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室翻书录



                          但求一点真(代序)

何倩:
  去年在沪你提出要我为你的《陋室翻书录》作序时,我心里不无顾虑, 深怕有负重托。现今书稿到手,竟按捺不住写作的冲动,未读完全书,就急 于动笔了。
  我发觉,你这本书比书信、电话更有助于我了解你的近况。早就听说过 你那“陋室”的窘迫,常为你不安。读了你的文章以后,多少得到一点慰藉。 因为我感觉到你仍然倘佯在一个宽广的世界。我可是真心羡慕你的这份工 作。它使你这个本来就与书有缘份的人获得了一个偌大的足以自由驰骋的舞 台。几年来,你涉猎的范围已不限于文化艺术的各个分支,连政治人物、历 史传记、风物掌故??都不放过,兴趣遍及了美学、史学、民俗学??。一 副担子加上十分勤奋,光为《文汇读书周报》,几年里就写了几十万字。你 的付出固然多,赢得的又是多么值得珍贵的功力与底气。
  你的文章是很能启发人的阅读欲的。这首先是因为你会读书,又善于从 中撷取精华,呈现人眼前,让人在尚未打开书之际就约略窥见了书中光彩。 若介绍人物传记,常能挑出那些最能显示人物特性的、值得人回味的轶事以 飨读者;若评述理论成果,则准确地抓住其中最精辟的论点和见解将它凸现 出来,加以评析与发挥。这种善于撷取、善于集中的功夫正足以构成为强烈 的诉求,为这些书籍向自己的潜在知音发出呼唤。
记者生涯显然为你积累了丰富的生活阅历。这是你读书能较人深入一层
的原因。如果没有在北京灯市西口那条胡同里生活一年的经历,在那里日夕 聆听过“从空中传来的央央琅琅之音”,也许《北京鸽哨》这本书根本就不 会勾起你那般浓厚的兴趣,《鸽哨——来自空中的乐声》这篇把淡化了的记 忆与新鲜的知识交织为一体的作品亦无从问世。如果没有多年前登门拜访黄 永玉那段旧事,今天面对他的画集《永不回来的风景》,恐怕也未必能透过 笔触那么深深地感受到凤凰山水凤凰人的满怀乡思。60 年代,作为《文汇报》 的驻京记者,你与文化艺术界有过相当频繁的接触,这些生活贮存,今天变 成了一把把金钥匙,使你的触觉格外灵敏,记忆经常苏醒。于是,再读他们 的书,看他们的画,你就能比一般读者从中发现多一点,理解多一点。这些 又构成了你文章的独特价值,使它们更富有个人风采,亦更具有了“诱”和 “导”的力量。
你赞赏戴敦邦的《创作上的吾行吾素》,称它是佳文。我则要说你的《读
戴敦邦自说自画》值得细读。我想,要为一本书觅求知音,介绍这本书的人 当然首先应是个知音。而你,是带着自己几十年的记者生活经验来读戴文、 理解戴文的。因而你由衷地赞同他的主张,鄙视那种“违心的迎合”,那种 “为了生存的生意经”,充分肯定戴的“人物画技法谈”最主要之点乃在于 “所说全是真话”。这种求“真”爱“真”之情,还处处流露在其他文稿之 中。你在评价有关历史人物的记载时,总是期求它避免单色调,从更多角度, 用更多光柱来完整地显示人物面貌,对人物给予更“全面的考定与描述”。 让读者能从中揣摩他们的真性情。在论及“真”这个命题时,我还看到了你 对自己记者生涯的反省和自责。我想,这该是你近年来读书、沉思、求索而 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吧。青年时代,人的追求似是无限的。成熟以后,目标 往往凝聚了,集中了,你说是吗?

  也许因为我们是同代人,有比较多的共同经验范围,所以,我从你的作 品中不仅读到了许多有关书籍的信息,而且还从字里行间获得了有关你的信 息。我喜欢书中的这个你。我想,书评的读者们,感兴趣的固然主要是文中 的书,但当他们发现书评作者是一个崇尚真实的可信朋友时,也会更乐意追 随她到书海中去遨游的。
  最后,不知这本集子的装帧设计如何?我建议不妨采用紫色作基调。因 为我觉得紫色有思考、上下求索的意味,而且可以象征你比较成熟的人生。 不知你意如何?

陈韵昭

  由于生性疏懒,闲时也很少外出,蛰居在十来平方米的 陋室里,除了翻书,还是翻书。偶尔兴之所至,随手笔录若 干在小纸片上,日子一久,竟也有那么一小叠。日前《文汇 读书周报》编辑来访,发现这些破纸片,大感兴趣,执意要 我整理出来。他那么急切期待,我只能“恭敬不如从命”, 将这些不成体统的东西抄奉,姑妄名之为《陋室翻书录》吧。
  
史丛拾穗 萧何与韩信


读《史记·淮阴侯列传》,总觉得萧何与韩信的关系有点戏剧性。 想当初,那个忍受胯下之辱的淮阴小子韩信投靠汉王刘邦,不受器重,
一怒而别,是萧何月下追韩信,将他请了回来,拜将封王,扫秦兴汉,立下 不朽功勋。公元前 196 年,刘邦大业完成,天下一统,有人告韩信谋反,又 是萧何计赚韩信,使他猝不及防地被吕后斩首于京师长乐钟室。“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这句成语,正是萧何与韩信关系的写照。
韩信被杀,株连三族。他无疑是断子绝孙的了。 可是,就在韩信死后两千多年的今天,我从一家书刊报上读到了“萧何
易子存孤”的文章,说在韩信钟室蒙难之时,萧何为保存韩信遗孤,延续韩 氏一脉香烟,用自己的儿子替换韩信幼子伏法,将韩信子匿送至南越王赵佗 处,改姓韦,其后韦姓中有人念萧何之恩,又改姓何,而今几经迁移,定居 在湖北蕲春,为韩信第 72 至 81 世孙。文章还说,这段历史太史公司马迁是 知情的,但不敢在《萧相国世家》和《淮阴侯列传》中叙述出来,只是假托 公孙杵臼、程婴易子存赵氏孤儿暗寓其事,以留待后人怀念与校正。
事涉两千多年前的一桩公案,很难轻易地说声“是”或者“否”。只是
作为一个史学爱好者,读后心里不免有点嘀咕:即被我奉为史书之经典的《史 记》,其可信性究竟如何?
太史公治史,素来以严谨秉笔著称。他笔下刘邦与韩信的关系本来就十
分微妙。韩信是个卓越的军事家,他归汉后,南征北战,屡建奇功,汉家江 山大半是他打下的。刘邦对他早就不放心了。何况他又不那么谦虚和检点, 不把他除掉,汉王朝不安宁。这是刘邦的一块心病。
韩信的谋士蒯通是看出了这一点的。所以当江山已定,韩信兵权在握的
时候,他就以“野兽尽而猎狗烹”为比喻,劝韩信反汉,独树一帜。韩信却 自恃功高,又因刘邦待他不薄,认为不致于会怎么样。待到以后的日子不那 么好过了,终于发出“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之叹,可为时已晚矣。韩信虽为吕后所杀,实则符合 刘邦心愿,所以他听到这消息后“喜且怜之”,喜是主要的。司马迁在这里 固然同情韩信的遭遇,却又叹息他仅是个军事天才,缺乏一点政治头脑。他 的功勋可比周、召、太公,却落得后世无人供祀的悲惨结局。
而萧何就不一样了。他出身刀笔吏,工于心计,和刘邦的关系原来就不
一般。刘邦在家乡当亭长时,就多次得到他的保护。刘邦赴咸阳,别人送钱 三百,他送五百。刘邦当了汉王,他成了丞相。他老谋深算,为刘邦打江山 出谋献策,网罗人才,得到刘邦高度信任,不仅封侯拜相,还特赐他带剑屐 上殿,“入朝不趋”,应该说是恩宠有加,他可以高枕无忧了罢。不然,他 深知刘邦其人,所以当韩信被诛,他拜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人人贺喜之时, 他独采纳了博士召平的意见,让封勿受,并以家财优军,让刘邦高兴并放心。 司马迁说他出身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只是他懂得顺应潮流,谨慎处世, 有功不傲,当淮阴、黥布等功臣都被诛死时,他仍“勋斓焉”。这与他有政 治头脑,并善于审时度势,保全自己分不开。
  读《史记》,感到司马迁的爱憎是非十分鲜明,笔下人物性格也各异。 在汉治史,能写出刘邦的流氓气确不简单。韩信之死固然是刘邦、吕后蓄谋
  
已久之举,但与萧何的计赚分不开。要说萧何这么一个人物在刘邦的眼皮子 底下去干“易子存孤”之事,而司马迁竟然明知其事却故隐之,假借“赵氏 孤儿”的故事让后世去怀念和校正,实难令人相信。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我对史学虽有爱好,毕竟是个门外汉,对此说只 是存疑而已。期待专家学者们的进一步考证。
  
萧统的眼力


  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可说是个有眼力的大选家。他主持并与当时一些著 名文人共同编选的《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 选录了先秦至梁这八九百年间,七百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其中除了史 书中少数赞、论、序、述被认为是文学作品外,一般不收经、史、子等学术 著作,这在当时是一大创举。对此,萧统自有他的见解。
  翻开《昭明文选》的序,可见萧统的一段精彩分析。他说:“老庄之作, 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 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 述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这就是 萧统的选文标准。换言之,他看中的作品,必须是情义与文采内外并茂,偏 于一面的概不入选。这就在经史诸子的学术著作与文学作品之间划出了一条 界限。
  其实,萧统的这一见解正反映了当时文学观念的发展,对文学作品的特 色和范围的理解日益明晰,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现象。在这个现象中,作家必 然力求其作品形式的精美,评论家也力求其理论的细密。就推动一代文学的 发展并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来说,萧统之功不可没。
萧统何许人也?据《梁书·昭明太子传》介绍,他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
天监元年(公元 502 年)被立为太子。他“性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引 纳才学之士,掌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间则继以文章 著述,率以为常。于是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云集,文学之盛,晋宋未之 有也。”这么一个学识渊博的学问家,所以能吸引当时的著名文士,编出这 么一部内容丰富多样,闪烁文采精英的《文选》来。无怪宋代陆游在他的《老 学庵笔记》中要谈到“《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了,由此可见其影响之 一斑。
萧统离我们已一千四五百年,早已烟飞灰灭了。只有常熟虞山脚下的“昭
明太子读书台”还留下他的那么一点遗迹,但也只是一块大石头而已。倒是
《昭明文选》以及萧统选文的眼力和见解,对于文选读物比比皆是的今天, 仍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从曹操“中风”说纪实文学


  曹操幼时就“有权谋,多机变”。《三国演义》第 1 回有一段描写很能 说明问题,原文是:

操有叔父,见操游荡无度,尝怒之,言之于操父(曹嵩)。嵩 责怪,操忽心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叔父惊告 嵩,嵩急视之,操故无恙。嵩曰:“叔言汝中风,今已愈乎?”操曰: “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信其言。后叔父但 言操过,嵩并不听。因此,操得恣意放荡。


  这段故事并非罗贯中杜撰,《曹瞒传》中早有记载。《曹瞒传》虽已失 传,但清人《青学斋集》中有辑录,裴松之的《三国志·武帝纪》注中,也 引了《曹瞒传》的这一段文字,十分有力地刻画了曹操的无赖一面。他为了 陷害他的叔父,“阳败面喎口”,即假装中风——面神经瘫痪、歪嘴巴。叔 父急着告诉曹嵩,曹嵩即召曹操来问,曹操却从容地说:孩儿从小没有中风 病,只不过失爱于叔父,叔父诬告而已。从此,曹嵩再也不信其叔父之言, 曹操也就更加肆无忌惮、游荡无度了。
两相对照,不难看出《三国演义》这一段故事取材来源于《曹瞒传》。
然而,《三国演义》中也有不少史书上并无记载,纯属虚构的故事,第
21 回“曹操煮酒论英雄”就是一例。曹刘性格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三国演义》是一部纪实性的历史小说。它兼有纪实和小说两大特征。
《高儒酬书志》说它“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是符合罗贯中 写《三国演义》的实际情况的。小说所写到的许多人物和事件,都有史可据, 但又不是简单地复述三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而是一部经过艺术构思和 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由于它是在集体创作的长期过程中形成,在漫长时期 的传说和口头、书面的艺术创作里,集纳和熔铸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表 现较为复杂的思想倾向,因而在文学史上自有它独特的价值和地位。
“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可说是《三国演义》写作上的
一条成功经验。我以为,在纪实小说大量涌现的今天,这 12 个字似乎也还有 一定的借鉴作用。

赵佶的悲剧与扬长避短


  宋人何之薳在他的《春渚纪闻》中有一则记载,说的是北宋徽宗年间米 芾巧取御砚的故事,其情节是:
  一天,宋徽宗和蔡京在良岳讲论书法,还把米芾召来,请他书写一组大 条幅,并指着书桌上的端砚让米芾使用。米芾写好条幅后,捧着端砚跪下请 求说:“这方砚已经被我玷污,不适合再供皇上使用了,请指示怎么办?” 徽宗大笑,把砚赏赐给他。米芾行礼拜谢,马上抱着砚快步走出来。他高兴 得手舞足蹈,连墨汁污沾了袍袖也顾不得了。徽宗对蔡京说:“人家叫他米 颠不是没有原因的。”
  宋徽宗赵佶在历史上实在不是个好皇帝。他任用蔡京、童贯等人主持国 政,贪污横暴,滥增捐税,他自己又是穷奢极欲,极尽享受之能事。米芾为 他写条幅的所在地良岳,就是他搜刮江南奇花怪石,即《水浒传》中所描写 的“花石纲”,动员无数民工筑成的土山园林。正因为这样,北宋末年民不 聊生,农民起义不绝,导致金兵入关。靖康之乱,赵佶难辞其咎,最后他和 儿子宋钦宗赵桓双双被金兵俘虏,客死黑龙江的依兰城,写下了历史上可耻 的一笔。
然而,这么一个丧权辱国的皇帝,在文化上却是个书画大家。他的绘画
重视写生,以精工逼真著称,工花鸟。相传他作画时用生漆点鸟的眼睛,使 之十分生动。他的真书学薛曜,自称“瘦金书”,确是别具一格,颇享盛名 的。还因为他是个书画行家,在位期间,他重视发展书画艺术,涌现了不少 人才,米芾就是他召用的书画学博士,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 米芾画山水不求工细,多作水墨点染,突破了勾廓加皴的传统技法,开创了 独特风格。“米派”山水对后世直至今天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从文化 史上看,宋徽宗又是个有贡献的皇帝。
看来,宋徽宗赵佶不是当皇帝的料子。当皇帝就是要任用贤才,要善于
治理国家,赵佶在这方面恰恰是昏庸无能的。可是在书画艺术上,他却有独 特的见解与才能。如果当年他不是皇帝而仅是一个书画家,却别有一个圣明 之士做皇帝,也许北宋末年这一段历史就会改观。
可惜历史是无法改变的,这仅仅是设想而已。只是从中悟出一点道理,
即人各有所长,扬其长而避其短,应是用人的普遍规律。封建时代的臣民当 然无法选择皇帝。而今天选用干部似乎不应再出现弃长扬短的局面了。

多立“警策”之言


  宋人范正敏在他的《遯斋闲览》中谈到一则故事:都官郎中张先,以乐 章名噪一时,工部尚书宋祁很佩服他的文才,特地去拜访他,命随从先行通 报说:“尚书要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张先听到后,立即从屏风后 面喊道:“莫非是‘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来了。”遂出来迎接,并备酒款 待宋祁,两人谈得十分欢洽。范正敏在此加了一句评语说:“盖二人所举, 皆其警策也。”
  何谓“警策”?晋代著名文艺理论家陆机在他的《文赋》中写道:“立 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按现代语言解释,即指在作品中居显要地位, 对于主题的表达或作品内涵的揭示,能起“点睛”作用,并能给读者以深刻 印象的句子,也就是通常我们所称的“警句”。
  警句飞来,全文生色。这是被无数文学实践所证实了的。张先就是因为 在他的一阙《天仙子》中,写出了“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名句,誉满宋朝文 坛。同样,宋祁的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使他留下了一首《玉楼春》, 从而在文学史上占了一席之地。岁月流逝,时过境迁,对于某些文学作品通 篇说的是什么,也许我们早已淡忘,然而,其中有些句子却深烙在记忆中, 挥之不去,常忆常新,时而跳出来使笔底生辉。这就是“警句”的效用。
且看一些文学大家笔下的“警策”之言。
  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第四幕中,写出泰门议论金钱的一段话:“这 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 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
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莫泊桑写《一生》的结尾,由萝莎自语地说出:“您瞧,人生从来不像
意想中那么好,也不像意想中那么坏。”引导读者对女主人约娜作出应有的
结论。
  鲁迅在《故乡》中描述故乡凋蔽的情景后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 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至于英国诗人雪莱在《西风歌》中的名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被赋予的涵义,早已远远超出原作的初意了。
  警句来自作家深邃的洞察力,厚实的文学素养,体现作家的思想高度, 从而使作品赢得最广大的读者而垂世不朽。
愿我们的作家多立“警策”之言!

从永乐迁都谈北京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也是历史上元、明、清三朝的国都所在。据史书记 载,北京这一名称,是明永乐年间定的。
  1368 年,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本来定都南京。永乐元年(1403 年), 明成祖朱棣夺位登极,将他做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建北京,即 今北京市。永乐十九年(1421 年),将国都正式由南京迁至北京。今天史学 家们谈起此事,都说是适应了当时全国统一形势的需要。北京人更是津津乐 道,以此为荣。但在迁都当时却遭到不少人的反对,特别是迁都当年北京皇 宫中一场大火,差点儿将北京的国都地位给烧掉。
  明人朱国桢在他的《涌潼小品》中说到:永乐十八年,三殿(即今太和 殿、中和殿、保和殿)竣工,明成祖召漏刻博士胡奫占卜。胡卜算了一会后, 跪下说:明年某月某日午时,三殿将被大火烧毁。成祖大怒,将他囚禁起来, 到了这一天,狱卒报告午时已过,并未发生火灾。胡奫就服毒而死。不料到 了午时三刻,三大殿果然起火被焚,成祖听了十分惋惜。
  这场大火发生在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日,距迁都仅四个月,起因是由于 雷击。胡奫未卜先知的一番言语,当然不足为信,但迁都未久发生这场灾祸, 在当时只能说成是“天意”,是大不吉利的事。按照传统习惯,皇帝就要“修 省求言”,于是朱棣就下诏,命群臣“直陈阙失”。谁知真有那么一群不识 时务的官吏,乘机大讲“迁都北京非便”,并进而攻击朝政,从而引起一场 政治风波。
其实,早在登基之初,朱棣就有迁都的设想。到永乐十九年才正式迁都,
这时已做了充分准备。由于朱棣是于洪武十三年封燕王,就藩北平的,到登 上皇位,前后有 23 年生活在北京,其间两次出塞征战,登极后又多次亲征漠 北,体会到迁都之必要。他在位时,又疏通了漕运,造浅船三千余艘,实现 了南粮北运,介决了北方粮食的供应问题。因此,当三大殿造好后,迁都的 条件便已成熟,他的设想立即得到了朝廷中主要官吏的支持。
然而,由于朱棣是“篡弑”登位的,就封建程序来说,他本身就不合法,
加上迁都北京,对那些抱着“祖制”不改的人、眷恋江南故土不肯离去的人、 政治上的反对派,都不那么有利。这场大火正好给他们反对迁都提供口实, 纷纷上书弹劾。支持迁都者仗着皇帝撑腰,也不相让。于是朱棣只得命双方 跪在午门外质辩,形成一场大辩论。密谋迁都的户部尚书夏原吉见事情这样 闹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为保证迁都初的政治稳定,他出来承担责任,朱棣 怒有所解,事情才平息下去。
  自永乐迁都至今,五百多年过去了。除民国期间定都南京外,北京始终 是我国国都所在。特别是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首都 定为北京,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北京这名字已成为伟大中国的象征, 为全世界人民所景仰和崇敬,北京话也成了全国规范化标准语言的基础。北 京正在散发越来越夺目的光辉。这也许是当初永乐皇帝迁都时所未曾预料的 吧!
  
《永乐大典》“散”“聚”所想到的


  在一本汇集知识竞赛试题及答案的书籍中,看到这样一个题目:世界上 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是什么?答案之一是:我国明代的《永乐大典》。
  确实,《永乐大典》——这部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08)编成的大 型类书,广收各类图书 7,800 种,全书约 22,877 卷,凡例、目录 60 卷, 分装 11,095 册,共约 3.7 亿多字。全书按韵目分列单字,按单字依次辑入 与此字相联系的各项文史记载,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北剧、 南戏、平话、工技、农艺、医学等等,上起先秦,下达明初,统会古今,包 罗万象,堪称一部百科全书,说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一点也不过分。 嘉靖、隆庆年间,又依永乐时所缮正本另摹副本一份。
  然而,正像我们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一样,《永乐大典》在问世后的数 百年中也历遭劫难,命运坎坷,正本早已失踪,究竟亡佚于何时,至今没有 个准确的说法,辞书上只写“约毁于明亡之际”。副本在清咸丰年间也渐渐 散佚。特别是 1900 年八国联军入京,这在近代史上,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永乐大典》也在此时遭到了最大的厄运,存世副本的绝大部分被焚毁,未 毁的几乎全被劫走。据《文物天地》最近一期刊文介绍,当时,有的竟被打 成小捆当做支垫枪炮的沙袋,狼藉遍地。有人居然在马槽旁拾到 10 册《永乐 大典》,一些西方的“有识之士”则趁机偷挟或哄骗收买,作为“战利品” 携带回国。这部煌煌巨著就此肢离破碎却又被视作瑰宝分藏于世界各国的公 私书库。经过这场浩劫,它几乎丧失殆尽。到了清末,原藏只存下 64 册。
由 11000 多册到 64 册,损失何其惨重。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使这部珍
贵典籍重返故土“团聚”,有关方面就开始着手收集残存的《永乐大典》。 据统计:国内主要收藏单位北京图书馆藏 110 册,其他图书馆和私家藏 60 册;而散佚国外的却有 250 册。其中日本 55 册,美国 45 册,英国 38 册。经 过一番努力,国内的公私藏家纷纷捐献珍藏卷册,流散国外的《永乐大典》 也有一部分“物归原主”。前后为 67 册。现今幸存于世的《永乐大典》共约
370 余册,北京图书馆馆藏已增至 216 册。上海图书馆藏 1 册,合计我国收
藏 217 册。其余的 100 余册散存在 10 多个国家的 30 多个公私收藏家手中。
1960 年中华书局曾根据历年征集到的 730 卷,影印出版。最近又将前 730 卷 重印并增加新征集到的 65 卷,合计 795 卷,占现存总数约 800 卷的 99%。 这可以说是存世《永乐大典》最完备的影印本了。
《永乐大典》的散与聚所反映的虽说是一部巨著的命运,实际上也体现
我们中华民族的遭际。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里,《永乐大典》的命运必然 是“散”,只有国家强盛、民族扬眉吐气之时,它才有“聚”的可能。纵然 如此,也难以恢复历史的原貌了。据统计,而今存世的《永乐大典》残卷, 不过占原书的百分之四。它虽仍具有极高的文献研究价值,但毕竟是全豹之 一斑了。

《落花诗册》与唐寅


  假日去吴县探亲访友,顺路参观刚修复不久的唐寅墓,购得文物出版社 近年影印出版的唐寅手书《落花诗册》一本。书中所收 30 首诗内容虽大多反 映了封建士大夫感物伤怀的情绪,但书法严谨,风格丰润灵活,俊逸秀丽。 翻阅之余,真有点爱不释手呢。
  唐寅字伯虎,记得少年时每逢暑假到舅家小住,晚饭后坐在院子内纳凉, 总有一位女瞽者手持三弦,沿家说书弹唱。《三笑》就是她的一个拿手节目。 每天一段。她说得有声有色,我听得如痴如醉。唐伯虎这个名字,就是这样 印入脑海的。他点秋香的故事在当时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实这全是 后人所杜撰。据考证,秋香确有其人,真名叫作林奴儿,是南京的一个妓女, 她比唐寅大十几岁,而唐寅为秋香卖身华府的那位老爷华太师,历史上虽实 有其人,籍贯是无锡,但他比唐寅要小 27 岁,他中进士时唐寅已亡故三年, 他做太师时,唐寅的棺木已朽。因而点秋香的故事在史实上无法成立。
然而,唐伯虎这个人倒确是才华卓绝,身世凄凉。他于明代成化六年(公
元 1470 年)出生在苏州府吴县的一个商人家庭。自幼刻苦读书,学习书画,
29 岁考中解元,次年在北京会试时,因科场案牵连入狱,关了 10 个月,后 被罢黜。当时南昌宁王朱宸濠蓄志夺取皇位,拉拢名士,用重金聘他到南昌。 他到南昌后,发现了朱宸濠的意图,便伪装颠狂,后被宁王遣返原籍。嘉靖 二年十二月(1523 年)卒于故里,时年 54 岁。
政治上遭到打击后,促使唐伯虎埋头于诗文、书画的创作。他在苏州桃
花坞筑了一个桃花庵,与当时著名的文人、画家周臣、沈周、文徵明、仇英、 祝允明等人过从甚密,悉心探讨诗文书画艺术,技艺突飞猛晋。特别是绘画 颇负盛名,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并列画坛,被称为明代四大家。唐寅墓就 选择了桃花庵的旧址,其中六如堂内陈列了他的数幅代表作,有《秋风纨扇 图》、《牡丹仕女图》、《高山奇树图》??虽说是复制品,由于裱工精巧, 猛看之下,竟也能乱真。
晚年的唐伯虎生活清苦,住在故里过着十分落魄的生活。《落花诗》就
是这一时期他与沈周、文徵明、徐祯卿等人唱和所作,诗的内容实际上反映 了他中年以后郁郁不得志的心情和出世思想。他自号六如居士。在唐寅墓前, 讲解员张岚——一位 19 岁的苏州姑娘——解释了“六如的出典”,系取自《金 刚经》中“一切有如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尽管唐 寅才华横溢,但在封建社会中他怀才不遇,遭受沦弃,从而崇佛悟禅,看起 来似乎是超脱出世了,实际上是愤世。唐寅的身世遭际反映了封建制度对人 才的压抑,而他得以成为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和书画家,恐怕又和他不幸的遭 际分不开。

金圣叹与他的《全集》


  案头放着一部江苏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金圣叹全集》,淡灰色的封 面印着浅浅的木刻印本字迹,上端“金圣叹全集”5 个深墨绿色的篆体显得 十分雅致醒目。虽说厚厚 4 册,由于印刷讲究,装帧精美,读来并不吃力, 反而给人以一种美好的精神享受。
  我知道金圣叹这个名字最早是由于读了他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一 部《水浒传》在他独具慧眼的评点下,令人有爱不释手之感。他的评点不同 于传统的文学观点,能发人之所未发,见解深刻独到,不仅谈内容,还分析 艺术特色,阐明小说在善于观察事物,使用恰如其分的语言,塑造人物形象, 描绘人物性格——诸如 108 将各不相同的性格、气质、形态、声口的高度技 巧等方面,以及各得其妙的特点。他为《水浒传》总结倒插法、夹叙法、草 蛇灰线法等十余种“文法”,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又读了他评点 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及批杜甫诗,那洞开的思想,横溢的才气,隽秀的 文笔,夜里常吸引我读而忘寝。金圣叹的名字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文艺 理论一大家,也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了。
  然而,这么一个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卓有贡献的评点大师,生前却极不 得意。他生于明末清初,11 岁就博览群书,读过《诗经》、《离骚》、《妙 法莲华经》和《水浒传》等书,堪称是个神童。由于受明末进步文化思潮的 感染,他鄙视道学,性情怪诞,狂放不羁,言论大胆,在八股盛行,科举热 门的时代,无意仕进,专心批书著述,批的又是为当世所看轻的小说、戏曲 等冷门货,处境当然好不了,只能是穷困一世。到了 53 岁那年,还因为民请 命,参加了反抗官吏贪污的“哭庙案”,被清朝统治者砍了头。
金圣叹的一生可说是个悲剧,身后的日子也不好过。三百余年来,对他
的评价始终是贬褒不一,一直延续到今天。由于家贫,他的著作生前刻印得 很少,身后由他的后人补刻了数种,大部分都流散了。刊行较多的是《第五 才子书水浒传》和《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他的哲学、历史著述和文学创作 较为少见,有的只有几篇,有的只存篇目。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封建文化专制 造成的悲剧之一。
尽管这样,金圣叹对后世的影响还是不可忽视的。他提倡小说戏曲比李
贽、袁宏道、冯梦龙、凌濛初更激进。中国小说评点派,开创人是李贽,而 金圣叹可说是集大成者。后来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毛宗岗父子评点《三 国演义》、脂砚斋评点《红楼梦》,都受了他的影响。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 少不了要研究金圣叹。江苏古籍出版社将他存世的著作包括金批《水浒传》、
《西厢记》、古文批评和哲学论著、诗歌评论和《唐才子诗》、《杜诗解》、
《才子书汇编》、《沉吟楼诗选》汇成全集,对学术界来说,确实是做了一 件很有意义的大好事。

《纲鉴》与《通俗演义》


  《纲鉴易知录》是一部简略的编年史通史。记得少年时,父亲就推荐这 部书,说是要认识中国,不妨读读《纲鉴》。那上面有纲有目,从盘古到明 末,中国发生的大事都有记载。出于好奇,我捧来读了,的确浅显易懂,一 个暑假,读完了上下两大本。后来进大学文科,学中国通史觉得毫不费力, 恐怕还要归功于少年时读《纲鉴》打下的底子。
  最近看到了浙江人民出版社重刊的古籍《廿四史通俗演义》,发现这部 书是以《纲鉴》为基础的,纪事也是起自盘古,终于明末,共 23 卷 40 回。 后面另 3 卷 4 回是记历朝的年号、格言、博物志、原始选异及天时的晴雨水 旱,风俗的贞淫美恶,可读性同样很高。正是由于它是以《纲鉴》为本编著 的,激起我将两书对照比较的兴趣。
  《廿四史通俗演义》部分采用《纲鉴》旧文,但夏商以前,其它书所载 愈少,书中记叙则愈益详尽,甚至有从野史、山海经及某些传记中选择材料 加以补充的。其他史书介绍较多的史料,则记载从略,仅叙述其大势大体。 至于离奇怪异之事,如盘古开天地,共工氏头触不周山,女娲氏炼石补天, 夏禹治水,后羿射日,嫦娥奔月,诸如此类的神话故事,则记述得颇为详细。 这是它有别于《纲鉴》的一大特色。
另一个特色是,这本书前面附有绣像图数十幅,其内容包括“有巢构木
为巢”、“燧人钻木取火”、“神农教民稼穑”等。书中每一回目后则冠以 含义旷达的诗词。例如第 12 回“九州中,诸国列,并入强秦”。诗曰:“野 草闲花遍地愁,龙争虎斗几时休;贤愚千载知谁是,贵贱同归土一丘。”词 曰:“检尽残黍断简,细评千古英雄。功名富贵笑谈中,回首一场春梦。昨 日香车宝马,今朝禾黍秋风。谁强谁弱总成空。傀儡棚中搬弄。”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可似使我们鉴古知今,增加不少为人处事的经验。
生为中国人,对祖国五千多年历史有个概括的了解,这似乎是不在话下的话。 然而,面对那一大套几十本厚厚的廿四史,真像身涉大海,茫在津涯,要读 完毕竟不是一件易事。纂辑家们就简删繁,提纲挈领式地引导读者了解历史 的一个大概,这项工作应是十分值得肯定的。更何况经过纂辑家们的辛勤劳 动,一部廿四史竟变得那么生动可读了。
《纲鉴易知录》的纂辑者是编《古文观止》的清人吴楚材,共 107 卷,
编成于康熙五十年(1711 年)。《廿四史通俗演义》编著者是清人吕抚,年 代当然要比前者迟得多。两书虽然都宣扬了封建的正统思想,有些选材也并 不那么准确完美,但作为通俗史书来看,内容都那么深入浅出,发人深省。 在今天,也同样有它的可读性,确实很值得后来者从中借鉴。

远见卓识之举


  在出版界十分讲究经济效益的今天,读到了三联书店新近出版的《章太 炎生平与学术》一书,颇有点感到意外。
  章太炎是对中国政治和文化起过推动作用的近代民主革命家和思想家。 尽管他在学术方面,无论经史辞章,声韵文字,都卓然成家,在学术史上有 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他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 要比在学术史上的还要大。就像鲁迅说过的,许多人知道章太炎的名字,并 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而是他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为邹容《革命军》 作序,由此他触怒了清廷,被捕监禁于上海西牢。
事实也正是如此。记得在大学里读新闻史,教授在讲台上谈到太炎先生
1903 年这段惊天动地的经历时,可说是声容并重,令人激动不已。课后我即 奔图书馆借阅太炎先生的著作,不料一部《訄书》就难倒了我,那晦涩古奥 的文字,即便借助字典也难以读通读懂,终于没有坚持读下去。可是,他那 首《狱中赠邹容》的白话诗:“邹容吾小弟,被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 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却至今 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就是这位太炎先生,由于一生经历复杂和特殊,自 1936 年谢世至今,半
个多世纪中,引来各种各样不同的评价。他的政治足迹遍历 19 世纪的中法战 争直至 20 世纪的抗日战争,几乎参与了这个时代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每一个政 治事件。他的思想是那么繁复丰富,著述又是这么宏博多样,文字却是那样 怪僻难懂。这一切给人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不少的困难,争议也在所难免。 例如,关于他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各派史家观点大致相同,而对 1908—1912 年他与孙中山先生的争执,特别是民国成立之后他的地位和表现,史学界分 歧就不小。研究中国近代史、思想史、政治史、文学史,当然少不了章太炎。 如何正确评价这个人物,就成了当前学术界不可回避的课题。
近年来,太炎先生的著作得到了全面的整理和有计划的出版,学术界对
他的研究工作,也在进一步展开。也许正是出于这层考虑,三联书店出版了 这本书。书中选辑了半个世纪以来海内外学者有关的学术论文和其他资料, 给全面客观地研究章太炎,总结这一段历史教训,继承这一份文化遗产,提 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然而,正如编者章也驰在前言中所说,这本书不可能是一本畅销书。如
果单纯从经济效益出发,出版这样一本学术味浓重的书籍肯定赚不了什么 钱,甚至可能会赔本。三联书店却并不这样想,从本书封底上介绍的书目看, 除了这本书外,这家出版社已出或将出的书还有:《励耘书屋问学记》(史 学家陈垣的治学)、《量守庐学记》(黄侃的学术与生平)、《完美的人格》
(朱自清的治学与为人)、《郑天挺学记》等。单读书名几乎就可以断定, 这些书都不可能是畅销书,但学术价值及其影响当不可估量。三联书店着眼 于此,为弘扬中华文化,繁荣学术研究而这样做,确为远见卓识之举。

曾国藩《家书》提供的信息


  从朋友处看到新出的《曾国藩全集·家书》,灰面黑字,厚厚两册,借 来翻阅之余不禁有些想法。
  新版《家书》共收曾国藩致祖父母、父母、叔父母、诸弟、妻、子的信 件共 1459 封。时间从清道光二十年到同治十年。信件内容包罗万象,既谈国 事,又谈家事;既说政局,评论人物,又讲读书治学。篇幅都不长,读来并 不费力。
  记得还是刚迈进中学大门的时候,国文课上就听老师讲解过《曾文正公 家书》中的若干篇,内容大都是关于读书治学和为人处世方面的。而今从新 版《家书》中重读这些篇章,觉得记忆犹新。
  例如《家书》一册 48 页有一段讲读书,曾国藩主张“第一要有志,第二 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 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家书》二册 1422 页中,他还讲了读 书为学的方法:“一曰看生书宜求速,不宜多阅则太陋;一曰温旧宜求熟, 不背诵则易忘;一曰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一曰作 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曾国藩在《家书》 中,还屡屡以“戒骄奢”、“恶安逸”告诫子孙辈,有些见解反映了他家教 之严和修身处世之道,今天读来也无可非议。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褒贬毁誉天壤地别的一个人物,从“历史伟人曾
文正公”到“汉奸刽子手曾剃头”,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从不同观点出发, 对他作出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确实,他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首凶”, 从李鸿章到蒋介石都把他崇奉为楷模,说他是某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似乎并 不过分。
然而,他的思想和“道德文章”对后来一两代很大一批政治舞台上的人
物和知识分子,又产生过很大影响。例如他告诫后代:“富贵之家终岁逸乐, 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则天下最不平之 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反映他作为封建道统的维护者,也确有他 为一般人所不及的见识。任何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物,都不可能是绝 对的完人,或绝对的坏蛋。就这层意义上来说,这个人物值得很好研究。
《家书》是曾国藩的家乡湖南出版的。朋友告诉我,收藏在湖南省图书
馆的湘乡曾氏家藏的奏稿抄件、家书原件、抄件及曾国藩致僚属友朋函札原 件、抄件,就有一千多万字。现在重新整理编辑出版的《曾国藩全集》比刻 本《曾文正公全集》,字数要增加一倍。我以为,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学 术信息。历史毕竟已翻过去一百多年,曾国藩及其在政治上的继承者的时代, 也已一去不复返了。此时此地,再来客观、冷静、实事求是地评价曾国藩, 是时候了。

王国维研究的“入”与“出”


  王国维在他所著的《人间词话》中论及诗人的修养时,有两句传诵一时 的名句,即:“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 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后来俞平伯先生为重印《人间词话》写 的序言中,曾经引申这两句话的意思说:“作文艺批评。一在能体会,二在 能超脱。必须身居局中,局中人知甘苦,又须身处局外,局外人有公论。” 专治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加拿大籍华裔学者叶嘉莹在她的专著《王国维及其 文学批评》中更提出,研究王国维本身,也应该本着这种精神。读来颇有启 发。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一位杰出的学者。他生前在西方哲学和文学、古文字、 古器物、古史地等方面的研究考证中,卓有成就。他的治学精神一直为后来 者所景仰。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大学者,却于 1927 年 6 月 2 日在北京颐和园 鱼藻轩前的湖水中,自沉身亡。王国维之死震惊了当时的学术界,而他身后 留下的两个难以解答的疑问,更困惑了学术界达半个多世纪之久。
  一是他早期治学的途径,是致力于西方哲学和文学的研究,写出了:《〈红 楼梦〉评论》、《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等不朽的著作,而后期则转 而为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的考证研究,他的这一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另一是他以 51 岁的盛年,学术研究事业正当如日中天的时候,却突然轻
生,走上了自杀的途径,其原因又是什么? 五六十年来,关于这两个问题,研究者众多,见诸书刊报章的学术文章
也不少,但众说纷纭,至今未有令人满意的答案。原因又在哪里?!
  叶嘉莹教授在书中分析了三点:一是因为王国维死于一个政治环境非常 复杂的时代,其同时代的人,有的因政治立场不同,各从自己的私见出发作 出种种推断;有的则因个人有所顾忌,而不肯做实事求是的分析。二是时代 较晚的人,则又因为对于当时促使王国维改变治学途径及置王国维于死地的 复杂环境已有所隔膜,因而不能有深切的体会,同时又因尊重王国维在学术 研究方面的成就,不愿以政治背景损害其学术地位,因而在研究中对当对的 复杂政治背景有意避而不谈。三是因为王国维治学途径的转变及自沉而死, 有其特殊的理想和意志,如对他的人格和为人缺乏正确深入的了解,也就无 法体会他彼时彼地的处境,这就无法触及他所以如此做的实质。所以,她提 出对王国维的研究也要“入乎局中”,“出乎局外”。
我理介“入乎局中”,是否就是要求对王国维当时的复杂处境,及其内
心作一番设身处地的还原式地探索;“出乎局外”,就是要求对王国维的研 究持客观公允态度,不抱任何政治偏见。这样,也许能对王国维这样一位生 于文化激变时代的大学者当时的矛盾痛苦心境,有比较深切的体会与认识, 进而对他治学途径的转化以及其轻生自沉的原因,得出更加符合客观实际的 结论。
  既“入”得,又“出“得。对王国维的研究需要这样的精神,对其他人 物的研究,又何尝不需要这样的精神呢?!
  
国外学者与中国晚清史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教授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买来已多时,一 直搁置书架未看。近日夜间稍空,信手翻翻,觉得还是很看得下去的。有些 章节还引起了兴趣,如“魏源——经世致用论与今文学研究的范例”。
  这一节谈到为何把魏源在 19 世纪早期思想界影响比做更早时期顾炎武 或戴震对思想界的影响,由于在魏源身上看到他是集 19 世纪初一切主要思潮 于一身的人,通过对魏源生平及《皇朝经世文编》的分析,说明这个人不仅 是一位经世致用论作者和今文学的拥护者,而且也是他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变 化的一面镜子,他提出以改革来加强国家的呼吁,就决非偶然。
  剑桥历史丛书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剑桥中国史》是其组成部 分,其中第十卷和第十一卷,起自清代的道光,止于辛亥革命,内容涉及晚 清时代。由于这两卷能够自成体系,可以单独成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 将它们编译出版,定名为《剑桥中国晚清史》。它的出版有助于促进中外学 术交流,是很有意义的。
  费正清教授在前言中谈到,中国的文明史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史 涉及的方面广泛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范围稍小而已。事实 也是如此。中国历史记载浩如烟海,历史科学方面许多世纪来一直高度发展 和成熟。国外学者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充分利用了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
《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就有不少地方可供参考,特别是某些国内不常见到的
材料。
  然而,由于它是国外学者编著的,其中也有某些观点和提法,并不完全 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部著作的编译者就明确表示,书中有些提法就不能 苟同,例如正文和插图中都有所谓“中国本土(本部)”、“满洲”、“清 朝治理区”等等。再如,地图中疆界的画法,地点的位置和名称,原书也存 在错误和问题(如图一、图二均缺南海诸岛;图二的川藏界画在大渡河一带; 边境上两国共有的河流未能尽按共有的惯例绘制,等等),内容与插图前后 也不尽一致。这些问题说明,编著该书的外国学者尽管都是对中国历史研究 有素的中国通,但由于他们毕竟不是具体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对中国的 了解终究有其局限,研究中发生这样那样的差错,也在所难免。
令人注意的是,在对待这类问题上,编译者并没有简单的回避或随意改
动,而是“原样照译或复印”,对各章撰写者不尽一致的“立言”,也照译 不误,留给读者“自行鉴别”。我以为,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既然书的原貌 就是如此,改动反而失真,相信读者自有鉴别力,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当然,最根本的做法是,中国自己也应该拿出一部材料更为殷实权威, 观点立论更符合中国历史真实的著作,让读者从中获得更其科学的历史知
识。

近代稗史之集大成者


  素来爱读稗官野史,原因无他,主要是易读好看。许多正史中未见记载 的故事、传闻、人物轶事??在稗史中屡见不鲜,而且不乏流畅生动、颇具 风采的文字,读来十分引人入胜。可惜自己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工作者,许 多孤本秘籍无缘问津。而今,面前摆着五大辑洋洋数百万字的《近代稗海》, 我的欣喜之情,是可以想见的。
  稗史名称来源于《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其 实,汉代的所谓小说,和今天文艺作品中的小说,纯属两码事。它是指“街 谈巷议,其细碎之言也”。由于“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 因而,它并非虚构,而是当朝当代发生的实事,具有史料价值。之所以称为 稗史,只不过它“异于正史,犹野生之稗别于禾”也。
  这部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巨著,仿照明代商濬编《稗海》的前例, 收集原始文献和私家著述,编为史料丛书,所以叫做《近代稗海》。书中广 泛收集了近代通史和革命史的资料,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史料, 不仅为专业史学研究人员提供翔实可靠的近代史研究参考资料,而且也给我 们这些史学爱好者提供了阅读方便。
就以第一辑而言,就收集了王照的《方家园杂咏纪事》。这是一部记载
晚清轶闻的记事诗,共二十首,除戊戌变法外,大都记义和团运动。高树的
《金銮琐记》是以记事诗体裁记叙清末的宫廷情况。岑春煊的《乐斋漫笔》, 对清末官场的腐败,及作者与奕劻、袁世凯等人的矛盾记述颇详。胡思敬的
《国闻备乘》,记载清末的掌故、轶事,叙事翔实,是研究清末政治的有价
值的参考资料。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记述了作者一生的经历和耳闻目 睹之事,涉及戊戌变法、袁世凯向荣禄告密、戊戌六君子被害、义和团运动, 以及慈禧太后西逃等等事件。聂士成的《东游纪程》是作者考察东三省边境 地区的实地调查报告,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至于《梅楞章京笔记》和《革命 史谭》则是两本反映辛亥革命的笔记,前者是丁士源所写的随军笔记,其中 记述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的军事部署,尤为详细。后者是陆丹林写的叙述辛 亥革命掌故的笔记,举凡史实考订、党人轶事、人物传记等等,都记载得具 体翔实。这两本笔记对于研究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很有参考价值。
研究历史科学最要紧的是大量占有资料,只有在丰富而殷实的史料基础
上,才能鉴别真伪,考订虚实,校勘舛误,从而提出比较符合客观史实的观 点。《近代稗海》的编者正是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所收的著作选材都经过 鉴别,不收伪品,并尽量在每种资料之前加上按语,说明其来源、版本、内 容要点、作者情况和应注意的地方。这些著作多是原件稿本、抄本、孤本、 罕见的印本,以及除大图书馆外一般难找的刊本,更显得弥足珍贵。这套书 的装帧也给人以庄重厚实感。真是好书在手,焉得不喜!

梨园血缘之研究与文化史


  饶有趣味地读完了《中国伶人的血缘之研究》,不禁为这部中国文化史 上独一无二的学术著作叫好。同时,在掩卷之余,不免也生发出一些遐想。 这部 20 万字的著作,是潘光旦于半个世纪前写成的,1941 年 9 月初版。
今年 2 月,商务印书馆为纪念建馆 90 周年重新影印了多种学术著作,此书即 其中的一种,总共印了 2000 本。作者在前言中自叙对音乐、戏剧从没有表示 过爱好,昆曲,生平听过一次,京剧,生平看过两次。然而,这个自诩为外 行的学者,却写了这样一部研究艺人血缘关系的著作,试图通过对艺人的研 究来探索人才问题,其精神颇令人钦佩。
  作者选择了京剧艺人作为人才研究的对象。其原因概括起来大致有这么 两点:一、京剧艺人的史料因时代比较近,容易搜集;二、京剧艺人的社会 地位和别种人才的社会地位显著不同,他们一面受人“捧场”,一面却受人 歧视,在社会上形成一个特殊阶层。这个阶层在心理和生活两方面,都呈现 一种与社会“隔离”的现象,有利于研究者进行研究探讨。所谓“隔离”表 现在两方面:即社会的与心理的;生物的和血缘的,以及造成圈子内婚配的 状况。
虽是一部十分专门的学术著作,但由于材料翔实,涉及的人物大多为人
所熟知,读来十分有趣。书中对京剧发展一百余年的历史作了深入调查。从 地理分布上看,京剧艺人的籍贯比较集中在河北、江苏、安徽、湖北、山东 等省。太平天国以后逐渐北迁,其艺术流派大多形成于北京。在婚姻关系上, 作者通过对一百七八十个京剧艺人家系的血缘关系、婚姻状况,以及所扮演 角色的调查,列出了 10 幅血缘纲图,显示了京剧艺人之间密切的婚姻关系。 在此基础上,又选择了 60 多个家系作深入的调查研究,细致地观察了前代京 剧艺人的遗传因素和气质熏陶对后代艺人的影响,从而提出了京剧艺人中出 现的“奕世蝉联”的倾向。
例如著名文武老生谭叫天家系中,四代共有 11 个京剧艺人,其中第二代
3 人兼文武老生,第三代 3 人专演武生,到著名京剧艺术家谭富英这一代, 则专演老生。而享誉海内外的另一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则出自旦角家系。 梅氏三代都演旦角,梅巧玲、梅明瑞、梅兰芳,祖孙父子衣钵相传,十分突 出。梅巧玲和梅兰芳的地位,在我国戏剧史上早已确立无疑。梅兰芳之父梅 明瑞 22 岁便已去世,他在艺术上很早便有相当造诣。据说他的形象和梅兰芳 酷似,一双眼睛,最为传神。京剧艺术家、著名武生盖叫天家系两代 5 人中,
有 3 人是武生。梨园世家,家学渊源,既有生理上的遗传因素,例如嗓音, 身材,外形及体质,更有气质上的熏陶。透过这一个个家系的分析,说明人 才的脱颖而出绝非偶然。
  作者在书中一再申明,研究京剧艺人的血缘关系等问题,其目的是为了 了解京剧人才问题的症结所在。他提出要提高艺人的人格与尊重艺人的职 业,扩大艺人婚姻选择的范围,使社会中具有艺术素质的人都能在这一界得 到培养发展,施展才能。这些观点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中国伶人的血缘之研究》出版至今已逾半个世纪,其间中国大陆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者在书中所提的歧视艺人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然而, 读读这本书,了解中国艺人的过去,对于探索今天艺术人才的形成规律,恐 怕不无裨益。由此还联想到,中国文化史方面甚多,又何止一个京剧艺人史,
  
如果有志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能广为开拓,写出若干部这样的研究专著,在 文化建设上无疑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贡献。

名人与书 金圣叹评作品与规律


  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在《西厢记》的批注中,曾经写下他 觉得平生最快乐的时刻,一共 33 则,其中有几则看来颇为细小,例如:
筐中无意间忽然觅得故人手迹; 看人作擘窠大书; 推纸窗放蜂出去; 作县官,每日打退堂鼓时; 看人放风筝断了线,风筝飞去; 还债毕;
读《虬髯客传》; 夏日早起,看人于松棚下,锯大竹作筒用。
  尽管引发的事物内容不同,却都能引起他的“不亦快哉”的心绪,而细 细推敲起来,其中仿佛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轻松”。轻松和愉快两 词总是连系在一起的,心理上的轻松造成情绪上的愉快,这似乎已是一种规 律。
金圣叹是明末的诸生,入清后,以哭庙案被杀。他早年就有才名,善释
书。曾以评点《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与《西 厢》合称六才子书,他对后两种书的释注批改,尤为文学批评史上所瞩目, 其中许多论点,由于点出了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性,为后人所重视,并经常 引用。关于《水浒》的人物性格论,就是其中之一。
金圣叹在评点中说,《水浒》所叙,叙 108 人。“人有其性格,人有其
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从性格、气质、形状、声口各方面予以 分析比较《水浒》的众多人物形象,并提出“相形对等”的观点,要求在人 物性格对比中刻画性格,如“要衬宋江奸诈,不觉写李逵真率”、“要衬石 秀尖利,不觉写杨雄糊涂”。这就道出了性格在塑造人物形象中的作用,有 着普遍的规律性。
然而,金圣叹的文学批评并不一概而论,而是根据不同的艺术样式,提
出不同的要求。在《西厢记》的释点中,他就不强调“相形对写”,而提出 了“众云托月”的观点。如在《惊艳》一折的总批中说:“亦尝观于烘云托 云之法乎?欲画月也,月不可画,因而画云。画云者,意不在于云也,意不 在于云者,意因在于月也。然而意必在于云焉,于云略失则重,或略失则轻, 是云病也,云病即月病也。”
  这是因为《西厢记》和《水浒》不同,《水浒》中人物各有其独立性, 缺乏一个众星托月式的中心人物。而《西厢记》故事则是围绕张生和崔莺莺 的爱情主题而展开的,莺莺是主要人物形象,除她之外的人物形象,包括张 生、红娘的存在,都是为了烘托莺莺这个主要人物。如果抽去了对莺莺的烘 托作用,他们自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烘云托月”论正由于道 出了这一类艺术样式的创作规律,同样引起后人的注意。
  辞书上解释,所谓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它 是反复起作用的。只有对十分丰富的现象进行分析研究,从感性认识上升到 理性认识,才能认识规律。显而易见,金圣叹评点作品的特点正是如此。
  
张岱忆梦与逆境成才


  《西湖七月半》是晚明散文家张岱的一篇脍炙人口的杰作。文章写杭州 西湖七月半之夜,看月者纷至沓来,然而,月亮并没有什么好看的,倒是看 月的人值得一看。张岱以极其活泼生动的文字,描绘了形形色色的看月的人: 一种是,“楼船箫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傒,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
不见月者”; 一种是,“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环坐露台,左
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 一种是,“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
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 一种是,“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路入人丛??
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也看,而实无一看者”; 一种是,“小船轻晃,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 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
者”。
  寥寥数笔,将五类看月者的身分、地位、社会层次、音容笑貌及彼时彼 地的神情心态,刻画得入骨三分,更从描写看月者的活动中反射出当时多采 的社会生活和美丽的湖光月色,使
全文显得真实生动。
  《西湖七月半》收在张岱的《陶庵梦忆》中。这本笔记所忆都是作者昔 日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内容涉及茶楼酒肆,歌馆舞榭,说书演戏,放灯迎神, 养鸟斗鸡,打猎阅武,山水风景,文物古迹,工艺书画??几乎社会生活和 风俗人情的方方面面,都有所反映。无论是记事、抒情、写景,还是写群俗、 传赞,都短小活泼,文笔流丽清新,富有诗意。信手翻阅,从字里行间可以 领略作者描绘的晚明社会的风光色彩,这不仅是一种文字上的享受,还增长 了不少知识。
曹雪芹写《红楼梦》于家道败落之后,“十载辛苦,十载披阅”,而后
成书。比他早几十年的张岱也是在失意贫困之中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出身 仕宦家庭,陶庵是他的号,早年过着精舍骏马、鲜衣美食、斗鸡臂鹰、弹筝 咏诗的贵公子生活。明亡之后,他避居山中,“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 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饮”。过着如此窘迫的生活, 却以著书为乐,藉以保持他的高傲品质。他的十余种著作都是在国破家亡之 后写成的。文字间虽难免流露出某些感伤消沉的情调,更多的却流泻出他对 故国乡土的追恋和热爱。至今,我们还可以从他传世的《陶庵梦忆》、《西 湖梦寻》、《琅嬛文集》及《石匮书后集》等数种著作中感受到这一点。
  张岱与曹雪芹的遭际并不完全一样,所写作品也难以等同。然而,有一 点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个人生活的突变——从富裕得意忽然堕入衣食不 足。如果终其一生都过着声色犬马的奢靡生活,他们也许不致于会产生写梦、 忆梦、寻梦这样的念头吧!
这么看来,逆境成才之说也许是不无道理的。

《梦溪笔谈》与沈括的豁达


  夜读沈括的《梦溪笔谈》,不禁为作者博大精深的学识和独创的见解而 叫绝,这部诞生于北宋年间的著作,于遗文旧典文章技艺以至小说家言,无 所不包;天文地理乐律象数之类,尤其专门精到。可说是真知灼见,比比皆 是。
  例如,作者路过太行山,看到断崖的壁上密嵌着螺蚌壳和鹅卵石,根据 这些古生物遗迹,他正确断定了太行山地区的海陆变迁;在陕西延州,他发 现河岸崩地数十尺,地下有类似竹笋的化石,他不仅作了详细记载,明确指 出它们是古代动植物的遗迹,而且还由此作出了“旷古以前,地卑气湿而宜 竹”的科学推断,这一推说比西方最早论述化石真实性的达·芬奇早了 400 多年。
  至于在数学、天文学、医药学方面的独创性研究,更是不胜枚举。无怪 乎英国学者李约瑟要把这部书称之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日本数学家 三上义夫研究《梦溪笔谈》后,从数学方面评价说:“总之沈括这个人物, 在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唯中国出了这一个人。”
  《梦溪笔谈》确实反映了沈括的文武全材,博学多能。然而,翻阅史籍, 沈括写作《梦溪笔谈》的过程和精神,却也给人以颇多的启发。
沈括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生于公元 1031 年,逝于 1095 年。他支
持王安石变法,担任过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方面的重要职务,颇有建树, 晚年因受政敌诬陷,在贬谪管制多年之后,才获准自由选择润州(今江苏镇 江)梦溪休居。此时的他,由于被贬,外受士大夫辈的歧视,内被悍妇凌虐, 处境可谓孤独矣,但他却并不以为苦,另辟蹊径,从精神上寻找乐趣。他把 古人陶渊明、白居易、李约称为“三悦”,把琴棋禅墨茶酒吟谈等称为“九 客”。对这“九客”,他不是一般的欣赏,而是进入角色去研究。特别对所 谓“谈”,他有独特的理解。他说:“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萧然移日, 所与谈者唯笔与砚而已。”就这样,他闭门与笔砚交谈,尽平生观察实践积 累之所得,写出了这样一部闪烁着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光辉的名著。
正是由于沈括有了那么一种退而不休的豁达感人精神,才给中华民族留
下了这一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而这一点,对我们民族来说,又何尝不是一 种可贵的精神财富!

王韬晚年的一本小说集


  从朋友处读到岳麓书社出版的另一部新书——文言小说《淞滨琐话》, 作者是王韬。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并不陌生,记得当年读中国报刊史时就曾读 到过他的生平事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早年曾献策进攻太平军,后来又 上书太平军遭到政府通缉,为此亡命香港,又从香港出游欧洲,从而大开眼 界,返港后即组织“中华印务总局”,创办《循环日报》。以后出游东洋, 从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的巨大变化中得到启发,形成了他坚持变法自强的改 良主义思想。
  《淞滨琐话》这部书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提到过,但未作详 细介绍。前言说到,这部短篇小说集写于作者的晚年。这时,他的人生态度 已趋于颓唐,但形成于青中年时期的进步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书中仍有 鲜明的体现。翻阅全书,印象果然。虽是小说,作者的政治见解以及对现实 的不满情绪,时有流露。《因循岛》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篇。
  小说虚构了一个远在“不知几千万里之外的岛国”,那里“黄沙无际, 草木不生”,居民“面黄肌瘦,悴容可掬,若久病者”,各级官僚大多是“专 食人脂膏”的狼怪,一个县官的为政之道竟是:“但求上有佳名,不妨下无 德政。直者曲之,曲者直之。逢迎存于一心,酬应通乎百变。”作者极其生 动地描绘了一群当政者的丑恶面目,象征黑暗腐朽已濒临崩溃边缘的清帝 国,在当时有其进步意义。
小说集还以较多的篇幅反映妇女的生活,塑造了一些女性特别是下层女
性的艺术形象,《魏月波》是颇有光彩的一篇。女主人公魏月波突破封建道 德的约束,大胆地追求爱情,但未能如愿,被迫委身于一个流氓无赖,在受 尽折磨后沦为妓女。一贵公子始则贪其美色买她作妾,继则因她连生三女而 未生子,对她弃若敝屣。她最后万念俱灰,遁入空门当了尼姑。小说以生动 的笔触塑造了魏月波这个艺术形象,并点出造成这位少女一生悲剧的根源, 在于万恶的封建社会。读来颇为感人。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短篇小说集在艺术上也有它的独到之处。全书共收
文言短篇小说 30 余篇,每篇长不过数千字,短的只有几百字,其中不少篇章 构思巧妙,情节曲折,有些人物塑造得颇为生动。小说的语言也另有一功, 在散文中杂以骈偶,常常以诗、词、曲穿插其间,文笔流畅洒脱,颇有可读 性。
然而,由于作品写成于作者的晚年,书中的不少糟粕反映了作者晚年的
消极而颓废的世界观。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为:一是反复宣扬生死轮回的迷信 思想;二是大量渲染了封建文人们沉缅酒色的腐朽生活。即便是一些写得比 较成功的作品中,也是精华、糟粕交织,这就影响了这部小说集的思想艺术 价值,较之《聊斋志异》,它当然要大大逊色了。

王国维与自然科学


  王国维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素来名闻遐迩,然而,读《静安文集》及一些 有关的材料,发现他青年时代与自然科学也有一段不浅的机缘,他早年的翻 译活动涉及物理学、数学、动物学、农学、地理学等各个领域,这却是鲜为 人知的。
  王国维的翻译活动和他的学习生活密不可分。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 中,王国维谈到,他 1877 年生于浙江海宁,先受私塾教育,中过晚清秀才, 由于家境不佳,“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无力供他游学深造,因而在
22 岁那年不得不到上海谋出路,起初在《时务报》任书记校雠之职。1892
年 2 月,罗振玉等组织上海农学会,由于缺乏翻译外文书刊的人才,于是成 立东文学社,聘请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为教师,培养中国学生。 王国维每天下午去东文学社学习 3 小时。以后《时务报》停办,王国维承担 东文学社庶务工作,得以免缴学费在东文学社半工半读。第二年,东文学社 又开数学、物理学、化学、英文等课程,该社所译的农学和其他科学书籍陆 续问世。外籍译者以藤田丰八为代表,中国译者以桐乡人沈纮居多,其他新 秀陆续涌现,王国维也在这时初露锋芒。
1900 年由江南总农会印行的“农学丛书”第二集中,收有“日本农学士
池田日升三述,海宁王国维译”的《农事会要》一书,第 7 集中,刊登王国 维独立翻译的中等教育译本《动物学教科书》两卷,原编者是日本理科大学 教授理学博士饭岛魁。他的另一译作是日本藤泽利嘉太郎著的《算术条目及 教授法》两卷,于 1901 年由教育世界出版,这些译著在顾燮光的《译书经眼 录》中都有所记载。
后来王国维由罗振玉资助东渡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打算攻读自然科学,
所以到东京后,白天学英文,晚上到物理学校学数学。在日本耽了四五个月 后,王国维因病提前回国,从此他踏上了自学成才的道路。
据《译书经眼录》记载,王国维曾翻译《日本地理志》一卷,由上海金
粟斋出版。1901 至 1902 年间,王国维对西方哲学有兴趣,决定从事哲学研 究。他的读书指导就是藤田丰八。这位日本学者虽学文,却译过《物理学》, 在东文学社又教过数学,农学译著更多,看来是个博学多识之士。他对王国 维的治学道路影响颇大。1903 年,王国维任南通、苏州师范学堂的教习,讲 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等课程,同时还写了不少文章,于 1905 年结集出版, 即《静安文集》。
  在《静安文集·论性》部分,他提到“质力之不灭无论何人未有能反对 之者也”,“质力不灭”也就是物理学中的能量守恒原理。这是 19 世纪三四 十年代五个国家,六七种不同专业的十几位科学家,从各方面不同研究所发 现的。其中较重要的有德国医生迈尔、英国物理学家焦耳、德国物理学家兼 生物学家赫尔霍姆兹等。赫尔霍姆兹全面论证能量守恒原理的著名论文《活 力的守恒》,是由王国维第一个译成中文并介绍给中国学术界的。这篇译名 为《势力不灭论》的文章,被收入教育世界 1903 年稍后出版的“科学丛书”
第 2 集。
  《静安文集》还记载了王国维青年时代科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他在《论 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就认为数学及物理学“为最确定的知识”,并论及 我国传统科学的长处及短处,并指出“同治及光绪初年之留学欧美者,皆以
  
海军制造业为主,其次法律而已,以纯科学专其家者,独无所闻。”事实正 是如此,直至 20 世纪初,出国留学生中才有专攻科学而成为专家的。
  王国维可说是中国学术界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后来转向研究文史 哲,晚年更一头扎进文物考古。如果不是后来的转向,而是继续对自然学科 的学习和研究,也许他会成为我国早期一位出色的自然科学家呢!
  
弘一法师的认真


  我是怀着一种崇敬而近乎虔诚的心情,读完《弘一法师书信》(三联书 店出版)的。
  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我知道这个名字,是在四十年代读小学时的一次 音乐课上。当年的那位音乐老师对李叔同敬佩得五体投地。他不仅焚香弹琴 教我们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还给我们讲了许多李叔同 的故事。他怎么女扮男装演《茶花女》啊,他在音乐上是如何主张推陈出新 挖掘民族音乐素材啊,等等,等等。那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
  50 年代进了大学文科,进而知道李叔同是一位美术教育家,在艺术上的 成就是多方面的:诗词、书法、绘画、篆刻、戏剧、音乐,几乎无一不精。 这么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为什么要出家去当和尚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近年陆续读到一些关于他的传记文学作品,对他的生平、经历、抱负以 及婚恋等等,有了一些较为系统的了解,对他以出家追求内心的解脱,似乎 也有了一些理解。但总觉得脱不了消极遁世的干系。直至读了这本《书信》 集,对他以出家作为精神寄托及肉体归宿的内涵,仿佛多了那么一点认识。 那就是李叔同之成为弘一法师,正是出于他对生活的极度认真。
诚如编者在此书的序言中说:书信是一个人的生活实录。要知道一个人
的思想感情、学术观点、交游爱好与待人接物的态度,最好是看他与人来往 的书信。这部书信集共收弘一法师书简 700 多通,无论是长篇累牍或是短札 数语,都是他出家前后的真情流露。其中指导刘质平治学处世与为人的书札, 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思想感情及处世态度,更加显得可贵。
刘质平是弘一法师在俗时执教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与丰子恺并列
为弘一法师的二大弟子。丰子恺精于绘画,刘质平擅长音乐。刘于浙一师毕 业后赴日本专攻音乐,最后一年因学费不继等种种原因,心情沮丧,甚至消 极悲观。弘一法师得知后给他写信指出:“人生多艰,‘不如意事常八九’, 吾人于此,当镇定精神,勉于苦中寻乐;若处处拘泥,徒劳脑力,无济于事, 适自苦耳。”他还择录若干古人修养格言寄刘质平,要他“读之,胸中必另 有一番境界”。待刘质平情绪稍稳,他又写信鼓励说:“君之志气甚佳,将 来必可为吾国人吐一口气。”并十分具体地指导刘质平如何为人处世,即: 宜重卫生,俾免中途辍学;宜慎出场演出,免人之妒忌;宜慎交游,免生无 谓之是非;勿躐等急进;勿心浮气躁;宜信仰宗教,以求精神上之安乐。从 各方面开导他,并以“务实循序”四字相赠,正告他“太锐者恐难持久”, 而心太高则“是灰心的根源”。不仅有言,且有行。他节省开支,按月汇款, 资助刘质平完成学业。
  这种对人生的极度认真态度,贯串在他给刘质平的 90 余通信札之中。也 就在这个时期,他流露自己不久“将入山为佛弟子”的心愿。他认为刘如果 一味像现在这样“遇事忧虑,自寻苦恼,恐不久将神经混杂,得不治之疾。?? 苦学无成,反攻恶果。”如不能痛改此习“不如抛却世事,入山为佛弟子较 为安定也”。可见他对出家的独特理解,他对人生积极而兼有宗教信仰,希 望藉宗教以平衡心态,进而悟出真正道理,再为世人作出贡献。
  弘一法师一生清风亮节,为人称道。1980 年他诞生 100 周年时,北京曾 举办他的书画、金石、音乐展,朱光潜先生写纪念文章说:“佛终生说法, 都是为救济众生。他正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读弘一法师的书札,不
  
难看到他出家后的精神状态。无论是寥寥数语,或细字数十行,纵然极为随 便,依然极为整齐,极讲究美观,认真之极。弘一法师的书法被誉为精品中 之逸品。印成铅字后,虽无法欣赏他每封书札的书法之美,但从信中所说或 撰歌曲计划,或裁制衣服之尺寸,或写件之裱褙,甚或写一张牛皮纸、一条 绳索之微,无一不反映他之严肃认真的态度。即便在印刷品中夹带书信这样 一件小事,他在书札中早就详述其弊而反对之。从他的书简中,又哪有一点 消极遁世的痕迹。
  今年是法师诞生 110 周年。有关他的纪念活动时见报道。在他诸多的美 好品质中学习什么呢?读了书简,我想首先是“认真”二字。
  
《域外小说集》与其重刊
陋室翻书录的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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