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谋略



绪 论


  毛泽东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家子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伟人,他所取得 的辉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今天,人们要问的已不是毛泽东曾经取得了多少 成功,而是他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探讨毛泽东的成功之道,不仅是当今国人正确理解毛泽东所面临的一个 重大课题,而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清理、继承、消化毛泽东文化遗产的一 项庄严任务。
  首先,毛泽东找到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 相结合的道路,他把欧洲“产”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农民的翻身愿望成功 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合适中国国情的庞大思想体系,并用这种思想去 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使千百万党员、数亿民众都自觉不自觉地按他的思想 方法去思维,按他的生活方式去生活,甚至按他的表达方式去表达。中国历 史上再没有一个像他一样“不但掌握世俗权力,而且还具有精神力量的领袖 人物”(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语)。
  毛泽东当然不是神。但是他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创造任何人间奇 迹。他之所以能够走出一个叉一个的困境,将中国革命一步步引向胜利,就 他本人而言,还有三个不容忽视的主观因素在起作用。一是他的乐观主义。 不管环境多么艰难、斗争多么残酷,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情绪、旺盛的斗志, 从容镇定地处理着一切,从不悲观失望、灰心丧气,这是他渡过难关的一个 重要因素。二是他钢铁一般的意志。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为了达到既 定目的,他可以忍受任何艰难,独立支持很长时间,天大的困难也摇不动他, 再凶恶的敌人也吓不倒他,他始终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三是他那博大精 深的谋略智慧。在苏区的艰难岁月里,只要有毛泽东在场,他身边的干部和 群众就有了主心骨,因为“毛委员有办法”。要是遇到了困难,大家就会去 “找毛委员想办法”。而毛委员的办法确实层出不穷,而且招招见效。
在以上诸多因素中,毛泽东的谋略智慧又是一个至为重要的因素。谋略
集中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通过谋略才能把人的主观能动性转化成改 造世界的现实物质力量。试想,如果没有谋略,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策略, 那么革命岂不成了空谈,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又有什么区别?那 么乐观主义岂不成了盲目乐观,与“天真幼稚”又有什么两样?那么坚韧顽 强岂不成了固执倔,与“不识时务”又有何不同?
谋略,也就是方法。对于马克思来说,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对于毛泽东
来说,问题在于怎样改造。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 合的产物,最大的特征是其方法论特征,因此,海伦·斯诺说“毛主义是一 种方法”。毛泽东为改造中国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策略、战略、战 术、计划、措施等等,都是他的谋略智慧的结晶。
  中国人向以谋略智慧著称于世。《孙子兵法》、《三国演义》风靡世界, 成为现代商战的经典。现代人从政、经商、搞公关,都离不开谋略。可是论 起谋略来,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位谋略家能够和毛泽东相比。毛泽东的谋略不 是一般的雕虫小技,而是一代大师的雄韬伟略。它博大精深,变化无穷,运 用起来有出神入化之妙,堪称谋略史上的瑰丽精品。
日本学者新岛淳良认为,毛泽东“既不是一个工匠式的革命家,也不是
一个学者式的革命家,而是一个技师式的革命家”。①

  根据阿兰《人间论》的观点,所谓工匠式,是“迷信经验”,“受习惯 和道具所左右”,采取“不钻研”的态度,而且“不相信新事物”,“按照 已知的方式行事”。所谓学者式,则是另一极端,仅仅满足子“努力理解” 事物,“解释自己的观念”,“尽力把自己的感情化为合理的运动表现出来”, 而不关心实际的运动。技师式的革命家则介于这两者之间又超乎这两者之 上,“他的观念都是行动的观念”,他“以无比高超的、最适应时代要求的 思想去发现、反省和发明”,而“其思考的对象限于行动本身”。
  毛泽东既不同于“不钻研”的工匠,又不同于仅满足子思想的学者,他 无疑是一个技师式的革命家和思想家。这一个性特征通过他与他的党内同事 和对手们的比较,就会显得更加鲜明突出。
  史沫特莱在其《中国的战歌》中评价道:“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 每一个人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 毛泽东。??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 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
  首先看陈独秀。陈在“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界的明星,马列主义的最 早传人。毛泽东曾经说:“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②确实,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通绝对不逊于毛泽东。可是陈独秀这 位教授先生在处理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上,却多了几分书生气,远不及毛泽 东那样实际。陈独秀甚至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概念出发去规定中国革 命的对象和动力,处理国共两党的微妙关系,结果在实际斗争中处处被动, 使中国共产党在他这位老资格党人的掌管下反而带上了浓厚的“幼稚”色彩, 与陈独秀相比,毛泽东更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方法。例如马克思主义的 阶级斗争学说,在陈眼里是一套深奥的理论,在毛看来则是一种改造中国和 世界的方法。毛一旦觉得这种方法比其他方法更实际、更管用,他就马上付 诸实践,去研究怎样从事阶级斗争,创造出一套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而 在中国却行之有效的斗争方法。这些方法使敌人胆颤心惊,所以在敌人心目 中,毛泽东这个曾师从陈独秀的“学生”,远比他的老师精明老练。
王明就出身来说和陈独秀一样,也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王明的马克思主
义墨水喝的显然比毛泽东多。王明虽然在莫斯科镀了一层金,却脱离了中国 国情。他只知道革命导师在凡版凡条说了些什么,却不懂得中国的农民需要 什么;他只知道照抄俄国革命的现成经验,却不问中国的实际情况允不允许 这样做,结果他在实践中碰得头破血流。毛泽东看不起读死书的人,也许就 是从王明们开始的。埃德加·斯诺说得好,与王明之类的苏联留学生相比, “毛泽东的优势在于他对中国的形势了如指掌,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灵活
贯彻当时莫斯科‘路线’的能力”。③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没有 这种能力,所以无论在对敌斗争中还是党内斗争中,他们都不是毛泽东的对 手。
  与陈独秀、王明等学者式领袖人物相比,毛泽东更长于实际经验和操作 技术。可是与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相比,毛泽东显然又具有理论上的巨 大优势。甚至像周恩来、刘少奇这样杰出的领袖人物,也比不上毛泽东。毛 泽东比他们更具有胆识和魄力,更长于考虑战略和策略问题。毛泽东是中国 共产党内的第一个把策略也就是谋略看成革命成败关键的人。他把一生中的 大部分时间主要用来考虑政策和策略问题,并谆谆教导党的各级领导干部: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
  
意。”用周恩来的话说,“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毛 泽东“不但能够坚持真理,指示方向,而且还拟定了许多具体政策、策略来 贯彻这个真理、原则”④所有这些,不正是一个“技师”的特点吗?
  然而毛泽东不是一个一般的“技师”,而是设计中国革命、规划中国历 史的伟大革命家。他重视经验,却不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爱好理论,却不 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既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又精于达到目的所需 要的各种具体方法和策略——谋略。这就是毛泽东成功的秘密。
  1939 年,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定了三条校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认为这是每个革命同志 都应具备的三项基本素质,这三项基本素质实际上可以概括为原则性和灵活 性的统一。毛泽东谋略的主要特色,就是把最坚定的革命目的和最灵活的革 命手段结合在一起,这正是他克敌制胜的法宝和超群绝伦的地方。索尔兹伯 里这样评价毛泽东:“他具有火一般的热情,准备作出任何牺牲,准备为实 现自己的见解而采用任何谋略。他追求目标,坚定不移,不容改变,但在实
现其目标的方法上则机动灵活。”⑤正是这一点——坚定的目标和灵活的方 法,或者说,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毛泽东身上得到了奇妙的统 一,所以任何人都奈何不了他,而他却可以战胜一切敌人。
日本议员冈田春夫曾三次谒见毛泽东,冈田春夫对毛泽东的印象是:“表
面上看来,他非常温和而豪放,然而其中贯穿着在激烈的解放斗争中锻炼出 来的不屈不挠的斗志和敏锐高深的智慧。”⑥
毛泽东的老朋友斯诺则说:“他(毛泽东)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
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 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
的世故结合了起来。”⑦
  毛泽东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有人把毛的哲学称作“斗争哲学”,毛说 一点也不错,“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⑧这个哲学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敢于斗争,二是善于斗争。敢于斗争讲的是勇气和决心,善于斗争讲的
是谋略,即斗争的方式、方法和策略。 毛泽东对待任何问题和敌人,从少数人闹事问题,到政治舞台上的十二
级台风,甚至帝国主义的原子弹威胁,都采取这样一个两点论:一是不要怕,
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具有战胜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的勇气;二是认 真对付,谨慎从事,讲究斗争的方式方法(谋略),力求在斗争中取得胜利。 根据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毛泽东总结出一个著名的公式:战略上藐视敌人, 战术上重视敌人。
  在毛泽东看来,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两点是缺一不可 的。不藐视就会被强敌吓倒,不重视就无法战胜敌人。毛泽东屡屡抨击党内 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他认为在对敌斗争问题上,右倾机会主义表现为 畏敌如虎,不敢进行斗争;“左”倾机会主义则表现为盲目冒进,不讲究斗 争策略。
  毛泽东是紧紧围绕着实践而进行思考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有两个显著特 征:一是直接来自当下的或过去的实践经验,在他看来,离开了实践的思想 就不可能是正确的思想;二是服务子实践,直接指导当下的实践活动,他认 为第二点更为重要,因此特别强调第二个飞跃——“做”的革命意义。
日本哲学家柳田谦十郎指出,毛泽东的“著作和论文最显著的特征是,

所有著作都是根据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风土和中国的现实,而且多数都是为 了直接指导当时的革命实践而写的”,“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来说,毛 的著作起到了既十分适用又相当有效的行动方针的作用”。⑨
  毛泽东作为思想家,其伟大之处不是精心构建理论体系,而是从行动中 发现真理,并把普遍真理具体化为切实可行的行动方针。新岛淳良据此把毛 泽东称作技师式的革命思想家:注重行动,但不盲目行动;既注重行动又富 有思想,而思想乃是可以直接行动的思想。
  毛泽东是公认的哲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谭若思甚至把他称为“中国 的圣哲”。1920 牟 12 月 1 日,毛泽东在给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萧 子升等人的信中写道:“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生的
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⑩这 个问题不仅是早年毛泽东思索的中心,而且是毛泽东毕生关注的焦点。毛泽 东在这封信中用大量篇幅讨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通过对各种方 案的比较斟酌,最后他认定应以俄国式的方法,即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方 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从而摈弃和平的教育方法、改良主义的社 会政策方法、社会民主主义的议会道路方法、无政府主义的方法、罗素式温 和的共产主义方法等。早年毛泽东之所以从众多的社会思潮中独独选择了马 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选择了俄国式的革命道路,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相 信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毛泽东毕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归结到一点,就是怎样通过有效的斗争,
促成他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如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国民党与共 产党的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等等, 向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转化。为了促进这些矛盾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他呕心沥血,绞尽脑汁,制定出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策略、计划、方 案??所有这些,从一般哲学意义上讲,都可称之为斗争的艺术、转化的方 法;从特定的军事和竞技角度而言,则可称之为克敌制胜的谋略、以弱胜强 的技巧。
海伦·斯诺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革命能改变一切。”“毛主
义是一种变革的方法,革命的方法。”⑾认真研究过毛泽东的著作和革命实 践,就会发现:毛泽东的思想具有浓厚的方法论特征。可以说它是一种成功 之道,一种致胜之术或斗争艺术,包括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理论斗争、思 想斗争、民族斗争等等。它的实质是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功。因 此行动的方法、方案、策略等等成为中心问题,如何有效地去行动、或怎样 行动才最有效成为问题的焦点。
  毛泽东的思想或理论,相当于一门“革命的技术科字”,它既不同于基 础理论科学,也不同于具体应用科学。基础理论他可以从马恩那里“拿来”, 具体应用他一般交给他的左右和下属。毛泽东注重的是从理论到应用这个中 间环节。对他的同事和下属来说,他是理论家、战略家;而对他的老师和先 哲来说,他是行动者、实践者。因此毛泽东毕生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以最有效 手段去达到最理想的目的。他的目的很明确,即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变旧 中国为新中国。问题在于方法和手段,即怎样去消灭、怎样去改变。他在方 法的选择、手段的运用上所下的功夫,比在目标的设计、目的的明确上所下 的功夫要大得多。他的全部理论著述,特别是其中最精彩的篇章,可以看作 一部革命的方法论全书,同时也是一部集中国古代谋略智慧之大成的谋略全
  
书。
  构成毛泽东思想的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策略、计划、方案,概而 言之,都可以称之为方法或谋略,即为达到特定革命目的而采取的策略手段。 例如土地革命的总路线:“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 商业,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其中只有最后一句是目的,前面讲的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或方法。再如 七大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 者,解放全中国。”目的是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前面讲的都是达 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或方法。
  人们常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说, 是毛泽东的方法即谋略的胜利。
毛泽东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谋略家。





①《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第 33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
②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 115 页,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③《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 146 页。
④《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 136 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 年。
⑤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 154 页,解放军出版
社 1986 年。
⑥《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 344 页,华岳文艺出版社 1989 年。
⑦《红星照耀中国》第 55 页。
⑧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 327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
⑨《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第 108 页。
⑩《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 页,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⑾《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 146 页。

《谋略系列丛书》序


  一谈到“谋略”,人们往往和战争联系起来,这有一定道理。因为谋略 最初产生于军事斗争,而且在战争中运用较多,成效也最为显著。如《孙子 兵法》、《三国演义》中的谋略思想,影响极为深远,历来为人们所称道。 随着时代的发展,谋略思想早已超出军事领域,逐渐扩大到政治、外交、 经济、宣传、体育等等领域,大有无孔不人,涵盖一切之势。特别是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竞争十分激烈,商战的需要,更促进了谋略思想的普及和发展。 在当代,可以毫不夸大他说,谋略是否得当,不仅关系战争胜负,也是事业
成败的关键。不懂得运用谋略,很难取得生活和事业的主动权。 所谓“谋略”,是指计谋策略,即为对付某人或某种情势而预先安排的
方法或根据形势发展而制定的行动方针和斗争方式。其实质,就是通过运用 智慧,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地驾驭斗争局势,掌握主动权,以达到克敌制 胜的目的。
  谋略是否高明,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是否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在于思 想方法是否科学,即能否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
  古今中外,有许多谋略大师,把谋略艺术运用得十分出色,取得了辉煌 的成就,从而展示和发展了人类的智慧。可以说,谋略是人类智慧的花朵。 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为了继承发扬这一文化遗产,为了学习和借鉴前人的谋略艺术,为了增
进和启迪人们的智慧,我们编辑出版《谋略系列丛书》,以资参考。 我们首先推出领袖谋略系列,陆续出版。因为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
物的谋略,不仅十分高明,出类拔革,而且和现实联系紧密。通过学习他们
的谋略思想,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理论;有助于了解党和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是基于什么考虑制订出来 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怎么取得的,等等。
由于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缺乏经验,加之作者的水平有限,肯定会有不如
人意的地方,恳切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帮助我们不断改进。 愿这套丛书能对读者有益。

冷铨清
1996 年 4 月 5 日












谨以此书纪念
毛泽东逝世 20 周年

毛 泽 东 谋 略

第一编 政治谋略


1·1 “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 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毛语中夹带毋庸置疑的自信

  1956 年,波匈事件发生。毛泽东联系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人家的教训, 说道:“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 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 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①
  “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确实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最基 本的经验。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有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领导三大法宝, 其中没有提到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其实这是两个更基本的东西,两个更重 要的法宝。
  1920 年 9 月,旅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从蒙达尔尼向毛泽东寄来了三个重 要的等式:“俄国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
  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社会”。对唯物史观, 毛泽东承认“我固无研究”。“阶级战争”则不同, 因为他此前己读过三本 马列主义的入门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上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 没有中国的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但我只取了四个字‘阶
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②不久,新民学会会 员在长沙集会,讨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对当时流行的五种 方案,一一排除,独选了“阶级专政”
这一法。
  有一个人极力反对在中国搞阶级斗争,那就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梁漱溟, 他们曾在延安进行过争论。梁说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上下流转流通,因此阶级 分比和对立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与西方社会比较,中国社会中的所谓 穷人和富人的差别不过是“赤贫”与“次贫”的差别。所以要社会稳定发展, 必须从“伦理本位”、“职业分殊”出发,进行乡村建设,毛泽东说这只是 一种改良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 毛泽东对粱留下这样的话: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 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语中央带毋庸置疑的自信。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无产者和有产者水平线都低并不是中国不能革命 的原因,相反有更大的革命潜力可挖,问题在于要把”赤贫”和“次贫”的 界线划开,使世世代赤贫群众明白:他们的贫穷和不幸不是由于别的,而是 由于那些富有者的剥削压迫造成的。这样,穷人们便有了阶级觉悟,有了翻 身解放、改变现状的渴望。因而产生出强烈的革命要求,希望通过革命,迎 来一个与他们目前的现状完全相反的美好社会。这个社会由于在革命后的未 来,人们无法将其与现实对照,但是,现实的反差使他们更加向往美好的未 来。因此只要有人点燃革命之火,就不愁没有响应。
  毛泽东明白群众是分成阶级的,发动群众的关键是启发群众的阶级觉 悟。这样一来,便可以从“职业分殊”中看到“阶级分野”,使界线不明的 群众发生明朗的分化:组成革命和反革命两大阵营。而一旦一部分人(革命
  
阶级)对另一部分人(反革命阶级)革起命来,整个社会就会在阶级仇恨和 阶级报复的循环中走向革命高潮。反动阶级越是不准许人民起来革命,越是 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就越能教育革命人民,使他们的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 眼睛进一步擦亮,明白到只有革命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只有消灭他们的阶 级对头才有他们美好的明天。
  这样的“阶级斗争”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消灭剥削阶级,改造旧社会; 另一方面教育革命人民自己。革命人民并不都是天生的革命者,他们需要教 育,而教育人民的最好办法是把他们推向阶级斗争的战场,让阶级斗争的血 和火来教育人民,使广大受压迫的人民群众在两大势力的生死搏斗中紧紧团 结在一起。
  毛泽东深知“阶级斗争”与“发动群众”是紧密相关的两个环节。阶级 斗争要依靠群众去进行,群众又要通过阶级斗争去发动。他作为一个革命的 点火者,只起一个“发动机”的作用。先发动一部分积极分子,把他们组成 领导核心,然后再通过这个核心去发动组织教育更多的群众,带领广大群众 向着阶级敌人冲锋陷阵。毛泽东本人在作了第一次发动以后,主要的工作就 是制定革命的方略,为满载着革命人民的航船领航掌舵,使之能够越过险滩 暗礁,驶到胜利的彼岸——人民的中国。



  ①毛泽东:《在中国乒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 话》,1956 年 11 月 15 日。
②《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 379 页,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 在中国,由于毫无民主可言,人民要想革命, 唯一的法子就是拿起枪杆子


  1927 年,蒋介石的屠杀政策逼得共产党另起炉灶。毛泽东说:我们不应 该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该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重起炉灶,另打旗子,意味着与当局分庭抗礼,意味着谋取政权。毛泽 东走到这一步,正如他所说是被“逼上梁山”。
  五四时期,毛泽东高呼要打倒一切强权。但他不主张流血革命,而主张 用忠告运动促使滥用强权者清醒,实行所谓呼声革命。因为据他说,若用强 权去打倒强权,其结果仍然是强权毫无意义。但后来有一件事沉重地教训了 他。那是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毛泽东带领一批群众集会游行,喊出面包的 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可是没呼几下,荷枪实弹的警察就不让他 们再呼下去。他沉痛地向斯诺回亿这件事:“有些示威者想要在会场上升起 红旗,警察禁止这样做,示威者提出,依照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结 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警察听不进去。他们回答说,他们不是来上宪法 课,而是来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从此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
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效改革的实现。”① 赵恒惕用警棍把毛泽东逼向十月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渐渐认识到,在中国,由于毫无民主可言,人民要想革命,唯一
的法子就是拿起枪杆子,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于是他开始唤取
民众,做工农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希望以此促成国民革命早日完成。不 过,在 1927 年前,他还没有想到自己要去亲自抓枪杆子。
1927 年,蒋介石把毛泽东一手发动起来的工农革命运动浸泡在血泊中。
这一血的教训进一步使毛泽东醒悟到“有军则有权”的真理,认识到“战争 解决一切问题”。他纵观历史,认识到一个铁的事实: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 官僚都是靠枪杆子起家的,他们都懂得兵与权的关系,都视兵如命,抓住枪 杆子不放。而另外一些不要军队的政党,要么得找个军阀作靠山,要么就根 本闹不出什么名堂来。同样,离开了武装斗争,也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共产 党在 1927 年吃了大亏,毛泽东认为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 众运动”。这完全是“书生主观的错误”。现在要记取教训,“以 60%的精
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②
  说干就干。为了“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毛泽东极力反对陈独秀要把 工农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的意见,提出了他那大胆的“上山”主张。 从此以后,毛泽东开始了奇特的军旅生涯,并且一刻也不敢放弃军权, “左”倾路线当权时,逼得毛泽东交出军事指挥权,只让他当个中国苏维埃
主席,他马上感到自己“毫无发言权”。 发言权也是与军权联系在一起的。1957 年,毛泽东批评某些干部的行政
命令作风,他毫不隐讳地挑明: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内部矛盾,实际是把 一个解放军摆在这边,名为不用武力,实际上如果没有解放军,这个行政命 令也就不行了。我们后面有个解放军,还有老百姓,工人农民,是借他们的
声势来搞行政命令。③



①《红星照耀中国》第 116 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 47、48 页。
③1957 年 3 月 18 日在山东省级机关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3 当山大王就当山大王, 历史上从来没有消灭过山大王


  一位外国评论家说:为了完成俄国 1917 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武 装起义是从首都彼得格勒开始的,接着像导火索一样发展到其他地方。当时 任何人、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自己,都不可能设想无产阶级革命会有其 他的道路。但是出身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国家的毛泽东能够提出一条新 的英明的道路,并且得到了推广。由于有了毛泽东的领导,中国革命首先从 农村开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一个一个地夺取城 市。
  毛泽东对农村充满兴趣、充满信心。有人提出秋收暴动直取广东的进军 路线,他反对说:“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打游击,翟秋白 建议他去上海党中央工作,他固执地说: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中跟绿林交 朋友。不去广东,在长沙就近闹一闹可不可以?也不行,因为长沙敌人力量 强大,如果首先在长沙起义,“那不是龙王与龙王比宝,而是叫化子与龙王 比宝”。
  后来,别人没有听他的,还是要去攻打长沙。可事实正如他预料的那样: 义军攻打长沙受挫,损伤严重。于是毛泽东收拾残部,到了文家市。在那里, 毛泽东宣布了他的决策: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转移到敌人管不着或者难得 管的农村去,即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打游击,在那里发动群众开展土地 革命,积累、发展革命力量,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有一位叫余洒渡的师长站出来反对:退到那里不是想当“山大王”吗?
毛泽东干脆地答道:当山王就当山大王。历史上从来没有消灭山大王。不过, 他补充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有共产党领导、有主义有政 策的山大王,不是过去的那种山大王。
为什么一定要到农村去?毛泽东作了系统的论证:中国的革命,实质上
是农民革命,革命主力军是农民。而农村又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共产党 到农村去,等于避实就虚,用自己的长处去击敌人的短处。
在农村有没有出路,能不能站得住脚?毛泽东回答:前途是光明的,大
可不必悲观。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几个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 范围,各派军事势力又混战不休,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敌人的矛盾;在白色政 权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壮大,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城市中心论者”用十月革命经验硬套中国实际,他们老以为无产阶级
革命就应该到有无产阶级的地方——城市去闹。毛泽东则灵活得多:广大的 农村是海洋,我们是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
  毛泽东摈弃了“城市中心论”,但也不放过“流寇主义”。毛泽东对中 国历史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可歌可泣的农民革命运动, 但最终都失败。毛泽东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 地,一旦受挫就没有退路。他形象地说:革命没有根据地就像一个人没有屁 股一样。一个人没有屁股坐不稳,一支军队没有根据地就没有大本营,一场 革命没有根据地就失去社会依托。
  于是他精心选择了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以井冈山为中心的区域,作为 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的核心。红军以此作为攻守进退的后盾,对统治势 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而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在统治阶
  
级政权暂时稳定时,确保中心区域不受或少受损失,而在统治阶级政权发生 破裂时,波浪式地向外推进。强敌狠追时就用打圈子的办法对付,平时分兵 发动群众,战时集兵迎击敌人。毛泽东说,这种方法就像打网,随时可以撒 开,随时可以收拢,任何敌人都奈何不得。①
  毛泽东主张通过党去领导军队,又用军队去打土豪分田地发动农民建立 政权,再把农民武装起来,用一部分武装了的农民去保护和解放另一部分农 民??革命就这样滚雪球般地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一种党、政、 军、民四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形成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权力系统,一句话, 形成一种国家模式。这种模式从南方的根据地带到北方的解放区,最后,水 到渠成般地发展成全国政权。



①《毛泽东选集》第 101 页。

1·4 “勉从虎穴暂身,说破英雄惊煞人。” 毛金蝉脱壳,摆脱了张国燾的威胁,率军北上


  “勉从虎穴暂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 这四句诗说的是当年刘备羽翼未丰,屈居曹营的故事。刘备确是个聪明人, 他深知自己身虎穴,决不能让疑心很重的曹操识破他的雄心壮志。而当他的 心机突然被曹操道破,一下子使他露出惊恐神色时,他又巧借闻雷来加以掩 饰,从而避免了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杀身之祸。
毛泽东遇险不惊,随机应变的本领一点也不亚于刘备。 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毛泽东率领的一方面军和张国焘部的四方面军
会合。从此毛张之间发生了北上还是西进的分歧。经过毛泽东的努力,在毛 儿盖勉强达成共同北上的协议,同时将两个方面军分编成左路军和右路军。 张统左路,毛泽东率右路,但这样做并没有消除分歧。张国焘的左路军中有 支持毛的朱德和刘伯承,毛泽东的右路军中则有张的心腹陈昌浩。毛泽东到 班佑时,张国焘分裂的迹象重新出现。张国焘借白河涨水左路军无法渡河, 重提他的西进计划。毛泽东则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要求张继续北上。张仗着 人多枪多,拒不服从,并向右路军指挥部里的陈昌浩发来一份密电,企图用 “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方法来挟持毛泽东和右路红军随他西进。由于叶剑 英的机警,毛泽东先于陈昌浩知道了电报的内容,形势非常紧张,因为毛泽 东的部队早已分散,第一军团距班佑有两天的路程,而附近却有张的两个军。 彭德怀着急,如果四方面军要缴三军团的械,我们该怎么办呢?他敦促毛: 抓住一些人质,以防止出现红军部队自相残杀的不幸局面。
毛泽东没有采纳彭德怀的建议。他知道张国焘电文中“彻底开展党内斗
争”是什么意思,但毕竟没有公开威胁要“武力解决”中央。如果先自采取 抓人质的办法,那一场自相残杀倒真是不可避免,他装做什么也不知道,去 会见陈昌浩。陈向毛转告了张国焘的命令。毛泽东竭力设法争取陈昌浩赞同 他的主张,他很相信自己的说服能力。但是,陈对张唯命是从,根本听不进 毛的劝告。
最后的争取工作已无济于事,毛心里有底,事情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
后来他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他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可能在这 短短的一刻丧失殆尽。长征可能中途而废,天亮之前红军也许就要自相残杀 了。
怎么办?毛泽东知道劝说无效,于是对陈说,假如部队要改变路线,他
必须和政治局的其他人商量一下。他说,周恩来和王稼祥正在三军团司令部 养病,让我和洛甫、博古去他们那儿开个会。陈昌浩同意了。开会嘛,是应 该的,反正不同意也得同意。
  其实这是毛泽东的脱身之计。分歧不可挽回,力量对比又相差悬殊,唯 一的办法就是金蝉脱壳。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至于谁对谁错,只有走着瞧。 毛泽东火速赶到三军团驻地,和常委们作出紧急决定:第三军团凌晨二 时出发。以什么名义离开呢?毛派叶剑英去告诉陈昌浩:部队要回头南下, 要过草地,需要准备更多的粮食,所以动员整个部队天一亮就去地里割青棵。 陈没有表示反对,他一点也不担心,他认为毛只有那么多人,不敢自行离去。 等陈昌浩发觉一方面军开拔后,毛泽东的人马已经离开了陈的“势力范 围”。陈派了红军大学的一个学生营和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人,举着“反对毛
  
泽东逃跑”的标语追上来。毛对他们说:想南下的,请便;愿北上的,也请 便,绝不强迫。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 以等一等。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我们先走,去开辟根据地,完 成我们的任务。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 会来的。
毛泽东说得一点不错。四方军经过一番挫折,最后还是回了头,于 1936
年 10 月 10 日到达陕北。整整一年,一天不差。红军三大主力在毛泽东的坚 持下,终于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在陕北胜利会师,开始新的战斗历 程。
  杨尚昆说:长征中,毛泽东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是极为关键的一 步。没有这一步,也就没有一年以后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大会师。如果没有 北上这一着,一、二、四方面军统统集中在藏民区的贫瘠地区,慢慢地就会 波消灭了。因为那里既没有条件壮大军队,更没有条件搞生产,那里是草原
和不毛之地,敌人把几个小山口一封,你就没有办法了。①



①《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 73 页。

1·5 只谈军事,不谈政治


  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在当时,有不少人 对遵议会议决策感到不满足,因为会议对危害至深的“左”倾路线,只批判 了其军事方面,没有触及它的政治问题,好像留下了一个尾巴。殊不知这样 作,正是毛泽东精心谋划的一着高棋。
  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毛泽东取得了反击” 左”倾路线的发言权,并且已经争取不少反对过他的人。到开遵义会议时, 他已经由少数变成了多数,有了充分的主动权,完全可以用血的事实把对手 们彻底击倒。但在会上他只谈军事,只字不提政治问题,有意绕开两条政治 路线的对立。他紧接着博古和周恩来发言,主动进击,讲了一个多小时,点 名批评了李德和博古。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主观专横,早为 多数红军指挥员所不满。博古虽为总书记,但在政治局常委中已孤立。毛把 攻击的重点对准李德,他指责李德用“短促突击”取代红军的传统战术是造 成失败的主要原因。李德和博古为自己辩护,他们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敌军 在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李德甚至说他的战略指导没错,只是执行中出了问 题。毛泽东进行反驳,他说前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都是同数倍于己的敌军作战, 但都取得了胜利。所以问题不是数量,而是战术,也就是说是军事指挥路线 错了。毛还把这条错误的路线概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 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的讲话博得热烈掌声,因为他讲出了大多数指挥员长期以来没有
说出的话。在三个晚上的激烈辩论中,20 名与会者除何克全(凯丰)支持李 德、博古外,其余人都站在毛泽东一边。最后由周恩来提议停止原来由李德、 博古和他本人组成的三人小组的工作,军事指挥权交由新的三人小组:周恩 来、王稼祥、毛泽东。
李德再没有指手划脚的机会,许多年后他还抱怨遵义会议没有提及苏联
和世界政治问题。如果提到这些问题也许对他有利。但毛泽东等人早在会议 前就考虑到了,如果讨论政治问题,会议很可能会开崩。当时红军的存亡问 题压倒一切。毛泽东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也就抓注了绝大多数指战员的心。 他的对手是共产国际作后台,而他却在斗争中赢得了大多数,原因就在这里。 李德的军事指挥仅交由新的三人小组,实际上转到毛泽东手中,这就是遵义 会议最大的积极成果。
政治的改变则不大。政治局常委只增加了一个毛泽东,其他人仍都在岗
位上,包括博古在内。博古的总书记解除了,但接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 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与博古等在政治路线上没有分歧。分歧是很大的,
只是毛队为当时还不到挑明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不提政治问题,只提军事 问题,受到批评的人就不多,这样有利于团结大多数,以共同对付当时的危 局。假如在遵义会议上就提出政治路线问题,受到批判的人就会很多,那样 到了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时,就不会出现周、王(稼祥)、张(闻天)、 博(古)都站在毛一边的情况。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作法很有远见。由 于他团结了大多数,不仅博古成了张国焘的对立面,连李德在反对张国焘的 斗争中也支持毛泽东。张有一名部将曾想拔枪对准毛泽东,正是李德跑上去 紧紧抱住了他,才没使悲剧发生。
当然,毛泽东也知道政治和军事之间的微妙关系。当时军事斗争是重心,

在军事问题上有决策权的人在政治上绝不会是无关紧要的。 毛泽东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为以后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彻底清算王明路线
准备好了条件。那时他在全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了,因而才是解 决政治路线问题的最佳时期。

1·6 蒋介石不给人民民主权利,那也好。 他就会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人民则站到共产党一边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没有消 除,只是矛盾暂时降级了,斗争的形式也有了改变。
  国民党从围剿和屠杀的政策改变到改良和欺骗的政策,从硬的政策改变 到软的政策,从军事政策改变到政治政策。共产党怎么办?
  毛泽东的对策是:我们也从军事的变到政治的,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 从非法的转到合法的。他们不得不暂时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我们也向资产 阶级找同盟军。
  为了共同抗日,共产党进行了有原则的让步:根据地政府改成中华民国 特区政府,工农红军改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产党和红军都合法了。蒋 介石管不管饭是另一回事,但共产党对他的政策必须有所改变。不然就达不 到团结抗日的目的。
  于是,毛泽东把政治战略作了如下调整: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停 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斗争不是不 要,但要停止那些不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而保存那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斗 争。
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路线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毛泽东
都相应的作了改变。他提出要用争取和平的口号去反对内战,又用争取民主 的口号去巩固和平。和平是目的,民主是手段,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服 从于民族斗争的新战略。
怎样争取民主呢?共产党虽然合法了,但和国民党相比还是一个小党,
况且蒋介石灭共之心一直未死,他早对共产党防了一手,怎么会给你民主, 让你和他平起平坐呢?
毛泽东当然是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以民主改革为口号,联合其他政治势
力和全国民众,迫使国民党进行两个方面的民主革命。 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
合作的民主政体。
  二是依据宪法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包括释放政治 犯、开放党禁等等。
革命不宜,改革总可以吧。不过,蒋介石知道这两项改革意味着什么。
  “各党派各阶级”当然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 这样的“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岂不是要削弱国民党的统治地位, 把国民党的政权让一部分给共产党,让共产党与国民党平起平坐吗?所以蒋 介石不能答应。
  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更是冲着当权的国民党而来的。当时的共 产党是在野党,站在人民中间。允许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那岂不 是允许共产党有发动组织人民反对国民党的自由吗?所以这一条蒋介石也不 能答应。
  蒋介石不给人民民主权利,那也好。这样,他就会站到人民的对立面, 人民则站到共产党一边。最后,蒋介石拥有军事优势,毛泽东则拥有广大人 民。这些人民又用蒋介石“送”来的枪武装起来,加入到“打倒蒋介石,解 放全中国”的战斗中去。
  
1·7 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体战原则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由于民族矛盾上升而发生分化,分成左、中、右 三派。左派在抗日爱国上与共产党有共同语言,右派虽然也有赞成抗日的一 面,但坚持反共立场不变,所以毛泽东称其为反共顽固派。中派处于两者之 间,应当争取,左派更不用说,是共产党应该团结也可以团结的对象。问题 是右派。毛泽东用团结争取左派和中间派的办法孤立了右派。但右“派还存 在,还在不断地反共溶共。怎样对付这样一帮反共顽固派?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顽固派之间联合和斗争的关系都十 分微妙。对顽固派无疑必须团结,因为他们也处在抗日统一战线中,不团结 就有可能使他们脱离统一战线,投到民族敌人的怀抱。但是顽固派又有其反 共的一面,如果共产党为了维持和他们的统战关系而一味退让,就会被他们 同化、吃掉。因此又有斗争的必要。如果斗争得不当,又会导致统一战线分 裂。
  怎样斗争才算得当呢?毛泽东采取了三条原则: 一是自卫原则。斗要斗得有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人家打到头上,不能不给予有力还击,但是也不可无缘无故去进攻人家,输 掉理由。输掉理由,在政治上就陷入被动,就被视为破坏了统一战线。二是 胜利原则。不斗则已,要斗就要斗得对我们有利,决不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 天天打,到处打,打又打不出个名堂,空耗精力而又不足以服敌。只选择最 反动、最不可忍的打,而一打就打个痛快,让他知道厉害,不再敢轻易冒犯。 三是休战原则。不要无休止地斗下去,要有所节制。当顽固派的进攻被我们 打退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斗争告一段 落,并且主动地与他们讲团结,表示友好和大度,以便巩固斗争的成果。
  
1·8 他俯瞰神州大地,很快从千里狼烟中找到用武之地, 那就是民族敌人的后方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被推上了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怎 么办?显然,共产党的军队不宜到正面战场。正面场战要打阵地战,这不是 共产党军队的优势。但老是呆在西北一隅也不是办法,那样消灭不了多少日 军,共产党的力量也无法发展壮大。毛泽东需要找到一种理想的战场,在那 里既能有效地抗日,又能有效地发展自己。他俯瞰神州大地,很快从千里狼 烟中找到了用武之地,那就是民族敌人的后方。
  当日本人把国民党从通商口岸和城市赶走后,那里很快就成为政治真空 地带。毛泽东把进军的利剑插向这些地方,又是一次战略意义上的避实击虚。 这些地方是日军的侧翼和后方,敌我力量犬牙交错,正是共产党军队发 挥其传统战术优势,迂回穿插、侧翼包抄,在运动战、游击战中消灭敌人的 理想之地。正面战场有国民党军队,我军在侧翼和后方包抄游击,毛泽东说,
这样将迫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①
  这些地方还有广大深受外敌奴役、充满抗日怒火的人民群众。共产党来 到这些地方,好比十年内战时期来到农村,可以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 量。
毛泽东深入敌后的战略,可以把抗日和兴共,把目前的民族斗争与将来
的阶级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 毛泽东把整个敌后地区分成三类:第一种是被我方游击部队和我方政权
掌握着的抗日根据地;第二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政权掌握着的所谓敌占
区;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中间地带,即所谓游击区。毛泽东说,我们的责任 就是极力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极力缩小敌占区。
敌占区只能开展地下斗争。游击区则是共产党发动人民群众,军民同仇
敌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地方。这样的地区随着敌人的被消灭,人民力 量的逐步壮大,就会由游击区过渡到根据地。
抗日根据地是什么?就是后来的解放区。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远离大
中城市,抗日根据地则来到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许多大中城市的周围。 所以毛泽东的敌后抗日战争,等于是把原来边远的农村根据地向着它要包围 的城市大大逼近了一步。当蒋介石带领人马在西南避敌锐气的时候,毛泽东 已把人马布置到后来解放战争的前线了。



①《毛泽东选集》第 387 页。

     1·9 当上级撤销毛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时, 毛对周恩来留了一句话:“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


  毛泽东在井冈山和江西苏区干得有声有色,根据地的人、兵、枪越来越 多,地盘和影响越来越大。蒋介石很快意识到毛泽东的崛起将成为他主宰中 国的大患,但是他连续四次发动的围剿都失败了。
  不幸的是,毛泽东行之有效的防御措施,始终不为当时党内掌握中央领 导权的人接受。他们坚信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担心毛泽东这样做会把党 和革命引人歧途。但是处于地下状态的上海党中央根本无法有效指挥远在江 苏苏区的毛泽东,毛泽东只是消极地参加李立三从上海发动的城市攻势,而 把主要精力用于扩大苏区的红军。毛泽东在苏区的威望越来越高,而来自上 头的指责也就越来越多。李立三批评毛泽东:有整个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 同,李德和博古嘲笑毛泽东是个“无知的乡巴佬”,米夫和王明说朱、毛不 过是《水浒传》中所写的“绿林好汉”。毛绎东受到接二连三的排斥和打击, 先后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撤销其苏区中央局书记和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最 后只剩下一个苏维埃主席的空头衔,在政治和军事上毫无发言权。政治局开 会很少通知他,他亲手创造的一切都落到李德和博古手里。后来还有人要他 去苏联“治病”,不让他参加长征。长征开始前有人给毛泽东看了一份留守 人员名单,许多与他亲近的人都在名单上,与毛泽东的关系成为留在苏区的 特许证。毛泽东受到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连发放供应物品的后勤人员也对 他另眼相看。索尔兹伯里说,“假如 1934 年有人要把毛干掉,那并没有什么
奇怪”①。 毛泽东没有去苏联养病,也没有躺下来叹气,而是静观形势的发展。王
明上台之后,用他们的那一套全线进攻的冒险政策来代替毛泽东的“游击主
义”,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革命受到惨重损失,毛泽东在苏区苦 心经营多年的成果全被断送。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然而,红军左冲右突,老 也摆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湘江之战,死伤过半,形势已经恶化到危及整 个红军和党的生存的程度。
后来到了延安,有人问毛泽东:“反对‘左’倾路线的斗争为什么不早
点进行?那样可以使根据地和红军少受损失。”毛泽东说:怕不能。因为事 物有一个发展过程,错误有一暴露过程。如果早一两年,譬如说,五次反围 剿初期,虽然已经看出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是他们还能迷惑不少干部和部分 群众。如果那时就和他们进行斗争,那么党内会发生分裂,将对革命不利。 只有经过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第一阶段的严重损失的反面教育,绝大部分 干部的觉悟才得以提高,认识才会一致。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瓜熟蒂落, 水到渠成。
  在两年前,当上级撤销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泽东就对周恩来 留了一句话:“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湘江惨败之后,指挥 员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血的教训使人们相信还是毛泽东正确,处在生死 关头的红军指战员和党的干部重新把目光投向他,于是毛泽东活跃起来了。 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系列惨败的事实,向错误路线发起了反攻。他躺在担 架上,虽然行动不便,但不像李德和博古那样固执。玉稼祥当时也躺在担架 上,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张闻天是个宽厚的理论家,当时根本提不出什么可 以挽救全局的好办法。毛泽东不停地同这两个人交谈,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不多久,两人便与他取得了一致意见,形成“三人核心”。政治局的另一重 要人物周恩来,对李德的瞎指挥早有意见,很容易站到毛泽东一边。这样, 李德和博古反而被孤立起来了。毛泽东的意见在遵义会议上一举获得多数支 持。李德和博古尽管还留在政治局常委中,但当时至关重要的军事指挥权已 转交到由周恩来、王稼祥和毛泽东组成的三人小组手上。当然这三个人中最 有办法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运用他娴熟的游击战术,很快使红军摆脱了被 动挨打的局面,并一步一步地把中央红军带出长征险境,为这支幸存的队伍 找到了北上抗日的出路。
  长征这一历史上罕见的难关不但没有难住毛泽东,反而把他推上了历史 舞台。长征结束后,毛泽东称长征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其实长征开 始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些。那时人们所感到的只是一场革命遭到惨败后的大撤 退,其失败情绪并不亚于 1927 年。谁也没有想到这次无可奈何的撤退和转 移,在毛泽东的手上,竟造成了一次中国革命的新转机。毛泽东以其非凡的 谋略和胆识,使一支快要重演石达开悲剧的队伍绝处逢生。到了陕北,更是 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而这一切,与当时的“左”倾路线欲置毛 泽东于死地不无关系。



①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江——前所来闻的故事》。

1·10 “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 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赢得了农民”


  李自成“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曾经唤起了千军万马,赢得了广大农 民的拥护。
  毛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研究颇深,出身农民的毛泽东,更加知道农 民最需要的是什么。“打土豪、分田地”这六个字,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 的纲领,对这个纲领的解释就是他 1937 年在延安对斯诺说的那句话:“谁赢
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赢得了农民。”①
  毛泽东作过调查,中国 70%的可耕种土地被只占人口总数的 10%的地 主、富农、官吏和高利贷者占有,另外 15~20%的土地为农民占有,而占全 部人口 65%以上的贫农、佃农和雇农,却仅占有 10~15%的土地,这种极不 合理的占有关系,造成了农村中的贫困落后和动荡不安,同时也为毛泽东发 动一场革命准备好了充足的炸药。
  毛泽东知道在这样的基础上组织农民。有人称毛泽东为:社会主义的工 程师;完全懂得农民的疾苦是什么,而且完全懂得这些疾苦怎样能够转化为 行动。土地是农民的主要生产手段,农民称它为”命根子”。有了土地他们 就可以不饿肚皮,没有土地他们就得离乡背井,四处流浪、乞讨,成为“兵 匪游民”或者欠下高利贷,沦为债务奴隶,永世难得翻身。谁若能够满足他 们的土地要求,他们就会不惜性命地跟着谁走。
为了尽快发动农民起来革命、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前就拟定了一个土地纲
领: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实际是富农)和自耕农的土地在内,然后 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耕种。为什么要没收一切土地呢?毛泽东说:“如 此方可安民”。因为仅仅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还不足以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 要求。
但是这样做,又出现另外的问题: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
地,这就把中农的土地也划在没收之列,等于连中农的命也革了,中农很不 满意。此外,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农民只有使用权,并且不允许买卖,中 农、贫农都不高兴,出现“不安耕种“现象。
于是毛泽东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
土地”,以缩小打击面,团结争取中农。同时采取“抽多补少”和“抽肥补 瘦”的办法限制富农。这些办法最大程度地调动了一切革命因素,减少了革 命的阻力。毛泽东曾高兴地说:“我看当时只有我这种办法是正确的。”
  毛泽东的办法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大问题。农民从共产党手中接过土地, “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毛主席。”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以后,就必须 投身保卫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以免他们手中的土地得而复失。



①埃德加·斯诺《旅行于方生之地》第 137 页,纽约,1967 年。

1·11 尼克松发现毛泽东和蒋介石在谈话时都喜欢 使用一种囊括整个中国,横扫一切的手势

  尼克松发现毛泽东和蒋介石在谈话时都喜欢使用一种囊括整个中国,横 扫一切的手势。因此,当这样的两个人在历史上相遇时,他们就不会妥协, 他们就发生冲突,一个成为战胜者,一个成为被战胜者。①
  冲突的时候又到了。1944 年 11 月 7 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飞到延安 进行国共调停。赫将军捎来重庆方面的话:蒋介石愿意在中国军队的最高管 制机构——国民军事委员会中让中共占有一个席位。
  毛泽东听后立刻嘲笑说:如果双手给人绑着,一只脚踏进门去是毫无意 义的。
  最后议出中共的五点建议,建议将国民政府改组为联合国民政府,国民 军事委员会亦改组为联合国民军事委员会,等等。
  赫尔利不仅完全同意这五点建议,而且加以扩大,简直把美国宪法所保 障的每项权利都包括进去。
  但是在签字时,在场的巴雷特观察到,毛泽东签名的方式好像美国人签 支票,而不是在两份文件上盖印。
毛泽东肯定估计到,这些共产党乐意的条件蒋介石绝对不会同意的。果
然,后来落介石连字也没有签。 抗战结束后,另一位国际朋友又关心中国的命运。斯大林电告毛泽东:
中国不能再打内战了,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
  毛泽东听后极不愉快,他非常生气地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 斗争,民族就会灭亡?”②
斯大林建议共产党交出武装力量,改编为国防军,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
以换取中共的合法地位。毛泽东的回答是:人民的枪,一支也不交;不但不 交,还要发展。
毛泽东早就代表人民说话了,现在更能代表,因为他已经领导了一亿人
口的解放区,120 万正规军和 200 万民兵部队。他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把蒋 介石这只纸老虎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不过,毛泽东还是去了重庆。他不能不去,因为蒋介石已经三次来电邀
他去重庆举行面对面的谈判,以便共商和平建国的大计。 毛泽东非常清楚蒋介石的把戏,蒋的和平邀请,一可以为他运兵到内战
战场赢得时间,二可以向世界和全国表示他的“和平诚意”。如果毛泽东不
去,他就可以把战争的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 毛泽东自有他那针锋相对的方针: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争,我们是寸
土不让。他要谈,我们就以谈对谈;他要打,我们就以打对打。以革命的两 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毛泽东从来没有在政治主动权上输给蒋介石,这一次也决不会。蒋希望 毛不去,可毛泽东偏偏站在他面前了。
  蒋介石不是喊和平吗?于是毛泽东对重庆各界人士说:和为贵,除了和 平的方法以外,其他的打算都是错的!他充满信心他说道:在和平、团结、 民主、统一的大原则下,在蒋先生的领导下,我们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任何 困难的。我们这次的商谈,不是暂时的合作,而是长期的合作,不是一时的 团结、而是永久的团结。
  
  但是毛泽东太了解蒋介石了。他在赴渝前就向刘少奇面授机宜:蒋只认 得拳头,不认识礼让。我军在前方胜利越大,我去重庆就越安全。



①《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 362 页。
②《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08 页。

1·12 “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当时只有我 这办法是正确的。”“富农路线”,并不姓“富”


  江西根据地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者曾指责毛泽东没有执行“把小资 产阶级变为无产者,然后迫使他们革命”的路线,而是执行了一条”富农路 线”。1934 年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还专门批判了毛泽东的“富农路线”。 富农也是“农”,不过富一点,是富一些的农民。毛泽东一贯关注农民 问题,但他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时碰到了一个难题:富农属于什么阶级? 它不像地主可以归人资产阶级,也不像中农那样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中 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阶级和阶层上都找不到富农的位置。在《中国农民 中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依次排到了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等八个阶级, 依然不见富农。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富农只能处在 这两者之间,似乎应为中产阶级,即处在小地主的位置上。这大概就是毛泽 东在产生“富农”概念之前给富农定的位置。富农,因为前面有个“富”字, 所以毛泽东历来对它没有好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富农的“恶劣 态度”进行了猛烈谴责。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富农进一步升格,在“地富反
坏右””黑五类”中位居“第二”,是理所当然的专政对象。 毛泽东一贯站在贫农立场上,主张依靠贫下中农,怎么会有一条“富农
路线”呢?
  所谓富农路线原不过是 1929 年至 1930 年间土地革命中出现的一种“左” 倾政策的对立物。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主张”地主不分田,富衣分坏 田”,甚至鼓吹乱杀乱烧,提出“杀尽一切反动派的头颅,烧尽一切反动派 的房屋”等口号。毛泽东为了纠正这些过“左”的倾向,所以才有了“富农 路线”,实际上”富农路线”,并不姓“富”。
毛泽东最初规定的土地政策是:没收一切土地,地权属于政府:以乡为
单位,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后来发现两个问题:(1)没收一切土地, 连中农也伤害了;农民没有地权,不安于耕种,中农、贫农都不满意。(2) 抽多补少,平均分配,结果“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接瘦”,贫农和 富农间发生矛盾。
毛泽东通过于都、兴国调查,在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解决了第一
个问题:中农的土地不没收,富农的土地只没收其多余部分,小地主不过多 打击,地主酌量分与田地,给以生活出路。
第二个问题经过寻邻调查和南阳会议也得到了解决。南阳会议通过《富
农问题》决议案,提出在”抽多补少”之后加上“抽肥补瘦”,限制了富农 把持肥田。
  第一个问题的解决似乎有点“右”;但联系第二个问题,可以看出毛的 所谓“右”,不过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和“允许富农拥有一份土地”。 他的整个土地革命策略则是:倾向于贫农,不伤害中农,限制富农,打击地 主。贫农是依靠对象,中农是团结对象,地主是打击对象,对富农则融团结 和打击为一体,就像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一样。
  与“左”倾机会主义不同的是:毛泽东主张限制富农,打击地主,但又 不主张把他们饿死,而是让他们活下去。理由是不要逼得他们造反,尽量减 少对立面。穷人因为活不下去才革命,地主富农如果没法活对革命也不利。 关键是要让他们活下去。革命是使穷人活得好一些,富人活得差一些,但总
  
归都要活下去,只有少数罪大恶极者除外。这样革命才能为绝大多数人接受, 一部分人热烈欢迎,一部分勉强接受,但不会有人饿极拚命。
  直到 1941 年,毛泽东仍然坚持他的这条”富农路线”。他在《关于农村 调查》中说:当时“提出解决富农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 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得下去。假如地主一点土地也 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 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入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当时只
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①毛泽东曾说过他在井冈山初期所订的土地政策太 严厉了,但他从未承认自己犯过什么“富农路线”的错误。他致力于农民运 动和土地革命,其目的就是要挖掉蒋氏政权的社会根基。但是在土地政策方 面,他的主张甚至比刘少奇还要温和。正是这种温和的社会政策,使他赢得 了大多数,孤立了主要敌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站稳了脚跟,并求得了发 展,打败了蒋介石。



①《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 379 页。

1·13 谁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 谁就能够赢得民心,进而赢得中国

  1956 年 9 月 25 日,毛泽东坐在中南海的会客厅里,向前来取经的拉丁 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说:“在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无产阶级政 党要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必须有民族团结的纲领,团结除帝国主义走 狗以外的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让全国人民看到,共产党多么爱国,多么爱 好和平,多么要民族团结。这样做,有利于孤立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孤立大 地主、大资产阶级。”①
  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本土,使中国的政局出现一种新的三角关系:日 本人、蒋氏集团、共产党。毛泽东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下了一盘绝妙的活棋。 “日、蒋、共”可不同于历史上的“魏、蜀、吴”。日本人要变中国为 它的殖民地,它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国民党、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不愿做 亡国奴的人们的公敌。蒋介石与共产党打了十年内战,也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但是如今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这样在“日、蒋、共” 三方就出现了两对不同的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 日本入侵中国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内的阶级矛盾则下降为次 要矛盾。主要矛盾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于是毛泽东采取与当年列宁“变帝 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相反的政策谋略,提出要“以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
争”。跟着这条谋略出现的口号是:“团结抗战,一致对外”。
  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的时候,毛泽东就和张国焘为红军的去向问题展开了 争论。张国焘主张向西退却,毛泽东反对西进,力主北上。他争辩说,越向 西走,红军对中国政治势力的影响就越小。红军的出路不是西进或停留,而 是北上抗日。其理由是:中国人民要打日本,谁要是不把自己的脸面对着民 族敌人,人民就会抛弃谁。他深知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压倒一切。除了极 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愿意接受“亡国奴”这个 可怕的称号。而汉奸卖国贼肯定要遭到千夫所指,万世唾骂。就像宋代的秦 桧,他必须在岳王庙里永世跪在民族英雄岳飞面前,任凭小孩往头上撒尿。 如今的形势也是这样,谁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谁就能够赢得民心,进而赢 得中国。
毛泽东及时捕捉住了日本入侵对中国时局和国人心理造成的新变化。共
产党和红军要想摆脱被动挨打的危局,争取形势的好转,就必须扛起抗日的 大旗。可是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当时红军和党的肩耪还很瘦弱,江西时代
近 30 万人马经蒋介石围追堵截到陕北时剩下不足 3 万,这点家当要对付蒋介 石就很不容易,如何抵挡更加凶恶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点毛泽东很明 白。但是他更清楚:红军瘦弱的双肩只要一扛起抗日救国的大旗,就会越来 越强大。抗日只会兴共,不会亡共。毛泽东巧妙地把民族利益和党的利益结 合在一起了。
  当抗日和兴共被毛泽东联在一起时,另一个因果链环——反共和卖国却 悄悄套在蒋介石头上了。蒋介石同时面临着两个敌人,而又无法联合其中的 一个去对付另一个。他只能两个拳头打人,可这两个拳头总协调不起来。如 果他抗日,就等于放生了共产党,不仅十年剿共功亏一篑,而且还会纵虎为 患于将来。如果他剿共,又会招致“中国人打中国人不打日本人”的舆论, 很容易背上卖国的嫌疑。他曾试图摆脱这种两难困境,把抗日的利益和反共
  
的利益统一起来,那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可是这个口号远不及”停止内 战共同抗日”得人心。因为中国人的心是先拒外再齐内。毛泽东顺应了这种 心理,蒋介石却违背了这种心理。于是,1936 年底蒋介石亲临西安面示张学 良:剿共只剩下最后五分钟,一定要坚持这五分钟,不要坏了党国大计。可 就是这最后五分钟,对于爱国心切的少帅来说,也坚持不下去。
  为什么毛泽东敢于联蒋抗日,而蒋介石不愿联共抗日?这一点他们彼此 都清楚。联合抗日意味着共产党的合法化,而共产党一旦有了抗日的权利和 自由,他就会很快地把自己的影响和势力扩大到全国。最后,日本人赶走了, 站在蒋介石面前的就是一个更难对付的敌手,而毛泽东则有了击败他的下一 个敌人的雄厚资本。
  “联合抗日”的旗子只对共产党有利,蒋介石就不能打了。可这一来, 他更糟了。他不得不把政治上的主动权让给毛泽东。于是,中国的权力资源 作了如下分配:蒋拥有军事优势,毛握有政治主动。毛泽东极力推动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就是为了寻求这种主动。依靠这种主动,他可以把蒋介石的人 马慢慢统过来。最后,蒋的优势变成劣势,而毛的劣势变成优势。

①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 年 9 月 25 日。

1·14 今日国人只知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功臣, 殊不知在张的后面还有个小人物高福源, 而在高后面还有个谋略大师毛泽东


  日本铁蹄踏上中国土地后,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不幸。毛 泽东审时度势,手中又多了对付蒋介石的绝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毛泽东深知中国人的爱国心与御外侮是分不开的。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的形势下,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势必要发生变化。有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这一招,不仅可以遏制蒋介石疯狂的“剿共”行径,使当时处在弱势地位、 并很有可能被蒋介石吞没的革命力量减轻压力,获得喘息的机会,找到合法 存在的理由;而且可以赢得民心,扩大影响,把“千千万万”、“浩浩荡荡” 不满意蒋介石对日让步行为的人从蒋介石的圈子里拉过来,使自己得到发展 壮大。1931 年,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粉碎了第三次围剿,根据地一派喜悦。 而此时蒋介石却内外交困,“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蒋一方面要继续对 付他的心腹大患共产党,另一方面作为一国之主又不得不面对日本人,再一 方面,还要对付内部在抗战问题上发生的分歧和混乱。毛泽东觉得时机到了。 他提出的方针是:红军除留一部分在苏区巩固根据地外,主力应同赣东北的 红军打通联系,发展到闽、浙、赣广大地区,而口号不是别的,就是支持国 民党十九路军的上海抗战。支持抗战打日本人,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一下子 剥夺了蒋介石把枪口对准红军的理由,为红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无懈可击 的根据。可惜的是,这一精妙决策没有被当时的中共中央采纳。
但形势继续朝着毛泽东预期的方向发展。蒋介石出卖上海抗战后,又把
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同红军作战。这不是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吗?十九路军的弟 兄们心里不是滋味:日本人不让打,却要我们来打中国人,有什么出路。于 是发生了 1933 年“福建事变”:蔡廷锴联合李济深,公开宣布与蒋决裂。他 们在福建成立“中国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的协 定。这真是千载难遇的良机:红军面前站着一个主动走上门来的盟友,而当 时的红军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艰难之中。毛泽东瞄准了机会,他提出利用 福建事变,突进苏浙赣皖地区,以解江西苏区困境的良策。但此时的毛泽东 毫无发言权,良机又一次坐失。毛泽东一直为此惋惜,长征途中他用来说服 反对者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当时中央没有好好利用福建事变是一大失策。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有了发言权,同时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又为他利用 民族矛盾争取国民党军队的谋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1935 年底,他在瓦窑堡 会议上亲自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会后又成立了 党的白区工作委员会,专门做国民党军队的转化工作,在“中国人不打中国 人”、“团结抗战”的口号下,利用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去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 第一个转化对象是东北军的一个团长高福源。蒋介石没有在长征中把红
军消灭,于是又令东北军和西北军到陕北歼灭立足未稳的“共匪”。这种中 国人打中国人的事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士来说也不是滋味,他们的血不是 洒在抗日的战场上,而是洒在反共的战场上。高福源就是在与红军交战时被 俘的。仗打得不明不白,现在又做了阶下囚,他沮丧、懊恼,只等杀头了事。 没想到红军根据毛泽东的统战政策,对他这个俘虏特别优待,给予他比红军 自己还好的吃、住条件,这使他明白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民族大义,
毛泽东谋略的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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