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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智谋精典




中共淄博市委书记 李新泰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齐文化,不仅是我国古代一支优秀的地域文化,
而且自秦汉以降便与鲁文化及其它地域文化互相融合,共同构成了我国传统 文化的主干,亦不愧全人类文化宝藏中的一块瑰宝。
  齐文化的内容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举凡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 宗教、哲学、学术、民俗等等无所不包,而智谋便是蕴藏其中的精灵。
  在 800 年的历史长河中,在既是“膏壤千里,粟如丘山”,又是风炎土 的的齐国大地上,曾经孕育了中国智谋家的鼻祖姜子牙,旷世奇才管夷吾, 足智多谋的晏平仲,滑槽善辩的淳于髡等众多杰出的历史名人;曾经产生了 我国最早的百科全书《管子》,人类兵学的圣典《孙子兵法》等大批优秀的 文化典籍;曾经出现了我国,恐怕也是世界的第一个智囊机构——稷下学宫, 他们作为齐国智谋文化的主体和载体,给我们创造和存留了丰厚而又珍贵的 精神文化遗产。
  “因其俗,简其礼”的治齐原则;“与时变,与俗化”的变革观念;“尊 贤智,赏有功”的用人方针;尚礼义,重法制的政治传统;“均田分力”, “相地衰征”的农业制度;“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工商政策;“来 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财”的开放措施;孟津观兵,牧野之战的兵权奇计;“尊 王攘夷”,“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称霸方略;围魏救赵,减灶诱敌的取胜战 术;“不羞小节,耻功名不立”的人生追求;“社稷是主”,不死君难的价 值取向;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处世哲学;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的养晦之术;
《管子》的博大,《孙子兵法》的精辟,《晏子春秋》的灵透,稷下学说的
恢弘;??总之,齐国的智谋文化内容之丰富,风格之显明,在先秦时代, 是其它任何诸候国都无与伦比的,而且这种文化精神已经超越了时空,历久 弥新。譬如:《孙子兵法》的许多理论、谋略不仅被应用于现代化的战争, 而且对诸如企业管理、商贸竞争、外交活动、体育比赛等许多领域都有指导 意义,并由此而产生了奇迹般的效果,造成了世界性的轰动效应,被誉为不 朽之精典。因而研究齐国的智谋文化,服务于两个文明建设是很有必要的, 很有价值的。
然而,由于比较复杂的原因,千百年来,齐文化一直被障蔽着, 齐文化
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冷落的境地,学界罕有问津,寂可罗雀,几成绝学。当历 史的车轮滚进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这种 局面才开始得到改变。学术界的一批有识之士,首先提出了齐文化这一概念, 并投入较大的人力和物力进行研究,算来已有十几年了。其间,诚然有大批 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至今还没有一部有关齐国智谋的专著问世,诚可憾
也。
  宣兆琦、张士友同志主编的《齐国智谋精典》填补了齐文化研究领域中 的一块空白,为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在《齐国智谋精典》一书即将付梓之 际,宣兆琦同志让我为之作序,因而有机会先睹为快。
  《齐国智谋精典》主要包括政治智谋、统御智谋、军事智谋、经济智谋、 思辩智谋、学术智谋、处世智谋等编,每编智谋由导言和智谋条目两部分组 成。导言高度概括,运用洗炼的笔墨,流畅的语言,阐述本编的重要概念、
  
术语,总序本编主要内容,描绘本编智谋特点。每条智谋由四个层次构成。 智谋体或直录原文、或译成白话、或概括叙述,均注明出处,史有所征,持 之有故。第二层次,作者以哲学的思辨来认知、分析、评判智谋体本身所蕴 含的深层思想。第三个层次精选了古今中外典型而生动的事例对该条智谋进 行历史比证,以点及面,生发开来,以奏完善、深化智谋深意之效。最后本 着鉴往知来,古为今用的原则,进一步阐述了该智谋在当今社会中,尤其在 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借鉴作用和价值。这一层次处理的比较谨慎,有的展开讨 论,有的点到为止,有的未着一字,留给读者更广阔的体会空间。
  总之,《齐国智谋精典》一书内容丰富,材料翔实,例证典型,分析透 辟,结构严谨,语言凝炼,雅俗共赏,是一部融科学性、哲理性、知识性、 艺术性、通俗性为一体的佳作。我相信该书的问世,将会给许多读者以多层 面的有益启迪。我也殷切地企盼着更多更好的齐文化研究成果涌现。
是为序。
1996 年春于淄博

齐国智谋精典

第一编 政治智谋


  政治是人的政治,没有人就无所谓政治;人是政治的人,离开了政治, 人也就不成其为人。君主与大臣、贵族与平民、侠客与隐士、野老、樵夫、 村姑??凡是人,无不被牢牢地粘连在一张由政治机构、政治制度、政治措 施所结构成的政治生活网络之中。
  对于这张政治网络,人们无法摆脱它,也无须摆脱它;只能接受它,不 管主动还是被动;只能适应它,不管积极还是消极;只能改造它,不管有奈 还是无奈??于是在这一接受、适应和改造的过程中,便产生了政治思想、 政治智慧和政治谋略。
  政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随着人类的呱呱坠地,便掀开了它那原始而古 扑、粗糙而模糊的扉页;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它将不会、不忍,也不 可能划上抑或看似圆满、抑或充满缺憾的句号。政治,如影随形般地相伴人 类走过了悠悠的历史,走进了纷纷的当世,也必将相伴人类走向那茫茫的未 来。
  历史已经过去,历史并未过去;未来尚未到来,未来必将到来。对于生 活在历史未来和未来历史的当世的人们,亟需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正视 昨天,把握今天,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古人云:“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今人说:“推陈出新”,“古为今用”。这种智者的声音,呼唤着我们将审 视的目光,回归到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古老国度。
先秦齐国自公元前 11 世纪创建,至公元前 3 世纪统一于秦朝,立国达
800 余年。在这条历史长河中,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滋养、孕育了一大批 杰出的政治人物。其中有明君,有贤相,更有众多的仁人志士。周室功臣、 齐国始祖姜子牙,中兴之杰、五霸之首齐桓公,一飞冲天、一鸣惊人齐威王, 霸主之辅、孔子誉仁管夷吾,重俭力行、太史执鞭晏平仲,忠义兼备、荣辱 与共鲍叔牙,一串串闪光的名字如二月草原斗艳的花朵,象八月空中璀璨的 群星。
他们在正世理民,经邦治国的实践过程中,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继承
传统但不泥古,追求创新却不虚幻;与时变,同俗化;心血所结,经验所积, 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
他们在神权政治的幽灵依然徘徊在中国上空的背景下,萌芽了“重人事
而轻鬼神”的思想;他们在“封略之内莫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的君 主制时代,提出了“社稷是主”,民为邦本的主张;他们在世卿世禄制度下, 制定了尊贤尚功的基本国策;他们高张“尊王攘夷”的大旗,九合诸侯,一 匡天下;他们颁布“悬赏纳谏”的诏令,知耻反勇,雄霸关东;他们以礼治 国,视“礼义廉耻”为国家四维;他们厉行法治,以赏赐刑罚为治国手段; 他们隐语阐幽,君主顿开茅塞;他们弹琴论政,平民三月拜相;??这些充 满智慧的思想,这些饱蕴谋略的行动,不仅奏效当时,而且影响后世;以其 强大的生命力,超越了时空,历久而弥新!
人君刚则国家灭
  据《说苑·敬慎》载,齐桓公说:“金刚则折,革(皮革)刚则裂; 人 君刚则国家灭,人臣刚则交友绝。夫刚则不和,不和则不可用。是故四马不 和,取道不长;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 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由不刚也。”
  
  上文之“刚”,就是“刚愎”,换言之就是盲目自信,凡事自以为是, 唯我独尊,独断专行。一个人如果刚愎自用、任性、骄傲,就不能正确对待 别人的意见,更听不进相反的意见,因而难于和睦相处,合作共事。如果一 国之君刚愎自用,就不会发挥群臣的聪明才智,必然成为一个独裁者,其结 果定会导致国家的衰败或灭亡。
  据《隋书·炀帝纪》载:“(炀帝)又猜忌臣下,无所专任,朝臣有不 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故高颎、贺若弼先皇心膂,参谋帷幄,张衡、 李金才藩邸惟旧,绩著经纶,或恶其直道,或忿其正议,求其无形之罪,加 以刎颈之诛。其余事君尽礼,謇謇匪躬,无辜无罪,横受夷戮者,不可胜纪。 政刑弛紊,贿货公行,莫敢正言,道路以目。”隋炀帝刚愎残暴,在中国历 史上堪称典型。他自以为威行万物,无所不能,故而外疏猛士,内忌忠良。 他“或恶其直道”,“或忿其正议”,或全凭猜忌,滥杀无辜,搞得众叛亲 离,国将不国,这是他走向灭亡道路的根本原因之一。
  再如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对军事一窍不通,却又摆出一副军事专家的架 子。他听不进库图佐夫元帅的合理建议,自以为是地瞎指挥一通,结果导致
了 1805 年俄法战争的惨败,自己也几乎送命。对此,《神秘沙皇——亚历山 大一世》中说:“1805 年,接到法军害怕与俄奥联军在奥里特里茨会战的报 告后,俄奥两国皇帝立即批准了奥军顾问魏罗特制定的作战计划:联军放弃 普拉岑高地,开往法军集结的原野,从右边包抄法军,并将之围困在布尔诺 城内,切断通往维也纳的退路。12 月 2 日拂晓,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如参加检 阅一般,身穿华丽的军装,带着几名侍从武官,前往普拉岑高地,视察即将 撤出阵地,前去包围法国人的部队。亚历山大兴致勃勃。上午八点钟左右, 俄奥联军开始行动,主动分批撤出普拉岑高地。浓雾散后,拿破仑命令集结 在原野上的部队全线出动,去占领这个著名的普拉岑高地。因为这是这场战 役的关键地带。库图佐夫试图把部队留在高地以抵御法国人的袭击。亚历山 大十分气恼,历声责问:‘为什么不前进?’库图佐夫为了争取时间,答道:
‘我等各路纵队全部集合以后再开始行动。’皇帝反驳说:‘我们不是在皇
后校场上,只有在那里,才应等部队到齐后开始检阅。’无奈,库图佐夫被 迫命令部队前进。迂回运动失败了。拿破仑随即占领了已经撤空的普拉岑高 地??才一小时,俄奥联军就溃不成军。??趁乱,亚历山大仓皇逃命。” 从中外历史看,刚愎自用、长官意志、家长作风、独断专行、乃政治家、
领导者之大忌。由此可见:“人君刚则国家灭”乃中的之语。
九惠之教
  据《管子·入国》载:圣王治民,推行九种惠民的政教。第一叫作老老, 第二叫作慈幼,第三叫作恤孤,第四叫作养疾,第五叫作合独,第六叫做问 病,第七叫作通穷,第八叫作振困,第九叫作接绝。老、幼、病、穷、困、 孤、独,生活无依,特别需要照顾和接济。能否对这些处于困境之人进行救 助,是体现统治者是否以民为本的关键。《管子》主张在国家内设置掌老、 掌幼、掌孤、掌养疾、掌媒、掌病、掌穷、掌振困、掌接绝等九种官职,以 体现出统治者的惠民之政。
  孟子曾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 掌。”只有尊老、爱幼,才能充分体现君王的慈善之心。汉献帝建安二十二 年冬天,在曹操统治的地区发生严重疾病,百姓死亡甚多,垦田面积减少, 为了赈济灾民,曹操下令说:“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
  
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以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 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 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 上,复不事,家一人”(曹操:《赡给灾民令》)。曹操赈济穷困的扶助政 策,对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曹操对人民的体恤和关怀。
  在南宋王朝临近全面崩溃之际,统治者仍不思挽救危亡,只图享乐,仍 然大兴土木,加重百姓劳役。当时,作为殿中侍御史的程元凤提出:停止大 兴土木,扩建皇宫、园林有害的劳役,节省下来的财物用来救济那些无家可 归、到处流浪的饥民;把对僧徒没有限制的施舍奖励的财物转移过来,用以 供给那些贫穷困顿,背乡离井,到处乞讨的群众。务必实行宽大仁慈的政策, 用来紧密地团结千百万群众的心(《宋史》卷四百一个八)。当时程元凤能 够提出这些合理的建议,充分体现了他对那些“暴露之民”、“颠沛之众” 的关切之情,这是难能可贵的。
  如今,在我们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真正做到了幼有所养,老有所终, 孤独穷困有所恤。在这个大家庭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经济发达地区无 私地支援贫困地区,帮助他们尽快地脱负致富,人们热心于社会福利事业,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风尚,是 对“九惠之教”的发扬光大。
三选之法
  管仲把德、才作为选举和任用官吏的标准。正如《管子·君臣下》中所 说:“其选贤遂才也,举德以就列,??举能以就官。”所遵循的原则是“三 本”和“四周”。“三本”者,一曰德必当其任,二曰功必当其禄,三曰能 必当其官。“四周”者,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 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 敛,不可与都邑。根据上述精神和原则,管仲制订了一套较为合理的选任制 度,即基于乡属长官荐贤制的三选之法。何谓三选之法呢?据《管子·小匡》 中载:
正月初,乡长报告公事,桓公亲自询问道:“在你们乡中,有无平时行
义、好学、聪明、质性仁厚、慈孝于父母、长悌之名闻于乡里的人?有,就 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埋没人才,有五种罪。”又问:“在你们乡中,有 无勇气、体力、筋骨强壮出众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埋没人 才,有五种罪。”乡长报告完毕,回到乡中勤加访求,把所得贤才送到朝廷, 桓公亲自接见,然后就把这些人安排在官府工作,此谓一选。到了年底,桓 公命令官长,把新官的成绩写成书面材料,并挑选新官中的贤者一块上报, 然后普遍征询乡里百姓的意见,加以验证,此谓二选。最后桓公亲自召见被 举之人,仔细观察他的素质,并提出许多治国理政的问题进行策问,被举者 回答满意后,再下到乡里调查了解此人的实际工作能力,没有大过的,便提 拔为上卿的助手,此谓三选。
  由此可见,三选之法是相当合理而严密的一种选官制度,早在春秋时期 能够创立此制,足见桓管君臣超人的聪明智慧。此说较之于造成“举秀才不 知书,察孝廉父别居”恶果的汉代“察举”制度,较之于造成“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士族”恶果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不知高明多少倍! 延至宋辽金时期,金朝户部尚书曹望之遵循“三选之法”的一些真谛和
  
精神,认为金朝当时实行的举荐人才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他说:“论荐 举之法虚文无实。宰相拔擢及其所识,不及其所不识。内外官所举亦辄不用, 或指以为朋党,遂不敢复举。”既然宰相荐举存在着如此大的弊病,因而他 主张朝廷应制定一种推荐人才的具体制度。如宰相及其他执政的大臣每年必 须推荐三品官二人,御史大夫以下的朝官和地方官在自己的任内必须推荐二 人,以下各级官员推举人才的任务以此类推。在自己任内没有荐举人才的, 该升官的不准升。其间有破格提拔的,执政大臣必须把这个人的才能、品德、 功绩按照实际情况报告给皇上。其中有弄虚作假或推荐错了的,要根据法律 给予必要的制裁(参见《金史》列传第三十)。
  曹望之上距桓公管仲近两千年之久,他所构画的荐举制度尚不及“三选 之法”完备,可见三选之法的行世价值和对后人的启迪价值了。
义有七体
  《管子·五辅》说:义有七体。什么叫七体呢?回答是:用孝悌慈惠来 奉养亲属,用恭敬忠信来侍奉君上,用公正友爱来推行礼节,用端正克制来 避免犯罪,用节约省用来防备饥荒,用敦厚朴实来戒备祸乱,用和睦协调来 防止敌寇。这七个方面,都是义的实体(内容)。人民必须知义然后才能中 正,中正然后才能和睦团结,和睦团结然后才能生活安定,生活安定然后办 事才有威信,有威信才可以战争胜利而防务巩固。所以说:义是不可不行的。 义作为伦理道德的规范和立身处世的准则,最为儒家所倡导,所追求, 所礼赞。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 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并不简单地一味地反对致富求 贵,但他认为在富贵之上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义”!如果以舍弃“义” 的代价而换取富贵,孔子是绝对不干的。这说明孔子对“义”和“富贵”的 基本态度。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 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 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 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 是则 生而有所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所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至于生者, 所恶有甚至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孟 子·告子上》)。孟子认为义比生命更为可贵,为了义可以舍生而忘死。这 种以义为贵的精神,激励了世世代代的仁人忐士,至今光华不减。然而儒家 之义的内涵似乎略显通仄了些。《管子》在吸取了儒家精神的基础上,将义 拓展至全方位的人际关系、外交国际关系、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并视 为国之四维之一,不能不说《管子》的作者们眼界更宽一些,更务实一些。 齐人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冯谖为孟尝君田文市义的故事颇耐人 寻味。田文广交天下侠士,门下食客 3000 余人,名列战国四公子之首。当初, 冯谖是一个胸有韬略却藏而不露的贫困潦倒之人,迫于生计,不得不到孟尝 君处做了一名三等食客。后来,他靠智慧,三弹其铗,升为上等门客。有一 次,孟尝君要委派一个精明干练之人到封地薛邑收债,冯谖自告奋勇。临行 前,冯谖问道:“责收毕,以何市而反?”孟尝君答道:“视吾家寡有者。” 冯谖深知孟尝君席丰履厚,锦衣玉食,珍宝山积,“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 陈”,何寡之有?真正缺少的是“义”!是民心!所以他一到薛地,便召来 债户,假托孟尝君的命令,焚烧债据,放弃一切债款,为孟尝君“市义”而
  
归。后来,孟尝君失势,回到薛地,受到当地百姓的夹道欢迎,这正是冯谖 为之市义的结果。由此可见义在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占的重要位 置。
与民一体
  据《管子·君臣上》记载:古代君王御临天下的时候,人民就把他的德 行比作神明。先王也是善于吸收人民意见的。关于人民的意见,只个别的听 取,就会是愚蠢的;全面综合地听取,就将是圣明的。先王就是善于同人民 合成一体的。与民一体,那就是用国家保卫国家,用人民保卫人民,人民当 然不会去为非作歹了。
  英明的君主,顺从人心,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呼声,发布政令适应人的 性情,行事都从众人共同关心的地方出发。这样命令布置下去,就不会有阻 碍;刑罚设置了,也会措置不用。象商汤、文王那样有崇高德行的圣王,还 要多方搜集众人的言论。这是因为他们深明“与民一体”的道理。
  据史载:春秋时期,郑国的人民到乡校去,评论执政的人。然明对子产 说:“把乡校毁掉,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呢?那些人早晚作工之余 来到乡校,评论执政者做的事是好是坏。他们认为好的,我就实行下去;他 们厌恶的,我就改正过来,乡校是我的老师啊;像这样,为什么要毁掉它呢? 我听说靠忠诚和善良减少怨恨,没听说施用权势去堵住怨恨。难道我不能立 即制止吗,但是,这就像防止洪水决口一样,大决口造成的灾害,伤人必定 很多,我不能挽救。不如小的决口把它疏通引导,所以,不如我听到他们的 议论,把它当做我治病的良药。”然明说:“我从今以后知道您确实是可以 成事的人。我实在是不明事理。您果真能做到这样,郑国确实是有依靠了, 岂只是几个执政的人呢?”
子产不毁乡校,让人民有一个议论国政的机会,以便执政者集思广益,
作为治国的参考,这是子产这位政治家很高明的地方。当政者只有听取人民 的意见,及时改正缺点,才能做好工作,使国家强盛。
我们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奉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
路线,广泛吸取群众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政策和法令,因此是顺应民心 的。在执行的过程中,又欣然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不断改进自己的工 作,真正体现了“与民一体”的思想作风。
与时变与俗化
  《管子·正世》中说:“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 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又 说:“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
  上引所论说明: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 治国者就应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特点,社会环境,面临的具体问题而制定适 合实际情况的法律政令,采取具有自己特点的措施,即与时而变,因俗而化, 而不应因循守旧,泥古不化。
  对此,《吕氏春秋·察今》说:“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 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 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同时 而化,若此论则无过务矣。”
  《吕氏春秋》的作者们以良医视病用药,病万变,药亦万变作比,认为 治国无法则乱,而有法不知变法则悖,由此喊出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的强音!
  
这一强音在战国时期的大改革家商鞅那里找到了雄劲的音符! 商鞅说:“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
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 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又说: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 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其实,商鞅 “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的观点,《吕氏春秋》“世易时移, 变法宜矣”的观点,与《管子》“随时而变,因俗而动”,“不慕古,不留 今,与时变,与俗化”是相通的,共同反映了古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 久”的思想。
  征之于齐国史实足可说明上引思想的正确性。齐国的开国君主姜太公就 是一位思想解放,善于并勇于变革的杰出政治改革家。他受封建齐,根据齐 地的具体情况,制定的“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 “劝女工,极技巧”;“尊贤智、修道术、尚有功”的一系列基本国策,就 是因俗化、与时动的具体表现。其后,管仲辅佐桓公,邹忌辅佐齐威王又进 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改革。实践证明,齐国的每一次改革都给其政治生命机体 注入了新的血液,使齐国跻身于五霸、七雄之列。
天下不患无臣 患无君以使之
  据《管子·牧民》载:天下不怕没有贤臣,怕的是没有明君去使用他们。 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是通过管理好官吏,任用贤臣去管理人民的,任 用贤臣是治民的本纲。《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摇木者一一摄其叶 则劳而不遍,左右拊其本而叶遍摇矣。临渊而摇木,鸟惊而高,鱼恐而下。 善张网者引其纲,若一一摄万目而后得,则是劳而难;引其纲而鱼已囊矣。 故吏者,民之本纲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治理人民就象摇树叶一样,不 是一片一片地掀动树叶,而是敲打树干,又象捕鱼一样,不是拨弄一个个网 眼,而是牵其网纲。所以,国家治理得好坏,要看有没有贤臣,但进一步看, 有没有贤臣,关键在于有没有明君去使用他们。因为为天下之大,芸芸众生, 其中不乏贤臣良将,但要发现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需要有贤明的君 主。“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的谋略就强调了明君在治理国家过程
中的决定作用,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如果君主昏庸,即便有贤臣辅助,也难以成大业。《旧唐书》卷一记载: “史臣曰:‘廉士可以律贪夫,贤臣不能辅孱主。诚以志昏近习,心无远图, 不知创业之难,唯取当年之乐。”这是针对唐中宗李显而发的议论,他执政 期间追求享乐,不知创业之艰,更不能任贤使能,心无远图,结果使大唐基 业日渐衰败。再有后主刘禅,虽得经世之才诸葛亮之辅佐,但仍不能使蜀国 强盛,所以被人称之为“扶不起来的阿斗”。山此可见,明君在国家兴亡之 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不掩君过
  在先秦齐国长达 800 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曾出现了两个彪炳青史的贤 相,一曰管仲,二曰晏婴。晏婴曾事灵、庄、景三公,参政历 50 余年。他一 生以节俭力行重于齐,而勇于和善于进谏又构成他政治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 组成部分。他说:“士逢有道之君,则顺其令;逢无道之君,则争其不义”
(《晏子春秋》卷三第二十八)。“不掩君过,谏乎前,不华乎外;??顺 则进,否则退,不与君行邪也”《晏子春秋》卷三第二十)。

  晏婴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部《晏子春秋》,以相当大的 篇幅记载了晏婴上谏的情况,给我们树造了一个勇于和善于上谏的战士和谋 士完美统一的形象。
  比如,“(齐)景公为履,黄金之綦,饰以银,连以珠、良玉之絇,其 长尺,”“冰服之以听朝”,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晏婴见后,当即陈列三条 罪状以斥之:“轻重之量,以害正生,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诸侯,其 罪二也;用财无功,以怨百姓,其罪三也”(《晏子春秋》卷二第十三)。 齐景公不仅服饰华丽,而且游乐无度,他春秋游猎,又造大台,晏婴进谏说, 春夏征用百姓,是夺去农时,对国家不利。景公不听,反而说,我听说相贤 国家就能治理好,为臣效忠,国君就安逸。我年纪老了,遂我所乐吧!晏婴 并不退让,进一步谏挣道:“昔文王不敢盘于游田,故国富而民安。楚灵王 不废乾溪之役,起重华之台,而民叛之。今君不革,将危社稷,而为诸侯笑。 臣闻忠臣不避死,谏不违罪。君不听臣,臣将逝也”(《晏子春秋》卷二第 八)。此例繁多,不胜枚举。
  古语云:武死战,文死谏,说的正是晏婴“不掩君过,谏乎前”,“忠 臣不避死,谏不违罪”的直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塑造了中国古代政治史上 的一个优良传统,培育了众多的谏诤之士,很大程度地匡正君过,使君主专 制政体下多多少少地闪射出一些民主的色彩。
汉武帝时有一个名叫汲黯的大臣,此人性格直爽,敢于当面指责别人的
过失。当时,汉武帝正广招文学贤良之士,标谤说:“吾欲云云(如此如此)”。 汲黯当面指责道:“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这 无疑当头棒喝,汉武帝震惊之余,变色而罢朝。群臣都为汲黯捏着一把汗, 但汲黯却泰然自若他说:“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 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资治通鉴》卷十七)表现 了夺目的诤臣风采。
当然,在君主专制时代,尽管谏净是臣下的义务,甚或视作一种权力,
 但采纳与否却是君主的自由。因而在明暗各异的君主那里,在阴晴不同的场 合,谏诤就会出现不同的命运,上演了一出出完全由君主导演的悲喜剧。 太公首诛
据《韩非子》载:姜太公受封于齐地营丘。齐国有隐士狂裔、华士二人。
他们自称德行高洁,不愿做天子的臣子,不愿结交诸侯。唯愿过一种“耕作 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的天放式隐 居生活。结果被太公杀掉了。周公旦听说后,发急传而责问道:“夫二子贤 者也,今日飨国而杀贤者,何也?”太公却不以为然,他讲了这样一大堆道 理,他说:“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 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求于人者,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且无 上名,虽智不为上用;不仰君禄,虽贤不为望功;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 是以杀之。”
  这则故事涉及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何者为贤的问题。在太公看来,狂裔、 华士为了保持自己清白的名声而避世离俗,不为君主所用,不为国家效力, 不算真正的贤者。另外,无才者不为所用,不足以危害国家;有才者不为所 用,可能危害至大。因此对于有才而不受国君统御者,宁可杀之,不能留之, 否则将会后患无穷。持类似主张的有马基雅维里,他说:“人若不受安抚, 便得予以消灭”(《君王论》)。还有后汉王充,他说:“以清节自守,不
  
降志辱身为贤乎?是则避世离俗,长沮、桀溺之类也。虽不离俗,节与离俗 者钩,清其身而不辅其主,守其节而不劳其民。大贤之在世也,时行则行, 时止则止,铨可否之宜,以制清浊之行”(《论衡·定贤篇》)。由此看来, 不论明君或暗主,不论治世或乱世,一味地追求避世离俗似的清高,未必可 取。孔子诛少正卯也是有力的一例。
  少正卯和孔子是同时代的人,都办学校。少正卯所办学校,生员充足, 而孔子的学校却三盈三虚。后来孔子当了鲁国的大司寇,就将少正卯杀死在 宫门外华表台下。对此,孔子的理由是:人有五种恶行,而盗窃还不包括在 内。一是通达古今之变即铤而走险;二是不走正道而坚持走邪路;三是把荒 谬的道理说得头头是道;四是知道很多丑恶的事情;五是依附邪恶并得到恩 泽。这五种恶行沾染了一种,就不免被杀,而少正卯是五种恶行都兼而有之。 他是小人中的雄杰,不能够不杀他。五种恶行都是些冠冕堂皇的话,关键的 是后边一句:不安分守己的小人雄杰,才是少正卯被杀的真正原因。
  这一政治智谋所采取的形式未必可取,不为我用者杀之不是解决问题的 上策,且被后世的暴君发展到极端。比如韩非之死就是很好的说明:“人或 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 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 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 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 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 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不 仅仅是韩非的个人悲剧,也是这一政治智谋文化走向极端所造成的社会悲 剧。
见侮不辱者不失为士
  据《吕氏春秋·正名》载:齐湣王常常标榜自己喜欢士。有一次尹文子 谒见齐王。尹文问齐湣王:“我希望能听您说说什么样的人叫做士。”齐王 没回答。尹文子说:“假若有这样一个人,侍奉父母很孝顺,侍奉君主很忠 诚,结交朋友很守信用,住在乡里尊敬兄长。有这四种品行的人,可以叫做 士吗?”齐王说:“这真是所说的士了。”尹文子又问:“您如果得到这个 人,肯用他作臣子吗?”齐王说:“我当然希望,但是却得不到。”尹文子 说:“假如这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中受到莫大侮辱却不争斗,您还让他作您的 臣子吗?”齐王说:“不。士受到侮辱却不争斗,这就是耻辱。”尹文子说: “这个人虽见侮不辱,但没有丧失上述四种品行。没有丧失上述四种品行, 就应不失为一士,您却不让他作臣子,那么您先前所认为的士还是士吗?” 齐王无话以答。尹文子说:“假如有这样一个人治理国家,人民有没有错误 都惩罚他们,还怨人民难治理,这样行吗?”接着尹文子又举例说:“您法 令上说: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受刑。人民中有的敬畏您的法令,受到莫大的 侮辱而不敢争斗,这是顾全您的法令,而您却说受到侮辱不去争斗是耻辱。 本该作臣子的您不重用他,这就是在惩罚他呀!”尹文子的“见侮不辱,解 民之斗”是要求做君主的人正确处理好“名”与“实”的关系,主张按实求
名。
  中国古代衡量一个人贤与不贤,往往都是以“德”为标准。孔子讲“为 政以德”(《论语·宪问》),荀子也主张“论德以定次”(《荀子·君道》)。 前文所介绍的尹文子与齐王论士的标准也是“孝、忠、信、悌”。所以古代
  
用人首先考虑德。尹文子所说的“见侮不辱”意即要求齐湣王考察士人要名 实相符。同时,“见侮不辱”有时也可以作为一个人的处世信条。
  羞耻之心人皆有之,受到侮辱而不去争斗,这是常人很难做到的,这需 要恢弘的气度,“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历史上最能“见 侮不辱”的人是韩信。《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淮阴屠中少年,有侮 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 我;不能死,出我裤下。’于是信熟视之,俯出裤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 以为怯。”后世也常常用“胯下辱”来称谓那些忍小辱而终成大器的人。常 有这样的情形:虎落平阳遭犬欺,落地的凤凰不如鸡。然而虎终究是虎,凤 凰终究是凤凰。人们的生活也免不了跌宕起伏,小人得志便猖狂,不与他们 去计较自是君子之风,这事实上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处世策略。
且怀且威
  据《管子·形势解》载:管仲认为,作君主的,温良宽厚则人民爱戴他; 整齐庄严则人民敬畏他。人民爱戴他就同他亲近,人民敬畏他就可以为他所 用。人民亲近君主而又为君主所用,这正是君主所最需要的,所以“且怀且 威君道备。”
  温良宽厚是孔子所主张的五德之一(五德即恭、宽、信、敏、惠),所 以为政之人,只有为人宽容,才能得到众人的爱戴,真正有大成就的人,都 要有与人为善的宽大胸怀,“宰相肚里能撑船”,只有温良宽厚,才能使人 心亲附。《吕氏春秋·爱士》篇记载:秦穆公曾丢了一匹拉车的战马,他亲 自到各处去寻找,在歧山的南面看到一群农夫正在分食马肉,穆公叹息说: “吃了骏马的肉而不喝酒,恐怕马肉会伤了你们的身体。”于是穆公赐酒与 众人后便离开了。过了一年,秦、晋战于韩原,晋国士兵包围了穆公的战车, 秦穆公身上的七层铠甲已经被击穿了六层,在这危急时刻,曾经分食马肉的
300 多农夫,赶来在车下竭尽全力为穆公解围,秦军大胜,俘获晋惠公而归。
因此,《吕氏春秋》作者评论道:“君主施行仁德,爱护人民,人民肯定爱 戴他们,甚至为他们所爱戴的君主去死,都是心甘情愿的。”但仅仅有慈爱 宽厚之德是不够的,还须以强制的手段制服一些恶势力,韩非子就主张君主 要有威势,说:“马能够托负重物,拉着车子到遥远的地方,凭借的是它的 筋力。拥有上千辆或上万辆兵车的国君,凭借的是威势。”在韩非子看来, 君主如果没有威势,就会造成大权旁落,奸臣当道,甚至犯上作乱(《韩非 子·人主》)。韩非子的观点不是没有道理的,但他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 面,过份强调“威”而忽视了“怀”的作用,难免有失偏颇。
  正确的方法就应如管子所言,既怀又威,在该以道德力量感化时,就要 采取慈善的态度;在应当以谋略手段制服人的时候;就要威严起来。倡导教 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今天仍显示其巨大的生命力。然而时代的发 展,同时也呼唤健全的法制,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法可依,依法行事。对 一些不法之徒,必要时就要绳之以法,如果放任他们,整个社会必将乱成一 团,这是现代社会对“且怀且威君道备”理论的引伸。
失齐而隆薛无益
  据《战国策·齐策一》载:战国时期,齐国大贵族,时任齐相的靖郭君 田婴打算在他的封地薛邑挖掘深深的壕沟,修筑高高的城墙,建造一个固若 金汤的堡垒,用以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巩固自己的地位。许多人劝阻此事, 都被靖郭君拒绝了。这时有门客谏曰:“君子闻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
  
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得意焉。今夫齐,亦君之水也。君长有齐阴,奚以薛 为?失齐,虽隆薛之城到于天,犹之无益也。”靖郭君听后,深感有理,于 是取消了城薛计划。
  这则故事从鱼水关系讲起,用比喻的手法,生动而深刻地阐明了家国一 体,国存家存,国灭家亡的辨证关系。从古到今,凡深明大义的人,无不认 同于这一道理。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庄公被崔杼杀死了,晏婴前往,枕着庄 公的尸体哭了三声,站起来跳了三跳,走出崔氏家门。他的手下人问:“咱 们殉死吗?”晏婴答曰:“光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我死?”手下人又问: “咱们逃亡吗?”晏婴答曰:“是我的罪过吗,我逃亡?”手下人复问:“咱 们回家吗?”晏婴答曰:“国君死了,回到哪儿去呢?”在我国古人的心目 中,君代表国家,君死则国灭,无国何以有家?晏婴故有此语。无独有偶,
《战国策·齐策六》记载:战国时期,燕国大将乐毅率五国联军伐齐。战于 济西,齐军大败,诸侯军罢归,燕军却长驱直入,一举攻下齐都临淄,齐闵 王逃亡。时有一个 15 岁的少年,名叫王孙贾,事闵王。在战乱中,他找不到 闵王的下落,便回到家中。他的母亲责备说:“女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 望;女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处,女尚 何归?”她是位很伟大的母亲,她深知倾巢之下,没有完卵的道理,并以此 而教训她的儿子。王孙贾听完母亲的一席话后,知耻反勇,召集国人,保家 卫国。这样的典型,在我国可谓代不乏人。西汉初期,生活在我国北部草原 地区的匈奴族,惯骑善射,骠悍异常,屡屡侵犯中原汉朝的边境,对汉室构 成极大的威胁。汉武帝时有一抵抗匈奴的名将霍去病,他以“匈奴不灭,何 以家为”的豪言壮语表达了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决心。
的确,国是水,家是鱼;无水鱼则死,国破家则亡;国是皮,家是毛;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之不存,何以家为?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因此,当 一己之小家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因为只 有国家利益得到保障后,小家的利益才得以实现,“大河有水小河满”的俗 语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鸟飞准绳
  据《管子·宙合》载:管子指出,鸟的飞翔,一定要返回到山上,集合 在谷中。不飞回到山上则疲困,不集合到谷中则死亡。山与谷的地位,不一 定平正笔直。但回到山上,集在谷中的路线,曲折固然曲折,总的则应该是 正直的。因为鸟从北方起飞,想到南方就飞到南方;从南方起飞,想到北方 就到北方。如果大的方向是正确的,不可以小的曲折为妨害。所以,圣人称 美此事而写在书里说:长达千里的道路,不可能用绳墨来拨直;大到万家的 城市,不可能用准具来取平。这说的是伟大人物的行动,不必拘守先例与常 规,能立义就可以称贤。所以,人君在考评臣下的时候,不可丢掉这个论人 的方法。
  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讲求实际。《吕氏春秋·察今》指出:“治理国 家无法可依就会发生混乱,情况变了,死守不符合现实需要的法令而不改变 就违背常理;混乱和违背情理都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随着时代的发展,改 变旧法是适宜的。比如一个良医,病情有千变万化,用药也要千变万化,病 情变了,而用药不变,就会使本该长寿的人夭折。办一件大事要依法而行, 但法却要按情况而作修改。所以天下曾有过 71 个圣明的帝王,他们所制订的
  
法令都不一样,不是他们标新立异,而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及所面临的局势不 同。所以说,好的宝剑要求它能削铁如泥,而不在乎它叫莫邪或别的什么名 字;一匹好马要求它能日行千里,并不在乎它叫骥或者骜。能干出一番大事 业,就是古代英明君主对他的将相所要求的标准”。此段话可作为管子“鸟 飞准绳”的最好注解。这就是说,评价一个人,要看他的主流,而不要拘泥 其小节。据《晏子春秋》记载:有个叫高纠的人,比较有才能,晏子叫他帮 助治家,并多次向他征求意见,他从来不提什么。三年后晏子就把他辞退了, 其他宾客都不理解,问高纠有何过错,晏子说:“只有圣人才能自立于世, 而我只是一个平常人,一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我身边左右的人都不给我提 意见,我将有更大过失,高子在我身边呆了三年,从来没批评过我一句,所 以,我只有把他辞退。”高子唯唯诺诺,虽有才智也无用处,晏子之举是明 智的。
  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面对别人,认识别人,尤其是领导者在选拔和任用 人才时,更要实事求是,切记不可因小失大。
用人宜取其长
  据《战国策·齐策三》载: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齐同孟尝君田文有一个门 客,孟尝君并不喜欢他,想驱逐他。这时,齐国高士鲁仲连劝阻说:“猿猴 离开树木到了水中,就不如鱼鳖;历险阻登高峰,千里马就不如狐狸。曹沫 奋举三尺宝剑,全军不能抵挡;假使曹沫放下三尺宝剑,而使用农具和农夫 同处田野耕作,就不如农夫。所以对于事物若舍弃它的长处而使用它的短处 的话,圣贤唐尧也有做不到的。现在差遣人而他不胜任,就说他无用;教诲 人而他做不到,就说他笨拙。笨拙就驱逐,无用就抛弃,使人有被抛弃被驱 逐的厄运,不和他们相处,这些人以后就会回来报复,这难道不是世上应记 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吗?”孟尝君深受教育,由衷他说:“好!”于是就不再 驱逐那位门客了。俗话说: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每一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 而在用人方面,明智的做法是用人所长,做到人尽其材;倘用其短,即使大 才俊士,也不若常人。
管仲相齐三月,与桓公论百官道:“升降揖让有礼,进退熟悉礼节,说
话刚柔有度,我不如隰朋,请安置隰朋担任接待宾客的大行。开垦荒地使之 成为城邑,开辟土地,繁殖五谷,增加人口,我不如宁戚,请安置宁戚当管 理农业的大司田。在平原广郊之上,使战车不乱,战士不退,鼓声一起而三 军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安置他做大司马。审判案件,调节纷争, 不妄杀无辜,不妄诬无罪,我不如宾胥无,请安置他任大司理。敢于冒犯君 主的颜色,进谏必忠,不怕死,不贪图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安置他任大 谏。这五个人,我一个都比不上,但是用来同我管夷吾去交替,我是不于的。 您若想治国强兵,有此五人就够了;若想图王霸之业,则有管夷吾在此。” 这则故事的核心内容是说管仲熟悉每个人的特长,然后安置在相应的位置上 去发挥各自的特长。否则特长不能发挥,就是埋没人才,等于没有人才。由 于桓管用人得当,发挥群体优势,故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霸业。
  唐太宗李世民也是一个善于用人所长的开明君主。当时他手下有两位杰 出的人物,即房玄龄和杜如晦。房玄龄,齐州临淄人。杜如晦,京兆万年人。 二入在玄武门之变中功居第一,贞观年间,房玄龄升任中书令、尚书左仆射, 即总理百官的宰相。杜如晦升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兼管吏部选事。房 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长于决断。二人优势互补,珠联壁合,共掌朝政,辅
  
佐李世民安国抚民,治军理政,结果出现了贞观治世的局面,获得了崇高的 声誉,时人称之为“房谋杜断”。
立法宜简忌繁
  《管子·法法》中说:君主对人民有三项要求。三项要求不节制,君主 地位就危险了。三项要求是什么呢?一是索取,二是禁止,三是法令。索取 总是希望获得,禁止总是希望达到,法令总是希望推行。但索取太多,所得 到的反而少;禁止太多,反而很难达到;法令太多,反而推行的少。索取而 不得,威信就日益降低;禁止而不达,刑罚将受到轻视;法令而不行,下面 就欺凌君上。从来没有多求而多得,多禁而多止,多令而多行的。
  《管子》认为:立法的目的无非要求民众能够守法,而君主的欲求和禁 止过多,势必造成法令滋彰,使民莫之所从。若此,有法等于无法。因此《管 子》主张立法宜简而忌繁。
  《管子》的这一主张得到古今大政治家和开明统治者的认同,并得到实 践的验证。
  西周初叶,周天子为屏藩王室,大行分封。太公以功首封于齐,伯禽以 宗室受封于鲁。伯禽三年报政周公,太公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问其报政之 疾,太公答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后闻伯禽报政之迟,周公 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周公为何发出这种不祥之感叹呢? 因为他认为:“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史记·鲁 周公世家》)。周公的这种认识与《管子》的主张是一致的。
唐太宗也主张立法用法应以宽简为原则。他对群臣说:“死者不可再生,
用法务在宽简”(《贞观政·刑法》)。结果,贞观四年,全国死刑才 29 起,几乎达到刑罚不用的地步。与此相反的是王莽时期,法多令繁,人民无 所适从,每有触犯,则滥施酷刑,或罚为官奴,或数家连坐,株连左右邻舍, 百姓“愁法禁严苛,不得举手”,致使民怨沸腾。汉光武帝刘秀恢复汉室, 建立东汉后立即颁诏全国:“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悯之。孔子云: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足’。其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
法。”后又诏曰:“将残吏未胜,狱多冤结,元元(人民)愁恨,感动天气 乎,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 庶人。务进柔良,退贪酷,各正厥事焉”(《后汉书·光武帝纪》)。刘秀 力矫王莽之弊,将法令刑罚化繁为简,更去酷刑,释囚犯,免官奴。此举使 得民愤减轻,阶级矛盾得以缓和。值得注意的是,刘秀在这里规定的法宜省 减,刑宜适当,使民知所遵循等原则,以及采取的“进柔良,退贪酷”的措 施,对于立法和量刑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礼有八经
  《管子·五辅》说:礼有八经。??什么是八经呢?回答是:上与下有 礼仪,贵与贱有本分,长与幼有次序,贫与富有法度。这八个方面是礼的纲 领。所以,上与下没有礼仪就要乱,贵与贱不守本分就要争,长与幼没有等 次就要叛离,贫富失其节制,而国家还不陷于混乱,是没听说过的。因此, 圣明君主总是整顿这八礼以教导人民。
  礼是华夏族及其后裔汉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它的 标志之一。从我国古代社会的历史看,礼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社会生活的总 规范,融习俗、道德、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婚姻制度、人伦关系、行为准 则为一体。因此,在政治家心目中礼是治国的大纲和根本。《左传》、《国
  
语》中有许多这类论述,如“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
(《左传·隐公十五年》)。“礼,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五年》)。 “礼,国之纪也”(《国语·晋语》)。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最重视礼的作用,可称之为礼家。孔子反复讲 “为国以礼”(《论语·先进》)。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 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又说:“上 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 语·宪问》)。荀子的政治思想全部内容都是围绕礼展开的,是礼治主义的 典型。《荀子·大略》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 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
  《管子》的作者们深深地感染了儒家思想,故对礼异常地重视。《君臣 下》说:“礼孝弟则奸伪止。”《形势解》说:“礼义者,尊卑之仪表也。”
《任法》说:“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牧民》更把礼视为“国家四 维”之一。上引《五辅》所论,把礼的内容具体到上下、长幼、贵贱、贫富 八个方面,这无疑是一种等级礼制,但在古代社会,确实起着治国理民的不 可替代的作用。
  难怪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子极力主张恢复周礼,他说“一日克己 复礼,天下归仁焉。”同时代的齐相晏婴也是礼的积极主张者。他说:“君 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左 传·昭公二十六年》)。可见晏婴在此所讲的礼又具体到君臣、父子、兄弟、 夫妻、姑妇的五伦关系。这些关系的最高要求是:“君今而不违,臣共而不 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 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同上)有礼作为行为规范,人们就可以 由修身齐家而治国,而平天下。因此在姜齐政权即将被田齐取代时,晏婴认 为欲扶大厦于将倾,“唯礼可以已之”,因为“礼之可以为国者久矣,与天 地并”。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古代的等级礼制显然已不适应于今天,但礼
作为行为规范的原则,以及某些人际关系的要求,比如彼此间的友爱、互助、 和睦相处等仍不失其借鉴的价值。
冯谖倚柱弹剑而歌
  据《战国策·齐策四》载:冯谖是齐国的一个穷人,因无法生活,便来 投奔孟尝君。孟尝君亲自接待了他,问他:“你爱好什么?”答曰:“没有 爱好。”又问:“那你能做什么呢?”答曰:“什么也不能做。”孟尝君笑 了笑说:“你留下吧。”把他安排在三等食客里,吃的是粗粮粗菜。过了十 几天,冯谖倚着柱子,弹着自己的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这里没 有鱼吃。”总管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鱼吃吧!给他二等门客的 待遇。”过了一段时间,冯谖又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这里没有车 子坐。”左右的人都讥笑他,又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车子坐吧! 给他一等门客的待遇。”
  又过了一段时间,冯谖复次弹着剑唱道:“长剑啊,我们还是回去吧! 我在这里不能养我的老母亲啊!”周围的人听了,都很讨厌他,说他贪得无 厌。孟尝君了解到冯谖家有老母,就派人去供养他的母亲。从此以后,冯谖 再也没有弹唱了。冯谖为什么要倚柱弹剑再三吟唱呢?原来冯谖是个极有才 智的人,他弹剑的目的,是想试探孟尝君是否真正赏识他。冯谖自信凭自己
  
的才能可以报答孟尝君对他生活上的优厚待遇。冯谖弹剑而歌,颇有“毛遂 自荐”的意味,他能够施展自己的才能,则仰仗于孟尝君对他的宽容与赏识。
西汉的东方朔曾说过:“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汉书·东方朔传》)。一个人对别人要求太苛刻了就不会有人追随, 所以在用人问题上,必须举大德,赦小过,才能任人所长。在招贤问题上, 物质利益的诱惑当不失为一大杠杆。荀子说:“人之情为欲多面不欲寡,故 赏以富厚”(《荀子·正论》)。墨子也指出:对贤良之士,必须“富之贵 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墨子·尚贤》)。古 代许多思想家都认识到了以利招才这一途径,孟尝君之所以再三满足冯谖的 要求,恐怕也是基于这种认识。
  人们常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昔者燕昭王给郭隗以优厚的礼遇, 盖漂亮的住宅,并于易水岸边建黄金台,置千金于上,广招人才,因而才形 成了“士争趋燕”的局面。今天,我们国家对于优秀人才的奖励也一改过去 只用口头表扬的办法,许多有见识的地方领导,不惜以重金招揽和奖赏有突 出贡献的科学家,这实属英明之举,值得提倡。
圣德之治
  据《司马法·仁本》载:从前的君王治理天下,顺应自然规律,适合地 理条件,任用贤德的人,设官分职,各司其事,分封诸侯,区分等级,按照 爵位高低给以不同的俸禄。这样,使诸侯都心悦诚服,外国也向往归附,诉 讼和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圣王用仁德来治理天下。
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强盛和发展的三个基本方面,统治者要予以高
度重视。大时乃自然规律,是绝对不可违背的,顺应“天时”才有可能取得 丰硕的果实;地利,是有利的地理条件,统治者应善于利用之,要因地制宜, 富国富民;人和指人民和睦、团结,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只有“人和”才 能使天时、地利的作用发挥出来,离开了人和,一切都无从谈起。“圣德之 治”的谋略,强调把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以达到富国 富民,使天下人悦服的目的,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以说,保住人民不必靠
边疆划界,巩固国防不必靠山川险阻,威行天下不必凭兵器的锐利。行仁政 的,帮助他的人就多;不行仁政的,帮助他的人就少。帮助的人少到极点时, 连亲属都反对他;帮助他的人多到极点时,全天下都顺从他”(《孟子·公 孙丑下》)。在这里,孟子强调了“人和”对于得天下的重要性,是深刻的。 姜太公始封齐,齐地“地舃卤,人民寡”,针对这一自然环境,太公因 地制宜,制定了“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工商立国的政策,使齐国的 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于人民则是采取缓和的统治方式,“因其俗,简其 礼”,使人民心悦诚服,加上尊贤尚功的用人方针,使齐国逐渐成为“冠带 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的东方大国。从太公封齐到齐国成为东 方大国,其成功的地方就是太公重视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 今天的领导者,应从“圣德之治”的谋略中得到启示,要根据国情、省 情和市情,实事求是的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把人民的利益摆在
首位,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刑罚不足畏
  《管子·牧民》中说:单靠刑罚不足以使人民真正害怕,仅凭杀戮不足 以使人民心悦诚服。刑罚繁重而人心不惧,法令就无法推行;杀戮多行而人
  
心不服,为君者的地位就危险了。 上引所论说明,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无疑是治政理国所必
须遵循的一条原则。但是法制必须辅之以教化。只有通过教化,使老百姓知 道法治之原理,法律之内容;明白守法之必要,违法之利害;并且逐渐养成 遵法守纪之习惯,才可达到法治之目的。如果单靠刑罚,仅凭杀戮,甚至滥 施刑罚,大加杀戮,只会失去民心,激发人民的反抗情绪,使法治走向反面, 变成以法乱国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无不证明这一思想的正确与合理。 春秋时期,晋献公宠爱骊姬,杀太子申生,逼迫重耳、夷吾逃亡,晋国 大乱。后来,夷吾回国即位,是为惠公,无德而失民。惠公死,传位其子子 圉,即怀公。此时,重耳流亡在外已经 19 年,欲返回晋国。怀公惧重耳回国 而已位不稳,于是滥刑杀戮随从重耳出亡者的家属。这种不思取信于民反大 行杀戮以逞淫威的做法,必然使民生背心。正如卜偃所言:“己则不明而杀 人以逞,不亦难乎?民不见德而唯戮是闻,其何后之有?”(《左传·僖公
二十二年》)果然不出所料,三个月后怀公被杀了。 北魏时期,有一个名叫于洛侯的,此人贪酷残忍,靠资历做了秦州刺史。
在任期间,州民富炽抢夺了一点财物,于洛侯便将富炽鞭一百,并截其右腕。 王陇客杀了两个人,按照当时的法律处死就可以了。可是洛侯活拔陇客之舌, 生刺陇客之本,继刺陇客之胸腹多达 20 余处。王陇客随刀之进出而颤动不 己,苦不堪言,惨不忍睹。最后又把陇客绑在四个立柱上,砍掉手脚,直待 气断命绝,才斩其首,支解四体,分悬道路两旁。致使州民“见之者无不伤 楚,阖州惊震,人怀怨愤,百姓王元寿等一时反叛”(《魏书·酷吏传》)。 幸得孝文帝及时纠正,斩于洛侯以谢百姓,才免成大乱。
唐朝酷吏来俊臣为人狠毒,因善于告密而取得武则天的宠信,官至御史
中丞。他在任职期间,排除异己,大兴冤狱,前后灭族 1000 余家。后因得罪 了武氏诸王和太平公主,于 697 年被武则大处决。对此,官吏和百姓拍手称 快,许多人说:从此我们能够“背着床”安心睡觉了。来俊臣死后,人们余 恨未消,其遗体被挖眼、摘肝,肉被剁成碎末,连骨头都被马踏成灰。由此 可见《管子》之“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乃至理名言。 刑赏贵当
《管子·禁藏》中说:“刑赏不当,断斩虽多,其暴不禁”。此之“当”
既有质的规定,也有量的限度。从质的方面看,该赏者不赏,该罚者不罚, 谓之不当;或者介于赏与不赏之间者赏之;介于罚与不罚之间者罚之,亦谓 失当。如苏东坡所言:“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过分宽厚);可 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分严厉)。”从量的方面看,功轻而赏重, 或罪轻而罚重都是失当。“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 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 所不及也”(《刑赏忠厚之至论》)。因而刑赏贵当。
  然而历史上有许多统治者却做不到刑赏适当,或流之宽,或失之严,造 成很坏的后果。例如宋真宗错定奖赏标准,按留在士兵身上的箭头授赏,真 是糊涂透顶。由此可知赏赐首先需要制订好奖励标准。如果标准过高,众人 可望不可及,奖励犹如虚设;相反,如果标准过低或漏洞过多,又必给爱占 便宜者以可乘之机。正如宋太宗所言“世之治乱,在赏罚当否。”此话很有 道理。
权有三度

  《管子·五辅》说:权有三度。??什么是三度呢?回答说:上考度天 时,下考度地利,中考度人和,这就是所谓三度。所以说:天时不祥,则有 水旱;地利不宜,则有饥荒;人道不和,则有祸患。三者的到来,都是政事 不好(缺乏考度)招致的。
  政局稳定与否,决定于老百姓是否安居乐业,即政在得民;而老百姓能 否安居乐业,则取决于他们是否拥有最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即民以食为天。 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生活部门是农业,有农则稳,无农则乱。而农业的丰歉 在科技远未发达的古代深受天时和地利两大因素的影响,又直接地影响着国 计和民生。因此历代凡有远见卓识的君主和政治家无不非常重视农业生产, 无不非常重视影响农业生产的天时、地利,无不非常关注深受经济制约的人 和。上引所论正是对于这一原理的精辟概括。
  纵观我国封建王朝的兴衰史,便会惊奇地发现这样一种颇近规律性的社 会现象:每到一个王朝的后期,天灾频仍,非旱即涝,非涝即蝗:土地兼并,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徭役沉重,男子不足,征调女子;苛 捐杂税,赋敛无度,“二十倍于古”;严刑重罚,“赭衣塞途,囹圄成市”; 天灾人祸,官逼民反,一群群生活无着的难民或啸集山林,或聚义水泊。他 们揭竿而起,替天行道。结果,一座座壮丽辉煌的殿台楼阙在农民起义的烽 火中纷纷倒塌了,新起的王朝鉴于旧朝覆灭的教训,往往会调整一下统治政 策,也每每相应地出现一个“盛世”。然而过不多久,统治者又会重蹈覆辙。 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就这样周而复始地运行着。
沉重的付出,有时也会换回一些报偿。开明的政治家们在天时、地利、
人和方面确曾有过许多明智之举。战国初期,李悝首倡变法,行地利之教, 使魏国雄霸诸侯,自不必多说。延至唐代,贤相姚崇力主捕蝗,也可算得上 历史佳话。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载:“唐玄宗开元三年六月。山 东大蝗,民或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而不敢杀,姚崇奏遣御史督州县捕而瘗
(埋)之。议者以为蝗众多,除不可尽;上(唐玄宗李隆基)亦疑之。崇曰:
‘今蝗满山东,河南、北之人,流亡殆尽,岂可坐视食苗,曾不救乎!借使 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上乃从之。卢怀慎以为杀蝗太多,恐伤和气。 崇曰:‘昔楚庄蚕蛭而愈疾,孙叔杀蛇而致福,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饥死 乎!若使杀蝗有祸,崇请当之’。”在姚崇的坚持下,督促州县,吏民动员, 捕杀蝗虫,以除天灾。结果在连岁蝗灾的情况下,天下“不至大饥”,维持 了开元盛世的局面。
由此可见,《管子》上度天时、下度地利、中度人和的三度思想行之于
古代是颇见成效的。不仅如此,借鉴于当代也是有价值的。回想当年,在极 左思想的指导下,唯意志论盛行,许多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做法给我 们的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抚今追昔,感慨颇多。
有难不死出亡不送
  据《晏子春秋》卷三第十九载:“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 若?’晏子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说曰:‘君裂地而封之, 疏爵而贵之,君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可谓忠乎?’对曰:‘言而见用,终 身无难,臣奚死焉?谏而见从,终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 死之,是妄死也;谏而不见从,出亡而送之,是诈伪也’。”
  上引所论阐明了晏婴对于忠臣的理解和对忠臣行为方式的认知。在晏婴 看来,死君之难,送君出亡不能算忠臣。因为明君躬身纳谏,从善如流,政
  
治清明,社会安定,终身无难,臣下何死之有?何送之为?反之,昏君暗主, 刚愎自用,亲小人,远贤人,严刑酷罚,横征暴敛,国难民怨,君主或死或 亡,那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臣下若为此君而死便是妄死,即无谓的牺牲; 若为此君而送,那是诈伪,即违心的做法。由此看来晏婴的这种认识是相当 深刻的,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能够直言其主张,不仅充满着智慧,而且亦 具足够的勇气!他这一席骇世惊俗的话语,无疑喊出了时代的强音。
  延至唐代,又出现了一个类似晏婴的人物,他就是“愿为良臣,不为忠 臣”的魏征。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中载:贞观元年,魏征拜见太宗 李世民时说:“臣幸得奉事陛下,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李世民反问 道:“忠、良有以异乎?”魏征答道:“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 荣,所谓良臣。龙逄、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李世民听 后很高兴,赐绢五百匹。
  魏征的认识和晏婴是相通的,他们对忠、良的辨证理解给人们以智慧的 启迪。
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
  据《六韬·文韬·文师》载: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 下。能和天下人同享天下利益的,就可以取得天下;独占天下利益的,就会 失掉天下。
古人云:天有四时,地有财富,能和人民共同享受的,就是仁爱,谁有
仁爱之德,天下就归顺谁。免除人们的死难,解决人们的困难,消除人们的 祸患,解救人们危急的,就是恩德,谁施恩德,天下就归顺准。和人民同忧 同乐,同好同恶的,就是道义,谁讲道义,天下就归附谁。人们都厌恶死亡 而乐于生存,欢迎恩德而追求利益,能使天下都获得利益的,就是王道,谁 实行王道天下就归顺谁。总之,“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这是符合社会历 史发展规律的。
“同天下之利”就是视四海如一家,只有这样,才能上下同心,江山才
能稳固。据史载,唐太宗李世民率领各卫队的将士在显德殿练习射箭,并对 他们说:“外敌的侵略,从古就有,这不足为患,隐患在于边境稍一安定下 来,君主就沉醉于安逸的生活而忘记了战备,因此当敌人来侵略时没有办法 抵御他们。现在我不让你们干那些挖池子修游乐园的事,专门领着你们练习 弓箭武艺。天下平安无事,我就做你们的老师;外敌入侵,我就做你们的统 帅。也许这样可以使我们国家的老百姓能够平安的生活吧!”于是李世民每 天带着数百人在大殿上练习射箭,并亲自监考,射中目标的人大都赏给弓、 刀、布帛,他们的将领也可记上等功。大臣们多次进谏说:“按照法律规定, 拿着兵器来到皇上所在地的人应当处以绞刑。现在如果一些地位卑下的人在 皇帝的御所旁边搭弓射箭,皇上又亲身在这中间,万一有丧失理智的人偷偷 向皇上射箭,发生意料不到的不幸,这么于是不以国家为重的行为。”李世 民不听这些意见,并且说:“君主把四海百姓看成一家人,封地里的人都是 我忠诚的孩子,我对每个人都推心置腹,怎么对日夜守卫在身边的将士也乱 加猜忌呢?从此以后,人人都努力磨炼自己,几年之中,这些人都成了精锐 的将士(《资治通鉴·唐纪》)。
  在今天,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才真正成了社会的主人,这就要 求人们要具有主人翁的意识,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同心协力地把我们的 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以不负国家主人的名号。
  
因才而授职
  《管子·形势》说:关于“道”,它的理论是一致的,但运用起来则各 有不同。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家,他便是治家的人材;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 乡,他便是治乡的人材;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国,他便是治国的人材;有的 人懂得道而能治天下,他便是治天下的人材;有的人懂得道而能使万物各得 其所,那便与天地一样伟大了。
  上引所论说明人的能力有大小,治道有偏重,因此在用人方面要遵照因 才授职的原则,既不能大才小用或小才大用,也不能用非所长,而应使人尽 其才,各得其所。
  明太祖朱元璋在起义期间和建立明朝后,都反复强调用人必须因才授 职,使“大小轻重,各适其宜”他的这种主张可谓与《管子》不谋而合,深 得用人之道。他说:“立国之初,致贤为急。中书,百官纲要,总率郡属, 须采择贤者,与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大小轻重,各适其宜(《明太祖实录》 卷十四)。又说:“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职。譬如良工之于木,大小曲直, 各当其用,则无弃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当大 事,用之者在审察其宜耳。骅骝之材,能历险致远,若使攫兔,不如韩卢。 铅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资利刃。故国家用人,当各因其材,不 可一律也”(《明太祖实录》卷三十)。
在量才而用,因才授职方面,刘邦算得上一个典范。他说:“运筹策帏
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不绝粮 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他对汉初 三杰各自的特长了如指掌,因而用之,故能在楚汉之争中,战胜项羽,建立 汉室。后来,刘邦在讨伐黥布的战争中受了重伤,死前,吕后问他后事的安 排。刘邦说:萧何死后可以曹参代之为相;曹参死后,王陵可以为相。但他 认为:王陵“少戆(愚而刚直),陈平可以助之。陈平知(智)有余,然难 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汉书·高帝纪》)。 刘邦不仅深知王陵诸人的才能、特长,而且了解他们各自的性格,在此基础 上委以不同的重任。历史证明刘邦的安排是正确的。
在今天的人事安排上,依然存在着量才而用,因才授职的问题,并且较
之过去,尤显重要。因为今天的职业分工更细密,所学知识更专门。通才固 然有,但更多的是专才。有人长于理论宣传,有人善于组织管理,有人搞工 业才华横溢,有人在农村大显身手,对此都应安排到适当的位置,方可发挥 各自的专长。
因其俗简其礼
  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姜太公封齐后,对当地土著东夷族采取“因 其俗,简其礼”的统治政策。此之“俗”、“礼”意指东夷人的生活方式和 礼仪制度。所谓“因其俗,简其礼”就是尊重东夷人的文化传统。
  我们知道,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若用暴力手段迫使一个新被 征服的民族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改变其千百年来已经形成的风俗习惯,则 是一种极不明智的举措。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势必会引起对方强烈的反抗。 只有尊重他们的礼俗,不加变动,才不致产生大的民族矛盾,不会引起大的 社会动乱。正如马基雅维里在《君王论》第三章《论混合式王国》中所说的 那样:“只要不去扰乱他们旧时的生活方式,??这些人在新统治者下面就 会静静地安居下去,正像他们在勃艮底、不列颠尼、噶斯康尼与诺曼底这些
  
很久以来合并于法兰西的地方所见到的情形一般。” 太公的这一政治智谋在我国古代的辽、元、明诸朝都有创造性的运用。
契丹崛起之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晚年征服了渤海国,辽太宗耶律德光又从 石敬瑭手里取得燕云 16 州,将其南境扩大到长城一带。这样,在辽朝辖境之 内,不仅民族众多,而且兼有以农耕为主的封建经济和以游牧为主的奴隶制 经济。为了适应这种状况,辽太宗制定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因俗而治,得其宜矣”的统治政策。所谓“国制”,就是依照阿保机时期 的契丹官制设立“北面官”,用以统治契丹和其它少数民族。所谓“汉制”, 就是仿照唐朝官制设立“南面官”,“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声”。南 面官,主要任用汉人,而杂以契丹人,但出任南面官的契丹人需芽汉服,也 称汉官(《辽史·百官志》)。南面官的设立对保持汉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发 展和稳定辽朝的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元世祖征服西藏(吐蕃)后,因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于是 大力推行“因其俗而柔其人”的统治政策。当时的藏族人民普遍信仰喇嘛教, 元朝统治者便决定以宗教的力量来统治西藏。忽必烈即帝位后,立即加封喇 嘛教萨迦法王八思巴为“国师”,“郡县土蕃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 师。”后来,元朝设立宣政院管理西藏和全国佛教事务,帝师总领宣政院事, “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元史·八思巴传》)。宣政院长官由 朝廷重臣担任,第二位则由帝师推荐僧人担任。西藏地区的各级官员,由宣 政院或帝师推荐,一般任用藏人,僧俗并用,军民通摄,实行政教合一的制 度。元朝对西藏地区这种“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政策和政教合一的制度,对 稳定西藏地区的统治,促进全国的统一有着重大的作用。
1364 年,湖广地区土家族元朝土官覃垕、夏克明、田重禄等归附于朱元
璋,并请求改置官司。朱元璋允之,设置慈利军民宣慰司,任罩垕、夏克明 为宣抚使,田重禄为同知宣抚司事,并采取“因其俗而治之”的措施(《明 太祖实录》卷十四)。所谓因俗而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尊重少数民 族的生活习惯,让他们留居原地,按照自己的传统方式进行生产和生活。二 是尽可能保留其原有的行政体制。朱元璋的这一措施符合少数民族的愿望, 受到了他们的普遍欢迎。这对于瓦解元朝的统治,争取边疆各族首领的归附 和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起了积极的作用。
上述三例,是太公“因其俗,简其礼”这一智谋在我国古代社会,治国
理民的典范,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若反其道而行之,教训则必然是残酷的。
《大金国志》卷五载:金朝初年,下令汉族人削发,禁穿汉服,违者杀头。 当时金国命官刘陶守代州,因一军人头发稍长,斩之于市。韩常守庆源,耿 守忠知解梁,见有人穿汉服围裙的,亦斩之。这种违背民情的高压举动,引 起了中原汉人的顽强抵抗。由此可见,因俗而治乃高明之举。
伐钟馨之具并歌舞之乐
  据《管子·霸形》载:宋国攻打杞国,狄人征伐邢国和卫国。齐桓公对 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并不出兵救援,反而光着身子,以帛缠胸装起病来, 并且振振有词地对管仲说:“寡人有千岁之食,而无百岁之寿,今有疾病, 姑乐乎!”管仲见桓公糊涂到这种地步,且又一时难以说服他,便心生一计, 欲擒先纵,说:“好吧!”于是下令悬起钟磐,摆出竽瑟,每天宰杀数十头 牛,歌舞宴饮,连续了几十天。群臣都来进谏,桓公又弹起了老调:“寡人 有千岁之食,而无百岁之寿,今有疾病,姑乐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国也,伐
  
邻国也,子无事焉!”后来,杞、邢、卫都被攻破了,桓公还盘桓在酒乐之 中,并志满意得地问管仲:“乐夫,仲父?”管仲回答道:“此臣之所谓哀, 非乐也。臣闻之,古者之言乐于钟磬之间者不如此。言脱于口,而令行乎天 下;游钟磐之间,而无四面兵革之忧。今君之事,言脱于口,令不得行于天 下;在钟磐之间,而有四面兵革之忧。此臣之所哀,非乐也。”桓公听后如 雷震耳,恍然大悟,于是接受了管钟巧妙的劝谏,伐钟磬之具(砍掉钟磬的 悬列),并(屏,免除)歌舞之乐(撤掉歌舞音乐),宫中为之虚空。后来 以缘陵封杞,以夷仪封邢,以楚丘封卫,定三君之居,取信于诸侯,为齐国 霸业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古人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一个人如果贪图吃喝玩乐,迷恋安逸的 生活,此人必将一事无成。一国之君如果沉湎声色犬马,便会祸国殃民,危 害更大。齐桓公毕竟从梦生醉死的生活中摆脱出来,然而历史上又有多少昏 君长梦不醒呢!试举几例:
  263 年,蜀汉终被魏国所灭,后主刘禅被俘后,软禁在魏都洛阳。有一 天,司马昭宴禅,为之作故蜀伎,旁人皆为之而感怆,独刘禅喜笑自如。司 马昭问刘禅:“颇思蜀否?”答曰:“此间乐,不思蜀!”刘禅乐不思蜀, 毫无亡国之忧,胸无复国之志,为千古所笑(《三国志·后主传》)。
南朝陈后主陈叔宝荒淫无度,他大修宫室,终日沉湎酒色。任用奸佞之
臣,589 年,都城被隋军攻破,陈叔宝只得带着贵妃们跳入枯井,终被抓获
(《陈书·袁宪传》)。 此类事例繁多,不胜枚举。
先谋后事者昌
  据《古今图书集成·兵略部》载:殷纣王无道,杀比于,囚箕子,微子 奔周。这时周武王问太公曰:“仁者贤者亡矣,商可伐乎?”太公对曰:“先 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夏条可结,冬冰可折,时难得而易失。”其中 “先谋后事者昌”这一看似平淡之语,却包含着无穷的哲理,闪射出夺目的 智慧火花。
生物进化史告诉我们,最古老的一些生物只具有极低级、极简单的趋利
避害似的刺激感应方式;既便像“狡兔三窟”、“狐假虎威”一类被人们视 为狡猾的动物,它们的行为也不是发自能动思维的指使,而是在物竞天择的 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自发本能。而人类高明于生物和一般动物的一个重要 方面就在于创造了语言,发生了思维,并在与自然的斗争和同类竞争中产生 了谋略。他们事前总是周密的思考、精心的策划、巧妙的安排一番,然后才 付诸实施。从而使他们的行为,由无意识导入有意识,由盲目进入自觉,其 结果自然是创造了成功的最大可能性。这就是古人讲的预则立、不预则毁的 道理。“先谋后事者昌”正是姜太公对这一道理的最早总结和表述,此智慧 运用于政治获得极大的成功,已为历史实践所证明。
  据史载,太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为周文王和周武王谋划的,他再度 出山,被周文王委以大任后,便辅佐文王和武王修德理政,抚民治军;联络 各地诸侯,讨伐殷商盟国;孟津观兵,牧野之战;兴周灭商,与天下更始, “太公之谋计居多”(《史记·齐太公世家》)。
  太公事业的继承、发扬、光大者管仲,被桓公弃一箭之私仇,委以相任 后,为桓公规划了这样一幅争霸诸侯的蓝图:“参其国伍其鄙”,以“定民 之居,成民之事”;“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慈于民,予无财;
  
宽政役,敬百姓,则国富而民安矣”;“作内政而寓军令”;“轻重罪而移 之于用兵”;“反其侵地,正其封界”,近交远攻;尊王攘夷以成霸业(《管 子·小匡》)。齐桓公的霸业果真是按管仲的谋划一步步实现的,真是深谋 远虑,智高一筹。难怪司马迁以赞美的笔调评价道:“管仲既用,任政于齐, 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史记·管晏列传》)。 堪与此相媲美的尚有诸葛亮的隆中对。当时布衣诸葛亮未出茅庐,便晓 天下大势。他以高屋建瓴之势,为落魄的刘备设计了这样一个谋图帝业、匡 扶汉室的方案:占据荆、益二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内修政理,联吴抗 曹,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待天下有变,时机成熟,便兵出二路,一路从荆州 出发,直捣宛、洛;一路从益州出发,经奔秦川,然后合围中原,“诚如是, 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诸葛亮传》)。后虽因关羽失荆州, 马谡失街亭等许多偶发事件破坏了隆中对策全面顺利的实施,然从天下三 分,六出祁山的历史事实看,诸葛亮不愧为旷世之才,隆中对策乃千古奇谋。 目前,我国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伴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的转轨,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在加大力度。而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先谋后事者昌”所蕴含的智谋至少在改革思路、改革程序步骤等方面会给
予我们很多有益的启迪。
齐威王视人才为宝
  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威王与魏王在郊野一块围猎。魏王问 齐威王道:“您一定也有宝贝吧?”齐威王回答道:“没有。”魏王不相信, 说:“象我们小小的魏国,尚且有经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而你 们齐国是拥有万辆战车的大国,怎么会没有宝贝呢?”威王说:“我所认为 的宝贝与您不同。我有臣叫檀子的,使他把守南城,楚国就不敢侵犯我国南 境,泗上十二诸侯都来朝报;我有臣叫盼子的,使他把守高唐,赵国就不敢 侵犯我国西境;我有臣叫黔夫的,使他把守徐州,燕国、赵国都畏见侵伐, 分别在北门、西门祭祷求福;我有臣叫种首的,使他缉捕盗贼,我国道不拾 遗,夜不闭户,社会稳定。可见,能够光照千里的,哪里仅仅是装有明珠的 十二辆车子呢!”魏王听后深感惭愧,怏怏不乐地离开了齐国。
每谈及国宝,庸俗的人们总认为是指金银珠玉等器物。其实不然,孟子
说:“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孟子·尽心下》)。相反,人才得失,关 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俗话说“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可见,贤能之 士才是国家的真正宝贵财富。齐威王不以明珠为宝,而以檀子、盼子等贤臣 为宝是很有见地的。
  无独有偶,《说苑·反质》中记载了一个与上述相类的故事:经侯去拜 访魏国太子,他身上左边带着装有玉石的宝剑,右边戴着饰玉环的佩中,左 边的宝光照右边,右边的宝光照左边。经侯坐了一会,魏太子不看这些,也 不问他。经侯问道:“魏国也有宝物吗?”魏太子说:“有。”经侯又问: “魏国的宝物什么样?”魏太子答道:“君主讲信用,当臣的忠诚,百姓爱 戴,这是魏国的宝物。”经侯说:“我所问的宝物,不是说的这些,我问的 是器具宝物。”魏太子说:“有。徒师沼大夫治理魏,集市上没有漫天要价 的;郄辛大夫治理阳地,道路上的遗物无人拾取;芒卯相国在朝廷上,四邻 国家的贤人都相继到魏国。这三位大夫,就是魏国的最大宝物。”经侯听后 默默无语,解掉左剑右佩,放在座位上,象犯了错误一样站起来,也不告辞, 快步走出,登车离开了。魏太子派人骑马拿着剑佩追赶上还给经侯,并让派
  
去的人告诉经侯说:“我没有好品德,不能把珠玉当作宝物守着它,这些东 西在寒冷时不能当衣服穿,在饥饿时不能当饭吃,请不要给我留下祸害。” 经侯回国后闭门不出,忧郁而死。
  能与齐威王和魏太子在视人才为宝方面相媲美的,还有唐初贤相房玄 龄。据《贞观政要·论任贤》载,隋末唐初,每当唐军打了胜仗,平定一地 后,大家都抢着要珍玩珠宝,惟有房玄龄先收揽人才,送至太宗幕府。遇到 一些谋士猛将,他便暗中与其交结,说服他们归顺太宗,让他们为太宗效力。 然而,历代的统治阶级,却往往重物而不重人,千方百计搜罗宝物,把 忠臣良将置于无用之地,甚至加以迫害,结果相继亡国,为天下所笑。比如 商纣王吧,他残害贤良,剖比干,囚箕子,逼得微子佯狂。牧野之战,商军 败绩,纣王却穿上宝玉之衣,登鹿台,赴火而死(参见《史记·殷本纪》)。 抛开其他姑且不论,仅就对国宝的认识观之,商纣王比经侯要愚蠢多了。因
为经侯最后通过反思而忏悔了,而纣王却至死不悟。 当然,不同的时代,人才的标准自然不尽相同。然而,人才是国家之宝,
恐怕是古今一理。
齐威王悬赏纳谏
  据《战国策·齐策一》载:齐相邹忌身材修长,形貌瑰丽,可谓齐国的 美男子。一天早晨,他穿戴整齐,自窥其镜。先问其妻,次问其妾,后问客 人:“我与城北的徐公比较,谁更漂亮些?”三人异口同辞,都说徐公不如 邹忌漂亮。此时的邹忌只闻徐公貌美却未见面,因此对三人的话未置可否。 有一天,邹忌终于亲眼看见了徐公。他反复打量比较,觉得徐公比自己 漂亮;继之又偷偷地照着镜子比较,愈加觉得徐公比自己漂亮多了。对此, 邹忌夜不成寐,反复思考,终于悟出了“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 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的道理。并由此而联想到齐威王, “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国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
因而得出“王之蔽甚”的结论。
  次日,邹忌上朝,便把夜间所思、所悟告诉了威王。威王听后,深感有 理,便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 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诏令颁布,言路大开。进谏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数月之后,进谏者
日渐减少。一年之后,由于齐国政治得到彻底改善,人们想进谏却无谏诤之 言了。
这则故事说明凡人所为,不能无过;有过不知,缘起障蔽。君主身居高
位,臣仆环绕,更容易“隔绝聪明,过而不闻其过,阙而不知其阙”(《明 太祖实录》卷一百),因此需要有献替之臣、忠谏之士来“拾遗补过”。然 而,在君主制政体下,要臣民真正做到知无不言,是很困难的。俗语说:“重 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么悬赏纳谏,就肯定会有人敢于直言了。
  齐威王悬赏纳谏的政治智谋在朱元璋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据《明 史·萧歧传附门克新传》载:朱元璋经常诏求直言,连各地学校教官来京, 也向他们询问民间疾苦。巩昌人门克新任泰州教谕,秩满回朝。朱元璋召问 经史之学及政治得失。门克新直言无隐,对答如流。朱元璋大喜,初授赞善, 继擢礼部尚书。与此相反的是,奇岚人吴从权、山阴人张桓或者埋头教学, 对民事所知不多;或者因有所顾忌,不敢坦言。当朱元璋召问民情时,皆答: “臣职在训士,民事无所与。”朱元璋听后大怒曰:“宋胡瑗为苏、湖教授,
  
其教兼经义治事。汉贾谊、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陈时务。唐马周不得亲见太 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朝堂,朕亲询问,俱无以对,志圣人之道者因如 是乎?”于是便将二人流放边地,并且榜谕天下,引为鉴戒。朱元璋这种进 谏者赏,止谏者罚的做法,使他能够更多地了解到国情和民意,对政治决策 大有裨益。
齐桓公五访小臣稷
  据刘向《新序·杂事》载,齐桓公拜访一个叫小臣稷的人,一天去了三 次都没见到他。齐桓公的随从人员说:“作为拥有万辆战车的国君,拜访一 个平头百姓,一天三次都没能见到,这也就可以停止了。”齐桓公说:“话 不能这样说,一个用傲慢的态度对待官职和俸禄的士人,当然看不起他的国 君;他的国君若用傲慢的态度对待王霸之业,自然也看不起士人。既使小臣 稷先生轻视官职俸禄,我怎能敢轻视王霸之业呢!”于是齐桓公五次拜访小 臣稷,终于见到了他。
  这则故事在赞美齐桓公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同时,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 理:我国古代有不少饱学之士,旷世奇才,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象沙士中的 黄金,瓦砾中的美玉一样,幽隐于民间。正如诸葛亮所言,“直木出于幽林, 直士出于乡下。故人君选举,必求隐处。或有怀室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 才卓绝,招见不求;或有招贤孝悌,乡里不举;或有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 达其道;或有忠质于君,朋党相谗”(《便宜十六策》)。译作白话为:直 木生长在僻静幽深的树林里,直士来源于平民百姓之中。所以君主选拔人才, 一定要到还不为人所知的下层去。幽居隐处的,或者是怀恋亲室,有乡土观 念,甘愿与一般人同处的;或者是有卓越才能,不愿应招出来做官的;或者 是愿意应招而又须赡养父母兄长,地方上不推荐的;或者是离群索居来表明 自己具有高尚志向,用合乎时宜的行动来实现自己崇高理想的;或者是愿意 尽忠国家,但被朋党毁诽排挤的等等。除了上述诸葛亮所举的种种情况外, 还有奉行“邦无道则隐”,以求“独善其身”的;还有名声很大而不愿显露 自己的。这些隐士,一般来说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处世方式,往往 给人造成恃才傲物的错觉。其实不然,若遇明君礼聘有加,他们定会欣然出 山,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比如诸葛亮吧!他原来是隆中的一个隐士, 自比管乐才,好为《梁父吟》,被称为“卧龙”。由于司马徽和徐庶的推荐, 刘备三顾茅庐,才走向仕途,结果辅佐刘备,联吴抗曹,天下三分;辅佐后 主刘禅,六出祁山,庶几统一中国。正如他上刘禅疏所说的:“臣本布衣, 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 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三 国志·诸葛亮列传》)。后人对此事评判道:“若非先主垂三顾,谁识茅庐 一卧龙”(唐·汪遵《南阳》)。古代社会,若多几位齐桓公、刘备这样的 君主,则会少一些“谁识英雄是白身”的感叹了。
齐桓公任用宁戚
  据《新序·杂事》载:卫人宁戚听说齐桓公尊贤重士,欲创霸业,于是 便想投靠之。可是他困顿不堪,无力到齐国去求见齐桓公,不得不装成一个 商人,租了一辆车子前往齐国,夜里便住在齐国国都临淄大城的城门外。恰 值齐桓公郊外迎客,从者如云,火把通明有似白昼,城门开启,商人的车辆 必须回避。这时,宁戚正在车下喂牛,望见齐桓公时,认为是天赐良机,于 是扳着牛角唱起了很忧伤的歌。齐桓公听到之后,拉着仆人的手说:“歌声
  
真奇怪,歌手一定是不平凡的人。”便命令后面的车子载他回朝。 齐桓公回朝后,随从请示对宁戚的安排。齐桓公说:“赏给他些衣服帽
子,我将要接见他。”宁戚拜见齐桓公,先劝之以统一国内,后劝之以统一 天下,深得齐桓公的赏识。桓公欲任用宁戚,群臣提出异议说:“这位客人 是卫国人,卫距齐只有五百里,路程不算远,不如派人去了解他的情况,如 果的确是贤人,再任用也不晚。”齐桓公说:“这样做不对。去了解他,恐 怕他有小毛病。因为有小毛病,就忘记别人的大优点,这就是一个国君丧失 天下贤士的原因。况且一个人本来就难以十全十美,应该灵活地利用他的长 处。”于是任用宁戚,授予卿职。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一个人都有缺点和优点,而在用人方 面,明智的做法是豁达大度,用其所长,不计小过。否则,便会因小失大, 徒失选贤的许多良机。比如韩范已经知道张、李二人是有用之才,他不敢用 这两个人,因为他没有桓公的大度和胆量。诸葛亮十分了解魏延的才能,但 又知道他依仗才能必不肯屈居他人之下,因此对魏延未免顾虑太多,宁可让 他有余才而不让他把全部能力都充分发挥出来。
  在用人不计小过方面,韩范、诸葛亮不仅无法与齐桓公相比,既便较之 曹操也大为逊色。曹操主张举贤勿拘品行。他说:“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 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 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 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 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 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 勿有所遗”(《举贤勿拘品行令》)。曹操在用人的指导思想上,不被世俗 传统的旧观念所束缚,不论门第高低,不拘个人小节,而重在治国用兵之才 能,这些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齐桓公还田取信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载:鲁庄公十三年,齐鲁在柯地举行会盟。其 间,鲁国勇士曹沫以匕首胁迫齐桓公归还侵占的鲁国土地,齐桓公无可奈何 地答应了。但盟会结束后,齐桓公很是后悔,欲背约。在管仲的劝谏下,桓 公按盟约的规定归还了侵鲁之地。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其它诸侯国都认为齐 桓公是一个很讲信用的人。齐桓公由此博得守信的美名,为开创霸业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守信用是做人的基本原则。至于国家大政
方针的拟定实施,则更应以信为本。据《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晋文公 围攻原城,命令筹备三天的粮食,如果打不开原城就撤军。三天过去了,有 人报告:“原将降矣。”军吏请示文公:“请待之。”晋文公说:“信,国 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晋文公命令按原 计划撤军,结果退出一舍之地,原城投降了。晋文公把信用看得高于一城一 地的得失,甚至不愿因得一原城而失信于天下,竟在本可取胜时,反决定撤 走,这正显示出政治家的广博胸襟和远见卓识。而原城军攻不克,撤军而降 的结果又显示了信用的力量。
  三国魏明帝时,由于“期信不敦”,民怨极大,王肃上疏说:“夫信之 于民,国家大宝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区区之晋国, 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三国志·王肃传》)。由此可见,
  
晋文公取信于民的思想和故事对后世影响是多么深远了。
齐桓公救患取仁
  据《管子·小匡》载:齐桓公忧诸侯之忧。鲁国发生了庆父之乱,两个 国君都被杀了,绝嗣。桓公知道后,马上派高子保全鲁国,使鲁人男女不乱, 牛马齐备。鲁人很是感激桓公的恩德,便带着宝玉来拜见桓公,并请求以鲁 国作为齐国的关内侯,即附庸国,桓公没有那样做。狄人攻伐邢国和卫国, 桓公修筑夷仪城封赐邢国,修筑楚丘城封赐卫国。因为卫国的牲畜已经散失, 因而桓公还送给卫国良马 300 匹。天下诸侯听说后,都称赞桓公是一个仁德 之君,愿意归服他,接受齐国的庇护。
  孔子说:“仁者爱人”。在孔子心目中,“仁”是人们道德修养的最高 境界。如果把这种仁爱精神推及到政治领域,便出现了仁政。仁政是与暴政 相对立的,暴政失民,仁政得民,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据《吕氏春秋·先己》载:夏后相率军与有扈氏战于甘泽,大败而归。 六卿请求再战,夏后相没有答应,他说:“不可。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 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改弦易辙,修身养性,睡觉不铺两层 席,吃饭不上两道菜,琴瑟不张,钟鼓不修,子女不饰,亲亲长长,尊贤使 能,一年后有扈氏自愿降服。夏后相以武力的手段,在战争中没有得到的东 西,却在加强仁政的过程中取得了,可见仁政具有很大的威力了,因而历史 上有许多统治者在政治出现危机的时候,往往主张厉行仁政。
例如,西汉末年,政治黑暗,宦官外戚轮流专权,致使整个社会严重地
动荡不安。汉元帝即位不久便颁布诏书,主张施行仁政。诏曰:“朕承先帝 之圣绪,获奉宗庙,战战兢兢。间者地数动而未静,惧于天地之戒,不知所 繇(由)。方田作时,朕忧蒸庶之失业,临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 存问香老鳏寡孤独困乏失职之民,延登贤俊,招显侧陋,因览风俗之化。相 守二千石诚能正躬劳力,宣明教化,以亲百姓,则六合之内和亲,庶几乎无 优矣。书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 书·元帝纪》)。审读元帝诏书可知为政不可忽略两点:第一,选贤任能, 以求国事安宁;第二,施政要恤民、亲民、教民、安民。简而言之,就是要 厉行君惠、臣贤、民安、国宁的仁德政治。
齐桓公割地全礼
  据《史记·齐大公世家》载:齐桓公二十三年,居住在北方的少数部族 山戎攻打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立即带兵出发讨伐山戎,旗开得胜, 齐军一鼓作气,把山戎驱逐到孤竹才回来。燕国得救了,燕庄公感激涕零, 欢送归国的齐桓公,不知不觉走出了燕国地盘,进入齐境。桓公说:“非天 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把燕庄公所到齐地割让给 了燕国,并命燕庄公修复召公德政,向周王室纳贡,如同成康盛世一般。诸 侯听到这一佳话后,都愿意服从齐国的指挥。
  在我国的古代社会,道家主张以“道”治国,法家主张以“法”制国, 儒家主张以“礼”治国。作为国君,作为政治家往往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 道、法、礼三者互补兼用。齐桓公在危难之际救燕于水火之中,不但不以功 自傲违礼,反而以牺牲本国利益作为代价来恪守礼道,从而在礼崩乐坏的春 秋时代为诸侯各国树立了榜样,可见礼在政治社会中的作用和价值。
  如众周知,礼的最基本的规定性是“分”,如君臣之分,父子之分,上 下之分,等级之分,财产与权力的等差之分,职业之分,衣食住行器用之分
  
等等。通过“分”使每个人各就各位,各奉其事,各尽其职。“分”的目的 就是要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维护君主的权威,因而古代社会的统治者们无 不把礼作为政治之法宝。
  春秋末期,姜齐衰败,陈氏兴起,民多归之。齐景公求救于晏婴,讨一 个疗救的方法。晏婴开出了这样一付济世的药方:“唯礼可以已之。在礼, 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谄,大夫不收公利。” 又说:“礼之可以为国者久矣,与天地并”(《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由此可知,晏婴认为在民将移,国将迁的形势下,只有修礼才可以保住君主 的地位不致动摇。以此反观齐桓公割地全礼的行动,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守国在德不在险
  《管子·牧民》中说:“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 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故祸不萌”。译作白话为: 单靠城郭沟渠,不一定能固守;仅有强大的武力和装备,不一定能御敌;地 大物博,群众不一定就拥护。只有有道德的君主,才能够防患于未然,避免 灾祸的发生。
  上引所论说明,国家的安危存亡不能仅靠广阔的土地,丰富的物产和强 大的军事力量,更不能单单地凭借坚固的城池,险峻的山川,而是系于有道 之君实行德政,关乎民心。凡是有作为的统治者和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无不 认同于这一见解。
据史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聪明睿智,他在位时,群臣征引《周易》设
险之义,采撷萧何壮丽之说,劝他高筑京都之墙,深挖护城之河,不料被他 严词拒绝。拓跋焘说:“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险。屈丐蒸土筑城,而朕灭之, 岂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须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为,萧何之对,非雅 言也”(《魏书·世祖纪》)。
“在德不在险”,语出魏武侯与吴起的问对。《资治通鉴》卷一》载: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 也!’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 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 放之。商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 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武 侯曰:‘善’。”
吴起的话无疑是对的。洞庭湖、彭蠡泽不可谓不阔;黄河、济水
  不可谓不深;泰华山(今华山)、伊阙山(又名阙塞山、龙门山。因两 山相对如阙门,伊水从中间流过,故名。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内)不可谓不峻; 羊肠(即羊肠坂,因坂道索曲如羊肠而得名)、孟门(古隘道名。在今河南 辉县西)不可调不险,然而都没有保住三苗、夏桀、商纣的政权不坠,其中 的奥妙在于上述统治者不行德政,失去了民心。
屈丐,即赫连勃勃,十六国时期夏的建立者。屈丐蒸土筑城的故事见于
《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匈奴族人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后,便令大臣叱干阿 利征调岭北夷夏之民十万人,在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造都城。阿利性格残 忍刻暴,让民工“蒸土筑城”。筑成后用铁锥刺土,如果刺进一寸,就杀掉 筑城的人。结果筑起一个“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 其坚可以砺刀斧”的大都城。但是,视民如草芥、骄奢残暴的大夏统治者, 并没能凭借坚城巩固自己的统治,反倒因此而加剧了阶级、民族矛盾,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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