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田玉PDF文档网 / 中国历史 / 中国现代史(上)
 


中国现代史(上)









  一八四○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史,都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围,而以五 四运动为标志,又可把近代史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 历史才进入现代的行程。本书论述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的历史而称作“中 国现代史”,是沿袭近几十年习用的名称,也是高等学校课程表上一直还在 使用的名称。
  实事求是,是历史研究和编写的一条基本原则。这也是我国史学的一个 优良传统。我国古代有见识的史学家,虽然有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但还是 大多崇尚“直书”,反对“曲笔”,即主张写信史。有人甚至为牺牲了生命。 他们对写信史的意义也是相当了解的。任何一个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都 要总结历史经验,用以指导本阶级、阶层或集团的行动。但也只有从真实的 历史资料中,才能总结出较正确的历史经验,从而吸取有用的东西。马克思 主义者是最有远见和大公无私的,没有剥削阶级的偏见。历史工作者只有采 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才能真正把实事求是原则贯彻到底。本书是力求贯彻 这一原则的。当然做到实事求是是需要有各种充分的条件。在可能的条件下 尽量写信史,这是本书的一个优点。
科学的生命在创新。如果科学工作者总是穿新鞋走老路,科学的生命也
就停止了。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如此。但历史科学有它的特点和难处。 史学工作者面对的是过去的资料,整天跟故纸堆打交道,怎能创新呢?这就 需要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见识和工夫。所谓“化腐朽为神奇”,并不 是神秘的魔法,也不是主观主义的“自由创造”,只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方法,充分占有材料,并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就可以逐步做 到。人们的认识是无止境的,社会现实要求史学工作者提供有效的参考资料 和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无止境的。因此历史研究的创新是无穷无尽的。当然, 对历史资料,史学工作者只能给以新的解释,而不能加以抹杀或歪曲。并且 这种解释只能是历史资料中所含有的,而不是史学工作者硬加的。史学研究 上的创新只能如哥伦布的发现新大陆,不能如瓦特的发明蒸汽机。本书的作 者注意到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创新,在全书的体系上,在具体史实的分析和 结论上,都有不少新的处理和看法。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的历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高等学校开设这门
课是全国解放以后的事。到今天为止,大多数学校在“中国现代史”名称之 下讲的是中共党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并没有综合论述这一时期历史的全 貌。史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还很不够。资料虽多,但非常杂乱而未加整理。 本书能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这对大中学校的历史教学和历史教 育,会有一定的好处。当然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相信细心的读者是会指出 来,给作者以帮助的。
  我对这段历史是没有什么研究的,只是看见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和成就, 很高兴,所以愿意说说我对本书的感受。

白寿彝

一九八二年三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史上册

第一编 北洋军阀统治的继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一九一九年五月至一九二三年十二月)
第一章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第一节 “五四”前夜的中国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多民族、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 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古代的中国,它的经济和文化,在很长时间内,在全 世界处于领先的地位。只是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它才一步一步地 落后了。一八四○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从此,英、法、俄、德、美、日、意 等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相继侵入中国。原来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了一个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是封建势力的支持者,封建势力是 帝国主义支配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二者结合在一起,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 会的发展。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 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前者又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近代的中 国革命,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
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反对英国 侵略起,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戍维新、义和团运动、 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夜,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 的压迫,进行了七十多年的英勇斗争。其中太平大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 亥革命,是这期间出现的三次革命高潮。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
它从一八五一年开始,前后坚持了十四年,革命势力扩大到十几个省,建立 了号称太平天国的革命政权,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 但是,这次运动终于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一九○○年爆发 的义和团运动,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沉重打 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反帝爱国的高度热情和 伟大力量。但是,它也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进攻所扑灭。一九一一 年由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 上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峰。三民主义是 这次革命的指导思想。它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了 中华民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但 是,辛亥革命也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革命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头子 袁世凯所篡夺。中国人民仍旧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之下。 从一八四○年到一九一九年七十多年的反抗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 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使得帝国主义始终不能灭亡中 国。但是,从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来说,这一系列的革命斗争又都失 败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说明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
国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二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外反动势力扶植起来的大独裁者袁世凯取代清朝, 建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袁世凯在一九一二年三月篡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以后,残酷镇压 革命民主势力,逐步建立独裁统治。一九一三年十月,袁世凯强迫国会选他 为总统。随后,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一九一四年五月,他废除孙中山颁 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反动的《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 为总统制。一九一五年,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登上皇帝的宝座,袁世 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十二月,他公然 恢复君主 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预定在一九一六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袁 世凯的丑恶行径引起了全国性的反袁风暴,他被迫宣布撤销帝制。同年六月 六日,这个反动的政治怪物,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绝望地死去。
  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后,帝国主义列强各自寻找和扶植一派军阀,充当 自己的工具。北洋军阀分裂成几个派系,分别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云南、 贵州、广西、四川等地的军事头目,也各个拥兵自固,扩张地盘,成为地方 军阀。中国出现了军阀纷争的混乱局面。这样又增加了帝国主义操纵中国内 政的机会。在北洋军阀系统中,势力最大的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因段是 安徽合肥人,安徽简称皖)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因冯是直隶今河北河间 人)。皖系军阀长时间地掌握北京政府(名义上的中央政府),控制着安徽、 山东、浙江、福建等省,并一再利用北京中央政权排斥异己,扩张地盘。直 系军阀主要占有江苏、江西、湖北、直隶等省,经常联合反皖势力,同皖系 争斗。另一个大的派系是以张作霖为头子的奉系,割据了东北三省。直系军 阀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皖系奉系军阀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此外, 还有盘踞江苏徐州一带的张勋等。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在北方有盘踞山西 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在西南,最大的军阀是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 为首的桂系。前者盘踞云贵,后者占有两广。二者都接近直系,并与英美帝 国主义有勾结。因为各派军阀无休止地争斗,它们控制的地盘常常变动,势 力此消彼长。
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实权则操在国务总理兼陆军
总长段祺瑞手中。一九一七年初,日本促使段祺瑞对德宣战,以便借此进一 步控制中国。段祺瑞则企图借参战名义,得到日本的贷款,扩充武力,消灭 异己,所以极力主张参战。背后有英美势力的黎元洪因害怕段派势力过于扩 张,于己不利,反对参战,并解除了段的国务总理职务。六、七月间段暗中 支持张勋复辟,赶走黎元洪。接着,段又实行“讨逆”,驱逐了张勋。由冯 国璋继任大总统,段仍以国务总理名义总揽大权。段对内不再恢复《临时约 法》和国会,企图用武力统一中国,对外于八月十四日对德宣战。
  为了扩充实力,段祺瑞在宣战之后,公开或秘密地向日本大量借款,以 出卖国家主权为交换条件。仅一年时间,段向日本借款即达五亿日元。一九 一八年五月,日、段以反对苏俄为名,订立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使日本取得了在中国驻兵及战时直接指挥中国军队之权。大批日军以“共同 防敌”为名开入“满蒙”。同年九月,段政府在山东问题秘密换文的卖国文 书上,对日本霸占山东各项权利的要求,无耻地表示“欣然同意”。
南方的军阀为了抗拒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维护自己的割据地位,先后宣

布暂行“自主”。 在讨袁战争爆发后,一直逗留上海的孙中山,看到“张勋虽败,而段祺
瑞等以假共和易真复辟”,提出打倒假共和、建设真共和的主张,号召恢复
《临时约法》和国会。一九一七年七月上旬,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随后, 受孙中山影响而脱离北京政府的海军也南下广州。孙中山在广州联合南方各 省宣布“自主”的军阀进行护法活动。八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 议。九月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任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任元帅。
  对南方护法军政府,段祺瑞主张“讨伐”。一九一七年十月,段祺瑞派 直系军队进入湖南,南方的军队也开入湖南对抗。但直系军阀则勾通南方军 阀,主张与护法军政府和平解决,以排斥段祺瑞。十一月,段被迫辞职。但 皖系势力仍然很大。同时南方政局也发生了变化。滇桂军阀与孙中山联合, 本意是利用孙中山这面旗帜巩固自己的势力。直系主和之议一起,滇桂军阀 便企图与直系妥协,排挤孙中山。一九一八年五月,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 职务,离广州去上海,护法运动失败。
  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职务后,被任命为参战督办,并组织了以王揖唐为 首的安福俱乐部。段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并勾结奉系军阀入关声援,迫 使冯国璋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又任命他为国务总理。段复职前,冯国璋已命令 曹锟等进攻湖南。曹锟、吴佩孚取得了胜利,但段却任命皖系张敬尧为湖南 督军。曹吴对此极端不满,便停止军事进攻。八月,吴佩孚等通电主和,南 方军政府表示赞成。同月,冯国璋因受皖系排斥,以总统任期已满为理由, 自行辞职。九月,国会选举老官僚徐世昌为总统。十月,钱能训任国务总理, 组织内阁。但北京政府实际上仍由段系把持。南方军政府初则反对北京的选 举,接着也主张和平。一九一九年二月,双方代表在上海开和平会议,但随 后就陷于破裂。
在军阀统治下,广大人民毫无民主权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军阀之
间的连年混战更给整个中国社会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无穷的灾 难。祸国殃民的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不能不激起中国人 民的强烈反抗。中国正酝酿着新的革命风暴。

三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成长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 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一向被帝国主义压抑摧残的中 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的六年间, 中国资本新设厂矿共三百七十九家。以棉纺织业而言,一九一五年有工厂十 二家,纱锭五十四万四千余枚。一九一九年工厂增加到二十九家,纱锭六十 五万九千余枚。一九二○年的本国棉纱产量比一九一二年增长三倍以上。再 以面粉业而言,一九一四年以前,面粉每年都入超,从一九一五年起变为出 超,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每年出超二百万担到三百万担。全国面粉厂从一 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一年由四十多家发展到一百二十多家(其中有少数外国资 本的工厂)。一九二○年的面粉产量比一九一二年增长四倍以上。其它如缫 丝、火柴、造纸、卷烟、肥皂、制革等轻工业也有了新的发展。重工业在半 殖民地的中国是很难得到发展的,但在这一时期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一九 一七年上海成立了和兴钢铁公司,一九一九年扬子机器公司在汉口设立炼铁
  
厂。中国机械采煤量(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各矿产量除外),一九一三年为五 十四万多吨,一九一九年增加到三百一十二万多吨。
  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特 点。第一,近代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在轻工业方面,重工业的基础非常薄弱。 第二,在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投资总额中,外国资本的比重仍然大大超过本 国资本。第三,封建经济在全国经济中仍占绝对优势。另外,在这一时期, 日本帝国主义以惊人的速度扩展了它在华的经济势力。除了增加对中国的商 品输出以外,日本垄断资本还在中国增设了许多新的企业。日本在华的企业 投资,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九年间,由三亿八千多万日元增加到八亿八千 多万日元。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扩张,是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巨大 的压力和障碍。
  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外资企业的增加,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进一 步扩大。中国的产业工人在一九一三年只有六十多万人,到“五四”之前, 达到了二百多万人。中国工人阶级除了具有世界一般工人阶级的基本优点, 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 料以外,还有自己特殊的优点。中国工人阶级人数虽不多,但很集中,在上 海、天津、武汉、青岛、广州、大连、哈尔滨等大城市都集中了十万至数十 万的工人,而且其中大部分又都集中在五百人以上的大企业中。这种高度集 中的情况使它易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 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国中 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更为坚决和彻底。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少数工 贼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 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在斗争中与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所有 这些,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决定了它必然会成 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中国工人阶级从它诞生后,就不断地进行着反抗压迫者剥削者的斗争。
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工人的斗争日益增长。据统计,一九一四年到一 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工人罢工一百零八次。特别是从一九一六年以后,罢 工次数逐年增加。一九一六年罢工十七次,一九一七年二十三次,一九一八 年增加到三十次,一九一九年仅一月到五月,即达十九次。在这几年内,罢 工的规模、参加的人数和斗争的激烈程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前的罢工,形成 为自发斗争的高涨时期。
  中国工人阶级在斗争中,逐渐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自第一次世界大 战以来,在较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中,斗争锋芒往往指向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 治。如一九一五年上海租界人力车工人的罢工,日资上海第五纱厂工人的罢 工,一九一六年上海太古、怡和轮船公司船员的罢工,一九一七年上海英美 烟厂工人的罢工,一九一八年上海日华纱厂工人的罢工,都具有反对帝国主 义的性质。一九一五年湖南乾城大王岩煤矿工人的罢工和武装反抗,一九一 六年北京政府财政部印刷局工人的罢工,都具有反对封建军阀的性质。一九 一五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的抵制日货运动和一九一六年反对法国强占天 津老西开扩大租界的斗争,是这一时期两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对帝国主 义、反对军阀政府的运动,上海、天津等地的工人都积极地参加了斗争。
在这一时期,工人在罢工中已开始互相支援,举行同盟罢工,并开始成

立近代工会组织,这是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进步。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 间,工人已经开始组织了一些比较原始的工会,但不久都被破坏了。一九一 六年后,又重新成立了一些工会。在一九一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罢工中, 工会组织还代表工人向资本家提出复工的条件,其中一条就是资本家不得干 涉工会的活动。
  以上所述,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正在迅速地成长。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 已经历史地落在了它的肩上。虽然,在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阶级仍然是一 个自在的阶级,还没有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还是作为小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的。但是,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 人运动的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建立工人阶级的革命 政党,准备了阶级基础,为中国革命的新发展准备了条件。
四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日益迫切地要求摆脱帝 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束缚。一九一五年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反对日本侵 略的抵制日货运动。而一部分努力探求改变中国现状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 级的激进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则在革命形势推动下,掀起了一个猛烈的反 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一九一五年九月,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他在创刊号发表的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 告青年》一文中,历数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提出了“人权”和“科学”的 口号,要求青年大胆解放思想,敢于怀疑那些从来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陈腐 观念,以求实进取的精神奋起自救。《青年杂志》自一九一六年二卷一号起 改名为《新青年》。这个杂志联系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成为逐渐开展新 文化运动的中心。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民主指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政
治,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和看待事物的科学观点和态度。陈独秀认为中国 要脱离落后状态,“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①
当时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看到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
治,因而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他们指出,中国欲图生 存,必须抛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 而要真正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依靠全国大多数人的政治觉悟,自觉“居于主 人的主动的地位”。②李大钊在一九一六年九月发表的题为《青春》的文章中, 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为“青春中国之 再生”而顽强战斗。
新文化运动的宣传者们大力提倡科学。他们主张用科学态度对待传统观 念和一切社会问题,排除虚妄迷信和盲从,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 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以坚持真理的精神,树立“真实 合理的信仰”。①
辛亥革命失败后,伴随着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出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一卷一号,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②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一卷六号,一九一六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① 陈独秀:《偶象破坏论》,《新青年》五卷二号,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现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因此,批孔便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一九一六年九月,康有为上书北洋军阀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 列入“宪法”,鼓吹以孔孟伦理为立国精神。为此,陈独秀、李大钊、鲁迅 等连续发表文章,予严厉驳斥。他们指出: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 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儒家伦理与民主政治是势不两立的,将“孔教”列入宪 法,就是专制复活的先声。李大钊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甲寅》日刊上发表的
《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阐明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是发展变化 的,“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他坚定地表示:为了确立新道 德,破坏旧道德,“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鲁迅是稍后投入新文 化运动的,但他一出现便立刻成了反封建斗争中最彻底的思想家。一九一八 年四月,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它无情地揭露了封建礼 教的吃人本质,大胆地指出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 鲁迅写了许多犀利的杂文,从各个方面对旧社会、旧礼教发动了攻击,尖锐 地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尊孔复古派、“国粹家”、“道德家”和遗老遗少们。 吴虞等人也参加了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方面的内容是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提 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他们力图通过文学革命, 把向来宣传封建思想的旧文学,改造成为适合传播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学。一 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以白话文代 替文言文。此后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主张文学不仅在形式上而且 在内容上要进行一次革命,打倒“文以载道”和“代圣贤立言”之类的封建 文学及“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的老八股。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出色地把反 封建礼教的革命内容和白话文的形式结合起来,树立了新文学的典范,为新 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文化运动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它以磅礴的气势给了封建的专制主
义、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的迷信和愚昧以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大力宣传 了民主和科学,在思想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极大地破除了封建主义的束 缚,这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这个思想解放的潮流,促使人 们加紧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为中国的先进分子迅速接受十月革命的影 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这是时代的主流。在这 同时,新文化运动也为各种各样的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思想 流派传播到中国,敞开了大门。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也存在严重的缺点。由于这个运动的领导者和
参加者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忽视甚至轻视人民群众,把运 动只限制在少数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虽然实际上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 治斗争,但在开始时却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新文化运动没有普及 到工农群众中去,没有同广大人民对军阀统治的不满和反抗结合起来,这就 限制了它的实际效果。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认为中国文化一切都坏,西洋文 化一切都好。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在后来产生了不良影响。新文化运 动所宣传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个性主义,这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 下虽然有巨大的革命意义,但是已经不能充分满足人们的要求了。初期新文 化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指出一条真正获得解放的道路。

五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正当中国工人阶级成长壮大,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在俄国爆发
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
民,在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用暴力推翻了 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 家。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开辟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 时代。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出现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高潮,在西方和东 方的许多国家里,爆发了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统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 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运动。
  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和俄国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帝俄政府同外国订立 的压迫别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极 大的影响。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十一月十日,上海《民国日报》就在要闻 专栏内,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报道了“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 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的消息。中国人民知道了,在俄国,工人阶级和 主要是出身于农民的士兵掌握了政权,成立了“劳兵政府”。这个政府和迄 今世界上任何政府都不同,它实行“最激烈之纯粹社会主义”。①上述对于俄 国十月革命的初步了解,构成了当时所说的“俄国式革命”这一概念的内容。 中国人民从十月革命这一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中,获得了新的希望。开滦煤矿的工人希望“工人之国”早日到来。中国的 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对十月革命表示了真挚的同情和欢迎。他指导下的
《民国日报》,在一九一八年元旦的社论中说:“吾人对于此近邻的大改革,
不胜其希望也”。一九一八年夏,孙中山曾致电苏俄政府和列宁庆贺他们的 成功,并“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立即起来学习、宣传和研究十月革命
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 分子。
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一月,先后发表
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论 文。在这些文章中,李大钊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 指出了这个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文章写道:“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 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它“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 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 界革命的先声”,“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 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潮,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工农劳 动群众的伟大力量,因而他们开始改变对人民群众的看法,逐渐认识到要真 正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必须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这种 认识在五四运动前李大钊发表的论文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在《布尔 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中,指出军阀、官僚、贵族等一切旧势力都将在群



① 《述俄国过激派领袖李宁》,《东方杂志》十五卷三号,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出版。李宁即列宁——
编者。

众运动的潮流中被淹没。李大钊初步提出了知识分子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 想,指出要改造中国社会,“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①。号 召革命知识分子到最受压迫生活最痛苦的工农群众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 作,培植革命力量。
  不仅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人民群 众的伟大力量和群众运动的重要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在对劳动人民的看法上也有所改变。一九一八年三月,在中国第一 次出现了以《劳动》命名的杂志。同年十一月,著名资产阶级教育家蔡元培 在一次集会的演说中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
  十月革命和当时世界各国不断爆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同盟罢工和武装 起义等群众革命斗争的方式,强烈地吸引和感染着中国人民。人们深切地感 到要摆脱被压迫的屈辱生活和拯救国家的危亡,必须由人民自己起来“直接 解决”。陈独秀以前是看不起人民群众,也不注意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的,这 时他也看到了发动群众进行直接斗争的必要性。他在一九一九年初发表的《除 三害》一文大声疾呼,号召国民起来,去同危国害民的军阀、官僚、政客进 行斗争,认为“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①《每周评论》的某些文 章也强调人民自己起来采取直接的行动,主张“叫民众亲自解决政治问题。”


十月革命的胜利,显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从十月革命的光
辉实践中,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从一九 一八年到五四运动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已经开始传播。在这一时期, 李大钊连续发表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八年十一月, 他在解释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时指出:“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 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按 即马克思)为宗主的”。①他组织“马客士主义研究会”,集结了一些进步青 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出版的《每 周评论》第十六号,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并在文前的按语中说: “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 争,要求各地的劳工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有些报刊还先后发表过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传记材料。通过这些报刊的介绍,使更多一些的中 国人开始对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他们的学说有了初 步的了解。
总之,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 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
——这就是结论。”






①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选集》,第一四六页。
① 陈独秀:《除三害》,《每周评论》第五号,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出版。
② 《真真费解的‘国民大会’》,《每周评论》第六号,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版。
① 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青年》五卷五号,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②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一四○八页。

第二节 五四运动

一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结束。 一九一九年一月,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拟定对战败国的“和 约”。参加会议的有二十七个国家,但会议实际由英、美、法、日、意五个 帝国主义强国操纵。这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
  中国由于在大战中参加了协约国方面,所以作为战胜国之一,由南北政 府派出陆征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公使)、王正廷(参议 院副议长、南方军政府代表)等五人为全权代表,出席巴黎和会。
  和会在讨论处理“德国以外之德国权利及利益”问题时,中国的山东问 题是一个重要事项。对此,日本无理地向和会提出:“日本政府以为胶州湾 租借地及铁路,并德人在山东所有其他一切权利,德国应无条件让予日本”①。 日本并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恫吓。
  巴黎和会召开后,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二十一条,取消中日间的密约, 收回山东的主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和恃强恫吓,中国人民无比愤 慨。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蛮横,要求 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呼吁国民“发抒义愤,以为外交后援”。在这样的 情况下,中国代表向和会送交了对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租 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其他权利直接归还中国。同时要求废除二十一条,并提 出“希望条件”七项,即: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 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 主等。
由于英、美、法等帝国主义都在中国拥有多种特权和利益,因此,对于
中国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和七项希望条件,便以“不在和平会议权限 以内”为借口,不予讨论。关于山东问题的讨论,主要在英、美、法、日、 意五国间进行。日本既已造成武装占领的事实,又以中国曾有“欣然同意” 的换文为理由,坚持霸占山东。中国代表曾吁请英、美、法等国予以支持, 但终因他们与日本有着共同利益,而拒绝了中国的请求。最后,由英、美、 法三国决定,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权利全部让予日本,并写进了《协约和参 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
由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和军阀政府的卖国外交所造成的中国在巴黎和会
上的失败,成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线。
二 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和反动政府的镇压


  巴黎和会开幕之后,全国都注视着会议对山东问题的处理。当中国外交 处于不利情况的消息传来时,即有不少地方集会发通电,表示抗议。凡尔赛 和约关于山东问题条款的内容传到中国后,全国愤慨至极,一场反帝爱国的 革命风暴便爆发了。
五月三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北京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 学校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先由北大新闻研究会报告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失



① 转引自刘彦《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第一二一页。

败的经过和当前形势,继由各校学生代表发言。发言者慷慨激昂,声泪俱下, 痛陈亡国惨祸在即,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决定办法四条:(1)联合各 界一致力争;(2)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3)通电各省于 “五七”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4)定于星期日(即四日)齐集天安 门举行学界的大示威。
  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汇文大学等校学生三千多人,冲破教 育部代表和军警官吏的阻挠到天安门前集会。学生们手执写有“还我青岛”、 “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 制日货”等口号的旗帜,一致要求惩办曹汝霖(交通总长,订二十一条时为 外交次长)、陆宗舆(币制局总裁,订二十一条时为驻日公使)、章宗祥(驻 日公使)三个卖国贼。集会讲演后,学生们出发游行示威。一路散发传单, 做爱国宣传。《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写道:“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 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队伍先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被 外国巡捕无理拦阻。学生们义愤填膺,乃在悲愤的口号声中走向赵家楼的曹 汝霖住宅。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从临街窗口跳入曹宅,打开曹宅大门,群众 一拥而入。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并放起火来。大批警察和宪兵 赶到后,逮捕了三十二人。五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举行罢课,进行 爱国活动和营救被捕同学。六日,正式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 学生爱国运动开始有组织地向前发展。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得到了全国各界的
支持和关切。军阀政府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出后,各界人士纷纷抗议。上海、 天津等地以团体和个人名义要求释放学生者每日数十起。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和全国的抗议,使北京军阀政府十分震惊。四日晚,
由国务总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付的办法。同时交通部下令电报局禁止学 生拍发电报。五日,教育部下令各校,严禁学生参加爱国运动,有不守约束 者“立予开除”。六日,大总统徐世昌训斥军警镇压不力,下令加强弹压, 对不服弹压者即“逮捕惩办”。七日,又下令禁止召开国民大会。但同时, 北京政府又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于七日释放被捕学生,企图熄灭群众的怒 火。
但是,革命的怒火已经压制不住了。“五四”以后,各界群众在北京学
生带动下,都陆续行动起来了。七日,上海六十多个团体两万人举行国民大 会,并游行示威,通电要求释放北京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废除二十一条 及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之后还由大会发起团 体组成上海国民大会事务所,负责商讨各项事宜。五月九日,上海各学校全 体停课一天。从这天起,上海各界开始抵制日货。十一日,上海学生联合会 成立。十四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等地 的学生和各界群众,以及留日学生,都有集会、游行等活动。爱国运动从北 京迅速向全国发展。
  北京政府在被迫释放捕去的学生以后,看到各校已经复课,便对学生继 续进行镇压。五月八日,徐世昌下令警察厅将释放的学生送交法庭审办。随 后北京检察厅传学生预审。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军阀政府威逼下辞职离京。接 着徐世昌又命令北京军警机关和各省督军、省长镇压学生运动。
面对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北京学生继续坚持斗争。学生们强烈抗议军

阀政府对爱国学生的“传讯”,并要求政府明令挽留蔡元培。为了争取全国 学生的支援,扩大爱国斗争的联合行动,北京学生联合会派代表去天津、上 海、南京等地宣传联络。同时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共同致电上海等七个城市的 学生联合会,提议组织中国学生联合总会。五月十一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教 职员联合会正式成立,和学生们一起参加爱国斗争。五月十三日,北京教职 员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共同向军阀政府提出警告,要求迅速答复学生们的爱 国要求,否则学生将全体罢课,教职员将全体辞职。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在 这时纷纷向军阀政府提出辞呈。
  在这种形势下,北京政府仍然不肯接受学生的爱国要求,反而妄图分化 教职员和学生的联合,压服学生的爱国运动。一方面明令挽留蔡元培,一方 面又发布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对卖国贼曹汝霖、陆宗 舆等“请求辞职”表示慰留,并在国务会议上,通过了在和约上签字的决定。 于是从五月十九日开始,北京学生再次全体罢课。罢课以后,学生们组 织“救国十人团”,开展讲演活动。除在城区外,还分赴昌平、南口、长辛 店等地进行宣传。同时,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出版了《五七日刊》等刊物,
扩大爱国宣传。还组织护鲁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 学生爱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使帝国主义大为恐慌。日、美、英、法等
帝国主义驻华公使,联合向军阀政府施加压力,日本公使更直接向外交部发
出警告,催促军阀政府加紧镇压学生运动。六月一日,徐世昌下令查禁学生 联合会,并令学生即日一律上课。军警更疯狂逮捕学生。三日,学生被捕一 百多人。四日,学生更大规模地出动讲演,又被捕去八百多人。五日,学生 出动数千人,怒涛汹涌,军警已无法拘捕。
北京学生罢课以后,天津、济南、上海、武汉、长沙、南京、苏州、杭
州、开封、安庆等地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并进行示威、讲演、抵制日货等活 动。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各界知识分子纷纷参加到运动中来。全国报界联合 会要求“严惩四凶”(曹陆章和徐树铮)。上海日报公会要求立即释放被捕 学生,惩办曹陆章。无锡报界要求“收回青岛”。济南律师公会要求对曹陆 章诸贼“提起公诉”,“以正国法”。至此,群众运动已扩展到了全国。
以上是五四运动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运动以北京为中心,主力
军是青年学生。广大学生群众的英勇斗争,震动了封建军阀的统治。他们的 斗争充分显示了革命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但这时,运动存在着很大的弱点, 就是只限于知识分子,基本上没有工人市民参加,因而缺乏雄厚的群众基础。

三 工人阶级举行政治大罢工拒签和约的胜利


  “六三”、“六四”的大逮捕,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工人阶级首 先行动起来,举行了政治大罢工,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工人阶级的有力参 加并成为运动的主力,使五四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斗争的中心也由北 京转移到上海。
  六月五日,上海工人开始举行大规模的罢工。首先罢工的是日资内外棉 第三、第四、第五纱厂和日华纱厂、上海纱厂的工人。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 局的印刷工人也在同日罢工。六日至八日,罢工继续扩大。罢工从一开始就 显示了鲜明的政治目的。工人们表示:罢工是“为国家之土地,再为学生被 拘速救释放”,“对于卖国贼表示我们的愤怒”,目的是要“唤醒国民”,
  
“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 上海工人阶级声势浩大的政治罢工,使反动派十分害怕。北京军阀政府
司法部急令对工人进行镇压。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宣布戒严,并和英、美、德、 日帝国主义互相勾结,镇压罢工。淞沪警察厅长出示布告威胁工人,说什么 “同盟罢工是大犯法律的”,对参加的工人“是要究办的”。
  上海工人用扩大罢工斗争来回答反动派的镇压。六月九日,罢工规模更 加扩大,十日达到最高潮。沪宁、沪杭、淞沪铁路工人全体罢工,同时电车 工人、汽车司机和轮船水手的罢工也扩大了,上海的主要水陆交通断绝,自 六月五日到十一日,上海罢工的工厂企业有五十多个,工人有六、七万人, 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给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上海工人除坚持 罢工外,还不断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集会。六月八日,华资电车公司 工人高举“罢工救国”的旗帜游行。九日,又有工人队伍在南京路示威。十 日,沪东工人不顾租界武装巡捕的阻挠破坏,举行万人大示威。十一日,一 万多工人在南京路召开大会。随着上海工人罢工的开展,京奉铁路唐山工人、 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九江工人,都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南京、济南、 长沙、汉口、杭州、芜湖、无锡、天津以及一些中小城市的工人,也举行了 各种形式的爱国活动。
“六三”以后,北京的学生仍在坚持斗争。但学生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
了上海。上海学联一面发出急电为北京学生呼吁,一面发动学生上街演讲, 并挨户动员商人罢市。
在学生的积极推动联络下,上海的商人举行罢市。六月五日,全市各业
大小商店、影院、饭店、银行等都停止营业。许多商店门前贴着“商学一致”、 “挽救学生”、“罢市救国”、“不除国贼不开门”等标语。民族资产阶级 由参加抵制日货进到实行罢市,并在罢市中和反动军警的威胁进行了斗争, 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但是在运动中也显示出这个阶级的软弱性。他 们是在学生的痛切要求、鼓动和店员的积极支持下,才同意罢市的。罢市以 后,他们又摇摆不定,不少人企图违背协议,提前开市。由于店员的斗争, 才使罢市坚持下去。在罢市期间,民族资产阶级害怕引起帝国主义的不满, 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曾发表宣言,声明罢市“纯系爱国热情,对国内有所要 求,秩序井然,并无丝毫暴动行为”。希望帝国主义“主持公道,弗生误会”。
①上述情况表明,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上海罢市以后,南
京、宁波、厦门、镇江、芜湖、无锡、苏州、杭州、天津、济南、唐山、安 庆、九江等地相继罢市。
上海三罢斗争开始后,在学联推动下,六日成立了上海各界联合会,作 为各界的联络机构。在三罢斗争中,上海学生同中外反动派的镇压逮捕进行 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不断发生激烈的冲突、格斗。他们坚决拒绝上海反动当 局的欺骗和“劝告”,反对开课开市,并向北京、天津、南京、松江、宁波、 厦门等地的商会,告知上海坚持罢市的主张,推动各地的罢市斗争。在上海、 北京、天津、南京等地学生的努力下,六月初在上海发起筹备全国学生联合 会,并在三罢斗争中首先成立了全国学联筹备处事务所。筹备处曾通电各地 学联,暑假期间仍要坚持进行爱国宣传活动。另外还致电巴黎和会,申明中 国工商学界誓死反对和约签字。上海学生的斗争,推动了全国的罢课进一步



①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六六○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年版。

发展。“六三”以后,镇江、南昌、九江、南通、徐州等地学生也陆续罢课。 这样,从上海开始的三罢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二十二个省的一百五十 多个城市,成为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 人士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空前规模的斗争,给帝国主义和 封建军阀的统治造成巨大的威胁。六月七日,北京总商会向北京政府的呈文 中说:“市面惶恐,岌岌可危”。①同日,天津总商会的急电也说:“危机已 现,迫切万分”。②淞沪护军使会同沪海道尹急电北京政府,惊呼上海三罢运 动,势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③十日,天津总商 会再次发出急电,指出:“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 牵延不决,演成事实,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市面欲收拾而不能 矣”。④他们都要求罢免曹陆章,以安定大局。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 京政府终于被迫在六月十日免去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同日,国务总理钱能训
辞职。十一日,总统徐世昌也提出辞职。 三个卖国贼的免职和国务总理的辞职,是五四运动的第一个胜利。六月
十二日,上海和各地商人先后开市,工人亦陆续复工。此后,运动的目标便 集中到拒绝和约签字上来,全国人民展开了拒签和约的斗争。
  当北京政府电令专使在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传出后,六月十九日,全国学 联致电北京政府,表示誓不承认和约签字。二十日,山东各团体代表到新华 门请愿,要求拒签和约。二十五日,全国学联发出紧急宣言,号召全国不承 认和约。二十七日,京津学生和留日留欧归国学生代表再次请愿。二十八日, 北京商学界代表又一次请愿。各省请愿代表也纷纷来到北京。全国各地也纷 纷举行拒签和约的人民外交大会,发表拒签和约通电。通电中一致警告出席 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如违民意,当与曹、章、陆同论”。据华北《明星报》 统计,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先后接到这类通电达七千份。六月二十八 日为和约签字之日,在巴黎的华侨工人和留法学生包围了中国代表住所,不 准他们前往签字。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中国代表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至此,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实现了,斗争获得了一定的胜利。
五四运动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
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 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①在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成为运动 的主力,对斗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五四运动表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发展 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经过五四运动,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无 产阶级力量的伟大,认识到和工农结合的必要,因而他们决心到工人中去宣 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 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①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四一八页。
② 同上,第四一九页。
③ 同上,第四一七页。
④ 同上,第四一九页。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六五九——六六○页。

四 爱国反军阀斗争的继续


  从“五四”开始的群众爱国运动在取得拒签和约的胜利以后,继续向前 发展。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联合会。反帝斗争与反军阀斗争 结合在一起,一浪接着一浪。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媚日军阀、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以“结党 扰乱治安”为名,逮捕山东爱国团体回教救国后援会领导人。二十五日山东 实行戒严。八月三日逮捕从事爱国活动的学生代表十六人。八月五日杀害了 回教救国后援会领导人。马良的横暴举动,在山东和全国激起强烈反抗。八 月二十三日,山东、天津、北京各界代表三十余人向总统徐世昌请愿,要求 取消山东戒严令和惩办马良。徐拒不接见,反动军警将代表全数逮捕关押。 八月二十六日,津京学生三千余人发动第二次请愿,要求惩办马良和释放被 捕学生。二十八日反动政府调集大批军警对学生进行镇压。在全国一致声讨 下,北京政府不得不于八月三十日将两次捕去的代表全部释放。十月一日, 上海、南京、天津和山东、河南等省代表三十余人又进行第三次请愿。这次 请愿除要求惩办马良外,同时要求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取消二十 一条。结果,请愿代表又全数被捕,一个月后被释放。持续几个月的反马良 的斗争,没有达到目的。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发生福州惨案。这一天,日本暴徒百余人对
正在进行抵制日货宣传的福州学生进行围殴,重伤学生六人、警察一人。随 后,日本政府增派军舰来闽。惨案发生后,举国震惊,爱国运动再次掀起热 潮。福州全城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抗议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全国各省纷纷 召开国民大会,举行游行示威,支援福建人民的斗争。抵制日货运动也在全 国广泛展开。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湖南爆发“驱张运动”。皖系军阀张敬尧,从一九
一八年上半年统治湖南以后,给湖南人民造成巨大灾难。湖南人民把张敬尧 称作张毒,把张氏兄弟四人称作“虎豹豺狼”。五四运动中,张敬尧肆意镇 压湖南的爱国斗争。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毛泽东领导下,长沙二十多所学 校再行组织学联,继续进行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并酝酿驱张斗争。十二月 二日,湖南学联举行焚烧日货示威大会,张敬尧派人镇压,殴打侮辱学生。 于是,驱张运动正式爆发。从十二月六日起,长沙各中等以上学校陆续罢课。 湖南学生联合会代表中等以上一万三千学生发布驱张宣言,声明“张毒一日 不除,学生一日不返校”。接着组成驱张代表团赴上海、北京、广州等地作 请愿活动,一方面扩大驱张宣传,另一方面争取利用吴佩孚等同张敬尧的矛 盾,把张驱走。一九二○年五月下旬,爆发湘军驱张战争。六月张敬尧逃离 长沙。
  一九二○年一月,天津学生开展反对中日两国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和抵制 日货运动。警察厅长杨以德对爱国运动进行严酷的镇压,逮捕天津各界代表 二十四人,同时查封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于是天津学生决定展开 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三千多学生在周恩来等指挥下,向省长公署请愿,要 求撤换杨以德,释放被捕代表,恢复学联和各界救国联合会;同时要求拒绝 青岛问题中日直接交涉,尽快办理闽案。学生的斗争又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 五十多人被打伤,周恩来、郭隆真等四名代表被捕。事件发生后,京沪杭等 地群众团体纷纷集会通电,声援天津学生。经过严重斗争,反动当局释放了
  
捕去的学生代表。 五四运动后,全国各地展开了反对鲁案直接交涉的斗争。在出席巴黎和
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和约签字后不久,亲日派官僚徐树铮公然提出更换代表, 补行签字的主张。由于全国爱国运动的蓬勃开展,北京政府未敢采纳。随后, 日本政府派员来华活动,到一九二○年一月正式向中国政府发出照会,提出 山东问题由中日直接交涉,以实现其攫取山东权益的目的。对此,全国各阶 层人民奋起反对。四月,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发表宣言,上海南京学生全体罢 课,都反对鲁案直接交涉。上海学生并进一步提出“推倒南北两政府,驱逐 武人官僚政客”、“组织平民政府”等主张。北京学生也展开广泛的宣传活 动。在全国各方面的压力之下,北京政府没有敢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涉。
以上这些斗争,表明五四后全国反帝爱国运动在继续发展。

第三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

一 新思潮的澎湃和改造社会的探索


  五四运动,既是爱国运动,又是文化运动。“五四”以前,宣传新文化、 新思想的刊物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少数几个。“五 四”以后,这类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五四”后的一年中,新出 版的刊物达四百多种。著名的有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评 论》、《湘江评论》、《少年中国》、《新生活》、《新社会》、《觉悟》 等等。这四百多种刊物,绝大多数都宣称是以介绍新思想和改造社会作为自 己的重要“旨趣”的。
  “五四”以前,在学生中就出现了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 互助社、新民学会等进步社团。“五四”后的一年中这类社团也在各地大量 涌现,约有三、四百个之多,如天津的觉悟社、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平民教 育社等等。
  这些社团和刊物是新文化运动的产儿,它们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 展。“五四”后青年学生热烈追求新思想,探讨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提出 各种各样的关于改造中国的方案。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青年学生的思想获 得了极大的解放,许多人开始改变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旧观念、旧思想,出 现了一个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许多刊物,差不多每期都有一篇到几 篇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有的文章把社会主义誉为“人类的福星”, 认为它“对于我们现在中国争斗的救济,尤为剀切要紧。我们应当欢天喜地, 争先恐后的欢迎。消除我们往日的‘三灾八难’”。①
但是,当时介绍和宣传的社会主义,内容极其庞杂。除了科学社会主义
之外,还包括其他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流派,其中有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 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 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 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以及潘蒂等 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有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议会主义”等等。由 于当时大多数青年学生还没有确定自己的信仰,他们还在讨论、比较和选择, 因此把名目纷繁的各种标榜社会主义的流派都当作真正的社会主义来介绍和 宣传。这种情况正如瞿秋白在一九二○年时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 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 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 分清晰的”。①
当时,所谓的新思潮是一个广泛而庞杂的概念。不仅包括名目繁多的各 种社会主义流派,同时也包括了十八世纪西方启蒙学者的思想以及他们提出 的原则: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人道主义、个性解放、妇女 解放以及真、善、美等等。尤其是“民主”(“德谟克拉西”)是青年学生 们珍惜的思想武器和追求的理想。不过,“五四”以后,“德谟克拉西”这 个词的实际内容,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除了少数人仍旧把它当作建立所谓



① 《随感录》,《星期日》第三十四号,一九二○年三月出版。
① 瞿秋白:《俄乡纪程——新俄国游记》,《瞿秋白文集》第一卷,第二三页。

“完全纯粹的民主国家”,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外,不少人对它作 了某种新的解释。《新社会》的主张,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它在发刊 词中说:“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 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②也有的人,已经比较明确地 意识到,要真正实现“德谟克拉西”,就必须把它同社会主义理想联在一起。 伴随着新思潮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流传,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许多现代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也日益在中国广泛地扩散开 来,其中有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以及柏格森、尼采等人
的哲学思想和学说。 总之,“五四”以后,人们思想大解放,但摆在青年面前的是五颜六色
的新思想。青年们富于理想,又缺乏经验。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丑恶 现象极端愤慨,急于获得真理来改造这个社会。因此,他们对各种各样的新 思想都感到兴趣。他们探索、比较、争辩。他们想取各家之长,弃各家之短, 从各色各样的新思想中提取他们认为最理想的因素,构成新社会的“理想王 国”。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新青年》在《本志宣言》里,提出了自己构制的 新社会的蓝图。它说:“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 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 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 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人幸 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①追求进步的人们认为“凡是不合于现代 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 道德、旧伦常”等等,都“应该铲除应该改革”。②要求实现一个没有一切阶 级、最善、最合理的社会。因此无政府主义思潮和空想社会主义对青年有很 大的吸引力。有的青年还动手实践,建立小小的集合体作新社会“理想王国” 的试验。在北京就出现了工读互助团等团体。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在新思潮 中,以无限的生命力开拓着自己的前程,它逐渐为更多的青年所接受,成为 他们的行动的指导。其中,毛泽东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一九一九年七、八月, 他写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提出以民众的联合来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 一九二○年三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 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 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 的编成一本书,更好。”①他说:他读过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 影响。他也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不久,他终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 历史的正确解释,信仰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二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

“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成为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运



② 《发刊词》,《新社会》第一期,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① 《本志宣言》,《新青年》七卷一期,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② 觉悟《宣言》,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版。
① 《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新民学会资料》,第六四页。

动。
  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期里发表 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继这期专号之后,《新青年》不断发表 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新青年》逐 步成为一个倾向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每周评论》在“五四”以后,也 不断地刊登十月革命情况的文章。它曾介绍了苏俄政府颁布的宪法、土地法、 婚姻法等。当时的《晨报》副刊,在李大钊的具体帮助下,从一九一九年五 月五日起,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这个专栏存在了六个月,刊载了许多马 克思主义的论著及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国民》杂志从一九一九年十月后 也开始刊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著作和宣传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上海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曾经宣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九一九年、一九二○年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译)、《资本论入门》和《社会主义史》。一九一九年六月至一九 二○年五月,上海发行的报刊中有关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或介绍主要有: 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马氏唯物史观概要》、《鲍尔雪佛克之排斥与 要求》(即列宁的《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的节译)、《商品生产 的性质》、《马克思传》、《科学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苏维埃》(即 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节译)等等。
“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高等院校讲台上占了一定的地位。如李大
钊曾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 社会主义的将来、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等课程。一九二○年三月,在北 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一批进步青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 主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除了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及国外
介绍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外,李大钊写的文章起了主要的作用。他的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学说。他写道:马 克思的学说,可分为三部分:“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 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 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 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三部分理论,是不可分的。“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 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篇文章虽然夹杂着一些错误, 但在基本观点上是正确的,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很大功绩的。李大钊 还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和《由经济上解 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侧重宣传唯物史观。这些文章说明李 大钊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三 杜威来华和对实用主义的宣扬“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作为知识分子右翼的代表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胡适,在美国留学时 接受了美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一九一九年四月他发 表《实验主义》一文,全面地介绍实用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实用主义是胡适 派政治改良主义和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
  “五四”前夕,杜威来到中国。他在中国住了两年零二个月,到过十一 个省。他在所到之处,都作过讲演。他的部分讲演稿在《新青年》上发表后,
  
全国很多报纸转载。讲演录的汇集再版过十几次。《新青年》杂志出了杜威 专号。杜威的实用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
  杜威说: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就是关于人类共同生活的学说”。他 既反对“极端的理想派”,也反对“极端的唯物派”。关于后者,他把马克 思主义哲学歪曲为经济决定论,然后加以反对。关于如何对待现行制度问题, 他既批评了“保持现制派”,也批评了“根本解决派”。对于后者,他批评 说:“他们的学说全是破坏的,不是建设的”。这两派一个太偏于保守,一 个太偏于激进。因此需要“第三种哲学”,即实用主义。
  这个第三派哲学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注重实验,拿应用的结果来证 明学理的功效。(二)注重个体的研究,绝不承认有包医百病的药方和百世 不易的定理。“把一切定律都看作假设”。(三)注意随时补救的知识。
  杜威把科学分为“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两种。纯粹科学“只能拿 旁观的态度来研究事实”。应用科学则“要拿主观的兴趣来研究他,不能纯 取旁观的态度”。“社会科学都是应用科学”。对于社会科学,“是要他怎 样便怎样,不能随他怎样便怎样”。社会科学,“所有的学理应该可以帮助 人生行为,指导人生方向,使达到人生希望的目的。这便是工具主义的态度, 便是实验的态度”。这里完全没有“科学精神”,有的只是唯心主义。
杜威卖力地鼓吹庸俗进化论的社会观和历史观,并用它来反对当时盛行
的“根本改造”论。他认为“进化是零卖的,不是批发的,是杂凑的,不是 整包的”。他说,中国常有人问我,改造社会应当从何处下手?“我的答案, 必说应该从一事一事上下手”。①
五四运动后,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不仅引起军阀官僚
的极端仇视,也引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反对。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于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日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 义”》一文,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来观察和解决中国问 题。
胡适认为当前思想界流行的弊病,就是空谈主义,高谈主义,而不去研
究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他对主张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人,极尽嘲笑攻击之 能事。他提出谈主义的所谓三个“教训”: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 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 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 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很容易被无耻 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他说,不去研究具体问题而去谈论什么“根本 解决”,这是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 刑宣告”。
李大钊在看到胡适的文章以后,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发表在 八月十七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他批驳了胡适的说法。指出:问题与主 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 问题,一方面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 的精神变做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



① 杜威讲演录《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实际的可能性。”胡适所说的空谈主义的危险,不是主义本身所有的,是空 谈的人给他的。李大钊公开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他指 出:“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唯有一 面认定我们的主义,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
  关于“根本解决”的问题,这是当时革命派与改良派争论的一个焦点。 李大钊说: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停止,任你有什 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 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 看法,法律政治伦理等都是“表面的构造”,经济的构造是它们的基础。经 济组织一有变动,法律政治伦理等都跟着变动。所以说“经济问题的解决, 是根本解决”。但这只是唯物史观的第一说,还有它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 争。如果“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 恐怕永远不能实现”。这就是说要进行“根本解决”,必须把工人组织起来, 进行阶级斗争。关于“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是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 义的社会革命论观察中国政治问题所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论战, 是社会革命论与社会改良主义的论战,它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马 克思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分裂的开始。在这次斗争之后,马克思主义继续同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论战,一步一步开拓自己前进的道路。

四 “五四”后的思想逆流和对封建思想的进一步批判
中国现代史(上)的下一页
成为本站VIP会员VIP会员登录, 若未注册,请点击免费注册VIP 成为本站会员.
版权声明:本站所有电子书均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有任何侵犯您权益的情况,请立即和我们联系,我们会及时作相关处理。


其它广告
联系我们     广告合作     网站声明     关于我们     推荐PDF     全部分类     最近更新     宝宝博客
蓝田玉PDF文档网致力于建设中国最大的PDF格式电子书的收集和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