兴国家、民族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 要符合这一历史潮流,不能逆潮流而动。
我们的职业理想和生活理想要符合主观条件和客观需要。吕坤说的“做
第一等人,干第一等事”,是每个人都可以努力做到的,至于“说第一等话, 抱第一等识”,则需要相应的才智和修养,未必每个人都能办到。还是孙中 山先生说得好:“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身居高位的人未必都 能做出利国利民的大事,普通的老百姓却可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 的事业。
立志诚然重要,坚持和实现志向的行动更加难能可贵。没有志向的行动
是盲目的,没有行动的志向是虚幻的。真正有志的人不仅胸怀大志,而且能 为实现志向坚持不渝地奋斗。有的人空谈理想、志向,但没有刻苦学习、埋 头苦干的行动。今天想当科学家,明天想当将军,最终一事无成。此所谓“无 志之人常立志,有志之人立志长。”马克思说:“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 更重要”,这是人生的宝训,不仅适用于政党,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个人。 一个人确立志向之后,就要采取实际行动,为实现志向不懈地奋斗。不 放过眼前的机遇,不拒绝小事;从脚下起步,从现在做起;甘于贫贱,甘于 寂寞;不民困难险阻,不怕失败挫折,不怕打击和压力。如果有这等精神,
志向、理想便可成为巨大的动力,鼓舞人们抵达成功的彼岸。 为了实现远大志向,甘于贫贱和寂寞,淡泊自守,更为古人所重视。诸
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非淡泊无以明志”。只有甘于淡泊的生活,才能 表现和保持高尚的志向。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说:“藜口苋肠者,多冰清 玉洁;兖衣玉食者,甘婢膝奴颜。盖志以淡泊明,而节从肥甘丧矣。”清贫 之士,大多有冰清玉洁的情操,而高官显贵、养尊处优者,却甘心卑躬屈膝, 阿谀奉承,丧失原则。
处世智慧的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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