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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十二卷 近代后编(1919-1949)(下册)



中国通史 (22)

丁编 传记

第一章 毛泽东


  毛泽东,字润之,1893 年 12 月 26 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出 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南岸上屋场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毛贻昌,为人精明, 克勤克俭。母亲文氏,乐善好施,笃信佛教。兄弟三人。大弟毛泽民,小弟 毛泽覃,均在毛泽东影响下投身中国革命,并在革命斗争中壮烈捐躯。
  毛泽东的幼年是在湘乡外祖家度过的。6 岁起在田里帮助劳动,8 岁起先 后在韶山南岸等处私塾读书。少年毛泽东深受《西游记》、《三国演义》、
《水浒》、《隋唐演义》等具有反叛精神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1910 年秋, 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开始接受新式学校教育,受维新思想影响。
1911 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投笔 从戎,在湖南新军当了半年兵。退伍后,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不久退 学。他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怀着极大的兴趣阅 读西方民主主义者关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代表作,开阔了眼界。
1913 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 学校预科。1914 年 2 月,第四师范学校
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湖南一师,他专心研修哲学、史地、文学等 课程,勤学不倦。他还通过假期游学、举办工人夜学,广泛接触社会,增强 救国救民的意识。他酷爱登山、游泳、日光浴等体育锻炼,并在《新青年》 发表《体育之研究》长文,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1917 年 6 月, 在湖南一师为考查学生德、智、体优秀情况举办的“人物互选”活动中,他 得票最多,独得敦品、自治、胆识、文学、才具、言语六项优秀。在湖南一 师期间,毛泽东受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最大。经杨昌济介绍,成为《新青年》 的热心读者。
1918 年 4 月,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夕,同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
会。不久,又共同发起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并于同年 8 月第一次到北京。 经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并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他广泛接触各种进步思潮,读到一些传播马克 思主义的书刊。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夕,毛泽东回到长沙。他以新民学会会 员为核心,积极指导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罢课斗争,成为湖南学生爱国运动的 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积极推动成立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等组织,使反帝爱 国斗争迅速扩展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同年 7 月 14 日,创办《湘江评论》,该 刊成为反帝爱国运动中的一面旗帜。他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称颂俄 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提出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 同年 12 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他第二次来到北京。1920
年 1 月,经李大钊等介绍,加入进步团体少年中国学会。在此前后,他读到
《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初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年 5 月到上海, 会见正在这里筹建共产党组织的陈独 秀。陈独秀关于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的 谈话,对处在思想转变关键时期的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 年 7 月, 毛泽东回到长沙。不久,他创办了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在湖南传播马 克思主义。同年 11 月,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年秋冬之间,他同何 叔衡等组织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冬,毛泽东同杨开慧在长沙结婚。

  1921 年 7 月,毛泽东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担任会议记录。会后,着手筹建湖南党组织, 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先后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 他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指导粤汉铁路、安源路矿等地 工人运动。1923 年 6 月,在广州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中 共三届一次执委会上,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和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 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他根据中共三大的方针积极参加推动第一次国共 合作的工作,并受国民党本部委托,回湖南筹建国民党地方组织。1924 年 1 月,在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指定为大会章程审查委员, 在会上多次发言,并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根据国民党一大的决定, 参加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任执行部组织部秘书、文书科代主任。 同年 12 月,因病回乡休养。在韶山,他广泛进行农村调查,组织秘密农民协 会。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共韶山支部和国民党区党部。1925 年 9 月,毛泽东 来到广州,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同年 10 月,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代理部长,后创办《政治周报》,积极参加同“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 的斗争,维护孙中山生前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年 12
月 1 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指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 问题,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1926 年 3 月, 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毛泽东同周恩来等力主反击。随后,毛泽东以极大 的精力推动南方农民运动。1926 年 5 月至 9 月,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 习所,延聘萧楚女为教务主任,高语罕为政治训练主任,并亲自讲授中国农 民问题等课程。他还指导学员从事农村调查,进行军事训练,为即将到来的 南方农民运动高潮培养大批骨干。同年 10 月,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各 省区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在发言中提出“本党最重要之政策为农民政策”。
1926 年 11 月,毛泽东来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
久前往武汉,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 12 月,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支持湖南区委关于解决农民土 地问题的主张,提醒中央注意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装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会后,为回答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1927 年 1 至 2 月到湖南湘潭、 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指出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乃是完成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贫农是农民运动的先锋和中坚。同
年 3 月,出席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同邓演达等提出农民问题
案和对农民宣言,获全会通过。同年 7 月 4 日,大革命失败前夕,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第一次国共合作 彻底破裂后,在 8 月 7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 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力夺取政权的重要思 想。被会议选为政治局候补 委员。
  1927 年 8 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前往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 起义,任前委书记。起义发动并遭受挫折后不久,他果断放弃攻打长沙的计 划,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南转移,于同年 10 月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地 区,开始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向井冈山 地区转移途中,领导实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在 部队建立民主制度,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在领导井冈
  
山斗争中,又为部队规定了三大任务:(1)打仗消灭敌人;(2)打土豪筹 款子;(3)做群众工作;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1928 年 4 月,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在 井冈山地区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 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中共军委书记。同年 5 月下旬,主持召开中共湘 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明确肯 定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 记。同年 6 至 7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11 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定,担任重新组成的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1928
年 10 至 11 月,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 争》两篇文章,总结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论述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 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存在、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 “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坚持井冈山的斗争中,同朱德等总结游击战争 的经验,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 基本原则,领导红军击退湘赣两省国 民党军的多次“进剿”和“会剿”。
  1929 年 1 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再次面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的 严重形势。毛泽东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主动出击赣南、闽西,在当地 中共组织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同年 6 月,中 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举行。会上,对红军的任务、政治工作 同军事工作的关系等问题发生争论,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多数同志所接 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担任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改选。毛泽东离开前委领导岗 位后,到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蛟洋帮助指导地方工作。同年 12 月,毛泽东根 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重新回到红四军领导岗位,总结创建红军以来的 经验,起草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被大 会通过。决议批评了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等非无产阶级观点,规定“中 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 导。古田会议决议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1930 年
1 月,毛泽东写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进一步发挥“工农武装割据”
的思想,指出要通过建立和发展红军、游击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来促进全国 革命的高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完整的先占农村,以农村 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
在巩固和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十分注意指导土
地革命。1929 年 4 月,主持制定江西兴国《土地法》,根据中共六大决议, 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 地主阶级的土地”。同年 7 月,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提 出在土地革命中要依靠 贫雇农,团结中农,区别对待大地主、小地主与富农, “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并提出“抽多补少”的土地分配原则。1930 年 2 月,在江西吉安主持召开地方党和军队联席会议,推动土地革命深入发展。 在指导红军工作和土地革命中,他注重调查研究,于 1930 年 5 月和 9 月写了
《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两篇重要的调查报告。前者着重考察了城镇商 业、手工业、旧有土地关系等情况;后者着重考察土地革命前后农村土地关 系和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同年 5 月,为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撰写《调 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 著名论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篇

文章包含着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独立自主)的雏型。
  1930 年 6 月,赣西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第四、第六、第十二军合编为红 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同年 8 月,红 一军团同红三军团合编成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 委员、总前委书记。同年 9 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 委员。1930 年 10 月,蒋介石调集军队 10 万余人,对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 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 长张辉瓒所部近万人。1931 年 4 月,蒋介石又以 20 万军队发动第二次“围 剿”,改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隐 蔽待机,然后由西向东横扫七百余里,歼灭国民党军 3 万余人。同年 6 月, 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 30 万军队,发动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指挥红一 方面军主力避敌锐气,绕道千里,在敌军背后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粉碎国 民 党军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 根据地,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1931 年间,毛泽东 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 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3 年被补选为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
1931 年 1 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
冒险主义在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王明等人反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 的策略思想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称之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 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在 1932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苏区 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会后被免去红军领导 职务,专做政府工作。他顾全大局,以极大的精力领导革命根据地建设。他
在 1933 年 8 月所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中,
以及 1934 年 1 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系 统地论述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1933 年 10 月,为纠正查田 运动中的“左”倾偏向,撰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主持制定《关于土地 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阐明土地革命的基本政策。他还深入调查农村的 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撰写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193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第五次
反“围剿”失败。长征路上,毛泽东耐心说服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使他们 从“左”倾错误中醒悟过来。同年 12 月,在中央通道会议和黎平政治局会议 上,力主放弃原定同红二军团、红 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 贵州前进,得到多数同志赞同。1935 年 1 月 15 至 17 日,出席在遵义召开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重要发言,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 严重错误,阐明红军在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得到与会大多 数同志的支持。会后,根据毛泽东发言的主要精神,由张闻天起草《中央关 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议增 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 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军事行动。遵义会议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决定意义的转 变。随即,毛泽东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在川黔滇边界地区实行高度灵活的运动 战,四渡赤水,声东击西,迂回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乘蒋介石对

红军的战略意图迷惑不解之时,又威逼贵阳,疾进云南,巧渡金沙江,将国 民党数十万大军甩在身后。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功范例。1935 年 6 月, 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毛泽东坚持中共中央关于北上创 建新的根据地的方针,和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一起,同张国焘的右倾分 裂主义行为作斗争,并拒绝张国焘企图胁迫中央南下川康边界地区的冒险主 张,果断地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同年 10 月到达陕甘根据地。同年 11 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到达陕北,不久恢复了 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在毛泽东、朱德等的耐心说服和坚决斗争 下,张国焘被迫于 1936 年 6 月取消另立的“中央”。同年 10 月,红一、红 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形 势,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政策。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报告,提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 命战争,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会后,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 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了系 统的阐述。1936 年 2 月,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一举突破阎锡山 军队的黄河封锁线,准备东出河北同日军直接作战。5 月初,由于晋、陕、 甘的军事形势发生变化,东征红军主动回师河西,在回师通电中,向南京政 府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 9 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采取逼蒋抗日的 新方针。毛泽东亲自主持同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的统战工作,指导 同国民党政府方面的谈判。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以毛泽东为 核心的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派周恩来、 秦邦宪(博古)、叶剑英前往西安,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实现第 二次国共合作,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换的枢纽。
1936 年 12 月,毛泽东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7 年 1 月,随中
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由保安迁往延安。在此前后,他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1936 年 12 月,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书,全面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 上的错误,阐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1937 年
5 月,毛泽东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了《中国共产党在
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 报告,指出当前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提出共产 党应当实现对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同年 7 月和 8 月,先后撰写《实 践论》和《矛盾论》,阐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原理,揭露党内教条 主义错误,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最重要的哲学基 础。
  1937 年 7 月 7 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7 月 23 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 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同年 8 月,出席在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 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统一战线中的 独立自主原则。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 十大纲领》。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实 际称主席)。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 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也在会上通过。会后,毛泽东指导八路军开赴抗日
  
前线,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实行战略展 开。1938 年 5 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 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阐明抗日战争“持久 必胜”的基本规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科学预测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同年 9 至
11 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 政治报告,指出要不断地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支持长 期抗战;批评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 则;号召全党 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完成“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具体化”的历史任务。全会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确定把 党的主要工作方向放在战区和敌后。
  1938 年 10 月后,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 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中国共产党打退国民党 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并积极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的研究。1939
年 10 月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 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的论断。1940 年 1 月写成《新民主主义论》,阐明 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中国工人阶级,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 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这两篇著 作表明他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基本政策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 体系。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毛泽东及时总结经验,写出《目前抗日 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在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方面有重大的发展。1940
年 12 月,写成《论政策》一文,指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综合联合
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阐述了抗日根据地内党的各项具体政策。1941 年 1 月, 蒋介石集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毛泽 东起草《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提 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接着,又起草《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 局》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两个党内指示,全面分析蒋介石 集团抗日和反共的两面政策,重申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 原则。1943 年 5 月,国民党顽固派乘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机会,叫嚣解散中 国共产党,并调动军队,密谋发动第三 次反共高潮。7 月,毛泽东为《解放 日报》撰写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要求撤退 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号召制止内战危机。与此同时,毛泽东 发起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制定了“发展 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
  从 1942 年春开始,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1941 年 5 月,在 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反对主观主义,力倡实事求 是的、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风。同年 9 至 10 月,毛泽东主 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 其后期的历史经验,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他先后主持编辑《六 大以来》和《两条路线》两部重要的党的历史文献集,对分辨正确路线和错 误路线的是非,统一全党的认识起了重要作用。1942 年 2 月,毛泽东作《整 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重要讲演,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 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切实开展普遍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明确提出整风运动有两条宗旨,第一是“惩
  
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同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毛泽东 为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在同年 12 月开始的审查干部工 作中,一度发生“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毛泽东及时纠正这一错误,保 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1944 年 4 月至 1945 年 4 月,毛泽东领导起草《关于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对决议稿进行多次修改,加写了一些重要的内容。
1945 年 4 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明全 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出现的各次 “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达到了一致认识, 全党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代表的路线的正确性。1945 年 4 至 6 月,毛泽 东在延安主持召开中共七大,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 公移山》),并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 关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纲领和政策。大会确定毛泽 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七届一中全会上, 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载入党的史册。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的讲演,提出针锋相对,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争取国内和平与 民主的方针。1945 年 8 月 28 日至 10 月 11 日,他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 和平谈判,国共双方正式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将中国共产 党人实现和平民主的诚意昭示于全国。1946 年 6 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 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指 导全党树立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在作战原则上,提出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 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人民解放军遵循这些原则,经过 8 个月的 作战,迫使国民党军放弃全面进攻,转为集中在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
到 1947 年 6 月,人民解放军在一年内共歼灭国民党军 112 万人,打退了
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毛泽东抓住敌我力量消长的 关键时机,果断作出刘邓 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决策,并令陈(赓)谢(富治)大军挺进豫西, 陈(毅)粟(裕)大军进入豫皖苏,以“品”字形阵势实施外线作战,将战 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使人民解放军主力转入战略进攻。同年 10 月 10 日, 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的口号。同年 12 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在 向会议提交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中,指出人民解放军转 入战略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总结人民解放军长期作战的经验,提 出十大军事原则;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强调普遍彻底地解 决土地问题是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此后,毛泽东以相当大的精力 研究解决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纠正“左”的偏向,先后起草《关于工 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党内指示。1948 年 4 月,在由陕北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的途中,发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强调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极端重要性, 提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 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无产阶

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1948 年四五月间,毛泽东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 会议,听取粟裕等的汇报和意见后,决定暂不渡过长江作战,尽可能多地歼 敌主力在长江以北地区。毛泽东还向全党发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 加强纪律性”的号召。
  1948 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歼灭国民党军主力、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 性阶段。这年 9 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提出建设五百万 人民解放军和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要求各战略区打更大 规模的歼灭战,在长江以北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毛泽东运筹帷幄,从 1948
年 9 月至 1949 年 1 月,同周恩来、朱德等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 役,歼灭国民党军 154 万人,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在战略决战 的过程中,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及时捕捉战略决战的 时机,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把实行战略包围同实施战役分割紧密结合,把 大规模的阵地战同大规模的运动战紧密结合,把夺取大中城市同歼灭敌人重 兵集团紧密结合,把军事打击同政治攻势紧密结合,充分显示出战略家的胆 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1949 年 3 月,毛泽东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的西柏坡主持召开中 共七届二中全会,作了重要报告。提出全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 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 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 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他及时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 “糖衣炮弹”的袭击。会后不久,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继续 指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实施战略追歼,同时领导创建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 作。1949 年 9 月 21 至 30 日,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在会上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随后,毛泽东又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 主席,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 10 月 1 日下午 3 时,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揭开 中国历史的崭 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毛泽东在指导全党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
时,精心领导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在 1950 年 6 月召开的中共七 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 任务,还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思想。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彻底消灭了 封建土地制度,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 爆发。由于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武装侵略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和经济建 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果断地作出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决策,领 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三年时间的抗美援朝斗争,并取得伟大胜利。1951 至 1952 年,他领导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行 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 反”运动,严厉惩治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腐化分子,向不法资产阶级分子作 斗争。1952 年 9 月起,毛泽东逐步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得到 1953 年 6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 1954 年 2 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确认和批准。在实行对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领导实行对资本家的赎买 政策,创造出以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引导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逐

步过渡的新经验;他还创造出由初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 造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期,毛泽东在指导上发生急躁冒进的失误,特 别是 1955 年夏季错误地批评邓子恢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致使社会主义 改造存在过急、过快,形式过于单一的问题。
  1954 年 9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 召开。会前, 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会上,毛泽东致了题 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开幕词。他在开幕词中强调: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 思列宁主义。”并满怀信心地指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 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共和国第 一任主席。
  从 1955 年底起,毛泽东开始认真思考以苏联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 1956 年 4 月作《论十 大关系》的报告,论述中国建设发展的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初步提出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并且指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 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1956 年 9 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指 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 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确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 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大会选举产生以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一 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57 年 2 月,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 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但 在随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却违背了正确处理两类性质矛盾的学说,犯了严 重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也由此改变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 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 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58 年,毛泽东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上来。但在他指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发生以高指标、 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很快便有所察觉,
从 1958 年底到 1959 年 7 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他努力领导全党纠正
已经察觉到的错误。在纠“左”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大 大发展商品生产,要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批评了 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的空想。但在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 又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在党内错误地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 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并严重损害了党内民主生活。面对 1959
到 1961 年国民经济发生的严重困难,在 1961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 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他立即直接组织和指导调 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的农村进行调查。经过调查研究,主持制定了《农 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他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的八字方针。在 1962 年初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上,对前几年工作中的失误主动承担责任。国民经济调整即将结束之时,毛 泽东主持制定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提出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 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他还领导全党、

全军和全国人民顶住大国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 方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1962 年 8 月和 9 月,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八届十 中全会上, 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 了他在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 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 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同时,他也曾正确地 提出要警惕和平演变的危险,表现出战略家的远见。1963 年至 1965 年,他 发动和领导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观点和实践, 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
  1965 年 11 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这篇 文章的发表和随之而来的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 革命”的导火线。毛泽东支持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化大革命”发 动后,运动愈演愈烈,远远超出毛泽东的预想,形成长达十年之久的动乱。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失误,煽动“打倒一切”、“全面 内战”,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毛泽东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 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的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 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让邓小平等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 还亲自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 的批评和揭露,始终不让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在这个时期,他仍然十分关心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对外关系,提出了划分
三个世界的战略构想,亲自领导实现了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推动了世 界格局朝着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方向发展。
由于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和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艰
辛努力,在十年动乱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终年 83 岁。虽然他在晚年犯了 严重错误,但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仍然赢得中国人民的崇 高敬意。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全面的评价。以他的名字 命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 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著作编有《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
《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新
闻工作文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 论文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他的诗词作品收入《毛泽东诗词集》。

第二章 周恩来


  周恩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晨光、胡必成等。 祖籍浙江绍兴,1898 年(清光绪二十四年)3 月 5 日出生在江苏淮安的一个 破落的官吏家庭。幼时在家乡私塾就读。12 岁随伯父到辽东,1913 年在沈阳 师范附小毕业,同年进入天津南开学校。在校期间,与同学发起成立“敬业 乐群会”,并创办刊物《敬业》。1917 年 6 月,以优良成绩毕业。为探求真 理,使中华民族“腾飞世界”,他于同年 9 月赴日本求学。临行,写下“大 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诗 篇,抒发他救国的抱负。周恩来在日本期间,积极参加中国留日学生反对北 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斗争,观察了日本社会,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开始接 触了马克思主义。
  1919 年 4 月,周恩来离日本回国。5 月,即全力参加领导天津的五四运 动。他参与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写下题为《革心!革新!》的发刊 词,要求革命青年在改造旧社会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为唤醒学生和民众 的觉悟,周恩来与邓颖超、马俊、郭隆真等人,以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 国同志会为基础,组织了一个更严密的革命团体“觉悟社”,出版了不定期 的刊物《觉悟》,并为《觉悟》创刊号起草了《觉悟的宣言》,宣布 “凡是 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 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它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
1919 年 9 月,周恩来进入刚创办的南开大学求学。他边学习,边从事革
命活动。1920 年 1 月,周恩来作为学生代表到直隶省公署请愿示威,被当局 逮捕。在法庭上,他据理答辩,揭露反动当局的罪行。同年 7 月获释。在狱 期间,他带领被捕代表一面坚持斗争,一面开展读书活动,为被捕代表讲述 马克思学说。半年的狱中生活,成为他从爱国进步青年到职业革命家的重要 转折阶段。
1920 年 11 月,周恩来为实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真相,进一步了解
国外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和主张,确立自己要走的道路,前往欧洲,12 月到 达法国。他以法国为基地,奔走于法、德、英三国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实 地考察和对各种改造社会思潮的比较,即将共产主义确立为自己终生不变的 信仰。就在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同时,1921 年,经张申府、刘清扬介 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 年 6 月,周恩来与赵世炎等人在巴黎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
产党”(后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先后担任支部宣传委员、 书记,并参与旅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1923 年 6 月,根据中共中央建立国共 合作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又与旅欧国民党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加速了国外国共合作的步伐。
  1924 年 7 月,周恩来离开法国回国,9 月初到达广州。当时 正值国共合 作,他相继担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 第一军副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 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在广州的两年多时间,工作的重点主要在军 事方面。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懂得武装斗争的杰出军事家之一,还在 旅欧期间,他就明确地认识到“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
  
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①。到广州工作不久,他就商得孙中山同 意,筹组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以共产党员为党代表和正副队长,建立了第 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为后来组建叶挺独立团奠定了基 础。与此同时,他在黄埔军校内创建了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建立了政治部 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制度,对学员实施革命的政治教育。这种制度的建立,大 大增强了军队战斗力,而且为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建 设积累了经验。
  1925 年 8 月初,邓颖超从天津到广东,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 此时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1926 年 12 月,周恩来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担 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中央军委委员。为组织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1927 年 2 月,周恩来又兼任上海区军委书记和武装起义总指挥。同年 3 月, 在周恩来等领导下,上海工人利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有利时机, 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击败了驻守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依靠自己的力量 解放了上海,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年 5 月上旬,在中共第 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 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 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当时周恩来尚在上海,未出席五大。
5 月下旬到武汉后,秘书长一职由李维汉担任,周恩来改任中央军事部长, 并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当时,国共合作即将全面破 裂,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却继续实行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7 月 12 日,根 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周恩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 务委员会委员。为了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到来,周恩来沉着果断地指导党的 机关迅速完成了转入地下的任务。
国共全面分裂后,为挽救革命,周恩来受中共中央的重托,以前敌委员
会书记的身份,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于 1927 年 8 月 1 日在江 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 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军攻占南昌后,周 恩来等率军南下广东,准备举行第二次北伐,后在潮汕失败,保存下来的武 装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农村继续坚持斗争。同年 8 月 7 日,中共 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检讨过去的错误,确定新的斗争方针。周恩来在 没有出席会议的情况下,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共 中央军事部长。11 月,周恩来从香港转赴上海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 会议,又被增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担任中央常委下设的组织局主任, 分工领导中央组织、宣传、军事、调查、特务、交通、文书等部门的工作, 担当起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
1928 年 6 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作了 组织问题与军事问题的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 员。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 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常委,分工负责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 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和组织部长,稍后又兼任中央军事部长。会后不 久,周恩来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实际工作。在此期间,他着手整顿了党 的组织,恢复并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秘密工作,提出了白区党组织 改变工作方式,实行机关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的正确主张,建立了地下 无线电台和通往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健全了中央特科的工作,有效地保障了



① 《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02 页。

中央与地方党的联系和中央的安全。他还以很大精力直接指导赣南、闽西、 湘鄂西、鄂豫皖等十几个地区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主持起草了著名的 “九月来信”(即《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提出“先 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 物”的论断和在红军党内“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的正确主张。周恩来为 开好古田会议和三大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 献。
  1930 年春夏周恩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期间,李立三主持中共 中央实际工作,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 指令组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和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使党领导的革命力量 受到严重损失。同年 8 月,周恩来回国。9 月,与瞿秋白一道主持召开中共 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停止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中共六届四 中全会上,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央常委,并兼任中央军委书记,分工负责军事 和苏区工作。
  1931 年 12 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 瑞金,先后担 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 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 年春,他依据实际情况,抵制了后方 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指令,和朱德一起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大规模 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法,领导和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 地的第四次“围剿”。此时,临时中央已由上海迁入江西,直接在中央苏区 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
1935 年 1 月,在贵州省遵义县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
名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在革 命危急关头,挽救党和红军,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会后, 他与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指挥小组,共同指挥了红军一系列重大的军事 行动,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率领中央红军北上,并反对张国焘的 分裂活动,于同年 10 月胜利到达陕北。
1936 年 12 月,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拘禁了蒋介石。
为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蒋介石转向抗战,周恩来与秦邦宪、叶剑英 等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赴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同张、杨一起迫使蒋介石接 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此后,他又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 京等地,同国民党代表包括蒋介石本人进行了多次谈判。谈判中,周恩来正 确地把握局势,恰当地处理两党关系中许多长期积累下来的复杂问题,终于 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历史从此进入全民族抗战的新时期。
  1937 年 9 至 11 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达地处 华北抗战前线 的山西,统一领导中共党、政、军各项工作。他曾参与策划发动平型关战役, 协助国民党军队组织忻口战役,从而实现了抗战以后国共两党的军事合作。 同年 12 月至抗战胜利结束,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先后在武汉、重庆国民党 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做统一战线工作,曾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 治部副部长。在此期间,他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书 记,还先后领导了长江局和南方局的工作,恢复和加强了中国南方各地党的 组织,成功地贯彻和组织实施了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 以待时机的方针,使共产党的工作在当地群众中生根立足。在统战工作中, 周恩来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坚持国共
  
合作,反对分裂。在广大的国统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领导人民群 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广泛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 友好人士,为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 危险,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对国民党对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势 力的高压政策,周恩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发生后,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题诗:“千古奇 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明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愤怒抗议 的态度。
  1943 年 7 月周恩来回到延安。8 月 2 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晚 会上发表演说:“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 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 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 就是中国的布 尔什维克的路线!”①。
  在参加党内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中,他正确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严 于解剖自己。1945 年 4 月,他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论统一 战线》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科学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发展的历 程,从敌人、队伍、领导者三个方面系统深刻地总结了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 的经验教训,全面地发挥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思 想。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 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争取通过和平途径实行中国社会的政治
改革,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于 1945 年 8 月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双十协定》 签订后,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继续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 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和维护 1946 年 1 月通过的政协决议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艰 苦的谈判斗争。1946 年 6 月,全面内战爆发,11 月,他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 安。之后,他直接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同时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 仍以很多精力继续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他依据形势的发展,适时 地提出正确的方针和斗争策略,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和群众斗争得到 健康迅速的发展,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1947 年 3 月,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占领延安。周恩来与毛
泽东、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留在陕北坚持工作 和战斗。他作为中央军委 副主席又兼任了代理总参谋长,协同毛泽东不仅直接指挥了西北战场的青化 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等战役,挫败了蒋介石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重 点进攻,而且指挥了全国各个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有效地歼灭了国民党军 的有生力量,打乱了国民党的战略部署,使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此间, 他还协助毛泽东指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制定推行新区的城市政策, 纠正了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保障了土地改革和城市工作的健康进行。
1948 年 3 月,中共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胜利完成,周恩来与毛泽东、 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4 月,同任弼时率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到达 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5 月,毛泽东亦到西柏坡。在这里,周恩来协同毛泽 东发动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 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基础。1948 年



① 《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38 页。

9 月和 1949 年 3 月,周恩来在西柏坡先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七 届二中全会。二中全会后,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率中央机关离 开西柏坡进入北平。
  抵达北平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 由于国民党方面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谈判破裂,人民解 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此时,筹建新中国的工作正在进行,周恩来受中共中央 委托,负责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他通过 多种渠道,热情邀请和妥善安排在海内外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爱国 民主人士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主持起草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在北平隆重开 幕。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 过和特点》的报告,就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新民主主义总纲问题、 新民主主义政权制度问题、军事制度问题、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问题、新民 主主义文化政策问题、新民主主义民族政策问题、新民主主义外交政策问题 作了说明。在这次会上,他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组织,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主要组织形式。人民政协的 召开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表明占 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周恩来对此都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曾兼任过外
交部长,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 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八届、 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八届、十届中央副主席,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 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
周恩来一直在第一线领导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建国初期,为迅速恢复国
民经济和顺利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 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连续主持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几个五年计划,并领 导组织实施工作。他主张经济建设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既 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积极稳步地前进。1960 年,他面对“大跃进” 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极大不平衡和困难,与李富春提出了“调整、巩 固、充实、 提高”八字方针。这些主张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后来经济调整 工作的迅速收效,起了重要作用。在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为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 所有制为主,以个人所有制为补充等富有建树的意见,为日后经济体制的改 革开拓了思路。
  他十分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断地加强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根本任务。为坚持和完善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协调统一战线中各阶级、阶层、各党 派、各民族和各界爱国人士之间的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 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大量工作。在长期领导统一战线工作 的实践中,他始终坚持团结多数、广交朋友、坦诚相见、平等待人、民主协 商、自我改造的原则,并且身体力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 一面光辉旗帜。
  
  他极端关心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认为知识分子是国家各方面 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1956 年他首先提出了 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论断,认为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在实际工作中, 他不断排除“左”的干扰,热诚地关心、尊重、爱护知识分子,循循善诱, 多方帮助,促进知识分子的改造和进步,引导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 社会主义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他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 强国,必须全面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体育、 卫生事业,而其中教育是基础,科 学技术是关键。在科技工作中,他主张既 要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又要重视尖端科技的开发。他成功地领导了我国原 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试验和发射工作,为改变我国科学文化 的落后面貌作出了贡献。
  在国际事务中,他参与制定了中国长远的外交战略和政策,亲自执行和 领导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政策的实施。在外事活动中,他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 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有效地维护了新中国的独立、主权和民 族尊严,支持了被压迫国家和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1953 年底,他代表 中国政府和人民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关系的准则。1954 年参加日内瓦 会议,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作出了努力。1955 年在亚非 29 国举行的万隆会 议上,坚持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促进了会议的成功。 他先后访问过欧、亚、非几十个国家,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 人士,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并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 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贡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
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破坏活动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为尽量减少“文比大 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爱国民主人士,为使党和国家 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争取全国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作了坚持不懈 的努力。
1972 年发现身患癌症后,他仍然坚持工作。1975 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重申中国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 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 标。1976 年 1 月 8 日在北京逝世。
周恩来一生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善于团结群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
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在人民的心 目中有口皆碑,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他的逝世受到极广泛的悼念。他 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周恩来书信 选集》、《周恩来外交文选》、《周恩来经济文选》等文集中。

第三章 刘少奇


  刘少奇,原名绍选,字渭璜,曾化名子琪、之启、刘湘、胡服等,笔名 有赵启、仲篪、刘祥、K·V·、陶尚行、莫文华、吕文等,刘少奇是 1920 年起用的名字。1898 年(清光绪二十四年)11 月 24 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 花明楼炭子冲的一个农民家庭。其父刘寿生是个忠厚老实而有一定文化教养 的农民。其母刘鲁氏是个勤劳俭朴的家庭妇女。刘少奇幼年在家乡读私塾。
1913 年入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亦称玉潭学校),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 曾参加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屈辱的“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1916 年夏考 入长沙驻省宁乡中学。1917 年 3 月在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半年后,讲 武堂被军阀解散,回家自修。1919 年初插入长沙育才中学毕业班。五四运动 后奔赴北京,积极参加爱国学生的请愿示威活动。9 月进河北保定育德中学 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半工半读,广泛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开 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1920 年秋返长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去 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
  1921 年夏初,刘少奇赴苏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 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 年春回国,开始从事工人运动。先在上海中国劳动 组合书记部工作,后调湖南领导粤汉铁 路工人运动。9 月,受中共湘区执行 委员会的委派,去江西协同李立三等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刘少奇作为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全权代表长住俱乐部应付一切,并与路矿当局谈判。 经过一系列斗争,迫使路矿当局接受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罢工胜利后,刘 少奇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1923 年二七罢工失败后,全国工人运动 转入低潮。刘少奇先后撰写《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和《二七 失败后的安源工会》等文章,系统地总结了安源工人运动的经验,引导工人 群众向劳工解放运动的正确道路前进,使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为当时全国 组织最好的工会之一。
1925 年春,刘少奇代表汉冶萍总工会前往广州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
会,主持起草《工人阶级与政治问题》等决议案。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华 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会后,受全总的委派,去上海筹建全总上 海办事处,负责指导长江流域及北方的工会工作。其时适五卅惨案发生,刘 少奇兼任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与李立三等领导上海 20 多万工人举行总同 盟罢工,反帝运动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9 月 18 日,奉系军阀封闭上海总工 会,并下令通缉刘少奇。11 月,刘少奇回长沙养病。12 月,被湖南军阀赵恒 惕逮捕。经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各地工会、团体多方营救,1926 年 2 月获释出 狱,被驱逐出湖南,经上海抵达广州,受到省港工人和各工会团体的热烈欢 迎。刘少奇接替因病休养的林伟民,代理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职务,与邓中夏、苏兆征等共同担负起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重任。刘少奇提出 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的思想,为促进广州、香港各工会的联合做了许多 艰苦细致的说服工作和组织工作。
  1926 年 5 月,刘少奇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会上作《一年来中国 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报告分析了五卅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 态度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中国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阐明 了职工运动的方针,强调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军阀运动中应加强各种经济斗 争,应与世界工人阶级建立联合。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全国总
  
工会秘书长。10 月,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昌后,武汉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刘 少奇随即抵武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址作准备,并担任全总汉口办事处秘 书长,直接指挥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四川等省工人运动。同时, 参加湖北全省总工会的领导工作。他以相当精力去加强工会的组织建设和思 想建设,撰写了《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和《工会基本组织》三 本小册子,阐述了工会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指出工会是工人“群众的 奋斗的机关”,必须坚持“民主集权制”,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才能实现工 人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使命。1927 年 1 月,刘少奇参与领导汉口工人群众收回 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一次重要胜利。4 月, 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5 月,被任命为 中共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刘少奇善于把党的政治任务和工人群众的切 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以正确的策略领导工人群众进行有成效的斗争,成为 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
  1927 年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刘少奇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从事党 的秘密工作。1928 年 3 月,他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名义到天津参加全 国铁路总工会的领导,并指导中共顺直省委工作。6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 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1929 年春,奉调上海, 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领导职工运动。6 月,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8 月
22 日,在奉天(今沈阳)被捕。他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坚不吐实,于 9 月
中旬取保释放。他抓住工人群众的迫切要求,领导中东铁路工人进行经济的 和政治的斗争。1930 年 3 月调回上海,指导沪东工人运动。6 月,率中国工 会代表团去苏联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 员,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1931 年 1 月,刘少奇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 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回国,任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 总工会组织部部长。他坚持从实际出发,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 义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提出了许多指导白区职工运动的正确主张和策略 思想。他在《最近中国职工运动,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与赤色工会目前的 任务》、《罢工策略》、《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和《一九三一年 职工运动的总结》等文章中,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罢工策略的正确运用、 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以及对 待黄色工会的策略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尽管当时曾受到“左”倾错误领 导的批评和压制,但他仍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坚韧不拔地为党工作。
1932 年冬,刘少奇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
行局委员长,领导苏区和白区的工人运动。他阐述了苏维埃政权下工会的作 用与任务,强调要组织真正群众的阶级工会。工会应保护工人的经济利益, 努力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应参加与协助国有工厂的管理,教育工人用新的 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为苏维埃的胜利而努力生产。1934 年 7 月,刘少奇任 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在动员工农群众参加红军,支援革命战争方面作出了重 要贡献。10 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第五 军团中共中央代表,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央筹粮委员会主任等职。1935
年 1 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 主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刘少奇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 长,继续领导职工运动。
1936 年春,刘少奇抵达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

坚定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并对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 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评,不仅在实际工作中,而且从思想理 论上,为推动白区工作的彻底转变作了不懈的努力。从 4 月起,他发表了《肃 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和《怎样进行群众 工作?》等文章,在科学总结白区工作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阐述了白区工作 的方针任务和策略原则。他主张党在白区的工作应该实行深入群众、长期隐 蔽、积蓄力量的方针。在策略指导上,应根据形势的变化、运动的退潮和来 潮,以及革命与反革命实际力量的对比,来恰当地组织革命防御或进攻;必 须从争取胜利的观点出发,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以及群众觉悟的程 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口号、要求和斗争方式,去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 要正确把握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与联系,应在形式上与方法上使二者 严格分开,在内容上与政治上又使二者密切联系起来;要充分利用敌人内部 的矛盾,争取暂时的同盟者,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刘少奇用极大力量整 顿和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的党组织,教育共产党员和干部“学会领 导群众的艺 术,学会策略的运用”。他在《火线》、《生活日报》、《长城》、
《国防》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在华北以至全国广泛地宣传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新政策。11 月,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一文中,着重指出领 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必须正确处理战略任务与策略转变的 关系、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上层统一战线与组织下层群众的关系, 必须对同盟者的错误和动摇给予高度的警惕与必要的批评,在统一战线工作 中要十分注意斗争策略。他为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争取宋 哲元、阎锡山等转向抗日,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巩固和发展了 一二九运动的成果,开创了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1937 年 5 月,在出 席苏区党代表会议之后,同张闻天主持召开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在会上作《关 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这次会议系统地总结了十年内战时期白区 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了革命新时期党在白区工作的策略任务,成为白区工 作的一个重要转折。后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对刘少奇在白区工作方面所建树的历史功绩作了评价,指出 他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奇抵达山西太原,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
记。他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敌人后方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作出华北党的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的部署。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放 在农村,号召城市中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脱下长衫,到农村中去,拿起武 器打游击。在党内提出了军事化的口号,要求一切干部和党员学习军事,学 习游击战争,集中一切力量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他领导以薄 一波为书 记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按照站稳脚跟,抓住实权,多做实事,反对 空谈,推进阎锡山抗战的方针,利用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这个公开合法组织, 组建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新军)。9 月,八路军总部一到太原,刘少奇 即同总部主要领导人讨论确定要广泛地准备游击战争,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 数十万人枪的强大的集团军,要建立起很多根据地,担负起独立坚持华北抗 战的重大任务。提出要立即部署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人民抗日武装斗争。
10 月,刘少奇撰写《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11 月,又为北 方局起草《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论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日 战争战略上的重大作用,指出游击战争是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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