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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谋略大全



前 言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封建帝 制,创立民主共和制度的卓越领袖,是与形形色色反动势力顽强斗争、不怕 挫折和失败的无畏战士,是中国 20 世纪初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人物。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92 年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行医于澳门、广州,早年即有志反清。1894 年北 上上书李鸿章,提出革新政治主张,被拒绝,遂赴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次年 在香港设机关,准备在广州起义未成。 1900 年派人至惠州(令广东惠阳) 三洲田发动起义,失败后继续在国外开展革命活动。1905 年在日本领导兴中 会联合华兴会和光复会组成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确定“驱除鞑虏,恢 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提出了三民主义学说; 创办《民报》,宣传革命,同当时中国改良派激烈论战。此后在国内外发展 革命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多次发动武装起义。1911 年(宣统三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12 月 29 日,被 17 省代表在南京推选 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3 年 1 月 1 日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宣布就职,月底组成临时参议院。2 月 13 日,因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妥协,被 迫辞去大总统职。3 月临时参议院通过孙中山主持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 法》。8 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被选为理事长。1913 年 3 月因袁世凯派人 刺杀宋教仁,即主张起兵过袁,但党内意见分歧,在袁出兵进攻时仓促应战, 旋即失败。1914 年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重举资产阶级革命旗帜,次年发 表《讨袁宣言》,1916 年又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1917 年段棋瑞解散国 会,他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誓师北 伐。1918 年因受桂系军阀和政学系的挟制,被迫去职,至上海,次年创办《建 设》杂志,发表《实业计划》,并将中华革命党改级为中国国民党。1920 年 回广东,次年就任非常大总统。1922 年因陈炯明叛变,退居上海。屡经失败, 陷入绝望境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了他 以新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党、列宁的帮助下,决心改组国民党。
1923 年他在驱走陈炯明后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1924 年 1 月在广州召开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宣言,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 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重新加以解释,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改组中国国 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同年 11 月, 他应邀北上讨论国是,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 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张作霖等作斗争。192 年 3 月 12 日在北京逝 世,遗嘱主张“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在哲学上,提出“知难行易”说,批判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保守思 想。遗著编为《中山全书》或《总理全集》多种。 1956 年为纪念其 90 诞 辰,出版了《孙中山选集》。
  孙中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医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伟人,他的光辉业绩 已为举世公认,他的画像永远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他的灵枢永远置放在建筑 宏大庄严的南京中山陵,供世世代代的人们去瞻仰,缅怀。今天,我们要探 讨的已不是孙中山曾经取得了多少成功,而是他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 功?
首先,孙中山一生部把自己交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的一句名言,

叫“天下为公”。这就使他的政治活动自始自终都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拥 戴。正如他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他开创的革 命,虽然千难万险,但却感召了整整一代人,亿万民众都自觉不自觉地按他 的思想方法去思维,按他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按他的表达方式去表达,甚至 按他喜欢的着装去着装(中山装),在 20 世纪初,他是中国第一个最具精神 感召力的领袖人物。
  在孙中山的故乡,常常见到不少相信风水舆论的人们,对产生孙中山的 原因作地理环境方面的解释,如什么“二龙戏珠”,什么“皇帝田”等等。 但是,孙中山绝对不是什么“神”,他从翠亨村童趋于时代巨人的最重要因 素是人文环境,是他所身处的一个急速变化的国际环境。孙中山的政治天赋 和非凡活动能力,造就了他的博大和高远。随着革命的逐步兴起,人们越来 越相信他传播的革命真理;孙中山的智慧不仅来源于书本,也来源于他的生 活经历。比如,孙中山晚年,把他的旧三民主义又重新解释为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这就是他从长期革命的挫折中吸取沉痛的教训,而 重新作出的正确选择。
  孙中山是位天才的外交家。他与外国建立的众多关系,大多不是正式的 外交关系,而是所谓的民间外交,有的甚至是纯粹的个人之间的交往,这就 使我们研究孙中山外交谋略更具有现实意义。他与美、英等国首脑的交往, 使他们支持中国的民主革命;他与外国记者交往,使他的国际形象迅速通过 英文报刊反映出来;他与外国商人、金融家交往,使他们不仅在经济上给予 中国革命巨大帮助,而且也在政治上给予声援和支持,??在改革开放的今 天,学习孙中山外交谋略,对我们解放思想,开拓国内外市场,引进更多外 资,都具有较大的启迪作用。
孙中山被中国人尊为“国父”,除了他的伟大功绩,还在于他的崇高的
品格,无私的奉献精神。在孙中山的“人生谋略”,“教育谋略”里,我们 不难看出,作为一代伟人的孙中山对自我要求是严格的。他一生检朴,无私 无畏,道德高尚,在个人生活方面与中国 20 世纪中后期伟人周恩来有相似之 处。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与世长辞。在弥留之际,他对守护身边的同 志说:“我此次放弃两广,直上北京,为谋和平统一。??实现三民主义和 五权宪法,建设新国家。兹为病累,不克痊愈。生死本不足念,惟数十年致 力国民革命,所抱定之主义,未能完全实现,不无遗撼。甚望诸同志努力奋 斗,??如是,我在九泉之下亦甚瞑目。”最后,孙中山艰难地,断断续续 地呼出“和平——奋斗——救中国”遂不能复言。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 己”!
  1925 年孙中山逝世,曾经使全国人民陷入极度悲伤之中,国民党通电全 体党员左臂缠黑纱 7 日,停止宴会 7 日,以示哀悼。北京几十万民众含泪自 发走上街头,为他灵枢送行。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这位伟人的尊敬和爱戴! 今天,一部《孙中山谋略大全》,将引导你向这位中国二十世纪初最伟
大的巨人靠近,再靠近?? “同志仍需努力!”让我们耳边永远响彻他的声音!
       编者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日
       
孙中山谋略大全

孙中山政治谋略(上篇)

必须唤起民众


  孙中山是从革命目的那儿寻找革命力量和革命途径的。孙中山认为资产 阶级革命目的是打倒皇帝,永远不再需要什么皇帝,革命胜利后,建立合众 政府,实现民主政治和共和政体。
  这一革命目的意味着对满洲贵族所享受的各种特权的伤害,必将遭到贵 族以及他们所掌握的国家机器的反对,所以革命必须流血。孙中山认为别的 国家要获得真立宪,都要以流血为代价;在封建专制极为严重的中国,要实 行革命就更无法避免要流血了。所以革命必须走武装革命的道路,这是孙中 山就采取何种革命途径的认识和确定。
  孙中山对以流血夺得革命的真胜利充满了信心,早在 1904 年,他于《中 国问题的真解决》中说:“中国现今正处于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 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 去。我们的任务确实是巨大的,但并不是无法实现。1900 年义和团起义时, 联军只需为数不足两万的军队,就能击溃满清的抵抗,进军北京并夺取北京 城;我们用两倍或三倍于这个数目的人,毫无疑义地也可以做到这一点,而 且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从我们的爱国分子中征募百倍千倍的更多的人。从最 近的经验中可清楚地看到,满清军队在任何战场上都不足与我们匹敌。”孙 中山在这一时期,就认识到了拯救中国完完全全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对中国 人民的伟大力量有了认识,从革命目的上寻找到了革命力量的所在。
特别是他在领导的早期起义、辛亥革命、护法战争、二次革命都不可避
免地失败,使他认识到革命不能搞“精英革命”,不能专靠少数“英雄豪杰” 包打天下,不能仅靠几个“勇敢分子”、恐怖分子暗杀几个统治阶级的头面 人物就够了。这种小打小闹小震动是成不了大气候的,是无法根本改变时事 局势的。
有了这种认识之后,孙中山提出革命的目的是为“平民”,革命的基本
力量也应该是平民的观点。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 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 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而要达到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 革命的目的,就必须唤起民众,而不是唤起少数英雄好汉。
孙中山力主国民党党员努力去做广大民众的宣传工作。他在《广州中国
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中说:“诸君把这个主义(三民主义)宣传到全国, 使全国人民都赞成,全国人民都欢迎,便是用这个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 理。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
  孙中山还强调对“民众”这一概念的理解。他认为“民众”即“国民”、 “大民”,指的是“全国人民”、整个中国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而不是少 数人。革命必须唤起民众,就要唤起这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民众。
  他认为只要能唤起民众,革命不怕不成功。他说:“本党党员有 30 万, 如果一个人能够宣传 10 个人,在一年之后便可以得 300 万人的同志,在 3 年之后便可以得 1500 万人的同志。??就是广东的人心有了一半来归化本 党;到了广东的人心有一半归化党,本党便可以实行以党治粤。再用 1500 万做基本,推广到各省去宣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不到三五年,便 可以传到四万万。到了四万万人都受过了本党的宣传,四万万人的心理便要 归化本党;到了四万万人的心理都归化本党,本党便可以实行以党治国。”
  
  孙中山把这种发动广大国民参加、具有全社会意义的广泛而深刻的革 命,称为“国民革命”。他甚至还把国民革命的执行机关——军政府的职责、 权利和义务与广大国民的职责、权利和义务联系起来,说明军政府根基在国 民,国民集中意志的体现在军政府,使得国民更好地认识国民革命的目的, 以便更自觉更积极地参加革命他在《军政府宣言》中说:“前代为英雄革命, 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 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自今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 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 国民革命在孙中山“必须唤起民众”这一策略指导下,得到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特别是在他“扶助农工”旗帜举起之后,革命之势日趋旺盛,为旧
民主主义革命取得部分胜利打下了基础。

以“排满”为跳板


  清朝末期,当孙中山走上政治舞台,开始探求和制订变革现实的政治方 案时,他发现民族问题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轴心之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 国采取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压迫手段,欲使中国一步步成 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民族问题上所存在的残酷严峻的现实,使得资产阶级初期革命活动必须 从“民族革命”着手。
  基于这种革命形势和革命目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提出了“排 满”的政治谋略。他认为只有以“排满”为旗号,组织一支革命大军,用革 命武力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中华民国政府。
  孙中山认为以“排满”为旗号,可以团结很大一批力量,共同完成推翻 满清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但又必须注意到“排满”的旗号之下,并非尽为 革命志士,而革命志士并不能把“排满”当成最终的政治目标,其最终目标 是废除专制,建立共和,所以,打起“排满”的旗号是一个策略性问题,对 于革命党而言,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目标。
  1905 年之后,“排满”的主张开始大得人心,成为当时之人心所向,国 内许多报刊纷纷刊载“排满”的文章,国外留学生中关于“排满”的舆论一 时鼎沸,“排满”这一话题一时之间被认为是历史潮流。
但必须认识到,各种运动之中难免有趟浑水之人,由于舆论和潮流,各
种人都被卷了进来,如果盲目乐观,难免最终不功亏一篑。孙中山清醒地认 识到,赞同革命的人,都主张“排满”,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主张“排 满”的人却不一定全都赞同革命,不清楚地认识到“排满”阵营中的力量成 份,是无法把握把“排满”当成革命的过渡性目标来完成的。
孙中山分析认为主张“排满”的人不外乎三类:其一,因官吏勒索敲榨
而无力谋生的人,这一类人数最多;其二,因为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 人;其三,具有崇高思想与高超见识的人。这三类人在“排满”的旗号下汇 集起来,一旦这一目标实现,难免要分化。这三类人中,只有第三类和第一 类的在革命实践中提高了思想认识的那部分人,才会把“排满”当成一个过 渡性的中间目标,当这一目标实现之后,他们将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在筹建同盟会的时候,有人提议把团体的名称定为“对满同盟会”,孙
中山就坚决指出,“排满”只是一个策略性问题,并否终极目标,而是一个 过渡性目标,“创建共和”才是更为远大的目标。
  他还说“排满”也必须弄清对策,不能乱排一气,满人中有害人的统治 者,是“排满”安排的对象;也有不害人的满洲人,却要团结、保护和帮助。 说到底,“排满”就是要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进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认为在执行“排满”这一策略时,必须有节有制。 必须反对和制止革命队伍中那些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的过火行为。 对于满族人有生活困难的,政府要帮助解决,使他们成为中华民国的伟大国 民。新政府应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不应当再搞什么汉族特权,而是对 国内各民族都一视同仁的公正政府。
  孙中山主张的以排满为过渡性目标的谋略,在当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 义,团结了很大一批革命力量,从这一谋略的提出开始,只花了二十几年的 时间,就推翻了满清王朝;
  
同时又为革命指出远大目标,为后来“共和”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为目的而不择手段


  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的先驱,在他 40 年的革命活动中,不管社会如何急 剧动荡,也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莫测,他总坚定地憧憬着建立“民主共和” 这美丽的未来前景,并且从未停止过为实现这一理想而艰苦奋斗。
  但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内忧外患接踵而 至。在这种险象环生的恶劣境遇中,单单把理想当成治疗一切社会弊病的良 药,只能使理想成为虚幻飘渺的空想,孙中山在对自己政治信仰有几分宗教 式的虔诚和狂热的同时,在革命的实际活动中,采用了一种灵活务实的策略。 甚至是为某种目的,他达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前,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清朝专 制皇权,辛亥革命后,主要对象是军阀,概括而言是坚决地反对封建专
制,建立民主共和。比如从辛亥革命前的排满,争取民主共和,到辛亥后的 反对军伐专制,维护共和以及实现真共和反对假共和等等,都反映了他的这 一思想轨迹。但是,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又采取灵活的策略,欲借敌方势 力为己所用。例如,尽管惠州起义前后他多次声明他的目的是建立共和国,
但 1900 年,为了使刘学询的经济为革命所用,他在致刘学询函中表示了对帝 制的容忍,函中就有一句“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的话,这曾使 许多人怀疑他是否已由治病救人的医生转变成了医世救国的革命志士。另一 事,孙中山为集中力量冲击满族皇权,曾试图与李鸿章联络,实行割据独立。 民国元年,孙中山为了早点使中国建成一个统一的共和国,把总统之位让与 袁世凯,后来,尽管他认识到了反对军阀是他的首要任务,认识到了南北军 阀乃一丘之貉,但为了达到实现真共和的目的,他不仅多次与南方军阀一起 反对北洋军阀,而且还与北洋军阀中的某些派系建立同盟关系,去反对另一 个对自己更具有直接威胁的派系。
作为民主共和这一伟大理想的政治鼓动家和革命实践者,孙中山在不同
的场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了变化无常的姿态,实际上是在一定前提下投 异己力量之所好,以争取实现自身的最终目的。例如他对刘学询允以皇冠作 为诱饵,是想让这条肥鱼上钩,感动其心,使之筹资百万,“以便即行设法 挽回大局,而再造中华也。”他这种举措,并没有离开共和革命的轨道,而 恰恰是为了在特定情况下,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
在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态度和举动上,也表现了他这一政治谋略。孙中山
发动革命,就是要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争取民族独立,把落后贫穷 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造成先进发达的国家。但他清楚,凭着中国资产阶 级的力量,革命要同时面对满清政权和帝国主义列强作尖锐斗争,只要有被 勒死于襁褓之中的份儿。不如迂回前进,先利用帝国主义列强实现民主共和, 使国家富强后再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
  1900 年,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对革命的支持,他允诺尽力平息台闽粤各地 的抗日活动;为了争取英国的援助,他在致港督卜力的信中提出以各国总领 事为顾问局员、关税增改须先与列强妥议、路矿船政及工商各业均宜分沾利 权;武昌起义后,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极端困难,特别是连军费都无法开支, 孙中山为了寻求贷款,曾试图以轮船招商局、江苏省铁路、汉治萍公司以及 长江和近海航行权作抵押,向日本借款,还与日本谈判委托日本建立中央银 行,给予发行纸币、免税、办理国库收支、内外国债、改造货币、管理印花
  
税等特权。 孙中山这一系列的举措,有把“利用异己手段不择手段”的策略发展到
了极限的嫌疑,特别是中日密约公诸于世之后,不但引起了国人的强烈反对 也使不同政见的立宪派有了搅混水的机会,就连中华革命党内部也产生了不 安与混乱。
  这正是因为孙中山本人对政治信仰的理想化程度远甚于一般人,而使得 其策略跨度也更大的缘故。在特定的时刻,没有外援,其革命事业完全可能 会功亏一篑,半肚子流产,策略的抉择和运用,往往决定着离胜利哪怕只有 一步之遥的革命成败。孙中山采取“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策略是可以理解 的。
  在孙中山整个反帝反封的政治斗争中,他的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理想, 与列强、军阀乃至封建地主是尖锐对立的,为了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击最主 要的敌人,采用灵活性的策略,借用对异己力量依赖、合作的方式,来利用 异己力量,是可行的。
  
革命要把握步骤和重点


  孙中山以带有几份宗教虔诚式的狂热和执着,坚信自由和平等是人的天 赋之权,中国只有在摧毁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赶走了帝国主义之后,才能 够实现民主共和。但是,他也看到了中国各种社会阶级矛盾的复杂尖锐,革 命力量和革命意识的薄弱,以及数千年封建专制的遗毒中国民之心极深等残 酷的现实。中国革命如果不能正确地确定其发展过程的步骤,以及每一步骤 的重点所在,本身力量就较薄弱的革命党人盲目行动或全面铺开行动,不能 完成不同发展阶段的首要任务的话,革命的胜算就会少去很多。
  正因为认识到这种重要性,从 1905 年到 1924 年间,孙中山一直在进行 着革命程序的摸索和论述。早在同盟会制定的《革命方略》之中,孙中山就 提出了革命“三序”论,别具匠心地把革命划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 治”、“宪法之治”3 个阶段。
  孙中山主要着眼于考虑中国有过几千年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历史,反民 主共和的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长期生活于封建专制压迫下的人们,民 主政治是陌生的,甚至是畏惧的,要扫除反动势力和习惯势力,建立民主共 和国,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孙中山把这过程作了一个设计:推翻清朝统治后, 首先经过一个革命专政的时期,扫除一切反革命势力,并进行各项民主改革 和建设;然后经过一个过渡性阶段,提高国民的政治积极性,培养国民管理 国家政权的能力,建立地方民主政治的基础;最后建成资产阶级共和国。
这一设计具体表现为 3 个时期的方案:
  第一时期为“军法之治”,即“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革 命军起义后,军队和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由军政府总管地方行政, 以次扫除积弊,如斩绝“政府之压制,官吏之贪婪,差役之勒索,刑罚之残 酷,税捐之横暴”等“政治之害”和禁止畜养奴婢、缠足、吸食鸦片、讲风 水等“风俗之害”,并办教育、修道路、设警察、讲卫生、兴土农工商实业 的利源。
概括而言,一方面扫除“政治之害”和“满洲势力”;另一方面为民国
奠定基础。孙中山认为完成这一目标需要 3 年的时间。 第二时期为“约法之治”,即“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
事之时代”。每一县治有成效,解除“军法”,公布“约法”。地方议会议
员和地方行政官员由当地人民选举产生,军政府、地方议会和人民,各循“约 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行事。以天下平定后 6 年为限。
  这一阶段为训政时期,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其主要标志 为产生人民选举的“地方议会”和“地方行政官”。
  第三时期为“宪法之治”,即“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 国事之时代”。军政府解除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公举议员以组 织国会,国家政事完全依照宪法。
  此时期被认为是宪政时期,只要地方自治完备之后,由国民选举代表组 织宪法委员会创宪法,国家政事完全依照宪法行事。孙中山认为宪法颁布之 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期。
  孙中山对革命程序即革命步骤的探索一直坚持到 1924 年,其间,他 1920 年制定《中国国民党总章》时,将革命程序划为“军政”和“宪政”两时期; 在《建国方略》和《中国革命史》等著述中,又把革命分为“破坏”、“过
  
渡”和“建设完成”3 个阶段;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最后论述革命程 序的问题时,又依然把革命划为“军政”、“训政”和“宪政”3 个时期。 他还试图从各省当时政治形势不平衡的情况出发,把各省作为“训政”和“宪 政”时期的实施单位,从小到大,最后达到全国实现“宪政”的目标。
  孙中山在试图划分革命程序的同时,非常强调革命程序对于中国革命的 重要性。他认为不经过军政时期,无法扫荡反革命势力;不经过训政时期, 无法使一般老百姓接受民主政治,很可能靠造成“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 的后果;至于宪政时期就更不用说了,本来就是革命的目标所在。
  孙中山这一“要把握革命的步骤和重点”的策略,正确地反映了民主革 命运动的一般过程规律,以及其对每一步骤重点的强调,指导了革命。
  
定都南京和南京就职


  早在孙中山回国之前,革命方面就与袁世凯达成了协议,让袁世凯当临 时总统以换取他承认共和。尽管孙中山回国后一再坚持,“革命之目的不达, 无和议之可言”,可革命派由于本身的弱点和财政、外交等方面的困难,怯 于袁世凯所采取的武力与谈判相结合的反革命两手的进攻,不敢把革命战争 进行到底,宁愿通过和谈来取得“共和”制度。南京临时政府就是在这种可 悲的议和谈判开始之后产生的,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一开始,就注定了他 的“过客”身份,他无法改变这种妥协的现状,只能沿着已经达成的协议一 步步规矩地走。
  谈判过程中,就如何结束南北两个政权对立的情况时,袁世凯露骨地表 示要求清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同时解散,由他采用共和形式来另立一个新的 统一政府。临时政府无法接受这一点,孙中山以其敏锐的政治目光意识到, “袁化之意,实欲使北京政府、民国政府并行解散,俾得以一人而独揽大权”, 恢复独裁专制统治。
  2 月 12 日,清帝退位,第二天孙中山辞职。15 日参议院选举了袁世凯为 临时总统。袁世凯在清帝退位诏中加入了“即由袁世凯认全权组织共和政府” 一句。清帝退位的第二天,袁世凯就立即组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使中 央政权的职能。
袁世凯这一系列举措引起了孙中山的高度敏感。他向袁世凯致电抗议,
说“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并开始策划如何牵制和消弱袁世凯的 势力,保卫真正的共和。
当时的中国,从 2 月 13 日孙中山辞职至 4 月 1 日孙中山正式解职前,并
存着南北两个临时政府和南北两个临时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是民国合法的政 府,却无权管辖北方一带;北京临时政府对民国来说是不合法的,但作为一 个政权存在又是事实,并有着取缔和统一南京临时政府的趋势。
尽管孙中山此时于南京临时政府之中已心不由已、力不从心,他还是想
利用南京临时政府和南方革命力量暂时存在的现状,利用这一角还能与袁世 凯分庭抗礼的政治舞台,与袁世凯作临时政府时期的最后一战。
他在辞职时,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临时约法》3
项条件。力图使袁世凯远离中外反革命统治中国的巢穴——北京,来到革命 力量相对雄厚得多的南京。他试图以这“调虎离山”的政治谋略来牵制和消 弱袁世凯的反动势力,在革命势力的影响和制约下,维护共和。孙中山坚持 这一点是对袁世凯是否真的拥护共和的考验,并宣称袁不南下,他就不解职。 孙中山这一“调虎离山”的政治谋略,最终由于革命派的妥协和不团结,
以及帝国主义的干涉,没有成功,没能达到钳制袁世凯的目的。 当南京临时政府派遣迎袁走使北上时,袁世凯一手制造了北京兵变,准
备以武力的方式来证明袁世凯不能南下。南京临时政府的首脑们得到兵变的 消息后,召开了一昼夜的紧急会议。孙中山试图挽救民国危急,说服革命党 人出兵平叛,并由黄兴等将领发表率兵北上的通电。就在这一关键而紧张的 时刻,帝国主义又一次支持了袁世凯,外交团派军队在北京示威,日英俄德 美等国分别从各地向北京增调军队,制造紧张局势。帝国主义一出兵,软弱 的革命派就面临着分裂的危险了。立宪派、旧官僚、民社、章炳麟等人都竭 力反对定都南京;革命方面的都督朱瑞、孙毓筠、李烈钧、蒋尊簋、蔡锷等

以及同盟会的喉舌《民立报》都主张迁都北京;只有粤闽少数都督、部分民 党报纸和海外华侨微弱地坚持奠都南京。孙中山回天无力,只得迁就。3 月 6 日,参议院通过了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议案;4 月 2 日,又议决了临时 政府迁都北京的议案。
  “必须遵守《临时约法》”是孙中山提出的另外一个条件,却首先在南 方引起了场反对的风波,湖北临时议会在民社的策动下,说各省都督的“差 官”(指临时议员)无权制定根本法,不予承认。湖北反约法通电,很快得 到了多数省份议会的响应。立宪派和章炳鳞叫嚣得更是凶狂了。见缝插针的 袁世凯马上就利用了这一风波,他一面宣称办事必须以约法为根据,一面又 说法制本可随时改良,到时提议修改。就这样,《临时约法》沦为了一纸空 文。4 月 1 日,孙中山正式解职,南京临时政府夭折说明辛亥革命的失败。 “调虎离山”政治谋略的正确性,是孙中山政治斗争的战术中闪光的一
点,其失败是历史的趋势。

北伐配合议和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为筹措起义经费而奔走。 他从报上看到了“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如当时往太平洋回国,20 多 天就可以到上海。但他认为应该“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 国。”他的努力有了一定的成效,英国政府答应不再借款给清政府以作为镇 压革命的经费。
  1911 年 12 月 25 日,当孙中山取道法国来到上海时,已是武昌起义后两 个半月了。尽管他发表宣言说:“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他 一下船就反对和议,表明自己一定要为推翻清王朝和帝制、建立共和国的目 标而奋斗。可由于袁世凯仗着帝国主义集团的支持,对革命采取了武力与和 谈的反革命两手策略,革命党怯于自己本身的弱小和财政、外交等方面的困 难,对革命毫无信心,无法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幻想通过和谈取得“共和”。 早在孙中山回国之前,由唐绍仪和伍廷芳为南北全权代表的和议已在上海开 始时,革命方面已与袁世凯达成了改临时总统之职换取袁世凯承认共和的初 步协议。
  孙中山回国之时,等待他的是一副无法改变的现状,一副连黄兴都日渐 右倾,幻想愿以拥袁为总统,换成他赞成共和的妥协现状。这一现状迫使孙 中山不得不声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迫使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只 能按照已经达成的和平协议去走,说自己只是“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 催促袁世凯“早定大计。”
可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本质有所认识。早在武昌起义之后,正在欧洲的孙
中山就在一次演说中说过“袁世凯之君主立宪办法,决不为人民所允许。” 回国后,对袁世凯养兵自重,玩弄和谈,认遂已欲的行径也有所觉察。他在
《致伍廷芳及各报馆电》中指出:“袁意不独去满政府,并须同时取消民国
政府,自在北京另行组织临时政府。则此种临时政府将为君主立宪政府乎? 仰民主政府乎?人谁知之?”
基于和谈之势不可逆转,而袁世凯又不可信任,孙中山认为必须把握和
谈的主动权,要把握主动权就必须“笑脸”与“拳头”相结合。他提出了“以 北伐配合议和”的策略,以北伐为议和的后盾,以革命的两手对付袁世凯反 革命的两手。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孙中山强调:“临时政府之职务,首在军事上
之进行。”“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在主张议和的同时,积极整 兵北伐。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袁世凯怀疑南方会让出政权的诚意,便玩 开了手段。他立即撤销议和代表,并指使北洋将领联名通电主张君主立宪, 反对共和,以宣言要誓死抵抗,以武力相威胁,企图迫使革命方面彻底妥协。 孙中山针锋相对,主张“宁可开战,不可让步”,致电广东等省迅速组 织力量出兵北伐,并拨出二十万元巨款,交予北方党人代表胡鄂公等,让他
们立即发动北方的革命,以背后打击敌人。 北洋军阀的咄咄逼人,使前线趋于紧张,而一时高涨的备战与北伐的声
势,鼓励了革命党人,临时政府接受了孙中山的主张。1 月 11 日,孙中山宣 布自己指挥三军,任黄兴为北伐陆军总参谋长,在总统府内设立总兵站,并 具体拟定了一个六路北伐的作战计划:以鄂、湘为第一军,自京汉铁道进;

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进,与第一军会于开封、郑州之间;淮阳为第三军, 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进,会于滦州、秦皇岛;合关外之兵为第五军,山、 陕为第六军,向北京进。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之目的后,与第五、六 军直指敌。
  1 月 13 日,民军在津浦路北伐首战告捷,败清军于固镇、宿州等地,战 略重镇徐州不战而胜,皖军、豫军、奋勇军亦分别在安徽、河南和湖北战场 上取得了胜利。
  北伐的枪声,使得和谈陷入了僵局。孙中山并不畏惧,作了和议不成就 用武力北伐推翻清王朝的思想准备。1 月下旬,孙中山电令黎远洪说:“和 议难恃,我军战斗准备,刻不容忽。”同时致电陈炯明并广东省会及铁路公 司,提出借广东铁路“以为抵挡”,筹款北伐,并指法广西部督陆荣廷:“北 伐之军,要选精锐”。还表示:“和议一破,本总统当亲督江皖之师,共破 虏巢”。
  北伐战争的初期胜利驳倒了北洋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却招来对袁世凯表 示欣慰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英、日、美、德等国军舰在长江上游戈示威, 阻挡民军在秦皇岛登陆,驱逐占领山东即墨的民军,公使团宣布不准在京奉 路洞线两侧十里内战斗,日俄军队增兵东北、内蒙,外国报纸极力宣传列强 要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而立宪派乘机从革命内部动摇北伐,说帝国 主义干涉,将使中国瓜分亡国。这样,大多数革命党人低头了;再加上革命 军本身缺乏饷械,缺乏训练和统一的指挥,北伐战争中途而止了。
尽管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孙中山“以北伐配合议和,以保存革命成果”
的谋略未能最后胜利,但其前期的胜利已足够说明他这谋略的正确性。

握紧拳头好说话


  枪杆子里出政权,孙中山对这一点的认识显然是很不成熟的,但相对于 当时的革命党人而言,他要超出很远。
  由于革命军本身力量的虚弱,列强的干涉和革命党人内部的妥协,孙中 山力图以北伐推翻清王朝的思想无法得以实现,南北议和,以求实现民国统 一,孙中山让总统之位给袁世凯。
  孙中山迫于各种原因,放弃了总统之职,但他对袁世凯素来有戒备之心。 深深明白袁世凯玩弄和谈的最终目的,他很大程度上预测袁世凯一旦把握政 权之后,一定会背叛革命。为此,他主张南北议和,统一民国,以避免列强 瓜分中国的同时,要力保革命的实力,以防备袁世凯的变卦。南北和议如果 只是一出骗剧的话,真相大白时,掌握了实力就掌握了发言权。
  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前,接受了唐绍仪的建议。用政治手法来 对付袁世凯,试图努力争取在南北统一后任命黄兴为陆军总长,如果北方袁 世凯方面不接受的话,就退一步,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掌握南方军事,保 全南方的武装力量,以防万一情况有变时,革命党方面仍拥有实力;调新成 立之第三军军长王芝祥为直隶都督,掌握部分军事实力,直接威慑袁世凯之 老巢——北京;任命柏大蔚为山东都督,掌握部分军事实力,以期不测之时, 能与北京、南京的革命武装力量相呼应。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孙中山一再劝 说黄兴继续担任陆军总长,黄兴拒绝了。清帝未宣布退位之前,汪精卫等也 多次私下约定由黄兴掌握陆军,黄兴拒之甚坚,说:“奈何仍以是污我。” 黄兴这一立场恰恰给予了袁世凯可乘之机,袁不原意军队掌握在革命党 人手中,力主让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对此,南方将领深为不满,集会于南京, 宣称:如果段祺瑞担任陆军总长的话,大家都不予承认。但由于黄兴等消极
态度,使得革命党人最终把全国军队的指挥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
  孙中山只好退一步考虑,促使南京留守府的成立,希望以南京为大本营, 保存革命实力。但黄兴对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思想消沉, 在应该任留守府留守时宣称:“因南方军队尚待整理,故暂任此职。”他这 一态度和立场使他无法完成以南京瞩守府来保存革命实力这一计划,他消极 就职,宣称“俟办理就绪,即当归田”。
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最高代表,但他被革命党人普遍认为“倾于
理想”,而受到了孤立,他的战略战术都无法得到贯彻执行,正如孙中山在 致邓泽如的信中所说:“南京政府之际,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 由弟之主张,??当时同志咸责备弟,且大为反对。”
  正因为如此,革命党人在兵权上一步步地退让了:陆军总长让给了段祺 瑞;直隶都督被袁世凯借口北方军人反对,改为袁的心腹,王芝祥却被任命 为南方军宣慰使,协助黄兴解散南京革命党人所掌握的军队;南京留守府仅 存两个月,黄兴就主动要求裁减号称 30 万的赣军、浙军和粤军;武昌起义后 组建的八师二旅,也只剩下一师一旅,四川、湖南、广东、安徽、江西等省 的军队也大批裁减了。
  在南方大肆裁军的同时,袁世凯大力加强北洋军的建设,使其实力迅速 发展。军事实力对比悬殊之后,袁世凯举起了屠杀革命的屠刀,1918 年 3 月
20 日,国民党重要领袖人物宋教仁遭到暗杀。 宋案发生后,国内革命党人电促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回国商议对策。

孙中山仍然坚持“要握紧拳头来说话”的谋略,他明确指出,事已到此,只 有起兵,而且应把握时机从速起兵,以武力解决。由此举起了“二次革命” 的大旗,继续资产阶级革命。
  孙中山这一要掌握军事实力的谋略,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本身不可避 免的局限,而未能得以实现,血的教训证明了他这一谋略的正确性。
  
以武力济法律之穷


  袁世凯的谋士杨度在其《君宪救国论》、《君宪纪实》之中,有一段惊 世之言:“乱世以兵为先,无论何种德望、学识,一至彼时,均不足为资格, 惟有兵权乃为资格。”这段话可以说是阐述尽了兵权对于政治之重要性。
  武昌起义后,主持当时中国政治风云可以说是两个人:南孙中山和北袁 世凯。他们俩人的斗智斗力,谁输谁赢,决定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袁世凯靠搞武装起家的,十分了解兵权的重要性。不管什么时候,总是 想方设法地扩展自己的实力,而削弱敌对方面的力量。孙中山在这次较量中, 破此先手,把自己手中 40 万军队和七、八个省的地位让得干干净净。
  孙中山之所以会把拳头交给别人,主要是被自己的幻梦和袁世凯的手腕 所迷惑。他十分天真地认为,南北统一之后,革命军队为民主革命开辟道路 和防止封建复辟的职能已经消失,他说革命军队已完成了民族、民权主义的 革命,今后的任务主要是实行民生主义,兴办实业,不必要用武力,孙中山 还被袁世凯所玩的手段所迷惑,使得他认为袁世凯已真心真意地参加革命, 袁世凯宣誓效忠共和,就会像欧美资产阶级国家的总统一样,受共和国家法 律的约束,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孙中山有一整套“以法治国”的政治思想,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却
无法认识到袁世凯一但掌握政权、兵权之后,就会破坏共和、破坏民国,建 议独裁专政的统治。这是当时整个革命党主要领导人软弱和幻想的共同点, 孙中山曾有过要保住陆军总长之职、建立南京留守府以保存革命军实力的想 法,然而却由于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中有名无权的原因,未能付诸实现。 黄兴、宋教仁等人均认为有了《临时约法》就能约束住袁世凯。
当袁世凯在裁减革命军和加强北洋军,改变了南北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
后,于 1918 年 3 月 20 日,有恃无恐地暗杀了国民党重要领袖人物宋教仁, 举起屠杀革命的屠刀时,革命党方面举手无措,眼看就要遭受灭顶之灾。
此时,还有极大一部分革命党人仍沉缅于资产阶级的法律光环之中,主
张用法律解决问题,黄兴等就力主“只好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要求赵秉 钧到案受审。
孙中山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仔细地分析了宋教仁遇刺的前因后果。孙中
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致力于实业救国,兴办铁路。主持国民党实际工作 的宋教仁则领导国民党积极进行竟选活动,指望通过议会选举,进行组阁, 然后把握全国政权。宋教仁被杀,是袁世凯“要拨专制之死灰,页负民国之 付托”。不容置疑,袁世凯是要建立独裁专制统治。
斗争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斗争呢? 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到依靠议会的约法,是无法根本制止袁世凯破坏民
主,建立专制的。必须以武力济法律之穷。他指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 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有决者,只有武力。”他说“国会乃口 舌之争,法律无抵抗之力,各省都督又多所袁氏鼻息,莫改坚持,均不足能 予智之雄,拥兵自卫之坚心家,欲求解决之方,惟有诉诸武力而已。”
  因为认识到法律和国会的无能,孙中山号召:“事已至此,只有起兵”, “除从速起兵以武力解决以外实无其他办法。”他全面布置起兵讨袁的准备 工作,一面派人赴各省联络军人,一面派陈其美、戴天仇去与黄兴辩论,企 图说服黄兴。
  
  在积极发动武力的同时,孙中山也注意到了以法律为手段,揭露袁世凯, 孤立袁世凯。他建立将 4 月 12 日的国会延期,以便弄清宋案结果,掌握充分 材料,对袁进行诘责。还注意到阻止帝国主义向袁贷款,以使其财源枯绝。 在孙中山的领导号召下,谭人风、李烈钧等追随而至,主张“以至仁伐 不仁”,黄兴也清醒,转而支持起兵讨袁。1913 年 7 月 13 日,李烈钧在湖 口宣布起义,黄兴在南京起兵,陈其美宣告上海独立,柏文尉在安庆再举义 旗,粤、闽、皖三省也燃起了烽火,8 月 4 日,熊克武在重庆宣布独立。就 这样,在孙中山“以武力济法律之穷”的政治谋略领导下,革命党走上了武 装保卫民国的道路,发动了二次革命。孙中山在艰苦的政治斗争中,逐步认 识到有美丽光环的资产阶级法律不是斗争的根本,形成了以武力济法律之穷 的谋略,是他政治生活日渐丰富积累的结果,在当时是极具开创意义和实践
意义的。

要摆脱两种“人为力”的束缚


  “要摆脱两种‘人为力’”,是孙中山在中华民族受着帝国主义政治力 和经济力的压迫,而面临着危亡局面的情况下,提出解放民族、推动民族发 展的政治谋略。
  孙中山在民族问题上的主张,在当时是具有崭新的内容形式和战斗意义 的,明确地提出了民族主义和民族革命的口号。
  孙中山认为民族是人类由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等 5 种天 然力长期发展形成的稳定共同体,并不同于同武力造成的国家。
  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发展,必须注意到两种力量:一是“天然力”,一是 “人为力”。
  “天然力”主要是指人口问题,他认为自古以来,民族之所以兴亡,是 由于人口增减的原因很多,此为天然淘汰。他认为外国的人口在急剧增加, 对于中华民族有着极大的威胁。他说:“近百年之内,在美国增加 10 倍,英 国增力 03 倍,日本也是 3 倍,俄国是 4 倍,德国是两情半,法国是四分之 一。??用各国人口的增加数和中国的人口来比较,我觉得毛骨耸然,譬如 美国人口百年前不过 900 万,现在便有 1 万万多,再过 100 年,仍然照旧增 加,当有 10 万万多。”“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 他们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是失 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孙中山认 识到人口与民族兴亡的关系是正确的,在当时的经济卫生条件下,当然无法 预计到中国人口会有如此大的发展。
在民族发展动力的问题上,孙中山主要强调的是“人为力”。他说“人
为力”中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关系于民 族兴亡,比较天然力还要大”。这两种力都指的是民族压迫和民族矛盾。
政治力压迫指的是上百年来,帝国主义先后通过战争,强迫中国订条约,
割领土,丧主权,使中国沦为殖民社会。如 1840 年的英国鸦片战争,1894 年的中日战争,1900 年的八国联军战争。通过这些战争,帝国主义不但占领 了中国周围的保护国,还割去了中国很大一部分领土;并强迫订立不平等条 约,取得了在中国的驻军权,领事裁判权。
经济力压迫,是指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控制中国重要的通商口岸,
控制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中国的交通事业,使中国成为他们倾销商 品的市场;控制中国的税收;在中国设立外国银行,垄断储蓄,发行纸币, 垄断中国的金融和财政;经营轻重工业,掠夺中国的原材料和廉价的劳动力; 设立邮局控制汇总业务;索取巨额赔款等等,平均每年要从中国掠走财富 12 亿元。
  孙中山认为,政治力和经济力这两种“人为力”的压迫和剥削,使得中 华民族面临危亡的局面,民族要发展,必须摆脱这两种“人为力”的束缚。 孙中山这一谋略实际上反映了他打倒帝国主义来完成民族独立和发展民 族的思想,在当是是极具实际意义的,是一面领导中国人民起来反抗的旗帜。
  
联合一切衩压迫民族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一切被压迫民 族求解放的斗争,不管他们在主观上的认识怎么样,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运动的一部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佼佼者的孙中山,难能可贵地认识到了 我国和其他被压迫民族(有时他称为“受屈民族”)的求解放斗争,是世界 革命潮流这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无比伟大地倡导,一个个具体的 国家所受的帝国主义之压迫,以及各个国家对这种压迫所做的反抗、斗争, 都是紧密联合在一起的,各个被压迫民族应该联合起来。
  孙中山发现欧洲文化虽然是科学的文化,但他重功利、重武力,是霸道 之文化,必然压迫亚洲社会使之不能进步,也就是说使亚洲民族不能独立和 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以上耳其为先导,波斯、阿富汗、印度和马来 西亚以及中国,相继起而抵抗欧洲强权,其中以四万万之中国为竞争最烈者。 但是亚洲“受屈部分之人类”的反抗重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是帝国主 义拥有发达的经济、先进科技和军事;受屈之民族政治、经济和科技均落后, 甚至还有一个反动腐配的国内政权充当帝国主义列强的鹰犬。各民族的反抗 和斗争都无法在短期内取得根本性的胜利。各民族应如何来谋求革命的出 路?
孙中山认识到世界范围“民族自由之大战”的历史必然性,认为只有被
压迫之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奋头,才有最终战胜帝国主义列强的希望。 孙中山认为特别是亚洲人民应团结起来,以便加强实力,共同抵抗来自
西方列强的侵略,如他所说:“中国和安南、缅甸、印度、波斯、阿富汗都
联合起来,因为这些国家,向来都不是统一的。此刻要亚洲富强,可以抵制 欧洲,要联成一个大邦,那才可以说得通。”
在“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策略中,孙中山着重强调了四万万之中
华民族的地位和作用。他在《三民主义》的演讲中说:“中国如果强盛起来, 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 担负这个责任,那末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中国对于 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 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 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 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 民都立定了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若是不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 族便没有希望。我们今日在没有发达之先,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 强盛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 也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
  孙中山不只是把远东各国的问题放在一起来考虑,还身体力行地帮助亚 洲各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他是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逻和菲律宾青年 学生的热心赞助者;他帮助过菲律宾反美战士购运军火器械,还准备带领中 国革命志士前赴菲律宾协同作战;他还热心支援过越南的反帝爱国民族解放 斗争。
  孙中山认为被联合的对象并不只是限于恶劣周边国家,还包括非洲甚至 欧洲一切被压迫民族。他认为欧洲也有被压迫民族,才应该团结起来,只有 把所有被压迫民族全部团结,才能有充足的力量来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
  
略。
  孙中山认为苏联在欧洲也是被压迫之民族,也应该团结起来。他的“联 俄”政策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在《致苏联遗书》中更为急切地体现 了孙中山欲联俄以谋求中国民族革命胜利的心情。他在《遗书》中说:帝国 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 制度中谋解放。”“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 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俣作共力。”
  孙中山这种联合和支援被压迫民族斗争的思想,在晚年发展得更为成熟 了。他在最后的《遗嘱》中仍不忘这一策略,他说:“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 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他所说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就是指全世界受 帝国主义侵略的被压迫民族。
  孙中山这一政治谋咯当时在国内外均具有极大的影响,对世界反帝求解 放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卓越的贡献。
  
要王道,不要霸道


  19 世纪中叶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殖民侵略的触角伸向东亚地区, 先后敲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国门”。所以,亚洲国家基于唇齿相依的道理, 应团结起来,共同对抗西方列强的各种侵略。在日本一些忧于时事国运的士 大夫中间,产生了大亚洲主义。
  大亚洲主义,又称亚洲主义、大亚细亚主义或泛亚细亚主义。其内涵简 而言之,就是亚洲国家(主要指东亚地区的几个国家),地理位置互相邻依, 文化相通,历史上又有互相交往的悠久传统,一旦受到外敌侵犯,应该互相 联合一致,共御外敌。
  大亚洲主义刚产生时确定秉着善良的目标,日本资产阶级倡导由日本一 国延及亚洲各国,提出了亚洲、非洲备被侵略国家联合组织一个“万国共议 政府”,以确保各民族享有独立和平等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大亚洲主义” 是具有进步性和积极意义的,因此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资产阶 级革命派的响应。
  但是 19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后,情况开始变化。1889 年 2 月,明治政府 公布了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而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天皇集权 制。1894 年,日本军国主义又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此后,日 本由受欧美列强侵略和压迫的国家转变为侵略、压迫别国的帝国主义国家, 成为了欧美列强的东亚地区进行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掠压的对手和伙伴。 政治形势和国际地位的改变促使了亚洲联合思想的分化。
左派亚洲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自由民权派的思想,主张亚洲各国
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帮助,实行合作,驱逐欧美侵略势力,在亚洲普遍建 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右派亚洲主义者则主张以日本为盟主将亚洲国家联 合起来,在东方建立一个以日本为宗主国的大殖民帝国。孙中山觉察这两派 思想上的明显差别,特别是对在日本当道的右派亚洲主义者有了新的认识。
20 世纪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所干的一切勾心让孙中山触目惊心。1914
年一战爆发,日本认为是“发展国运”的“大佑”良机,出兵强占山东胶州 湾;接着又利用袁世凯签订了全面攫取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权益的“二十 一条”。寺内正毅上台后,又通过西原龟三向段棋瑞政府提供巨额贷款,帮 助北洋军阀镇压中国革命。日本的这一系列举动使孙中山对日本右派亚洲主 义者的主张有了很大的差异,并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大亚洲主义理论。
1920 年,美国部分州为排斥日本人,制定了《外国人土地法》,1924
年,美国参、众两院又通过了排日移民案,掀起了一场遍及全美的排日风潮。 日本政界及文化界一部分又乘机提起了大亚洲主义,欲唤起内外舆论,以进 行黄白人种的战争。
  恰恰此时,孙中山应冯玉祥等的要求,北上与冯玉祥、段棋瑞、张作霖 等“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取道日本前往北京。1924 年 11 月 28 日,孙中 山应神户高业会议所、《大贩每日闻》社等五团体的邀请在兵库县立女子高 等学校礼堂发表演讲,题目也特指为极为敏感的《大亚洲主义》。
  孙中山面对着中日两国的听众,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大亚洲主义理论, 并乘机提醒劝戒日益军国主义化和侵略化的日本要行王道,不要行霸道。
其演讲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亚洲是人类最古文明的发祥地,曾经繁盛一时,但近几个世纪来,

各民族日渐衰弱和委靡,受到西方国家的侵略。日本最先举行变革,在 30 年前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建成亚洲最早独立的国家,这是亚洲复兴的起点。
1905 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是亚洲人对欧洲人的胜利,给了亚洲各国各 民族信心和希望。此后,埃及、波斯、土耳其、阿富汗、阿拉伯、印度都兴 起了独立运动,并呈“联络”之势。
  其二,欧洲文化与东方文化有着极大的区别。欧洲文化虽是科学的文化, 但它重功利,重武力,是霸道的文化;东方文化以仁义道德为本,不压迫人, 重感化人,是王道的文化。与霸道的文化相比,王道的文化更有益于正义和 人道,更有益于民族和国家,是真正的文化所以,实现大亚洲主义必须以王 道文化为基础,兼修欧洲的科学技术以自卫。苏维埃俄国就是这一模式的典
型。
  其三,必须明白大亚洲主义的目的,在于对抗欧美的强盛民族,为亚洲 受痛苦的民族打不平。欧洲也有被压迫民族,亚洲也会出现行霸道的国家。 日本学欧洲武功文化最为全面,既得到了欧洲霸道文化,又有东方王道文化 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作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 东方王道的干诚,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孙中山这一演说深刻批判了日本各种大亚洲主义主张的狭隘民族性,科 学地把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号召联合“外洲”、“外 国”的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强权”,伸张“公理”。并呼吁要警惕亚洲也 可能出现行霸道的国家,劝戒日本人民慎重地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充分体 现了他“要王道,不要霸道”的政治谋略。
孙中山这一谋略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影响,他既强调各被压迫民族的联
合,又指出了大亚洲主义的实质和可能被利用的实质,表现了他极高的政治 素质和目光。

孙中山政治谋略(下篇)

要确定党的中心地位


  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之后,是否就要让所有的 国民都参与领导政治?回答自然是否定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只能造成政 治混乱和破坏民主政治的后果。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后果而又能真正建成民主 政治呢?
  孙中山认为,只有建立政党,并以政党为国家政治的中心势力,让政党 代表大多数的国民掌握国家政治,以达到民主政治的目的。正如孙中山在《总 理遗教》中所说:“民国之政治若普间于国民之可否?岂不是行极繁之手续? 故欲而捷必赖政党。今与二三政党商量妥协,而国之政治即举。”
  至于政党的产生,孙中山认为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他从国家成 立后的国家治理出发来阐释这一道理。他认为国家成立,“盖不外乎国民之 合成心力”,“唯是国民合成心力之作用,非必能使国民人人皆直接发动之 者。同此圆顶方趾,其知识能力不能一一相等论者众矣!是故有优秀特出者 焉,有寻党一般者焉,而优秀特出者视寻常一般为常为少数。虽在共和立宪 国,其直接发动其合成心力之作用,而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力者,亦常在优秀 特出之少数国民。在法律上,则由此少数优秀特出者组织为议会与政府,以 代表全部之国民。在事实上,则由此少数优秀特出者集合为政党,以领导全 部之国民。”正因为这种需要,国家必须由少数优秀特出的“国民”,组成 政治核心力量——政党来治理国家。
孙中山认为政党不但是“民主政治”赖以实施的手段,还是“代议政体”
的基石,他说:“立法机关乃人民之代表”,而“欲有完全国家,必先有完 全议院,必先有完全政党。”他甚至还认为,没有政党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民 权主义,就不能维持国家,不能为人民谋幸福。而确立了政党的中心地位后, 就能使人民对政治产生兴味,积极参与,并能由政党监督或左右政府,以使 政治不溢乎正规。
在确定政党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心势力的同时,孙中山还进一步规划了“政
党政治”的实施方案。他认为在共和政体之中,政党应拥有自己的特点和优 点——政争。他说:“政争为绝好之事也。须知政争也,非争势力乃争公道。” 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政党之争能够更好地完善民主政治,更好地促进国家 的发展。因为一个政党组阁后,执行其政党制定的政策,如果不很得力的话, 不很完美的话,就将遭到有“政争”的其他政党的反对。也正是从这个意义 而言,孙中山认为“国家必有政党,政治始得进步。”
在如何处理政党之争这一问题上,孙中山更倾向于英美的政党政治形式
——两党制。他认为英美两国的政党模式也适用于中国,两党制较多党要优 越得多,正如他所说:“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两大党对峙,不宜小群分立。” 总之,不管是采取多党制还是两党制,不管是哪一党在朝,哪一党在野, 政党总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国家由政党领导,“促政治之进行”,完成
“民主建政。” 孙中山在构想建国后政党在政治生活中重要位置的同时,在其革命的摸
索中,还提出了“以党治国”的理论,也明确地表现了他“要确立政党在政 治生活中心地位”的谋略。
  在他革命活动的后期,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民国已名存实亡之后, 孙中山在检讨失败原因时,认为“非袁氏兵之强,实因党人心之涣散”。革
  
命必须从头做起,孙中山认识到要粉碎“反革命势力”的统治,必须有一个 团结紧密的党来统领一切军国大事,以达到集中一切之力量,为革命奋斗, 因此,孙中山提出了“以党治国”的原则。
  “以党治国”和“政党政治”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两个概念的涵义 由政党和革命党的不同意义所界定。“政党政治”是由政党来完成,“以党 治国”是由革命党来完成。但是从领导者孙中山所采取的政治谋略这一角度 而言,他们是同一的,都是为了确定和发挥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 位和重要作用。
  孙中山在建立中华革命党,施行“以党治国”的策略时。决定“自革命 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日,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 用归本党党员负完全责任。”以图在革命党的领导下,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 力量,为革命奋斗。
  不管是政党采取“政党政治”,还是革命党力主“以党治国”,都是为 了确立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发挥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 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当时,如把“政党政治”纳入一定的历史阶段, 将具有不可比拟的积极意义;如把“以党治国”忖诸了实施,也能力革命斗 争阶段所需要的革命党的统一的、强有力的领导,提供理论指导。
  
将地方的事情,让本地自己去治


  革命如果成功,建立民主共和国之后,怎样才能广泛吸引人民参与政治 活动,从而促进他们对于国家事务的关切和熟悉,实现真正的民治?怎样才 能打破违背民主原则的中央及省的“官治”状况,避免人民只能被动地受福 祸于官吏的贤愚善暴?怎样才能避免中央统得过死,地方有名无权的专制统 治,而实现真正的民治呢?
  孙中山在摸索采取何种政体形式,来完成实现民治这一革命最终目标时 发现:与一般老百姓最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事,就是一个县里的事,老百姓最 关心也就是一县之事。如果让县自治,让老百姓参与县里之事,进而一步步 参与国事,应该是一条行得通的路子;其次,如果实行地方自治,让人民直 接或间接地把握地方主权,对地方政府和行政官有予压之自由,人民岂不成 了地方之主人,依级而上,就能成为国家之主人;其三,如何把喘政权和地 方政权之间的关系和活动范围作一个理想的界定,让军事、外交、币制、交 通、税收等权,而把其他一些权力不放到县一级政权,让人民在县级政权领 导下,发挥主观积极的能动性,岂不更有利于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达到实 现人民的自治的目标,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在其革命活动的初期,刚刚举 起民主共和的革命旗帜时,就提出了实行“地方自治”这一策略。
1897 年,他就说过;“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
执共和主义。”他这里所说的“自治”是与“他治”相区别而言的,是反对 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要求民主、自由的精神体现。1900 年 6 月,孙中山与 杨衢云等在致港督卜力的信中,也阐述了地方自治的策略,说“中央政府以 总其成”,“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资分理”。1905 年《同盟会宣言》更进 一步明确了地方自治的概念。
在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之后,孙中山坚持维护地方自治的原则,
与一切反对地方自治的思想行径作坚决的斗争。国民党在政纲中规定:“促 成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先后遭到了立宪派和袁世凯的反对,孙 中山不屈不挠地领导革命党人坚持地方自治原则。
二次战争和护国战争失败之后,孙中山深刻地体会到,中华民国根基不
牢,他认为“欲民国之巩固,必先建其基础”,而“地方自治,乃建设国家 之基础”。这一时期,他不但大力宣传和介绍国外实行地方自治所取得的成 绩。还在他所划分的革命三个程序理论中,认为训政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 建立地方自治。1920 年,还特地写了专著《地方自治实行法》,提出了试办 地方自治的区域范围,具体顺序和方法。1920 年 12 月 1 日,在重组军政府 后发布的《建设方针宣言》中,提出了“今当以护法诸省为基础,励行地方 自治。”
  在他的政治思想发生巨大的转变之后,他地方自治思想更一步完善成熟 了,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并列入了实践纲领。1924 年 9 月 18 日,他在《北 伐宣言》中说:国民党之北伐,其职任首在战胜之后,以革命政府之权力, 扫荡反革命之势,使人民得解放而谋自治。”同年 11 月 10 日,在《北上宣 言》中,提出“划分中央与省之权限,使国家统一与自治,各遂其发达而不 相妨碍;同时确定县为自治单位,以深植民权之基础;且当以全力保障人民 之自由,辅助农工实业团体之发达,谋经济教育状况之改善。”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是随着他的革命实践活动和他的整个

政治思想演进的。其基本内容就是“将地方的事情,让本地自己去治,政府 毫不干涉。”而主要方式是省自治和县自治,而以县为充分之区域。孙中山 认为,“言地方分权而以省为单位者,仍不啻集权于一省也。”所以实行地 方自治,当以县为单位。因为感情上,国人对于本县,在历史习惯上有亲昵 之感觉;从利害关系上,事之最切于人民者,莫如一县以内之事;从政治和 管理效率上,将一个县的全部农村组织成为一个地方自治的基本单位,利用 提高政治效率和管理效率;另外以县为单位实行自治,有利于实现直接民权。 实现县自治,并不是县完全独立自由,其自治领域大致为清查户口、确 定地价、修筑道路、垦殖荒地。振兴水利、举办实业、设置学校、开办银行 和保险事业等等。还有,县自治,人民通过选举、罢兔、创制和复决 4 种权
利,决定县议会或县长,实现直接民权。 孙中山这种“把地方事务交给地方去管”的政治策略,在当时是很有吸
引力的,它既能使更多的人参与政治活动,又能为实现全国民治打下基础, 它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华侨之力不可忽视


  我国人民移居国外,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人数众多,特别是 19 世纪中 叶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压,以及国内反动阶段的政治 迫害,有很大一批人飘洋出海,流落他乡异域。到辛亥革命时期,海外桥胞 总数己达 600 多万人,其中人数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是南洋,占华侨总 数的 67%。
  各地的华侨由于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同,所选择的职业有所不同,所拥有 的经济实力也略有不同。例如,美国及美洲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大多从 事种植、开矿、筑路与服务业,也有一小部分经营洗衣铺、小餐馆和杂货铺, 在澳洲的华侨,早年主要当淘金工人,也有人经营餐饮和种植业;而南洋地 区,华侨主要从事种植园工人、各种手工业工匠、建筑工人和小商小贩。这 一地区的华侨经济实力最强。
  但是,不管是分布在哪一个地区,也不管他们是工人、店员、小贩,商 人或中小资本家,还是大资本家,他们都因为身处异域,寄人篱下,而备受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奴役歧视而欲诉无门,他们从生活中明白了一个简单 的道理一华侨的命运与祖国的盛衰强弱是血肉相联的,他们都殷切地希望自 己的祖国能够独立富强,能够保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使他们摆脱“海外孤 儿”的处境,可是腐败的清政府不但无法保护他们,还反动地他们一概视为 “省贼”、“秀民”。因此,他们也寄希望于国内的革命。出生于华侨家庭 的孙中山深悉侨情,他仔细地分析了华侨的处境,他们对祖国的感情以及他 们的希望和目的。他发现华侨由于身处海外,思想开通得早一些,比国内的 人更容易接受三民主义;发现他们更能清楚地体会到革命与自己切身利益的 关系;也发现他们不但较国内一般人更具有革命意识,而且也更拥有财力和 物力。
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在其革命初期,就确定了“要发挥华侨在革命和
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的策略,井立即付诸了行动。 起初,他主要是利用其胞兄孙眉在华侨中的影响宣传教育华侨。1894 年
上书李鸿章失败之后,孙中山开始组织华侨参加革命活动,并在檀香山创立
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 年,在香港设立兴中会总部,率领华侨 及武装在广州发动了第一次起义。此后,多次在华侨中筹捐资金,募集勇士 在国内发动起义,其中著名的黄花冈 72 烈士就大都是海外华侨。他还十分注 意鼓励和策动各种侨报、侨校的工作,给予各种必要的支持。例如新加坡华 侨志士陈楚捕与张永福合办了《图南日报》鼓吹革命,在檀香山的孙中山看 到该报 1905 年元旦印赠的月份牌之后,马上寄 20 美元购买,并写信加以鼓 励。陈、张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又创办了《中兴日报》,成为革命党在南洋 的喉舌。在孙中山的直接支持和关怀下,檀香山创办了《自由新报》,马来 西亚创办了《光华日报》,美国创办了《少年中国晨报》等,在宣传和组织 华侨参与革命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孙中山还在日本东京青山创办了军事学 校,为培养海外革命志士的军事能力用;他还注意联络欧、美、日的留学生, 以组织革命团体。
  孙中山不只是把华侨当成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选择起义地点和革命 根据地的地理位置方面,考虑到海外接济的方便;还认识到华侨在中国社会 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孙中山认识到华侨具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皆有意为故乡进步发展” 出力。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认为因清帝的退位,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得以了 实现,当务之急是实现民生主义,振兴实业,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发 展民生,振兴实业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短期内无法筹集大量的资本和缺乏 先进技术与管理人才。这时,他首先想起的是海外华侨。海外华侨与各资本 主义发达国家有着较为广泛的联系,在资金、技术与人才方面,可以为祖国 发展实业,进行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1912 年 4 月,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工职致力于发展实业。为了振兴中华 实业并便利南洋华侨经营内地实业,在上海组织了“中华实业银行”。马来 西亚华侨吴世荣一个人就认股了十万元。孙中山委派银行家沈馒云和归侨庄 希泉前往南洋劝募华侨认股,共得投资 300 多万元。1913 年 5 月 15 日,中 华实业银行正式成立,成为了国内民族资本与南洋合资创办的第一家银行。
  1912 年 2 月,孙中山还支持和鼓励吴世荣组织了“华侨联合会”,作为 沟通政治与华侨之间的桥梁。其协会在内,辅助华侨归国投资,振兴实业, 发展商务;在外,联络海外侨团,互通声气,维护正当权益,并坚定内向之 心。这在鼓励和协助华侨回国投资,兴办实业方面无疑将起到重要作用。孙 中山还注意到禁止地方官吏对华侨的敲诈勒索。1916 年,孙中山还曾派人调 查,准备在国内选择矿山和土地,让失业华侨归国后进行祖国的开发和建设。 总之,孙中山对中国的侨务政策作了极大的贡献。他在 1912 年 3 月 19 日,以大总统的名义,命令外交部妥筹保护侨民及杜绝贩卖“猪仔”的办法, 是我国第一道保护华侨的法令。1923 年,孙中山在革命政府大本营中,专门 设置了侨务局。是我国最早的由政府设立的侨务机构。他的这些努力以及他 所采取的“发挥华侨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的策略,使侨务工作引起
了国人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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