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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十一卷 近代前编(下册)



中国通史

丁编 传记


第一章 林则徐
第一节 悉心研求经世之学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竢村老人、七 十二峰退叟等,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生于清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
(1785 年 8 月 30 日)。父林宾日,是位穷秀才,一生以教读为业;母陈帙, 刻苦持家,平日制作手工艺品换取微薄的收入以补助家用。在父亲的谆谆教 导下,林则徐从 4 岁起开始读书,7 岁学作文,13 岁获府试第一,14 岁便考 取秀才。此后就读于鳌峰书院 7 年,20 岁中举人。
  书院山长郑光策(1755—1804)是当时福建知名的学者,讲究气节,注 重经世致用之学,给他以严格教导。还有前辈学者陈寿祺(1771—1834), 被称为“研究今文遗说者”,他的文章对林则徐有较大影响。
  林则徐中举以后,家境仍较困难,不得不和其父一样,假馆于外,维持 生计。他曾应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之聘,担任了短时期的书记(文书),以 后又被福建巡抚张师诚招入幕中,司笔札凡 4 年。他的才华和勤奋,大为张 师诚所赏识。在张师诚的帮助下,他学到不少历史掌故和有关兵、刑、礼、 乐等方面的知识,为他日后成为一名精明能干的官吏准备了必要的政治和文 化素养。
林则徐在 21 岁后两次去北京参加会试都落选了。到嘉庆十六年(1811)
27 岁时,他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以二甲第四名,朝考第五名中进士,被选拔 为庶吉士。在庶常馆,他致力于研习满文,悉心研究舆地、象纬及经世致用 之学。嘉庆十九年(1814),授编修,嗣被派充国史馆协修。此后五六年间, 他先后任撰文官、譒书房行走、清秘堂办事、江西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 云南乡试正考官和江南道监察御史等职。在近 10 年的京官生涯里,他利用翰 林院和京师丰富的藏书和档案等有利条件,更加努力研究经世之学,仔细综 核“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①,一心等待机会实现自己济世匡时的 志愿。






















① 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国朝先正事略》卷 25。

第二节 实现匡时济世之志


  嘉庆二十五年(1820),林则徐 36 岁,外放任浙江杭嘉湖道。从这时起 到道光十八年(1838)的近 20 年间,他历任江南和西北、中南地区一些省的 司道包括按察使、布政使等职,旋被擢任河东河道总督,以后又担任江苏巡 抚、署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虽然其间因故和两 次丁忧有所中断,但在仕途上他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的,使他得以施展自己的 才能,实现他平素的主张和宿愿。
  林则徐为学“实事求是,不涉时趋”,办事认真负责,讲求实际。他任 杭嘉湖道仅一年,“于所属海塘水利,悉心求之”①。道光帝在接见他时特予 嘉奖,认为他“在浙省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办事都没有毛病”②。此后 他奉派接署浙江盐运使,又协助浙抚帅承瀛“厘革夙弊”,整顿盐政,取得 了成绩,一些由他制定的规章制度一直被沿用下来。道光三年(1823)夏秋 之际,他任江苏按察使时,因大雨成灾,田禾被淹,松江一带饥民人心惶惶, 聚众将变,巡抚韩文绮拟调兵镇压,林则徐亲往松江,采用劝平粜、禁囤积、 减缓征赋、赈济贫饿等积极措施,解救了濒于饿死的饥民,避免了一场一触 即发的暴动。
道光十年(1830)六月,林则徐被任命为湖北布政使,七月出都赴任,
十一月调河南布政使,次年七月初又调任江宁布政使。1 年多时间里,周历 3 省。他在这 3 省中,“多所兴革,凡民生疾苦,吏事废坠,人才贤否,无纤 悉不知,知无不行”。在兴修水利、救灾办赈、整顿吏治等方面都作出相当 的成绩,“一时贤名满天下”。以致当时“儿童走卒、妇人女子,皆以公所 莅为荣。辄曰:‘林公来,我生矣’。至以公所行政,播诸歌谣,荒村野市, 传之以为乐”③。这年秋天,林则徐又被调任河东河道总督。到任后,认真负 责,细心查验,揭露和杜绝了不少弊端,较好地推进了治河工作,使道光皇 帝不禁发出赞叹说:“向来河工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认为假如 所有官吏都能“如此勤劳,弊自绝矣”①。
由于林则徐政绩斐然,道光十二年(1832)被调任江苏巡抚。这一年,
林则徐 48 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从这时到奉派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 片以前的 6 年多时间里,前 5 年他在江苏巡抚任内,曾两署两江总督,后 1 年多时间里,升任湖广总督。在江苏巡抚任上,他与两江总督陶澍“志同道 合,相得无间”②。他们采取了一些“兴利除弊”、“利用便民”的措施,处 理了清代财政经济中极为棘手的钱漕、灾赈、水利、盐政、货币等实际问题, 实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他自奉清廉,办事公正,博得地方民众的普遍好评, 被称为“好官”“青天”。
在湖广总督的 1 年多时间里,林则徐面临着当时国计民生中最主要的祸 害——鸦片问题。他对触目惊心的烟毒泛滥深恶痛绝,“十余年来目击鸦片




①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卷 24。
② 《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93 页。
③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卷 24。
① 《林则徐集·奏稿》上册,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28、25 页。
② 魏源:《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行状》,《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911 页。

烟流毒无穷,心焉如■”③,坚决主张严禁。早在江苏巡抚任上,由于他的得 力措施,禁烟就已取得初步成效。到了湖广总督任内,他更进一步推行严禁 政策。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严禁鸦片重治吸食的 奏折,五月初七日(6 月 28 日),林则徐亦上《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拟 具章程六条,提出成套禁烟的具体办法,并附戒烟药方,建议皇帝颁行各省 以资推广。八月初二日(9 月 20 日),他又上了有名的《钱票无甚关碍宜禁 吃烟以杜弊源片》,尖锐地指出鸦片泛滥对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的严重破坏, 认为如再不推行严禁政策,采取有效措施,“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 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①,促使道光帝下决心严禁鸦片。 他在湖北、湖南两省雷厉风行地展开了禁烟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到他 奉命离开武昌赴京觐见前,在湖北所获烟土烟膏即达二万四五千两,收缴烟 具数千件②。林则徐不仅厉行查禁,而且立足于劝戒,定以期限,示以戒烟药 方,导烟瘾者以自新之路。在严禁吸食鸦片的浩大声势下,许多吸食者纷纷 自行戒烟。武昌、汉口各家药店配制的戒烟药,“无家不有,无日不售,高 丽参、洋参等药皆已长价数倍”③。当时,“湖广之人,有积瘾三十年日吸一 两而居然断去者,断后则颜面发胖,筋力复强,屡试屡验”④。许多吸食鸦片 者在戒绝后获得新生,他们的父母妻子都对林则徐表示衷心感谢,“并有耆 民妇女在路旁叩头称谢,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等 语”⑤。
无可置疑的是,当道光十八年清廷在全国厉行查禁鸦片前,林则徐是所
有大吏中禁烟最坚决而又取得显著实效的突出人物。




























③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571、601 页。
①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571、601 页。
② 林则徐:《致刘建韶》,《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4 页。
③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598 页。
④ 《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53 页。
⑤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598 页。

第三节 在广东禁烟和抗英


  道光年间,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资本主义各国中,英 国走在最前头,它为打开中国的大门,不惜以毒品鸦片为敲门砖。英国鸦片 商贩在英国政府的支持和纵容下,用走私漏税等卑劣手段把鸦片烟土源源不 断地偷运到中国内地。鸦片战争前,英国等输入中国的鸦片逐年激增。嘉庆 二十五年(1820),鸦片输入量还是 4000 余箱(每箱重 100 至 120 斤),到 道光十八年(1838),便增加到 40200 箱①。在道光帝即位后的这 18 年中, 中国白银外流约达 2 亿元左右。鸦片大量输入,不仅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身 心健康和劳动群众的利益,而且也极大地威胁了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引起 了统治集团中相当多人的深切忧虑。在银荒兵弱的现实威胁下,道光帝鉴于 烟毒泛滥将根本动摇其统治基础,便下定决心采纳了严禁鸦片的主张。
  道光十八年九月,道光下令各地加紧查禁鸦片,“其贩运开馆等犯,固 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体查拿,分别办 理”②,并饬大学士穆彰阿等议定禁烟章程。随即降旨将主张弛禁的太常寺少 卿许乃济由正四品降为六品,即行休致,以示惩儆。九月二十三日(11 月 9 日),召林则徐入京觐见。十一月中旬,林则徐由湖北武昌赶到京城。道光 帝在八天中接连八次召见他,表示了对禁烟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对林则徐的倚 重。十一月十五日(12 月 31 日),道光帝特颁给林则徐以钦差大臣关防, 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在接受重任后没有多作停留。他于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839 年 1 月 8 日)自北京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兼程跋涉,于翌年正月二 十五日(1839 年 3 月 10 日)抵达广州。
禁烟,在当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内外上下,阻力都很大。当林则
徐在京城受命为钦差大臣时,首席军机大臣、大学士穆彰阿对于林则徐居然 得到这样特殊的政治待遇很感到意外,他为自己的权位利益考虑,不禁“亦 为之动色”①。事实证明,当时林则徐面临的前景是困难重重的,除“中外柄 臣,有忌阻之”以外,如同龚自珍在《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所预计的: 在广州,当地官吏、幕僚、游客、商贾、绅士中,反对和阻挠禁烟者,所在 必有;加上英国侵略者和中外鸦片贩子的破坏捣乱,真是艰险横陈。与林则 徐接近的“京朝官、故人子弟,亦以边衅为公虑”。但是,尽管这些或者已 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种种阻力和破坏,都没能阻拦林则徐南行执行他的 庄严使命,也没有动摇他禁绝鸦片的决心。他在临行时辞别其座师工部左侍 郎沈维矫时表示:“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 辱?”②表现了置生死于不顾的凛然气概。以后他在致友人信时也追述道:“戊 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而来,早已置祸福 荣辱于度外。”③
但是,严禁鸦片,消除烟毒,毕竟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根本利


① 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1 卷,张汇文等译,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239 页附表戊。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1 册,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124 页。
① 雷瑨:《蓉城闲话》,《鸦片战争》第 1 册,神州国光社 1954 年版,第 314 页。
②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卷 24。
③ 林则徐:《致叶申芗(小庚)札》,《林则徐书札手迹选》,紫禁城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8 页。

益的正义事业,它获得全国各阶层的广泛拥护,也取得有爱国心的官吏、将 领、士兵们的赞同。林则徐到广州后,在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和 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当地主要文武官吏的积极支持与密切配合下,立足于 堵绝来源。面对广东沿海鸦片烟贩猖狂走私的实际情况,他意识到仅仅是严 禁吸食已不足禁绝鸦片,要根本解决问题,必须着重于遏制鸦片的输入,查 禁走私。这是他禁烟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
  在严禁鸦片时期,林则徐主要做了三项工作:第一,调查鸦片走私贸易 情况,采取有效措施,限令外国鸦片贩缴出烟土进行具结,并将缴获的全部 鸦片予以销毁,主持了虎门销烟的历史壮举;第二,组织各方面人才,搜集 和翻译西方国家的书报,积极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军事、法律、经济、 文化、历史、地理等各方面的情况,开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和文化知 识的先河;第三,积极加紧战备,整顿和加强海防力量,增设炮台,训练水 师,招募水勇,号召民众组织起来抵御外来侵略,作各种必要的战争准备, 并坚决痛击前来挑衅的英军,从而使他成为统治阶级中抵抗派的领袖。
1.严禁鸦片。 林则徐在离开北京南行途中,抓住各种可以利用的时机,通过各方面的
人物,周密地调查了广东鸦片走私的有关情况和查禁鸦片的有效办法。他在 行抵安徽舒城时,邀约了曾任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令的田小泉晤谈缉烟 问题,虚心听取田在香山县缉获鸦片万余斤的经验;到江西赣州,又将曾任 粤海关监督豫堃幕僚的郭桂船接去询问有关粤海关的情况,并通过郭向主编
《粤海关志》的梁廷枏索取有关海事的文献图册,其中包括“诸国禀件禁令
及沿海要隘、诸县界域道里、墩营炮械”等资料①。因此在抵达广州前,林则 徐已初步掌握了外国鸦片贩子与广东海关、水师、行商等勾结舞弊的种种内 幕。为了避免外国烟贩等闻风远飏,及早拘拿案犯,行至江西泰和县,他即 将在京了解到的京堂科道指名陈奏发交调查的和一路密查暗访到的“所有包 买之窑口,说好之噂毡与兴贩各路之奸商、护送快艇之头目”分为最要、次 要两种,飞札广东布、按两司,要求迅速予以捉拿②。到达广州后几天,他在 两广总督邓廷桢的配合下,查办了历年包庇鸦片走私贪污受贿的督标副将韩 肇庆,严惩与外国鸦片贩狼狈为奸的行商。
紧接着,林则徐向外商明确地宣布了他严禁鸦片的坚决意志和禁烟政
策。二月初四日(3 月 18 日),也就是他到广州城刚一星期,他即与两广总 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等共同传讯了十三行行商,发给谕贴两件。其一是
《谕洋商责令夷人呈缴烟土稿》,其二是《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他在
指斥行商历年与外国鸦片烟贩勾结和他们所进行的种种舞弊不法行为后,责 令他们转告外国鸦片烟贩遵照规定缴烟并具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 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指明如能 不夹带鸦片,可以“照常贸易”。他庄严地宣告严禁鸦片的决心:“若鸦片 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③但是,那 些狡猾的鸦片商开始时多数则怀疑观望,企图拖延时日不了了之,其后又在 英国驻广州商务总监督义律的支持和唆使下,负隅顽抗,拒缴鸦片。



① 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9 页。
② 《林则徐集·公牍》,第 47—49 页。
③ 同上书,第 56—59 页。

  为了打击义律和外国鸦片烟贩的猖狂气焰,制裁他们的不法罪行,以推 动禁烟运动的顺利进行,二月初十日(3 月 24 日),林则徐采取断然措施, 宣布将停泊在黄埔港的外国商船先行封舱,不准装卸货物,同时撤出广州商 馆的全部中国雇员和工人,派兵包围商馆,不让一个外国鸦片商逃走,并断 绝商馆内外通信联系、食物和饮水等一切给养,勒令外国鸦片商必须缴出所 有鸦片。在林则徐毫不妥协的禁烟措施面前,义律不得不于二月十三日(3
月 27 日)表示同意缴出全部鸦片,第二天呈报承允缴付鸦片烟土 20283 箱。 最后,以英商为主的外国鸦片烟贩一共缴出 19187 箱又 2119 袋①,实重
2376000 多斤,超过了义律承允缴出的数额。从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十五日
(6 月 3 日—25 日),林则徐偕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和广东水 师提督关天培等在虎门海滩监督销毁所缴获的全部鸦片,取得了禁烟运动的 第一个大胜利。
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壮举,气壮山河,它震撼了中外,产生了极其深 远的影响。销烟时不仅“沿海居民观者如堵”,而且外国商人和传教士等亦 获准前来参观。林则徐还当场接见了美国商人京(或译作经、金)、传教士 裨治文、船长弁逊等一行,向他们宣谕了禁烟政策,说明禁烟不影响正常贸 易,要他们“永远不可夹带”鸦片,“专作正经贸易”②。当时,在广州和澳 门的外国人“对于钦差大臣究竟如何处理已经呈缴的鸦片,揣测颇多”,他 们曾经预言这些鸦片将为林则徐等官员所中饱私吞,“有许多人曾断言中国 人是不会销毁一斤鸦片的。另外有许多人深信即使真的烧烟,大部分鸦片一 定会被偷去”。因此他们怀着猜疑的心情,要“亲眼看看销毁鸦片”。前面 所说的美国商人京便携带女眷和传教士裨治文、船长弁逊等,驾船由澳门到 虎门亲往观察,回去后,裨治文著文刊登在他主编的《中国丛报》上,写道: “我们反复检查过销烟的每一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的 程度,远出乎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个工作更为 忠实的了。”①另一个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他写的《中国总论》一书中也说: “鸦片是在最彻底的手段下被销毁的。??全部事务的处理,在人类历史上 也必将永远是一个最为卓越的事件。”②这样,林则徐赢得了原先对他抱怀疑 态度的外国人的崇敬,甚至连他的对手和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 人物。很有意思的是,鸦片战争后几年,在英国伦敦一座专门陈列世界名人 伟人的蜡像馆里,特为林则徐塑了一尊蜡像。虎门销烟三十九年后(光绪三 年,1877),清朝派驻英国的第一任副公使刘锡鸿在陪同公使郭嵩焘等前往 参观时记载说:“文忠(像)前有小案,摊书一卷,为禁鸦片烟条约。上华 文,下洋文。”他为此发表感慨说:“夫文忠办禁烟事,几窘英人,然而彼 固重之者,??可谓知所敬。”③说明了虎门销烟这一气吞山河的壮举,对于 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和对世界的深远影响。马克思充分注 意到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他写道:“中国政府在 1837 年、1838 年和 1839 年 采取的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最高潮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



①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638 页。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 343 页;《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656 页。
① 《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65—169 页。
②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 2 卷,第 504—505 页。
③ 刘锡鸿:《英轺纪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6 页。

的命令没收、焚毁走私的鸦片。”①为了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 我国人民政府于建国之初在天安门广场建立的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其中 第一幅大浮雕便是由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的伟大场面。
  在厉行禁烟和虎门销烟的同时,林则徐对从事正当贸易和愿意遵照规定 具结的外国商船予以鼓励,欢迎他们进港,与进行鸦片走私及抗拒具结的鸦 片烟贩区别开来,坚持“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②,加以争取和分化,收 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这个正确的对策却为不明世界大局、顽固自大的道 光帝所反对和否定。因而,林则徐不得不执行他所不赞成的不分青红皂白与 外国所有商船永远断绝的命令。
2.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官僚,他非常注意了解和研究外国,主张睁眼
看世界。 为了“采访夷情”,在到达广州后不久,他即组织了当时很难找到的几
个通晓外文的人才,从外国报刊上搜集有关的资料。根据这些搜集到的资料, 编译成《澳门新闻纸》。从他到广州后的两年时间里,直到后来被革职,由 他组织的翻译西书西报的工作一直坚持下来没有中断过。除《澳门新闻纸》 外,他还组织人力根据英国人慕瑞的《地理大全》之一部分编译整理成《四 洲志》。《四洲志》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大观,它介绍了世界 五大洲的 30 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概况,成为后来魏源编纂《海国图志》的 蓝本。他还组织有关人员摘译西方报刊上议论中国的各种言论资料辑成《华 事夷言》;摘译瑞士人瓦特尔(或译作滑尔达)关于国际法的著作,编成《各 国律例》;摘译英国人池尔洼的《对华贸易》等书。通过这些翻译成汉文的 西方著述和资料,林则徐了解到不少“夷情”,并据此制定了对敌的“控制 之方”。林则徐在被革职查办后给新来的靖逆将军奕山所提的建议中还特别 强调说:从外国报刊书籍翻译过来的资料,“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 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①。他还请人翻译西方关于大炮瞄准法等武器制造方 面的应用书籍,以学习外国的先进军事技术,改进和提高清朝军队的武器和 作战能力,并将这个大炮瞄准法在广东防务中加以应用。
林则徐如此致力于了解“夷情”,目的很明确,是为了“尽得西人之长
技,为中国之长技”,以抵抗外来侵略。这个指导思想也就是魏源后来在《海 国图志》中所概括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它对当时和后来人都有很大的影 响。这个指导思想划分了林则徐等一些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与一般封建官 僚闭目塞听、抱残守缺的保守思想之间截然不同的界限,二者成为鲜明的对 照。当时,外国人对此曾评论道:“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 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中国人果真要求切实见闻,亦甚易,凡 老洋商之历练者,及通事、引水人,皆可探问,无如骄傲自足,轻便各种蛮 夷,不加考究。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 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亦有他国夷人,甘心讨好, 将英吉利书籍卖与中国。林系聪明人,不辞辛苦,观其知会英吉利国王第二




①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18 页。
②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705 页。
①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 68—69 页。

信,即其学识长进之效验。”①
  林则徐的这种努力了解和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长处,睁眼看 世界的精神,在当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他是道光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崩 溃之际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之开风气者。
3.加强防御,抗击英军侵略。 林则徐在进行禁烟和了解“夷情”的同时,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一到广
州,就抓紧海防,积极加强军事上的防备,以对付英国的偷袭和挑衅。 虎门销烟后,义律阻挠英国商船遵照林则徐的规定进行具结,并不时发
动挑衅。林则徐针锋相对,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他在亲自视察和调查的 基础上,认为“英人非不可制”,相信“民心可用”。他在上道光帝的奏折 中写道:“臣等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士端人衔恨刺骨,即渔舟 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②因此,他在注重水师训练 和招募水勇作为辅助力量外,鼓励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从道光十九年
(1839)起,他就号召“由民间自行团练以保村庄,或由府县雇觅壮丁以资 捍卫”③。他多次发出告示悬赏,奖励人民群众勇敢杀敌,号召沿海居民“群 相集议,购买器械,聚合丁壮,以便自卫。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人民各 准开枪阻止”④。他赞扬沿海水上居民“渔蜑(疍)各户”勇敢善战,招募他 们的水勇进行操练,并进而动员广大民众,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 人持刀痛杀”①。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以夜战 和火攻骚扰敌船。所有这些都是一般封建官僚所无法企及的。但同时也应看 到,林则徐并不可能超脱他的时代和阶级局限,在利用民力御侮这个问题上, 他从封建统治阶级利益考虑是很明显的,对这些“渔蜑各户”劳动人民,他 是很不放心的,认为他们这些人“贪利亡命”,“雇用此辈,流弊亦多”, 不能一概信任和依靠,其所以招募他们为水勇,“系属因时制宜”,暂时利 用,也是“以奸治奸,以毒攻毒”,因此对他们“权宜虽在暂时,而驾驭必 须得法”。
道光十九年下半年,中英双方关系日趋紧张,义律多次率英国兵船进行
挑衅。由于林则徐、关天培作了周密的防备而未能得逞。继七月二十七日(9
月 4 日)对九龙水师挑衅遭到反击后,九月二十八日(11 月 3 日),义律又 以兵舰阻挡英国商船进港具结,挑起穿鼻洋之战。水师提督关天培奋勇督战, 击中敌船,清师船亦中弹漏水。此后 9 天内,英舰向尖沙嘴迤北官涌山的清 军阵地发动 6 次进攻,都被击退。这些战斗规模都不大,可说是鸦片战争的 前哨战,由于林则徐事先的认真备战,中国方面一般都掌握了主动。
  十二月,林则徐被任命为两广总督,接替邓廷桢的职务。这时,英国政 府为维护其可耻的鸦片贸易,蓄意挑起侵华战争。翌年正月十八日(1840 年
2 月 20 日),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侵华军全权正、副代表,由懿律率 大小兵舰 40 余艘于六月初抵达广东沿海。由于广州防范严密,英舰无隙可 乘,懿律与义律便率舰北上,于七月中到达大沽口外,向清廷进行威胁。七



① 《澳门月报》,《鸦片战争》第 2 册,第 526 页。
②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678 页。
③ 同上书,第 881—882 页。
④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1 卷,第 72 页。
① 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 30—31 页。

八月间,被英国兵舰吓破胆的道光帝命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与英方进行谈 判,表示要治林则徐重罪,为侵略者“代伸冤抑”。八月二十二日(9 月 17 日),道光帝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办林则徐。懿律等得到上述的答 复,率舰南返,等待清政府实现其诺言。
道光帝责备林则徐“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 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而生出许多波澜”。在封建专制君主的淫 威高压下,林则徐不得不自请“从重治罪”①。然而他自信是做得对的。他致 书怡良,表示“徐不敢不凛天威,亦不敢认罪戾,惟事之本末,诚不得不明 白上陈耳”②。八月二十九日(9 月 24 日),他在《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 片》中,坚持必须严禁鸦片的主张,申述了“鸦片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天 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的种种理由;驳斥了投降派所鼓吹 的“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即战争的发生是由于严禁鸦片的谬说。他指 出:“盖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鸦片获利之重。”说明英国发动侵略战争, 是为了以此“试其恫喝”,以“冀得阴售其奸”。末了,他要求道光帝给他 一个机会,让他“戴罪前赴浙省,随营效力”。林则徐的这些说明是完全符 合实际的,他请求到前线“随营效力”是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的表现,是 应当得到支持的。然而,道光帝给他的“硃批”答复却是:“无理,可恶!”、 “一片胡言”①。九月初八日(10 月 3 日),林则徐和当时已调任闽浙总督 的邓廷桢同时被革职查办。




































①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882—883 页。
② 林则徐:《致怡良》,《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第 133 页。
①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883—885 页。

第四节 遣戍伊犁


  当林则徐被“奉旨革职”的消息传开以后,“连日铺户居民来攀辕者填 于街巷”,他们向林则徐赠送靴、伞、香炉、明镜和颂牌等物品,以表示他 们拥戴的心情。就林则徐日记里不完全的记载看,当时士绅商民呈送的颂牌, 自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的四五天时间里,即达 52 面之多,其中题词有: “民沾其惠,夷畏其威”、“仁风其沐,明鉴高悬”、“恩留东粤,泽遍南 邦”、“明察秋毫,忠心对天”,还有“威慑重洋”、“民怀其德”、“德 敷五岭”等等。这些题词高度评价了林则徐的政绩和反抗外来侵略②。这一情 况,外国人也看得很清楚。一个参加侵华战争的英国军官在他的《英军在华 作战记》中写道:“若说林公虽然不为皇帝所喜,但是他却很受他新近管治 人民的爱戴,这对于林来说,只是公道而已。他的最大死敌也不得不承认他 的手从来没有被贿赂玷污过。在中国的政治家中,这种情形是闻所未闻的。”
③尽管林则徐冤枉地受了皇帝的惩罚,但是人民拥护他,公道自在人心。 此后半年间,林则徐和邓廷桢(也奉命回广东等待查办)都以待罪之身
滞留广州。这时,林则徐虽然处于无权和逆境中,但仍密切关心时事,力所 能及地做了一些有助于抗英的事。沙角、大角炮台失陷,陈连升等英勇战死 后,林则徐与邓廷桢认为“再难坐视”,怀着焦急的心情要求琦善分配给他 们适当工作,结果为琦善拒绝。虎门失守,关天培壮烈牺牲,林则徐感到无 限痛心。他与邓廷桢曾催请琦善发兵增援,仍遭拒绝。他对琦善自毁长城, “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蔑国威”等种种倒行逆施和对英国侵略者一味 妥协的行为十分不满。在家信中,他以极度的愤慨沉痛地写道:“此次大败
(指虎门之战),皆伊所卖,岂尚能追溯缴烟之事乎?”①因此,他积极支持
怡良揭发琦善的卖国罪行。义律咄咄逼人的进攻,使他感到担心。为了保卫 广州,他自己捐资招募壮勇。琦善被革职押解返京查办后,他又先后向署两 广总督怡良和新任两广总督祁■、靖逆将军奕山提出关于加强战备和要注重 调查研究敌情等积极建议,还向奕山介绍造船的经验。但奕山和祁■都没有 很好采纳他的意见。
在林则徐的一再恳求和两江总督裕谦、闽浙总督颜伯焘等的再次荐举
下,道光帝终于同意派遣林则徐以四品卿衔赴浙江前线协助裕谦抗战。林则 徐于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三日(1841 年 5 月 3 日)离广州前往浙江,深入 到浙东沿海前线镇海一带,积极参加前线的军事防御,考察各地炮台,修筑 工事,研制大炮、战船等,并将自己在广东搜集到的和进行研究的制炮技术 以及 8 种战船图样交给龚振麟等技工人员作参考。
然而,正当林则徐在浙江沿海前线积极进行抗击英国侵略者的筹防事务 时,这年的五月二十五日(1841 年 7 月 13 日),从裕谦那里转来道光帝对 林则徐的遣戍命令,革去林则徐的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林则徐在接到遣戍令后的第二天,即离开镇海踏上赴戍的路程。七月初, 他在江苏京口(今镇江)会见魏源,委托魏源将《四洲志》加以修订扩充, 这便是后来刊行的《海国图志》。当他抵达扬州时,又奉旨折回,赴河南祥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 372—374 页。
③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 5 册,第 146 页。
① 《林少穆先生家信摘录》,《鸦片战争》第 2 册,第 565 页。

符河工工地襄助王鼎办理堵口工程。经过半年的辛苦治理,开封附近的黄河 堤岸决口胜利合龙。但道光帝违反了以功赎“罪”的成例,仍命令林则徐继 续赴伊犁戍所。
  林则徐怀着报国无门的极度悲愤心情踏上戍途。一路上他写下了大量的 诗篇,抒发自己爱国忧时的情怀。他深切地关注着东南沿海抗英战争的进展 情况,条条战讯都牵动他的心。至于个人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他都把它 埋在心底,高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安慰家人“莫 心哀”。随着行踪的西移,与战场的距离越来越远,他忧国的情思也就越来 越强烈。奕经浙东溃败,他不胜扼腕;镇江失守,他“滋切愤忧”①;英舰长 驱直入长江后的局势更使他无限悬念。他在致友人信中痛苦地表示自己的心 情说:“自念一身休咎死生,皆可置之度外,惟中原顿遭蹂躏,如火燎原,?? 侧身回望,寝馈皆不能安。”②在抵达伊犁前,途经各地,他必探听战局的发 展讯息。他虽身遭放逐,但爱国之心不已。
  从河南重赴戍途起,经过将近 10 个月的长途跋涉,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 初九日(1842 年 12 月 10 日),林则徐终于抵达西北边防重镇的伊犁戍所。 林则徐在新疆整 3 年间,前两年主要在伊犁惠远城,后一年则奉命赴南
疆各地查勘新垦地亩,奔波于广阔的荒野与戈壁滩。 在伊犁戍所期间,林则徐在起初相当长的时期里,身体很不好,但仍时
时关心国事。他通过阅读过期的京报和新疆地方档案资料,了解了不少国家
时事和地方上的边防、屯田垦殖、水利、边疆史地等情况。在伊犁后一段时 间,他向伊犁将军布彦泰申请捐资兴办惠远城东阿■苏废地垦务。他的认真 负责和精明干练,得到布彦泰的高度赞赏。布在给道光帝的密奏中,认为林 则徐是他“平生所见之人”中,“实无出其右者”的“有用人才”,要求道 光帝予以“弃瑕录用”①。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林则徐被派遣去查勘天山南路诸城所垦荒地。此
后将近 1 年时间,他仆仆风尘,遍历新疆十城,行程兼及天山南北的广袤地 域,经他丈量查勘的垦地,不包括后勘的哈密垦地,面积约达 70 万亩。在此 期间,他特地乘赴喀什噶尔之便,专门拜访领队大臣开明阿和换防镇军丰伸 了解西部边防的情况,寻找去过境外中亚诸国的“回子”,“译询卡外各国 夷部地土风俗”②,一路上他还注意各族人民的生活,倡导兴修水利,改进推 广坎儿井(后被当地人民称为“林公井”),教民制纺车、织布,为新疆各 族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赞扬和怀念。
通过对边防的了解与实地开垦、查勘,林则徐认识到最重要的是应把垦
务与巩固边防密切地联系,也就是说,招民开垦是为了充实边地。他在南疆 各地深入基层的实地查勘中,对边疆各少数民族的苦难有了较多的体会,“亲 见其居处饮食之苦,男女老幼之愚,实在可怜”①。经过查勘后,他向布彦泰 和道光帝建议,将这些垦地发“给回民耕种”。这也是林则徐的筹边思想。 正是由于林则徐能较正确地看待新疆的各少数民族,恰当地处理汉族与当地



① 林则徐:《致刘建韶札》,《林则徐书札手迹选》,第 34 页。
② 林则徐:《致姚椿、王柏心》,《林则徐信稿》,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 页。
① 《鸦片战争》第 3 册,第 512—513 页。
② 林则徐:《乙巳日记》,《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76 页。
① 林则徐:《致汝舟》,《林则徐信稿》,第 138 页。

其他民族的关系,促使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友好团结,有利于新疆边防的巩固。 林则徐在被遣戍新疆的 3 年,通过他勤于调查和对边境的实地了解,对 沙俄侵华野心有了感性的认识。他认为:“予视俄国势力强大,所规划布置,
志实不小。??将来必为大患,是则重可忧也。”②
  在度过 3 年流放生活后,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1845 年 12 月),林则 徐在哈密被“赐环”,以四五品京堂回京候补。进京途中又被授以三品顶戴 署理陕甘总督,随即又被正式任命陕西巡抚。在此后 1 年里,他在甘肃、陕 西镇压藏民、回民和刀客的抗清斗争。道光二十七年(1848)调任云贵总督, 翌年以办理“回务”有功,被加以太子太保衔,赏戴花翎。在云贵总督任上, 他整理了云南矿务,主张“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开采银矿,并对铜 矿主张维护“放本收铜”的政策。
  这时,林则徐已年老多病,有“决然求退”的想法。道光二十九年(1849) 八月,在林则徐的一再恳求下,道光帝批准他开缺回籍,就近调治。九月, 他自云南昆明动身,途中经江西南昌稍有停留,于翌年三月初返抵福州原籍。 林则徐回到福州时,正是福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入城斗争高涨之秋。 这一年,英国传教士进一步强行进据乌石山的神光、积翠二寺,激起福州爱 国绅民的强烈反对。林则徐回乡后,便与当地士民共同商讨驱逐侵略者的办 法。为加强海防抵御能力,他抱病乘船至闽江口的五虎礁和闽安、长门等要 塞察看形势,修筑炮台,并向地方大吏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畬提 出调兵、演炮、募勇等积极建议。由于刘韵珂、徐继畬等当权者主张对外妥 协,与林则徐意见不合。当刘、徐正准备对林则徐反侵略的爱国行动加以“破 坏和局”罪名进行中伤时,恰因清廷拟起用林则徐,他们得知风声而悄悄中 止。十月初一日(11 月 4 日),林则徐收到新即位的咸丰帝授他为钦差大臣 赴广西镇压正在兴起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命令。他带病仓促启程,十月十
九日(1850 年 11 月 22 日)行至广东潮州府普宁县逝世,终年 66 岁。





























② 欧阳昱:《见闻琐录后集》卷 4,同治四年刊本。

第二章 龚自珍魏源


  清道光年间,中国社会急剧地发生着变化。龚自珍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末 世向近代社会转换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的重要影响越来越被日益觉醒的人们 所认识。正如梁启超所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 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盦文集》,若受 电然!”①这一变革时期产生的另一个杰出人物是与龚自珍相齐名的魏源。作 为龚自珍的好友和同道,他们生活在同一时期,共受今文经学影响,都猛烈 地抨击封建末世的黑暗,主张改革,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龚自珍的特点 在于以“但开风气不为师”标榜,对旧的社会现象和士林风气进行了最早、 最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其锋芒所向,主要在封建社会内部。鸦片战争爆发后
1 年,龚自珍即逝世,在新的时势面前,发展改革思想的旗帜便由亲历了鸦 片战争硝烟的魏源继续高举。他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开辟了 反抗外国侵略、学习西方文明的新方向。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 54 页。

第一节 龚自珍


生平事略


  龚自珍,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 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1792 年 8
月 22 日),卒于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1841 年 9 月 26 日)。他出身于 一个仕宦的书香门第,祖父龚敬身为乾隆进士,曾任内阁中书、知府、道员 等官;父亲龚丽正为嘉庆进士,曾任知府、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等官,是 乾嘉时著名训诂学家段玉裁的门生和女婿;母亲段驯,在当时也颇有文名, 著有《绿华吟榭诗草》。龚自珍从小受到经学和举业的熏陶,8 岁便读《登 科录》。
  嘉庆七年(1802),11 岁的龚自珍随父亲来到京师,先师事建德贡生宋 璠,次年又随外祖父段玉裁学习《说文》,接受了严谨的训诂训练。14 岁即 考究古今官制,撰有“汉官损益”等文。16 岁开始通读《四库全书提要》。 他不满足于私塾之学,曾逃到附近的法源寺去读书。21 岁时,龚自珍由副榜 贡生考充武英殿校录。未几,又随父往徽州任官,参加了《徽州府志》的编 撰,负责修撰“人物志”,并创立“氏族表”,初步显示了才华。然而,他 的科举仕途却坎坷不平,27 岁考中举人,以后五次参加会试考选进士,都落 榜不第。十几年中,他随父亲升迁调任,往来于直隶、江苏、安徽一带,出 入官场,目睹吏治的黑暗腐败、贪污横行。这些人间不平事与他胸中积聚的 怀才不遇悒郁心情屡屡撞击,进发出改革弊政的思想火花。
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徒攻入皇宫的巨变震惊了朝野,嘉庆皇帝
也不得不下“罪己诏”,然而同时却把责任推在群臣身上,斥责他们寡廉薄 德。龚自珍借此机会,撰成著名的《明良论》,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 政治见解,对君权专制进行抨击。他指出,腐败的原因首先在于皇帝视臣下 如犬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耻,只知朝夕长跪,只知追求车马、服饰,以 言词取媚君上。在这种制度下,“官愈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 近则媚益工”①。入骨三分的针砭,令外祖父段玉裁阅后又惊又喜,他欣然加 墨批点:“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他欣慰地说“犹 见此才而死,吾不憾矣!”②这一时期,龚自珍诗文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 涉目皆是”,“甚至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③。龚自珍 这一时期的政论文章,揭露重于说理,感情重于理性。他需要更深刻的思想 理论来阐明自己的思想主张。
嘉庆二十四年(1819),28 岁的龚自珍会试不售,在京师与魏源一起师 事今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今文经学本是西汉的一个儒家学派, 他们以五经推测人间祸福,以微言大义解释统治权术,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 在诸经中尤重《春秋公羊传》。古文经学则相反,注重铨释词义、训诂名物, 不问政事,在诸经中推崇《周礼》。自魏晋以降,今文经学一直无立足之地。



① 《龚自珍全集》上册,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1 页。
② 同上书,第 36 页。
③ 张祖廉纂:《定盦先生年谱外记》,《龚自珍全集》下册,第 648 页。

然而到了清中后期,作为对乾嘉汉学埋头考据、脱离实际的一种挑战,今文 经学开始复兴,首倡者为庄存与,刘逢禄是他的外孙和学生。龚自珍从刘逢 禄讲述的今文经学那里找到以微言大义、托古改制的形式来阐发自己改革思 想的理论根据,他兴奋地在诗中吟道:“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 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①从此,他便以今文经学家的继承者自 许,“但举大谊,不为巵词矣”。
  嘉庆二十五年(1820),龚自珍会试再度落第,以举人挑选为内阁中书。 从道光元年起,又任国史馆校对等官职,先后十几年。其间,他阅读了内阁 丰富的档案和典籍,勾索旧闻,探讨历代得失,以后又参加《大清一统志》 的修撰,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等有深刻见解的文章。
  道光九年(1829),38 岁的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他 在殿试对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御试安边抚远疏》, 议论新疆平定张格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 提出改革主张。“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② 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是个有名的“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 “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 仍为内阁中书。在历任京官的 20 年中,龚自珍虽困阨闲曹,仍屡屡上书,指 斥时弊,但都未被采纳,甚至被同僚视为“痼疾”。这一时期,他也撰写了 更加成熟的一些政论,如《乙丙之际箸议》、《大誓答问》、《古史钩沉论》 等,讥刺封建官僚的昏庸。
在京中,与龚自珍密切交往的好友,除了魏源等常州学派的师友外,还
有不少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如姚莹、汤鹏、张际亮、黄爵滋、包世臣等。 他们常常在诗酒酬唱、赏花观月的聚会中抒发自己救时补弊的情怀。道光十 八年(1838)十一月,湖广总督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龚自珍 极表支持,作《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建议严惩烟贩,积极备 战,并表示愿随同南下,共事禁烟。
由于龚自珍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
道光十九年(1839)春,他又忤其长官,决计辞官南归,于四月二十三日(6
月 4 日)离京。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 的龚自珍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
315 首。
  道光二十一年(1841)春,龚自珍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三月,父 亲龚丽正去世,龚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夏末, 他曾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准备辞去教职,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的战 斗。但八月十二日(9 月 26 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年仅 50 岁。

政治思想


龚自珍的思想在政治、学术、经济、文学诸方面,都起到了振聋发聩、 开一代风气的作用,其中尤以他猛烈批判封建黑暗、鞭挞混浊士林风气的政 治思想最为激奋。



① 《龚自珍全集》下册,第 441 页。
② 吴昌绶:《定盦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下册,第 618 页。

  嘉庆、道光年间,虽已内尽隳坏,但官僚地主、士子文人却还沉醉在“盛 世”的迷梦之中,文恬武嬉,歌舞升平。龚自珍以锋利的笔触,挑破了欺人 外皮,无情地挤压着内中的污秽。他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指出,嘉庆 以来国势陵夷,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了:
  承乾隆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 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 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①
  然而,在这样危翳四伏的社会里,高踞于统治阶级庙堂之上的又是些什 么人物呢?久居官场、出入士林的龚自珍看得很清楚:京师和地方到处充塞 着昏庸卑劣之徒,他们只知道升官发财、封妻荫子。这些丑类互相勾结,盘 根错节,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恶势力。在他们控制下,“俄焉寂然,灯烛无光, 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②,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幅豺狼当 道,正气不伸,鸦雀无声,黑暗凄凉的景象。龚自珍还指出,另一个使人才 被压抑、摧残的原因是官场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和专重八股的科举制度。朝 廷取士全看代圣贤立言、脱离实际的八股时文,因为内容空疏无以见高下, 便用楷法工整作标准。一个有幸得中的士子又面临着以岁月的累积决定升迁 的漫漫之路。自庶吉士至尚书,大约需 30 至 35 年,至大学士又需要 10 年, 这时身膺重任的一品宰辅“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疲矣”,“仕久而恋其 籍,年高而顾其子孙”③,就像官府门口的石狮子,徒有其形,相向而坐。为 了表示愤慨,龚自珍毅然将自己耗尽“华年心力”的 2000 篇八股文付之一炬。 他尖刻地嘲笑,“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书法也!”在这样 的恶势力和制度的束缚下,整个社会各阶层都在倒退,思想窒息,人才枯竭。 以至到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 才工,衢无才商”的地步①。目睹这种衰世颓败现象,龚自珍晚年悲愤地呼出 自己的心声:“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 一格降人才!”②他大胆地预言,一场大的动乱为期不远了。果然,在他去世 的前后几年,鸦片战争的战火和太平天国的风雷便无情地冲击着这个衰朽的 皇朝。
在龚自珍的政治思想中,闪耀着特异光辉的是:揭露、批判腐败现象的
矛头已经触及到了君主专制制度。他斥责封建帝王为了树立自己“一夫为刚, 万夫为柔”的淫威,“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 以嵩高其身”,“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③。在这种威胁利诱之下,士大夫养 成阿谀奉承的习气,“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④因此, 政事日坏,人才日鲜,也就是必然的了。龚自珍的揭露,实际上已把社会黑 暗的根源归结于封建君主专制。尽管他的认识还不具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 度的要求和意义,但他这种大胆淋漓的揭露,对后世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每每



① 《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106 页。
② 《尊隐》,《龚自珍全集》下册,第 88 页。
③ 《明良论三》,同上书,第 33 页。
① 《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 6 页。
② 《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下册,第 521 页。
③ 《古史钩沉论一》,《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20 页。
④ 《明良论二》,《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31 页。

有启迪作用。 龚自珍是一定时代和社会阶级的代表人物,时代和历史的进程,向中国
封建社会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作为这种时代社会要求的反映,龚自珍在揭露 和抨击衰世弊政和士林风气的同时,还提出了救时补弊的改革主张,他大声 疾呼,“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奈之何不思更法?”并提出一系列具体 改革措施:淘汰冗员,将八股改为策试,加强大臣的权力,兴修水利等等。 但是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使他突破封建制度的门槛和地主阶级的局限,只 好把这一切寄托在希望出现的圣君身上,劝说皇帝自动改革。由于他的企求 仍建立在补救旧制度之上,因而其改革思想较之对旧制度的揭露和鞭挞颇为 逊色,一系列具体主张也不外乎前人早已唱过的老调。
  面对“外夷”强陵的时势,龚自珍产生了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他 和林则徐、黄爵滋一起主张严禁鸦片;建议林则徐赴广东禁烟,“火器宜讲 求”,“多带巧匠”,“修整军器”。并申明这场反侵略自卫战争的正义性 质:“此驱之,非剿之也”,“此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入”,而不是畏 缩颟顸之流诬蔑的“开边衅”①。龚自珍对鸦片战争的发展态势很有预见,据 记载,直隶总督上奏请裁撤天津水师,“谓无所用,岁计费且数十万,上可 其奏”。龚自珍闻知,急上书万言,“言不可撤状”,但不为所用。两年后, 英国军舰果然北上攻打天津,“人始服其先识”②。龚自珍对西北边疆也十分 关注,曾协助历史地理学家程同文、徐松修撰《会典》“理藩院”一门,在 研究西北山川地理、部落源流的基础上,较早地提出在新疆设省,开垦移民, 防止外国殖民者入侵。龚自珍的早逝,使他的抵御外侮爱国主义思想在政治 思想内容中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学术思想


  龚自珍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利用了“今文经学”这个旧的形式, 使之与“经世致用”相结合,成为他关心国计民生,批评时政、改革社会的 武器。
龚自珍并非清代今文经学兴起的首倡者,他之前已有庄存与、孔广森、
刘逢禄几代学人。庄存与生活在封建危势渐露的清中期,再度提倡汉代应变 的公羊思想,企图以此调整旧的社会秩序,但他主要还是一个经学大师,与 现实政治尚保持一定距离。刘逢禄虽然强调何休的“微言大义”,使公羊学 逐步和实际相结合,由此可能引申出改制变革的新意,但他们都未脱出汉代 以来今古文经学传统斗争的窠臼。龚自珍自幼吮吸的是清代占统治地位的乾 嘉汉学浓郁空气,但面临腐朽颓败的社会现实,他对社会的认识也开始发生 了变化,从而对今文经学的《春秋公羊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封建末世的 社会危机感和挽救这种危机的责任感,使他毅然离弃和抨击脱离现实的考据 汉学和宋明理学,“言生平恶《周礼》”,指斥“著书只为稻粱谋”,“至 竟虫鱼了一生”的迂腐学风。他认为,道和学、治,本是一体。得天下者为 王,佐王者为宰、卿大夫,交租税者为民,民之有识者为士。王、宰、卿大 夫与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



① 《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170 页。
② 《龚自珍研究资料集》,第 342 页。

则一而已矣”①。这种把经学和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的认识,在 清代今文经学中 是一个新的发展。同时,龚自珍对汉代以来旧的今文经学也进行了改造和批 判。
  龚自珍十分强调人的作用,他批判董仲舒“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 的公羊学天人感应论,指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而 人也是“自造”,“非圣造,非天地造”①。极力主张破除对自然现象的迷信 和神秘观念,反对用今文经学对人间灾异作穿凿附会解释:“最恶京房之
《易》,刘向之《洪范》,以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建议根据钦天 监中历来彗星运行的记录档案,研究其规律,撰成一书,“可以摧烧汉朝天 士之谬说矣”②。他打破了由来已久的今古文经学森严门户的拘束,吸收了“六 经皆史”观点,认为《易》、《书》、《春秋》等,都是“卜筮”、“记言”、 “记功”之史,从而将今文学家眼中涂有神秘色彩的诸经,还原为社会历史 的记载。龚自珍虽然以服膺今文经学相标榜,但实际上他与汉代董仲舒诸人 已相去甚远,既不主张寻章摘句、考据训诂的汉学,也不主张以谶纬迷信附 会臆说的公羊学,而是用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去阐发经世致用思想。在这个 宗旨下,他又提出了朴素的辩证思想。
  龚自珍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 无不移易”③。制度和朝代一样,都是新旧更替,不断变革的,已经陈旧过时 了的制度、政令如果不自行改革,就必然被新势力强制改革所代。他引申了 公羊三世说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把社会历史解释为“治世
——乱世——衰世”三阶段。从经世致用思想出发,他明确指出,当时的社
会是“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必须对种种丑恶黑暗的现象和制度予以 揭露和改革。但是,究竟怎样改革,他却找不出明确的答案。尽管龚自珍是 那个时代、那个营垒的佼佼者,但他毕竟要维护封建阶级的根本利益,这种 立场的限制,就使他的辩证思想仍然跳不出封闭的循环的圈子。他说:“万 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只承认现象的变异而否认质 的变化,因此事物最终还要回复到原始的状态。这种认识反映在政治态度上, 即是一方面对腐败现象嫉恶如仇,一方面又主张“风气之变必以渐也”。在 抨击腐恶、开通风气斗争中表现为勇敢的猛士,在传统儒学和封建根本伦常 面前却表现得迷惘和怯懦。这样,笃信今文经学的龚自珍,晚年又“犹好西 方(佛教)之书”,校雠佛经,撰《龙藏考证》等。这种矛盾交织的现象, 说明他在经世致用、开辟新路的挫折中,“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 经”,只好向域外去寻求一些精神安慰和解脱了。

经济思想


龚自珍的经济思想,是其政治思想在经世致用过程中,思索衰世之源和 寻觅救世之方的反映。
他看到了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严重贫富不均现象,揭露了清统治者对人民



① 《乙丙之际箸议第六》,《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4 页。
① 《壬癸之际胎观第一》,《龚自珍全集》,第 12 页。
② 《龚自珍全集》,第 346 页。
③ 《上大学壬书》,《龚自珍全集》下册,第 319 页。

血汗的无止境榨取,谴责开捐例、加赋、加盐价等政策是“割臀以肥脑,自 啖自肉”,痛斥官僚大吏只知以苛捐杂税中饱私囊,致使封建社会赖以存在 的农村经济严重破坏,广大农民流离失所。透过种种社会经济凋敝现象,龚 自珍力图从社会财富分配方面去寻找动乱之由。他在《平均篇》中指出:“其 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 丧天下。”①这里,他能够觉察到封建社会的兴衰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否 平均,并且觉察到由于分配不均而形成的贫富悬殊和社会矛盾,力图从经济 根源上寻找皇朝治乱和新旧更替的原因,这无疑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但 是,他对造成严重贫富不均现象的进一步分析,则陷入了主观意识决定论, 他把这种现象归结于“人心亡,世俗坏”,因而官吏贪污无忌,商人“皆欲 并十家、五家之财”,而不可能揭示封建制度的本质。所以,龚自珍头脑中 的经济改革主张只是调整贫富悬殊的较大差别,保持“小不相齐”,防止“大 不相齐”,即“富贵者,天所以待王公大人君子”,统治阶级按其等级地位, 应该占有较多的财富;“贫贱,天所以限农亩小人”,被统治阶级居于贫贱 也是合理的,企图用调和的办法去缓和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具体到土地分 配上,他在《农宗》一文中提出以西周宗法制度来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的办法,将宗法组织中的成员分为“大宗、小宗、群系、闲民”4 个等级, 按此进行土地多寡的分配。这种以复古的办法来解决农民丧失土地、沦为流 民的现实,显然是虚幻的。龚自珍一方面对土地兼并的积弊强烈不满,一方 面又苦于公羊学的空洞,在古代经书中既找不到解决实际问题的典章制度, 在自己头脑中又设计不出重新规划社会秩序的有效方案,于是也像以前的今 文经学家一样,只好从古文经《周礼》中向回归上三代社会那里去寻找出路。 然而这是一条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不通之路。
任何先进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是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反映。尽管封建社
会长期停滞,但到了龚自珍时代,商品经济在中国,特别是在江南地区仍然 有了某些发展。晚年的龚自珍,也由早期重农抑商思想开始向较为重视商品 经济转化。他改变了商人是破坏社会经济因素的看法,提倡发展蚕桑木棉等 商品原料生产,主张“且仿齐梁铸饼金”来抵制外国银元,并建议林则徐在 抵御外侮的同时,发展有限的“互市”。当然,在中国社会自然经济受到外 来冲击之前,龚自珍的经济思想内容是比较浮浅的,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也是 出于直观的现实感受。他的建立在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原则下的平均思想, 其积极意义在于尖锐地揭露了这种制度造成的“贫者日相倾,富者日愈壅” 的社会现象,并从经济上寻找社会危机的原因,向统治者发出了“丧天下” 的严厉警告。

文学成就


  龚自珍的文学成就,如同其政治思想是鸦片战争前夕这个变革时期的产 物一样,也以新的内容和风格在封建末世独放异彩。
他写成于南归旅途中的《己亥杂诗》,是中国诗史上罕见的大型组诗, 总结了几十年来师友交游、仕宦沉浮、著书倡说的经历,也是对沿途所见社 会凋敝、民不聊生景况所发的感慨。他的诗有意境清新、词语瑰丽、高言快



① 《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78 页。

语的特点,不过使他的许多诗作不胫而走,备受推崇的真正原因,还在于它 对社会腐恶现实的无情鞭挞,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和激赏。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津梁条约遍南东,谁遣藏春深坞逢?不枉人呼莲幕客,碧纱■护阿芙蓉。

这些慷慨、悲愤、掷地有声的炼句,深深地打动了迷惘而又不甘沉溺的
青年知识分子的意绪,喊出了久被压抑的人们的心底之声,因而使他的诗歌 从清代诗坛王士祯“神韵说”、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里说”等专 重形式的樊笼中冲跃出来,被后世誉为“三百年间第一流”。龚自珍的诗歌 在艺术和思想、形式和内容的融合上,展示了一个新的境界,成为晚清现实 主义诗歌的开创者。
龚自珍生活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他的思想在政治、学术、经济、 文学等方面都反映出了对当时人间痼疾的强烈不满和深沉忧虑。经世致用、 治国安邦的抱负,促使他以开通风气、扭转颓世为己任,然而,重重的羁绊, 黑暗的闸门,又使得他徒有雄心,无所用事;阶级的局限和传统思想的缠绕, 更使得他实际上提不出改革时弊的有效办法。这种有志救国、无力回天的苦 恼和四处碰壁仍奋击不止的生活实践,用他自吟的两句诗概括就是:“何敢 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一事平生无■帱龁,但开风气不为师”。 还没有等到鸦片战争结束和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这位近代改革的先驱者就与 世长辞。
































① 《咏史》,《龚自珍全集》下册,第 471 页。
② 《已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下册,第 509、517 页。

第二节 魏源


广泛问学


  魏源,原名远达,字默深,又字墨生、汉士,晚年因信佛,自称“菩萨 戒弟子魏承贯”,湖南邵阳人,生于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1794 年 4
月 23 日),卒于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 年 3 月 26 日)。其父魏邦鲁曾 任江苏海州惠泽司巡检、宝山县主簿等地方佐杂官,管理刑名、钱粮、水利 等事务,受到历任布政使林则徐、贺长龄、梁章钜和巡抚陶澍的好评。这对 魏源后来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响,也使他能较早地结识一批当时较 为注重国计民生的疆臣。
  魏源七八岁时入私塾学习,读书十分刻苦,每至通宵达旦仍不释卷,自 幼沉默寡言,常独坐深思。15 岁时考中县学生员,开始潜心研习明代理学家 王阳明的心学。嘉庆十八年(1813),他 20 岁,举为拔贡。次年,又随父亲 魏邦鲁入京。在北京,他被延馆于侍郎李宗瀚家,结识了京师当时各种学术 流派的名士,先随胡承珙学习汉学,又师事姚学塽究心宋学,同时仍常常向 在湖南时选拔他为贡生的座师汤金钊请教王阳明心学。广泛的求学,刻苦的 钻研,使魏源很快名满京师,名士醇儒相与交纳。嘉庆二十四年(1819), 他考中顺天乡试副贡生。道光元年(1821),再赴顺天乡试,却仍被抑置副 贡生。这个时期,魏源一面为自己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一面也在不断探 讨治国安邦的学问。

讲求经世致用,批判时弊


  道光二年,魏源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中顺天乡试举人。不久,他赴古北口 受馆于直隶提督杨芳家,并考察山川关隘。道光五年(1825),他被江苏布 政使贺长龄延为幕宾,编辑清代经世致用文章集大成的《皇朝经世文编》, “遂留意经济之学”。巡抚陶澍是一个注重国计民生的名臣,也常常和他商 筹海运水利等政事。
魏源少龚自珍两岁,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岌岌可危的衰世同样刺痛
着他的忧国忧民之心。作为幕宾,通过治民理案,得以体察社会,从而使他 对社会危机和官场积弊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
痛感时世腐败的同时,魏源开始思索世道日衰的原因所在。他在京求学
之时,正值清代今文经学崛起,便拜在今文经学家刘逢禄门下,研习《公羊 春秋》。在那里,魏源结识了龚自珍,两人都为刘逢禄所激赏,常常在一起 切磋古文辞,探讨实学。
  道光六年(1826),魏源与龚自珍同赴礼部试。刘逢禄适为会试同考官, 得浙江、湖南两卷,“经策奥博”,认为必是龚、魏,极力推荐,但他们还 是落第了。刘逢禄感慨万端,于是作《题浙江湖南遗卷》诗以表痛惜,但从 此世以“龚魏”并称二人。
  同龚自珍一样,魏源对乾嘉之际沉迷于训诂考据、繁琐无用的学风十分 反感,他尖锐批评道:“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 盛。??争治训诂音声,爪剖釽析”,他们将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的 经世致用之学摒于经学之外,却以专事寻章摘句来“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
  
于无用之一途”①。为了纠正这种学风,并从根本上否定这种风气赖以流行的 护身符,魏源从今文经学的角度对一些被清代汉学家奉为神明的经典提出大 胆质疑。在《诗古微》中,他指斥《毛传》和大小序皆系晚出伪作;在《书 古微》中,他认为马融、郑玄之学都出于伪作的杜林《漆书》,提出古文《尚 书》是否存在尚有疑问,被视为“阎百诗以后第二重公案”。魏源认为,《六 经》并不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只是“网罗放失,纂述旧闻,以昭代为宪章, 而监二代之文献”②。既然上古三代与后世的天地人物都不同,法令和制度也 都随之发生变化,那么就不能泥守古法,必须变革。他举出了从唐代租庸调 至两税法,再到明代一条鞭法的一系列赋税制度变化,来说明“变古愈尽, 便民愈甚”③,改革越彻底,进步就越显著。这种建立在历史进化论之上的改 革思想,较之龚自珍又深入了一步。经学发展到龚、魏手中,开始摆脱了繁 琐无用的学风,逐渐与通经致用、改革时弊结合起来。
  魏源还猛烈抨击了使士林醉心于功名利禄的八股科举制度,他讥讽这种 考试的结果,“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 事”的“科举兔册”④之人来遍任六官之职,治理四方之民。针对嘉道时期专 以楷法工整取士的科举制度,他在诗中辛辣地嘲笑:
  小楷书,八韵诗,青紫拾芥惊童儿;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 从此掌丝纶,从此驰鞀铎,??从此考枢密,从此列谏官,尽凭针管锈鸳 鸯。??雕虫竟可屠龙共,谁道所养非所用!①
尽管他厌恶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但又只能通过这个途径获得一个官
职,来实现自己经世致用的抱负。因此,他仍不断地参加会试。

参与盐务、漕运、治河的改革


  道光八年(1828),魏源以举人捐资为内阁中书舍人,在阅读内阁史馆 如“掌故之海”的典籍档案中,他积累了大量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为以后 著史理政奠定了基础。道光十一年(1831),魏源以父丧居乡 3 年。赏识魏 源经济才干的两江总督陶澍,延请魏源入幕协助改革盐政。直至鸦片战争以 后,魏源在盐务、漕运、治河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并进行具 体的尝试和努力。
清代盐的生产和运销,一直由官府垄断。长期以来,盐官和官准的场商、
运商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特权集团。官僚管理的亏损,对皇室的报效, 贪官奸商的中饱,都转移到盐的生产者、消费者身上,造成盐价昂贵、产销 停滞的严重积弊,致使私贩蜂起,清廷虽以严刑缉私,也缉不胜缉。魏源清 楚地看到了垄断的症结,提出改行“票盐”制度的方法。由商人向官府交纳 一定的盐税后,官方便发给盐票,凭盐票可以自由买盐、自由贩卖。这样减 少了中间环节各级官吏的层层盘剥,“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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