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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题 记
胡乔木


  在 1990 年 3 月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尚昆、一波同志都 提出要尽快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的希望(现行党史著作往往只写到 1949 年,少数写到 1956 年,个别写到改革开放)。在这之前,在 1988 年 8 月中 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领导小组的同志也曾提出这个任务;当 时还考虑最好能写出一部篇幅不太大的党史简本,以便于广大干部、党员阅 读。
  恰好,建党七十周年的日子临近了,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中央党 史研究室在 1990 年 5 月就集中力量进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写工 作,到去年年底,已写出全部初稿。今年 1 月,在胡绳同志主持下,约请中 央宣传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两位同志,6 月又约请国务院研究室的一位同志, 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有关同志一起,进行全书的修改定稿工作。初稿提供资 料,设计轮廓,功不可没;但是改定稿的整个水平是大大提高了。经过先后 参加编写的十多位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在今年 8 月完稿;完稿原定的时间 推迟了,是为了遵守质量第一的原则的缘故。
我接到这个书稿,很是高兴,觉得它虽然没有能赶在今年 7 月以前出版,
仍然没有失去纪念的意义,而且它的作用本不限于节日的纪念。它正好是大 家盼望已久的一部中等篇幅的内容比较完善而完整的党史。当然,中等篇幅 的党史并不能代替更详细的党史(如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历 史》,已成上卷),但是我相信,它的内容也会给尚在编写中的更详细的党 史许多帮助。
胡绳同志告诉我,如果因为时间太紧,不能看全部书稿,希望我务必把
本书的第七、八、九三章和结束语看一下。我照办了。这三章确是比较难写 好的部分。八大以后的十年曲折很多;“文革”十年是悲惨的十年,但这时 期也并非只是漆黑一团;而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十年中,却又出现了 两任总书记的严重错误。客观的历史是怎么样,写出来的历史也必须是怎么 样。我读了这三章,认为大致可以判断这本书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 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 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读者读了会觉得 是在读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从中可以吸取营养,引发思考, 而不是读的某种“宣传品”。
  当然,这部书并不是十全十美。党的七十年历史如此丰富,在一部四五 十万字的书中不可能说得面面俱到,这是显而易见的。有所取,必有所舍, 有所详,必有所略。但取舍详略之际,考虑间有未周,在所不免。而知人论 世之处,作者颇具匠心,究难悉当。至于编辑性的差错,恐怕更少不了。无 论如何,写这样的书而能写成这样,是不容易的。虽然文出多人,稿经数易,
  




终得集合众长,统一条理,成为一家之言。积年余之功,竟初创之业,尤属
可贵。
  说是初创,也许不完全对。写这部书,前人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并非白 手起家。中央作了两次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大的是非有了准绳;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文集先后出版,为党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多 年来许多老同志写了各种形式的回忆录,记载了历史上的许多细节;历史工 作者编写了多种党史、军史、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等等;又有国家保存 的大量档案,可资查阅。但是在另一意义上,仍然不妨说本书是初创。真正 的史书不是抄抄剪剪就可以“撰”成的。在这以前,如果不是完全没有同样 的书,的确没有写得同样好的书。
  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在批准本书出版时,希望它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 础上再版时修订得更加完善。我和本书的作者们一样,热切地希望读者、教 学者、研究者和熟悉各个时期党史情况的老同志们对本书多加指正,提出种 种要求和建议,使本书再版时能得到改进(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还得作必 要的增补),以便更好地完成它在九十年代作为一部好的党史读本的使命。 进入下个世纪,如果本书作为素材还多少有用,至少书名将改变为《中国共 产党的八十年》之类了。但是,话何必说得这么远呢?
一九九一年八月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整整七十年的旅程。
  七十年来,为着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 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并且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七十年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为了在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贫穷 而落后的国家里,夺取革命的胜利,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中国共产党创造过 使举世为之震惊的人间奇迹,也面对过许多棘手的难题,遭受过严重挫折。 但不管什么困难和挫折,都阻挡不了它的前进,而只是使它锻炼得更加坚 强,更加成熟。
  今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取得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的历史性胜利,正在满怀信心地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奋勇迈 进。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有能力领导中国 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核心力量。
  回顾七十年的历史,使我们更加确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 路,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时期的实践检验而 作出的正确选择。七十年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留下的丰富的经验教训,是 先驱者们在缺乏先例的艰难条件下经过探索追求所得到的,是无数先烈以鲜 血为代价换来的,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一、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


  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近代中国,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 压迫下,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国家的主权被剥夺,经济命脉 被控制在外人手中。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皇朝统治中国已有二百年,在面对西 方列强侵略的严重形势下,不能采取有效的自强措施,反而压制一切使中国 政治和社会有所进步的趋势,顺从帝国主义的意愿,听任它们宰割中国。清 皇朝在它的末期已成为一个卖国的、极端腐败的、扼杀中国的生机因而深受 人民痛恨的政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是带着八国联军侵占首 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二十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仿佛只是 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黯淡的前景。
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创造过光辉的古代文明的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绝不
甘心长期忍受这种屈辱生活。1902 年到日本留学的鲁迅写下过这样的诗句: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喊出了那时多少爱国者满腔悲愤的心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 是中国的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它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 步。如何反对外国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如何摆脱封建专制统治下造成的 黑暗和愚昧?如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之臻于繁荣富强的境地?这 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主 要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已经有过许多献身于民族进步事业的人民英
雄。为了改变祖国的境遇和命运,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几乎没有间断过。可 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也好,鼓吹爱国救 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起自社会下层并有着广泛群众规模的义 和团运动也好,一次又一次地都失败了,无数志士仁人为此而抱终天之恨。 历史总是不停步地前进着,并且不断地呈现新的内容。随着民族危机的 进一步深刻化,随着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力量(主要是资本主义近代工 业)的初步成长,在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领导下,一场新的革命运
动又开始了。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当他
1894 年在檀香山成立革命小团体兴中会的时候,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振兴 中华”的口号。他在 1905 年发起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完整地提出以建立一 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且努力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 个纲领。同盟会的誓词写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这场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推翻清朝政府,而这个政府已经是帝国主义列强用来





统治中国的工具,因此这场革命实质上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这场革命
号召推翻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这以前,虽然已有人受欧风 美雨的影响而提出怀疑君主政治的思想,但他们不敢设想在中国推翻君主制 度和由它代表的社会制度。孙中山鼓吹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在人们面前树立 起一种新的目标。从这时候起,中国人民开始自觉地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 国家而进行斗争。毛泽东曾经这样评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1。
  这场革命的目的是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 1924 年,《中国国民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回顾辛亥革命时写道:“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 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那就是:“政 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 本制度的生产。”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们醉心于学习西方的时候,孙中山已 察觉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某些弊端,认为“欧美强矣,其民实 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①。孙中山受到在西方已经兴起的社会主义运 动的影响,企图使他提出的纲领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色彩,但不管他主观上 怎么想,按照他的“平均地权”主张实行起来,客观上仍只能是在中国发展 资本主义。
中国同盟会在成立后几年间,同在它影响下的其他革命团体一起,积极
展开革命宣传鼓动工作,联络会党(主要是南方几个省的三合会等江湖帮会 组织)和新军(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建立的、采用新式军械和新式训 练的军队)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每次起义的失败都在全国民众中扩 大了革命的影响,加深了人们对清政府的憎恶。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逐渐 成熟。
1911 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和它取得的成功,证明帝国主义列强毕竟不能任
意地支配中国的命运。这次革命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推翻了清皇朝,而且使 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这 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中国人民思想解放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被 推翻的清皇朝既是封建统治势力的总代表,又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驯 服工具。人民战胜了这个卖国的封建的专制政府,就一下打乱了中国原有的 反动统治秩序,使它再也无法重新稳定下来,从而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开 辟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
辛亥革命也有明显的弱点:它没有能提出一个明确而完整的反对外国帝 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社会制度的政治纲领,没有能比较广泛地发动占中国 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进行 到底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实在太微弱了,



1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63 页。
①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88、289 页。





并且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难以完全割断的联系,而同广大的下层劳动
群众严重脱离。这就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把反帝反封建的 斗争进行到底。
  辛亥革命以同旧势力妥协告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削 弱,在农村中也没有出现一次社会大变动。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革命果实 却落到帝国主义所中意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仍是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依然处在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 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①辛亥革命并没有 达到预期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失败了。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伟大功绩是不可抹煞的。作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从不忘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许多革命 先驱者的业绩,而辛亥革命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以前的一次最 重要的革命。如果脱离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全过程来观察问题,也许会把辛亥 革命看作不过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但它并不是不结果实的。辛亥革命的胜 利鼓舞中国人民继续奋斗。它的失败,又给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 启发,使人们逐渐觉悟到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 的,必须另外探索新的道路来求得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自由幸福。
毛泽东曾经明确地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
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


从辛亥革命的爆发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间相隔只有十年。可以说,
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革命家们,几乎没有例外地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过这 次革命的深刻影响。这些老一代共产党人和许多后来同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 士是从辛亥革命出发再继续向前迈进的。共产党人林伯渠在回顾自己的思想 历程时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 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的从痛苦经验 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 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①因此,可以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这些胜利也是辛亥革命最 后结出的丰硕果实。









①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99 页。
②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 年 3 月 30 日。
① 林伯渠:《荏苒三十年》,《解放日报》1941 年 10 月 10 日。





二、初期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
主义的开始传播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沉浸在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 原来的幻梦破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民 主和社会进步。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方殷的机会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 十一条”。袁世凯一度恢复帝制。张勋拥戴宣统皇帝复辟。以帝国主义列强 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国内军阀的割据和混战愈演愈烈。在思想界掀起一股 尊孔读经的逆流。这些活剧一幕紧接一幕地在中国的舞台上演出。毛泽东在
《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概括地描述出当时的情景:“多次奋斗,包括辛亥 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 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②
  现实有时是残酷的:人们在作出那样大的奋斗和牺牲以后,换得的竟不 是当初所期待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并不是包治中国百病的良药。 多党制、议会制这一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在民国初年都尝试实行过,结果却 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而只是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 夺利的形式。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这种痛苦的经历,对中国的先 进分子说来是一件好事。旧的路走不通了,就会寻找新的出路。一场更加巨 大的革命风暴正在孕育着,将要降临到中国的大地上来。
五四以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正是这场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预兆和
前奏。
  1915 年 9 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名《新 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 1917 年 1 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 校长。他提倡在学术上兼容并蓄,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延揽许多有新思 想的学者来校任教。《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 钱玄同、刘半农等参加编辑部工作,并充当主要撰稿人。这样,北京大学和
《新青年》编辑部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从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着手,通过对辛 亥革命失败的思考,认为以往先觉者所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 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是根本原因。他们由此认定, 为了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伦理问题不解决,则 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他们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号召人们“冲 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
这时的思想家们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 学。他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 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0 页。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如果说,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维新派还是披着孔
学的外衣去干那“离经叛道”的事业,而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也没有从正 面去触动孔学的思想统制,那么,这时的思想家确是第一批自觉地向封建礼 教提出全面挑战的光荣战士。尽管他们自身也有弱点,如以为离开根本改造 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仅仅依靠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斗争,就可以根本 改造国民性;没有揭示孔学的社会根源并进而揭示改造现存的中国基本社会 制度的必要性;也没有对人数最多的工农劳动群众的痛苦表示真切的同情, 对他们的革命发动表示应有的期待;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形式主义的绝对 肯定或绝对否定。但在当时说来,通过批判孔学,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 治地位,这就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从而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 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个潮流是生气勃勃的、前进的、革命的。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所谓“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
(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 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历史的 进步意义。但是,据这个口号的倡导者陈独秀的解释,民主,是指资产阶级 的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①;科学,“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 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他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来研究社会,可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罗素的新唯 实主义这类用某些自然科学成果装饰起来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当时在他心 目中也被认为是科学②。他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为了“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 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即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以求适 今世之生存”③。这表明,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仍是资产阶级的新文 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他们强调“独立人格”和“平等人权”, 所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而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因而,仍不能给 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出路。
事实上,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这时已经在实际生活中日益暴露。陈独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就说过,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以后,“政治 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 制”。西方近世文明的这种缺点是无庸讳言的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
来。战争的空前残酷,战后社会的极度混乱,使世人为之震惊,引起对西方 文明价值的怀疑。人们第一次从世界范围内感觉到资本主义制度已丧失光明 的前途,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李大钊在大战将结束时说:“此次战争,使



①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1919 年 1 月 15 日。
②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1920 年 4 月 1 日。
③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1916 年 11 月 1 日。
①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1915 年 9 月 15 日。





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
②。他在 1916 年 5 月就已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 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③毛泽东在 1917 年 8 月也说过,东方思 想固然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 想同时改造④。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思想中产生的这种怀疑,推动他们去探 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径,为他们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合宜的土壤。 为什么 1917 年爆发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中国产生如此强烈 的反响?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正在发生的变化。当中国人民正在苦 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时候,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恰好给他们指明了 一条新的出路,给他们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了新的合理的
解答。
  这以前,甚至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思想界中已经有人谈论社会主义。 有一些讲社会主义的人讲的只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他们自己也不认为这些 空谈和现实生活有多少关联。有一些人则认为社会主义学说只是在资本主义 发达的国家才有现实意义,他们以为中国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可以采用 某些“社会主义”措施,以“预防”将来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那时,也有 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学派介绍到中国来。从 1899 年英国传 教士在《万国公报》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学说以来,资产阶级的 维新派如梁启超和革命派如朱执信等都曾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过某些介 绍。但在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阐释,也没有 为人们重视。那时,中国社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这种学说没 有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
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这次革
命由于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 俄国,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它表明,“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 会主义之进行”①;资本主义的路走不通,可以走社会主义的路。十月革命 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 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②。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 于社会主义,同时也推动了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 主义学说。十月革命中俄国工农大众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发动和 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更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总 之,十月革命使中国产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就出



② 《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65 页。
③ 同上书,第 168 页。
④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 年 8 月 23 日。
①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1921 年 1 月。
②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77 页。





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他在 1918 年始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长、教授,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左翼人士。十月革命 后,他经过深入的观察和缜密的思考,在 1918 年 7 月和 11 月先后发表《法 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等文章,以深 邃的历史眼光,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 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十月革命的胜利乃是“劳工主义的战胜”,是 “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 十月革命所掀动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 界”。在 1919 年元旦发表的《新纪元》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十月革命 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将“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中 国人民应当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当中国的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悄悄地发生 深刻的变动。在 1914 年至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 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上进行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只有日 本、美国的在华经济势力仍有所扩张),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 内得到相当迅速的发展。1914 年至 1919 年的 6 年间,新设厂矿 379 个,平 均每年增设 63 个。与此相联系,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 一步壮大起来。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二百万人左右,成为 一支日益重要的社会力量。种种社会问题,包括劳动和资本间的矛盾,越来 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就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 各种新式学校里的学生也迅速增加,还出现一大批新式学校的教师和记者 等,形成一个比辛亥革命时期更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新的远为壮大了的阵营。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 起,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三、五四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
    的广泛兴起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
  1919 年上半年,协约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这次和会是在战争中 取胜的几个强国把持下进行的。中国政府因战时参加协约国一方,也派代表 出席。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 军队等七项希望和取消“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会议竟规 定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和会给予中国的,只是 归还八国联军入京时被德国夺去的天文仪器而已。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居然 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 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就如火山爆发一般地开始了。
  5 月 3 日,北京大学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举行集会,决议 致电巴黎专使,要求拒签和约,一个学生当场啮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 四字。5 月 4 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 他们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 陆宗舆”等口号(曹、章、陆是北洋军阀政府的三个亲日派官僚)。他们在 宣言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 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示威队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西口被 阻,就改道奔向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 因为遍寻曹汝霖不见,就放火烧曹宅。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 压,学生被捕者三十二人。学生们在斗争中联合起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 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两万五千名学生举行了总罢课。他们还到街头举行爱 国讲演,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等。在反动当局的严厉镇压下, 学生斗争一度转入低潮。由于反动当局公然表彰曹汝霖等并再次严令取缔爱 国运动,从 6 月 3 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讲演者“垂泪而道”,听 众则“掩面而泣”。第一天,学生被捕者一百七十余人;第二天,又有七百 余人被捕;第三天,二千余名学生走上街头,受到军警马队的冲击。
正在这时,一个重要的事实发生了: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
上政治舞台。在学生“沿街跪求”上海商人罢市之际,从 6 月 5 日起,上海 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罢工工人约六七万人。随后,北京、唐山、 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 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扩展到二十多个省区、一百多个城市。五四运动 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的范围,成了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 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 生逐渐转向工人。
  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军阀不得不于 6 月 10 日释放被捕学生,并 宣布罢免曹、章、陆。6 月 27 日,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前往中国
  




政府总代表陆征祥所住医院,要求拒签和约。第二天,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
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
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① “启导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功 绩”②。
  在五四运动中,英勇地出现于斗争先头的是学生群众,他们起了先锋作 用。中国工人阶级则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的革命精神,成了运 动后期的主力军。“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开始于这一次,后来中国工人 阶级能发展自己阶级的独立力量与独立斗争,显然的此次罢工有很大的影 响”③。由于在斗争中亲眼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五四’ 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 工人学校,去办工会”④。这些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五四运 动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开始看出帝国主 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的主 要原因。瞿秋白曾说:“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 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①。研究和宣传 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 点。
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时,他们对社会主义还只
是一种朦胧的向往,有如“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 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②。人们一时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 主义流派的界限。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 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观点在各种刊物上纷然杂陈。中国的先进分子 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的作用。1919 年
5 月,《新青年》出了一期由他主编的《马克思研究专号》。他在这个专号 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 绍,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它的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即唯物史观、经济学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699 页。
② 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3 页。
③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30 页。
④ 《邓中夏文集》,第 431 页。
① 《瞿秋白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4、35 页。
② 同上书,第 35 页。





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
根本上联络起来”。和以往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 述不同,在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中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 形态,并且得到了比较确切的阐明。
  几位留学日本期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过重要的作用。如留日归来的杨匏安,于 1919 年 11 月
至 12 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长篇连载文章《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 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相 当系统的介绍。留日学生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
《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在国内出版,并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 会主义的目的》等文在国内发表。
  五四以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本来是由许多有着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 子参加的。当集中批判孔学、提倡科学和民主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分歧表现 得不很明显。可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开始发 生明显的分化。一向醉心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信奉实用主义、主张改良主义 的胡适,原本是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这时竟“看不过了,忍不住了”, “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 1919 年 7 月,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 主义》一文,声称“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 要的救济方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 认为主张“根本解决”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他后来说,这样做“是 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①, 也就是反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走革命的道路。
针对胡适的挑战,李大钊在 1919 年 8 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
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 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 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 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 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 化”。这样,李大钊就初步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与本国的实 际相结合并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他还驳斥了胡适的改良主 义,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指出,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社 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 望”。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在当时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在各地方出版的刊物 上,有不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青年撰文支持李大钊的观点。
苏维埃俄国政府曾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



①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民国丛书》第一编第 96 册,上海书店 1989 年版,第 645 页。





享有的)一切特权”。这个宣言在 1920 年 3、4 月间冲破反动派的新闻封锁
由《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出来。长期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得 知宣言的内容后,“无任欢喜”。《新青年》刊登了中国舆论界的反映,指 出宣言体现了俄国宪法的“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我们应该由 此前进一步,“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 真理”。宣言的发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新的有 力的推动。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原来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自己的深 思熟虑和反复比较,通过不同的途径,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在五四以后宣称,军国主义、金力主 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他逐步认炽到“共和政 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我 们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 1920 年 9 月,他发表《谈政治》一 文,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 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五四运动中一批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这时也开始了思想方向的转变。湖
南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上,热情歌颂十月革 命的胜利,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世界”,“我们应该起而仿效”。他 第二次来到北京后,热心搜寻并阅读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和关于俄国情况 的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后来回忆说:“到了一九二○年夏 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①。其他著名的学生领袖如邓中夏、蔡和森、周恩来等也先后走上这条道路。
  一些老同盟会会员,有如前面所说,也在这时开始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 主义。董必武回忆道,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 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开始 读“马克思主义”②。吴玉章说,他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实践中认识到“从前 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而“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 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 益明确了”③。
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抛弃资本主义的建
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 子共同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最基本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是热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战士。他们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信念,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是



① 斯诺:《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31 页。
② 《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1971 年 8 月 4 日。
③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09—110、112 页。





为任何其他人所左右,而是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经过审慎的思考,才作出
的抉择。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严密的科学理论比其他任何一种学说都更加具 有说服力,“因为他能够圆满解决我们底问题,能于我们有益处”④。
  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并没有抛弃五四运动的科学和 民主的精神,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深刻的内 容。民主不再是指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指多数人的民主、劳动阶级为 主体的民主。为此,他们强调必须铲除少数人的阶级特权,改变“大多数的 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这种“不合乎‘德谟克拉西’”的状况①。科学当 然包括自然科学,但是人们对社会的研究只有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才能真正 成为科学,所以,讲科学,首先要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社 会革命学说。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没有取消反封建的思想斗争。相反,给了反封建 以更锐利的思想武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的武器,深刻 地揭示了封建思想文化的社会根源。他们把反封建主义斗争的立足点和出发 点,从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上升到争取人民群众的社会解放的高度;把反对 封建主义斗争的方式,从由少数人进行的宣传工作,发展到主要由人民群众 进行的革命实践,从而推动中国人的思想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程度 上获得解放。
中国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
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加以接受的。尽管理论准备并不充分,他们 一旦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以此为指导,积极地投身到群众斗争中 去。在李大钊的推动下,1920 年初,北京的一些革命知识分子曾到人力车工 人居住区调查他们悲惨的生活状况。邓中夏等还到长辛店向工人作革命宣 传,开始同工人建立联系。注意同实际结合,同群众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 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不过,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最初主要还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的范围。促使
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并和中国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共产 党的早期组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所进行的主要工作。














④ 施存统:《我们底大敌,究竟是谁呢?》,1920 年 9 月 28 日。
① 陈独秀:《答柯庆施(劳动专政)》,1920 年 11 月 1 日。





四、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中 国社会内部出现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革 命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这是一种客观的趋势。 1920 年 1 月,就有人 在报刊上发表《劳动团体与政党》的文章,呼吁“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 一个大政党”。同年 3 月,李大钊在同邓中夏等多次商议后,在北京大学组 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 体,也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 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
  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得到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 帮助。1920 年 4 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派维经斯 基等人来华,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维经斯 基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并曾同北京大学的革命分子讨论过建立共产党的问 题;然后他又到上海会见陈独秀(五四运动开始后不久,陈独秀在北京被军 阀政府逮捕入狱。出狱后,他把《新青年》迁往上海继续出版),并具体帮 助陈独秀等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
建立的。1920 年 5 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 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7 月,上海的社会主义者举行会议,商讨建党问题。
8 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
道、俞秀松等。小组拟定过一个类似党纲党章的文件。“首次决议,推陈独 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①关于党的名称叫社会党 还是共产党,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决定叫共产党。1920 年 11 月, 上海小组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 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此,要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推 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 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①。上海 小组作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过 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0 年 10 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成立共产 主义小组,李大钊为书记。北京小组曾帮助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的 社会主义者开展工作,对北方党团组织的建立起过促进作用。 1920 年秋至
1921 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 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① 《李达自传》。
① “Chang”1921 年 12 月 10 日在宣言前面所加的按语。





开展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地方,多是受新文化
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较深、产业工人较为集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相信 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中心城市。在日本、法国也有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 组成的共产主义组织。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如上海小组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 党,北京小组则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它们都是不久后组成统一的中国 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习惯地一律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到工 人中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 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他们的主要活动是:
(一)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从 1920 年 9 月起,《新青年》杂志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 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和苏维埃俄国的经验。11 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 刊,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状况等,推动建党 工作。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还利用已有的或自己创办的公开报刊,宣传马 克思主义,如上海的《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湖北的《武汉星期评论》、 济南的《励新》半月刊、广东的《群报》等。通过这些报刊的宣传,科学社 会主义在中国开始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潮。
上海、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还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
1920 年 8 月,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第一版印千把册, 还有很多地方翻印。同月,出版了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介绍马克 思主义的著作,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阶级争斗》 以及《社会主义史》等也陆续翻译出版。这就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比较系统地 了解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宣传中,科学社会主义和 阶级斗争的学说受到特别的重视,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些共产主义小组还利用原有的或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团
体,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党 造就最初的骨干。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指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起了这种作 用。国内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革命青年中,不少是这个研究会的会员或通 讯会员。
(二)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 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日益扩大,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派别也打起社会主义的旗号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当时,并不是所有正在 探索中的先进分子都能够认清马克思主义同这些思想派别的本质区别。为了





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争取那些有着爱国、进步要
求而一时接受了其他思想派别影响的人站过来,扩展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共 产主义小组不得不同这些思想派别展开斗争。
  1920 年底,张东荪、梁启超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他们虽然在口头 上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实际上强调的是,中国由于产 业落后,中国没有条件成立代表劳动阶级的政党,“真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 生”。他们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穷,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依靠“绅 商阶级”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他们主张“对于资本家采矫正态度”, 以便“在现行经济制度下,徐图健实的发展”。他们表示信奉罗素所鼓吹的 基尔特社会主义,即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种主张进行了坚决的驳斥。他们指 出,不能离开时代条件来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从当前的国际条件和国内社 会情况来看,不可能在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 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 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中国需要发展教育及工业,但应当“用社会 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以便“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 主义”,而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他们还指出,中国无产阶级 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 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 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
尽管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懂得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第一步应
是民主主义、第二步才能是社会主义,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资本主义道路 在中国走不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实行社会主义,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工人阶 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这是完全正确的,并且是有深远影响的。 他们在宣传自己的主张时,不仅从理论上来说明,并且用中国的实际社会情 况来论证。这也说明,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是有现实土壤的。
在当时流行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一度曾占着优势。无政
府主义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强权,也反对任何 组织纪律,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私有 财产制度,鼓吹绝对平均主义。中国是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无政府 主义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看起来又似乎十分激烈和彻底的主张,很适合那些 不满社会现实的陷于破产境遇的小生产者和在政治上感到绝望的小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的情绪。一些对旧社会不满、理论准备不足、正处在探索过程中 的青年人也接受过这种思想的影响。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师复等人就在中国 鼓吹无政府主义。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相当流行,宣传无政府主义的 刊物和书籍多达七十余种,在广东的影响更大。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同马克 思主义相对立的,因此,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他们便越来越多地把攻击 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黄凌霜等人写了《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我们反





对“布尔扎维克”》,向马克思主义公开挑战。揭露这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
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派别的本质,便成了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项重要战 斗任务。
  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指出:资产阶级的强权无疑是应 当反对的,但不能反对无产阶级的强权。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 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才能最终消灭阶级,并使国家走向消 亡。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只能使得工人阶级不能集中为强大的战斗力量, 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瓦解工人运动。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前要实行各尽 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
  在现实生活里,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那样尖锐,要推翻旧势力的统治特 别需要有强大的团结力量和坚持不懈的斗争。无政府主义者在反对强权的同 时提倡不要任何集体和纪律的约束,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不管他们讲得如 何动听,最后只能流入空谈,在组织上也只能形成一些人数很少而且内部极 度松散的小团体,无法在政治生活中产生重要的作用。因此,当受到马克思 主义者的有力批判后,它的影响很快便消失了。
马克思主义者还驳斥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针对有人鼓吹中国“劳动
者地位之增进与政权之转移,当取议会政略”,他们指出,“社会民主主义, 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他们并且 揭露,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过第二国际的蹂躏,“精彩完全消失”,“由社 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由于中国的阶级矛 盾极其尖锐,由于中国的议会早已变成军阀手中的玩具,这种修正主义思潮 在中国并没有多少市场。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思潮的批判,表明中国的共产 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坚持了革命的方向。
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实际上也是一场同它们争夺群众的斗
争。这些论战,帮助当时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别的界限,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不 少原来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先进青年后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 者。
(三)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便以相当大的力量直接投身到工人中去,从 事比较深入的群众工作。这在中国其他政党中是不曾有过的。
  中国工人阶级虽然在五四运动后期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力量,但它还很年 轻,很多人来自破产农民和城镇游民,缺乏阶级的自觉。原来在他们中间只 有行会、帮口和秘密结社,后来又有过一些由流氓或雇主把持的只是挂了招 牌的“工会”组织。
  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各地共产主义小组 创办了一批专门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如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 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同时,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
  




人学校,其中最有名的有北京小组邓中夏等在长辛店、上海小组李启汉等在
沪西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开办学校,是党对工人“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 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①。
  经过宣传教育,觉悟的工人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 1920 年 11 月,共 产主义小组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最初会员有三百 七十余人;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会员有一千三百余人。 1921 年 五一国际劳动节,长辛店有一千余工人参加庆祝游行,并宣布成立工人俱乐 部(工会)。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的部分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也相继 成立工会。工会还开始发动工人举行罢工。
  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为了能在工人中进行有效的 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 力求与工人打成一片。如俞秀松“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工厂做工,并给工 人讲课②;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李中“以一师范(湖南第一师范—
—引者注)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并帮助陈独秀等组织机器工会③。也 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 相结合的运动。
(四)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青年是社会上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一股朝气蓬勃的力量,自然受到 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青年一般又缺乏实际的社会经验,需要加强对他们的 领导。1920 年 8 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俞秀松为书记。其后,北京、天津、武昌、汉口、长沙等地也成立团的组织。 各地青年团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造就了一批后备 力量。
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
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初步确立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在 同工人结合的过程中,思想感情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一部分工人则通过接 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这样,形成了一批无产阶级的先进 分子。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 年 3 月,李大钊著文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他指出:“中国 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 派(指共产主义派——引者注) 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



① 《邓中夏文集》,第 436 页。
② 俞秀松:《给骆致襄的信》,1920 年 4 月 4 日。
③ 毛泽东:《致罗学瓒信》,1920 年 11 月 26 日。





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①同月,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代
表举行了一次会议,并“以会议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我们的目标和原则的共同 声明。这次会议还制定了临时纲领”②。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 路树德里 3 号举行。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 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艇上举行。参加党的一大的有来自七个地方的 53 名党员的 12 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 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 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当时在广州的陈 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列席会议的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 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 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 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 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从而同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
走议会道路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
  大会虽然也主张“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即军阀,但并没 有制定出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明确纲领。初生的中国共产党确定了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选择,并且有坚定的革命决心,但对中国的具体国情还了解不 多,还不懂得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在中国这种资本主义 发展还很微弱、严重地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 下,是否能够立刻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经过什么步骤才能最后实现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于这些问题,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还不可能认识 清楚。
大会在讨论党的实际工作计划时,“因为党员少”,关于“组织农民和
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决定集中精力组织工厂工人。大会通过的党的第一 次决议规定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 阶级斗争的精神”,要派党员到工会去工作。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 锋队,在成立时就不是单单注意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并且十分注意同本阶级 建立密切的联系。这是它的一个重大优点。
为了保证党的先进性,大会十分注意党员的质量。大会“决定接受党员 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鉴于当时的党“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大 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大会通过的纲 领还规定,申请入党的人,不得具有非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他们在入党之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 444 页。
② 《张太雷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1921 年春,见《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 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2 页。





前,“必须断绝同反对我党纲领之任何党派的关系”;“在公开时机未成熟
前,党的主张以至党员身分都应保守秘密”。可是,在党只是刚刚诞生的时 候,它的成员的状况难免还比较复杂。就拿党的一大的 12 个代表来说,后 来也有分化:多数人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坚持中国革命事 业,有的为它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象陈公博、周佛海这样的人本来并不是 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党成立后不久就被清除出党;还有些人中途脱离党, 有的甚至背叛革命。这种现象,不仅对一个初生的党说来是并不奇怪的,而 且在党后来发展为广大群众性的党的时候,其主体是由健全的坚强的分子组 成,但也不可避免地会杂有或产生某些不坚定分子、变节分子和异己分子。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等 3 人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
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组织和宣传工作。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差不多在同一个
时间或稍后一点的时间,同党的上海发起组没有联系的一批先进分子也在独 立地酝酿建党。1920 年 7 月,一批留法的勤工俭学生在蒙达尼公学集会。蔡 和森在会上“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仿效俄 国十月革命的方法”。他还同李维汉等商量过“准备成立一个共产党”的问 题。“后来因为忙于参加和领导求学运动的斗争,未能实现。”①1921 年夏, 利群书社成员在湖北黄冈开会,表示“赞成组织新式的党——布尔什维克式 的党,并提议把要组织的团体叫做‘波社’(波尔什维克)”。当得知中国 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恽代英“立即号召加入,结束利群书社”②。1923 年 冬吴玉章、杨闇公等二十余人在四川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发行机 关报《赤心评论》。以后,中国青年共产党也自动取消,要它的成员个别地 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③。这些事实说明,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 的斗争,已经成为中国最觉悟的革命者的共同要求,是客观形势发展的产 物。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成立,决不是偶然的。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是
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方面,它成立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取得胜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破产之 后。它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在帝国主 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同资产 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它 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 特别尖锐。中国工人阶级虽然还比较年轻,许多工人从前还是小生产者,但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19 页。
② 廖焕星:《武昌利群书社始末》,1953 年。
③ 《吴玉章回忆录》,第 156、160 页。





是它身受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本国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革
命要求极其强烈;在这个阶级中,不存在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缺乏改良 主义的深厚的经济基础;中国也没有经过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 时期,中国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很少可能对资产阶级 民主制度产生幻想。所以,党没有受到第二国际的影响。从一开始,它就是 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党,是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以往其他政党不同,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以马克 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并且深入到工人中去做群 众工作,所以,尽管最初人数很少,却立刻使旧社会一切腐朽势力深感恐慌。 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处在萌芽状态时,就被斥为“过激主义”而遭到中外反 动派的联合压迫。 1920 年 4 月,北洋政府根据美国芝加哥宪报访员“关于 防止过激主义说帖”致电各省区督军、省长、都统,饬令他们对所谓“过激 主义”严密防范①。 12 月,北洋政府国务院根据步兵统领王怀庆呈文致函 内务部,命令他们拟定惩治“过激党人”专条。王在呈文中惊呼共产主义的 传播“其祸甚于洪水猛兽”,应“严加防范,以遏乱萌”①。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不得不处于非法的秘密状态,长期受到反动军警的严密
搜捕和血腥镇压。这种极端严酷的环境,是中国其他政党很少遇到过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 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它由于掌 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能够为中国人民指明斗争的目标和走 向胜利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逐步地而又牢固地在中国的大地上扎下 根来,使自己发展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它象光
芒四射的灯塔,指明了中国人民的斗争道路。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首先需 要有一个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 之一新。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进行活动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 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一项前人没有遇到过的缺乏现成 经验的艰巨工程,需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一个在斗争中积累经验的过程。 因此,党要搞好自身的建设,要制定出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路 线和方针、政策,不能不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






①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1001,3407》,见《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第 620 页。
①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1001,3495》,见同上书,第 623 页。





五、制定民主革命纲领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进行 过长时期的斗争。但是,这些斗争有两个根本性的弱点:第一,没有认清革 命的对象,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义和团采用的“扶清灭 洋”的口号和在这口号下的行动,说明农民既没有认清外国侵略者的实质、 也没有认清本国封建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在推 翻清朝帝制时就以为大功告成,出现了“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现象。国 民党在辛亥革命后十几年间只以维护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为口号(所谓护法 运动),既无反对帝国主义的明确立场,又联合地方军阀对抗北洋军阀,说 明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没有能力为中国人民指明斗争的目标。这是以往的革命 斗争所以成效甚少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二,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特别是没 有深入到下层的工农群众中去,未能形成有组织的、持久的群众运动。同盟 会的活动只是依靠少数革命分子,联络一些会党或新军开展活动。他们在农 村没有同农民结合,他们的革命活动和农民的自发斗争是互相脱节的;他们 在城市也没有同工人结合。辛亥革命后的国民党虽然进行过反袁世凯的斗 争,并同北洋军阀政府对立,但极少做群众工作。一般工人和知识分子对国 民党并“没有深刻印象”①。这是以往的革命斗争所以成效甚少的另一个主 要原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在这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有了根本的改
变。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积极投身到实际的革命活动中去,并在斗争中学 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1922 年 1 月,
《先驱》的发刊词指出:必须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
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当作“第一任务”。”
  1921 年底至 1922 年初帝国主义列强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从反面给予年 青的中国共产党以实际的教育。这次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肯定了美国提 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以遏制日本独占中 国的势头,确认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统治中国的局面。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操纵 下,中国各派军阀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引发多次大规模的战争,如直皖战 争、直奉战争等,使中国政局陷入极度混乱。这些事实使中国共产党开始认 识到,中国人民所受的最大痛苦,还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剥削,而是帝国主 义的压迫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曾经派遣代表出席 1922
年 1 月由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 表大会。这次大会阐明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明了中国“当 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创立一 个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些思想,对于党制定当前阶段的革命纲领给予了直接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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