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译著



前言




(一)

王利器

  西汉昭帝刘弗陵始元六年(公元前 81 年)二月,召开盐、铁会议,这是 一次王道与霸道面对面斗争的会议(即儒家内部纯儒与杂儒的斗争的会议)。 召开这次会议的汉昭帝刘弗陵,自称“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 书》”①,是接受过儒家思想的。主持这次会议的丞相车千秋,“无他材能 术学”,是被匈奴单于讥讽为“妄一男子”②般的尊儒派。在以主张“公卿 大臣当用经术士”③,并“益重经术士,??以为群臣奏事东宫,太后省政, 宜知经术”④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为首的精心策划之下,召集了全国各地六 十多个“怀六艺之术”⑤的贤良、文学,藉论盐、铁为名,来“舒六艺之风”
⑥。这次会议是有鲜明的倾向性的。先是,有杜延年其人者,“见国家承武 帝奢侈军旅之后,数为大将军霍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退,宜修孝 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光纳其言。举贤良, 议罢酒榷、盐、铁,皆自延年发之。⑦”通过“宜修孝文时政”的决策之后, 于是召开这次会议的工作,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始元五年(公元前 82 年),六月诏:‘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
⑧”这批人,就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六十余人”。
第一种人是贤良。 贤良一科,是西汉王朝选拔封建统治工具的重要手段之一。《文选·策
秀才文·集注》:“《钞》曰:‘对策所兴,兴于前汉,谓文帝十五年诏举
天下贤良俊士,使之射策。’陆善经曰:‘汉武帝始立其科。’”又曰:“求 贤,谓求直谏,合有三通:一明国家之大体;二通人事之终始;三通正言直 谏者也。”即以汉武帝时期而言,汉武帝认为凡是思想上不符合封建统治的 需要,而“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都是不能入选的。董仲 舒,是被当时推之“为世纯儒”⑨,“为世儒宗”⑩的。
参加这次会议的贤良,全是由三辅、太常举拔来的。据《汉书·百官公
卿表》上:“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 144 年),更名太常,??诸陵县皆属焉。”《昭帝纪》元凤二年(公元前 79 年),如淳注:“太常主诸陵,别治其县。”又元凤六年(公元前 75 年), 应劭注:“太常掌诸陵园,皆徒天下豪富民以充实之,后悉为县。”是诸陵 所在之县,当时属太常,而且是“皆徙天下豪富民以充实之”的。到汉元帝 时,才分属三辅。《元帝纪》写道:“永光四年(公元前 40 年),冬,十月 乙丑,??诸陵分属三辅,??诏:‘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颜师 古注:“先是诸陵总属太常,今各依其地界属三辅。”这时诸陵还属太常, 因而以三辅、太常并称。他们选中三辅、太常的贤良,都是“天下豪富民”, 是他们最理想的代言人。《杂论篇》列举出席的代表人物有茂陵唐生,茂陵 当时属太常,这和始元五年的诏令是完全符合的。
  参加这次召对的贤良,在《汉书》唯一有传可查的,仅有魏相其人。由 于这次召对是对话和对策同时并行,《盐铁论》是对话记录,《汉书·公孙 田刘王杨蔡陈郑传赞》所谓“当时诘难,颇有其议文”是也。至于对策,则
《复古篇》言“陛下宣圣德,昭明光,令郡国贤良、文学之士,??册陈安 危利害之分”,《利议篇》言“诸生对册,殊路同归,??以故至今未决”,

《取下篇》言“于是遂罢议,止词”则明有对策之事也。对策即《取下篇》 之所谓“词”,是书面的,对话即《取下篇》之所谓“议”,是口头的,对 策盖未交到会议上论议,故其人其文不见于《盐铁论》。又由《利议篇》所 言“以故至今未决”,及《击之篇》言“前议公事”云云,则这次开会,日 子也不是暂短的。
  《汉书·魏相传》写道:“魏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人也,徙平陵。少 学《易》,为郡卒史,举贤良以对策高第为茂陵令。”《韩延寿传》载魏相 对策时较详,写道:“韩延寿,字长公,燕人也,徙杜陵。少为郡文学。父 义,为燕郎中,刺王之谋逆也,义谏而死,燕人闵之。是时,昭帝富于春秋, 大将军霍光持政,征郡国贤良、文学,问以得失。时魏相以文学对策,以为
‘赏罚所以劝善禁恶,政之本也。日者,燕王为无道,韩义出身强谏,为王 所杀。义无比干之亲,而蹈比干之节,宜显赏其子,以示天下,明为人臣之 义。’光纳其言,因擢延寿为谏大夫。”按《汉书·武五子·燕刺王旦传》: “郎中韩义等数谏旦,旦杀义等凡 15 人。会缾侯刘成知泽等谋,告之青州刺 史隽不疑,不疑收捕泽等以闻。”《隽不疑传》:“武帝崩,昭帝即位,而 齐孝王孙刘泽交结郡国豪杰谋反,欲先杀青州刺史不疑,发觉收捕,皆伏其 辜,擢为京兆尹。”《孝昭帝纪》迁不疑。不疑为京兆尹,在始元元年八月, 则韩义之死,当在是年八月以前,故魏相对策引以为说。魏相以贤良对策, 即指这次会议。相徙平陵,平陵正是太常属县,与《昭帝纪》言“其令三辅、 太常举贤良各二人”合,《韩延寿传》以为“时魏相以文学对策”,那是不 对的。据史所载,昭帝时“征郡国贤良、文学问以得失”,仅有这一次;因 之,可以断言,魏相就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平陵所举的贤良,而魏相又是学《易》 的,则贤良不仅在经济上是属于“天下豪富民”,而在思想上也属于儒家, 也是文献足征的。
第二种人是文学。
  和贤良一样,文学也是当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向上爬的阶梯。《荀子·王 制篇》指出:“虽庶人之子孙也,程文学,正身行,能属行礼义,则归之卿 相士大夫。”自从孔丘私设四科来传授门徒,其中就有文学这一科(11),这 是专门为研究儒家经典——即所谓“经术”而设立的。《论语·先进篇》皇 侃《义疏》引范宁曰:“文学,谓善先王典文。”范仲淹《选任贤能论》原 注写道:“文学,礼乐典章之谓也。(12)”二范释“文学”,是把它的本义 交代清楚了。孔丘门徒继承这个衣钵的是子游、子夏,《后汉书·徐防传》 载防上疏云:“《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 始于子夏。”很概括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自从春秋末期,奴隶制日益崩溃, 封建制日益兴起,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形成的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 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这两家在政治思想路线上,正如《汉书·艺 文志》所说的“各引一端”,“辟(譬)犹水火”的。
  自从有了文学——即后世之所谓儒家,这样的之人、之书、之术以后, 如《史记·汲郑列传》、《儒林列传》之所谓“文学儒者”,即指其人;如
《史记·李斯列传》、《儒林列传》、《汉书·司马迁传》之所谓“文学经 书”,即指其书;如《汉书·宣帝纪》、《张安世传》、《匡衡传》之所谓 “文学经术”,即指其术:都在其人、其书、其术之上,贴上“文学”的标 签。因之,颜师古在《汉书·西域传》下解释“为文学”道:“为文学,谓 学经书之人。”《史记·封禅书》写道:“诸儒生疾秦焚《诗》、《书》,

诛僇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这里所谓“秦焚《诗》、《书》,诛 僇文学”,就是“焚书坑儒”。由于秦代“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 而恶闻之”(13),从此以后,出现了“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 士,贵治狱之吏”(14)的局面。
  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封建政权之后,基本上“承秦之制”,班固指出他 “不修文学”(15)。当时之所谓“修文学”,犹后世之所谓“治经”,《淮 南子·精神篇》:“藏《诗》、《书》,修文学。”以“藏《诗》、《书》” 与“修文学”并举,则“修文学”之为专攻儒家经典,无可置疑。汉武帝刘 彻平定淮南、衡山叛乱以后,于元狩元年(公元前 128 年)四月下诏写道: “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攘,怵于邪说,而造篡弑。(16)” 总结这次叛乱,是由于“修文学,流货赂”,换言之,即诸侯王之搞叛乱, 是从破坏经济基础和占领文化阵地入手。这件事,在本书也有所反映。《晁 错篇》桑弘羊指出:“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 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 诛及宗族。”由此观之,则所谓“修文学”,就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因之, 在当时出现了“不爱文学”(17)、“以文学获罪”(18)的历史现象。在这次 会议上,桑弘羊舌战群儒,也严峻指出:“今文学言治则称尧、舜,道行则 言孔、墨,授之政则不达。怀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枉,道是而情非,衣 冠有以殊于乡曲,而实无以异于凡人。诸生所谓中直者,遭时蒙幸,备数适 然耳。殆非明举所谓,固未可与论治也。(19)”
(二)
  参加这次会议的 60 多个贤良、文学,他们都是“祖述仲尼”(20)的儒生, 除了心不离周公,口不离孔、孟之外,还宣扬当时“推明孔氏”(21)的董仲 舒的学术思想。董仲舒是向汉武帝建议要“盐、铁皆归于民”(22)的始作俑 者。他攻击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 十倍于古”(23);他在对策时,宣扬“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24)的儒家说教,反对“与民争利”(25),认为“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 利业,乃天理也。(26)”但他的所谓民,并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指的豪 门贵族和富商大贾。本书《禁耕篇》所谓:“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 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复古篇》所谓:“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 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正好是董仲舒的“为民请命”这一观点的注 脚。盐、铁会议一开场,贤良、文学、即主张:“今郡国有盐、铁、酒榷、 均输,与民争利??愿罢盐、铁、酒榷、均输。(27)”参加这次会议的那个 贤良魏相,得官之后,还一贯地“数条汉兴已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 董仲舒等所奏,请施行之。(28)”
  《错币篇》文学道:“夏忠,殷敬,周文。”这是本之董仲舒《对策》 的“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29),是宣扬董仲舒所倡言的“天之道,终 而后始”(30)的历史循环论。
  《复古篇》、《利议篇》、《执务篇》呼吁“复诸古而已”。这也是从 董仲舒那里继承下来的。董仲舒深深愤恨于今不如昔,写了一篇《士不遇赋》, 重申:“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末俗以辨诈而期通兮,真 士以耿介而自束。(31)”在《春秋繁露·楚庄王篇》写道:“《春秋》之于 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极力宣扬复古,反对易常。
《非鞅篇》文学攻击商鞅:“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这是董仲舒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说教的鹦鹉学舌。功利是有阶级性的。 桑弘羊指出“商君明于开塞之术,假当世之权,为秦致利成业,??举而有 利,动而有功,??功如丘山,名传后世”,充分肯定了商鞅所主张的功利 主义,不允许文学在这个问题上回黄转绿,更不允许他们借这个问题来指桑 骂槐。
  《未通篇》文学道:“古有大丧者,君三年不呼其门,通其孝道,遂其 哀戚之心也。”这是本之《春秋繁露·竹林篇》:“先王之制,有大丧者, 三年不呼其门,顺其志之不在事也。”这是提倡封建统治阶级鼓吹的“以孝 治天下”的虚伪道德。
《地广篇》文学道:“夫治国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这是本之
《春秋繁露·王道篇》:“《春秋》立义,??亲近以来远,故未有不先近 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
  《殊路篇》文学道:“宋殇公知孔父之贤而不早任,故身死。鲁庄公知 季有之贤,授之政晚而国乱。”这是本之《春秋繁露·精华篇》:“是故任 非其人而国家不倾者,自古至今,未尝闻也。故吾按《春秋》而观成败,乃 切悁悁于前世之兴亡也。任贤臣者,国家之兴也。夫智不足以知贤,无可奈 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乱危,其若是何邪?以庄公不知季 子贤邪?安知病将死召而授之以国政?以殇公为不知孔父贤邪?安知孔父 死,己必死,趋而救之?二主智皆足以知贤,而不决不能任,故鲁庄以危, 宋殇以弑。使庄公早用季子,而宋殇素任孔父,尚将兴邻国,岂直免弑哉? 此吾所以悁悁而悲者也。”这是为腐朽没落的奴隶主统治政权大唱挽歌,妄 图阻挡历史发展的车轮前进。
《水旱篇》贤良道:“周公载纪,??雨不破块,风不鸣条。”这是本
之董仲舒说的:“太平之世,则风不鸣条,开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块,润叶 津茎而已。(32)”葛洪所讥讽的“俗士云:‘今丹不及古丹之朗。’(33)” 就是这号人的写照。
当辩论涉及论灾问题时,“图穷而匕首现”,文学干脆抛出了“始江都
相董生推言阴阳,四时相继,父生之,子养之,母成之,子藏之”的唯心主 义阴阳之说。这是本之《春秋繁露·五行对篇》:“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曰:
‘《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何谓也?’对曰:‘天有五行,木
火土金水是也。??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 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子所养,其 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 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 者,天之经也。此之谓也。’”文学又说:“好行恶者,天报以祸,妖灾是 也。《春秋》曰:‘应是而有天灾。’”这是本之《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篇》: “《春秋》之法,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此谓幸国。”凌曙注认为: “变古有灾,复古可以救灾。”董仲舒之流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最高主宰, 不仅能够有意识地安排人们的命运,而且对人世间的一切活动也会有所反 应。他们说什么只要施行“仁政”,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而发生水旱 灾害,则是不行“仁政”的结果,宣扬“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藉以攻 击武帝之政不是“奉天法古”(34)。同时,也是为了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群 众,要“顺天安命”,服从统治阶级的摆布。恩格斯指出:“历史的‘有神 性’越大,它的非人性和牲畜性也就越大。(35)”深刻地揭露了这种“有神”

论的危害性。《执务篇》贤良说:“上不苛扰,下不烦劳,各修其业,各安 其性,则螟螣不生,而水旱不起。??人愁苦而怨思,上下恤理,则恶政行 而邪气作。邪气作则虫螟生而水旱起。”这也是董仲舒有言在先,《汉书·五 行志》中之下:“宣公十五年(公元前 692 年)冬,蝝生。??董仲舒、刘 向以为蝝,螟始生也。一曰,螟始生。是时,民患上力役,解于公田。宣是 时初税亩,税亩,就民田择其美者税其什一,乱先王制而为贪利,故应是而 蝝生,属臝虫之孽。”他们对于“初税亩”这样的经济制度大改革是不甘心 的,但事已无可奈何,只好诬蔑为“变古有灾”了。
  《论灾篇》在论到刑德先后问题时,文学更大肆贩卖阴阳五行之说,说 什么“天道好生恶杀,好赏恶罚。故使阳居于实而宣德施,阴藏于虚而为阳 佐辅。??故王者南面而听天下,背阴向阳,前德而后刑也。”这是本之董 仲舒《对策》: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 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生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 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春秋繁露·天辨人在篇》也说:“阴终岁四移而阳 常居实,非亲阳而疏阴,任德而远刑与?”董仲舒歪曲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的阴阳五行之说,把阴阳二气说得神乎其神,“若实若虚”(36),简直不可 捉摸。他认为“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37)” “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阳出而前,阴出而后,尊德而卑刑 之心见矣。(38)”他把阴阳二气作为表现天的恩德、刑罚的意志的工具。
《刑德篇》文学说:“《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这是本之《春秋
繁露·精华篇》:“《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罪,志邪者不待成, 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有《公羊·董 仲舒治狱》十六篇,《后汉书·应劭传》写道:“董仲舒作《春秋决狱》二 百三十二事。”王充《论衡·程材篇》写道:“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 合于《律》,无乖异者。”董仲舒为了篡改法治精神的本质,搞的这一套春 秋折狱,就是当时儒家者流所宣扬的“以经术润饰吏事”(39)的。
《刑德篇》文学又说:“夫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
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这是董仲舒《对策》“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翻 版。贤良、文学在这次会议上,大演其董仲舒借尸还魂的鬼戏,举凡这次会 议议题所涉及的范围,哪怕千头万绪般错综复杂,都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这正如董仲舒自己所说的那样,“遗毒余烈,至今未灭(40)”。毛泽东同志 指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曾经长 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41)”深刻地揭露了董仲舒这一反动 说教的阶级根源。正是由于董仲舒贩卖的这一套封建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 系,是为封建统治制造永恒性的理论根据,是为儒家思想“定于一尊”打好 基础,是长期束缚中国人民的极大绳索,从而延长了封建主义的统治,严重 地阻碍了社会发展的进程。
(三)
  杜延年向霍光献策,发动召开这次会议时,提出“宜修孝文时政”的口 号,——西汉王朝要推行王道之政的都提出这个口号,如汉元帝时贡禹提出 要“醇法太宗(即文帝)之治”(42),即其例证。——这是这次会议的要害 所在。经过他们精心策划,把调子定了下来,在会上,贤良、文学,把矛头 直接指向汉武帝。他们的手法是:第一,抬高文帝,贬低武帝。《非鞅》篇 文学说:“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见利
  
之所利也,而见其害也。”第二,直接攻击武帝,说得一无是处。《复古篇》 文学说:“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师旅数起,粮食不足,故立田官,置 钱,入谷射官,救急赡不给。”《刺复篇》文学说:“当公孙弘之时,人主 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谲 之谋进,荆、楚之士用,将帅或至封侯食邑,而 勀获者咸蒙厚赏,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 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磻溪熊罴之士隐。泾、渭选渠以通 漕运,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 弥多而为者徇私,上求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僣急之臣进,而见 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 杀显。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对武帝之政,进行了全 面攻击。“众口嚣嚣,不可胜听”(43)。对此,桑弘羊一针见血地指出:“文 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璋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 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禁御 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 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44)!这里,桑弘羊在针锋相对地评文 帝之政的同时,还对症下药,提出政权统一的根本问题。盐、铁是国家经济 的命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桑弘羊一再强调“总一盐、铁”(45),“总 盐、铁,一其用”(46),“人君统而守之则强”(47)。对汉武帝的施政方针, 作了权威性的说明。从此以后,一般对于汉文帝与汉武帝,或者说文、景与 武、宣,都认为是判若两途的。例如,班固《汉书·武帝纪赞》写道:“武 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 有加焉。”荀悦《前汉纪》卷二三写道:“孝武皇帝奢侈无限,穷兵极武, 百姓空竭,万民疲弊,当此之时,天下骚动,海内无聊,而孝文之业衰矣。”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记述这件事写道:“昭帝始元六年,秋,七月, 罢榷酤官,从贤良、文学之议也。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 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复文、景 之业焉。”在这些儒家者流的笔下,总是拿文、景来比武帝,而且总是把武 帝置于所谓“相形见绌”的地位。因之,当时只要提到这四代帝王,总是把 文、景联系在一起,武、宣联系在一起的。如《汉书·景帝纪赞》:“周云 成、康,汉言文、景。”又《哀帝纪赞》:“欲强主威,以则武、宣。”这 其间不同之处,汉宣帝训导太子刘奭的一席话,提供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的线 索。《汉书·元帝纪》写道:“立为太子,??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 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 何纯任儒生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 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宣帝直言不讳 地指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一个“杂”字,道出了问题 关键之所在。就是说,西汉王朝,从汉高帝到汉宣帝,不是纯用王道,也不 是纯用霸道,而是二者杂用之,不过有所犄轻犄重,从而呈现出差别罢了。 就拿文、景、武、宣四代来说吧,一般都认为文、景是行王道,武、宣是行 霸道,其实这是仅就局部现象而言,不是说文、景的一生就是纯正王道,而 武、宣的一生就是纯正霸道。这一层,北宋苏轼在《对策》中写道:“伏维
《制策》有‘推寻前世,深观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术而 海内虚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窃以为不然。孝文之所以为得者,是 儒术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尽者,是用儒之未纯也;而其所以为失者,是用

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贾谊之说,然后待大臣有礼,御诸侯有术;而至于 兴礼乐,系单于,则曰未暇;故曰儒术略用而未纯也。若夫用老之失,则有 之矣。始以区区之仁,怀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惩其罪, 则又从而杀之,用老之实,岂不过甚矣哉?且夫孝武亦可谓儒之主也,博延 方士而多兴妖祠,大兴宫室而甘心远略,此岂儒者教之?今有国者,徒知徇 其名而不考其实,见孝文之富殖,而以为老子之功,见孝武之虚耗,而以为 儒者之罪,则过矣。(48)”苏轼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之,同样地得出 了“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实”的结论。西汉王朝,从汉高帝到汉宣帝,基本 上是霸道占统治地位,政治路线相同,而政治艺术各异,因而政治生活呈现 出来差别。汲黯指出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49),汉武帝内外不一致 的作风,就是这个“杂”字交战于胸中的具体反映。又如汉宣帝自称“不明 六艺,郁于大道”(50),“好《申子·吾臣篇》”(51),“颇修武帝故事” (52),在骐麟阁画名臣图象,就是“著名宣帝之世”的儒者夏侯胜也不得入 选(53);但是,他又曾下诏说:“朕微眇时,故掖廷令张贺辅道朕躬,修文 学经术。(54)”自己承认受过儒家教育,而且对张贺念念不忘,感恩图报, 还封他的养子张彭祖为阳都侯(55)。又如汉文帝,除了贤良、文学的吹捧而 外,贡禹也曾大颂特颂“孝文之政”(56),大呼要“醇法太宗之治”;汉成 帝刘骜,有“文帝比德周文”(57)的说法。但是,《史记·礼书》说:“孝 文好道家之学。”《汉书·儒林传》说:“孝文本好刑名之言。”《风俗通 义·正失篇》说:“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经典释文·叙 录》说:“汉文帝、窦皇后好黄、老言。”所谓河上公者,还“亲以所注《老 子》授文帝”(58)。这些扑朔迷离的现象,只有从这个“杂”字去理解,才 能提其要而钩其玄。所谓“杂霸王道”云云,就是如何三七分的问题,有时 霸道占七分,法家路线就突出,有时王道占七分,儒家路线就突出。明乎此, 就无怪乎汉武帝于征和四年(公元前 89 年)拒绝桑弘羊轮台屯田的建议,而 “下诏深陈既往之悔”(59),只落得“空见蒲萄入汉家”(60),或者说“只 博葡萄入汉宫”(61)了。明乎此,更无怪乎在文、景、武、宣四朝之出现枭 鸾并栖、牛骥同槽的怪现象了。也只有明乎此,才能理解在这次会议进程中, 攻击武帝、颂扬文帝的场景,层出不穷了。
王霸之分(62),自来就是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集中表现。自从孟轲
指出“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63)以后,到了董仲舒更变本加厉说 “仲尼之门,五尺之童子,言羞称五伯,为其诈以成功,苟为而已矣,故不 足称大君子之门。(64)”西汉时期,王霸之争,在政治生活中作了彼伏此起 的拉锯战表演。扬雄《长杨赋》写道:“今朝廷纯仁遵道,显义并色,书林 圣风云靡,英华沈浮,洋溢八区,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谈王道者, 则樵夫笑之。(65)”这是西汉末期实行王道政治的写照。就在此时,斗争也 是十分激烈的,梅福写道:“至秦则不然,张诽谤之罔,以为汉驱除,倒持 泰阿,授楚其柄。故诚能勿失其柄,天下虽有不顺,莫敢触其锋,此孝武皇 帝所以辟地建功,为汉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选举之法,取 当世之士,犹察伯乐之图,求骐骥于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帝弃陈平 之过而获其谋,晋文召天王,齐桓用其仇,亡益于时,不顾顺逆,此所谓伯 道者也。一色成体谓之醇,白黑杂合谓之驳,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绪, 犹以乡饮酒之礼理军市也。(66)”这不过就用人路线从侧面反映出激烈的王 霸之争而已。更为突出的,就是对待杰出的政治家汉武帝,不仅遭到贾捐之

(67)、贡禹(68)、盖宽饶(69)、萧望之(70)等人,像贤良、文学一样,肆行 诋毁,而且还有儒生主张不为武帝立庙乐和废除其血食的。本始二年(公元
前 72 年)夏,四月,宣帝诏有司议孝武帝庙乐,在霍光为政的纵容包庇下, 一个为他提拔尊重的儒生夏侯胜,出来攻击武帝:“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 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 者过半,蝗虫大起,赤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 不宜为立庙乐。(71)”不过,汉宣帝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于是年“六月庚午, 尊孝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献。(72)” 应劭注:“宣帝复采《昭德》之舞为《盛德》舞,以尊世宗庙也。诸帝庙皆 常奏《文始》、《四时》、《五行》也。”尊武帝于诸帝之上,改《昭德》 舞为《盛德》舞,给武帝以最高荣誉,这是对武帝之政的坚决拥护。
  王霸之争,是西汉时期政治生活中的严峻现实,从而后世尚论汉事的, 一般都抓住这一要害,来表达其对汉代统治阶级的看法,张栻所谓“学者要 须先明王伯之辨,而后可论治体”(73) 是也。《御览》引《帝王世纪》玄晏 先生曰:“《礼》称至道以王,义道以霸。观汉祖之取天下也,遭秦世暴乱, 不阶尺士之资,不仅将相之柄,发迹泗亭,奋其智谋,羁勒英雄,鞭驱天下, 或以威服,或以德政,或以义成,或以权断,逆顺不常,霸王之道杂焉。” 薛道衡《隋高祖颂序》:“秦居闰位,任刑名为政本;汉执灵图,杂霸道而 为业。(74)”吴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秦任法律,汉杂霸道。 唐高宗李治问令狐德棻:“何者为王道霸道?又孰为先?”德棻对曰:“王 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已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术,汉则杂而行之,魏、 晋以下,王霸俱失。(75)”秦观《淮海集》卷七《法律》上:“唐、虞以后 有天下者,安危荣辱之所从,长久亟绝之所自,无不出于其所任之术,而所 任之术,大抵不过《诗》、《书》、法律二端而已。盖用《诗》、《书》者 三代也,纯用法律者秦也,《诗》、《书》、法律杂举而并用,选相本末, 递为名实者汉、唐也。”《诗》、《书》与法律,实即指儒家与法家而言。 程颢《明道先生文集》卷二《论王霸之辨》:“汉、唐之君有可称者,论其 人皆非先王之学,考其时则皆驳杂之政,乃以一曲之见,幸致小康,其创法 垂统,非可继于后世,皆不足用也。”释契嵩《镡津文集》卷六《问霸》: “汉氏曰‘吾家杂以王霸而天下治’,暂厚而终薄,少让而多诤。”张栻《汉 家杂霸》写道:“宣帝谓‘汉家杂伯’,故其所趋如此。然在汉家论之,盖 亦不易之论也。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为己利,??则其杂伯固有自来。 夫王道如精金美玉,岂容杂也?杂之,则是亦伯而已矣。文帝??亦杂于黄、 老、刑名,考其施设,动皆有术。??至于宣帝,则又伯之下者,威(桓)、 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76)”张居正《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 霸之辨》写道:“后世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谓之王道,终涉富 强,便云霸术;不知王霸之辨,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奚必仁义之为王, 富强之为霸也。(77)”王霸之分,方兴未艾,其实汉宣帝所举的一个“杂” 字,就全部道出了这个问题实质之所在。也就是说,汉家推行的是儒法合流, 刑德兼施的王霸杂用政治纲领。
(四)
  桑弘羊是杰出的政治家,他辅佐汉武帝“定大业之路,建不竭之本”, 作出巨大贡献。然而《汉书》却没有给他立传,以致他的业绩,只能从其他 有关资料的字里行间,找到一鳞半爪。
  
  本书《贫富篇》载:“大夫曰:‘余结发束修,年十三,幸得宿卫,给 事辇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这是桑弘羊 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 81 年)自己说的话。《汉书·食货志》下也说: “弘羊,洛阳贾人之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因此,只要把桑弘羊年十三 是哪一年确定下来,那就会把他的生年和享年弄清楚了。
  据有关史籍记载,在秦代就有幼年服官之事,如秦始皇时,甘罗年十二, 即出使赵国,还为上卿(78)。《仪礼·丧服传》贾公彦《疏》且有“甘罗十 二相秦”之说。在汉代,如《汉书·王尊传》载尊“年十三,求为狱小吏”。 又《翟方进传》载:“方进年十二三,失父孤学,给事太守府为小吏。”因 之,桑弘羊“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辇毂之下”,不足为奇。为啥当时服 官限年十三呢?这里有个旁证,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应劭《风俗通义》写道: “六宫采女凡数千人。案采者,择也,天子以岁八月遣中大夫与掖庭丞,相 率于洛阳乡中,阅视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长壮皎洁,有法相者, 因而载入后宫,故谓之采女也(79)”,在洛阳——汉代五都之一(80),童男 年十三选为郎,和童女十三选为采女,正是一例。宋荦《迎銮二纪》载荦年 十三,于清顺治四年(1647 年)即“入朝侍卫”(81),时代虽然晚了,但在 历史传统上是有一定内在联系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因此,可以初步地认为,桑弘羊当是在汉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 142 年)
以赀为郎的。《汉书·景帝纪》:“后元二年,五月诏:‘今訾算十以上乃 得宦,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82)不得宦,无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 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服虔注曰:“訾,万钱;算,百 二十六也。”应劭注曰:“古者,疾吏之贪,衣食足,知荣辱,限訾十算乃 得为吏。十算,十万也。贾人有财,不得为吏;廉士无訾,又不得宦;故减 訾四算得宦矣。”颜师古注曰:“‘訾’读与‘赀’同。”往常读《史记·平 准书》、《汉书·食货志》,看到前文记述了“天下已定,高祖乃令贾人不 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 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后文又出“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 南阳大冶,弘羊,雒阳贾人子,郑当时进言之。”总觉得这一突如其来之笔, 有点前言不搭后语,司马迁、班固都没有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以致疑团阵 阵,令人有百思不得其解之感。如今重新细绎汉景帝这个诏文,然后知道这 是汉景帝继惠帝、高后“弛商贾之律”之后,复开“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 为吏”之禁也。诏文明言“有市籍不得宦,无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嘛, 这实在是给商贾与廉士这两种人大开利禄之途的嚆矢。因此,桑弘羊才得于 此时“以赀为郎”,成为“市井子孙得仕宦为吏”的破天荒创举。因此,后 来郑当时才得根据这个诏令而向汉武帝进言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这些富 商大贾和市井之子孙的。因此,我们才有理由断定这个家多赀的洛阳商人子 桑弘羊是于汉景帝后二年“以赀为郎”的。《史记·张释之传》:“以訾为 骑郎。”《集解》:“如淳曰,‘《汉仪注》:訾五百万得为常侍郎。’(83)” 又《司马相如传》:“以訾为郎。”《正义》:“以赀财多得拜为郎。(84)” 桑弘羊之“幸得宿卫,给事辇毂之下”,盖亦以赀为常侍郎的。沈钦韩《汉 书疏证》以为“案其进盖入羊为郎之类。”而不知此乃“以赀”而非“入赀” 也。以赀是论其家财多少,入赀是“以财贾官”(85),本来是两码事,怎么 能混为一谈呢?《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侍中??散骑、中常侍,皆加 官。??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给事中亦加官。”应劭注曰:“入侍

天子,故曰侍中。”颜师古注“给事中”引《汉官解诂》云:“掌侍从左右, 无员,常侍中。”所谓侍中、散骑,中常侍、给事中,都非官职,《资治通 鉴》卷五五胡三省注所谓“给使令,未有爵秩者也”。当时,以“以赀为郎” 为进身之阶的,曾遭到董仲舒的攻击,《汉书·董仲舒传》载他的《对策》 写道:“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董仲舒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 所影射的;盖桑弘羊“以赀为郎”之后,通过宫中的因材教养,渐露头角, 呈现出卓绝的、善心计的才干,因而于年 18 时,由郑当时的推荐正式转入仕 途;董仲舒对策在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那时,桑弘羊已得官四年了
(说详后),这个高谈“正其谊不谋其利”的董仲舒,对于这些“言利事析 秋毫”(86)的市井之流,自然看不顺眼,要“辞而辟之”(87)了。
  侍中给使令,既未有爵秩,然桑弘羊自称“年十三??获禄受赐”,这 又怎样解释呢?我认为凡是“廪食县官”的,都叫做食禄。本书《错币篇》 写道:“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力耕篇》写道:“战士或不得禄。” 民可以禄使,战士可以得禄,当然可以“获禄受赐”。《周秦篇》文学不是 也说“今无行之人,??一日下蚕室,创未瘳,宿卫人主,出入宫殿,由得 受奉禄,食太官享赐”吗?这正是“宿卫人主”,“获禄受赐”的证明。
  年 18 即从事宦学,这也是汉家制度。《汉书·儒林传》:“太常择民年 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又《贾谊传》:“年十八,以能诵
《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才,召置门下。”又
《终军传》:“年十八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闻其有异材,召见军, 甚异之,与交结,军揖太守而去。至长安,上书言事,武帝异其文,拜为谒 者,给事中。”又《霍去病传》:“以皇后姐子,年十八为侍中。”又《萧 育传》:“陈咸最先进,年十八为左曹。”又《陈万年传》:“子咸,字子 康,年十八,以万年任为郎。”又《冯野王传》:“年十八,上书愿试守长 安令。”《风俗通义·过誉篇》:“五世公转换南阳,与东莱太守蔡伯起同 岁,次举其子,伯起自乞子瓒尚弱,而弟琰幸以成人,是岁举琰,明年复举 瓒。瓒年十四,未可见众,常称病,遣诣生交到十八,乃始出治剧平春长。 上书:‘臣甫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卫。’尚书劾奏:‘赠年受选,减年 避剧,请免瓒官。’诏书:‘左迁武当左尉。’”蔡瓒年“到十八,乃始出 治剧”,还想减年,“乞留宿卫”,其事虽与桑弘羊殊科,而其 18 减年,可 留宿卫,行年 18,才服官政,和终军之年 18 给事中,以及霍去病之年 18 侍 中,都和桑弘羊的经历,先后完全一样的。这里,还有一个和桑弘羊同时, 而其服官年限又完全相同的董偃,可资对勘。《汉书·东方朔传》写道:“始 董偃与母以卖珠为事,偃年 13,随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较好,主召见曰:
‘吾为母养之。’因留第中,教书计,相马、御、射,颇读传记。至年 18 而冠,出则执辔,入则侍内,当人温柔爱人,以主故,诸公接之,名称城中 曰董君。”从董偃的出身,我们得到很大的启发。董偃年 13,被馆陶公主留 在第中,教以书计及其他,至年 18 而冠,侍内,正好和桑弘羊的经历一样。 颜师古注“教书计”道:“计谓用数也。”《汉书·食货志》上写道:“八 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小事。”计数之事,正是当时童而习之的“小 学”课程。桑弘羊年 13 侍中,至武帝即位,在宫中得着因材施教的培养,突 出地表现出来是一个善心计的苗子,至年 18 而冠,适逢郑当时擢迁内史,认 定他是一个理想的理财家,同时又因为汉武帝“好少”(88)加以推荐,从此 桑弘羊就开始了“计数不离于前”的仕宦生涯。董仲舒《对策》所说的“圣

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汉武帝之于桑弘羊,正是这种 因人教养、因材器用的适例。本书《轻重篇》写道:“文学曰:‘大夫君以 心计,策国用,构诸侯。’御史曰:‘大夫君运筹策,建国用,??是以兵 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异口同声地承认桑弘羊在这方面作出的 贡献。汉武帝因材培养了商人家庭出身的桑弘羊,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同时, 又破格提拔了奴隶出身的卫青为大将军,——这就是《汉书·公孙弘卜式倪 宽传赞》所说的“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金楼子·杂记》下所 说的“大汉取士于奴仆”,让他们一个运筹帷幄,一个宣威沙漠,从而取得 抗击匈奴侵扰的伟大胜利,都是和汉武帝推行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 发于卒伍”(89)的用人唯贤的路线分不开的。然而,这也遭到儒家的反对。 皮日休《鹿门隐书》写道:“自汉至今,民产半入乎公者,其唯桑弘羊、孔 仅乎(90)!卫青、霍去病乎!设遇圣天子,吾知乎桑、孔不过乎贾竖,卫、 霍不过乎士伍。”在用人路线问题上,攻击汉武帝,说他不是什么“圣天子” 了。
  年 18,服官从政,汉代官制,诚如是矣;然而具体结合到桑弘羊时,是 否了无问题呢?答案也是完全肯定的。《汉书·食货志》下写道:“于是以 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而桑弘羊贵幸,咸阳齐之大煮盐, 孔仅南阳大冶,皆致产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黄震《古今纪要》二说: “郑当时,咸阳、孔仅、弘羊皆所荐。”《文献通考》十四引马廷銮也说: “时郑当时为大司农,以他日荐桑弘羊、咸阳、孔仅观之,益可疑也。”郑 当时之进言与董仲舒之对策,一个推荐“以赀为郎”的桑弘羊,一个诋毁包 括桑弘羊在内的“以赀为郎”之人,成了鲜明的对比,是统治阶级内部两条 路线斗争的表现。然则,郑当时之推荐桑弘羊在何时?其时,桑弘羊又是否 年正 18 呢?《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建元四年(公元前 137 年),江都 相郑当时为右内史。”据《郑当时传》,前此,“为鲁中尉,济南太守、江 都相”,都在郡国任职,无缘得向武帝推荐给事中而年方 18 之人,“至九卿 为古内史”(91),调至本朝供职,发现桑弘羊擅长心计,“言利事”,出色 当行,从而推荐他,桑弘羊才于建元四年正式转入仕途。这和宋荦所说的“入 朝侍卫,察试才能,授以任使”(92),正是“古今一体”了。荀悦《前汉纪》 十写道:“武帝建元四年,江都相陈人郑当时为内史,每候上问,未尝不言 天下长者,其推毂名士,常以为贤于己。”桑弘羊“善心计”,自然是在郑 当时推毂的“名士”之内了。建元四年,上距汉景帝后二年为五年,那时桑 弘羊年 13,再加 5 年,正是 18 岁;而景帝后二年下距召开这次会议的昭帝 始元六年,相去 62 年,与《贫富篇》所说的“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正 合。这样,则桑弘羊之行年出处,与有关资料,无不节节相符,丝丝入扣。 由是可见:桑弘羊年 13 侍中,为汉景帝后二年;被郑当时推荐,时年 18, 为汉武帝建元四年。准此以推,则桑弘羊实生于汉景帝二年(公元前 155 年), 自天汉元年(公元前 100 年)为大司农(93),时年 55,至后元二年(公元前
87 年)以搜粟都尉为御史大夫(94),时年 68,始元六年以御史大夫参加盐铁 会议,时年 74,前后执政将近 20 年,即本书《伐功篇》文学所说的“以搜 粟都尉为御史大夫,执政十有余年”,也就是《国疾篇》文学所说的“今公 卿处尊位,执天下之要,十有余年”。至元凤元年(公元前 80 年)被害,时
年 75。因之,桑弘羊的生卒年,当为生于汉景帝二年,卒于汉昭帝元凤元年, 享年 75 岁(公元前 155 年——公元前 80 年)。

(五)
  王充《论衡·案书篇》写道:“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 乃见:是故韩非之《四难》、桓宽之《盐铁》、君山《新论》之类也。”我 们认为是非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二论 相订”的论战中,唇枪舌剑,往返皆有理证,刀光剑影,令人目光缭乱,只 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去观察问题,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 把大是大非问题,弄得一清二楚,才能把那些封建地主阶级御用文人的伪善 面孔揭穿,让他们一个个地“儒不隐迹,墨无遁形”(95),才能把那些攻击 桑弘羊是甚么“蛊汉”(96)、“剥汉”(97),甚么“御史大夫民贼,贤良、 文学汝师”(98)这一类的谰言,彻底澄清。最后,让我们引用李卓吾的“唯 贤知贤”的两句话,作为这次论战的结论。李卓吾曰:“盐、铁不可废,(99)” 如“桑弘羊者不可少也。(100)”
(六)
先是 1958 年,余所撰《盐铁论校注》,交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1983 年,又以增订本交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今兹,中华书局又将此书收 入《新编诸子集成》;而吉林文史出版社前来商量,拟将全书注译,以满足 广大读者需要。乃由大儿贞珉,参考余旧著,翻译成此书,以应吉林文史出 版社之请,爰识其缘起于此。
九十年代第一个春节
晓传书斋老人识于北京

【注释】
①《汉书·昭帝纪》。
②《汉书·车千秋传》。
③《汉书·隽不疑传》。
④《汉书·夏侯胜传》。
⑤本书《刺复篇》。
⑥本书《杂论篇》。
⑦《汉书·杜延年传》。
⑧《汉书·昭帝纪》。
⑨《汉书·叙传》下。
⑩《汉书·刘向传》。 (11)《论语·先进篇》。 (12)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五。 (13)《汉书·董仲舒传》。 (14)《汉书·路温舒传》。 (15)《汉书·高帝纪》。 (16)《汉书·武帝纪》。 (17)《汉书·周勃传》,又《朱博传》。 (18)《汉书·万石君传》。 (19)本书《相刺篇》。 (20)本书《论儒篇》。 (21)《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赞》。 (22)《汉书·食货志》。 (23)《汉书·食货志》。
(24)《汉书·董仲舒传》。《春秋繁露》。《对胶西王篇》作“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 其功。”赵秉文《滏水集》卷十四《西汉论》:“或曰,元朔之政,多以仲舒发之。然此皆三代之文, 仲舒之言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又曰:‘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凡此皆 仲尼之心,三代之意也。”
(25)《汉书·董仲舒传》。 (26)《春秋繁露·度制篇》。 (27)《本书·本议篇》。 (28)《汉书·魏相传》。 (29)《汉书·董仲舒传》。 (30)《春秋繁露·阴阳终始篇》。 (31)见《艺文类聚》三○,《古文苑》。 (32)《西京杂记》下。 (33)《抱朴子》外篇《尚博》。 (34)《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
(35)恩格斯《英国现状——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第 651 页)
(36)《春秋繁露·天地阴阳篇》。 (37)《春秋繁露·阴阳义篇》。 (38)《春秋繁露·天道无二篇》。 (39)《汉书·循吏传序》。

(40)《汉书·董仲舒传》。 (41)《矛盾论》。 (42)《汉书·贡禹传》。 (43)本书《遵道篇》。 (44)本书《错币篇》。 (45)本书《复古篇》、又《轻重篇》。 (46)本书《水旱篇》。 (47)本书《刺权篇》。 (48)《东坡后集》卷十《御试制科策》。 (49)《汉书·汲黯传》。 (50)《汉书·宣帝纪》。
(51)《史记·张叔传·索引》、《汉书·元帝纪》注、又《张欧传》注、《太平御览》卷一一 二一引《刘向传》。
(52)《汉书·王吉传》。 (53)《汉书·苏武传》。 (54)《汉书·宣帝纪》、又《张安世传》。 (55)《汉书·宣帝纪》、又《张安世传》。 (56)《汉书·贡禹传》。 (57)《风俗通义·正失篇》。 (58)河上公《老子序》。
(59)《汉书·西域传》下。阿克敦《德荫堂集》卷八《宿乌鲁木齐》原注:“汉之轮台也。” (60)李颀《李颀集》(《唐人集》本)《古从军行》。 (61)黄璜《黄琢山房集》卷五《读汉书西域传后》。 (62)《荀子》、桓谭《新论》都有《王霸篇》。《荀子·王霸篇》、《韩诗外传》五、《淮南
子·缪称篇》都有“粹而王,驳而霸”之说。 (63)《孟子·梁惠王》上。 (64)《春秋繁露·对胶西王篇》、《汉书·董仲舒传》。 (65)《汉书·杨雄传》下、《文选》卷九。 (66)《汉书·梅福传》。
(67)《汉书·贾捐之传》。 (68)《汉书·贡禹传》。 (69)《汉书·盖宽饶传》。 (70)《汉书·萧望之传》。 (71)《汉书·夏侯胜传》。 (72)《汉书·夏侯胜传》。
(73)张栻《南轩先生文集》卷十六史论《汉家杂伯》。 (74)《隋书·薛道衡传》、《文苑英华》卷七十二。又《文苑英华》卷八四八引薛道衡《老氏
碑》亦有“秦居闰位,汉杂霸道”语。 (75)刘■《唐书》列传卷二三《令狐德棻传》。 (76)张栻《南轩先生文集》卷十六史论《汉家杂伯》。 (77)张居正《张太岳先生文集》卷三一。 (78)《战国策·秦策》下、《史记·甘茂传》。
(79)《文选》卷四九范蔚宗《皇后纪论》李善注、慧苑《华严经音义》卷上引。 (80)五都指当时的洛阳、邯郸、临淄、宛城、成都,王莽所立五均官的地方,商业挺繁盛,详

本书《通有篇》注释。 (81)宋荦《西陂类稿》卷四一。
(82)《汉书·何武传》:“武弟显,家有市籍,祖常不入县,数负其责。??武曰:‘以吾家 祖赋徭役,不为众先奉公,不亦宜乎。’”
(83)又见《汉书·张释之传》。 (84)又见《汉书·司马相如传》。 (85)本书《除狭篇》。 (86)《汉书·食货志》。 (87)《杨子法言·吾子篇》。
(88)《后汉书·张衡传》注、《北堂书钞》一四○、《文选》卷十五《思玄赋》注、《太平御 览》卷三八三、又七七四引班固《汉武故事》:上尝辇至郎署,见一老郎,鬓眉皓白,衣服不完,上 问曰:‘公何时为郎?何其老矣!’对曰:‘臣姓颜名驷,江都人也。文帝时为郎。’上问曰:‘何 不遇也?’驷曰:‘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又少;陛下即位,好少,臣已老。是以三世不 遇,故老于郎署。’上感其言,拜为会稽都尉。”
(89)《韩非子·显学篇》。 (90)此句下,疑脱一句和“其唯”二字。 (91)《汉书·郑当时传》。 (92)宋荦《西坡类稿》卷四一。 (93)《汉书·百官公卿表》下。 (94)《汉书·百官公卿表》下。 (95)江淹《江文通集·知己赋》。 (96)金蟠《盐铁论序》。 (97)宗稷辰《躬耻斋文钞》卷一《裕本》篇。
(98)刘克庄《后村先生集大全》卷二九《送明甫赴铜铅场》六言七首。 (99)李贽《史纲评要》卷八。 (100)李贽《藏书》卷十七《富国名臣总论》。

本议第一

  【题解】本,基本;议,讨论。“本议”就是这次会议所讨论的中心议题,指有关盐铁、均 输、酒榷等官营事业而言。


  惟始元六年①,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②。问民间所 疾苦。

【注释】
①惟,发语词。始元:汉昭帝刘弗陵的年号。始元六年:公元前 81 年。
②诏书:古代帝王发布的文告。丞相:秦汉时辅助皇帝执掌国政的官员,官位最高。这里指田 千秋。 御史:御史大夫,皇帝的秘书长兼管监察,副丞相的职务。这里指桑弘羊。贤良、文学:是汉 代选拔人才的科目之一。其中贤良是有功名的,但没有一定的官职。文学,统称读书人。
语:讨论。


【译文】
始元六年,汉昭帝发出诏书,让丞相、御史大夫和各地推选的贤良、文学讨论,询问民间的疾 苦。


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1),防淫佚之原(2),广道德之端(3),抑末利
而开仁义(4),毋示以利(5),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 铁、酒榷、均输(6),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7),成贪鄙之化(8)。是以百姓 就本者寡(9),趋末者众(10)。夫文繁则质衰(11),末盛则本方。末修则民淫, 本修则民悫(12)。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 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13)。

【注释】 (1)窃闻:私下听说。谦词。 (2)淫佚(y@):放纵享乐。原:根源。
(3)广:推广,发扬。 端:开端,本源。 (4)末利:经营工商业的利益。 (5)毋:不要。
(6)郡国:西汉承袭秦朝的郡县制,同时又分封诸侯国。郡和国合称为“郡国”,统指地方。盐、 铁:指盐、铁官营,始于元狩四年,即公元前 119 年。 酒榷(qu8):指酒类专卖,官酿官卖,禁止 私人酿酒,始于天汉三年,即公元前 98 年。均输:指均输法,即在全国各地设均输官,掌管运输、收 购物资、调剂有无,防止私商获取暴利。始于元鼎二年,即公元前 115 年,元封元年,即公元前 110 年全面推广。
(7)散:破坏。 敦厚:忠厚,朴,本质。 (8)贪鄙:贪婪卑鄙。 化:指风气。 (9)就:从事。 本:农业。 (10)趋:追求。
(11)文:外表。 质:本质。 (12)悫(qu8):诚朴,诚实俭朴。 (13)便:妥当。


【译文】
文学回答说:我们听说治理人民的方法,应该防止产生放纵享乐的根源,发扬人们固有的道德 因素,抑制工商之利而宣扬仁义,不要引导他们追求财利,这样,古代帝王的教化才能复兴,当今的 风俗才能改变。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推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均输法,与民争利。破坏了忠厚的本 质,形成了贪婪卑劣的风气。因此,老百姓务农的少了,热衷于工商业的多了。外表太华丽,就使本 质衰败;工商业兴盛,就会使农业衰落。工商业发展,老百姓就奢侈,农业发展,老百姓就诚朴。老 百姓诚朴,财用就富足,老百姓奢侈,饥寒就产生。希望废除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均输法,以便促 进农业,限制工商业,有利于发展农业,这才妥当。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1),数为寇暴于边鄙(2)。备之则劳中国之士(3); 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4),苦为虏所系获也(5),故修障塞(6), 饬烽隧(7),屯戍以备之(8)。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 蕃货长财(9),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 (10),使备塞乘城之士(11),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12)?罢之,不便也。

【注释】
(1)匈奴:指西汉时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当时处在奴隶制社会阶段。这里指匈奴奴隶主统 治者。不臣,不服从。
(2)数(shu^):屡次。寇暴:侵扰。边鄙:边境。 (3)中国:指中原地区。 (4)先帝:指汉武帝刘彻。哀:怜悯。 (5)虏:这里是对匈奴的轻蔑称呼。系获:俘虏,掠夺。 (6)障塞,边境险要处的城堡、要塞。
(7)饬:修整。烽燧(sh@):烽火燧烟。古代在边境上建筑高土台,发现敌情,白天放烟报警 叫“燧”,晚上举火报警叫“烽”。
(8)屯戍:屯田驻军以戍守边疆。 (9)蕃:繁殖,增加。 长(zhang),增加。 (10)执:守。执备,守备。 (11)备塞:守备边塞。 乘城:在城上防守。 (12)赡:供给。

【译文】
大夫说:匈奴背叛不服,屡次侵扰边境。防备它,就会使中原士兵很劳苦;不防备,他们又进 犯不止。先帝怜悯边境人民长期遭受祸害,苦于被匈奴虏掠,所以在边境建造城堡要塞,修整烽火台, 屯田驻军来防御敌人。因为边防费用不足,所以才实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均输法,增加国家的 财政收入,以补充边防经费。现在你们想要废除它,对内则使国库空虚,对外则使边防费用缺乏,让 守卫在边疆的战士挨冻受饿,国家用什么去供给他们呢?废除这些政策是很不妥当的。


  文学曰: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①。” 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②。畜仁义以风之③,广德 行以怀之④。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 者不阵⑤。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⑥。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 哉⑦?
  

【注释】ǐ
①语见《论语·季氏篇》。诸侯的封地称国,大夫的封地称家。
②这三句是《荀子·大略篇》语。
③畜:通蓄,蓄积。 风:作动词,教化的意思。
④广:推广。 怀:安抚。
⑤这几句话引自《春秋》庄公八年《谷梁传》。《汉书·刑法志》亦有此文,但三处都大同小 异。
⑥这两句话见《吕氏春秋·召类篇》。修:修明政治。庙堂:指朝廷。冲:战车。折冲,使敌
人的战车退回去,即制服敌人。还师:使敌人退乓。
⑦恶:何必。

【译文】
文学说:孔子说:“诸侯和大夫,不必担心土地少,而应担心分配不平均;不必担心财产贫乏, 而应担心不安分守己。”所以天子不谈论财富的多和少,诸侯不谈论利和害,大夫不谈论得和失。他 们都积蓄仁义去教化民众,推广仁德去安抚百姓。因此,近处的人都亲近归顺他们,远处的人也对他 们心悦诚服。所以,善于克敌制胜的人不必去打仗,善于打仗的人不必出动军队,善于统帅军队的人 不必排列阵式。只要在朝廷上修明政治,就可以使敌人不战而退。圣明的君主施行了仁政,就可以无 敌于天下,何必要什么费用呢?


  大夫曰:匈奴桀黠(1),擅恣入塞(2),犯厉中国(3),杀伐郡县朔方都尉 (4),甚悖逆不轨(5),宜诛讨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6),哀元元之未赡(7), 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8)。纵难被坚执锐(9),有北面复匈奴之志(10),又欲 罢盐、铁、均输,扰边用(11),损武略,无忧边之心,于其义未便也。

【注释】
(1)桀黠(xia):凶悍狡猾。 (2)擅恣:骄横放肆。入塞:侵入长城内地。古代称长城为紫塞,即谓红土筑成的塞垣。 (3)犯厉:侵犯。 (4)朔方:汉武帝所立郡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西北,是抗击匈奴入侵的前线据点之一。
都尉:武官名,这里泛指地方官吏。 (5)悖逆:叛逆作乱。 不轨:不法。
(6)陛下:对国王或皇帝的敬称。这里指汉昭帝刘弗陵。 垂:施。 (7)元元:老百姓。
(8)暴(p)):同“曝”,即曝露。
(9)难:原作“然”,今据杨树达说改。 被坚执锐:身穿坚甲,手执武器。 (10)复:报复,抗击。 (11)扰:原作“忧”,涉下文“忧边”而误,今改。扰,干扰。

【译文】
大夫说:匈奴凶悍狡猾,骄横放肆,侵入长城内地,侵犯中原,杀害我朔方等郡县的官吏,叛 逆作乱,图谋不轨,早就该出兵去讨伐了。皇帝大施恩惠,既怜惜百姓生活不富足,又不忍心将士们 证战于荒野之中。你们这些人既然很难有身披铠甲、手执武器到北方去抗击匈奴的志气,却又想废除 盐铁官营和均输法,破坏边防军费的供应,损害国家的战备计划,毫无忧虑边境安危之心,这在道理

上是很不妥当的。


  文学曰: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既来之,则安之①。”今废道德而任兵革②,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 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立 盐、铁,始张利官以给之③,非长策也。故以罢之为便也。

【注释】
①语见《论语·季氏篇》。
②任:用。 兵革:武器,盔甲。这里指军队、武力。
③张:设立。利官:主管财利之官,指盐官、铁官、均输官等。

【译文】
文学说:古时候崇尚以德服人而鄙视武力征服。孔子说:“远方的人不肯归服,就修治礼乐德 政招他们来。已经来了,就使他们安心住下。”现在废弃道德而任用武力,出兵去攻打他们,屯田驻 军来防备他们,长期陈兵于外,无休无止地转辗运输粮食,使边境的将士在外挨饿受冻,百姓在国内 劳苦备战。实行盐铁官营,设置掌管财利的官吏来供给边防费用,这决不是长久之计。所以,还是把 这些废除为好。


  大夫曰: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①, 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变,使 民不倦。②”故工不出,则农用乏③;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 殖④;宝货绝,则财用匮⑤。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⑥。罢 之,不便也。

【注释】
①市朝:集市,市场。一其求:统一解决需要。
②引文见《易·系辞》。
③出:发展。乏:原作“乖”,卢文弨引《大典》本,明初本、华氏活字本作“乏”,《意林》 三、《通典》十一、《通考》二○、《盐政志》引都作“乏”,今据改正。
④殖:繁殖,即增产。
⑤匮(ku@):缺乏,不足。
⑥委财:积压的财物。调缓急:调济急需的意思。缓急,这里是偏义复词,只用“急”的意思。

【译文】
大夫说:古代建立国家的人,开辟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的途径,沟通物资有无。通过市场统一解 决各方面的需求,招来四方百姓,聚集各种货物,使农民、商人,工匠都能在这里得到各自所需的东 西,互相交换之后便各自回去。《易经》上说:“交流产品,互通有无,这样就可以使老百姓努力生 产。”因此,手工业不发展,农具就缺乏;商业不发展,物资就不能流通。农具缺乏,粮食就不能增 产;物资不流通,政府财政就困难。所以实行盐铁官营和均输法,正是为了流通积压的货物,供给急 切的需要,废除它,是不行的。


  文学曰:夫导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 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老子》曰:“贫国若有余①。”非多
  
财也,嗜欲众而民躁也②。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礼义防民欲,实菽粟货财
③。市,商不通无用之物,工不作无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郁滞,工所以备器 械,非治国之本务也。

【注释】
①今本《老子》无此语。《老子》,古代道家的著作,相传是老聃(dan)作的,又名《道德经》。
②躁:焦急不安,这里指急于求利。
③实,充实。 菽(sh&):豆类。粟:小米。“菽粟”,指粮食。

【译文】
文学说:用仁德教导百姓,百姓就会变得敦厚;用财利引诱百姓,风俗就会变得鄙薄,风俗鄙 薄,百姓就违背仁义而追求财利,追求财利,百姓就奔走往来于道路上和集市中。《老子》上说:“贫 穷的国家似乎有多余的财富。”其实并非如此,而是百姓欲望太多,急于求利的缘故。因此,高明的 执政者重视农业,抑制工商业,用礼义来防止百姓的贪欲,以充实粮食和货财。在集市上,商人不贩 卖无用的货物,工匠不生产无用的器具。所以,商业只是用来流通积压的货物,手工业只是生产各种 用具,它们都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事业。


  大夫曰:《管子》云:“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 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①。”陇、蜀之丹漆旄羽②,荆、 扬之皮革骨象③,江南之柟梓竹箭④,燕、齐之鱼盐旃裘⑤,兖、豫之漆丝 絺纻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⑦, 以通川谷,服牛驾马⑧,以达陵陆⑨;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⑩。 是以先帝建铁官以赡农用,开均输以足民财;盐、铁、均输,万民所戴仰而 取给者,罢之,不便也。


【注释】
①今本《管子》无此引文。
②陇:汉陇西郡,今甘肃省一带。蜀:汉蜀郡,今四川省一带。丹:朱砂。 旄(mao):牦牛 尾。
③荆:今湖北省一带。扬:今安徽、江苏等省部分地区。骨象:兽骨、象牙。
④柟(nan),同“楠”,即楠木。梓(z0):梓木。箭:箭竹,杆细而硬,可做箭杆。
⑤燕齐:战国时国名。燕,今河北省北部一带。齐,今山东省北部一带。 旃(zhan):同“毡”,
即毡子。裘:皮袄。
⑥兖(yan):兖州,今山东省西南部及河南东部。豫:豫州,今河南省一带。絺(ch9):细 葛布。纻(zh)),纻麻织成的布。
⑦楫(j0):船桨。
⑧服:使用,驾御。
⑨陵:丘陵。 陆:平地。
⑩交:流通。 庶物:各种各样的货物

【译文】
大夫说:《管子》上说:“国家有肥沃富饶的土地,而百姓还吃不饱,是由于生产工具不完善; 有山林大海出产的各种物品,而百姓仍然经济不富裕,是由于工商业不发达。”陇、蜀两郡的朱砂、 大漆、牦牛尾和鸟羽,荆、扬两州的皮革、兽骨和象牙,江南的楠木、梓木和毛竹、箭竹,燕、齐两

地的鱼、盐、毡子和皮袄,兖州、豫州出产的漆、丝、葛布和麻布,都是人们养生送死的必需品。这 些东西,都是要靠商业来流通,靠工匠来制作。所以,圣人制造船、桨,通行于江河峡谷,驾御牛马, 通行于山陵内陆;甚至到达边远地区,深入穷乡僻壤,为的是流通各种货物,便利百姓。所以,武帝 设置铁官,以供应农业需要的用具,实行均输,使百姓富裕;盐铁、均输政策是全国人民所拥戴并赖 以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废除它,是不行的。


  文学曰: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有山海之 货而民不足于财者,不务民用而淫巧众也(1)。故川原不能实漏卮(2),山海 不能赡溪壑(3)。是以盘庚萃居(4),舜藏黄金(5),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6), 所以遏贪鄙之俗而醇至诚之风也(7)。排困市井(8),防塞利门(9),而民犹为 非也,况上之为利乎?《传》曰:“诸侯好利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士贪,士 贪则庶人盗(10)。”是开利孔为民罪梯也(11)。

【注释】 (1)淫巧:过于精巧的物品,指奢侈品。 (2)漏卮(zh9):有漏洞的酒杯。 (3)壑:山谷。
(4)盘庚:商朝的国王。萃:草。盘庚曾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初到时,居住茅屋,所以叫 “萃居”。
(5)舜:古代传说中的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领袖。舜藏黄金,见《淮南子·泰族训》。传说舜把 黄金(即铜)藏到深山里,目的在于堵塞人民的贪财之心。
(6)高帝:指汉高祖刘邦。为了打击商人,刘邦曾下令,商人不得穿丝绸、乘车,租税也很重。 后来又规定商人子弟不得做官。
(7)遏:遏制,制止。 醇(ch(n):纯正,培养。 (8)排困:排斥,抑制。市井:本指商人做买卖的地方,这里指商人。 (9)防塞:堵塞,杜绝。利门:求利的门路。 (10)文见《说苑·贵德篇》。但文有异。 (11)利孔:谋利的门路。罪梯:犯罪的阶梯。

【译文】
文学说:国家有肥沃富饶的土地,而百姓还吃不饱,是由于工商业兴盛而农业荒废的缘故;有 山林大海出产的各种财货,而百姓仍然不富裕,是由于不努力生产人们的必需品,而制作了过多的奢 侈品的缘故。所以,大河的水也装不满漏的酒器,山林大海所产的丰富财货也填不满深沟峡谷。因此, 盘庚住茅屋,舜藏起黄金,高帝禁止商人做官,为的是遏止贪鄙的习俗,培养人们诚朴的风气。抑制 商人,堵塞求利的门路,尚且还有人为非作歹,更何况朝廷带头牟利呢?《公羊传》上说:“诸侯好 利,大夫就卑鄙;大夫卑鄙,士就贪财;士贪财,老百姓就要偷盗。”这就是打开了求利的门路,给 人们提供了犯罪的阶梯。


  大夫曰: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①,往来烦杂,物多苦恶②,或 不偿其费。故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 师③,以笼货物④。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⑤,商贾无所贸利⑥, 故曰平准⑦。平准则民不失职⑧,均输则民齐劳逸⑨。故平准、均输所以平 万物而便百姓,非开孔利为民罪梯者也。
  
【注释】
①贡输:把特产运送到京师里,进贡给中央。
②苦恶:指东西质量粗劣。
③委府:仓库。
④笼:收归国有的意思。
⑤县官:指朝廷、政府。实:实物。
⑥贸利:下文作“侔利”,《史记》、《汉书》皆作“牟利”,都是旧社会投机商哄抬物价, 牟取暴利的意思。
⑦平准:平定物价。这里指平衡物价的政策。
⑧失职:失业。
⑨齐劳逸:劳逸均衡。

【译文】
大夫说:过去各地诸侯,把本地特产作为贡物运到京城,往来既麻烦又困难,货物大多数很粗 劣,有的东西的价值还不够抵偿它的运费。因此,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来帮助运输,便利于远方交 纳贡物,所以叫做均输。在京城设立仓库,用来收购和贮存货物,物价贱时就买进,物价贵时就卖出。 因此,政府手里掌握着实物,商人不能牟取暴利,所以叫做平准。实行平准,百姓就能各安其业;实 行均输,百姓的劳逸就均衡得当。所以,平准、均输是为了平抑物价而方便百姓,决不是打开牟利的 门路而成为人们犯罪的阶梯。


  文学曰:古者之赋税于民也,因其所工(1),不求所拙(2)。农人纳其获, 女工效其功(3)。今释其所有(4),责其所无(5)。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 问者(6),郡国或令民作布絮(7),吏恣留难(8),与之为市(9)。吏之所入, 非独齐、阿之缣(10),蜀、汉之布也(11),亦民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12), 农民重苦(13),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14),阖门擅市(15), 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16)。腾跃,则商贾侔利。自市(17),则 吏容奸(18)。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19),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20), 未见准之平也。盖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万物也。
盐铁论译著的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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