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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



中·国·外·交·史

导 言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 28 年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各种形式的 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建立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这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又一伟大历史事件。 它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力量对比,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被 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人民在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经 济、文化关系中,为维护社会主义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发展人民之间的友 好关系、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历史,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政府和人 民进行国际活动和斗争的历史。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历史,就需 要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观点和基本原则。在 1949 年前,中国共产党已 经在中国的局部地区领导人民建立起自己的政府,卓有成效地治理着自己的 政区;并同外国发生许多实际接触,展开外交活动。
  在 1945 年前后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对国际问题阐明了 许多基本观点,制订了对外政策的许多基本原则。这些观点和原则成了新中 国刚一建立时在展开对外关系时的基本依据。大要地说来,它们是:

1.关于战后国际形势及其性质的分析


  当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白劳德主义,一些人陶醉于所谓“德黑 兰精神”,片面鼓吹苏美英大国战后合作的时候,1945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毛 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法西斯侵略国家被打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并不是说就没有了斗争。广泛地 散布着的法西斯残余势力,一定还要捣乱;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阵营中存在 着反民主的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势力,他们仍然要压迫各国人民和各殖民地半 殖民地。所以,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 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 地方。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 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到达这一天,决不是容易的,但 是必然要到达这一天。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这个战后人民 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也只有这后一种斗争胜利了,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 才有保障”。

2.关于美、英、法同苏联关系的发展趋势和力量对比等问题的分析


  当着帝国主义进行反苏战争叫嚣、人们对国际形势充满悲观估计的时 候,1946 年 4 月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中指出:“世界 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 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 险。因此,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 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
毛泽东还指出这种妥协“不是说在一切国际问题上”,“是说在若干问

题上”,而且“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 量作了坚决的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 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

3.关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其处于全世界人民对立面的分析


  当着美国大肆反苏战争的宣传的时候,毛泽东在 1946 年 8 月同美国记者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目前的反苏战争宣传和其他的反苏宣 传,一方面确是“对于反苏战争的政治准备”,但另一方面,“这种宣传, 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 放的烟幕。这些矛盾,就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帝 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和 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 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 不到进攻苏联的。”“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 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美国反动派终有一天将会 发现他们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之中。”


  4.关于如何看待貌似强大的反动派的分析和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 美国进攻的主张


  当着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国被不少人认为是“异常强大”、“举世无双”, 样子着实可怕的时候,毛泽东在同斯特朗的同一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 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 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 于人民。”“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 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在要求人们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 战略上看,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是纸老虎的同时,要求人们在战 术上,在策略上必须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在同一谈话 中,他提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 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并且明确指出,“只有 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这是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在国际斗争中的运用。


  5.关于在反对中外反动派的斗争中依靠自力更生和重视国际援助的 分析


  当着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进攻中国共产党、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之 际,1945 年 8 月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提出: “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中外一切反动派”。我们的方针“放 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但是,“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 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后来,当着中国人民依靠 自力更生的力量取得革命胜利之际,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 “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力量
  
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 也是不可能的。”
  这些观点和原则是 1945 至 1949 年中国共产党处理对外关系时的基本政 策依据。新中国建国后的长时期里,个别观点虽然因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发生 变化,但许多基本精神始终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历史,是一部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 的斗争的历史,也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历史。作为社会主 义国家,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忠于社会主义 和平原则,在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共处的时候,和平的障碍不是来自社会 主义的中国。中国需要始终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反对侵略战争。凡是霸权主义 的政策,中国人民都是反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历史,正是一部 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反对外来侵略的历史,也是一部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作为国家关系准则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历史,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一国的对外 政策是其国内政策的延续。因为外交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内总的政治经济需要 的。支配和指导国内政策的理论原则、历史传统和社会现状等重要因素,同 样支配和指导着对外政策的制订。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方 向,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历史是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对外关系 历史。中国人民长期饱受殖民侵略之苦,珍惜独立、主权得来之不易,也尊 重其它国家独立自主之可贵,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历史也是一 部坚决执行独立自主政策,决心反对和弃绝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历史。把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历史,也是整个国际关系历史的一部分,它
是从其中分离出来并以新中国为主体、新中国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叙述的那 部分历史。
新中国的国际活动是在战后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两大历史潮流的背景下
展开的;同时,它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推动民族解放和社会主 义事业方面,对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成立,是一个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新生,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历史 的发端。在它的对外关系历史中,两股伟大的历史潮流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学习和研究的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外关系历史(包括国际背景,历史事件,党的政策等)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国 际斗争的规律。学习和研究这门学科,可以增加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知识, 体会党的对外政策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际斗争战略策略中的运用, 并在有关工作中增强宣传和推行党的正确的对外政策和方针路线的自觉性。 这门学科的建设须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具有历史观点,尊重历 史实际;同时,在体会历史经验、接受历史教训的时候,须要始终记住密切 结合当前实际,以当前党的政策方针为准绳,使历史的学习服务于当前斗争,
体现无产阶级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则。

第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第一次亚非会议期间的对外 关系
(1949 年 10 月—1955 年 4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即实质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 国家。它一告成立,就在当时国际上两大阵营的斗争中,站在以苏联为首的 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力量方面,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 各国反动派。从此,世界力量对比和国际形势向着大大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 向发展。
  当时两大阵营的斗争表现在,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 洲同苏联对峙,力图影响东欧新民主国家的发展进程;在亚洲的东部,美国 敌视新出现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妄图孤立、遏制、甚至军事威胁新中国, 并坚持分裂朝鲜,威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美国以国际警察自 命,在世界各地到处支持当地反动统治者镇压民主运动;美国甚至支持老殖 民帝国在东南亚为扑灭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而进行的战争,美国执行的侵略 政策和战争政策遭到世界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的共同反对。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的头几年里,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独霸地位,它在世界 各地的活动服从于美国巩固和扩大霸权的战略目标,世界人民反对美国的霸 权主义成为当时两大阵营斗争的突出内容。
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经营欧洲是重点。在 1949 至 1955 年的这段时间里,
美国力图把联邦德国拉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使之成为骨干力量。为此, 美国从军事、经济和条约、法律关系等多方面展开积极活动。比较重要的如: 拟议了“欧洲军”计划(1950 年)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1952 年 5 月), 建立了“欧洲支付同盟”(1950 年 9 月)、“欧洲煤钢联营”(1951 年 4 月)和提出了“欧洲一体化”计划,签订了美英法和联邦德国的“一般性条 约”(1952 年 5 月),等。1954 年 9 月和 10 月伦敦——巴黎协定的达成和
1955 年 4 月波恩条约的缔结,终于调整了美、英、法、德(联邦)的关系,
并使联邦德国以“西欧联盟”成员的资格,取得了发展军事力量、参加“北 约组织”的合法地位。联邦德国终于被赋予西欧大陆最强大军事国家的地位。 对于这一进程,苏联从外交上进行了揭露和谴责。
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以反华为中心。新中国一建立,美国
就竭力企图孤立和遏制中国。1950 年起,美国进行侵朝战争,支持法国扩大 侵越战争,以及军事占领台湾等,从军事上三方面进逼和威胁中国大陆。中 国人民和亚洲有关国家人民为反对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侵略行动 而斗争,这些斗争实际上成了国际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
1953 年 7 月中国和朝鲜人民取得了反对美国侵略朝鲜战争的胜利,1954
年 7 月印度支那人民在中国支持下取得了反对法国殖民战争的胜利,1950 年
至 1955 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有效地打击了美国干涉侵略的扩张政策,在这些 直接的军事斗争或有军事意义的斗争中,中国、朝鲜和印度支那人民战胜和 阻遏了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军事扩张和侵略行径。这些胜利的斗争具有捍 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维护被压迫民族自由和尊严的性质。这给了世界被 压迫民族反帝反殖的斗争以极大的鼓舞,对世界历史进程起着巨大的推动作 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55 年 4 月第一次没有西方帝国主义参加的

亚非会议得以举行。至此战后发展起来的民族独立解放斗争出现了一个光辉 的里程碑。
  战后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日渐增多。新中国建立时,这样的独立国家 有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印尼、叙利亚和黎巴嫩等。他们的政权性 质,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同社会主义阵营显然不是一体,但是,他们的 国家刚脱离殖民地地位,面临彻底肃清殖民势力、巩固民族独立的首要任务, 这在客观上决定了他们在对外关系中面对的主要矛盾,不能不是同帝国主义 的矛盾,因而他们同帝国主义也显然不是一体。朝鲜战争期间,这些国家的 和平中立倾向逐渐增长。他们往往自命为或被称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 阵营之间的第三势力。如何正确处理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 重要课题。这些国家多数是中国的邻国,新中国同他们之间逐渐建立了正常 的关系,并同他们中的一些国家一起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当时中国同南斯拉夫这个在社会主义阵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正常 的关系。
  新中国一建立,在国内,首先要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人民民主专政,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并为中国大陆的完全解放而斗 争。在建国初期的头几年里,中国人民努力恢复国民经济,确立社会主义的 国营经济的领导权,以及实行土地改革等各项民主改革,一方面彻底完成民 主革命的任务,一方面为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实现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经 济的和政治的基础。这些任务在 1950 年至 1953 年的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具 有“边打边建”的性质。1952 年底,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 线,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总路线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 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 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中国人民从 1953 年起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新中国在建国初期所遇到的国际环境,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人
民的友好和善意,一方面是美国为首的反动势力的敌视和侵略。另外,也有 一些国家,虽然对社会主义中国不了解,但愿意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关系。新 中国除了作为一个新型的国家,要为抛弃旧中国的外交传统,建立新中国独 立、自主、平等的对外关系而努力外,主要的就是要在国际斗争中确立正确 的立场,这就是:团结社会主义国家,争取民族主义国家和各国民主力量, 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
  在这第一章所涉及的时间里,世界人民反对美国是国际形势的突出特 点。中国人民在对外关系中的突出任务是:反对美帝对中国及其邻国的侵略 战争和军事挑衅,粉碎美国从朝鲜、印度支那和中国台湾省三个方面对中国 的军事包围和军事进逼。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各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一、中国共同纲领规定的对外政策基本原则


  1949 年 9 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组成 了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规定了政府和人民所需 要共同遵守的准则——共同纲领。在 1954 年国家宪法颁布之前,它起着临时 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规定了国家生活各方面的政策和基本原则,包括处理 对外事务的政策和基本原则。
  共同纲领第一章总纲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 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 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 平”。(第 11 条)
  总纲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 权”。(第 3 条)
  共同纲领第七章外交政策,共有七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 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第
54 条)
  “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 或重订。”(第 55 条)
“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
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第 56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
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第 57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第
58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保护守法的外国侨民。”(第 59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外国人民因拥护人民利益参加和平民主斗争受其
本国政府压迫而避难于中国境内者,应予以居留权”。(第 60 条)
  共同纲领中的上述规定,是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外事主张的概括和外事活 动的经验总结。现在,它以共同纲领的形式固定下来,指导着新中国建国后 的对外活动。
  考虑到建国后即将面临的形势,中共中央于建国前夕决定了在执行和平 外交政策中的三大基本方针:
  (一)“另起炉灶”。这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 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 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①
(二)“一边倒”。这就是:“我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




① 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1952 年 4 月 30 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85—87 页)。

内。”②
  (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③这就是: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 国的特权。对于帝国主义同中国建交的问题,“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 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中国要在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以前 “把屋子”打扫一下。
二、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宣告成立,毛泽东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发表公
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愿意同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任何外 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①同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把中央人民政府的上述 公告以公函致送各国政府。周恩来在公函中说:“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 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②这就表明了,新中国不承认国民 党时代中国同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具有继承性,也不承认国民党时代任何外 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
  1949 年 10 月 2 日,苏联政府照会表示,苏联基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 真正友好关系的一贯愿望,决定中苏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派大使。同 日,苏联政府宣布断绝同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外交关系,从广州召回苏联 的外交代表。10 月 3 日,中国政府复照苏联政府,表示欢迎立即建立中苏两 国的外交关系和互派大使。中苏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并在困难中 有过相互支持。中苏两国人民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进入了 一个新的阶段。
继苏联之后,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匈
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政府、波兰共和国政府、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 相继来电庆祝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表示愿 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分别复电,欢迎立即建立外交关 系,并互派大使。10 月 4 日,中国同保加利亚,5 日,同罗马尼亚,6 日, 同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7 日,同波兰,16 日, 同蒙古,11 月 23 日,同阿尔巴尼亚建立了外交关系。10 月 25 日,周恩来致 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诞生及其临时政府组成, 表示中国政府决定建立中国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1950 年 1
月 14 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声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准备与任何 愿意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及领土的基础上与之合作的政府,建立外交 关系。15 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黄明鉴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并表示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派大使。18 日,周恩来复



② 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1952 年 4 月 30 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85—87 页)。
③ 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1952 年 4 月 30 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85—87 页)。
①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 1 集,第 3 页,其后凡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者,不再加注。
②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 1 集,第 3 页,其后凡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者,不再加注。

电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代表越南人民意志的合法政府,愿意同越南民主共 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派大使,以巩固两国邦交和加强两国友好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加强中苏两国人民
的团结,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重大贡献。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于 1949 年 12 月 16 日抵达莫斯科。毛泽东访
问苏联期间,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进行了会谈,中苏双方讨论了有关 重大政治经济问题。1950 年 1 月 20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抵达 莫斯科,参加了双方会谈。虽然会谈中双方存在着矛盾,但会谈于 2 月 14 日比较圆满地结束,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 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苏联政府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在上述条约和 协定上签字的中国方面是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苏联方面是外交部长维辛 斯基。两国外长还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换文。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序言明确地说明中苏两国决心加强中苏之间的 友好合作,并且共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 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的侵略,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条约规定为反 对侵略和保卫和平,中苏“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 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 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 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双方并 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之国 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条约还规定:“缔约国 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 动与措施。”“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 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还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
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 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 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条约规定了中苏之间进行经济和文化合作的 指导原则。
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将中苏共同管理的中
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 1952 年末。在移交前, 保持中苏共管中国长春铁路的现状,但中苏双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则改为 按期轮换。协定规定: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 1952 年末,苏联军队 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 1945 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 与建设的费用。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上述设备前的时期,中苏两国政府组织联 合的军事委员会,按期轮流担任主席,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旅顺口 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 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的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提议及苏联政府的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 海军根据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协定规定: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 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大连的行政,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管辖;在大连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的财产,应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接收。
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规定:苏联在 1950 年到1954
年 5 年内,贷款给中国 3 亿美元,作为中国偿付苏联所交予的机器装备和器 材之用。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签订的同时,中苏两国外交部长以换 文形式重申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的地位。“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之独立地位,已因其 1945 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 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
  中苏两国外长还互换一项照会,宣布苏联政府将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 日本所有者手中获得之财产和过去北京俄国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地侈交给中 国政府。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当时的缔结,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团 结,有利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维护和平的共同事业,受到中苏两国人民和 世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对于苏联给予中国的经济援助,中国人民也是极为珍 视的。当然,对于外援,中国人民的看法如周恩来所说:“我们要自力更生, 然后才能争取外援。外援如有利于中国,当然要,但不能依赖。即使对于苏 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①
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发展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
苏之间的政治关系和在平等互利、互助合作的基础上的经济、文化合作关系, 都有了良好的发展。
为了实施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经 1950 年 4 月间中苏两国政府
代表议定,自 4 月 25 日起,正式成立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作为中苏两国在该 路移交中国前共同管理该路的机构,双方确定了该公司的领导职务每隔一年 由中苏代表轮流担任。
1950 年 7 月,中苏两国政府成立联合委员会经办苏联移交中国的财产事
宜。8 月 28 日,接交工作全部完成。苏联移交给中国的财产共有 302 处。
  1952 年 8 月至 9 月期间,中苏在莫斯科会谈,9 月 15 日中苏发表了中苏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公告宣布成立中苏联 合委员会,根据“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实施苏联把 中国长春铁路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经过中苏联合委员会的工作,
1952 年底,中国长春铁路的移交工作如期完成,中苏双方代表在哈尔滨签署
了完成移交的议定书。中苏两国外交部长还相互换文,延长苏军从中国旅顺 口撤退的期限,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日本和苏联同日本获致和约时为止。
1954 年 10 月 12 日,中苏发表联合公报,苏联军队应于 1955 年 5 月 31 日前 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还中国。当时公报 指出,两国鉴于远东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国防力量的巩固和两国已经日趋 巩固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这项议定。后来公报内容于 1955 年 5 月 25 日实 现。
1953 年 5 月,中苏商定,由苏联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 141 项重要企业。
1954 年 10 月 12 日中苏之间还达成了其他有关归还权利的协定,即:将
4 个中苏股份公司(根据 1950 年和 1951 年协定所设)中的苏联股份,自 1955



① 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1949 年 4 月 17 日)

年 1 月起完全移交给中国。1955 年 1 月 17 日,苏联部长会议作出了在促进 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帮助的建仪。1955
年 1 月 31 日,中国政府表示热烈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社会主义各国的贸易联系开始得到发展,相互间广泛
签订经济贸易协定,贸易数量与范围不断扩大。贸易额以 1950 年为 100,则
1951 年为 255,1952 年为 312,1953 年为 409。1950 年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 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26%,1953 年,增加到 76%。
  为了开展彼此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同社会 主义各国签订了邮电交通、科技合作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各项协定。
  协定规定邮电交通的各种合作和便利,实行多边国际铁路客运货运的联 运以及规定由中、苏、蒙三方修建自乌兰巴托至集宁的铁路,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社会主义各国之间外交关系的建立,为民间关系的广 泛开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同社会主义各国开展政冶、经济、文化的日 常联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和平友好的对外交往的主要内容。
三、中国同亚洲的民族独立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同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建立外交关系 1949 年末和 1950
年初在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全部获得解放之后,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
兰和阿富汗相继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的还表示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 关系。以色列也来电作了上述表示。
1949 年 12 月 16 日,缅甸外交部长伊·蒙致电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表
示缅甸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期望中缅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使节。周 恩来复电伊·蒙,表示在缅甸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的基础上,中华人 民共和国同意与缅甸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换使节。1949 年 12 月 28 日, 缅甸政府宣布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缅甸外长还在几次谈话中表示愿意 解除逃入缅甸的国民党军队的武装,解决中缅边境居民之间的冲突,保障在 缅甸华侨的权益等。
1950 年 4 月间,缅甸政府派遣谈判代表到北京,随即开始中缅两国关于
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1950 年 6 月 8 日,中缅建立外交关系,双方同意互派 大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极为友好的感
情。印度西孟加拉邦职工大会在 1949 年 10 月举行了 4,000 人的示威游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要求印度国大党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
年 12 月 30 日,印度总理兼外交部长尼赫鲁表示印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出于必要”,他承认“中国政府是强固的”。他说:“不管我喜欢与否,不 管它的结构和我们相同与否,我们都将承认它。”当天,印度政府宣布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同年 12 月 31 日,印度 政府的代表雁谒森在南京向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送交公函,声明印 度已通知国民党残余集团驻新德里“大使”同印度停止一切关系。1950 年 1
月 4 日,中国政府表示希望印度政府派遣代表到北京谈判。同年 2 月 13 日, 印度政府指派的谈判代表雁谒森到达北京,中印两国代表随即就建立外交关 系初步程序问题进行谈判。鉴于 1950 年 2 月 7 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表决苏联 要求开除“国民党政府”的所谓“代表”的提案时,印度代表弃权,因此,

中国要求印度政府对此加以澄清,并要求印度政府表明其对“国民党政府” 在印度的各种机构及中国国家资财所持的态度。1950 年 3 月 1 日,印度政府 确认在印度的凡属中国政府名义的财产和资金,已经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政府所有,表示印度政府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在印度的任何组织机构, 并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中印两国遂于 1950 年 4 月 1 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1950 年 1 月 5 日,巴基斯坦政府经过其驻苏联大使喀莱西照会中国政 府,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一项公报声明, “我们深信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友好和亲密关系将巩固起来,而且对于两 国有利”。1950 年 1 月 29 日,巴基斯坦驻苏大使又转托中国驻苏大使致交 中国政府一份照会,声称巴基斯坦政府愿意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的基础上,尽早建立中巴关系,巴基斯坦政府已于同年 1 月 24 日宣布撤销对 “国民党政府”的承认。1950 年 2 月 4 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复照巴 基斯坦驻苏大使,同意巴基斯坦派达朱丁为特派员到北京,就有关中巴两国 建立外交关系的初步程序问题进行谈判。由于美国的大肆活动,巴基斯坦迟 迟未派出谈判代表。1951 年 4 月,巴基斯坦始派代表至北京进行谈判。1951
年 5 月 21 日,中巴建立外交关系。
  锡兰政府在 1950 年 1 月 7 日致电中国政府,表示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 系,并宣布从此结束其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1 月 9 日,中国政府 复电锡兰政府,希望派谈判代表前来北京。根据 1947 年“英锡关于外交事务 协定”,没有英国政府首肯,锡兰不能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50 年 3
月 2 日,锡兰总理兼外交部长斯蒂芬·沈纳亚克通过英国在北京的谈判代表
胡阶森,致周恩来一件照会,声称锡兰政府由于缺乏人员,无法派出代表前 来北京谈判,也无法考虑短期内在中国设立外交机构,建议暂时委托英国驻 北京的谈判代表代理锡兰同中国的建交谈判事务。
阿富汗政府于 1950 年 1 月 12 日致电中国政府,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1 月 16 日,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阿富汗承认中国的决定。当时,阿富汗 政府在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仍在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的问 题上投弃权票。中国和阿富汗关系没有进一步发展。1953 年查希尔国王亲自 掌握政权,执行对中国友好政策。1955 年 1 月 20 日中阿两国政府宣布正式 建交。
1949 年 12 月 27 日,印尼组成了联邦政府。1950 年 3 月 28 日,中国政
府通过印度政府照会印尼联邦共和国政府,表示收到印尼联邦共和国宣布成 立的公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 上,与印尼联邦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950 年 4 月 13 日,印尼联邦共和国 政府复照表示同意并欢迎两国互换外交使节,这一天便是两国正式建交日 期。
  上述亚洲国家尽管同中国社会制度不同,但是,绝大多数是新独立国家, 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原宗主国有着程度不同的矛盾,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 民主义这点上同中国有各种程度的一致。由于这些国家的历史遭遇和民族愿 望同解放前的中国相同,中国人民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对这些国家不能不产 生巨大影响。他们的人民有着争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强烈愿 望。他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有利于增加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力 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这些亚洲国家建交,一般都经过谈判程序。但是根据 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和对中国的基本态度的不同,有的未经谈判即行建交, 有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建立了外交关系,有的则拖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才建 立外交关系。
  反对印度干涉中国内政 印度宣布独立后,印度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 的统治势力继承并力图保持英国殖民统治留下的遗产。当中国革命在全国范 围内即将取得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向祖国大西南地区挺进时,印度帮助美 国政府派出汤姆斯其人进入西藏,代表美国政府,当面向达赖表示,美国可 以用军事“援助”支持西藏上层集团进行背叛祖国的活动。在外界施加影响 的背景下,1949 年夏天,西藏上层部分人士以反共为名,驱逐住在西藏的汉 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曾经明确表示,西藏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领土,决心解放西藏,驱逐侵略势力,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保卫世 界和平。
  美英等国不顾中国人民解放西藏的决心,加紧进行所谓“西藏独立国” 的活动。美、英同印度三国政府代表曾在伦敦取得协议,共同采取措施,以 保持所谓“西藏自治权”。当时,西藏上层集团企图派出“使团”,到美国、 英国和印度去表明其所谓“独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 1950 年 1 月 20 日发表谈话,严正指出西藏地方当
局没有权利派出“使团”和表明“独立”,中国政府不能容忍拉萨地方当局 分裂和背叛祖国的活动。并指出任何接待拉萨“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敌意。
就在这时,大批美国武器被运往中国西藏,扩充当地军队,准备抗拒中
国人民解放军。
西藏地方当局虽在 1950 年 2 月间派出代表团准备到北京谈判,并于同年
4 月初抵达加尔各答;但在帝国主义和印度的影响下,拖延从加尔各答起程, 同时在昌都布置重兵,拟作负隅顽抗。1950 年 5 月 9 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副 主席喜饶嘉错向西藏广播,希望西藏地方政府迅速派遣代表来北京和平协 商,并告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将解放西藏。9 月,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外界不 要阻挠西藏地方代表团来北京,实际上西藏地方当局代表团仍滞留在印度。
1950 年 10 月 19 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打开了入藏的门户。
  昌都解放后,印度政府便公开出面干涉中国内政。1950 年 10 月 21 日, 印度政府发出备忘录,对于中国行使自己的主权,竟恐吓说,“中国的地位 将会因此而削弱”。紧接着 10 月 28 日印度政府又照会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 解放军进军西藏表示“惊异与遗憾”,并“认为可悲叹的”。10 月 30 日, 中国政府致印度政府复照,再次严正声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的一部分, 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问题,不容外国干预。并指出:如果对中国不友好 的国家企图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领土西藏行使主权为借口,进行威胁, 以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那只是再次表示对中国 的不友好和敌对态度而已”。复照对印度政府所认为可悲叹的观点,表示深 切的遗憾。
  印度政府于 1950 年 11 月 1 日又在致中国政府的照会中,提出“调整西 藏在中国宗主权范围内的自冶的合法要求”。这是对中国内政露骨的干涉。 所谓“西藏自治”一向是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破坏中国统一的代名词。11 月
  
16 日,中国政府再度复照印度政府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不仅是维 护中国独立的重大步骤,也是制止帝国主义扩大侵略的重大步骤;西藏问题 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中印在西藏的外交、商业和文化关系,应该按 照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及平等、互利的原则,循着正常的外交途径获得适当的 解决。1951 年 4 月间,西藏地方当局派出的代表先后到达北京。5 月 21 日, 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 印度干涉中国行使主权的行径未能得逞。1950 年后,正当中国人民大力进行 抗美援朝斗争之际,印度又占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的广大地区。
  中国同周围邻国的一些其他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虽对印度统治集团 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进行坚决斗争,但同时仍主张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 土主权的基础上,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1950 年和 1951 年印度发生粮荒,饥民人口达一亿以上。这时,中国政 府同印度政府先后 6 次签订了合同,一共供给印度 66.65 万吨粮食。旧中国 虽是农业国家,但每年却输入大批粮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农业生 产迅速发展,并能将粮食运往印度,帮助印度人民渡过粮荒,使印度广大人 民深为感动,从而加强了他们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1951 年 1 月 26 日,毛泽东参加了印度大使馆举行的印度国庆招待会。
1951 年以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也有了开展。1951
年 9 月,以森德拉尔为首的印度亲善访华团到中国访问。1951 年 10 月至 1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了印度。次年 4 月至 5 月,印度文化代 表团回访中国。1952 年,印度各阶层人士在印度各地纷纷组织印中友好协 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群众团体也在北京成立了中印友好协会。
1950 年到 1953 年期间,缅甸政府在外交上倾向英美;但对中国也保持
一般关系,有时表现友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后,缅甸一贯支持中国在 联合国的合法权利。1951 年联大非法通过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时,缅甸 投票反对。缅甸虽一度执行美国策划的对中国实施禁运的措施,但 1951 年 5 月在联合国表决对中国禁运案时弃权。对于 1950 年逃入缅甸的国民党军残 部,由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缅甸政府后来也采取了明朗的态度。
早在 1949 年 11 月 29 日,周恩来关于国民党军队逃在国外问题所发表的
声明中指出,“不管战败了的国民党军队,逃到什么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都保有权利过问这一事实,而容留国民党武装力量的任何国家 的政府必须对此事实负责,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这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对国民党部队逃往国外问题的严正立场。
  1950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云南时,国民党残余部队陆续逃往泰缅边境 和缅甸腊戍东南一带。他们在缅甸东北部建立了骚扰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的基 地。在美国的支持下,1952 年,人数扩大到 1.2 万人,活动地区几占全缅甸 领土 1/3,并在缅甸境内征粮征税,激起缅甸人民的愤怒。缅甸各阶层人民 坚决要求驱逐流窜到缅的国民党残余部队。
  1951 年 10 月,缅甸各阶层人士在仰光成立了缅中协会,不久缅甸各地 也纷纷成立这个协会的分会。以缅中友协为中心,缅甸人民开展了广泛的促 进缅中友好的活动。1951 年,中国文化代表团曾赴缅甸访问。1952 年,缅甸 政府先后派遣文化代表团和土改参观团来中国访问。1953 年,又派遣劳动考 察团来中国访问。
1953 年 3 月 25 日,缅甸政府就国民党军残部在美国支持下进行骚扰问

题向第七届联合国大会提出控诉。同年 4 月 23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墨西哥 提案,要求拘禁或撤退在缅甸境内的残余国民党军。但是,联合国大会的一 纸决议并不起任何作用,由于得到美国的支持,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在后来的 一段长时间内继续盘踞在缅甸境内。
  中国同锡兰发展了重要的经济关系。锡兰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片面发展 橡胶种植业,形成了单一经济;而主要食粮大米却半数仰赖外国。1951 年和
1952 年锡兰大米歉收,粮荒严重,急需增加外汇购进大米,又逢美国故意压 低锡兰出口橡胶的价格。锡兰的对外贸易和整个经济从而陷于极大的困境。 正是在这种时候,1952 年 12 月 4 日,中国政府和锡兰政府在平等互利的基 础上签订了贸易协定,同时签订中国出售给锡兰 8 万吨大米的合同。中锡贸 易协定规定两国相互出口的贸易额,在一年期限内,各达 2.5 亿卢比。1952
年 12 月 18 日,中国政府和锡兰政府签订了橡胶和大米五年贸易协定和 1953 年大米和橡胶两项合同。根据橡胶和大米五年贸易协定,每年中国供应锡兰 大米 27 万吨,占锡兰大米每年进口量的 60%。锡兰每年供应中国橡胶 5 万 吨,等于锡兰橡胶生产量的一半。中锡贸易帮助锡兰克服了橡胶滞销、大米 缺乏的经济困难;中国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橡胶原料也得到了相当 数量的补充。
中国同锡兰建立和发展贸易关系有着重要意义。它在东南亚地区冲破了
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打击了美国企图独占东南亚橡胶市场, 扼住锡兰民族经济的图谋,这对后来中国同东南亚国家贸易关系的发展提供 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以后的两三年内,两国的关系没有重大的发展。1953
年 3 月 14 日,中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在卡拉奇签订了一项棉花协定和—项 煤合同。当时巴基斯坦出现棉花滞销的情况。棉花是巴基斯坦主要的出口物 资。其传统市场是印度和英国。1952 年和 1953 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发 生货币比价纠纷,印度减少购买巴基斯坦棉花。英国也因纺织工业的萎缩, 减少巴基斯坦棉花的进口。中国购买巴基斯坦棉花有助于解决巴基斯坦棉花 的出路。
从 1950 年 9 月到 1953 年 6 月,印尼经历三届内阁:纳席尔内阁、苏基
曼内阁和韦洛坡内阁。前两届内阁都执行对中国不友好政策,1951 年 5 月, 印尼政府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禁运”。同年 6 月,印尼政府违反国 际惯例,拒绝已得到印尼政府入境签证的 16 位中国驻印尼使领馆工作人员入 境。中国政府对此提出抗议。
  印尼由于追随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其重要出口物资的 价格却被美国压低,出口收入减少,经济情况恶化。印尼各阶层人士强烈要 求取消“封锁”和“禁运”,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关系。1952 年 4 月,以印尼民族党为主的韦洛坡内阁,在对外关系方面,取消与美国签订的 “共同安全法”,不批准旧金山会议的对日和约;并在 1953 年 3 月,决定派 出驻中国大使,中、印尼关系逐渐好转。1953 年 11 月,中、印尼签订了贸 易协定。

四、中国同西、北欧国家之间的关系 中国同西、北欧某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1950 年初,一些西、北欧的

资本主义国家——挪威、丹麦、芬兰、瑞典和瑞士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并且愿意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50 年 1 月 7 日,挪威政府通过侨民、前驻国民党上海领事马丁·鲍斯 泰向中国政府表示,挪威政府已经在法律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 希望能尽速派一代办到北京。上海外侨事务处通知该外侨,希望在挪威政府 与台湾当局断绝关系之后,建立中挪之间的外交关系,并要求挪威派遣谈判 代表到北京。1950 年 3 月 21 日,挪威谈判代表高兰抵达北京。由于挪威政 府在当时追随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致使中挪建交谈判长 期拖延。直到朝鲜战争停止后,挪威政府才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中国在联合国 的合法地位。1954 年 10 月,中挪建交谈判结束,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丹麦政府外交部长于 1950 年 1 月 9 日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意 建立外交关系。同年 1 月 14 日,周恩来通知丹麦外交部长,准备接受丹麦派 遣的谈判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1 月 16 日,丹麦谈判代表穆克向上海市人民 政府外事处声明,丹麦在 1950 年 1 月 9 日已断绝同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经 过建交谈判,中丹于 1950 年 5 月 11 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芬兰政府于 1950 年 1 月 13 日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 月 16 日,周 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对芬兰承认中国表示欢迎。由于二次大战后芬兰政府对社 会主义国家采取友好政策,拒绝参加北大西洋集团,明确地接受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建交原则,中芬遂于 1950 年 10 月 28 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瑞典政府于 1950 年 1 月 14 日表示愿意建立中瑞两国外交关系。1 月 18
日,中国政府表示,在瑞典政府与台湾当局断绝关系之后,同意与瑞典政府 建立外交关系。1 月 20 日,瑞典政府声明已于 1950 年 1 月 14 日同台湾当局 断绝外交关系。1950 年 3 月 9 日至 5 月 9 日,中国同瑞典在北京举行建交谈 判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瑞士联邦政府于 1950 年 1 月 17 日和 2 月 6 日先后照会中国政府表示希
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准备派临时代办前往北京。2 月 10 日,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代表中国政府复电瑞士政府,表示在瑞士与台湾当 局断绝外交关系之后,准备接受瑞士谈判代表。经过谈判,1950 年 9 月 14 日,中国同瑞士建立外交关系。
西、北欧的一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外贸易和海洋航
运。战后,美国在欧洲的经济扩张,使瑞士、瑞典、挪威、丹麦等国的对外 贸易受到严重影响。他们渴求改善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以摆脱经济困 境,同时,如瑞士、丹麦等国在旧中国有企业投资或房地产投资。出于经济 上的理由,以及鉴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要地位,他们需要同中国打交 道。这是他们较早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原因。
中国同英国、荷兰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 英国在旧中国有很大的 经济利益。它在旧中国有庞大的投资,虽然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前夕抽走了 许多,但据估计,仍有 10.33674 亿美元。①英国的投资,渗入到旧中国金融 业、贸易业、运输业、矿业、制造业和公用事业等各个经济部门。中国与英 国之间的贸易也是英国所重视的。二次大战前,贸易总额最高年达 1.06 亿英 磅。二战后,由于美国霸占了中国市场,1947 年,中英贸易值降至 1,100 万英磅,1948 年,更降为 600 万英磅。英国垄断资产阶级对中国人民革命的



①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第 52 页)。

胜利进程,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1949 年 4 月在长江发生紫石英号炮舰事件后,英国发出过一阵叫嚣,对 中国进行威胁。但是这并没有把中国人民吓倒。此后,英国政府便试图同中 国人民政府建立事务联系,并且放出“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准备研究承认” 的空气。1949 年 9 月 28 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第四届联合国大会进行一 般辩论时称,“英国政府将不试图干涉中国选择它的政府,但是中国曾经承 诺了某些国家义务必须尊重”。9 月 29 日,英国政府又由其外交部发表了一 个《英国在华投资的研究报告》,其中特别强调英国在中国拥有“经济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10 月 3 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表示,英国是否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于中国对英国侨民的待遇和一般态度。10 月 10 日,英国外交部长训令它派驻广州的外交人员,不跟随国民党方面迁往重庆。 不久,英国政府又将其前驻国民党政府的大使施缔文召回伦敦,要他提供关 于英国政府是否迅速承认中国的意见。10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并 向粤东进军之际,香港英国当局曾经宣布九龙和香港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11 月,英国在马来亚的柔佛召开驻远东外交人员会议,由英国驻东南亚高级 专员麦克唐纳主持。柔佛会议着重讨论了英国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 题。讨论的结果,认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各方面看来对英国较为适当, 建议伦敦采取积极行动。
1949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日,美英法西方三国外长在巴黎讨论武装西德问
题时,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将英国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图通知了美国 国务卿艾奇逊。艾奇逊对贝文施加压力,要英国在承认问题上必须同美国保 持联合阵线。贝文只是答应可以延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期。
1950 年 1 月 6 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
来,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意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 础上建立外交关系。英国政府并宣布撤销其对国民党集团的外交承认。
就在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天,英国外交部就英国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发表了声明,表示虽然英国同美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问题上有分歧,但英国并不改变和美国一起“反对共产主义的长期目 标”,并且表示“英国有决心阻止共产主义潮流越出中国国境”。声明还不 怀好意地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承认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政府相提并论, 说什么“承认一个政府绝非承认这个政府的政策”。在这个声明中英国表示 继续同国民党方面“保持实际上的联系”,在台湾淡水留有领事机构。
1950 年 1 月 9 日,周恩来复电贝文,表示中国愿同英国建立外交关系,
要英国政府指派谈判代表来北京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进行谈判。 英国外交部对复电表示不能理解,声称:当一个政府承认另一个政府时,
外交关系随即在事实上开始,两国间任何一国欲在相互关系上进行谈判,通 常是在建立外交关系之后,而不是在外交关系建立之前举行。英国官方人士 强调,这种谈判是没有先例的。但是,他也承认,并不能阻止一国政府在和 另一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提出问题。所以,英国谈判代表胡阶森还是按 照中国要求到达北京。3 月 2 日,中英开始建交谈判。
  中国在谈判中表示,关于中英建交最重要和必须先行解决的是英国政府 和台湾当局的关系问题。英国政府必须澄清:英国代表在联合国关于中国代 表权问题投弃权票的行动,以及英国政府对于在英国、香港和英国属地之国 民党集团的各种机构和中国国家财产究竟持何种态度等。英国政府对此并无
  
认真澄清,反而加剧采取敌视中国的行动,非法劫夺中国在香港、新加坡等 地的财产。
  中国大陆解放后,国民党方面把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所属飞机及其他 主要资财盗运香港。1949 年 11 月 9 日,两航空公司全体员工在香港宣布起 义。两航空公司留港飞机起义后返回祖国大陆 12 架,尚有 70 余架飞机、飞 机修理工厂以及飞机零件设备等财产留在香港。11 月 12 日,周恩来在致两 航空公司起义员工信中,宣布两航空公司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财产,并 要全体员工提高警惕,保护国家财产。12 月 3 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两 航空公司留在香港的资财,决不容许任何人以任何手段,移动或损坏,中国 政府的此项产权应受到香港政府的尊重,如两航空公司留港资财有被非法侵 犯、移动或损坏,香港政府必须负完全责任。
  美国和台湾当局阴谋劫夺两航空公司的留港资财,先由台湾当局向香港 英国法院请求“管制”这项财产,接着又由台湾当局将这项财产所谓“出售” 给临时在美国登记的一家公司“民用航空公司”,随后,该公司由有关美国 人出面向香港英国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接管”两航空公司的全部资财。 香港英国当局竟无视中国政府的预先警告,由其法院宣布“管制”两航空公 司的全部资产三个月,并且违背国际法准则,把中国国家财产作为司法诉讼 的标的物,非法受理这项所谓的“诉讼”。12 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航局长发表声明,指出台湾当局盗卖两航空公司留港资财,没有任何法律效 力,并重申周恩来 1949 年 12 月 3 日的声明,提起香港英国当局的注意。虽 然香港英国最高法院在 1950 年 2 月 23 日,决定航空公司的产权属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所有,台湾当局的“出售”无效,并解除对该项财产的为时三 个月的“管制”;但是,香港英国当局在美国国务院的压力下,却阻难两航 空公司的飞机返回中国大陆。1950 年 5 月 11 日,英国政府枢密院更指令香 港英国当局非法扣押两航空公司飞机。5 月 17 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 致函英国谈判代表,严重抗议英国政府下令扣押中国飞机,并指出英国政府 这种行动,不仅表示英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权不尊重,而且是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极不友好的表现,英国政府应当立即解除对中国、中央两航空 公司的飞机扣押。
中国政府为维护在香港和新加坡的中国国有船舶的产权也同英国政府进
行了交涉。 英国在香港的行政当局,在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制
定了所谓“社团注册及有关事项条例”、“户口登记条例”、“紧急防御权
力法案”、“驱逐不良分子法令”和“新紧急征用条例”等一连串法令,迫 害在香港的中国居民。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香港英国当局 竟违反一百多年的惯例,取消中国人自由出入香港的权利。
  英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各个机构中顺从美国政府的意志,以投反对票或弃 权,阻挠通过苏联政府关于开除国民党政府的提案。所有上述对中国极不友 好态度的表现,都表明英国玩弄敌视中国的“两面政策”,实际上拒绝在平 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1950 年 5 月 22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关于中英建立外交关系谈判 经过的谈话,向世界人民揭露英国政府对中英建交谈判所持态度的真相,要 求英国政府对这些言行不符的问题,进一步加以澄清。两天以后,英国下院 关于中英建交问题进行了一场外交政策辩论,英国外相贝文在发言中,不仅
  
没有采取澄清的步骤,反而表示英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件“不惬 意的决定”。显然英国政府对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着两面政策,一方 面表示愿意建立外交关系,以便发展贸易,并对我国施加影响,一方面对中 国人民不断地有不友好举动。
  荷兰政府和英国政府一样玩弄两面政策。1950 年 3 月 27 日,荷兰政府 经过其在中国的侨民,前驻国民党政府的办事处主任费渊,向中国外交部表 示荷兰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外交关系,并声明荷兰政府已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荷兰政府企图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维持它在中国的投资利益和扩大对外贸 易。1950 年 4 月 4 日,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愿意接受荷兰政府代表就两 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进行谈判。1950 年 4 月 27 日,中国和荷兰在北京开始 建交谈判。中国政府在谈判中要求荷兰政府澄清其对于在荷兰领土内国民党 政府方面之各种机构及中国的一切国家资财所持的态度。但是,荷兰政府并 不明确予以澄清。在此同时,荷兰并有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 行动。
  建交谈判方式是一种创造。对于某些国家,这种方式的运用,起着反对 他们损害中国主权的作用。由于英国和荷兰当时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立场并 未改变,建交问题未能达成协议。其后,在朝鲜战争期间,英国敌视中国的 活动加甚,建交更无从谈起。
  
第二节 反对帝国主义敌视新中国的活动。支持国际上反帝 反殖、争取社会进步的正义斗争。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 权和势力

一、反对美国以所谓“不承认”新中国施加政治、外交压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意愿十分抵触。帝国主义、特 别是美国,想尽一切办法敌视和反对新中国。在整个中国人民的第三次国内 革命战争期间,美国曾经给国民党政权以大力支持,但是,尽管美国对中国 共产党人施加军事威胁、政治恫吓,对国民党政府给予大量的武器装备和经 济贷款,要想改变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历史进程已不可能。新中国成立前夕, 美、英曾经策动新疆少数民族的个别封建主制造武装叛乱、唆使西藏上层人 士搞所谓“驱逐汉人”和脱离祖国的活动,还对中国港口搞“封锁禁运”。 美国更在外交上发起一个“不承认”新中国的运动,曾向英、法、荷、比、 印、巴、澳等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它们同美国保持不承认新中国的一致行 动。这些敌视中国人民的活动,都阻止不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阻止 不住世界各国政府承认新中国,并同它发展关系。在最后一点上,连对美国 跟得最紧的英国也和它不一致。美国就是首先以坚持所谓“不承认”来表示 其毫不掩饰的对中国敌视的立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49 年 10 月 3 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
美国政府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副国务卿韦 伯、国务卿艾奇逊先后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因为中华人良共和国政府没有 作出“接受国际义务”的诺言,美国政府暂时不能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1 月,美国国务院“关于承认中国新政权的报告书”中扬言:美国政府要取
得“冷战中的重大优势”,就要表示不承认新中国政府。
  1949 年 11 月,在美英法西方三国外长巴黎会议期间,艾奇逊要英国外 相贝文保证: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上,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保持一致 态度。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美国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曾要印度在承认新中 国问题上,不仅本身、还应影响东南亚和南亚的英联邦国家,都采取所谓“观 望”政策。1950 年 4 月 26 日,即在亚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宣布承认新中国、 有的并与新中国建交之后,美国政府向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发出照会,威胁它 们不得承认新中国。
关于应如何看待帝国主义的所谓“承认”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
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的报告中就有了阐明。新中国建国时对帝国主 义将采取什么总的立场,这是问题的出发点,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旧中国 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这种控制权表现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 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 文化上的控制也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 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我们必须 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 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 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

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 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 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 以后再去解决。”这就是中国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这个方 针后来在共同纲领的总纲和第七章有明确规定,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 策和战争政策,以及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正是对于这个总 立场,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把它说成是新中国“没有接受国际义务”。至于 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将会采取什么态度,毛泽东的报告中早有估 计,并制定了对策。毛泽东说:“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 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 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 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 他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 位。”
  新中国绝不乞求任何外国的承认。中国人民选择自己的政府,任何外国 无权干预。新中国屹立于世界的这种客观地位,也并不因外国的承认或不承 认而有任何损害。国家之间的互相承认,不过是表示双方国家之间可以开展 正常关系,并可得到方便条件。新中国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条件下已经同许多国家建交并发展了关系。对新中国承认或不承认,这 是美国人自己的事。但是,美国妄想利用承认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则是决 不能得逞的。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这种帝国主义企图。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一方面侮辱中国人民、坚持其所谓“不承认”的立
场,一方面却企图用美国官方的身份同新中国打交道。例如:当中国人民解 放军解放各大城市时,驻在沈阳、北平、南京、上海、武汉、重庆等地的前 美国官员都没有走。据美国国务院的说法,这批人有 800 人之多。这批人企 图以原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外交或官方身份,与人民政府接触,发生事务上的 联系。新中国政府不接受这种关系。如:前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柏曾以“总 领事”身份写信给中国外交部,信件被原封不动地退回。又如:从事间谍活 动的美国前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被中国人民政府依法逮捕后,美国竟企图以 它的外交官被逮捕为理由向中国提出抗议,甚至向 30 个国家的政府发出照 会,妄图掀起反华浪潮,增加对新中国的压力。但是中国人民根本不承认前 美国官方人员的官方身份,对瓦尔德处理的是中国司法主权范围内的事,美 国的一番做作是徒然的。
  1950 年 1 月 15 日,美国政府借口中国政府收回北京美国兵营地产,宣 布撤回美国在中国的所谓“官方人员”,妄图以这种威胁姿态吓退中国人民。 但是,对于维护国家主权的措施,中国人民将继续坚持做下去;至于所谓的 美国“官方人员”,中国人民只能把他们当美国侨民看待,愿去者不留,并 对申请离境者迅速给予离境许可。可是,美国政府的所谓“撤侨”,一方面 迟迟不见行动,只有个别人员离开中国,京、津等地大批前美国领馆人员毫 无动静;另方面,却由国务院出面责难中国留难其侨民的撤退。1950 年 2 月
5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美国政府“撤侨”的真相,指出美 国国务院诬蔑中国留难美侨撤退纯属捏造,表明中国政府不但不会阻止任何

前美国官方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离开中国,相反,根据沈阳和迪化①前美国领事 从事间谍活动的经验,中国愿意所有美国官方人员能够更快地离开中国。1950
年 4 月 30 日,美国撤走了这批侨民。
二、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合法权利 反对美国阻挠新中国实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1945 年成立的联合
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反法西斯的胜利凯歌声中建立的。当时东西方大 国的领导人曾经谈论过不少关于战后长期合作的设想。它的宪章以维护国际 和平和安全为宗旨。但是,联合国成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美国竭力 加以操纵,把联合国变成推行它的侵略政策的工具。
  中国是联合国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只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才有权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并参预它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一天,即 1949 年 9 月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通过决议,否认蒋介石残余分子出席第四届联合国大会的资格。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宣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告向全世界宣 布,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的合法政府。
1949 年 11 月 15 日,周恩来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第四届联大主
席罗慕洛,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 的合法政府,国民党政府丧失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与事实根据,要求立 即取消所谓“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 利。
周恩来的电文到达纽约成功湖后,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硬说电码有误,需
要复核。11 月 18 日,赖伊表示,中国人民政府的电报“并非来自联合国会 员国”,不能在会员国中散发这个电报的副本,根据联合国的“惯例”,只 能把这个电报列在非政府组织和非会员的表册中备查。罗慕洛则说,中国人 民政府的要求,必须经过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的审查,决定是否列入大会 议程。波兰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维尔布洛夫斯基向赖伊提出抗议。11 月 22 日, 联合国秘书处被迫把中国政府的两项电文作为联合国正式文件分发给各联合 国会员国。11 月 23 日,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内发表声明,支 持中国政府在两项电文中的立场。
当时,公开反对中国政府否认国民党集团在联合国合法地位声明的只有
美国、英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面对中国政府的电报 只能提出一个荒谬的理由,说什么美国政府所以反对中国政府的电报,是因 为“该政府尚未为美国及其他许多联合国会员国所承认”。美国总统杜鲁门
在 1949 年底召开的“远东问题会议”上,商讨了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 联合国合法权利的策略。
  1950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致电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联合国秘 书长赖伊,并转安全理事会部分理事国,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开除非法的 国民党集团的代表。1 月 10 日,苏联驻安理会代表马立克提出一项支持周恩
来 1 月 8 日声明的提案,要求安理会作出开除国民党集团的决议。苏联代表 团并受权声明,在国民党集团的代表未从安理会开除出去之前,将不参加安
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的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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