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谋略



《谋略系列丛书》序
  一谈到“谋略”,人们往往和战争联系起来,这有一定道理。因为谋略 最初产生于军事斗争,而且在战争中运用较多,成效也最为显著。如《孙子 兵法》、《三国演义》中的谋略思想,影响极为深远,历来为人们所称道。 随着时代的发展,谋略思想早已超出军事领域,逐渐扩大到政治、外交、 经济、宣传、体育等等领域,大有无孔不入,涵盖一切之势。特别是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竞争十分激烈,商战的需要,更促进了谋略思想的普及和发展。 在当代,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谋咯是否得当,不仅关系战争胜负,也是事业
成败的关键。不懂得运用谋略,很难取得生活和事业的主动权。 所谓”谋略”,是指计谋策略,即为对付某人或某种情势而预先安排的
方法或根据形势发展而制定的行动方针和斗争方式。其实质,就是通过运用 智慧,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地驾驭斗争局势,掌握主动权,以达到克敌制 胜的目的。
  谋略是否高明,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是否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在于思 想方法是否科学,即能否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
  古今中外,有许多谋略大师,把谋略艺术运用得十分出色,取得了辉煌 的成就,从而展示和发展了人类的智慧。可以说,谋略是人类智慧的花朵。 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为了继承发扬这一文化遗产,为了学习和借鉴前人的谋略艺术,为了增
进和启迪人们的智慧,我们编辑出版《谋略系列丛书》,以资参考。 我们首先推出领袖谋略系列,陆续出版。因为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
物的谋略,不仅十分高明,出类拔革,而且和现实联系紧密。通过学习他们
的谋略思想,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理论;有助于了解党和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是基于什么考虑制订出来 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怎么取得的,等等。
由于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缺乏经验,加之作者的水平有限,肯定会有不如
人意的地方,恳切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帮助我们不断改进。 愿这套丛书能对读者有益。
冷铨清
1996 年 4 月 5 日


总设计师的雄韬伟略(代序)


  本人曾断言毛泽东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谋略家。论起谋略来,古今中外 没有哪一位谋略家能够和毛泽东相比。这话一直没有引起异议。现在该问: 那么邓小平呢?
  邓小平的谋略和智慧,有他的独到之处,这从世人给予他,而他又乐意 接受的唯一称号——“总设计师”——就可以体味出来。
  “设计师”当然没有“导师”、“统帅”、“舵手”之类称号那么“神”, 然而却更凸现出谋略的意味。毛泽东曾称邓小平是他请来的“军师”,而“军 师”历来是管出谋划策的,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那般形象。在中国人的 词典中,“谋略”本就出自“计谋”,而“设计”几乎可以等同子“谋划”。 中国川目信成事在天,而谋事却在于人,可见谋略是要靠人去设计的。邓是 “总设计师”,他所设计出来的谋略,自然不是一般的雕虫小技。
  
  邓获得“总设计师”的称号,是在 75 岁高龄以后。邓领导了中国的“第 二次革命”,把中国从混乱引向大治,从崩溃的边缘引向繁荣昌盛。神州一 改旧观,世人为之瞩目。“第二次革命”所遇到的困难及所取得的成就,一 点也不亚于第一次革命,而成就和困难的对比值,正是邓公谋略智慧的神通 所在。
  邓公的谋略和毛泽东相比,当然稍逊风骚。邓一生三次被打倒,毛却只 受过一次。然而邓却能够成功地实现三撅三起的奇迹,而且一次比一次更辉 煌。邓曾经风趣地对一位美国影视明星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 奥林匹克奖的话,他是有资格拿到金牌的。这其中,除了毅力和胆识,当然 更需要谋略和智慧。
  邓和毛无疑有许多相似之处。毛一生选过三次接班人,邓也选过三次。 但历史证明,毛泽东倾其毕生智慧无法解决的难题,邓却顺利地解决了。毛 泽东在退居二线以后曾发生“大权旁落”的危险。邓一直没有当过第一把手, 那怕是在他处于权力顶峰的时候。然而他却有办法牢牢掌握中国这艘巨轮前 进的航向,因此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得出结论:邓小平“是最成功的政治家”。 “他身材矮小,可能是这个伟大国家的领导人中间最矮小的一个人。但 是如果在国家领导人排列站队时,可以肯定,他不是站在最后,而是站在最 前面”。——这是一位德国驻华大使对邓小平的观感。赫鲁晓夫则有切身体
验,他曾经对毛泽东说:“你们的小个子难倒了我们的大个子”。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中,无论是胆识还是智慧,只有邓小平能够和毛 泽东相比拟。周恩来 50 年代纵论天下英雄,曾坦率承认他不及小平:小平的 工作方法是“举重若轻”,而他则是“举轻若重”。举轻若重,日理万机, 是一位共和国总理应具的特色。举重若轻是典型的统帅风格,在这一点上, “总设计师”与“伟大领袖”没有区别,只是更善于“设计”罢了。
邓小平的许多“设计”是独具匠心的。例如“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对内政策、对外开放”、“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搁置争 议,共同开发”,“韬光养晦,稳住阵脚”??这些,都是马列经典和毛泽 东“四卷雄文”中找不到的杰作。
谋略需要设想,但不同于空想。它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方针政策,措施手
段,因此要付诸实践,讲求实效,用四川农民的话说,要能抓住“耗子”。 邓小平的各项设计效果如何呢?这一点不需要论证,只要对 80 年代以后的中 国和以前的中国稍有比较,听听外国人对今日中国的评说,看看中国在国际 事务中的位置,摸摸我们的钱袋子、菜蓝子,就可以得出结论。
  人们都把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看作“历史性的转折”。和平式的“转折” 从外观上当然不像“开创”新中国那样“慨而慷”。但正因为如此,更需要 谋略智慧,需要妥善地处理转折过程中各种复杂的关系,尤其是继承和发展 的关系。在这方面,邓小平作法恰到好处,他把毛泽东开创的事业向前推进 了一大截。个中的技巧,是任何其他“兄弟党”领袖都难以企及的。
  毛泽东为社会主义倾注了毕生精力,但恰恰在社会主义怎么搞的问题 上,犯了严重错误,整个国家也跟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邓小平在毛泽东 的“社会主义”前面加上“有中国特色”几个字,使中国起死回生,整个地 活起来了,从而解决了毛泽东,也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 20 世纪所面临 的最大难题。
  
  香港人士胡菊人先生说:“就某一程度上说,了解邓小平的时代,了解 他的政策和问题之所在,亦可以说是了解中国前途及中国人命运的一把钥 匙”。我们有理由补充说,了解邓小平的谋略思想,是了解邓小平及其时代 的关键所在。
  在全党全民深入学习、领会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今天, 我们从谋略角度全面展开这一理论的方方面面,史论结合,娓娓道来,相信 会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提供一些帮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谋略萧诗美著.-北京:红旗出版社, 1996.3
(谋略系列丛书/冷铨清,阳雪梅主编) ISBN 7-0068-827-5
Ⅰ.邓?Ⅱ.萧?Ⅲ.邓小平-领导思想-研究 IV.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2436 号 邓小平谋略
著 者萧诗美 封面设计曾繁正 责任编辑冷铨清 责任校对邓乔 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邮政编码: 100727
(北京沙滩北街 2 号) 中牟造纸厂印刷厂印刷
850×l168 毫米 32 开 199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3.75 印张 320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 ISBN 7-80068-827-5/D·278 定价 19.80 元

邓小平谋略


第一编治乱谋略


1·1“邓小平的东山再起,其离奇变幻,即使通查中国的古籍也找不出第二件”
  在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中共群星谱中,有一颗格外耀眼的明星,索氏 称其为“打不倒的矮个子”。此公究系何人,不用看下文也能猜出几分,因 为在中共领袖中,个子最矮且又屡打不倒的只有一个人:邓小平。
邓小平的传奇生涯中最引人入胜的情节是他在政治舞台上三蹶三起: 第一次,30 年代在中央苏区,邓同毛泽东一起受到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排
挤,被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头子,勒令检讨,撤职下放,劳动锻炼。直到毛 泽东路线取胜,邓才彻底抬起头来。
  第二次,60 年代,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中,邓从总书记一下 子栽成“二号走资派”,被林彪赶到江西的一个“牛棚”中,一困就是三年 多。林彪垮台后不久,邓又从“文革”的焦土中站了起来。
  第三次,70 年代中期,邓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不到一年,再次中箭 落马,成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一次,人们 都认为他彻底完了。可是粉碎“四人帮”后,“邓运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 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说服和激烈的争论,他再次掌了权”。 擅长人物传记的索尔兹伯里对邓的三蹶三起感慨万端,他说:“邓小平 的东山再起,其离奇变幻,即使通查中国的古籍也找不出第二件”。还可以
补一句:在世界史书上也难找出第二例。
  宦海沉浮本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没有谁像邓这样大起大落,一生经历 三次。更令人惊叹的是,邓的三起三落不是简单的循环。他像个富有魔力的 皮球,每下落一次都反弹到更高的位置上。这其中是否有什么奥秘?
身处逆境而达观自信,恐怕是第一条。毛毛说:“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
沉稳寡言,50 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事不亢的作风,特 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 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和徬徨”。邓是不会 杞人忧天的,因为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呢。这是他战胜厄运,走出低谷的 第一素质。没有这一条,不用别人踏上一只脚,自己就会意志崩溃,不要说 三蹶三起,一蹶就不振。
乐观不等于认命,而是为了耐心等待有朝一日东山再起的机会。政治风
云的多变性既为得志者预备了失足的陷阱,也会为失意者提供重振旗鼓的机 运。区别只在于逆境中人无法为自己创造机会,只有静观其变,耐心等待时 来运转。等待也有可能像屈大夫那样等到最后仍不见楚王回心转意,彻底失 望。邓比较幸运,他先后等来了王明路线被清算,林彪垮台,“四人帮”被 抓。这三件事是他先后三次走出低谷的重要转机。
  机会对于失意中人总是比较吝啬的,因此除等待之外,还要加一点主观 能动性;保持头脑敏捷、信息灵通,认真捕捉机会。邓每次被“打倒”以后, 都对时事政治保持浓厚的兴趣,留心报纸和新闻广播,千方百计与外界保持 联系。当他得知林彪垮台、“四人帮”被擒,他认为时机到了,立即作出相 应的反应,主动给毛泽东写信,给华国锋写信,一封不行,再写第二封。如 果没有这种主动性,他会不会被人们遗忘很难说。
大丈夫能屈能伸。人在下坡走,必须学会必要的妥协,给当权者以某种

满足。邓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所谓“不肯改悔”即来于此。但是当 环境需要他作出妥协时,他能够识时务。第二次复出前,邓曾非常谦虚地向 毛泽东检查了自己的缺点,使毛泽东相信他与刘少奇有区别,可以重新委以 重任。第三次复出前,他也向新的党中央承认自己在 75 年的工作中难免有不 足和错误,表示真诚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评和教导。这些都是明智之举。 人在劣势之中是不能过分较真的,有理无理要等一阵子再说。
  谚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有不测风云,所以在政治上,谁也 不能保证自己一帆风顺。问题在于翻船以后能否摆脱厄远,东山再起。在这 方面,关键取决于人谋,古往今来,有许多“成功之道”,研究怎样从失败 走向成功。但没有什么“失败之道”,研究如何从成功走向失败,似乎失败 全在天意,没有人希望失败,也没有人琢磨失败中的通道。
  事实上,成与败,起与落,有一定的因果联系。个人无法避免失败和挫 折,但是可以选择失败和挫折的方式。有的人一生不起波折,但他只能平平 而过,没有大的作为。有的人一跤跌下去就永远爬不起来,甚至越跌越深。 邓是少有的反例,他不仅三落三起,而且越跌越高。他有什么特殊的政治技 巧?除了上述各条,他拥有过人的谋略智慧,助他战胜厄运,走出低谷,还 有一个先决条件,即他每一次下落,都不是个人患得患失所致,而是因为他 坚持了真理,不愿向错误屈服的结果。这样的下落,成为他重新崛起的根据。 没有这一条,在逆境中无法乐观自信,耐心等待也难有出头之日,必要的妥 协只能使他越跌越惨。
巴拉奇·代内什将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作风作了一番比较:“周恩来注意
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 顺从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拦住洪水。开始是成功的,但后来仍被激流冲 走。他要达到周恩来利用自己的策略未能获得的东西,需要 5 年时间,有时 甚至更长。周恩来从不怀疑毛泽东的教导,邓小平却敢于用毛泽东的教导反 对毛泽东的行动。”
像邓这样的人,有个性,容易跌跟斗,受挫折,但由于真理在手,大道
在行,一时受阻就如激流暂时被碎石挡住了,只会积蓄起更大的冲力。一旦 时机成熟,他会很快地蹦起来,而且会蹦到更高的位置上。每下跌一次都为 他积累了更大的优势,成为他走向顶点的阶梯。文革中为什么毛泽东允许邓 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30 年代邓曾经作为毛派正确路 线的推行者被打倒过一次。粉碎“四人帮”后为什么邓小平能够重掌大权? 主要是因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邓作了义务宣传,使邓的支持率大大 上升。爱洛特曾问一位中国官员,他们为什么如此尊重邓小平这位上上下下 那么多次的人?那位官员回答说:“这正是我们信任他的原因。”如果邓的 几上几下不是为了坚持某种给人民希望的东西,而纯粹是个人的身世沉浮, 能有多少人信任他呢?
1·2 毛泽东决定重新起用邓小平,除了“人才难得”外,“毛派的头子”无疑是个关键性因素
  1931 年秋,27 岁的邓小平完成了他在广西的使命,率部投奔毛泽东,在 赣南闽西开辟的红色根据地。党指派给他的第一项任务是担任中共瑞金县委 书记。邓上任不久,原设在上海的党中央也陆续进入苏区。瑞金遂成为“红 色首都”——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和中共临时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邓作为 中层干部,不得不把位于让给上海来的同志。1932 年 5 月,邓离开“红都” 到南边的会昌担任中心县委书记,掌管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这三个
  
县位于“红区”和“白区”的交界,是中央苏区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堪称重 要,但“赤化”的程度远不及中心地区。每县只有一个独立营,赤卫队的枪 支也很少,商店大都关了门,财政经济十分困难,邓不得不从头开始,按照 毛泽东的办法,惨淡经营,不久也就有了政绩。毛泽东来会昌检查工作,赋 诗称“风景这边独好”。
  中心苏区那边的风景怎么样呢?王明一伙“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进 驻苏区后,加强了他们对根据地的直接领导。他们奉行一条从莫斯科进口的 “进攻路线”,要求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毛 泽东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务实主张被斥之为右倾保守、逃跑退 却路线。毛泽东保护中农,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的温和政策被斥之为“富农路 线”。毛泽东本人因为“不尊重中央领导”而失去在红军中的职务,只剩下 苏维埃主席一个空头衔,毫无发言权。
  上层领导内部的这场路线斗争很快波及到邓所在的边缘地区。临时中央 的“毛头小伙子”虽然有共产国际撑腰,但要把毛泽东这位土生土长的领袖 连根拔掉仍很吃力。他们架空了毛的权力后,又打算公开批评毛的观点。可 莫斯科方面不同意,担心这样做会导致分裂。但是不清除毛泽东在根据地党 和红军中的影响力,他们怎么发号施令呢?于是他们采取敲山震虎的办法, 把斗争的火力对准毛泽东的追随者们,而对毛泽东本人“不予深究”。
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很快从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身上发现了毛泽东路线
的影子。罗明在一份工作意见书中对左的扩红计划提出异议,他说:扩大主 力红军应从实际出发,区别边沿的游击区和牢固的中心区,不能平均摊派任 务。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边沿地区应着重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分期分批地发展主力红军,而不能硬调硬编。在目前情况下,要在杭、永、 岩敌后或接近敌后区扩大主力红军,莫说我无办法,就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毛 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请来斯大林同志,或请 列宁复活,一起来这里,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它地方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 夜,加强政治宣传,我看也不能解决问题。左倾的领导将这些意见概括成反 国际的“罗明路线”。
“罗明路线”幽灵般地回荡在中央苏区上空。临时中央很快又发现在江
西的会、寻、安也有一条同福建杭、永、岩的罗明路线没有什么区别的右倾 机会主义路线。于是邓小平被划进了毛泽东的圈子。不久,毛泽谭、谢唯俊、 古柏等人也圈了进来。这样便构成一条“江西的罗明路线”。邓、毛、谢、 古四人都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而邓是四人中的头子。
  谁都知道“罗明路线”实即毛泽东路线。王明等人心想只要把邓小平和 罗明等人在政治上置于死地,就可以完全缚住“巨人”毛泽东了。这回,天 塌下来不是由高个子顶着,而是掉到矮个子身上了。“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 历史上可怕呀!”( 《邓选》ⅢP.375)① 年后邓还发出这样的感叹。
  对邓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接踵而来。他先是受到公开点名批判,并撤销 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到江西省委作检查反省。幸好在这里他碰上三位 在巴黎时的老同学: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省军区司令员陈毅和省委组织部 长蔡畅。留法派与留苏派不同,他们可不认为当年的“小钢炮”犯了什么弥 天大罪。于是邓在失去中心县委书记后,又悄悄当上了省委宣传部长。按现 在的级别,他只是同级调动,没有降职处分。
这下更触怒了王明的临时中央。于是斗争向纵深发展,“会、寻、安的

罗明路线”扩大成邓、毛、谢、古为代表的整个“江西罗明路线”,受到猛 烈的批判围剿。在批斗会上,邓、毛、谢、古据理申辩,又被说成“公开在 会场上进行反党活动”,罪加一等,成为“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 当众缴了他们的枪。最后,四个人同时被撤职。邓失去了省委宣传部长的职 务,还受到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受到撤职警告处分的邓小平还必须对自己的“错误”作出自我批评。他 不得不违心地批评自己对“进攻路线”的意义估计不足,想以此过关。但他 的对手对这简短的自我批评十分不满,于是把他发配到苏区前线的乐安县南 村区去当一名巡视员。
  邓在政治上被党一脚踢开了,随之家庭生活也发生变放。他任瑞金县委 书记时才结婚的妻子金维映离他而去,嫁给了带头整邓的中央组织部长罗迈
(即李维汉)。 南村人从未听说区委里有个巡视员的职务,那么邓小平来此干什么呢?
人们疑惑不解,熟悉他的人仍以首长相称。邓一点也不感到窘迫,沮丧。“首 长身体可好?”“啥子首长罗同志们好。”他索性把问题挑明:“中央及省 委都开过会,把我打成了罗明路线的江西代表和执行者。在会上我两次据理 申辩自己的观点,不管他们怎样残酷斗争,我坚决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 确路线,正确的就要坚持。”坚持正确路线为什么丢了官?邓回答说:“革 命哪能一帆风顺呢?”人们这才明白为什么他受了重重打击还如此坦然。
在南村巡视不到 10 天,临时中央又令邓卷起铺盖回到江西省委所在地宁
都。据说这是因为乐安的南村是边区,怕出问题。出什么问题整他的人当然 不会担心邓的个人安危。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怕邓携带党的机密投敌而去; 或者天高皇帝远,怕邓在这里煽动谋反?
信任程度如此之低,回宁都自然不会有好日子过。左倾领导要他接受更
严峻的考验:到宁都附近的一个光秃秃的山岗上开荒去。挥锄开荒邓不在乎, 早在巴黎的雷诺工厂他就炼就了一副硬身板。但人是铁,饭是钢,吃不饱肚 子差点要了他的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 体肤??邓默默地挖山不止。
ⅡⅠ
  好心的蔡大姐得知邓忍饥挨饿,还要抡着大锄头,马上叫人去买回两斤 猪肉,两把大蒜,和一些辣子、水酒,烧了三个菜,煮了一锅饭,准备清邓 回来饱餐一顿。邓几个月没尝肉味,没闻酒香,听说有好吃的,喜不自禁。 但他怕连累老同学,来的时候把草帽压得低低的,几乎遮住了眼睛。这位“劳 改犯”趁午休无人的机会,悄悄地从省委后门溜进蔡家,着实美餐了一顿。 临走时大姐还让他带回一些酒菜,嘱咐他要保重身体,再坚持一下。因为李 富春到瑞金汇报工作去了,到时会向有关领导反映邓的情况,为他讨回公道。 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也属留苏派,但他比较注重实 际,尤其爱惜人才。当他从李富春那里得知邓小平的处境,连叫“临时中央 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埋没人才!”目前正值大军压境,怎么能让邓 小平这样的人才去开荒呢?为了拯救这个人才,王稼祥想出一个办法,他以 总政秘书长杨尚昆上了前线,守边境无人为由,要求把邓小平调上来当代理
秘书长。经王多方努力,邓才结束劳改生活,重返赤都瑞金。 来到总政机关,邓头上那顶“右倾”帽子并没有动。邓不在乎,他好好
珍惜王稼祥给他的这次机会,把个《红区报》办得红红火火,还约请毛泽东

写过一篇文章。由于有《红星报》主编的担子,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邓才得以 随军长征。试想一下,如果邓当时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敌后,他的人生道路 会怎样呢?同邓一起被打倒的毛泽谭和古柏都是留守人员,大军西去不久, 这两条年轻的生命都葬身在南方的青山绿林中。
  长征的开始意味着王明路线的失败。毛泽东开始有了发言权,在他的影 响下,1935 年 1 月,邓当上了中央秘书长。党史资料中没有为邓正式平反的 记录,但是当他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遵义会议时,邓的“右倾”、“反 党”帽子无疑是取消了,而且不仅仅是取消了。第一轮劫难从落到起,整整 经历了三年。邓回忆说,遵义会议时他和毛泽东住在一起。这两位决定中国 命运的人物,终于在历史上相遇了。
  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30 年代在中央苏区挨整对邓来说是 “祸”,不是“福”。但是,40 年后,这个“祸”变成了“福”,1972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在决定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批示中写道:“邓小平同志所犯 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 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还有(二)(三)
(四)。毛泽东决定重新起用邓小平,除了“人才难得”等等;“毛派的头 子”无疑是个关键性因素。
当然,这是邓始料未及的。历史证明了邓的政治逻辑:坚持真理,对自
己对革命都有好处。
1·3 “山雨未来,风先满楼,你看风向来自何方呢?”
  《邓小平传》的作者乌利·弗兰茨认为:“邓的党内政治生涯完全取决 于高饶问题的解决”。
邓本人也承认,高饶事件他知道得很清楚。建国后,他们三人几乎是同
时调进中央来的。此前,高在东北局,饶在华东局,邓在西南局,分领一方 党政要务。表面上看,高职位和邓一样,都是一个地方局的第一书记。实际 上高的地位更重要,因为高所在的东北从三个方面看对全国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这里集中全国的主要工业,是朝鲜战争的后方,又是通往苏联的桥梁。 高本人是斯大林多年的密友,在东三省权倾一方,人称东北的“太上皇”。
1952 年 10 月 1 日,高在他自己的堡垒检阅游行队伍时,人群中高呼“高岗
万岁”,却不呼“毛主席万岁!”不久,高被调到北京,任命他做国家副主 席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惯于表现自己、独一无二的高岗,根本不知道党中央的这种“提升”是
把他同他的权力基地隔开,进北京后,权力欲进一步膨胀,想取代刘少奇和 周恩来的位置,当党的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他在党内散布“军党论”,将 中共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断言“党是军队创 造的”,并把他自己划人“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认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 机关现在是掌握在“白区的党”,即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手里,因此必须改 组中央。为了达到扳倒刘、周的目的,高还进行了大量“非组织”活动。他 首先取得了饶漱石的配合。据邓说,高还得到了中南局林彪的支持。对西南 方面,高用拉拢的办法,找邓小平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想争取邓同他联 手扳倒刘少奇。邓保持警觉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改变 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还找陈云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 你一个,我一个。邓觉得问题严重,立即把高岗的阴谋诡计向毛泽东主席作 了汇报。

  毛泽东听完反映后,反问邓:“山雨未来,风先满楼,你看风向来自何 方呢?”
  邓当然是支持刘和周的,但是他想了想,作了个更巧妙的回答:“在其 位谋其政,应本份事;不在其位而欲谋其政,这是权力欲作怪呵!”
  “权力欲”是个很敏感的问题。邓一语点中要害,触动了毛泽东最敏感 的神经。毛听后,想了想,恍然大悟:如果容忍党内这种“不在其位而欲谋 其政”的权力欲存在,那将永无宁日。
  很快,在毛泽东心目中形成两个司令部的概念。毛在 1953 年 12 月 3 日 的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 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 地下水。”
  不久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毛没有参加,会 议由刘少奇主持,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邓小平负责 组织中央书记处分别就高饶的问题召开座谈会,继续揭发和对证他们的反党 阴谋活动。高岗拒绝教育,在一次会上当场拔枪自杀。
  1954 年 4 月,邓小平在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接管了饶漱石中 央组织部长的职务。一年后,邓跨进了由 17 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的大门,同 时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的还有林彪(这一点与林彪支持高岗的说法似有矛 盾)。又一年后,在党的“八大”上,邓被选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成为政 治局 6 常委之一。常委会作出决定,书记处负责执行,邓领导这个重要机构 一直到 1966 年。
党内路线斗争犹如惊涛骇浪,每一次都有人沉有人浮。50 年代这样的党
内斗争发生过两次。邓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这次斗争中连升三级,进入最高 权力中心。这次成功主要因为他光明正大,从不搞阴谋诡计,不搞几个人的 小圈子,所以高岗的那一套在他面前没有市场。80 年代在作历曳决议时,邓 还是认为反对高饶的斗争没有错。而另一次,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反对彭 德怀则错了。庐山会议在毛泽东的高压下,与会者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放弃 原则甚至不惜人格,违心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用各种攻击性语言去揭发、批 判、诅咒彭德怀的反党行为;要么像张闻天那样,坚持真理,仗义执言,成 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之一。邓有幸避免了这两种可悲的命运,不是因为别 的,而是因为会前他打乒乓球不小心扭伤了脚未能上得山去。天助他矣!
1·4 由于周恩来手上握着毛泽东的尚方宝剑,邓小平才艰难地迈出了文革中复出的第一步
  1969 年 10 月 20 日,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被林彪以战略疏散 的名义发配到江西南昌市郊一个偏僻的角落,从此开始了他三年零四个月的 “牛棚”生活。这是他第二次被打倒。
  三年零四个月对一位 65 岁的老人来说是够长的,更何况他当初并不知道 自己重获解放的确切时日。从 15 岁旅法求学算起,整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 动了半个世纪。如今远离政治中心,谪居江南一隅,他该如何打发这段没有 “刑期”的流放生活呢?
  据他的小女毛毛(邓榕)说:“在江西的这一段时间里,父亲有一个习 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总是十分规律地围着我们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他 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我时常看着父亲,看着 他永远那样认真、永远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 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
  
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毛毛还反映她父亲用劳动和读书 来充实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 徨,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在自己的园子 里养鸡种菜,晚上读书看报,冬天还坚持每天用冷水擦身。①看来,邓小平
并没有因为被打倒在地而心灰意冷、自甘消沉。 毛毛说的信念是个重要因素。有了信念后,关键是等待,等待适当的时
机。而时机总是会有的,因为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条辩证法的规律对任 何人都起作用。时机终于等到了。
  1971 年 9 月 13 日,靠打倒大批共和国元老起家、成为毛泽东亲密接班 人的林彪,竟因为抢班夺权阴谋败露而自我毁灭。
  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 50 大后便传到邓小平耳朵里。“父亲显得兴奋和激 动”,毛毛说,“他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不容!’”②
  其实邓小平此时内心的活动远非一句话可以表达的。他在党内历次“路 线斗争”中始终站在毛泽东一边。只是到了 60 年代,毛泽东发觉邓小平和刘 少奇等一线领导人竟然不听他的话,背着他搞什么“白猫黑猫”,“物质刺 激”,根本不提“阶级斗争”这个纲,而且到了他无法左右局势的地步。于 是毛泽东依靠林彪等人发动文化大革命,把他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打了下去。林彪可是很听毛泽东的话,他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把毛泽 东捧得比马克思、列宁还高。毛泽东竟乐于接受林彪的吹捧,而对其他人的 坦率直言听不进去。结果呢?真正对他心怀不轨的正是这个口口无限忠于的 “亲密战友”。现在林彪的画皮破了,到底谁忠谁奸,毛泽东一定有所触动, 有所省悟。再说,林彪死后,毛泽东身边真正能够治国安邦的只有周恩来一 人可以依靠。周恩来是“文革”中唯一没有打倒的党政元老,他要挑起治理 “文革”乱摊子的重担,又该依靠谁呢?邓小平心里有数。他觉得林彪的死 对他的政治命运来说,是个难得的转机,他不能轻易放弃这个机会。
于是,当天下午,邓小平就挥笔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四千余言的长信:
第一,他向毛揭露了他所知道的林彪、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 第二,他非常谦虚地向毛检查了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第三,他向毛表达了自己想为祖国为人民继续工作的强烈愿望。 揭露林彪不仅仅出于义愤,也是一种政治表态,中共党内每次大的斗争
都需要用这个办法来划清界线。
  为什么还要作自我批评呢?林彪再坏也不能证明自己没有缺点错误。打 倒刘邓毕竟是毛同意的,即使完全打错了,也要给党的主席留个转弯的余地。 况且邓小平预计到毛不会因为林彪事件而将刘邓的问题一风吹,因为毛泽东 对路线问题从来是不放过的。但是这不要紧,他知道毛泽东有个特点:“谁 不听他的活,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邓 选》ⅡP.256)毛泽东从不允许任何人反对他,这是事实。但是他也不主张把 犯错误的同志一棍子打死。打是要打的,但打了几棍子后,只要你承认错误 愿意改正,他又会很宽容地把你招到身边。在毛泽东身边,犯了错误不要紧, 关键是要承认自己错了。所以不管自己到底错没有错,虚心地检讨一下是绝 对必须的。
  在谈到自己的工作时,邓言辞委婉恳切:他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 已经 5 年了,他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 68 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的 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他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能为党为人民作一些事 情,以求补过于万一。而且这仅仅是个要求,到底行与不行,他静候毛主席
  
党中央的指示。 邓小平的信很快转到毛泽东的手上。看到老朋友熟悉的字迹,几十年的
风雨烟尘出现在眼前,毛泽东果然触动不小。林彪垮台后,他已经把所谓压 制文革的“二月逆流”说成是老帅们因不满林彪而想发发牢骚,并且特别提 到那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发的,意即不像林彪那样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他感 到和老帅们的距离接近了:“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 都搞掉的”。① 年 1 月 6 日陈毅元帅去世,毛泽东感叹万千,非常破
例地穿着睡袍抱病参加陈的追悼会。追悼会上毛讲了许多陈的好话,仿佛他 现在才发现陈毅是个好人。其实陈毅反对过他多次。不过陈所谓“反对毛主 席”有个特点,即都是公开的,不像林彪搞阴谋诡计。陈的坦率直言与林的 两面三刀在毛面前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对照自然会延伸到邓小平身上,因为 邓和陈一样,也是有名的直性子。
  这些微妙的变化没有逃过周恩来的眼睛。林彪垮台后,毛泽东身边只剩 下周和中央文革两派势力,而江青等人只会空喊革命,治国搞建设一窍不通。 在这种情况下毛只有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担子交给周恩来。周首先建议毛 撤销军委办事组,由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把军权悄悄收了拢来。剩下 党政两摊子,周迫切需要像邓小平那样有魄力的人才来协助。因此周恩来时 刻等待机会召小平出山。现在看来关系缓解了。但是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 毛自己怎么转弯。刘与邓是毛同意打倒的,毛不可能说他做错了。因此要重 新启用邓小平,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刘与邓区分开来。周知道这还需要一段 时间。
同邓小平一起在江西“接受改造”的王震已于邓先期回京。当他听说毛
泽东在陈毅的追悼会上谈到了邓小平,有了转弯的预兆,便利用一次汇报工 作的机会向毛详细介绍了邓小平在江西劳动的情况,极力建议毛泽东尽快启 用邓小平。王震摸到毛泽东的底儿后,立即派人找到回京的邓榕,要她回江 西后转告她的爸爸,毛泽东已经想好了如何把刘与邓区别开来的办法。
身在江西的邓小平得到这个消息后,又不失时机地向毛泽东写了第二封
信,进一步检查自己的错误,要求重新效力,表示一切听从党的安排。“邓 小平过去的经历和他明智的自我批评为他重返政坛赢得了毛泽东的赞同”。
①毛泽东看到这封信,稍加沉思作出如下批示:②
  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 央苏区是挨整的,??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 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 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 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毛泽东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意在说明刘少奇是敌我矛盾,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 盾,是团结的对象。毛泽东的政治艺术是要做到既维护打倒刘少奇错误路线 一案不变,以表明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仍然是必要的,同时又显示自己宽广 的胸怀,表示他愿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即使像邓小平这样犯过“严重 路线错误”的人,只要愿意改正,党也是欢迎的。同时,有“刘少奇错误路 线”在案,以后的邓小平也好使用些。其实就刘少奇的真实情况来说,毛泽 东的这三条同样也适合于刘。但是即使毛泽东当时知道所谓刘少奇的“叛徒、
                              
特务”问题是冤枉的,毛泽东也不会这么做。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他就等于 自我推翻了他的文革主张。从这点说,邓小平非常有幸。他之所以有“改过 自新”的机会,多亏他前面还有个一号走资派,起着代表“第九次错误路线” 的作用。不然的话,邓小平即使有 30 条成绩,也难得过毛泽东这一关。
  不管怎么说,有了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就好办了。1973 年 3 月 10 日,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和指示,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启用邓小平的 问题。政治局里的文革派,即后来的“四人帮”,非常害怕邓小平复出。他 们对付一个周恩来已属不易,再来一个邓小平就更加不利,而且他们知道邓 小平是更难以对付的。但是,由于周恩来手上握着毛泽东的尚方宝剑,江青、 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只好暂时退后一步,同意邓小平复出。会议决定恢复 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5 个月后邓进入中央委员会,邓 迈出了复出的第一步,这一步非常艰难,但不是决定性的。
1·5 邓小平复出后两年中多次同“四人帮”交锋, 每次均占上风
  1973 年 12 月 12 日,毛泽东在他的大书房里召集了一次对刚刚复出的邓 小平很有意义的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全国八大军 区司令员对调。紧接着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齐唱《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毛泽东是靠这首歌带出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党的,林彪事件后他不止 一次号召他的下属齐唱这首歌。看得出他很希望把全党全军的步调重新统一 起来,解决好林彪死后留下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政治局不议政, 军委不议军”的现象。毛泽东早在这年年初就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再次重申 表明他觉得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怎么解决呢?毛泽东把视线移向坐在一旁的邓小平,“现在,请了一个
军师,叫邓小平”。毛像介绍特别来宾似的说,“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 办事比较果断”。“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接着对邓进行公开 评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希望邓把“过去的 缺点,慢慢改一改”。毛泽东当众建议邓小平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还 准备给邓配个政治局秘书长。邓不要这个头衔,毛就让他当军委参谋长。毛 心想有邓小平的果断和魄力,不议政,不议军的问题就不难解决。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器重,主要因为邓人才难得,办事果断现在,他就需
要这样的人才,以便填补周恩来以后的权力真空。这种发展趋势引起“四人 帮”极大的恐慌。首先出面反对重用邓小平的是江青。1974 年 3 月政治局讨 论派谁去参加联合国第 6 届特别会议。毛泽东记得 60 年代邓小平在莫斯科同 赫鲁晓夫较量的劲头,便提议邓去。江青害怕邓小平在国际舞台上再次提高 威望,极力加以反对,毛泽东没有偏袒他的夫人,反而严厉警告江青不要反 对他的意见。邓复出后与“四人帮”的第一次较量,由于毛的支持而取得胜 利。
  “四人帮”排挤邓小平,是因为邓和周恩来连在一起。周到 1974 年身体 越来越糟。如果邓一步步上升,将来周的接班人就非他莫属了。这是“四人 帮”最不愿看到的结果。他们几人都知道邓比周硬,因而更难对付,因此必 须趁他羽翼未丰时加紧打击。1974 年 7 月,毛主持又一次政治局会议。“四 人帮”趁周不在场,由江青带头,其他三人配合,从不同方面向周恩来发起 攻击,想通过攻周达到排邓的目的。毛泽东大为恼火,警告他们“不要搞成 四人小宗派”,要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即不要乱打棍子(设钢铁工厂), 乱扣帽子(设帽子工厂)。江青等人不自量力,把看家本领用到周恩来身上,
  
结果更引起毛泽东的反感。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上海帮”和“四人小宗派” 的概念,使江青等人在以后的较量中更加被动。
  毛泽东的性格是他认准了的事,别人越反对他越坚决。“四人帮”攻周 排邓是冲着周以后国务院总理的位子而来的。毛反其道而行之,于 1974 年
10 月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为周以后的总理人选预作了安排。这 下“四人帮”更慌了手脚。四届人大召开在即,如果人大后形成一个周,邓 体制,他们的梦想就全部落空。无论如何。他们要阻止这一局面出现。这一 次,他们经过预谋,决定拿“风庆轮问题”对邓搞一场突然袭击。10 月 17 日邓主持政治局会议,江青首先发难,提出所谓风庆轮事件上的崇洋卖国问 题,并且逼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看法?邓面临两难选择:他不会 同意江青的说法,但是如果起而反驳势必爆发一场无谓的主义之争,争论中 很可能被他们抓住什么辫子,因为这帮人抓辫子很内行。于是邓作了第三种 回答:我要调查。江青等人不依不饶,大吵大闹。邓气极:政治局讨论问题 要平等么,你们不能用这种态度待人。“四人帮”一拥而上:早就知道你要 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邓忍无可忍,以更干脆的方式回答了“四人 帮”的挑衅,他起身离席,拂袖而去。毛泽东后来称赞邓这一次不向“四人 帮”让步,做得好。
“四人帮”这次突然袭击不仅没有捡到便宜,反而有可能要负搅乱政治
局会议的责任。因此他们更加紧张起来。为了争取主动,他们决定恶人先告 状,兵分两路去争取毛泽东的支持。一路由毛泽东亲手提拔的接班人王洪文 出面,到长沙面见毛泽东,从正面告周恩来等人的状。另一路江青亲自出马, 去找很受毛泽东信任的两名年轻翻译——王海蓉和唐闻生,要她们在陪外宾 去长沙时从侧面向毛泽东反映邓小平如何大闹政治局会议,性质类同“二月 逆流”,以及周恩来在医院里如何借工作为名经常和少数几个人搞串连等情 况。首先使他们失算的是王、唐二人很快就把他们所说的话一五一十向周恩 来作了汇报。周、邓等人行得正、站得稳,并不急于向毛泽东表白什么。结 果事情的发展又一次出乎“四人帮”的意料,他们的两路夹攻不仅没有争到 主动,反而更加被动。
王洪文向毛泽东报告说,周恩来往在医院里并不全是养病,而是每天找
人谈到深夜,经常去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这样频繁的往来 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还特别提醒毛泽东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 道,毛泽东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有表态支持或者反对,因为他知道政治局内 有两个阵线,他不能偏听一个方面,还需要兼听。第三天王海蓉和唐闻生来 长沙向毛反映了事情的真相,毛心里有了底,要王、唐回京后转达他的指示: 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要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 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的表态使江青等人在四届人大前的组阁阴谋彻底破产。12 月下旬周恩 来和王洪文一同来长沙见毛泽东,毛当着王洪文的面再次警告不要搞“四人 帮”,并直言不讳地说邓的政治思想比王强。接着毛一字一句地设定了四届 人大的人事安排。周恩来本打算让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纠正 要以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理由是邓人才难得。邓在 11 月中 旬也来过一次长沙,当时他向毛表示,安排他做这三件工作,他没有意见, 但是他觉得责任大重了一点,怕负不起。毛泽东鼓励他把担子挑起来。这三 付“担子”“四人帮”伸手抢了好久,毛泽东就是不给。邓觉得责任重大,
  
毛反而鼓励他干。这至少说明在政治斗争中主动和被动存在某种辩证转化关 系:太主动了反而被动,适当的被动反而主动。
  邓小平复出后两年中多次同“四人帮”交锋,每一次的结果都是邓占上 风,“四人帮”越来越被动。75 年夏天毛泽东甚至让邓小平主持过两次批评 “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迫使江青和王洪义公开检讨认锗。邓能取得如此 成功,除了有周恩来等元老的支持,“四人帮”的不得人心,邓本人的才能 令毛泽东赏识等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邓掌握了同毛泽东相处的方 法。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邓,无非是因为他觉得大权旁落,有人不 听他的话,搞了一条他不同意的路线。邓小平复出后,像毛所希望的那样, 把过去的缺点改了一改,遇事都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当然是不卑不亢的,既 尊重,又有个性,坦荡无私。毛泽东最反感的是别人背着他拉帮结派搞小集 团,林彪垮台后他总结经验教训反复强调要“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 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毛泽东心目中,“四人帮”的马列主义也许不差,但后两条就大有嫌疑, 所以他多次批评他们不要搞“四人帮”。邓小平的最大特点是光明磊落,襟 怀坦白。毛泽东经过林彪的教训后对这一点特别欣赏。而有了这一条,团结 自然不成问题。在中共党内帮派属绝对禁止的东西,但“帮”和“派”的概 念并不是那么明确的。关键看你搞阴谋还是搞“阳谋”。所谓“阳谋”就是 对最高权威公开。这种公开化意味着同最高权威站在一派,而这种“派”是 合法的即不算帮派,不存在分裂党的问题。要说邓也是有倾向性的,对江青 那一派来说,邓这边也有一派,即邓、周,叶、李等人。但是邓和周不像江 青那样把少数几个人固定地搞在一起。这样即使有个“派”也没有严格的界 限,因而可以容纳大多数,因而也就谈不上帮派。再加上邓事事向毛公开, 紧紧团结在毛泽东周围,站在毛这一“派”上,这样对付“四人帮”就有很 大的优势。
在邓小平与“四人帮”的这一段斗争中,毛泽东确实处处为邓撑了腰。
这足以说明为什么后来邓在评价毛泽东时坚持要把毛晚年的错误同“四人 帮”的罪行明确分开。邓在全面否定毛的文革时,仍称毛是伟大的马克思主 义者,但江青在他眼中,则只有“零分以下”。另一方面,毛泽东多次批评 “四人帮”的行径,甚至还说过“今年不解决明年解决”的话,但他生前始 终没有予以解决。这除了他认为“四人帮”在批刘、批林中有功之外,是否 还觉得“四人帮”这张牌在某些时期还是有用的呢?后来邓第三次被打倒, “四人帮”还是立了大功的。
1·6 邓的第一次改革试验受挫,但他的理论在批邓中与人民见面时,人民发现此公所讲,正是 自己所想的
  1989 年 10 月 13 日邓小平对匈牙利工党总书记卡达尔说:80 年代中国的 改革,“其实在 1974 年到 1975 年我们就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 的名称是整顿”。(《邓选》ⅢP.255)
  邓小平从江西的“牛棚”回来后,开始一段时间协助周恩来管理一部分 国务院工作。1975 年初,周病情加重,邓受命于危难之际,代替周主持中央 日常工作。这对邓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尽管当时邓手上有毛泽东加允的 三项大权: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但 是他的政治对手“四人帮”实力也不小:王洪文在政治局的职位不低于邓, 张春桥在政府和军队中的职位仅次于邓,姚文元仍操掌舆论大权,江青组阁
  
企图受挫后更加发泼,四处咬人。毛泽东对邓小平和文革派所采取的策略是 平衡制约。邓的主要优势来自周恩来的支持,还有他自己长期主管党务工作 的经验和威信。在这种三足鼎立的权力结构中,邓小平的整顿能够进行,关 键取决于他怎样处理与毛的关系,取决于毛的无平倾向哪一边。
  邓明白他在大刀阔斧的同时,必须处处以毛的名义行事。这并不是邓的 风格,只是因为他的对手在这方面是专家,他必须好好向对手们“学习”, 才能保证自己的合法性不被对手剥夺。所以邓在每一次有关整顿的讲话中, 都没有忘记申明他是根据毛的某一指示或经过毛同意了的。例如他说:“毛 泽东同志讲军队要整顿,整个党也有这个问题”。(《邓选》ⅡP.12)“我 在政治局讲了几个方面的整顿,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赞成”。
(《邓选》ⅡP.32) 邓用来对付“四人帮”、推行全面整顿的主要武器是毛泽东的三条指示。
邓巧妙地利用了其中的两条:“以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邓抓住这两把尚方宝剑,从各个领域向“四人帮”及其社会基础和各种“文 革”“成果”展开了凌厉的攻势。
  邓要整掉的第一个东西是“派性”,“安定团结”这把宝剑正好在这里 发挥作用。但是邓知道光喊几句“安定团结为好”是不足以制服这个“文革” 顽症的。多年的党务实践告诉他,对付派性最有力的手段是强调党性。邓的 第一步高棋是用党性去取消派性的合法性。他说:“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 除派性,增强党性,把党性放在第一位”。(《邓选》ⅡP.2)“现在解决各 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邓选》ⅡP.14) 邓分析当时的派性活动,“有的是敌人,他们利用派性来闹事;有的是为了 争个人名利而打派仗;有的是打了几年派仗,被派性迷住了心窍。”(《邓 选》ⅡP.10)他不像毛那样对什么都作阶级分析,不管你是什么派,他统统 拿来与党性对立起来,并把这种反派性斗争与中共党内历次反宗派主义,与 毛泽东“要团结不要分裂”的原则联系起来。这就一下子剥夺了派性分子的 发言权,令那些号称“革命左派”的人动弹不得。
第二步,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邓强调“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
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尤其精明的是他把 “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邓选》ⅡP.32)他说:“要斗 派性,没有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就根本不可能”。(《邓选》ⅡP.25)邓分 析当时领导班子存在三个问题:软、懒、散。“软”是因为斗怕了,不敢负 责,尤其不敢碰派性。软的结果是“懒”于管事,走向消极无为。“散”与 闹派性有关,是班子内部存在派性的表现。整顿的办法,一是给那些被造反 派打入“地下”、不敢负责的原班子撑腰打气,鼓励他们勇敢地站出来,不 要怕摸老虎屁股。二是“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由中央和省委 给予支持。(《邓选》ⅡP.8)通过这两方面的努力,配好一、二把手,建立 起一个敢字当头的硬班子。这样一来,邓很快重振了“文革”前他所掌管的 党政系统的权威,解决了“没有党的领导”或者“党讲话不灵”的问题。
  第三,有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后,邓即开始采取果断的组织措施,把各 地的派性头头从原单位调开。“调动后又钻出新的头头怎么办?钻出来再调。 调两次、三次,总可以解决了吧??闹派性的头头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你 们‘行业’是闹派性,何必到我们这里来拿工资?”(《邓选》ⅡP.7)调人 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占着毛坑不拉屎”的问题。当时还不能把这些人怎么样
  
能把他们支开就不错了。例如国防工办当时就曾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 把各主要企业的造反派头头召到北京开会,办学习班,使他们无法妨碍别人。 最后,发动群众站起来共同反对派性。邓是不喜欢群众运动的,但是对 付派性,还是必要的。因为那些闹派性的人,往往以群众组织形式出现,中 央和省委都不怕,基层领导更不在话下。“可是他最怕群众,怕群众起来。 所以治那种人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同他斗,寸步不让,而且要有一个声势, 不能冷冷清清。”(《邓选》ⅡP.9)这一招使派性失去群众基础,失去“革
命群众”的保护色,自然很有效。 闹派性的人之所以能成气候,原因之一是他们有“阶级斗争”这个“法
宝”。邓用“安定团结”抵制派性活动,实际上也就是削弱了“阶级斗争” 的地位。“把经济搞上去”则是邓用来直接抵制“阶级斗争”的另一把利刀。 毛的公式是“抓革命促生产”,看上去似乎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两者都 要,实际上他始终把革命放在第一位,不允许任何人用生产冲击革命。所以 毛领导下的各级干部都懂得一条规律:“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许多 人就因为抓了生产而获罪,成了鼓吹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分子,邓当然也 不能改变毛的公式。他只能在实际操作中悄悄把重心移向经济生产。他讲道: “毛主席讲,要抓革命,促生产,??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 产,??这是大错特错的”。(《邓选》ⅡP.4)然后他把当时“值得引起严 重注意”的生产形势和四届人大提出的现代化目标这个全党的大局加以对 照,号召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现代化和经济生产既然是全党的
大局,革命和阶级斗争自然退居次要地位。
  邓以铁路运输作为经济整顿的突破口。因为铁路既是制约整个国民经济 的瓶颈,又是派性危害的重灾区。铁路系统整ⅢⅩ了两个月即见成效。邓以 此为起点依次整顿了钢铁工业、国防工业和军队系统等要害部门。到是年 9 月,整顿工作已在工交、农业,科研、文教各战线全面展开。整顿的内容包 括恢复各方面的秩序,严格各方面的纪律,恢复健全规章制度,贯彻落实按 劳分配原则,调整文艺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等等。
整顿的成效是显著的,据说至少有 9 项生产指标在当年 6 月即达到历史
最高水平。对军队的整顿及时有力地阻止了“四人帮”插手军队的企图。科 研、文教方面实效不大,因为积重难返。但初步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例 如科研上不去要拉整个建设的后腿,科学技术不能闭关自守,要实行业务领 导、充实专业队伍、加强理论研究,白专总比占着茅房不拉屎强,“七·二 一”大学不是唯一的形式,等等,在当时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整顿不仅解放了生产力,解放了思想,还解放了不少人,邓根据毛泽东 “要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一口气释放了 300 多名长期关 押的高级干部。邓还把贺诚之女写给他要求给贺诚分配工作的信转给毛泽 东,从毛那里得到“贺诚无罪”的批示后,邓又乘机把落实干部政策推进一 步。这些被解放的干部是邓第三次复出的重要基础。
  但是当邓小平围绕“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整顿的时候, 毛的“三项指示”中的另一条——“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却被“四人帮” 抓去大做文章。这帮秀才先后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评《水浒》运动, 并想通过反经验主义和批投降主义来扳倒周恩来和邓小平。然而他们没有成 功。原因是这几顶帽子都被毛泽东顶了回去。毛认为这些都不能成立,真正 使他看重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ⅣⅠ
  1975 年 9 月底至 11 月初,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先后几次向毛汇报了他 在底下嗅到的一些阶级斗争新动向,最令毛泽东感到不安的是以下几点:今 年以来有一股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风,这股风似乎比 1972 年批极左还凶;小平 同志的讲话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文化大革命批判 17 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要不要坚持下去;三项指 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条,即生产上去了。
  毛泽东很快警觉起来:原来邓小平半年多的整顿是针对文化大革命的。 这不是要翻 17 年的案,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要走回头路吗?毛绝对不能容 许有这等事情发生,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他毕生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如果让 邓小平照这样整下去,那文革的一系列成果就会付之东流。他必须再一次扭 转航向。于是他迅速改变支持邓小平搞整顿的立场,并发起一场旨在捍卫文 革成果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随之被“四人帮”说成“死不改悔” 的走资派,“翻案复辟的还乡团头子”。
  邓的第一次改革试验受挫。但对他来说又有很大收获。他因为整顿而再 次受屈,同时也因为整顿而深入人心。整顿中邓主持制定的三个文件①后来
被“四人帮”批为“三株大毒草”。可是当这“三株大毒草”和邓的其他一 些“翻案复辟言论”在批邓中与人民见面后,人民竟发现此公所讲的,正是 他们心里所想的。邓的所言所行把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提前摆到 每个中国人面前。人们从邓身上看到了中国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前途,除了毛 式共产主义以外,还有另一种更加诱人的生活方式。要不是 1975 年的全面整 顿,广大人民也许不知道中国还有颗新救星可以盼望。“1976 年四五运动, 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 年到 1975 年的改革是很 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邓选》ⅢP.255)为什么邓第三次复出 后敢于采取那样大的动作同“凡是派”作斗争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大幅 度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呢?正是因为他经过 1975 年的试验,深信人民会支持
他。
1·7“什么‘三项指示的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泽东揭穿了邓以目乱纲的“阴谋”
  周恩来患病住院后,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接替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是邓独当一面施展报国理想的大好机会,同时又是对他的一场严峻考验。 问题不在于能力和魄力,而在于“文革结”还没有解开。邓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他和“四人帮”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第二,毛泽东对他的工 作会支持到什么程度还是一个未知数。解决这两个问题的钥匙是同一把:把 毛的旗帜抓在手里。
  邓明白,他在大刀阔斧搞整顿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斗争策略,处处以毛 的名义行事。这并不是他固有的风格。可是没有办法,他的对手是这方面的 “专家”,他必须好好向对手们“学习”,才能保证自己的合法性不被剥夺。 所以在有关整顿的每一次讲话中,邓都没有忘记申明他是根据毛的某一指示 或经过毛点头同意了的。
  在 1975 年 7 月的一次讲话中,邓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 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 国民经济搞上去。”
这三条指示反映毛在文革后期的矛盾心理:他希望结束文革混乱,但又

不想纠正文革错误。发动文革的目的是要反修防修,现在要抓住安定团结和 国民经济,是为了把文革反修防修的成果和措施巩固起来、坚持下去。用毛 的习惯语言说,三条指示,第一条是纲,二、三两条是目,纲举目张,目为 纲服务。
  可是对邓来说,毛的三条指示,后两条他是百分之百响应的。事实上 80 年代他主政中国的基础纲领还是这两条。至于第一条,邓即使不完全反对, 也不赞成把它放在“纲”的位置上。分歧就出在这三条指示的关系上。以什 么为纲是关系全局的原则问题,邓在原则问题很难作妥协让步。但他又知道 自己拗不过毛泽东。这就不得不动用谋略智慧了。
  好在毛泽东没有明确规定他的三条指示哪一条是纲。邓利用这个“疏 忽”,将毛的三条最高指示都称作纲。他强调:“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 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在这个“三项 指示为纲的口号里,毛心目中的纲和邓心目中的纲都得到了满足”。
  接下来,在强调具体落实时,邓说:“毛泽东同志去年就讲过,文化大 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 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 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选》Ⅱ.12)至于学习理论云云, 邓没有反对,也没有强调,邓有意地从整体中丢掉了这一条。
但你不能说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这两条是邓的“私货”,因为这也是毛
的最高指示。邓紧紧抓住这两把对他有利的尚方宝剑,用来推进各方面的整 顿,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用以对付“四人帮”的明枪暗箭。
“安定团结”这把宝剑正好用来收拾“文革”遗留下来的派性。邓猛扫
几下,便收到极好的效果,他所需要的秩序很快恢复了。但是实现安定团结 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要排除干扰专心致志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毛 的三项指示中最末的一项,在邓的心目中却是最重要的一项。
至此,邓把毛的三项指示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但他不能单独搞国民
经济为纲,不然,就会同毛一向的“纲”——阶级斗争——撞车。于是邓用 了另一个词:大局。“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邓说, 实现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这就是大局”。(《邓 选》Ⅱ.4)他将四化目标同当时“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的生产形势进行比较, 号召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毛的公式是“抓革命,促生产”,看上去似乎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都要,
实际上毛始终把革命放在第一位,不允许任何人用生产冲击革命。所以毛领 导下的各级干部都懂得一条规律:“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许多人就 因为抓了生产而获罪,被打成“唯生产力论”者、修正主义分子。邓当然也 不能改变毛的公式,他只能在实际操作中悄悄把重心移向经济生产。他说: “毛主席讲,要抓革命,促生产,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 这是大错特错的”。(《邓选》ⅡP.4)不久,“四人帮”把这篇话称作“复 辟纲领”。
  邓的政治研究室还专门搞了一份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所谓“总纲”当然是指毛的三项指示,而不是其中的某一项。但实际上这份 文件是以经济建设为纲。文章引用毛 40 年代的语录:“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 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 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进而,文章尖锐地驳斥
  
了忽视生产的错误倾向:“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 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 着花气力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 后来批邓时,这份文件和另两份文件被“四人帮”称作“三株大毒草”。
  邓用以发展生产的手段主要是建立和健全规章制度,强化生产责任和劳 动纪律,落实按劳分配政策等等。说起来并不新鲜,不过是把文革破坏了的 正常秩序和规则重新恢复起来,所以才叫整顿。
  邓的经济整顿以铁路运输为突破口,因为铁路既是派性危害的重灾区, 又是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瓶颈。铁路系统整了两个月即见成效,邓以此为起 点依次整顿了钢铁工业、国防工业和军队系统等要害部门,到 9 月份,整顿 工作推进到各条战线。
  整顿的成绩是可观的。据说至少有 9 项生产指标在当年 6 月即达到历史 最高水平。科研、文教方面实效不大,因为积重难返,但初步提出了一些很 好的意见,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但是正当邓小平围绕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和复兴大业时,毛的 另一条指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却被“四人帮”抓去大做文章。这篇文章 没有做出什么名堂来,江青又从毛泽东评说《水浒》的语录中找到了武器。 她声称:“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罗?我看是有的”。这“宋 江”自然是指邓小平。不过这一箭没有射中,“晁盖”似乎甘愿“宋江”架 空他,因为他相信“宋江”并无恶意。
你能架空,我就不能架空?经过精心策划,“四人帮”想出一个绝妙主
意:把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送到毛泽东的病榻前当一名“联络员”。毛远新
于 9 月进入中南海后,毛泽东的卧室里加了一部电话,供联络员使用,一头 连接毛泽东,一头连接政治局,毛泽东听到的声音和发出的声音,都要经过 这里。这下,毛泽东几乎被“四人帮”“垄断”了。
11 月初的一天,毛远新奉伯母江青之命向毛泽东的耳朵里吹进一股风:
有人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联络员说:这股风,我在省里工作时就感觉到了, 似乎比 1972 年批极左还凶。小平同志的讲话,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 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中批判 17 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 主义路线还要不要坚持下去。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条,即生产上去 了。外面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四人帮”“翻案复辟”这一箭射中了。毛泽东一生只于两件大事,其
中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他晚年的得意之作,怎能容许别人否定呢? 毛的天平很快又倾斜过去。从 1975 年 10 月到 1976 年 1 月,一条条对邓不利 的最高指示从毛远新的笔记本传达到政治局的会议室: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 其余都是目”。毛泽东揭穿了邓小平以目乱纲的“阴谋”。“文化大革命是 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 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说 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起先,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抱一线希望,希望他能回心转意,回到“正确 路线”上来。毛提出由邓主持作一个决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邓在原 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他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表 示由他来写这个决议不适合,婉言拒绝了。紧接着就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 巴拉奇·代内什将邓小平和周恩来进行比较,他说:“邓小平不是周恩
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 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顺从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开 始是成功的,但后来仍被激流冲走。他要达到周恩来利用自己的策略未能获 得的东西,需要 5 年时间,有时甚至更长。”
1·8 华国锋低估了邓的支持者的实力,打不倒的“小个子”再次崛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 新的时代从此开始
  毛泽东因发现邓小平在 1975 年的整顿中想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 误,而且在肯定还是否定文革问题上拒不让步,因此决定重新换马,用华国 锋取代邓的位置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毛泽东还认为邓是内部矛盾,批是 要批的,但不一棍子打死,一批二保,让邓“专管外事”。“四人帮”的几 件机器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也只好称他们要批的是“邓小平同志的 修正主义路线”,“同志”二字表明邓还不是阶级敌人。可是后来,1976 年
4 月,毛泽东因听信“四人帮”通过毛远新反映的假情报,把“清明节”群 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并认定邓小平 是这一事件的后台。据此毛泽东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以观后效。邓还是党员,尽管如此,他的名字后面再没有“同志”二字,因 为据说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转化成对抗性矛盾了。邓正式被打倒,这是他 建国后第二次被打倒,是他一生中第三次被打倒。他的对手们希望这一次他 永远不能翻身。
然而再次中箭落马的邓小平还是看不出有什么消沉、绝望的表现。像在
江西的“牛棚”中一样,他仍旧在庭院里一圈一圈地散步,仍旧一支接一支 地吸烟,仍旧坚持用冷水沐身,尽管此时的他已经 72 岁了。当年的警卫人员 向人们回忆邓散步时的样子:“当那步子陡然一缓,小平同志的头便慢慢、 慢慢地仰起来。他开始深呼吸,两眼恢复了沉静,目光又是那种我所熟悉的 样子:庄严里透出奔放,温和里藏着犀利”。①邓的沉着自信来自两点:一
是人民的拥护,这一点“四五”运动可以印证;二是朝中元老的支持。周恩
来去世后不久,邓和叶剑英元帅曾交过一次心。那时邓就作好了被打倒的准 备,但是他相信,只要有老帅们在,有其他老同志在,他就不怕那几个跳梁 小丑闹事!叶剑英表示,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斗下去。
政治斗争的规律是:当两个对手相互较量时,得利的往往是第三者。邓
小平和“四人帮”的斗争无疑便宜了华国锋。毛泽东既不信任想翻案的邓小 平,又不相信有野心的“四人帮”,于是他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英明决 策,把权力交给不属于任何一派的华国锋。毛希望华能起到平衡、中和作用, 同时为两种势力所接受。由于估计到自己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为了预防身 后的不测,毛还作了有意识的安排。他不仅把周恩来之后代总理一职明确交 给华,而且破例地把华安放在第一副主席的位置上。但是“四人帮”对毛的 这一精心安排是不服气的。他们竭尽全力打倒邓小平决不是为了给华国锋这 个圈外人掌权扫清道路。倒邓的“胜利果实”应当归他们享受才对,怎么能 落到华国锋手上呢?因此邓下台以后,最高领导集团出现新的变化,华代替 邓成为“四人帮”争夺权力的对象。这一矛盾随着毛的去世更加突出。证据 之一是宣传机器在继续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时,又多了个“还在走的 走资派”。邓已经不能“走”了,谁还在“走”呢?人们很清楚指的是华。
邓小平谋略的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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