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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下册)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下册分中国历史人口地理、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和 中国历史城市地理三编,共七章,48 万字,分别叙述历代户籍制度、人口增 耗、统计不实和历代确实人口数字的再估算;历代疆域、政区的变迁,清代 我国疆域的最后确立,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历代长城的修建;长 安、洛阳、开封、南京、临安、北京等故都的先后兴起及其布局规模;古代 广州、扬州、宁波、泉州、上海、天津等沿海重要港口的兴替等等,并附有 地图 126 幅。
  本书可选用为大专院校中国历史地理课程的教材或主要参考用书,对有 关研究方面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可以作为一般图书馆和有关工作者常备的 参考书、工具书。
上册为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和中国历史经济地理两编,已经出版。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下册)

第三编 中国历史人口地理

第十章 历史时期人口的发展(上) 第一节 历史早期中原及其周围地区的人口
一、夏、商、周三代人口的稀少

1.早期奴隶制国家夏朝人口的稀疏
  我国历史上约建立于公元前廿一世纪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 据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记载:“及禹平水土,还为九州,今《禹贡》 是也。是以其时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二十四顷,定垦者九百三 十万六千二十四顷,不垦者千五百万二千顷。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 二十三人”①。
  以考订精审著称的历代典章制度专著《通典》与《通考》,对皇甫谧所 言不加置疑,全文照录。后世史家更相沿不废,直至近年一些论著中仍继续 沿用。有学者将《帝王世纪》所述夏禹人口视为“世界各国最古人口数字之 一”②,还有人认为皇甫谧系采自《汲冢纪年》,并引《左传》“禹会诸侯于 涂山,执玉帛者万国”③及《尚书·尧典》“协和万国”的记载,解释“万国” 为“一万个部落”,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人,即平均每个部落一千三百五十五 人,从而确认《帝王世纪》所云绝对可信,并把它视为“永垂青史的历史见 证”④。
按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系当时学者为实现大一统的理想,
假托大禹治水划分九州,并非大禹时的实际。《禹贡》作者于每州分叙其山 川、湖泊、土壤、物产以至田赋等级及贡品运道等地理现象,无不纷然并陈, 独不敢言及人口,及司马迁作《史记》,充分利用皇家所藏全部典籍,但有 关禹的记述,亦多照录《尚书》,无所补益。晚于《禹贡》成书时代六、七 百年之久的皇甫谧,又如何得知二千三百余年前大禹时的人口数呢?
皇甫谧系三国时人,卒于西晋太康三年(282 年)①,《汲冢纪年》于其
去世的前一年才出土②,经卫桓、束皙译注后始得流传。皇甫谧是不可能利用 到的,何况传世的汲冢书并无有关夏禹的人口记录。至于《尚书·尧典》所 谓“万国”,其数字不可拘泥,正如《大誓》“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③, 古人万、亿、兆等字寓意为众、多,不可视为实数。
夏朝统治力量所直接控制的仅限于以今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而《帝 王世纪》所云其时垦地达 9,306,024 顷,甚至比《汉书·地理志》所载的 疆域比传说中的九州大得多的西汉元始二年(公元 2 年)垦田数 8,270,536



① 《续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引《帝王世纪》。
② 胡焕庸:《中国人口史提要》,《人口研究论文集》第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年版。
③ 《左传》哀公七年。
④ 张一凡:《关于舜禹时代的人口》,《人口研究》,1985 年 6 期。
① 《晋书》卷五一《皇甫谧传》。
② 《晋书》卷五一《束皙传》。
③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

顷还要多,其夸张失实已显而易见。况且刚由原始部落的松懈联盟过渡到早 期奴隶制国家的夏朝,在当时政治结构和社会生产力的条件下,也不可能有 如此甚至精确到个位数的人口与耕地统计。皇甫谧所云显系出于虚构,不可 凭信。
  夏代人口已无可考。当少康中兴开始依附于有虞氏时,据《左传》记载: “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杜注:“方十里为成,五百人为旅”④。其后少康 即依靠这支军事力量,攻灭了夺取夏后氏领导地位的寒浞的两个儿子浇和 豷,“复禹之绩”,可见当时人口不会很多。
  夏末统治者淫乱暴虐,社会动乱迭起,“而诸侯多畔(叛)”①,加上商 人在东方的兴起,夏王朝被迫退居到山西南部周初称为“夏虚”的地方。史 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②。其活动范 围已祗限于今晋、豫、陕三省交界处的狭小地区。《帝王世纪》云:“孔甲 之至桀行暴,诸侯相兼,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方于涂山,十损其 七”③。所谓十损其七,也只是一种蠡测之词,但说明夏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区 已大为缩小,最后又经历了商灭夏的战争,末期人口当更为稀少。
2.商朝人口增长的迟缓
  约公元前十六世纪商王朝建立后,随着奴隶国家的发展与强大,奴隶主 统治者通过对周边各部落之间的战争掠夺奴隶和财产,卜辞中常出现“获 羌”、“执羌”、“多羌”等俘获羌人的记录。在对羌人一次规模最大的战 争中,曾出动兵员一万三千人④。甲骨文记载:“丁酉贞:王作三■(师); 右、中、左”⑤。每师约万人,三军共三万余人。
但是商朝人口的增长率很低,卜辞中屡有“伐羌”、“伐妾”,即将奴
隶用于人祭、人殉的记载。在部分已著录的甲骨文资料中,有关人祭的卜辞 即达 1,992 条⑥。如武丁死后“用三百羌于丁”⑦,最多的一次有五百个奴隶 用于人祭⑧。1976 年,在安阳武官村北殷王陵墓区发现的奴隶祭祀坑所埋奴 隶遗骨近两千具⑨。奴隶的生命被视如草芥,其人口自然增长率极低,甚至经 常出现负数。而商代对外战争频繁,仅武丁时期卜辞中为伐工方而占卜的记 录即达三百多次,也大大影响承担兵役的自由民人口的增殖。惟有奴隶主贵 族为了使自己统治长存,“万年维王”①,希望“多子孙甲”②,以“奉先思 孝”③,才重视人口的繁衍。《帝王世纪》在论及商代人口时谓:“殷因于夏,



④ 《左传》哀公元年。
① 《史记》卷二《夏本纪》。
② 《史纪》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
③ 《续汉书·郡国志》一刘昭引《帝王世纪》。
④ 《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310 片:“辛已卜,贞:登帚(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羌”。
⑤ 《殷契粹编》597。
⑥ 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文物》,1974 年 7 期。
⑦ 《殷契卜辞》245。
⑧ 《续卜》10574:“用五百仆”。
⑨ 《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 年 1 期。
① 《尚书·梓材》。
② 《殷墟书契后编》卷下,一四叶一断片。
③ 《尚书·商书·太甲中》。

六百余载,其间损益,书策不存,无以考之”④。《通典》、《通考》因亦不 见转录。
  商期后期,统治阶级极端腐朽,“靡(莫)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 夜”⑤,为满足其高度的物质享受,不惜“坏宫室以为汗池,民无所安息,弃 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⑥。为了勒索贡赋,“纣克东夷而陨其身”⑦。 周成王所看到的殷代社会,已是一片“麋鹿在牧,蜚鸿遍野”⑧的景象。当“周 公相武王,诛纣伐奄”时,竟至“驱虎、豹、犀、象而远之”⑨,其人口的稀 少更可想见。
3.西周人口发展仍处于低水平上
  建立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是我国奴隶制逐步走向衰亡的时期。周 人已较少将奴隶用于作人祭、人殉的牺牲品,并开始注意人口的蕃衍。如“太 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 使“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⑩。《诗经》“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11),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12),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女
子生育的鼓励和歌颂。 西周初期的人口,据《帝王世纪》记载:“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错,
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万一千人,周之极盛也” (13)。《通典》记载亦同(14)。按西周建国之初,对原商朝地区的控制,仍
力有不逮。周公相成王,为了巩固其统治,不得不实行“封藩建卫”,即“封
建亲戚以藩屏周”。这还是一种较原始的部落殖民,并未形成后世那样连成 一片的疆域,不可能有这样多的人口和如此周密的人口调查。
《周礼》记载西周时已建立全国人口调查的“大比”制度:“司民掌登
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 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 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 治”①。《周礼》一书,近人参照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考订,乃成书于战国 时代。其所记载周王朝人口统计制度之完备,实出自后人的设想,并非西周 典章制度的实录,同样不可为据。
西周初武王伐纣,有兵车三百乘,士卒四万五千人,虎贲(冲锋兵)三
千人,即攻入朝歌灭商②。周公时有“宗周六师”(又称“西六师”)戍守镐 京,“成周八师”(又称“东八师”)监视殷商顽民③。据《周礼》一师为二 千五百人④,总数亦不过三万五千。又《诗经》:“绰彼甫田,岁取十千”⑤,



④ 《续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引《帝王世纪》。
⑤ 《诗经·大雅·荡之什》。
⑥ 《孟子·滕文公》下。
⑦ 《左传》昭公十一年。
⑧ 《逸周书·度邑解》。
⑨ 《孟子·滕文公》下。
⑩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① 《周礼·秋官司寇·司民》。
② 《史记》卷四《周本纪》。
③ 见金文《禹鼎》、《■壶》等铭文。
④ 《周礼·夏官·司马》。

为天子在公田服役的农夫不过万人,以上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人口的稀少。
  《帝王世纪》在说明周公时期的人口为“周之极盛也”之后,续云:“其 后七十余岁,天下无事,民弥以息”⑥。既称“民弥以息”,则人口当续有增 长,即使年平均增长率为 1‰,则七十多年后,人口也会增加近十分之一。 说明皇甫谧的记载本身就是矛盾的。古人奉大禹、周公为圣人,出于崇德报 功的心理,对其政绩每作过高的称颂,后世学者在儒家的正统观念下,只要 是附会在大禹、周公身上的事,即不予也不敢置疑。从西周后期天子有六军, 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总计七万五千人,倍于周公之时,也可证实皇甫谧所 言的谬误。
  西周末期,周宣王邑舅申伯于谢(今河南唐河南),以式南国,而谢土 初辟,文物未具,召伯为之平原■,彻土田。又封弟桓公友于郑(今陕西华 县东),郑土多草莱,“斩之蓬、蒿、藜、藿”,以事开辟①。封韩奕于韩(今 山西河津东北),韩土犹未开化,逐土著之貊而从事垦殖。谢、郑、韩地处 中原,尚且荒僻如此,至于东方的齐国“地潟卤,人民寡”②,农业还很落后, 南方楚都郢(今湖北江陵)更是“辟开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 林”③的未开发的处女地。
  周宣王时期,由于奴隶逃亡和国人暴动,井田大多变成“维莠骄骄”的 荒地。宣王被迫取消每年去千亩原(今山西介休境)举行春耕和秋收的祭天 仪式,史称“不籍千亩”④。又宣王三十九年(前 789 年)在千亩原败于姜戎, “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⑤。为补充兵源和增加财赋收入而进行了我 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仲山父谏阻说:“民不可料也??无 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⑥。耽心因成丁逃亡严重,一旦调查出来,将在诸侯 面前暴露了周王的虚弱。从“不籍千亩”和“民不可料”,直接反映了处于 深刻危机中的西周王朝末期,国家在籍人口的稀少。

二、春秋至战国时期人口发展的转折

1.春秋时期仍是“土旷民稀”
公元前 770 年进入诸侯分裂割据的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莫 不将增加人口作为第一要务。孔子说:“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⑦,提 倡施仁政于民,“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①。管子主张“相地而衰征, 则民不移”②。墨子将二十而娶,十五而嫁视为“圣王之法”③。为广招徕,



⑤ 《诗经·小雅·甫田》。
⑥ 《续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引《帝王世纪》。
① 《左传》昭公十六年。
②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③ 《左传》昭公十二年。
④ 《国语·周语上》。
⑤ 《国语·周语上》。
⑥ 《国语·周语上》。
⑦ 《礼记·杂记下》。
① 《论语·子路》。
② 《国语·齐语》。

越王勾践对“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④。 但春秋时期大国争霸给各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中原地区的小国负担
更为沉重。如周灵王七年(前 565 年)楚伐郑,晋师来救,处于两大之间的 郑国,只得“牺牲玉帛,待于二境”⑤。每次会盟之后,各国都要向称霸的大 国进行贡献,“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⑥。每贡献一次,用车百辆, 千人护送,以致“民力雕尽”、“劳疲死转”、“道殣相望”。直接因战争 而付出的代价更为沉重。如周定王十三年(前 594 年)楚围宋时,造成“易 子而食,折骸以爨”⑦的惨剧。使社会生产遭到破坏和阻碍了人口的发展。
  从城邑的规模来看,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 众,无过三千家者”⑧。周平王四十九年(前 722 年),郑大夫祭仲说:“都 城过百雉,国之害也”⑨,按雉高一丈,长三丈,百雉当为三百丈,正与前说 相符。周惠王十七年(前 660 年),卫国(今河南濮阳南)破于狄,“卫之 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加上共(今河南辉县)、膝(今山东膝县西南) 两地也只有五千人⑩。卫是中原地区的重要国家,孔子一次偕弟子冉有去卫, 见其人口众多,不禁赞叹道:“庶矣哉”(11),为数尚且如此稀少,其他诸
侯国也就不难想见。
  《帝王世纪》记载:“平王东迁,三十余载,至齐桓公二年,周庄王之 十三年(前 684 年),五千里内,非天王九傧之御,自世子公侯以下至于庶 民,凡千一百八十四万七千人”(12)。《通典》记载略同(13)。按自平王东
迁,王畿所在仅及今河南省西部跨大河南北地方六百里。王畿以外的诸侯国
各自为政,周王室又怎能对五千里内“世子公侯以下至于庶民”进行如此规 模的人口普查呢?其说也同样不可为据。
春秋时常以兵车若干乘作为国家大小的标志。据《司马法》,兵车一乘,
马四匹,甲士十人,步兵二十人。每兵车五乘有辎重车一乘,后勤兵二十五 人。前述卫国被狄攻破时有兵车三十乘,全国五千人约每五人中有一人服兵 役。依此类推,大的诸侯国即千乘之国,人口约在 17 万左右,最大的晋国兵 车四千乘,人口也不超过 70 万。春秋后期各诸侯国估计共有兵车二万五千 乘,则有士兵 87.5 万,总人口约 450 万左右,仅及皇甫谧所云 38%①。
春秋晚期在诸侯国“广土众民”的政策下,人口当有所增加,这从各国
新修了一些大的城池一事,也可得到反映。郑国的京、栎,宋国的萧、毫, 齐国的渠丘,卫国的蒲、戚等城,对各诸侯国来说,甚至形成“末大必折、




③ 《墨子·节用上》。
④ 《国语·楚语上》。
⑤ 《左传》襄公八年。
⑥ 《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⑦ 《左传》宣公十五年。
⑧ 《战国策·赵策》。
⑨ 《左传》隐公元年。
⑩ 《左传》闵公二年。
① 尚志发:《春秋后期人口新证》(载《求是学刊》1984 年 2 期)一文,也以兵车数为依据推算春秋后期 的人口,但因引证史料及计算欠当,得出七千万至一亿人口的惊人数字,比皇甫谧还要夸大四至七倍,其 说更不足取。

尾大不掉”,而有“害于国”②的威胁,但“土旷民稀”的根本局面仍未改变。 如宋(今河南商丘)、郑(今河南新郑)两国之间,仍有大片空地,约当今 河南杞县、通许与陈留镇的三角地区,周敬王三十七年(前 483 年),郑国 子产与宋国相约“勿有是”③。次年郑战败宋,仍“以六邑为虚”④。说明当 时人口稀少,双方均感劳力缺乏而听任其荒废。宋、郑等中原地区的重要国 家尚且如此,其他国家更可想而知了。
2.战国时期人口的急剧上升
  我国先秦时期的人口,到战国时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飞跃,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地区开发与居民点的密布 战国时期封建制取代奴隶制,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由于铁
器牛耕在农业上的广泛使用,既促进了农田的大量开垦,又提高了耕作技术, 社会经济大大发展,使春秋时期原散于各国之间的“隙地”,陆续得到开发。 大小城邑和新的居民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千丈之城,万家之邑 相望也”①,“三里之城,七里之廓”②比比皆是。时齐国已是“邻邑相望”③, “鸡鸣狗吠之声相闻,而达乎四境”④;魏国则“庐田庑舍,曾无刍牧牛马之 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异于三军之众”⑤。又齐国孟尝 君封于薛(今山东微山东北),有户六万⑥;秦吕不韦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 十万户”,有“家僮(奴仆)万人”,“食客三千”⑦。从封地户口之众,也 反映了当时人口的稠密。
(2)都、邑的兴起与繁荣
战国时期各国都城的规模很大,齐都“临淄之中七万户”,大街之上, “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⑧,反映了封建社会早 期城市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繁华景象。据考古发掘,当时临淄由大小二城组 成,大城周二十公里,小城周五公里,“面朝后市”,规模宏伟。赵都邯郸、 韩都郑、燕下都武阳等几座战国古都遗址,也颇具规模,都有手工业作坊和 市场,反映了战国时期大城市“百工居肆”⑨、商业繁盛的面貌。其他见于记 载的如楚都郢“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⑩。魏 都大梁、宋都睢阳、楚都陈及寿春均因鸿沟水系的开凿,成为重要的经济都 会而被定为国都。卫都濮阳因地处濮水之北,交通便利,为三晋及齐货物的



② 《左传》昭公十一年。
③ 《左传》哀公十二年。杜注:“俱弃之”。
④ 《左传》哀公十三年。杜注:“空虚之,各不有”。
① 《战国策·赵策》。
② 《孟子·公孙丑下》。
③ 《庄子·胠箧》。
④ 《孟子·公孙丑上》。
⑤ 《战国策·魏策》。
⑥ 《史记》卷七五《孟尝君传》。
⑦ 《史记》卷八五《吕不韦传》。
⑧ 《战国策·齐策》。
⑨ 《论语·子张》。
⑩ 《太平御览》卷七七六引桓谭:《新论》。

集散地,而成为人口集中的繁荣城市。 其他还有许多大商业城市的兴起,如燕之涿、蓟,魏之温、轵,韩之荥
阳,楚之宛,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指成周洛阳、东周巩二城)等,无不 “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①。其中宛是著名的冶铁手工业和繁荣的商业城 市,至东汉时人口冠于全国。又宋的陶邑地当菏、济之交,“诸侯四通”, 成为“货物所交易”的“天下之中”②,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人口众多, 到西汉时以定陶为中心的济阴郡,成为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一个郡。
(3)兼并战争规模的扩大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相互争雄,征战频仍。初期战争的规模一般不超过几
万人,如周显王五年(前 364 年),魏军在石门(今陕西三原)之役败于秦, 被歼六万人。到中期,则一次战役投入的兵力常达数十万。如周赧王二十二 年(前 293 年)秦将白起在伊阙(今河南洛阳南)一役,消灭韩、魏联军二 十四万人;五十五年(前 260 年)的长平(今山西高平)之战,秦、赵、韩 三国动员兵力更在百万以上,秦将白起生俘并全部坑死赵军达四十万之众。 战争的方式也由车阵和正面冲击战发展为大规模的车、步、骑兵混合的运动 战。大国之间兼并战争的规模,反映了战国后期人口迅速增长的程度。
(4)先秦诸子人口思想的演变 战国前期,先秦诸子提出了许多发展人口的主张。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
物孟子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③,把蕃衍后代看作是人们“奉
先思孝”的首要前提,要求成年男女及时婚配,做到“内无怨女,外无旷夫”
①。荀子也强调:“士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②。各国统 治者对人口增殖极为重视,秦商鞅公然以邻为壑,“徕三晋之民”③,魏国不 得不颁布“奔命律”及“户律”以进行抵制。魏惠王并以“邻国之民不加少, 寡人之民不加多”④而深为忧虑。但此时对人口增长的论述,已不同于春秋时 期。由于人口的繁衍,商鞅在提倡增加人口时,已指出人口与土地必须保持 平衡的问题:“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 主张“民胜其地者,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⑤。他并提出保持人口与土地 二者平衡的比例:“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 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 并称之为“制土分民之律”⑥。
到了战国后期,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云及当代人口时,谓古者“人
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祖 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




① 桓宽:《盐铁论·通有》。
②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③ 《孟子·尽心下》。
① 《孟子·梁惠王上》。
② 《荀子·致士》。
③ 《商君书·徕民》。
④ 《孟子·梁惠王上》。
⑤ 《商君书·算地》。
⑥ 《商君书·徕民》。

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⑦。韩非所在的韩国,战国早期即已“地狭而民众”, “其土不足以生其民”,到了韩非生活的时代,人口与土地不平衡的情况更 为突出,因而他一反以前思想家因人口稀少而鼓吹人口增殖的常态,为人多 而深感忧虑。从商鞅开始提出人口与土地的数量必须保持平衡,至韩非主张 人口的增长不得大于财货的增长,这些思想正是在战国时期人口大量增长的 背景下产生的。
  《帝王世纪》根据《战国策》记载的戎卒数推论战国时人口云:“考苏、 张之说,计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存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尚当千余万”⑧。
《通典》亦沿袭其说谓:“戎卒尚逾五百余万,推人口数尚当千余万”①,惟 将“存”字易为“逾”字。战国时纵横家对各国兵力的论述,飞短流长,本 不足信。苏秦初欲连横,对秦惠王说:“大王之国,??战车万乘,奋击百 万”②,当着秦王的面,对秦国兵力的描述竟如此夸张。当“秦弗用,故东合 纵”③后,他又在说魏时夸大其词,言魏有“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 二十万,厮徒十万”④。而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时,则谓:“魏地方不至千里, 卒不过三十万人”⑤,不及苏说之半。同一个张仪在上书秦惠王时说:“今秦 地形,断长续短,方数千里,名师数百万”⑥。由“奋击百万”一下子又增加 到“名师数百万”,其夸张程度更过于苏秦。皇甫谧以苏、张的外交辞令作 为依据,其本身就是不可靠的。而所称人口数仅倍于戎卒数,即两人中就有 一人服兵役,则又有悖常理。其对战国人口所作“尚当千余万”的推论显然 偏低了。
梁启超在《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一文中,亦以苏张之说为据,其对战
国人口的估算,却走上另一个极端。他估计“七雄所养兵当合七百万内外”, 并推论说:“由兵数以算户数。据苏泰说齐王云,临淄七万户,户三男子, 则临淄之卒,可得二十一万。是当时之制,大率每一户出卒三人,则七国之 众,当合二百五十余万户也。由户数以算人数。据孟子屡言八口之家,是每 户以八人为中数,则二百五十余万户,应得二千余万人也。此专以七雄推算 者,当时尚有宋、卫、中山、东西周、泗上小侯及蜀、闽、粤等,不在此数, 以此约之,当周末时,人口应不下三千万”⑦。按苏秦说齐时谓:“临淄之中 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 卒,固已二十一万矣”⑧。所谓“下户三男子”,当包括老幼在内,自不能完 全作为应役的成丁计算。又我国历代人口每户平均数大体上在五口左右,梁 氏以八口计,从而得出战国人口已有三千万的推论,又显然偏高。
范文澜“按五人出一兵”及“每户平均五人”推算,认为“七国人口总



⑦ 《韩非子·五蠹》。
⑧ 《续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引《帝王世纪》。
① 《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
② 《战国策·秦策》。
③ 《战国策·叙》。
④ 《战国策·魏策》。
⑤ 《战国策·魏策》。
⑥ 《战国策·秦策》。
⑦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十。
⑧ 《战国策·齐策》。

数约计当在二千万左右”①,其估计当比较接近于实际。

三、对先秦时期人口的总估计


  皇甫谧《帝王世纪》有关先秦时期的人口记录,从早期奴隶制国家夏王 朝到封建制初期战国,长达一千八百年期间,始终停留在一千余万人的水平 上,其乖谬失实,不言而喻。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1.5‰②。建立在原始的 生产力水平及强制性劳动基础上的奴隶社会,其人口自然增长率极低,倘为 前者之半,即 0.75‰。前述春秋后期 450 万人,则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夏王 朝初期为 135 万人,恰好是《帝王世纪》所载夏禹时 1355 万余人的十分之一。 以此类推,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商朝初期为 196 万人,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 初期为 285 万人。这一推算出来的人口数字,比较符合于我国延续达十六个 世纪之久的奴隶社会,在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和国家政治力量所能控制的范 围还很小的情况下,人口缓慢增长的基本情势。
  战国时期完成了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铁制工具的普遍运用,社会生 产力大大提高。出现了与春秋时期迥然不同的景象:从“千家之城”到“万 家之邑”;“土旷民稀”到“邻邑相望”;“地潟卤、人民寡”到“地狭民 众”;“地有余而力不足”到“其土不足以生其民”。再加上新兴的地主阶 级,通过变法运动对旧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如秦国 商鞅变法建立严密的人口上计制度,规定“竟(境)内仓、口之数”①按时上 计,使“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②,国家在籍人口由春秋后期
450 万猛增至 2,000 万。两个半世纪间增加了 3.4 倍,年平均增长率与前述
封建社会的 1.5‰正不谋而合③。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境内除周边地区少数 民族外,已有同族同文化如此庞大的人口,这在当时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它成为以后秦汉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建立的基础。

四、秦王朝的人口

1.秦代的人口统计
秦王朝在统一以前,即已有了比较完善的普查人口的上计制度。为征发 徭役的需要④,秦始皇十六年(前 231 年)“初龄男子书年”⑤,即将男子的 年龄正式列为户口登记的内容。二十六年(前 221 年)秦灭六国,结束了封 建诸侯的长期分裂割据局面,实行统一的地方行政区划——郡县制度后,全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页 199。
② 据《清宣宗实录》卷三四三,清道光二十年(1840 年)人口为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一万四千八百二十八, 系二千多年前战国末期(前 221 年)二千万人的 20.6 倍,年平均增长率为 1.5‰ 。
① 《商君书·去强》。
② 《商君书·境内》。
③ 战国末(前 221 年)二千万人为一千八百年前夏朝初期(前 21 世纪)一百三十五万人的 14.8 倍,年平 均增长率为 1.5‰ 。
④ 据《秦会要》卷一六《徭役》秦制民二十三岁即开始服役。
⑤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国四十多个郡守都直接听命于中央,更具备了当时进一步实施全国性人口调 查和统计的条件和基础。上计制度当肯定已推广及于全国。
  历史记载也证实了秦时已有全国户口资料。刘邦入咸阳时,萧何“收秦 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于是刘邦“具知天下陒塞、户口多少、强弱处, 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⑥。萧何并造石渠阁以收藏“入关所得秦之图 籍”①。以后在楚汉之争中,萧何以丞相身份留守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
②,即利用秦时留下的郡县户籍,征发士卒、粮饷。又高祖六年(前 201 年), 南过原燕国南陲曲逆县(今河北保定西南旧完县)时,“顾问御史:曲逆户 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③,御史能奏知秦时户口,都是明证。 萧何所收秦图籍,东汉班固撰《汉书·地理志》时还有所称引,西晋初 司空裴秀(224—271 年)曾说:“今秘书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④,
说明萧何所收秦图籍,可能在东汉末时亡佚,秦时人口数字因以失传。
2.对秦代人口的推测
  《帝王世纪》论及秦初人口时称:“及秦兼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杀 伤,三分居二;犹以余力,行参夷之刑,收太半之赋”⑤,同书推论战国人口 “尚当千余万”,则秦统一时人口损伤三分之二,岂不已降至四百万以下, 又哪来的余力“行参夷之刑,收太半之赋”呢?
据《史记·秦本纪》及《六国年表》,自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 312
年)至始皇十三年(前 234 年)的七十八年间,秦破六国兵所斩首虏,见于 记载的计百二十余万人,其间长平之战一役,赵国俘虏被秦将白起活埋的即 达四十万人。秦军在这次战役中也死亡过半。如果加上秦军为六国所杀的全 部人数,以及始皇十三年至秦统一的十三年间彼此伤亡的数字,因战争而直 接损耗的人数约在三百万人左右,占战国总人口两千万的百分之十五,《帝 王世纪》所谓“其所杀伤,三分居二,显然是过甚其辞了。
《帝王世纪》在论及秦始皇大事征役时又谓:“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
戍五岭五十余万,阿房、骊山七十余万,十余年间,百姓死没,相踵于路”①, 除这几项工程本身服役的人数超过一百五、六十万人外,人民为输送粮草而 “飞刍輓粟”的“转输”负担也不胜其苦,往往是“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 道”②,“丁男被甲,丁女转输”③,在“一罗屯戍,一岁力役”④的情况下, 每年征发的徭役估计在三百万人以上。秦王朝向人民征收赋税,时人形容其 横征暴敛为“头会箕敛”⑤,即按人头收税,以畚箕装取所征的谷物,再加上 秦王朝的刑罚又极为残酷,“夷三族”、“诛九族”,以致“赭衣塞路,囹



⑥ 《汉书》卷三九《萧何传》。
① 《三辅黄图》卷六。
② 《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
③ 《汉书》卷四十《陈平传》。
④ 《晋书》卷三五《裴秀传》。
⑤ 《续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引。
① 《续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引。
② 《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③ 《汉书》卷六四上《严安传》。
④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⑤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

圄成市”⑥。说明秦王朝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与压榨,已超过了社会所能承受的 程度。使社会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维持下去,除滥发徭役造成人口的大量损 耗外,人口的自然增殖率也大大降低,甚至会出现负增长。
  但是《帝王世纪》对秦代人口的叙述,只强调了秦统治者的暴政,及其 大事征役的一面,事实上,要正确估计秦代人口的状况,还必须考虑到以下 几个因素:
(1)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辽阔的疆域 秦始皇平定百越,使其统治达今浙江南部、福建、两广等地。蒙恬征匈
奴,夺回河南地及河套以北阴山一带,以及西南少数民族筰(川西南)、僰
(滇东北)、夜郎(滇东)、滇(滇池及其周围地区)、嶲、昆明(洱海及 其附近地区)等的内附,使秦王朝的领土,包括“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 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⑦的广阔范围,在这一比战 国远为辽阔的土地上,人口也必然相应有所增加。
(2)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下有利于经济和人口发展的措施 秦始皇三十一年(前 216 年)发布“使黔首自实田”的律令⑧,即允许百
姓向官府自报占有的土地,国家正式承认并保护封建土地的私有权,这就提 高了个体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秦王朝统一全国货币、度量衡、文字及广 修驰道,大大促进了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迁徙富豪及徙民实边的政策, 客观上也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殖。如灭赵后迁当地富豪于临邛
(今四川邛崃),使临邛发展成为新的冶铁业中心和新兴的商业城市。破魏
后迁富豪孔氏于南阳(今河南南阳),孔氏迁南阳后,继续经营冶铁业,“大 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以致“家致富数千金”①, 促进了南阳冶铁业的发展。至于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倘 以每户五口计,当为六十万人,原居住的人口尚不在内,使咸阳成为富商大 贾麇集的全国的商业中心。秦王朝徙民实边的人数如包括派往边境长期戍守 的戍卒在内,总数不下数十万之多,这一实边性质的移民,也大大有利于边 境的开发及人口的增殖。
(3)秦代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秦代农业生产工具有了新的发展,《淮南子·氾论训》有“为之耒耜耰 鉏”一语,“耰”为用于平土的无齿耙,“鉏”是一种除草的农具,对提高 农业生产有一定的作用。在手工业上,秦代打破了战国时期城市手工业技术 的地方封锁性,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国家已专设“铁官”管理冶铁事业②,在 集中控制下各地冶铁技术因得到彼此沟通而大大提高了。秦始皇“聚天下兵 器,铸铜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③,可见咸阳冶铜和铸铜工场规模之大。
《史记·货殖列传》谓:乌氏倮“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价”, 说明当时丝织业生产的普及并已作为商品输出,秦始皇对以贩卖织物而致富 的乌氏倮,则“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以至“礼抗万乘,名显天下”。



⑥ 《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⑦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⑧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①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②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司马迁的高祖司马昌曾任“秦主铁官”。
③ [唐]袁郊《三辅旧事》。

秦统一六国消除了封区界线的障碍,商品经济大大地发展了。由于市场扩大, 商路四通,不仅使许多旧的都市恢复了过去的繁荣,并出现了象丽邑(今陕 西临潼东)、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琅邪(今山东胶南琅邪台),临邛 等许多新兴的都市。
秦王朝所实行的以上维护统一的措施和制度,适应当时由分裂割据走向 统一的历史形势,开创了使封建的社会经济得以顺利向前发展的新局面。但 是秦始皇的所有这些作为都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之上, 因而社会生产力和人口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与增长。同时也必须看到秦始皇 正是凭借他亲手缔造的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强大力 量,得以实现他穷侈极欲,好大喜功的野心。他所征发的劳役以三百万计, 约占战国总人数两千万人的百分之十五。但服役者大多是在苛暴刑法下的“罪 人”,在形式上仍不发闾左服役。秦始皇在《琅邪刻石辞》中吹嘘“上(重) 农除末,黔首是富”,在《碣石刻石辞》中,并以“黎庶无繇,天下咸抚。 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①而自炫,说明当时人力还是有相当潜力的。 到秦二世胡亥统治时期,虽然“赋敛愈重,戍徭无已”②,但如将被迫“逃亡 山林,转为盗贼”③的流亡人民估计在内,秦末全国人口数字仍不会少于战国 盛时。







































①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② 《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
③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第二节 两汉人口大发展时期

一、西汉人口发展的三个阶段


  西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发展的时期,也是见于历史文献最早并 比较有准确的户口统计数字的时期,《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末平帝元 始二年(公元二年)的全国户口统计数,但在整个西汉时期的人口曾经历了 重大的变化,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汉初至武帝元光初年(前 206—前 134 年)人口急剧上升时期
(1)汉初人口的减耗 继秦代的苛政、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的多年战乱,以及自然灾害的
频仍,史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 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①。西汉初,“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 数,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②。汉高祖六年(前
201 年),萧何封鄼侯八千户,宣曲侯最少仅六百七十户,曹参封平阳侯户 数最多,亦不过一万零六百。较秦时吕不韦封侯十万户,仅及十分之一。人 口之萧条,于此可见。
前面提到的高祖询问曲逆户口,御史奏以“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
起,多亡匿,今见五千余户”③,亡匿人数达六分之五。《汉书》无汉初户口 记录,根据“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④的记载,说明汉初因战乱及自 然灾害而逃亡异乡,已是极普遍的现象。
《帝王世纪》论及汉初人口时说:“至汉祖定天下,民之死伤,亦数百
万,是以平城之卒,不过三十万,方之六国,五损其二”⑤,该书推断战国时 人口为千余万,“五损其二”,则汉初人口仅存六百万。杜佑《通典》因袭 其说,但改为“方之六国,十分之三”⑥。梁启超则据《史记·秦本纪》及《六 国表》所载秦汉之际人民伤亡情况,更提出“方之六国,不及二十分之一矣”
⑦,汉初人口被越说越少了。
  皇甫谧以汉高祖用于平城的兵力来推断汉初人口,本身就是错误的,高 祖七年(前 200 年)的平城之役发生于六年(前 201 年)分封诸侯之后,其 时汉廷直接统治的地区仅十几个郡,不可能动用全国的兵力,且高祖在立国 之初即下令“兵皆罢归家”①,军队已有不少复员,解甲归田,参加平城之役
的 32 万步兵,已不足以作为推论汉初人口的依据。事实上,在人口损失过半
中,如将战乱中大量逃亡脱籍的人数估算在内,则汉初实际人口估计当在 1,
500 万至 1,800 万之间。
(2)西汉前期人口的急剧上升



①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② 《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③ 《汉书》卷四○《陈平传》。
④ 《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⑤ 《续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引。
⑥ 《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
⑦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人口之统计》,《饮冰室文集》十。
① 《汉书》卷一《高帝纪》下。

  汉初社会经济的残破局面,据史载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由颜色相 同的四匹马拉的车),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②,为了恢复生产以维 持并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以汉高祖刘邦为首的西汉统治者,被迫采取了一些 比较现实的措施:
  第一,恢复农业生产秩序首先,解兵归农,组织军队复员,“兵皆罢归 家”,并“以有功劳行田宅”③,军吏士卒无爵或爵在大夫以下的,一律进爵 为大夫,给予土地使成为自耕农,从事农业生产,并免除其徭役④;战争期间, “聚保山泽,不书民数”的人民“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⑤;释放奴婢, “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轻田租,什伍而税一”⑥等,由 是“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⑦。使农民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政府 所控制下的在籍人数也就大大增加了。
  第二,推行早婚,奖励生育汉高祖七年(前 200 年)下令“民产子,复 勿事二岁”⑧,惠帝六年(前 189 年)又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 五算”⑨。西汉政府还以户口是否增加作为对地方官政绩考核的主要依据,如 南阳太守召信臣因“户口增倍”①而升迁河南太守,即是一例。
  第三,加强户口管理西汉称户籍曰“名数”,当时登录“名数”主要依 靠严密的基层组织,即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一里,十里为一亭,十 亭为一乡;乡有三老:秩、啬夫和游徼,分别掌管全乡的教化、户口、诉讼、 赋役和禁盗贼;在县和道并专设户曹管理户籍和统计人口,每岁“仲秋之月, 县、道皆案户比民”②,然后汇总“岁尽遣使上计”③。
文、景时期(前 180—前 141 年),继续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进
一步“劝课农桑”和实行“轻徭薄赋”。文帝十三年(前 167 年)下诏“除 田之租税”④,免收天下农田租税十二年。丁男徭役减为“三年而一事”⑤, 算赋也由每年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⑥。开放山泽禁苑给贫民耕种,颁布赈贷鳏 寡孤独的法令等。景帝二年(前 155 年),“令田半租”⑦,即三十税一,并 成为汉朝定制。通过提倡农业,减免徭赋,农民负担减轻,社会相对安定, 农业生产大大发展,“谷至石数十钱,上下饶羡”⑧。



② 《史记》卷三○《平准书》。
③ 《汉书》卷一《高帝纪》下。
④ 《汉书》卷一《高帝纪》下。
⑤ 《汉书》卷一《高帝纪》下。
⑥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⑦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
⑧ 《汉书》卷一《高帝纪》下。
⑨ 《汉书》卷二《惠帝纪》。
① 《汉书》卷八九《召信臣传》。
② 《续汉书·礼仪志》。
③ 《续汉书·百官志》。
④ 《汉书》卷四《文帝纪》。
⑤ 《汉书》卷六四《贾捐之传》。
⑥ 《汉书》卷六四《贾捐之传》。
⑦ 《汉书》卷五《景帝纪》。
⑧ 《太平御览》卷三五时序部、卷八三七百谷部引桓谭《新论》。

  史载:“自孝惠至文、景,与民休息,六十余岁,民众大增,是以太仓 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⑨。由于“蓄积岁增,户口寖息”⑩,一改汉 初“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的旧观。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 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11)。随着社会经济
的恢复发展,“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 都鄙廪廋尽满,而府库余财”(12),人口上升达到汉代前期的高峰。
  《汉书》既无西汉前期的人口记录,《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及《汉 书·高祖功臣表》载有部分侯国初封及国除时的户数,其起讫时间基本上均 在第一阶段,可以反映本阶段人口增殖率的大致情况。如前面提到的高祖六 年(前 201 年)封文终侯萧何于南阳郡的鄼(今湖北均县东南)8,000 户, 文帝元年(前 179 年)增封 300 户,景帝二年(前 155 年)国除时增至 26,
000 户,年平均增长率达 25.5‰,这是增长率最高的侯国;又封懿侯灌婴于 颍川郡的颍阴(今河南许昌)5,000 户,文帝元年(179 年)增封 3,000 户,武帝元光元年(前 134 年)国除时增至 8,400 户,年平均增长率为 0.9
‰,这是增长率低的侯国,总计可考的二十三侯国年平均增长率约 13.5‰①。 第一阶段全国人口自然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10‰,七十二年间总人口约增加一 倍,从汉初的 1,800 万增至 3,600 万。
2.武帝中、后期(前 133—前 90 年)人口发展停滞时期
  武帝在汉朝前期文景之治经济繁荣,府库充盈的基础上,“外出四夷, 内兴功利”,先后对匈奴、西南夷、南越、东越、朝鲜和西域用兵,征伐不 已,每次战争投入兵力常达数万人以至数十万人,为转漕军粮,“千里负担 馈饷,率十余钟致一石”②,人力损耗巨大。武帝好大喜功,穷奢极侈,大兴 土木,广建宫观,“前乘秦岭,后越九峻,东薄河华,西涉岐雍,宫馆所历, 百有余区”③。多次大规模巡游,如北巡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南巡 过江,“舳舻千里”④,人力财力耗费不赀。
武帝以“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系断,奸轨不胜。??
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 四百七十二事”①,严刑杀戮,造成大批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为解决浩大开支, “以訾征赋,常取给贱民”②,将百姓口赋由每人每年二十钱加为二十三钱, 又将起征年龄从七岁提前为三岁③,“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④。在其统 治期间,有一半的年份遭受水、旱、蝗、地震等自然灾害,农民因灾致死的 记载史不绝书。如元光三年(132 年),“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




⑨ 《续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引《帝王世纪》。
⑩ 《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① 参见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页 19—23。
②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③ 班固:《西京赋》。
④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① 《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② 《盐铁论》卷三《未通》。
③ 《汉书》卷七《昭帝纪》天凤四年如淳注。
④ 《汉书》卷七二《贡禹传》。

淮泗”⑤,“泛郡十六”⑥,元鼎年间(前 116—前 111 年),关东连年受灾, “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⑦。持续的灾害,使人口大量损伤。
  《汉书》对武帝中、后期人口,累有“户口减半”的记载。如《汉书·五 行志》云:武帝“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承 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直至宣帝时期的夏侯胜, 仍慨叹武帝时“天下流离,物故者半”⑧。后世皇甫谧与杜佑均承袭以上说法, 谓孝武帝时“天下之众亦减半矣”⑨。根据前面的推论,武帝元光初人口为 3,
600 万,减半则仅剩下 1,800 万,这与实际情况是显然不符的。
  《汉书》虽不见武帝时期人口的记载,但如根据西汉前、后期人口增长 情况,仍不难推断武帝末年的人口数字。前已论及西汉前期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 10‰,西汉后期无论在社会的安定,吏治的清明等方面均不足与前期比 拟,倘若西汉后期人口增长率在 7‰,则武帝后元二年(前 87 年)时的人口 当在 3,200 万左右,才能使八十八年以后的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2 年)全 国户口数,达到《汉书》所记载的 5,900 多万。前面推论武帝元光初(前
134 年)人口为 3,600 万,则武帝中、后期,即自元光二年(前 133 年)至 后元元年(前 88 年)的四十五年间,实际人口仅减少了 400 万人,只减少了
11.1%,自不能称为“户口减半”。 史籍上所以有武帝中后期“户口减半”的记载,仍可从夏侯胜所谓:“百
姓流离,物故者半”一语中得到解答。在官府的苛重剥削下,人民相继脱籍
逃亡,如元封四年(前 107 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①, 脱离户籍者占流民总数的五分之一。再加上非流民中的脱籍者,实际脱籍人 数还要多。这些脱离户籍的人口,或隐匿于豪强地主门下,成为后者的荫户; 或流亡山泽被迫铤而走险,起义反抗。史称:“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 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色出,后亡者为 先亡者服事;录名数创于恶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多”②,未流亡的 人要承担已流亡者的赋税,更不胜负担,又造成新的逃亡,以致“盗贼”蜂 起,“不可称数”。天汉二年(前 99 年),武帝颁“沈命法”:“群盗起不 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 虽有盗弗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 匿,以避文法焉”③。武帝虽早已觉察到这一点,指责臣下:“今流民愈多, 计文不改”④,但他已无法改变所谓创于“恶吏”的“录名数”,在官方户口 统计上所造成的虚假现象。昭帝初重新核定户口时,由于“流民尚未尽还”⑤,



⑤ 《史记》卷二九《河渠书》。
⑥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⑦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⑧ 《汉书》卷七五《夏侯胜传》。
⑨ 《帝王世纪》:武帝“军征三十余岁,地方万里,天下之众亦减半矣”;《通典》:孝武帝“厉兵马以 攘戎狄,廓地遐广,征伐不休,十数年间,天下之众亦减半矣”。
① 《汉书》卷四六《石庆传》。
② 《盐铁论·未通》。
③ 《汉书》卷六○《酷吏传》。
④ 《汉书》卷四六《石庆传》。
⑤ 《汉书》卷六○《酷吏传》。

新核定的数字当远远低于原户籍的户口,“户口减半”一语,或即由此而来。
  3.武帝末年至平帝元始二年(前 89—公元 2 年)人口再度上升达于 最盛时期
  武帝晚年,由于长期的兴师暴众和严刑峻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南北 各地农民纷纷爆发起义。为挽救统治危机,被迫于征和四年(前 89 年)下轮 台罪己之诏,“悔征伐之事”①,表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
②,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用赵过为搜粟都尉,命推广“代田法”及耧车、 耦犁等先进的农业工具,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昭帝时,在霍光辅佐下,实 行荒年减免租税,赈贷粮食,以公田假赐人民等“轻徭薄赋,与民休息”③ 的政策,于是“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畜积”④,史称“始元、元凤之间, 匈奴和亲,百姓充实”⑤。
  宣帝即位后,继承昭帝的遗法,把都城和各郡国的苑囿、公田假给贫民 耕种,减免田赋,农业生产又有上升,连年丰稔,谷价降至每石五钱,达到 西汉以来的最低记录。汉宣帝被封建史家誉为“中兴之主”。在昭、宣统治 的近四十年间,武帝晚年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又逐渐改变并稳定下来,政 治比较清明,成为文、景之后的又一个好时期。人口发展又从停滞倒退走向 增长。
据《汉书·食货志》:“哀帝即位(前 6 年),??百姓訾富虽不及文
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⑥,《汉书·地理志》又谓“自高祖讫于孝平,民户 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 矣”,颜师古注:“汉之户口,当元始时最为殷盛,故志举以为数也”,未 确指元始何年,但根据“京兆尹”下注明为元始二年,历来史家即均以为元 始二年数⑦。事实上,班固本人对西汉户口极盛年代,前谓哀帝初,后谓平帝 元始初,即说法不一。
西汉自元帝以后,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土地兼并严重,阶级矛盾尖锐,
自然灾害频仍,农民起义不断发生,西汉王朝已由盛转衰。元帝时,在重压 加灾荒下,“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①。成 帝时“多赋敛徭役,兴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连属,百姓罢极,天下匮 竭”,因饥饿疾疫死于道路的“以百万数”②。哀帝时鲍宣概括了农民的处境 是:“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亡死而无一生”③,以致“部落鼓鸣”,“盗



①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②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
③ 《汉书》卷七《昭帝纪》赞。
④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⑤ 《汉书》卷七《昭帝纪》赞。
⑥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⑦ 《汉志》行政区划以元始年间为断,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侯国考》提出侯国以成帝元延年间(前 12—
前 9 年)为断。近周振鹤:《西汉诸侯王国封域变迁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 年 3、4 辑)则认为
《汉志》郡国区划均以元延年间为断。考虑到《汉志》体例不一,元始二年距元延年间相去仅十余年,姑 仍从旧说作元始二年数处理。
① 《汉书》卷七二《贡禹传》。
② 《汉书》卷八五《谷永传》。
③ 《汉书》卷七二《鲍宣传》。

贼横发”④。平帝继位时,年仅九岁,大司马王莽辅政,积极为篡权作准备, 就在元始二年夏,“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⑤,平帝下诏:“天下民訾不 满二万,及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租税”⑥。而《汉书·地理志》记载,是年 司隶、豫、冀、兖、青、徐各州所属郡国人口,无十万户以下者,显与平帝 诏书不合,很可能是王莽有意夸耀,为其代汉制造舆论。清人王鸣盛即认为 当时“户口之盛,必多增饰”⑦。哀、平年间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不可能是西 汉人口处于顶峰时期,正如王鸣盛所云:“盖取最后之籍以为定,不必以其 盛也”⑧。

二、对西汉人口的全面估计


  汉代有严密的户口制度,各郡国“岁尽遣吏上计”⑨,中央政府每年都能 掌握各郡国及其所属县、道、侯国的户口数,应该说,汉代的户口原始资料 是完备的,其户籍统计总的来说也还是较准确的。
  但是,《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元始二年(公元 2 年)的全国户口总 数,由于以下几种情况,并不能全面反映当时全国的实际人口数:
1.流民脱籍与豪强地主的隐匿户口
  按照汉时“户律”,人皆著籍,脱籍是非法的。“户律”原文虽已亡佚, 但从文帝时薄昭致书淮南王长所云:“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 皆有法”①,可见当时对户籍控制极严。但为逃避官府赋役而脱籍的流民,以 及在豪强地主荫附之下的农民,为数也仍然不少。《汉书》中累见有豪强地 主“侵渔小民”,“役使贫民”,“役使数千家”②的记载。如宣帝地节三年
(前 67 年)胶东国(今山东平度东南)流民自占达八万口③;黄龙元年(前
49 年)宣帝还下诏斥责地方官:“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 命令“御史察计簿,疑其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④。平帝元始年间,西 汉政权日趋腐败,豪强地主与朝廷之间争夺剥削对象的斗争日趋尖锐,户口 隐匿当更为普遍。
2.宗室、列侯另有名籍,其奴婢亦不入户籍
《续汉书·百官志》记载,汉代宗室专门有“宗室名籍”,郡国上计时, 另报“宗正”。刘昭注云:西汉“哀、平之际,刘氏遍于四海,宗正著录, 遂以万数”⑤,可见诸王均另有宗正著录。又《史记·高祖纪》:“利几者, 项氏之将。??高祖至雒阳,举通侯籍名之”,说明通(彻)侯亦自有籍。



④ 《汉书》卷七二《鲍宣传》。
⑤ 《汉书》卷一二《平帝纪》。
⑥ 《汉书》卷一二《平帝纪》。


⑧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五,元始户口条。
⑨ 《续汉书·百官志》五,州郡。刘昭注引卢植《礼注》曰:“计断九月,因秦以十月为正故”。
① 《汉书》卷四四《淮南厉王长传》。
② 《汉书》卷七六《王尊传》;卷七○《陈汤传》;卷九○《宁成传》等。
③ 《汉书》卷八《宣帝纪》。
④ 《汉书》卷八《宣帝纪》。
⑤ 《续汉书·百官志》五。

均不与编民为伍。
  汉成帝永始四年(前 13 年)诏:“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多畜奴婢”⑥。 其来源有“鬻子孙以偿责(债)”⑦自卖为奴者;有“为人略卖为奴”者⑧; 还有来自政府赏赐者,如宣帝一次赏给霍光奴婢一百七十人⑨。哀帝下诏臣下 议定私奴婢限额,有司乃条奏:“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 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①。倘根据哀帝时“吏 员自佐吏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②推算,其占有奴婢数当不少于 360 万,但实际上其中多越制者,如乐通侯栾大有僮千人③,元帝后王氏母家兄弟 五侯,各“僮奴千百数”④。
  西汉政府尚畜有官奴婢,其来源多系因罪犯而没入官者,如王莽时,“民 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以十万数”⑤;亦有政府向人民征募 而来者,如《汉书·食货志》云:“府库并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 复”。元帝时,御史大夫贡禹奏言,长安“诸官奴婢十余万人,戏游亡事”⑥, 又“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宦官奴婢三万 人,养马三十万匹”⑦,这些隶属于诸苑,归苑监管领的官奴婢,自不在编民 户籍之内。
以上可见,西汉时不入籍的官私奴婢,即使最保守的估计,其总数亦在
370 万以上。
3.西域都护管辖地区的户口未列入统计
  《汉书·西域传》:“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 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同传又说西域“哀、平间自相分割 为五十五国”,除大月氏、罽宾、乌弋山离、康居、安息等国外,其中属于 都护直接管辖的四十八国的户口数字均有明确的统计,包括人口最多的乌孙
12 万户、63 万口,人口最少的单桓国 27 户,194 口,总计 227,550 户,1,
286,679 口,相当全国户数的五十五分之一,口数的四十七分之一。 此外,西域有戊己校尉属下吏士 2,000 余人,轮台等地三校尉屯田士卒
3,000 人,伊循一都尉屯田士卒 1,000 人,渠犁田卒 1,500 人,车师田者
300 人,赤谷屯卒三校尉 3,000 人,总计西域都护所辖吏士戍卒一万余人。 又吏士戍卒多带有妻室儿女,加上家眷,其总人数可能在五万以上。
4.一部分少数民族户口未列入编户
西汉时州郡以外的边境少数民族,如大漠以北的匈奴、丁令、坚昆、呼 揭,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肃慎、夫余、鲜卑、乌桓、沃沮等,固不在国家的



⑥ 《西汉会要》卷四九《奴婢》。
⑦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⑧ 《汉书》卷三七《栾布传》。
⑨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
① 《汉书》卷一一《哀帝纪》。
② 《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
③ 《汉书》卷二五《郊祀志》上。
④ 《汉书》卷九八《元后传》。
⑤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
⑥ 《汉书》卷七二《贡禹传》。
⑦ 《三辅黄图》卷四“苑囿·三十六苑”条《汉仪》注。

编户之内,而西汉政权直接统治下的郡县地区内,也有一些少数民族未列入 国家的编户。如凉州金城郡境内居住在湟水流域的数十万羌人,即在编户之 外①,会稽郡的越人,“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②。既无封建租赋负担,也 就没有严密的户口登记。武帝于元封元年(前 110 年),在海南岛置珠崖(今 琼山东南)、儋耳(今儋县西北)两郡,有户 23,000③。以交趾各郡平均每
户 6.37 口计,有 146,510 人。昭帝始元五年(前 82 年),“罢儋耳郡并属 珠崖”,元帝初元元年(前 48 年)再罢珠崖郡时下诏:“民有慕义欲内属, 便处之,不欲,勿强”④,原两郡少数民族民户在脱离汉政权的直接统治后, 即未再列入编户。其他还有皖南、浙西山区的越人,西部的氐人、羌人,西 南的羌人,南方的蛮族、俚人等,也未列入西汉政府的统计之内。
  如将以上这些未列入国家统计的人口计算在内,则西汉时期全国的总人 口,估计当在 6,500 万以上。

三、东汉初人口的减耗与前期的回升

1.西汉末东汉初人口的严重损耗
西汉末年,统治集团日益荒淫腐朽,在“大兴徭役,重增赋敛”⑤下,
“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①,到了国库空 虚,民穷财尽的地步。新莽改制,由于法禁苛烦,使“富者不能自保,贫者 无以自存”,“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②。在对匈奴的战争中, “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③。西南攻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 六七,赋敛民财,什取五,益州虚耗”④。再加上伴之而来的饥荒疫疾,地皇 三年(22 年)夏,“蝗从东方来,蜚蔽天,??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饥 死者十七八”⑤,在青、徐等州,“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 中”⑥,建武二年(26 年)当赤眉军二次进入长安时,“三辅大饥,人相食, 城廓皆空,白骨蔽野”⑦,人口的严重损耗,使政府著籍的人口数字大大减少, 以致“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⑧。
刘秀初建东汉时,“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边陲萧条,靡有孑
遗,鄣塞破坏,亭队(隧)绝灭”⑨,所谓“户口减半”、“裁十二三”虽是 蠡测之词,并非确数,但在短短二、三十年间,人口损耗之重,下降幅度之



①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② 《史记》卷三○《平准书》。
③ 《汉书》卷六四下《贾捐之传》。
④ 《汉书》卷六四下《贾捐之传》。
① 《汉书》卷八五《谷永传》。
②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③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
④ 《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
⑤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
⑥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
⑦ 《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
⑧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⑨ 《续汉书·郡国志》五,刘昭注引应劭《汉官》。

大,却于此可见。
2.汉光武时期人口的缓慢恢复
  汉光武帝刘秀,为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其统治地位,采取了一些恢复生 产和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从建武二年(26 年)起,先后六次颁布解放奴隶, 三次禁止虐杀奴隶的诏令,规定“王莽时吏人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者”,以 及青、徐、益、凉等封建割据区域吏民“被略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⑩, 又曾两次下诏“出系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按其罪,见徒免为庶民”(11),
甚至对一般犯有死罪的,也减刑戍边。并一再发布赐爵命令,对于流亡在外 的流民,愿意重新定居入籍者,给予赐爵一级的优待,使大量流民回到土地 上来,从事生产劳动,成为政府的编户。
  刘秀还大规模组织军队屯田,以保证战争的供给。建武六年(30 年), 宣布恢复被王莽废除了的西汉“三十税一”的制度①。为节省开支,实行精兵 简政,下令“有郡国十,县、邑、道、侯国四百余所”,“吏职减损,十置 其一”;建武七年(31 年),又裁省郡国都尉,遣散地方军队,从而减轻人 民赋税、兵役及徭役的负担。以上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 人口的增殖。
  光武帝经过三十三年的努力,到他统治的最后一年,中元二年(57 年), 增加到户 4,279,634,口 21,007,820②。这是东汉时期最早的人口记录。 其户口数恢复到西汉时的三分之一以上。
3.明、章、和三朝人口的持续增长
  明、章、和帝时,继续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从明帝永平九年(66 年)到和帝元兴元年(105 年)的四十年间,东汉政府假民公田近二十次③, 即将国有的荒地、苑囿、山林、川泽租借给流民进行生产,贷给种子、食粮 和农具,并蠲免租赋三至五年,于是流民继续不断被安置到国有土地上来。 永平十二年(69 年),王景与王吴修治黄河、汴渠,河工告成后,明帝将“滨 渠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④,为了更妥善地安置流民,章帝建 初元年(76 年)诏令“流人欲归本者,郡县其实禀,令足还到,听过止官亭, 无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遗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⑤,大批脱籍流民 的重新著籍,使国家控制的人口数字显著地增加了。
这一时期,在生产技术上,由于牛耕和铁铧犁的普及,精耕细作的区种
法的推广,以及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时“通肥硗 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①,比《汉书·食货志》所记西汉的亩产量 高出一倍以上。为人口的增殖,提供了物质前提。
为奖励人口增殖,章帝元和二年(85 年)诏:“令云:‘人有产子者复, 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




⑩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
①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
② 《续汉书·郡国志》五注引《伏无忌记》。
③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卷三《章帝纪》,卷四《和帝纪》。
④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⑤ 《后汉书》卷三《章帝纪》。
① 《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

②;元和三年(86 年)诏:“其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禀给 如律”③,也起了促进人口增殖的作用。
明、章、和帝统治的五十年间,人口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持续增长。见表
10-1④:
表 10 — 1
年度 户数 口数 年平均增长率 光武帝中元 2 年( 57 年) 4 , 279 , 634 21 , 007 , 820 以本年为基数 明帝永平 18 年( 75 年) 5 , 860 , 573 34 , 125 , 021 27.3 ‰ 章帝章和 2 年( 88 年) 7 , 456 , 784 43 , 356 , 367 23.6 ‰ 和帝元兴元年( 105 年) 9 , 237 , 112 53 , 256 , 229 19.5 ‰

史称:“自中兴以来,逮于永元,虽颇有施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
岁增,辟土世广”⑤,人口处于不断上升之中。和帝元兴元年(105 年)增加
到 923 万余户,5,325 万余口,垦田面积达 732 万余顷,已恢复并接近西汉 末年的水平。

四、东汉后期(106—220 年)人口发展的停滞



  从殇帝延平元年(106 年)到献帝延康元年(220 年)的一百一十四年, 是东汉的后期,也是东汉王朝统治日趋腐败、没落,终至消亡的时期。在这 一时期的前一阶段,即殇、安、顺、冲、质诸帝统治的四十年间(106—146 年),东汉人口在最初八十年的迅速增长之后,又转入停滞状态。见表 10-2
①:
表 10-2

年度

安帝延光 4 年( 125 年)

户数

9 , 647 , 838
口数

48 , 690 , 789 年平均增长率(以 公元 57 年为基数)
12.4 ‰ 顺帝永和 5 年( 140 年) 9 , 698 , 630 49 , 150 , 220 10.2 ‰ 冲 帝 永 嘉 元 年 ( 145 年)③ 9 , 937 , 680 49 , 524 , 183 9.7 ‰ 质 帝 本 初 元 年 ( 146 年)④ 9 , 348 , 227 47 , 566 , 772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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