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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三卷 上古时代(上册)



题 记


  这是《中国通史》第三卷,论述我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一直到战国末 年的历史。从历史发展顺序上看,这约略相当于一般历史著述中所说的奴隶 制时代。但在这个时代,奴隶制并不是唯一的社会形态。我们用“上古时代” 的提法,可能更妥当些。
  第三卷分上、下二册。上册包含甲、乙、丙三编。甲编序说,论述文献 资料、考古资料、甲骨文和金文,并论述对上古时代的研究概况和本卷的编
写旨趣。乙编综述,论述了商周时期历史发展的概况,并追述到神话和传说 中所反映的一些情况,最后还说到商周时期的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商 周时期的历史,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包含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 面,以期对这一时代的历史勾划出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丙编典志,是对生
产力、生产关系以及政治上、经济上之制度性历史现象的探索。典志之作,
历来史家引以为难。先秦文献的不足,更加重了这种困难。我们的典志作者, 重点探索了农牧林渔蚕桑、手工业、商业、货币、道路、交通及都邑发展的 水平和特点,探索了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都鄙和国野,阶级和等级,提出 了独立的见解。
下册是丁编传记。传记,习惯上都用于历史人物。实际上,古人既用以
称人,也用以称事。《史记》的《刺客》、《循吏》、《儒材》、《游侠》、
《货殖》都是因事立传。《史记》的《匈奴》、《西南夷》、《大宛》,也 是因事立传,而传主是少数民族。《后汉书》的《文苑》、《独行》、《方 术》、《逸民》、《列女》,也都是因事立传。《后汉书》的《西羌》、《西 域》,则或是以民族,或是以地域立传。我们的传记,分为上、下两编。上
编是以国别立传,下编是以历史人物立传,而一部分是以学术专业为传。传 记中的论述,有与其他各编重复者,则因取材角度之不同,往往是难以避免 的。
  徐喜辰同志是本卷的主编,也是本卷的主要撰稿人。他于 1921 年生于 辽宁金县,1944 年毕业于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解放后,历任东北师范
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多年以来,他专 攻商周史,富有成果。他的主要著作,有《先秦史》、《井田制度研究》, 主要论文有《商周奴隶制特征的探讨》、《关于中国国家形成问题》、《“籍 田”即“国”中“公田”说》、《贡助彻论释》、《商周奴隶社会史若干问
题论纲》、《西周公社及其相关问题》、《春秋时代的“室”和“县”》、
《周代兵制初论》、《“开阡陌”辨析》、《论国野、乡里和郡县的出现》 等篇。他在本卷上册甲编里撰写了第一章、第四章、第五章。在乙编里,他 撰写了第一章第二、第三节,第二章至第五章。在丙编里,他撰写了第二章 的前四节、第四章和第五章。
邹衡同志,1927 年生于湖南澧县,195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55
年获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副博士学位。此后,历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讲 师、副教授、教授、考古系新石器时代——商周教研室主任,先后当选为考 古学会和先秦史学会理事、商文化学会副会长。他对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之 功。主要著作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主要论文有《晋、
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僵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西毫与桐官考
辨》、《论菏泽(曹州)地区的岳石文化》、《文物与考古论文集》等。他

为本卷甲编写了第二章。
  胡厚宣同志,1911 年生于河北望都县,193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 曾任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成都齐鲁大学,上海暨南 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及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研究员、学术委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中国先秦史
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他以古文字研究的 成就蜚声中外。主要著作有《甲骨学商史论丛》、《战后新获甲骨集》、《苏 德美日所见甲骨集》等,并任《甲骨文合集》总编辑,发表了专题论文约一 百余篇。他为本卷甲编写了第三章。
  万九河同志,1910 年生于山东惠民县,1934 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 史系。历任西北师范学院史地系副教授,山东师范学院史地系教授兼系主任, 华东大学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校长助理,吉林省历史 研究所副所长,吉林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现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他曾开设多种历史课程,范围之广,涉及古今中外。近三十年,他致力于中 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原始社会的研究,撰有《中国原始时代人们与自然的斗 争》、《中国原始社会的图腾》、《中国古代的宗教》、《羿的故事辨析》 及《怎样看尧舜禅让与篡夺的关系》等论文。他为本卷乙编撰写了第一章第 一节。
  刘家和同志,1928 年生于江苏六合县,1952 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历 史系。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世界古代史教 研室主任。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 究所学术委员、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史学会常务理事等。 撰有《古代印度早期佛教的种性制度观》、《论黑劳士制度》、《〈书·梓 材〉人历人宥试释》、《<诗·大雅·公刘>及其所反映的史事宗法辨疑》等 论文、并主编《世界上古史》。他为本卷乙编撰写了第六章。
  史念海同志,山西省平陆县人,一九一二年生。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历 史系。曾任南京国立编译馆副编审,复旦大学副教授,兰州大学、西北大学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所长、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他以专攻历史地理学蜚声中外,著有《河山集》 一、二、三、四集,《中国的运河》,《中国疆域沿革史》(合作),《黄 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合作),《方志刍议》(合作)等。他为本卷 丙编撰写了第三章。
  斯维至同志和杨刽同志,也都是本卷的主编。斯维至,浙江山越人,1916 年生。幼因家贫,只读到初中即被迫辍学。此后,刻苦自学,半工半读。1943 年,以蒙文通、徐中舒荐,任华西大学中文系讲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1950 年任西北大学历史系讲师。1953 年调陕西师范大学,先后任讲 师、副教授、教授。曾当选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他关于先秦史的论著甚富,
主要有《西周金文所见职官考》、《关于殷周土地所有制问题》、《论庶人》、
《封建考原》、《说德》、《论召伯虎殴的定名及附庸土田问题》等。杨刽, 河北青县人,1923 年生。1949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系工作, 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长期担任中国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 嗣调任丰校史学研究所教授,兼副所长。他讲授先秦史近四十年,著有《中
国古代及中世纪史讲义》、《中国通史纲要》中的先秦部分。斯维至撰写了
本卷丙编第六章。在本卷下册丁编中,他撰写了上编的全部稿件和下编的第

一章第二节。杨刽撰写了下编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三节至第十四章,第 十八章第三节、第五节、第七节、第十九章第四节。
郭预衡同志,河北青县人,1920 年生。1945 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
文系,留校作助教,兼作在职研究生。1949 年以后,先后任辅仁大学和北 京师范大学讲师。1960 年任副教授,1979 年任教授。1955 至 1957 年问, 在匈牙利讲学二年。现担任北京文艺学会副会长,北京作家协会理事,《文 学遗产》、《红楼梦研究》编委等。著作有《中国散文史》(上、中册)、
《中国散文简史》、《古代文学探讨集》、《历代散文丛谈》,主编有《中
国历代散文选》(与刘盼遂合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 史长编》、《中国古代文学简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他为本卷 下册丁编的下编撰写了第十一章第一节。
  科学技术史,是本书撰写的一个重点,由有关各方面的专家执笔。在王 振铎同志的大力主持下,组成了编写组,邀请下列诸位同志参加。
  薄树人同志,江苏苏州人,1934 年生。1957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学 系。现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学位委员会主任、博士研究 生导师,《自然科学史研究》编委。撰有《中国天文学史》、《中朝日三国 古代的恒星观测》、《清钦天监档案中的天象记录》等、担任本书备卷中天
文学和气象学部分的撰写。
  范楚玉同志,江苏证阴人,1932 年生。195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 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自然科学史研究》编委。撰有《中国科学 技术史稿》、《悠久的中国农业历史》等。担任本书各卷中生物学、农学和 农业技术部分的撰写。
何绍庚同志,满族,辽宁沈阳人,1939 年生。1962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
大学数学系。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 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自然科学史研究》编委。撰有《中国数学史》、
《项名达对二项展开式研究的贡献》、《椭圆求周术释义》、《〈缉古算经〉
勾股题佚文试补》、《明安图的级数回求法》、《秦九韶传注》等,并审译 李约瑟书第一、二卷。担任本书各卷中数学部分的撰写。
  华觉明同志,江苏无锡人,1933 年生。1958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 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自 然科学史研究》编委。撰有《中国冶铸史论集》、《中国古代金属技术》、
《汉代叠铸》等。与周卫荣、张柏春共同担任本书各卷中技术史部分的撰写。 姜丽蓉同志,湖南长沙人,1939 年生。1959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四川
分院科技学校。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撰有《中国古代 兽医学》、译有《九章算术的构成与数理》、《李时珍的医学和伦理》、《唐 宋时代潮汐论的特征》等。担任本书有关科技的部分统稿工作。
  李经纬同志,陕西成阳人,1929 年生。1955 年毕业于西北医学院医疗 系。1958 年以后,一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从事中国医学史研究。现任中国
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主任委 员,《中华医史杂志》副主编。着有《中国医学通史》、《中医人物辞典》、
《中国古代外科成就》、《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诸病源候论病国学 研究》等。担任本书各卷中医学部分及医学家传的撰写。
林文照同志,福建永泰人,1938 年生。1964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物理系。
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自然科学史研究》主编,《中国科技史料》

副主编。撰有《十九世纪我国一部重要的光学著作——〈镜镜冷痴〉》、《天 然磁体司南的定向实验》、《火枪大炮传入中国的历史》、《中国科学社的 建立对中国近代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等。担任本书各卷中物理学、机械、 交通工具等方面的撰写。
  刘金沂同志,江苏泰县人,1942 年生,1987 年去世。1964 年毕业于南 京大学天文系。曾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有《天文学及其历史》、
《超新垦遗迹和牛子星研究》、《木星在增亮吗?》、《古代客星记录与超 新星遗迹的关系》、《隋唐历法中入交定日术的几何解释》等。担任本书中
天文学、气象学部分的撰写。
  杨文衡同志,湖南城步人,苗族,1937 年生。1963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 地理系。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有《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合 著)、《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合著)、《中国科技史话》等。担任本书 各卷中地学、采矿、水利部分的撰写。
  张柏春同志,吉林白城人,1960 年生。1983 年毕业于内蒙古工学院机 械系。1989 年,获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理学硕士学位。撰有《中国近代机械 史概观》、《中国近代机床的引进与仿制》等,与华觉明、周卫荣在本书备 卷中共同撰写技术史部分。
周卫荣同志,江苏丹阳人,1964 年生。1984 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化
学系。1987 年,获北京师范学院硕士学位。现任自 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撰有《明代铜铁化学成分剖析》、《宣德
炉中的金属锌问题》等。与华觉明、张柏春在本书各卷中共同撰写技术史部
分。
  以上,共有十一位同志。其中,张柏春、周卫荣两位同志在本卷内没有 承担撰写任务。其他九位同志,都按照自己的专业,分别撰写了本卷丙编第 一章(第一、第五、第七节除外),第二章第五节、丁编第十五、十六、十 七章。何绍庚同志是科技史组的召集人,在撰稿的同时,还要做大量的组稿 工作。
还有李根幡同志,撰写了丙编第一章第一、第五、第七节,刘雪英同志
撰写了丁编第十八章第一、第二、第四、第六节,第十九章第一、第二、第 三节。李根蟠,广东新会人,1940 年生。1963 年毕业予中山大学历史系。 此后,他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和《中国农业科学》编辑部工作。
1980 年底,调至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至今。现任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中 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主任、副研究员。撰有《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
形态》(与卢晶、黄崇乐合写)和《中国原始社会经济史研究》,发表论文 三十余篇。刘雪英,1977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北师大史学 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参与本书各卷的编务工作。
  我们的作者都是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进行工作的。喜辰同志在六年前已写 出初稿,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下来。不少同志的稿件,直到最近还作了增补。
商周史有不少争议不休的问题。我们的同志,对一些争议的问题论述了自己 的看法,也另外提出了一些新材料新论点,这对予有关问题的探索和解决, 是有积极意义的。书稿中,在引用资料和论点上难免有错误,尚望读者指正。 侯外庐同志对中国上古史研究,有杰出的贡献。他在世时经常关心本书
的编撰工作。他在病榻上还为本书题了字。对他在学术事业上的关怀,我们
谨表诚挚的感谢。徐中舒同志是又一位在古史研究上富有成果的学者。他也

是在病榻上为本书题了字,为本书增添了光彩。



白寿彝 于北京
1991 年 4 月 30 日

中国通史 (3)

甲编 序 说

第一章 文献资料


  文献是具有历史价值之反映人类活动的文字记录。我国古籍,自《隋书·经 籍志》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后世书目多沿用之。但以今日的科学分类 眼光视之,问题颇多。以经部为例,如《周易》、《论语》、《孝经》、《孟 子》,实为哲学类书;《尚书》和《春秋》三传,实为史学类书;《周礼》、
《礼记》和《仪礼》乃是社会科学类书;《诗经》则是文学类书;《乐》则 音乐类书;《尔雅》与《说文》、字书等同为语言类书。子部所括,其类尤 杂。史部之书,虽然较之经、子两部单纯,然亦杂有政书、目录等类。只有 集部所收皆为文学类书,与今日图书分类的标准大体相合。
以四部分类,自然不能不分列子目。类目之分,至《四库全书总目》而
大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每部之首皆有总叙。总叙中不但概述每部分 为若干类,而且论及其学术流变,因而读之不但可以知晓我国古籍的概略, 而且对于我国古代学术的大势,亦可略见其律涯。
  历史科学的研究,是需要正确地详细地占有史料的。今天我们要研究商 周时期的历史,除考古资料、古文字学等资料外,还需要依靠文献资料而取
得。有关这一时期的古籍,主要有以下各种,特分别予以论述。论述的次序, 大体上仍沿用旧有的四部分类而略有变改。

第一节 五经

《尚书》附《逸周书》


  秦代以前的经传诸子中,凡引《尚书》,皆但称《书》,至汉初抬有《尚 书》之称。《尚书》者,“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孔颖达《尚 书正义》),亦即“上古之书”(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后世因其为 群经之一,故又称之为《书经》。
相传古时《尚书》凡三千余篇,至孔子删定为百篇。按,孔子以《诗》、
《书》教弟子,《尚书》曾经孔子编次,当属事实,惟孔子删书之说,恐不 足信。
  据史传所载,秦火后,山东伏生(亦称伏胜)取出其藏于壁中的《尚书》 二十八篇(合《顾命》和《康王之诰》为一篇)。汉文帝时,使晁错就伏生
习《尚书》,伏生亦以此在齐传授生徒,于是此二十八篇始传于世。一说伏 生年老牙缺,口音难懂,由他女儿代传,所以记录下来的错误颇多。伏生传 的《尚书》,系用隶书写成,故名今文《尚书》,经历代学者考订,大致可 靠。《汉书·艺文志》云:“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
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蝌蚪文)
也。”其中的《尚书》较伏生所传者多十六篇(其中的《九共》一篇,分之 则为九篇,所以亦云多二十四篇),称为《古文尚书》。但因当时朝廷不重 视这个古文本,所以到了光武帝时,即失去《武成》一篇;至西晋永嘉年间, 其余的十五篇,亦全亡佚。东晋元帝时,忽有豫章内史梅赜(或作梅颐)献
《古文尚书》五十八篇。这五十八篇,就是伪撰之二十五篇加上《今文尚书》
二十八篇析为三十三篇,并书序共五十九篇。唐代颁布《五经正义》为取士 标准,《书》取伪孔安国《传》,于是该书愈益盛行。到了宋代吴棫作《书 稗传》,始疑这二十五篇及孔安国《传》为伪。朱熹《语录》中也颇有疑辞。 明代梅鷟作《尚书考异》,始明斥其为伪作,但论证还不确切。清初阎若璩
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列举一百二十八证,以明此二十五篇为伪书,于
是遂成定谳。丁晏作《尚书余论》,更证明这是晋之王肃所伪作。到了现在, 这伪《古文尚书》及伪孔安国《尚书传》的公案,总算是经学史上已经解决 的问题。
  清代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是《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 合编本。其中属于《今文尚书》的有《尧典》(包括《舜典》,但无《舜典》
篇首的二十八字)、《皋陶谟》(包括《益稷篇》)、《禹贡》、《甘誓》
(以上为虞夏书)、《汤誓》、《盘庚》(包括上、中、下三篇)、《高宗 肜日》、《西伯勘黎》、《微子》(以上为商书)、《牧誓》、《洪范》、
《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
《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包括《康 王之诰篇》)、《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以上为周 书)共二十八篇,注疏本分为三十三篇。每篇的写成年代各不相同,记录了 涉及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中商周王朝的历史,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反映 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言论,而且也反映了古代社会制度、阶级矛盾和阶
级斗争方面的情况,以及古代天文和地理等等,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今《十
三经注疏》本《尚书》中,除上述诸篇外,另有《大禹谟》、《五子之歌》、

《胤正》、《仲虺》、《汤诰》、《伊训》、《太甲》(上、中、下三篇)、
《咸有一德》、《说命》(上、中、下三篇)、《泰誓》(上、中、下三篇)、
《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宫》、《君陈》、
《毕命》、《君牙》和《冏命》等,计二十五篇,都是晚出的伪书,虽然也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引用时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
  关于《尚书》的注释,非常之多,现存有三种代表性著作:(一)《尚 书注疏》,用伪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伪孔安国传的一部分语句,并非凭空
捏造出来,有一定的根据,其中的名物训诂,大部分是准确的。孔颖达的疏,
又对这些注文加以解释,对于读者,很有帮助。《十三经注疏》最好的版本 是清朝阮元刻本,书中附有校勘记,可以看出各种版本的异同。今传《十三 经注疏》,皆宋人所集刊,其中《易》、《书》、《诗》、《三礼》、《左 传》、《谷梁传》,皆唐人疏。疏《公羊传》的徐彦,时代难以确考,但也
必在唐代以前。《论语》、《孝经》、《尔雅》,皆宋代邢昺疏,也多以旧
疏为本。惟《孟子》疏题为宋代孙奭,实为邵武士人伪托,详见《朱子语录》。 其疏多浅陋,不太可取。唐人所修《正义》,虽不令人十分满意,但多用旧 疏,为隋朝以前经说的统汇,应当加以细读。以下凡论诸经当读者,一般不 再举出注疏本。(二)《书经集传》,南宋蔡沈撰。这是属于朱熹体系的一
种注解,朱熹是南宋以后影响较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是一个大学者。蔡
沈的《书经集传》就是在他的指导下作成的,可以作为宋人注解的代表。(三)
《尚书今古文注疏》,清朝孙星衍撰。这是一部恢复汉人注解的书。它辑集 了汉、魏、隋、唐旧注,而又对于这些注作了疏,是《尚书》注解中较为完 备的一种。此外,王先谦的《尚书孔传参证》、杨筠如的《尚书■诂》、曾 运乾的《尚书正读》和屈万里的《尚书今注今译》等,亦可参考。
  《逸周书》,原名《周书》,作者不详。有人误认与《竹书纪年》同时 出土在汲县,故称之为《汲冢周书》。本书体例与《尚书》相似,传为孔子 删《尚书》之余,究其实际,多数出于战国时期的拟作。但其中的《克殷》、
《世俘》、《度邑》和《作雒》等篇,所记周初事实,应当有所根据;《王 会》记载我国边区各部族向周成王的贡献,所附《伊尹朝献》记载我国边区
各部族向商汤进献的故事,也反映了战国时期我国边境各族和中原华夏族在 政治和经济上密切联系的情状。作为一本先秦古籍,《逸周书》不失为一部 研究周代历史较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晋孔晁曾为本书作注,是此书的最早注 本,但已残缺不全。清代何秋涛的《王会篇笺释》、朱右曾的《周书集训校
释》、孙诒让的《周书斠补》、刘师培的《周书补正》和《周书王会篇补释》、
陈汉章的《周书后案》等,可供参考。

《诗 经》


  《诗经》,古时但曰《诗》,与《易经》但曰《易》、《书经》但曰《书》 同。惟与《书》、《易》二经也称《尚书》、《周易》不同。《诗经》现存 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为十五《国风》:
《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邶风》十九篇,《鄘风》十篇,
《卫风》十篇,《王风》十篇,《郑风》二十一篇,《齐风》十一篇,《魏 风》七篇,《唐风》十二篇,《秦风》十篇,《陈风》十篇,《桧风》四篇,
《曹风》四篇,《豳凤》七篇,共计一百六十篇;《雅》分为《大雅》三十

一篇,《小雅》七十四篇,共计一百零五篇;《颂》分为《周颂》三十一篇,
《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共计四十篇。关于《风》、《雅》、《颂》 的区别,历来看法,颇有分歧,较为重要的约有以下三说:《诗大序》以为 由于诗篇内容的不同①;《诗辨妄》以为由于诗篇作者的不同②;《诗说》 以为由于诗篇音调的不同③。但据现存的《风》、《雅》、《颂》加以考校,
都有难通之点,所以这个问题仍是经学史上没有解决的课题。
  《诗经》的创作时代,大致从西周至春秋,少数据说成书于克商以前的 先周时期。《诗经》中所反映之地域,以《国风》考之,《秦》、《王》、
《豳》,约当今之陕西省和河南、甘肃两省的一部分;《唐》,约当今之山 西省;《魏》,约当今之山西、河南两省的接境处;《邶》、《鄘》、《卫》、
《郑》、《陈》、《桧》,约当今之河北省的西南部和河南省;《齐》、《曹》、 和《颂》中之《鲁》,正当今之山东省;《周南》、《召南》中的《汝坟》、
《汉广》、《江有汜》诸篇,约当今之河南省的南部和湖北省的北部。所以,
《诗》中诸诗,可以说是反映古代中原地区的作品;其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主, 最南当在长江以北。《国风》是列国的民歌,占《诗经》的一半以上。由于 多是采自民间,富于人民生活的描绘,反映了人民生活、劳动和斗争情状, 表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其形式也较为流畅,篇章紧凑,语言明快,节奏感
强,铿锵有声,文学价值极高。《雅》,是周族地区的乐歌,反映了当时社
会的发展过程、农业生产情况、江南流域的开拓和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横征 暴敛,人民倍受剥削的生活,其中亦有由于周室衰微,奴隶主贵族哀叹日暮 途穷之作等,史料价值颇高。《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歌颂奴隶主贵族 的宗功祖德,粉饰太平,语言简古,诘屈聱牙,思想和内容都较僵化,与《尚
书》和铜器铭文类似,但富于史料价值。
  今文《诗》,汉初即有三派,所设博士中分成三家:一曰《鲁诗》,为 鲁人申培所传;一曰《齐诗》,为齐人辕固生所传;一曰《韩诗》,为燕人 韩婴所传。另外一部未立于学官的古文《诗》称《毛诗》,在民间私相传授。 后来,三家诗全亡佚,《毛诗》反而独得流传至今。现在收存于《十三经》
中的《毛诗》,就是古文诗《毛传》本。
研治《诗经》的重要参考书有: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此书多驳宋 人之说,读之可以知其大略。朱熹的《诗经集传》、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 释》和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为毛、郑之学。陈乔枞的《三家诗遗说考》、



① 《诗大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 以戒,故曰风。??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 由废兴也。改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 也。”(见《毛诗正义》卷一)
② 宋朝郑樵《诗辨妄》说:“《风》者出于土气,大概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言;其意虽远,而其言 浅近重复,故谓之《风》。《雅》者出朝廷士大夫;其言纯厚典则,其体抑扬顿挫,非复小夫、贱隶、妇 人、女子所能言者,故曰《雅》、《颂》者,初无讽诵,惟以铺张勋德而已;其辞严,其声有节,不敢琐 言艺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颂》。”(转引自周予同:《群经概论》第 36 页)
③ 清朝惠周惕《诗说》说:“《风》、《雅》、《颂》以音别也。??按《乐记》师乙曰:‘广大而静, 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季札观乐,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 而不贰,怨而不言。’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平,曲而有宜体。’据此,则大小二《雅》,当 以音乐别之,不以政之大小论也。”

魏源的《诗古微》,为三家之学。三家之中,《齐诗》牵涉纬说,如欲明之, 可看陈乔枞的《诗纬集证》。以《诗经》作史读者,对于《诗》之地理,亦 需考究,可看朱右曾的《诗地理征》。此外,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 林义光的《诗经通释》和于省吾的《泽螺居诗经新征》,亦应一读。

《易 经》


  原名称《易》或《周易》。《汉书·艺文志》著录“《易经》十二篇”。 颜师古注云:“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现在所存的《易经》正是 这个样子,可以说,《易经》这部书,从西汉末年直到现在,没有大的改变。
  《易经》十二篇,主要分为经与传两部分。经的部分包括卦、爻两种符 号和《卦辞》、《爻辞》两种说明文字,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卦
都有个卦的形象、卦的名称,卦名之后有说明本卦性质的《卦辞》。卦有六
爻,爻分阳爻、阴爻,有《爻辞》说明这一爻在本卦中的性质。以《易经》 的首卦《乾卦》为例,“■《乾》:元、亨、利、贞。”■是《乾卦》的卦 象,《乾》是这一卦的卦名,“元、亨、利、贞”是这一卦的《卦辞》。“初 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
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
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等为《爻辞》。 所谓爻,指每卦的六画。“—”为阳爻,“——”为阴爻。阳爻称为“九”, 阴爻称为“六”。它的次第,由下而上,所以《乾卦》的初爻称“初九”, 二爻称“九二”,三爻称“九三”,四爻称“九四”,五爻称“九五”,六
爻称“上九”。经上下篇就是这样构成的,本来是专为占卦用的,占卦的人
占着哪一卦的哪一爻,看《卦辞》、《爻辞》是怎样讲的,据说就可以知道 听问事的吉凶。但是,就其整个组织和某些《爻辞》的涵义看来,其中也有 一些哲学思想和历史事实。
  传的部分包括《彖辞上》、《彖辞下》、《象辞上》、《象辞下》、《系 辞上》、《系辞下》、《文言》、《说卦》、《序卦》和《杂卦》,就是所
谓的“十翼”。《象辞》是解释《卦辞》的,以《乾卦》为例,如:“彖曰: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一段就是。《象辞》分为“大 象”、“小象”。“大象”是解释全卦所从的象,如:“象曰: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小象”是解释每爻所从的象,也即解释《爻辞》,如: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一段。《易经》六十四
卦分为上下篇,所以《彖辞》和《象辞》也分上下。《系辞》偏于说理,大 致追述《易》义的起源,推论《易》学的作用,或解释卦义以补充《彖辞》、
《象辞》。为了简编繁重,分为上下: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不言 而信,存乎德行”为《系辞上》,自“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诬善之
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为《系辞下》。《文言》所谓“文饰之言”,
专解乾坤两卦;因为乾坤为《易》的门户,其它卦爻都由乾坤而出,所以特 作《文言》,今本《易经》附于乾坤二卦之后。《说卦》偏于说象,大致陈 说八卦的德业、变化与法象。《序卦》说明六十四卦相承相生的次序。《杂 卦》杂举六十四卦的卦义,或以同相类,或以异相明。《说卦》、《序卦》
和《杂卦》,今本《易经》都另立卷帙,很易明了。司马迁在《史记·太史
公自序》中引证《系辞》时称为《易大传》,可见《系辞》原有《大传》之

称。《十翼》中的其他篇与《系辞》性质基本相同,所以都可以称为《易传》。 传是对于经所作的各种解释:翼有辅助的意思。《十翼》就是解释《易经》 的十篇著作的总称。
  《易经》中经的部分,大概是成书于商周之际。《易传》中的《系辞下》 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爻辞也涉及一些古代历史上的故事,这些故事都不晚于西周初年,因此我们 可以推断《系辞》所说的那几句话是有相当根据的。经,由于大体上是西周 初年的作品,所以也称为《周易》①。至于《易传》是孔子作的传统说法, 殆难成立。我们知道,孔子没有什么自己的著作,而《易传》也不是出自一 时一人之手,它大概是从战国到汉初有关解释《易经》的著作选辑。《汉书·艺 文志》著录《易传》“《周氏》二篇、《服氏》二篇”;《汉书·儒林传》 载:“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所谓《十翼》大 概就是这一类著作。至于说孔子对于《易经》非常重视,并且很有研究,当 是事实。因为《史记·孔子世家》说他“韦编三绝”,《论语·述而》又说: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关于《易经》和《易传》 的时代及其作者,有些大同小异的传统说法,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卷一中 有比较详尽的叙述。
  晋朝初年,在汲郡的战国魏王墓里发现的“竹书”中,有一部《周易》。 据杜预说,这部《周易》有上下篇,与当时流行的本子完全相同,但是没有
《彖》、《象》、《文言》和《系辞》(《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可见,
战国时的《易经》本身只有上下篇。早期的《易经》,其经和《十翼》是分 别开来的,直到东汉末年,郑玄才把《彖》、《象》纂入经中,现在我们所 见的《易经》,每一卦的《卦辞》后面都接着有“彖曰”和“象曰”,每一 爻的《爻辞》后面都跟着有“象曰”,这就是把《彖》、《象》和经合了起
来。《文言》也附在《乾卦》和《坤卦》的后面。其余的那些篇,由于带有 通论性质,所以没有和《卦辞》、《爻辞》合在一起。
  《易经》的注解,比《尚书》的注解还要多。其中也有汉学和宋学之分, 即所谓“汉《易》”和“宋《易》”。按照过去的说法,汉《易》注重“象
数”,偏重自然现象;宋《易》注重“义理”,偏重社会现象。其实,这是 分别代表着两种思想体系,不是注释的态度和方法的不同。其中的有关部分, 由于能够反映一些注释者所处时代的哲学、历史史料,因此作为治史取材来 说也就无所谓孰轻孰重的问题。近人对于《易经》的研究,有了新的进步,
即剥去后人所加于《卦辞》、《爻辞》的神秘主义外衣,揭露出它的本来面
目。原来的《卦辞》、《爻辞》,有些是古人生活经验的总结,有些是古代 历史故事的传述,其中也有某些内容具有朴素的哲学意义,有史料价值。代 表这方面的注解有,闻一多的《周易义证类纂》(载《闻一多全集·古典新 义》),顾颉刚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载《古史辨》第三册),李
镜池的《周易校释》(载《岭南学报》第九卷第二期)。高亨的《周易古经
今注》(中华书局版),是解释全经的,可以作为《易经》读本。





① 郭沫若在其《青铜时代》一书中认为:“《周易》的爻辞里面,如上文所述有利用春秋中叶的晋事的痕
迹”(《周易之制作时代》第 80 页,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版),因此说它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这虽是一 说,但说服力不强。

《周礼》、《仪礼》与《礼记》


  《周礼》、《仪礼》和《礼记》,今日合称“三礼”。“三礼”之名, 起于东汉之末。郑玄注“三礼”后,特崇《周礼》,而后人又崇郑学,于是
《周礼》就一跃而居“三礼”之首。十三经中,所以将《周礼》列于《仪礼》 之前,殆以此也。
《左传》中经常提及的《周礼》,可能是周公的旧典,不一定是今日的
《周礼》。现在的《周礼》,大约出现于战国时期,本名《周官》(《史记·封 禅书》),也称《周官经》(《汉书·艺文志》),后称《周官礼》(《汉 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又尊称《礼经》(荀悦《汉纪》卷二十五)。《周 礼》凡六篇:共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 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但《冬官》一篇,汉初河
间献王得到它时,业已亡佚,当时补以《考工记》,称为《冬官·考工记》。
《考工记》主要记载先秦时期的一些手工业制造过程中的操作规程。
  《周礼》并非礼书,《大戴礼记》引用过它,司马迁、匡衡也引用过它, 无论如何不是王莽的伪造。其中大致综合了从西周到春秋时期的王室和各诸 侯国中出现的官制,也夹杂着战国时期的有关社会经济制度、政法制度、学 术思想和儒家王者大一统的思想成分。《周礼》的成书年代虽晚,但其中的
记载并不完全是理想,而有着现实的反映,可以与其他有关周代文献资料, 互通证明,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情状①。
《周礼》为古文学派最重要的书籍,也是历来经学家争论最为激烈的文
献之一。关于《周礼》的出现,约有五说:一为汉武帝时发现(唐贾公彦《周 礼义疏》序《周礼》兴废引《马融传》);二为汉河间献王所得(《汉书·河 间献王传》);三为河间献王时李氏所得(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或 说);四为与《古文尚书》等同时发现于孔壁(唐孔颖达《礼记正义·曲礼
篇》引汉郑玄《六艺论》);五为与《逸礼》同为孔安国所献。清代孙诒让
《周礼正义》以为四、五两说虚妄,不足凭信;一、二、三说也参差不同, 所以《周礼》一书,曾经引起宋学派和今文学派的怀疑。
  《仪礼》是十三经中“三礼”的第二部书。《史记·儒林传》说:“诸 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 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这里所说的《士礼》 就是今之《仪礼》。《史记》所谓《礼》,止数《仪礼》,未及《周礼》和
《礼记》;《汉书·艺文志》著录《礼经》,也仅指《仪礼》的古今文,《礼
记》在百三十篇之记中,《周官经》别附于后。可见,西汉时人,仅认《仪 礼》为《礼经》,在“三礼”中的位置最高。
《仪礼》几十七篇,大体分为冠昏(《士冠礼》、《士昏礼》)、丧祭
(《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
《有司彻》和《丧服》),朝聘(《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 和射乡(《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和《大射礼》) 之礼。从上述诸礼中,可以考知我国古代的亲族关系、宗教思想、内政外交 情形以及当时的宫室、车马、衣服、饮食等制度,是当时社会生活中一项重 要内容,是士大夫必须学习和掌握的业务,因而颇有史料价值。



① 参见杨向奎:《周礼内容的分析及其制作时代》,《山东大学学报》1954 年第 4 期。

  《仪礼》有两个问题到现在仍争论未决:一是《仪礼》的作者问题:二 是《仪礼》的完缺问题。关于前者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古文学派,以 为《仪礼》与《周礼》并为周公所作,贾公彦的《仪礼疏》说可为代表①; 在今文学派,以为《仪礼》为孔子所定,皮锡瑞的《三礼通论》说可以代表
①。关于后者,今古文学也有绝不相同的两种看法。今文学家主张十七篇已 包括一切的《仪礼》。故以《仪礼》为完整的经典,清邵懿辰《礼经通论》 说可以为代表。古文学家主张《逸礼》三十九篇为可信,故以现存《仪礼》 十七篇为秦火的残烬。关于《逸礼》的发现,说法不一,所以今文学家根本 否认《逸礼》的发现,而认为是古文学家伪造的谰言。古文《逸礼》三十九 篇没有流传下来,它的亡佚时间,也无可考证。
  《礼记》是孔门弟子讨论礼的理论和行礼的文字材料,属于《礼经》的 一部分。《礼经》的传授,若以时代先后排列:西汉讲《仪礼》,东汉兼讲
《周礼》;差不多到了三国以后才始讲《礼记》。也就是说,《礼记》一书
之取得经典地位,是较晚的事。
  《礼记》也称《小戴记》,为西汉《礼》今文学家戴圣所编纂,凡四十 九篇。这四十九篇的来源,为历来经学家争论颇烈的问题。现存的著录古代 书籍的目录,当推《汉书·艺文志》为最早,但其中没有著录《礼记》四十 九篇及《大戴礼》八十五篇,而只有“《记》,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
“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的记载。到了汉末,郑玄撰《六艺论》说:“戴德 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 记》是也。”于是才开始分别大小《戴记》的篇数。到了唐初,陆德明《经 典释文序录》引晋司空长史陈邵《周礼论序》说:“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 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 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 即今之《礼记》是也。”于是始有小戴删《大戴记》以成《礼记》的话。《隋 书·经籍志》继起,更加附益,并说:“汉末,马融??又定《月令》一篇,
《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于是又有小戴删《大戴记》 为四十六篇而由马融增益三篇为四十九篇的主张。直到清代,学者们才开始 力驳小戴删大戴的话。例如,戴震以为刘向《别录》已说《礼记》四十九篇, 小戴弟子桥仁已撰《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则马融增益三篇的主张绝不可靠
①。钱大昕以为《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以 简策重多,分为上下,实止四十六篇,合《大戴记》八十五篇,正合百三十 一的数目,所以《小戴记》并非删《大戴记》而成②。
《礼记》的成书虽然较晚,言辞间有附会,意义时有抵牾,但是其中所



① 贾公彦说:“《周礼》言周不言《仪》,《仪礼》言《仪》不言周,既同是周公摄政六年所制,题号不
同者:《周礼》取别夏、殷,故言周;《仪礼》不言周者,欲见兼有异代之法”(《仪礼疏·士冠礼第一》)。
① 皮锡瑞说:“《檀弓》云: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据此,则《士 丧》出于孔子,其余篇亦出于孔子可知”(《经学通论·三礼通论》《论礼十七篇为孔子所定邵懿辰之说 最通订正礼运射御之误当作射乡尤为精确》)。皮氏在其《经学历史·经学开辟时代》中也坚持此说,如 云:“《仪礼》十七篇,虽周公之遗,然当时或不止此数而孔子删定,或并不及此数而孔子补增,皆未可 知。观‘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则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
① 详见《东原集·大戴礼记后语》。
② 详见《廿二史考异·汉书考异》。

述多存礼家旧籍,读之,既可知孔门的经义,又可考知古代的典章制度,实 为一部宝贵的史料典籍。我们认为,在原始社会里,人们的意志和感情服从 于集体,其言行以自然形成的习俗为准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 就把一切调整好了”③。到了氏族社会末期的父权时代,后来所说的“礼” 就已初步形成。国家形成后,随着公社之残留于阶级社会,这种原始的“礼”, 并没有烟消云散,反而把那些不平等原则法定化、神圣化,奴隶主贵族又把 它与其他传统习惯一起加以改变和发展,逐渐形成了《礼记》、《仪礼》书 中所说的“礼”,作为他们统治人民的制度和手段④。《礼记》一书的内容, 梁启超在其《礼记题解》中分为五类:(一)四十九篇中最为精采部分,是 通论礼意和学术思想的,如《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 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和《缁衣》等篇;(二) 为解释《仪礼》十七篇的专篇,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 义》、《燕义》、《聘义》和《丧服四制》等篇;(三)为记载孔子言行, 或孔门及时人杂事的,如《孔子间居》、《仲尼燕居》、《檀弓》和《曾子 问》等篇;(四)为记古代制度礼节,带有考证性质的,如《王制》、《曲 礼》、《玉藻》、《明堂位》、《月令》、《郊特牲》、《祭统》、《祭法》、
《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间传》、
《文王世子》和《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
《儒行》等篇的一部分,为古代格言的记录,似较得当。《礼记》这部书, 也是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现存的《大戴礼记》既不是小戴的删余,更 不是残存的糟粕,它和《小戴礼记》一样,保存有许多汉朝以前儒家思想发 展的史料,因而也是十分宝贵的。
“三礼”的旧疏,一般皆好。清儒的新疏,《周礼》有孙诒让的《周礼
正义》,《仪礼》有胡培翚的《仪礼正义》,《礼记》有朱彬的《礼记训纂》 和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大戴礼记》久已釐舛,清代的卢文弨、戴震开 始釐正其文字。其后,汪昭有《大戴礼注补》;孔广森有《大戴礼记补注》; 王聘珍有《大戴礼记解诂》。由于“三礼”的来源不同,综合研究殊不容易,
初学者应当首先阅读林尹的《周礼今注今译》、王梦鸥的《礼记今注今译》
和高明的《大戴礼记今注今译》。

《春秋经》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附《国语》

相传孔子据鲁史修成了《春秋》,按《汉书·艺文志》“《春秋》古经 十二篇,经十一卷”的著录,可称为《春秋经》。其书涉及各国之事,而以 鲁国为主,分年纪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当局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 722 年), 下止鲁哀公十四年(当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 481 年),计凡十二公,二 百四十二年。《春秋经》所以命名《春秋》,今古文学家的意见大致相同, 即由于《春秋》是编年体,年有四时,不能偏举四字以为书名,所以交错互 举,取“春”“秋”以包“夏”“冬”。当时,不论周王室或诸侯国,均有 史官负责记载周王室或本国的历史,但其书名并不一样,如晋叫“乘”,楚 名“梼杌”,秦称为“记”,周、鲁、燕、齐则称之为“春秋”。《管子·法



③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92~93 页。
④ 详见徐喜辰《〈礼记〉的成书年代及其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1984 年第 4 期。

法》说:“故《春秋》之记,臣有弑某君,子有弑其父者矣”。《韩非子·内 储说上》说:“鲁哀公向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 何为记此?”《战国策,燕策二》记苏代说:“今臣逃而纷齐、赵,始可著 于《春秋》。”可见,《春秋》本是一个普通名词,到孔子据鲁史而修《春 秋》之后才成了《春秋经》的专有名词。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春秋经》“王道备,人事浃。”这里 的王道,就是指的周礼。鲁史记事本来就是结合周礼的,所谓“《春秋》以 道义”、“《春秋》辨是非”(《史记·太史公自序》),都是其证。但在 春秋时期,鲁国已不能尽遵周礼,所以孔子有“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 也》)的说法,他也不是全盘照搬周礼,而是有所斟酌损益的。不过,哪些 是依周礼,哪些作了损益,这在《春秋经》里已经分辨不清了。编写历史与 周礼联系起来,则是《春秋经》对旧贵族奴隶主传统文化的依恋,是它保守 的一面。《春秋经》对于人事,不仅注意所谓善恶,也还认真记载其得失成 败。书中所记水、旱、雪、霜、地震等等,都是作为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 来处理的。它偶尔记述一些诸如“六鹢退飞过宋都”(《春秋》僖公十六年
《经》)之类的奇异现象,只是“纪异而说不书”(《史记·天官书》)。 在春秋时期,朝聘、会盟、征伐、城筑等,本来多与宗教活动有联系,但《春 秋经》却从神秘色彩中游离出来,专从人事的角度去记载这些事情,也就是 把历史与神话和宗教分开,则是它进步的一面。《礼记·解经》说:“属辞 比事(指善于设辞举例,判断是非),《春秋》教也”;“属辞比事而不乱, 则深于春秋者也”,这是《春秋经》的编撰方法。同是记载战争,有伐、侵、 战、围、救、取、执、溃、败等不同写法;同是记载杀人,有杀、弑、尽杀、 诱杀、歼等不同的写法。《春秋经》把头绪纷乱的史实,“以事系日,以日 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即把史实按时 间顺序排列起来,并有所取舍详略。这样,着墨虽然不多,却可表达出较多 的历史情况,亦即所谓“约其文辞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这就是
《春秋经》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开了后来编年史体例的先声①。
  《春秋经》总计约一万八千字,分条记事,不相连属,文句简约,多则 四十七字,少则一字,并没有写出所记事件的原委。因此,后人为了理解经 义,就出现了《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和《夹氏 传》五家。后来,《邹氏传》和《夹氏传》佚失;《左氏传》改为《春秋左 氏传》,简称《左传》。《春秋经》的经文,现在都分别载于《左传》、《公
羊传》和《谷梁传》的各传之前,已没有单行刊本,但在古代,《春秋经》
与三传实各自别刊行,而且经今古文本也不相同。《汉书·艺文志》中所谓 的“古经十二篇”,就是古文本的《春秋经》,也就是《左氏传》所根据的 古文经:所谓的“经十一卷”,就是今文本的《春秋经》,也就是《公羊传》 及《谷梁传》所根据的今文经。《春秋古经》与《左氏传》的配合,大概始
于晋之杜预。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所说“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
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可为证据。至于今文的《春秋经》与《公羊 传》、《谷梁传》的配合,则不详始于何人。《左氏传》的经文,与《公羊 传》和《谷梁传》经文的主要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的经终于哀公 十四年的“西狩获麟”;《左氏传》的经终于哀公十六年的“孔丘卒”。这



① 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第三章。

种不同,表示了《公羊传》、《谷梁传》对于《春秋经》的看法之不一样。 至于《汉志》中的《春秋古经》与《春秋经》篇卷数目不同的原因,则是由 于今古文学派对于鲁国十二公纪年分合意见的差别。《古春秋左氏》说主张 十二公各为一篇,故为十二篇;《今春秋公羊》说主张闵公合于庄公,故十 二去一而十一卷。至于其所以如此合并,今文家何休以为是“系《闵公篇》 于庄公下者,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缘故。
  《公羊传》的作者旧题为战国时代齐人公羊高,初仅口头流传,至景帝 时,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及其弟子胡母生将其写定成书。《谷梁传》旧题为 战国时鲁人谷梁赤撰,最初也是口传,至西汉时,传其学的人才把它写定成 书,体裁近似《公羊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春 秋》书法,即所谓“微言大义”,对当时的统治极为有利,故均立于学官, 但因其对史实的增补不多,因而史料价值不大。
  相传《左传》为左丘明作,但从其内容看来,它的作者不会是孔子所称 道的左丘明①。顾炎武说,“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②, 说颇可取。《左传》的成书,大体可以定在战国时期,但并不排斥后人之有 所增补。现在我们看到的《左传》,是经杜预改编过的①。《左传》一书, 十八万言,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讫鲁悼公四年,前后共计二百五十九年,比
《春秋经》多了十七年,而所记史事与《春秋经》有所出入,有在《春秋经》
有而《左传》中没有,有在《春秋经》无而《左传》中有。“或先经以始事, 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 对于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较详细的叙述。《左传》中不仅记载了鲁国的历 史,而且还系统地叙述了当时几个主要诸侯国的历史。它的突出特点是:书
内展开了社会矛盾的记载,长于记述战争,特别善于描写大国争霸战争,更
善于描写历史人物。同时,书中记载不限于政治,也涉及到社会其他各个方 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因此,早在西汉时期就被司马迁采入《史记》。 值得提出的,《左传》中记述的许多史实和人物,文辞优美,形象生动,结 构严谨,不少名篇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因此《左传》不但是我国古代的一
部出色的编年体史书,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名著。不过,《左传》中对于天
人关系的看法,一方面记载了怀疑鬼神和无神论的言论,另方面又记述了卜 篮、星占、望气和梦兆等预断人间祸福的事情,观点较为混乱②,反映出程 度不同的各种唯心主义的思想。
  《国语》一书主要是记载春秋时期的历史事实,但其中也有部分记载西 周时期的史实。《国语》和《左传》是春秋时期的主要史料,但这两书的关
系,历来约有两种说法。一说,这两部书都是左丘明作的。左丘明为了给《春 秋》作传,搜集了许多史料,后来,一部分用上了,这一部分就成为《左传》。 没有用上的一部分就单独成书,名为《国语》,所以也称《春秋外传》。另 一种说法是,《左传》并非左丘明作,《春秋》原来的传是《公羊传》和《谷



① 《论语·公冶长》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个左丘明决不会是孔子的 后学,并在孔子死后
写出《左传》来。说见赵匡《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
①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云:“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可见,今本《左传》是经过杜预改编的。
② 详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第四章。

梁传》,本来没有《左传》,只有《国语》,它是春秋时期各国历史的一个 总集。到汉末,古文经学家刘歆,为要抵抗《公羊传》便把《国语》割裂开 来,分出一部分,与《春秋》联系起来,托名于左丘明,称为《左氏传》, 其余的部分还叫《国语》。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也就 是说,《国语》是左丘明之原来著作的名称,《左传》可能是从《国语》中 分出来的。《国语》的出现,可能在战国早期。
  《国语》一开始记载了周穆王、周恭王的材料各一条,以后记周厉王以 至智伯被杀,约四百年间的历史。全书二十一卷,内有《周语》三卷、《鲁 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
《吴语》一卷和《越语》二卷。这种编纂次序是按周与齐鲁晋郑的关系、诸 夏与蛮夷的关系安排的。但书中却突破了春秋时期各国国史的限制,而以周 和鲁齐等七国的历史汇合在一起。书中取材虽然有些琐碎,但与重要历史事 件有联系的记载则占有较多的篇幅。《国语》中有一些鬼神荒诞的记载,但 它也是在重视人事的基础上,为了取得一些得失盛衰的经验教训而写出的, 它很重视人材在政治上的作用,《齐语》把齐桓公的霸业归结为“唯能用管 夷吾、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之属而伯功立”,便是其证;它的内容, 有着战国时期社会特点的曲折反映,就是说社会矛盾表现为各国统治阶级和 人民群众的矛盾,各国统治阶级内部旧新贵族间的矛盾,各国之间统治阶级 的矛盾,而这三种矛盾又互相错综地联系在一起。《国语》在肯定社会变化 时,已经没有孔子那样的怀古情调,它对周礼虽然也有一定感情,但却称许 齐桓、晋文的霸业,并对世卿执政和以臣弑君,毫无惊讶表示。这就说明:
《国语》在新旧转化过程中持有一种中间的态度①。可见,《左传》和《国 语》是春秋时期的重要史料,其中有些长篇言辞,也是商周哲学史的史料。 关于“三传”和《国语》的注释书:《公羊传》有《春秋公羊传解诂》,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收入《十三经注疏》内。何休的解诂,不仅作了文 字上的解释,还发展了公羊家的学说。他在注释中所说的,多是《公羊传》 中没有讲过的。清孔广森的《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和清陈立的《公羊义疏》, 皆系根据何休解诂,加以整理和补充而成,是学习《公羊传》者可资参阅的 注本。汉代治《公羊传》、《谷梁传》者少,所以二传之疏少于《左传》疏。
《十三经注疏》本采用的《春秋谷梁传注疏》,为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注中由于兼载其“门生故吏子弟之说,各列其名,故曰《集解》”(《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名之。《左传》有《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 达疏。据杜预的《春秋正义序》说,在他以前“前汉传《左氏》者有张仓、 贾谊、尹咸、刘歆,后汉有郑众、贾逵、服虔、许惠卿之等,各为训诂”, 有十数家,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作了《春秋经传集解》,孔颖达又据前 人研究《左传》的著作作疏。清代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特别是刘文淇 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最负盛名,可惜印行的原稿本不完整,据说已有 学者正在续作中。近人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博洽而简明,最适于初学 者阅读。关于《国语》的注本,有《国语韦昭注疏》,三国韦昭注、清洪亮 吉疏。近人徐元诰的《国语集解》,注释简要,便于参考。1978 年上海古 籍出版社刊出的《国语》标点本,以韦昭注为基础,吸取前人的校勘成果, 更便阅读。



① 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第三章。

第二节 史地书

《纪年》、《世本》、《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


  《纪年》是太康二年(281 年)在汲县的战国魏襄王墓中发现的一部魏 国编年体史书,记载简单,有如《春秋经》。因为原书写在竹简上,故又称 作《竹书纪年》。此书,上起黄帝,继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 时魏国的史事,到魏襄王(前 299 年)为止。此书宋时佚失,清代朱右曾辑 有《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据以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对此 作了《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可以纠正《史记》记述战国史事年代上的 错误。另有,《竹书纪年》二卷,近人称为《今本竹书纪年》,系出后人伪 托。清代学者考订此书的著作有十多种,大多未能辨明今本之伪,其中以雷 学淇《竹书纪年义证》考证较精。
  据《汉书·艺文志》载:“《世本》,十五篇”。班固自注云:“古史 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可见,《世本》是先秦史官为当时奴 隶主贵族修编的宗谱,也叫“世”或“世系”。书中有《帝系》、《王侯世》、
《卿大夫世》、《氏族》、《作篇》、《居篇》和《谥法》等篇。司马迁的
《史记》、韦昭的《国语》注、杜预的《左传春秋经传集解》、司马贞的《史 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以至于郑樵的《通志》也都曾参考或引 用《世本》作为佐证,可见此书史料价值较高。不过,《世本》现存佚文, 只是些零散记事,彼此不阳连属,不易看出原来的面貌。《世本》于宋代佚 失,清代有各种辑本。1959 年商务印书馆印成《世本八种》,其中以雷学
淇、茆泮林两种辑本较佳。
  《竹书纪年》和《世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综合了远古的传说和文字 的记载,自黄帝直至作者的时代,写出了通史性质的史书。作者如非史官, 在当时是不易掌握这样丰富的史料,但这些内容,却不属于那时史官的职守, 而应属于史官的私人著作。在战国历史转折时期内,史家酝酿着对以往历史
的总结,《竹书纪年》和《世本》的出现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战国策》,作者不详,是一部战国时期各国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 汇编,也有一些关于历史人物的史事记录。书名原不统一,初有《国策》、
《国事》、《短长》、《事语》、《长书》和《修书》等各种不同的名称和
本子。西汉末年,刘向校订群书,去掉重复,互相补充,编定三十三篇,始 定名为《战国策》。今本《战国策》分为《东周策》、《西周策》各一篇,
《秦策》五篇,《齐策》六篇,《楚策》四篇,《赵策》四篇,《魏策》四 篇,《韩策》三篇,《燕策》三篇,《宋策》、《卫策》合一和《中山策》 一篇。所记,继春秋之后,论楚汉之起,包括二百四十五年间的史事,从中 可以看出战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其书体例,与《国语》相同,是一种国别史,
是研究战国史的重要资料。但书中多有夸张虚构之处,与史实不尽相符,应
当引起注意。西汉刘向编辑成书后,东汉高诱作注,宋代已有散佚,宋代曾 巩又重新校定。南宋时,出现两个本子,一为姚宏的续注本,一为鲍彪改定 编次的新注本。元代吴师道在鲍彪本基础上,又作《战国策校注》一书,为 战国史学者所推崇。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出版的《战国策》标点本,以
姚本为底本,将鲍、吴诸人注文及黄丕烈的《战国策札记》汇集起来,颇便
阅读。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由整理小组整理 出一部与《战国策》性质相同的帛书,由于没有书名,由整理者根据内容, 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全书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行,一万一千多字。 原无章名,为了阅读方便,整理小组在每章释文之前加上了一个章名。其中 有十一章的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大体相同;另外的十六 章,即相当于全书百分之六十左右的文字,是久已失传的佚书,为《战国策》 所无,也不见于《史记》。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十四章(只有两章著录 过),是苏秦的书信和谈话,提供了有关他从事合纵活动的可信史料,可以 由此辨别《战国策》有关史料的真伪,并纠正《史记·苏秦列传》的错误, 为进一步研究战国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考信录》

  清代崔述撰。书中凡《考信录提要》二卷、《补上古考信录》二卷、《唐 虞考信录》四卷、《夏考信录》二卷、《商考信录》二卷、《丰镐考信录》 八卷、《洙泗考信录》四卷、《丰镐考信别录》三卷、《洙泗考信余录》三 卷、《孟子事实录》二卷、《考信附录》二卷、《考古续说》二卷,合计三 十六卷。我国古代史实见于记载者,疑信参半,崔述辨疑存真,其功甚伟。 以今天观点看来,其说尚有不少可疑处,但是足以启发人们思路者颇多。

云梦秦简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战国末至秦代 的墓葬,其中十一号墓出土了一千五百五十五支(另残片八十片)秦代的竹 简。这批竹简,经过整理,内容计有十种,即《编年纪》、《语书》、《秦 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珍式》、《为 吏之道》、《日书》甲种和《日书》乙种。在这十种中,《语书》、《效律》、
《封珍式》和《日书》乙种的书题见于原简外,其余六种题目均系云梦秦简
整理小组根据简文内容所定。 简文中有许多证据说明,这批竹简所反映的是战国末年到秦始皇时期的
资料。例如,《编年记》中的记事起于秦昭王元年(公元前 306 年),终于
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 217 年),共九十九年。这是墓主喜的年谱性质的材 料,记墓主的重要经历及其亲属生卒,但多数记载的是有关秦统一战争的大 事,是研究战国末年和秦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可补《史记》的不足,纠正《史 记》记载的一些错误和混乱。又如《法律答问》以“秦”与“夏”对称,谈
到“欲去夏”、“欲去秦属”、“者(诸)候(侯)客节(即)来使入秦, 当以玉问王”等等,当写成于秦完成统一以前。这不仅是研究秦国法律的重 要资料,而且是深入分析研究秦国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版,1970 年)包括秦简除《日书》 以外八种的全部释文、注释,其中的六种并附有语译,可供参考。

《水经注》

北魏郦道元撰,四十卷。原书在宋代已经佚失五卷,今本仍作四十卷,

是经后人割裂改编而成。此书名曰注释《水经》,实则以《水经》为纲,作 了二十倍于原书的补充与发展,自成一部巨著。书中记载大小水道一千多条, 一一穷源竟委,详细记述了所经地区山陵、原隰、城邑、关津的地理情况、 建置沿革和有关历史事件、人物,甚至神话传说,无不繁征博引,是六世纪 前最为全面而又系统的综合性地理书籍。书中引用书籍多至四百三十七种, 其中多处引用《竹书纪年》等书,说明某些地点有关战国历史情况,都是研 究当时历史的资料。例如《沔水注》谈及秦将白起攻楚的别都鄢时,采用引 水灌城的进攻方式,使楚国军民沉死数十万,可以补充《史记》等书记载的 不足。
  后世的研究者以杨守敬、熊会贞所撰《水经注疏》、《水经注图》最为 著名。可资参考。

《山海经》


  古代地理著作,撰者不详。古本原有三十四篇,由于历代校订、删并, 至今仅存十八篇。各篇著作时代亦无定论,近代学者多数认为非出一人之手, 亦非一个时代所撰成。其中的十四篇是战国时期作品,《海内经》四篇则为 西汉初年的作品。《山海经》的主要内容为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 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说。 对于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和神话的研究均有参考价值。 其中的矿物记录,为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晋代郭璞作注,其后的考证注 释有清代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的《山海经疏》等。袁珂的《山 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版,1985 年),便于初学。

《穆天子传》


  晋代从战国魏王墓中发现竹书《周易》、《纪年》、《琐语》和《周王 游行》,以今文改写后,《周王游行》改称《穆天子传》,作者不详。旧题 晋郭璞注,六卷,计八千余字。书中的前五卷记周穆王西游故事,后一卷记 盛姬之死及其葬仪。该书文辞质朴,其记穆王与西王母宴会酬答及盛姬之死 部分较有小说意味。《穆天子传》与《竹书纪年》有相合处,其中保存了古 代东西方民族彼此友好交往的史料。《穆天子传》中虽有部分神话因素,但 如能去伪存真,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仍然是我们研究古史的参考资料。
  
第三节 诸子书

《论语》和《孟子》附《孝经》和《尔雅》


  《论语》名称的使用,始于汉后。两汉时代,《论语》一书或单称为《论》, 如《隶释》卷八载《衡方碑》文:“仲尼既没,诸子缀《论》”,《论》即 指《论语》;或单称为《语》,如《后汉书邳彤传》引《论语》原文,谓“《语》 曰,一言可以兴邦”;或别称为《传》,如《汉书·扬雄传赞》:“《传》 莫大于《论语》”;或别称为《记》,如《后汉书·赵咨传》引《论语》原 文,谓“《记》曰:??丧与其易也宁戚”:或详称为《论语说》,如《汉 书·郊祀志下》引《论语》原文,谓“《论语说》曰:子不语怪、神”。《论 语》之称为《论语》,已始于弟子撰集之时,其所以简称为《论》或《语》, 乃因行文的便利,至于别称为《传》或《记》,则是因为古代《论语》简策 的长度较短于经的缘故。
  《汉书·艺文志》云:“《论语》古二十一篇(班固自注:“出孔子壁 中,两《子张》”)。《齐》二十二篇(班固自注:“多《问王》、《知道》”)。
《鲁》二十篇。”这就是说,《论语》在汉代,计凡三种:一曰《古论》, 二曰《齐论》,三曰《鲁论》。《齐论》有《问王》①、《知道》两篇,这
是《鲁论》所没有的。因此,《齐论》有二十二篇,《鲁论》只有二十篇。
《古论》也没有这两篇,但把《尧曰》篇“子张问于孔子”以下语句独立成 章,所以有两篇《子张》,比《鲁论》多了一篇,共二十一篇。魏何晏《论 语集解》序说:“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 侯论》,为世所贵。”今本《论语》就是张禹的本子,它基本上是依据《鲁
论》并参考《齐论》编成的混合本。
  《论语》各篇中对于孔子的称呼不尽相同,一般称为“子”,有时称“夫 子”,有时也称“孔子”。按照春秋时代的习惯,奴隶主贵族的家臣称他们 的主人为“子”。孔子的学生尊敬他们的老师也称为“子”,“子”是孔子 的学生对于他的称呼。称“孔子”的大概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或者是更后一
代的学生,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子”,所以对于孔子加以“孔”字,以资区 别。可见,《论语》的成书年代,总在战国时期,大概是孔子的再传弟子, 或者是更后一代追述他们的老师所记忆之孔子的言行录。《论语》包括《上 论语》和《下论语》两部分。《上论语》的最后一篇《乡党》,是专记孔子 一生的生活习惯,好象是全书的结尾。很可能原来只有《上论语》,以后篇 幅越加越多,就又成为一本《下论语》。《上论语》中的文字简短,越往后 的记载越详细,甚至出现了长篇大论,其可靠性也就比较差些。《论语》中 的各篇、各章,虽然有早晚的不同,如做深入研究,当然应当注意这点,但 一般地说,《论语》中记载孔子及孔门弟子的言行,极可信据,都可以引用。
《论语》学在两汉时代有今古文的派别。前述的《齐论》和《鲁论》属 今文,《古论》属古文,在当时都各有所传。其后张禹混合《鲁》、《齐》, 成为《张侯论》。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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